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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李斯韩非]韩非和李斯
韩非和李斯
韩非与李斯的恩怨，数千年来一直是人们喜欢纠结的公案。大概是因为其中有很多现实生活------历朝历代的现实生活-----的折射所以才如此“脍炙人口”吧。其结论异常的简单：李斯因为担心自己向来憧憬的仕途和富贵而不顾同门之情，不仅在秦王面前恶语相谗而且用药赐死韩非。其人性之恶劣，道德之败坏，让人作呕。
然而，这样简单的结论让人简单到无法相信可以适应于那样复杂和漫长的人生。即使是我们这样的俗人都可以明断“其中”的是非。以韩非和李斯的学问和修养岂会不明智到如此的境地：一个到了外国置自己外交使命于不顾，大谈存留自己祖国的“利”处，一个背着千古骂名一定要治自己的同学于死地……这样的两个俗人，如何做的未来历史中让人回味无穷的大事业？
而且这个说法的本身即有许多令人怀疑的地方。
第一，李斯嫉妒韩非的才学，怕他在秦始皇面前得宠，而抢走自己的位置，不能继续飞黄腾达，荣华富贵。这个说法需要商榷。其时的李斯在秦国并不是什么显要。李斯初入秦在吕不韦为秦相之后，所以才有李斯为吕氏门下的一段经历。吕不韦之败在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其后五年，秦灭韩，又十年左右，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期间的丞相无考，吕不韦之后发达的人物有不少，李斯也是其中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斯当时不是秦国的丞相。因为在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刚统一的秦国的丞相是卫绾，李斯那时不过是廷尉。而且是跟卫绾不同的意见，估计这算是一种争执。当韩非入秦之年，为始皇十四年（前233年），远在统一完成之后前十余年，十余年之后的李斯仍然不能位极人臣，可以想见十余年前，李斯的官职也不是很显赫，虽然他的“蚕食”政策为始皇所采用，大概也只是始皇对于才俊的一种特殊赏识。因此这个时候的李斯实在犯不着穷奢极欲的排斥异己，更多的应该是好好表现给秦王看，即使他要排斥异己也犯不着针对着刚到秦国的自己的同学，而应该是秦国内部的政客。
第二，当日所谓“陷害”韩非的并不是只有李斯，史上留下名字的还有一个姚贾。姚贾何许人也？姚贾是拿着秦始皇的钱去离间诸侯的说客，可能是纵横家的一员，而这个政策大概是应侯范睢政策的继续和演变。韩非上书秦王正是“恶毒”的攻击了姚贾。然后姚贾又反唇相讥，李斯正是在这时添油加醋，成就了陷害韩非这个悠久到不能磨灭的名声。但是韩非并没有说李斯的坏话，而是说姚贾的奸诈狡獗，则史书上所谓：“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恐怕多是姚贾主之，李斯可能只是从犯。
但是李斯为何会帮助一位佞臣来攻击与自己并无利害而又颇有感情渊源的老同学韩非呢？
鄙见以为这是关系秦政治的内部集团与阶级互为牵扯利益的原因，而绝非李斯与韩非私人恩怨所可以导致。李斯和韩非是这件经典大案的当事人，当然脱不了干系，但如果以此而夸大其中二人之一人的责任恐怕也不能让地下之先贤可以心服。
政治从来就是一件看似简单实际却很复杂的事。
韩非是韩国的王族成员，早已经被注定与政治结缘。李斯是荀门的高弟，一心要功成名就，在自己值得纪念的年华里亲身经历了秦国的崛起和强大。可是二人毕竟是历史中的人物，有许多自己根本无法决定又不可改变的东西。被历史主宰也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事。比如，秦人的政治传统。
秦人的政治传统有过几次变化，但不是本文的重点，可以忽略。所要说的是：在韩非李斯的时代，掌握秦国政治的是法家传统派（关于法家分派请见拙文《先秦法家史略之结论》http://panxinghan.blog.sohu.com/85312168.html），这是自应侯范睢以来相对稳定的一段，而其重臣如昌平君、文信侯吕不韦、王龁、蒙骜、王翦、桓齮、杨端和等，当然还有本案的主人公之一李斯，都是昭襄王后期以后才崛起的，也就是在范睢相国之后，且是长久的主持着秦国的朝政大局(直到秦始皇完成统一，前后约五十年)，期间虽然有一个“天下第一丑男子”蔡泽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将应侯的丞相地位扳倒，但自己也只不过当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有一位“传说中的”孟尝君也曾染指过秦人的丞相大位，然而最后避难狼狈的需要“鸡鸣狗盗”之士来解救。还有一位“传奇”的长信侯嫪毐，富贵的出奇，嚣张的也出奇，倒霉的还是出奇，尚没有成为权臣就被消灭了。可见这一时期的秦人政治是法家传统派一直吝啬的把持着不容任何“编外人士”染指。至于吕不韦，大概是因为晚年想法多了，试图改革这种法家传统派一家主政的局面，他编的那部《吕氏春秋》是很不喜欢法家的，是很崇尚儒家的，（参看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批判》）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和秦始皇反目成仇，客死他乡，而这又证明了秦人的法家传统派是何等的强势。
李斯正是在这个时期入秦并参与秦人政治的。他初入秦时即投奔文信侯吕不韦恐怕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大概当时法家传统派的领袖之一即是文信侯，李斯是法家的大师，当然要找一位“志同道合”的人做自己事业的基石。虽然职位卑微，却好在有了些许希望，吕不韦的倒台对于强大的法家传统派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但对于李斯来说或许还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著名的《谏逐客书》便是李斯对这个机会的把握，使得籍籍无名的他一下子就亲密接触到了高高在上的秦王政。
就在这之后不久，韩非入秦了。同样是荀子学生的法家大师韩国公子韩非是对秦政治和历史有着深刻了解的。他岂会不知道此时秦人政治的主流是法家传统派？他又岂不知道他的同学李斯在秦是将要“游刃有余”的潜力股？韩非入秦因为其外国使节的身份可以面见秦王，在这次对话中，可以推测的是：韩非不仅做了外交上的工作-----这就是《存韩》，一定还与秦王，后来的始皇帝，嬴政，探讨到了有关法家和秦国政治的学术问题。而这一点恐怕正是韩非不得不死秦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秦王何以那般得意“韩非子”学说的一个有力的推测。
韩非从学于先秦时代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荀子，这正是法家传统派的渊源。而成长于久受法家纯粹派浸染的韩国。因此韩非绝对有可能有一个法家学派中无可媲美的理想，这就是综合法家传统派与纯粹派之分歧，建立一个强力的同一的法家学派，以与先秦其他的诸子百家争鸣，尤其是学术上极为嚣张的儒家和墨家。这是先秦法家中高瞻远瞩的策划，是超越时代的先见，是可以为同样超越时代的秦王嬴政所能够理解和支持的，而也是当时包括李斯在内主持秦国政治的法家传统派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参见拙文《先秦法家史略之结论》）。李斯以为自己不如韩非的地方正在此，秦王政得意韩非的地方也在此，法家传统派担忧的地方同样在此。
因此，虽然韩非并没有在秦王面前言李斯之是非，也没有批评法家传统派主导的秦国政治，只是痛骂了势力佞臣姚贾，深情的演讲了存留韩国对于秦国一统事业的好处。却仍然不能为强大的法家传统派所容，姚贾是先锋，李斯是前台的执行者。因为韩非给秦人所带来的影响是给雄才伟略的秦王嬴政提供了改革秦国自孝公以来的法家政治传统的可能性和选择性，而其改革的对象即是几乎不可一世的范睢以后李斯亦在其中的法家传统派。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在区区同学之情面前，李斯不得不被迫选择自己信仰的文化和承载这个信仰的文化集团----法家传统派。吕不韦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一向精明的李斯是不会重蹈覆辙的。
而且，即使李斯不杀韩非，韩非直接得罪的姚贾之流也不会放过韩非，即使李斯、姚贾不害韩非，二人背后强大的法家传统派集团也必然要置韩非于死地而后快。
历史正是这样演进的，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年），韩非在秦下狱，当时的秦王政是知道这件事的，但是无力改变，这自然也是因为主政的法家传统派的压力，况且秦王政本来就与此派集团关系密切。
奇怪的是韩非竟然屡次上书欲陈己怨。以韩非之学术修养，他不会不知道这些都是徒劳，以当时的形势，他一定也明白法家传统派，即使此派中还有一位老相识的李斯，都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太史公司马迁也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大概也是在怀疑这点吧？！
不久，李斯给韩非送去了毒药。这一段，很有想象的空间，可惜历史并没有更多的记载，依我想来，当年同窗共学彼此深刻了解的二人见面之后那种复杂的情感恐怕有如生死之交的再度重逢一般，当李斯命狱吏推开狱门的那一刻，当韩非在狱中见到老同学的那一刻，当李斯掏出毒药无奈的摆在韩非面前的那一刻……或许不需要语言，也或许李斯的这个举动是当时让韩非可以解脱的最好的选择……那一刻，他们二人，真的不需要语言……
篇二:[李斯韩非]读韩非子与李斯
读韩非子与李斯
(2008-11-21 18:19:39)
标签：
五蠹
西谚
恒河沙数
侠者
李斯
杂谈
分类： 像唐诗一样生活
夜读韩非，日览史记，在历史的缝隙里窥视，总让人不忍释卷，惊悚莫名！
韩非，韩国贵公子，其道本于黄老之术，崇尚严刑峻法 。
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然而善著书。
撰写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共计十余万言。
真是天纵其才！ 也正应了孔夫子所云，其人也，敏于行而讷于言；西谚亦云，一道门关上了，上帝会开一扇窗户！上帝为他开了一扇大大的窗户！
想当年，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他与李斯年少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这就埋下了悲剧的因子。依稀孙膑之与庞涓的故事历历眼前，画面的相似何其乃尔！
韩非痛感韩国国力衰弱， 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又悲叹廉直之人不容於邪枉之臣，于是观往者得失之变数，以书求取韩王，然而韩王昏庸终不能起用他。唉，明珠埋暗，史不绝书，犹如恒河沙数！叹也夫！
无心插柳，书传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十分欣赏韩非子的主张：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发出知己的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迅翁与瞿秋白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韩非与嬴政当年可谓风云际会，犹如后世郭嘉之于曹操，玄德之于诸葛，何其快哉！
李斯妒人不择手段，终而使韩非子不能自辩于秦王而饮毒自杀，
天才韩非子就这样黯然出局。然而历史记住了他的名字。
当年立志要做一只仓库的官老鼠的李斯也难逃天遣。
赵高步步进逼置李斯于死地，李斯全家被押赴刑场，犹忆司马雄文，父子二人相抱痛哭，李斯凄婉问儿：“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当年嵇康在刑场弹一首《广陵散》，感叹“《广陵散》绝也！”
金圣叹临死的遗言竟然是“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
近代瞿秋白临死前也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落叶飘黄，浩叹在西风飒飒中飘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先哲之临死，之中滋味庶几近乎？
李斯于始皇时大开大合纵横风云，是功利的恶之花，李斯非正常死亡，我想何尝不是功利的恶之果？
史上第一奸佞的赵高紧抓人性弱点——是立扶苏还是胡亥，他让李斯和蒙恬进行对比，李斯自觉不如蒙恬，赵高乘机又说：“扶苏刚毅而勇敢善战，他继位后必将任用蒙恬为丞相。”
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李斯的要害，深谙功利获得的不易与失去之可惧的李斯最怕有人将他取而代之。心理防线就此全面崩溃。他臣服了赵高屈从他的调遣。
于是，篡改遗诏。胡亥、赵高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不孝”，令他自杀，同时责备蒙恬“不忠”，也令他自杀。结果扶苏乖乖地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但后来被囚禁，服毒而死。
回想一个细节；有一年，李斯儿子生日宴会，李斯当时看到自家门前车水马龙，王侯公卿如过江之鲫鱼贯而入的景象，一时惊呆了：月盈则亏，这是自己人生鼎盛的开始还是结束？
功利的恶之花有几人能摆脱她的魅惑？
篇三:[李斯韩非]刑名法学之师：李斯 韩非
刑名法学之师：李斯 韩非
李斯，他少怀大志，认为"地位卑贱是莫大的耻辱，政治穷困是莫大的悲伤。"为了摆脱穷困的处境，他煞费苦心，经过几十年的挣扎与努力，终于成了秦朝的丞相，权倾一时，极尽荣华富贵。他曾协助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了中国，位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李斯才华出众，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位实力派作家，他的《谏逐客书》既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篇千古传颂的优秀文学作品。所以鲁迅先生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李斯还帮秦始皇统一了文字，鲁迅先生说："李斯在文字史上是有殊勋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凡的人物，却落得个满门抄斩、祸灭九族的下场。不免使人慨叹人生之无常。《败鉴》一书把李斯作为典型的失败之鉴，说他的悲剧，在于了他贪恋富贵。在我看来，李斯之败不在于他追求荣华富贵，事实上，他的最终失败，在于他的道德品质的缺失。
纵观古今中外，人有才无德可以得势一时，但不会得势永久，这是历史的铁律。李斯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文人型的小人。 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实行的官本位，人的自身价值用官这把尺子来衡量，官大的大贵，官小的小贵，无官职的低贱，因而读书人十有八九把当官作为读书的最终目的。所谓"学好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官位给人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实惠也是明摆着的，任何人也否认不了。李斯关于"仓鼠"和"厕鼠"的联想，无疑是符合事实的。据说有一次，李斯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的是粪便，居无定所，又时常受到人和狗的惊扰，成天惶恐不安，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享用不尽的粮食，住的是宽敞的地库，不会遇到人和狗的恫吓，总是自由自在，快乐无限。由"仓鼠"和"厕鼠"所处的不同生活环境和遭遇使李斯想到，人的尊卑与贵贱，贫穷与富有过完全是由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就如"仓鼠"和"厕鼠"一样。按说，李斯的联想不无道理，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官本位”色彩浓厚，人的地位高低决定着人的命运好坏。就是现在，我们也得承认，社会地位这个东西对人的生活产生着巨大影响，我们还不是锲而不舍的寻找它，为它而奋斗。我想，李斯对自己地位的不满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他后来拜荀子为师，勤奋苦学，这也是一种上进的表现，他抓住机遇，帮助秦王赢政统一中国也显示了他的雄才伟略。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奇才，也是一个文学大家。然而，他的道德品质上的先天不足以及至后天的进一步的滑坡为其走向毁灭埋下了祸根。 一个人的道德优劣、品质好坏在平时很难表现出来的，因为在不涉及个人重大利益时，人们往往都表现的十分友善，一个个品质看上去都不错，大家都如圣人一般和睦相处，共度美好时光。然而，在涉及个人重大利益时，这时才能真正检验一个的品质到底是好是坏。李斯嫉妒并害死了老同学韩非使他的卑鄙小人的本性暴露无余。韩非也是荀子的学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秦王政曾经读过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对他极为敬佩，感叹地说："太好了，如果我能见到此人，跟他交往，那真是死而无憾。"后来韩非到了秦国，他给秦王上书说："现在秦国地方千里，雄师百万；如果你听我的话，就可以一举灭掉六国，征服天下，否则，可以砍掉我的脑袋。"可惜，韩非太正直了，他虽有破六国之计千条万条，可保护自己的计策却给忽略了，以致锋芒太露，引起李斯的嫉妒。这时的李斯，完全是一个恶毒的小人，于是在秦王政面前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他总是替韩国着想，不会真心为秦国出力。"结果秦王听信了李斯，便把韩非关进了监狱，李斯趁机迫使韩非自杀，最后，韩非以生命的代价悟出一个道理，对士人最大的迫害，是来自那些贪位保位的士人。后来，秦王政发觉自己错了，准备下令赦免韩非时为时已晚了。我时常想，假如李斯和韩非联手扶佐秦王，未必得不到富贵，说不定，在关键时刻，可以防止赵高之类的奸邪之徒的迫害，而李斯如此残忍、丧心病狂害死了与自己无冤无仇而且有同窗之谊的老同学，而他后来的结局莫非是一种报应。 李斯出身于知识分子。史书说他"青年时正直、上进、好说。"对此，我不持异议。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正直、善良、追求真理主持正义的品性。然而，有一些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旦进入官场，却莫名其妙地丧失本性，成为私心极重、恶毒无比的官僚，他们的人格扭曲，心灵变黑，反过手来，残酷地迫害自己原来的同类--知识分子。历史上有名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由李斯首先提的建议，他写了有名的《焚书议》，秦始皇很欣赏，于是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焚书，把秦记以外各诸侯国史书和私人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通通烧掉。并于公元前212年，又把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全部在咸阳附近活埋。此举残忍到极点，也愚蠢到极点。如果李斯嫉妒韩非说明李斯是小人，李斯建议焚书说明他已成为封建专制的走狗，成为迫害狂、杀人狂，成为迫害知识分子的凶手。 人生的错误时可以挽回，而有时，一旦错了便没有挽回的机会了。李斯最大的人生失败是助纣为虐，丧失了起码的做人立场，以致和奸邪之人同流合污。当时，秦始皇出巡到河北沙丘，突然病危，死前令赵高写一封诏书，让长子扶苏赶回咸阳办丧事，有意让他继位。诏书没发出，秦始皇就死了。其实，立长子扶苏为帝是顺理成章之事，不易引起动荡。可身为掌管皇帝玉玺和车子的赵高却心怀私心，想立与自己关系密切年幼无知糊涂的胡亥为帝，在此重大历史关头，李斯身为丞相，掌握着最高权力，本应从国家安危百姓太平着想，主持公正，然而他却抛弃了起码原则，同赵高共同扶胡亥上台，结果很快导致赵高作乱，诛杀了公子扶苏，大将蒙恬及其弟弟蒙毅、右丞相冯去疾等，连坐者不计其数，秦始皇的20多个儿子和10多个公主也被杀，搞得宗室震荡，人人自危。而赵高更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给老百姓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此后，赵高设计杀死了李斯全家。此后不久，秦朝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很快土崩瓦解成为有名的短命王朝。可以说，李斯，在秦王政统一天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又亲自参与毁掉秦王朝江山的行动。可谓成也李斯，败也李斯。 秦王朝已离我们远去了。那段历史离我们远去了。李斯远去了。然而李斯的荣辱却留给我们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李斯是很有才干、很有才华之人，然而，他的低劣品质却成为他致命的弱点，他帮助了小人，最后被小人所害。可谓自掘坟墓，咎由自取。 韩非，也称韩非子（约公元前280一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人，韩王室诸公子之一，《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 养非所用 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 《五蠹》 《内外储》 《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 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韩非在秦国倍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信任，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自杀。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 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 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 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 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 韩非的全部理论导源于荀子“性恶论”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目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人的心理无不“畏诛而利庆赏”（《二柄》），人君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 “德”二手，便民众畏威而归利。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 中古 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韩非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韩非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 韩非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君》）的著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韩非认为，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 韩非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 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解老》）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 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韩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五十五篇，十余万字。里面的文章，风格严峻峭刻，干脆犀利，里面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