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生活行为】
第一篇覃辉打叶帅的司机:叶帅的侄儿讲述邓复出内幕
叶帅的侄儿讲述邓复出内幕 肩?\頇g?
鱼=?v-蠪
叶选基 座|ow竐xP
扊U7艼/?
: `r\(烕=? 0亊wVcpL?
叶选基是叶帅的侄儿，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后一直生活在叶帅身边，直至1987年叶帅去世。在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岁月里，叶选基在叶帅身边亲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为了解这些鲜活的历史瞬间，笔者多次走进位于京郊的叶选基先生寓所，聆听这位71岁老人讲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和拨乱反正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k?0?#掓u j拳sGHP l?,VJ&?$? %仫mW逮c?
粉碎“四人帮”消息先通知王震、邓小平
麏僘=ie? 鮂揆1馓3 2
眼前的叶选基虽已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却依然锋芒凸显。他身着一件黑色呢绒夹克，显得略长的板刷平头棱角分明，头发黑而茂密且根根直竖，讲起话来言辞激昂，面部表情丰富，手势幅度较大。我们的交流从回忆1976年10月6日那一夜开始…… n靎i豲=垨a I橮搢硉G2
是夜，即粉碎“四人帮”后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警卫长马西金等负责布置会场。中办副主任李鑫、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列席会议。周启才作记录，王守江在外面守候。 iu蚥C昛? }猯呏|6?
深夜11时左右，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侄子叶选基在后海小翔凤(叶帅在城里的家)突然接到叶帅的警卫长马西金打来的电话：“首长让我告诉你们，‘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叶选宁和叶选基明白“那四个人”是指“四人帮”，当时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说法。他们也是除了在玉泉山9号楼开会的人之外，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人。 砖－`R拠? 瑐V?"Og s?
接到消息后，叶选宁和叶选基马上决定尽快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通知大家。他们立即叫上
“拉费克”开车，先到西郊机场去找“头头”。“拉费克”是叶帅的司机任天庆，因长的特别黑，像非洲人，大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外号“拉费克”。“头头”是叶帅最小的儿子叶选廉的小名，他当时是空军34师专机组的飞行员。叶选宁和叶选基先到西郊机场告诉他这个消息，又从那里直接到了位于永安里的国管局宿舍“九层楼”告诉了叶选平。 茽鵠??嶙 C醅X嗦?郍9
那天晚上，大家都兴奋异常。通知完叶选廉和叶选平后，叶选基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就闯到了翠家湾王震的住地。因此，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老同志是王震。王震听到消息，整个人都坐不住、站不住了，兴奋得不得了，马上驱车去陈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云。 襾,,B筀? [艬?(鷈?
第二天，叶选基又到王震家，看见他手里捏了两个核桃，抓来抓去。叶选基好奇地问起，王震说是陈云给他的。原来，陈云看到王震如此亢奋，控制不住情绪，送他两个核桃捏一捏，可以平衡一下情绪。 7漖憷%~YQ f[熨嚉&{
10月7日下午，叶选基去看望吕彤岩(吕正操之女，叶选基前妻)，吕彤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为10月7日上午，陈锡联代表中央在西山召开在京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任铁道兵政委的吕正操参加了会议。吕彤岩问叶选基要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请她立即转告。于是，吕彤岩马上打电话约见了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告诉他“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是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飞车”赶回宽街小平的住处，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家人的。得知这个消息，邓小平及其全家无比振奋，邓还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W^@肈3N +渮?"#,k? 衖L 麒 w 嶞%X憐 叶帅首先提出让邓小平复出 g唚(愊z?>? 馿溯i 蝏J?
谈到邓小平复出，叶选基说：“关于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已经成为往事，如今很多参与者和见证人都已经作古了。如有的回忆录和传记中说，1976年10月，刚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小平同志，说到要解决小平的问题。随后，中央政治局有几个领导到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劝小平出来工作。还说，小平说，我要安度晚年了。其实，1976年10月份的时候邓小平还在宽街处于封闭状态，根本没在西山。刚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也没有谈及邓小平的问题，为了先稳定大局，甚至还提出了‘继续批邓’,引起了老同志和社会的不满。实际上，从此再也没有搞过批邓。” x胱tA歋? N诚稫5w醙?
叶选基继续说：“如果不信可问问小平同志的家人是否属实。邓小平搬到西山25号楼是什么时候?是他在301医院康复疗养期间，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小平同志在适当的时候复出的会议结束后，因适逢邓小平要康复出院，华国锋与叶剑英又商量邓小平出院后的住处问题，华国锋提出小平的住处靠近叶帅比较安全，因此决定把邓小平安排到西山25号楼(原王洪文的住处)，叶帅住在15号楼。这已经是1977年1月下旬的事情了。” 褬妘HWM?$ 6?9兪覚騿%
叶选基回忆当时的情况，邓小平是1976年12月10日住院，1977年2月3日出院就直接去了西山25号。这段时间，华国锋和叶帅都没去看过他。有的文章说“小平手术后住进玉泉山”，这个更不准确。邓小平手术后住到了西山25号楼，第一个见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叶剑英，当时是叶帅派小儿子叶选廉把小平接过去与他会面的。这个情节，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有记述。另外，还有说什么“把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等政治局领导向他通报粉碎‘四人帮’”等说法，都是不真实的。即使有，也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的事情。 a?#払lV @轺湈倡?
在小平还被软禁于宽街住地期间，1976年10月末的一天，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人到军科2号楼(叶帅在军事科学院的办公室所在地)去看望叶帅，叶帅留他们一起吃饭。席间，王炳南说：“我可不可以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叶帅说：“可以。”王炳南在饭后回家的途中就闯到宽街去看望小平了。当时邓家的人感觉很突然，因为他们当时还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王炳南怎么会三更半夜敲门要看小平呢?于是卓琳只好婉言闭门谢客，让王炳南吃了闭门羹。关于这件事，后来毛毛(邓榕)也对叶选基说：“不知道怎么搞的，王炳南突然间闯来了，我们搞不清楚，就没让他进去。”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让王炳南进去，邓小平会更早知道叶帅对他的关注。 鍬Md貤蠌 ._盄啉?:
小平同志复出，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是现在健在的最清楚的见证人。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邓小平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工作。开完会以后，列席会议的周启才就随叶帅一起到了他的住地(玉泉山9号楼)，在9号楼，周启才交代王守江，现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了邓小平恢复工作，让他给小平送文件，以便让小平同志熟悉情况。小平还没正式出来工作，文件怎么送呢?周启才和王守江商量之后决定，给小平送的文件统统写上“王守江收”，由王守江转送到小平同志处。王守江第一次到西山25号楼给邓小平送文件时，小平很高兴。当时，小平正在打牌，收下文件后，只说了一句：“我打牌呢!没别的事我打牌了。” 怜í?5wV0? 7/餔? 社?
中央政治局决定了小平同志的复出问题，统一认识后，就准备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参会的同志打个招呼，按照华国锋的说法是党内还要做一些“转弯”的工作，才能水到渠成。这样一来，全党都知道邓小平复出是指日可待了。因此，有些回忆文章说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中央已经给他送文件，是不准确的。 言W!vz頗M? b? 鹎鴩G
叶选基说，对于有些人指责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的“两个凡是”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李鑫(曾任康生秘书、中办副主任、“毛办”副主任)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起草“两个凡是”社论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已经达成共识，决定让小平出来工作了。因为华、叶、汪在玉泉山的9号楼叶帅住地研究邓小平复出问题时，李鑫列席会议。 b鳸Y苅摁g? 匔 x芆?!
关于邓小平复出是叶帅与华国锋、汪东兴商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事宜时提出的意见。当时，叶帅还同时提出陈云同志应该回到中央来，但有人提出异议并抬出毛主席的话说，主席说陈云一贯“右”，不同意陈云复出。因此，陈云复出工作问题没能及时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叶帅提出应该平反，同样有人坚持说“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不能改。后来华国锋作了妥协，以“解放大多数”处理。以至于到了1978年12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天安门事件”才正式平反，当然，这是受到了“两个凡是”的影响。 t贠手o? 糳!)?8?+ _蚸?8f 8??Eu?;
叶帅支持胡耀邦搞真理标准讨论 呀喗空^!
鄆WA? ~礓?
中央党校复校之后，华国锋任校长，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叶帅对党校的复校和正常运转给予了很大支持，包括后来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猲览j(:? 叕紴貢??
197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胡耀邦去拜访叶帅，先在西山的电影厅等候。那天，叶选基恰好也在场。叶帅在15号楼吃完饭下来，到电影厅见他。胡耀邦是即将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专此来向叶帅报告。耀邦请示叶帅后把冯文斌调入中央党校任副教育长。此后，中央党校的各项工作耀邦主要是通过冯文斌向叶帅汇报。叶选基笑着说：“冯文斌一个礼拜至少到叶帅那里一次，来的时候几乎都是晚上，等叶帅看完电影以后汇报，每次都提一个破旧的皮包。”叶帅对恢复党校工作予以很大支持，特别是对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作为阵地，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予以高度关注。冯文斌每次都给叶帅带来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并把党校的工作情况向叶帅汇报。关于《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就是冯文斌亲自交给叶帅的。 6?"‘ 3葩X-<喁昊
真理标准讨论一出来，就遭到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等人的批评，他们批评胡耀邦和《理论动态》、《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说他们是“丢刀子”，是“砍旗”。王震最先向叶帅汇报了这个事情。王震听到实践观点受到指责，马上怒气冲冲地向叶帅表达了他对压制这场讨论的不满。他对叶帅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好文章，建议叶帅明确表态支持。王震代表了绝大多数老同志的心声。叶帅对真理标准予以肯定，早在中央党校开学的时候，他在开学典礼的讲话已提出了实践和真理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开展后，叶帅专门让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多了解外界对这场讨论的反应，冯文斌也及时向叶帅反映了情况。 8梿Q穻?! s?奪O#4
关于华国锋有没有公开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叶选基请笔者注意，胡耀邦同志讲过这个问题，耀邦同志的长子胡德平也说过。实际上胡耀邦与华国锋关系良好，胡所做的一切，如果华国锋不支持，叶剑英不支持，邓小平不支持，他顶得住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吗?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信任的，很多事情与他商量，交给他办，支持他工作。胡耀邦同志曾经表示，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华国锋同志“炸开了口”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意见。 )?+?$E`D? ? \5癟L?
叶选基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一语道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原旨是反对教条主义，它之所以产生那么大反响，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直接针对了“两个凡是”，因而引起了整个社会舆论特别是老同志的共鸣，尤其是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表态，带来了反效果，使这场讨论演变成全党、全国的大讨论。 1 k囨+?"? ?]?磘
真理标准讨论出来之后，《红旗》先是按兵不动，其后《红旗》总编辑熊复组织撰写了《重温〈实践论〉》一文，原定在《红旗》发表，中央常委议事时，叶帅对此文提出异议。其中有一个细节：一天，朱佳木(胡乔木秘书)转给叶选基一份材料，内容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对熊复的文章提出的十几条不同意见，认为熊复的文章是“两个凡是”的翻版，是对着实践来的。他让叶选基把社科院的这个意见送给叶帅和邓小平审阅。叶选基随即驱车到了米粮库胡同，把材料交给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王瑞林说，首长交代说这篇文章不看了。叶选基说首长说不看没关系，社科院哲学所有个反映意见，还是留给你处理为好。然后，他转身就到了军科2号楼，到了叶帅秘书办公室，问秘书王文礼是不是有个“实践论”送到首长这里来审阅了?王回答：“是呀，首长叫我们每个人都要看，提点意见。”叶选基说：“现在人家社科院有个不同意见，请你交给首长看。”正因为这样，叶帅才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不同意见。汪东兴见叶帅表态了，只好说“既然叶帅有意见就不发表了”，因此熊复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在《红旗》发表。也正是在这次常委会上，叶帅提出要召开理论务虚会，把真理标准讨论出现的问题摆出来，展开讨论，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_?L9聯E 憄C?#ι遡
拨乱反正期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叶帅给予了大力支持。十一大以后，从小平1977年7月份出来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的实际核心人物是华、叶、邓。1977年12月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以前，1976年11月中旬，《人民日报》内参反映中组部一批老干部强烈反映中组部部长郭玉峰阻挠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人民日报》以党委名义专送叶帅和耿飚。叶帅因而在中央常委会上说，现在冤假错案这么多，怎么办呢?要有一个包公来去判案!从而解决了中央组织部的问题，由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上任中组部部长后雷厉风行地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例如“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是朱佳木把材料交给叶选基转呈叶帅处理，叶帅批转给了华国锋，华国锋批示给了胡耀邦。 嵵L漥HR? /箌nT4?5? 0#k+//9 p$[W像`c? 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漹睍斟? 1"筈诿蜸D
回忆起在叶帅身边生活的岁月，叶选基说，叶帅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人，并且很平易近人。他看文件、批文件十分认真，圈圈点点，都看得很仔细。为此，小平同志就曾劝他不要太认真了，这样太劳累了。叶帅工作繁重,每天报来的文件特别多，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说一天差不多要有200多份，只好分类挑选，把重要的报给首长。叶帅批文件非常客气，很尊重人。他老人家的批示经常是：拟同意、酌办或阅示。叶帅是讲情、讲义的人，待人接物总是很客气，从不强加于人，凡是老战友、老朋友来访，他都亲自送客，即使在晚年坐轮椅了还让人推着送到门口。 羪谻,"^迂 紸豄dm欖g?
叶选基认为，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是1982年上半年与胡启立同志的谈话，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政治谈话。主要内容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的问题。1982年上半年的一天，刚刚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胡启立和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到军科院2号楼看望叶帅，当时叶选基正好在家，但并没有现场听谈话。谈完话以后，叶选基送胡启立出门。胡启立在走廊里边走边对叶选基说：“哎呀，没想到叶帅的脑子还那么清楚，讲的这么好!”
叶选基问：“说啥了?”胡启立说，叶帅主要说了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反对一言堂等，叶选基笑了笑，就送胡启立上车。临上车，胡启立说，他要把叶帅的谈话向书记处汇报。回去后，启立同志就向书记处汇报了跟叶帅谈话的内容。叶帅谈话的中心意思就是我们党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一言堂。叶帅认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他援引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要“亲贤臣，远小人”。叶帅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连总理见毛主席都很难，主席能不犯错误?叶选基说：“叶帅的这个谈话，启立同志始终不忘，他认为叶帅这个谈话很好，很有现实意义。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转折，哪一次不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 詝
第二篇覃辉打叶帅的司机:叶帅与粉碎“四人帮”
叶帅与粉碎“四人帮”
星岛环球网
粉碎“四人帮”时，我在叶剑英元帅身边工作，接触毛主席讲“四人帮”的问题比较早。
从1973年12月9日，到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先后５次批评江青等人，指出批判周恩来总理（叶帅也同时挨批）是继林彪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错话，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取代毛），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呢！并对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要把问题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下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说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主席下了决心，并向政治局同志交了底。
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和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时常在我脑海中萦回，而对于叶剑英元帅来说，更是他日夜忧虑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去世与叶帅半靠边站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追悼大会刚开完，“四人帮”就杀气腾腾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迫不及待地夺取总理位子。1976年2月2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通知全党，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军委工作。这一文件的下发，打破了“四人帮”一伙夺权的美梦，但也使叶帅失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权，在政治上形成半靠边状态。２月１６日，就是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的第14天，中央又发了第三号文件，经毛主席同意，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叶剑英、邓小平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和讲话的通知”。
叶帅对出现的这类情况,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强力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叶帅早已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肉中刺。大规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伊始，叶帅就预料到“四人帮”把主要矛头对向邓小平同志后，对自己是不会放过的。
叶帅在听取我们秘书汇报情况时，每当讲到国际国内对周总理逝世情况的反映时，都是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但接触到对一、三号文件的反映时，他反而表现得泰然自若。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盼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结局，主席能够对小平一批二保，让小平同志继续工作。这一段时间，他的心情是很不好的。
此间，除了中央、国务院、军委的一般文电、简报、资料继续给叶帅传送外，作战、情报等部门上报的文电没有了，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请示报告不见了，同党政军等方面联系的通信工具几乎休息了，就连我平日接触较多的一些同志也因害怕路线斗争而疏远了。总之，过去那种热烈、紧张、车水马龙的景象没有了，首长住地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叶帅注重内部团结并广泛接触外界
1976年3月16日，叶帅向我了解中央一、三号文件下发后办公室同志的思想情绪。
我如实向他汇报后，他对我说必须加强支部领导，组织好学习，搞好团结，切实掌握每个人的思想情况，要关心爱护每一个同志。他还提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办公室的教训，他说，当时山前山后的一些人都造反了，贴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窗户上都贴满了，白天还得开灯照明。当时办公室工作人员除许卓亭、王守江同志外都造反了，家里的亲人也被抓了，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二办成立了叶向真专案组，和彭老总、贺老总、邓小平专案组并列，用的是我女儿的名，实际是对着我。服务人员出去串连也没人给做饭了，我到伙房自己搞，结果把酱油当油用，而且还常受监视，她们外出前就盘电话线作记号，怕我和外界联系。这次不会这样了，主要是形势与过去不同，我还没被罢官嘛。但也要注意在军办领导动员写揭发材料的情况下，防止个别思想不成熟的同志上当受骗，主要是搞好学习和团结，提高识别是非能力。之后，叶帅还专门同王守江、张廷栋、陈效良、张燕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主要要求我们注意国内问题，加强研究、分析和综合，敏锐、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我们遭遇的冷清局面很快过去了。特别是经过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后，许多老同志打电话、上门探望，派代表提建议和交换意见的人就更多了。那一段时间，叶帅先后同中央、国务院、军委三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几十位领导同志进行过接触。范硕同志所著《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写的很细，故不再述。
叶帅根据毛主席要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和周总理要叶帅讲究斗争方法,大权不能落入“四人帮”之手的临终嘱托,在国锋同志接任总理职务不久，就主动去东四史家胡同与国锋同志谈心。国锋同志谈了人事安排，军队、民兵问题，给叶帅留下较好的印象，特别是在此后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国锋同志观点明确、敢于坚持原则,叶帅心中有了底,全力支持国锋同志。
叶帅和王震同志从红军时期到建国后一直是相知，数十年来王震同志一直把叶帅的雄才大略和高风亮节奉为楷模。他是到叶帅家不必通报的常客，就连我后来调北京卫戍区工作时，他还参加了欢送会。他也常到小平、陈云等老同志家串门，议论“朝政”沟通消息。“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向叶帅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叶帅表明主席在世，要等待时机。叶帅还嘱咐王震多与汪东兴同志来往和联系。汪是中办主任，掌握着中央警卫部队，主席的行动都由他来安排，江青要见主席也不例外。王震同志表示要做好老帅的联络参谋。
叶帅派王震去见陈云，听取解决“四人帮”的意见。陈云讲现在斗争很复杂，尽量争取合法解决，震动小一些。究竟怎么办，大主意靠叶帅拿，相信他这个智多星会有办法的。
身处逆境的小平同志向王震询问了叶帅现住何处、起居活动如何安排后，连电话都没打，以“上街”为名，悄悄地来到叶帅住地小翔凤。他俩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交换了看法，小平同志对叶帅“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希望。
情况紧急，当机立断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2日，我向叶帅汇报情况时，叶帅说主席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要注意国内情况，要我注意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情况，特别是部队调动和武器弹药、物资的调运，还要注意民兵指挥部的问题。听说在8月底，上海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已给民兵发武器，还准备搞演习。之后，我立即同我原单位总参作战部熊发启，齐树林同志接触，了解掌握情况。为应付不测，我列出了基本资料目录请负责文件、电报工作的李俊山同志帮我搜集，主要有：（1）陆海空军军以上干部名册；（2）陆海空军现行部署图表；（3）国防工程部署图；（4）通信、装备、动员、物资保障和国防科研尖端武器等资料，放入战备箱，以备随时使用。
9月8日夜，毛泽东主席病危，中央政治局委员依次与之诀别后回到休息室，主席又示意张玉凤唤回叶帅，那时主席已不能说话，只是紧紧握着叶帅的手，似有重托，叶帅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军队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9月29日政治局会议，王洪文、张春桥提出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要毛远新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不同意中央要毛远新回辽宁的决定，并围攻华国锋同志交出中央领导权；10月3日，王洪文到平谷叫喊，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并阴谋策划调动驻郊区装甲部队入城发难；10月4日,“梁效”在光明日报上抛出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叶帅意识到这篇文章是“四人帮”下的反革命动员令，必须先发制人，争取主动。他先到东交民巷15号与国锋商定部署，又立即到中南海南船坞一栋与东兴同志详细研究具体行动方案。方案的知密范围甚小甚小，除国锋、叶帅、东兴和具体执行人员外，再无人知晓。
1976年10月6日，我一上班，就接到张春桥办公室严某电话，称张要来看叶帅，经请示后婉言回绝了。约13时，华国锋总理办公室曹秘书通知，晚上８时在怀仁堂开政治局常委会，要提早一些到。我当即向叶帅作了汇报并告警卫参谋马西金准备。
22时05分，叶帅司机赵绍贤告诉我，首长叫你和王守江主任马上到玉泉山，我立即提上已准备好的战备箱并与王火速前往。我们到达玉泉山后，叶帅兴奋地告诉我俩，“四人帮”要搞政变，被我们顺利解决了。我俩听后恨不得蹦起来欢呼，但首长又很快平静下来布置新任务，守江同志注意文件和党政方面情况，文理要与总参二、三部联系，密切注视国内外动态，尤其要注意苏修、蒋帮情况，了解掌握部队情况，当前重点是空军和北京外围部队及南京方向的动态。现在赶紧准备召开政治局会议。我俩立即协助马西金在叶帅住处布置政治局会议的会场。23时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国锋、剑英、先念、东兴、锡联、振华、登奎、吴德、永贵、桂贤、志福共11人。会议就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等问题作了决定，10月7日晨2时15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原载《时代潮》2000年第十二期，本文作者王文理为武警部队原副司令员）
第三篇覃辉打叶帅的司机:【一九七六：叶剑英办公室揭秘】
一、一九七六年的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王守江，1975年任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兼叶剑英办公室秘书（副军级）。
警卫参谋马西金，
政治秘书王文理，四十一岁。
政治秘书张廷栋，1970年--1986年任叶剑英元帅秘书，少将。
机要秘书张燕，
警卫曹清生，于1952年12月，是河北平山人。长期在中央警卫局服役，早年曾担任过叶剑英元帅的卫士，还曾参与过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逮捕“四人帮”行动。曹清在2006年升任中央警卫局常务副局长，并于2007年接替由喜贵转正为局长，2010年前后晋升副大军区职，2011年7月按程序晋升中将军衔，2012年12月当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2015年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之后，曹清在北京军区党委常委班子中的排名位于副司令员郑传福之后。
司机任天庆，
保健医生孟宪臣；
保健护士马望兰、陈光群、卢丽华。
二、
陈海澄：原西安空军工程大学政治部主任，曾任叶剑英元帅秘书。
王文理：武警副司令员
曾任叶剑英军事秘书。
叶剑英的警卫参谋纪和富，负责解决张春桥的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
曾经在叶剑英家做过保健工作的马望兰回忆，“四人帮”横行时期，到处弥漫着风声鹤唳的气息，身处高位的叶剑英也不得不处处小心，甚至家中电话机的位置稍有变化，也会引起叶剑英的警惕。在这种情况下，看电影就成了叶剑英与自己信赖的老同事老朋友交流信息、沟通想法的重要方式。后来我想，叶剑英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挽救我们的党和国家，既与他的多谋善断有关，也与他能广泛地进行联络，听取党内老同志的正确意见想法有关。
叶剑英与周恩来并肩战斗50多年，彼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1973年至1976年在叶剑英身边担任保健护士的马望兰回忆说：“首长对总理的感情很深。每次广州的朋友给首长带来芒果，他总要说：‘给总理送两个去，但不要多，否则总理不会要。’在得知总理患膀胱癌后，他就指示某医院成立攻关小组，用几种药灌注膀胱，观察疗效。为了了解灌注时病人的反应，他亲自到病房，看医生的操作，了解病人的感觉。攻关小组的每份报告，他都要认真地批阅。有不懂的地方，都要亲自打电话询问。总理的病情变化，时时牵动着首长的心。1975年底，总理的病情恶化。那段时间，首长心情很沉重，隔几天就要到医院去看望总理。开始时周总理还送首长出门，并且亲切地与我们随从人员握手，嘱咐我们照顾好叶帅。但后来总理无法送叶帅到门口了，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重了。一次，首长从总理的病房里出来，脸色很难看，一声不吭。我们谁也不敢说话，一直回到住地。我送首长进了卧室，才悄悄地问了一声：‘是不是总理的病又重了?’这时首长才点了点头，说：‘总理交代后事了。他不让保留骨灰……’首长的声音有些哽咽，两行热泪滚落下来。我也哭了。”
1973年至1976年在叶剑英身边担任保健护士的马望兰回忆说：“首长在听朱逢博唱的‘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的录音歌曲时，流泪了。那一天，首长处理完一大堆事情，正在闭目养神时，我为首长放了这首歌曲。当时我并没有注意，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欣赏着。忽然间，我听到首长的抽泣声。转过头一看，首长已是泪痕满面。我不知所措，急忙去关录音机，却被首长制止了。就这样，首长听了一遍又一遍。这时我才意识到。是那一曲深情的歌，把首长带回到战争年代，军民鱼水情的境地。那段时间，首长几乎每天都要听这首歌。随后，我跟马西金同志讲了此事，马参谋当即表示，要想法把朱逢博请来。果然，我们把朱逢博请到了，她在二号楼为首长演唱了这首歌。那天，首长显得很激动，他深情地听着，手在椅子扶手上不停地打着。”
1974年至1978年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保健人员陈光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叶帅保健组工作的几年中，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叶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喜怒哀乐皆不掩饰，坦坦荡荡，极能感染他人；叶帅又是个性格坚强的人，失去行动自由时，他安详、乐观，照样思索、读书：面对得势小人的跋扈嚣张。他拍案怒斥奸佞；在党和国家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力挽狂澜。早就听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他拍案而起，当面痛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我心目中的叶帅是坚强的革命者，是刚烈的元帅。人们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我却两度亲眼见到叶帅暮年挥泪……”
保健人员陈光群回忆说：“一天，叶帅去三○五医院看望总理。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在门口等他。叶帅出来时，总理一直送出门来。这是总理病重后我第一次见到他老人家：两颊深陷，身体极其赢弱，可是依然挺拔，目光炯炯，精神矍铄。回住地的一路上，‘大红旗’轿车稳稳地疾驰。叶帅靠在后座，双目微合，逐渐潮润，两滴清泪慢慢溢出，嘴唇不时翕动，好像在反复念叨着什么。过了好久我才听清，他是在伤心地喃喃自语：‘晚了!晚了……’我知道他是指总理的病情。我的心顿时像刀绞般疼痛。我只有在流血的心中默默地企盼：总理，你快些好起来吧，人民不能没有你，党和国家不能没有你!总理去世后的一个晚上。叶帅已经坐在桌边开始用餐。电视屏幕突然出现总理追悼会的画面，叶帅立刻放下碗筷，两眼紧盯刚刚经历过的那一幕幕场景，眼泪夺眶而出。……我循着啜泣声转过脸，看到叶帅已经老泪纵横，他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在叶帅心目中，总理是那个时代支撑党和国家局面的唯一的参天大树。‘四人帮’如此猖獗时，总理却去了。叶帅既为总理的早逝痛惜，又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我想，这一次叶帅对总理泣鬼惊神的痛悼，该是他决心铲除‘四人帮’的第一次宣誓。”
陈光群对毛泽东去世那个清晨叶剑英落泪的情景记忆深刻：“1976年9月8日晚上9点半，突然接到去‘游泳池’开会的通知，内容一无所知。叶帅立刻乘车前往。那天夜晚，天黑漆漆的，进了中南海后，几乎见不到任何人和车辆。毛主席居住的‘游泳池’外也是不见人迹，只有我们这辆‘大红旗’静静地滑向大门口。叶帅一个人进去了，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悄悄地等候在汽车里。我们觉得气氛很异常，所以更加担心毛主席的病情。大家心情沉重，谁都没有说话。这期间，叶帅服药的时间到了，可是我们谁也不能进去，只好设法托人将药捎带进‘游泳池’。时间在寂静中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直到9日凌晨4点半，叶帅才从‘游泳池’的大门里出现，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过来。在回小翔凤住地的路途中。叶帅只说了一句话：‘还要开政治局会议。’以后便一直闭目不语。眼泪像断线珠子般不断涌出、流下……我们心中很清楚：毛主席去世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陈光群回忆：“有时，他把几个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学古诗。他先讲时代、作者，再一句一句地解释给我们听。那时，我们这几个人还年轻，文化水平都不高，最多不过上了初中。所以大家听着叶帅娓娓说来，就像是听故事一般。他讲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时，朗诵的语调、神态，现在还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还讲过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长恨歌》。讲完还不算，还要求大家都要背下来，并且时不时考考我们。所以，当时大家都很认真地在记、背，谁也不想被考‘糊’。在一段时间里，学医、学古诗、学专业成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之一。经常是叶帅在书房读书、写东西，我们则在外间屋咬着铅笔‘啃’古诗，或是学自己的专业教材，也不断地互相小声求教或是交换一点心得。现在回想起来，才真正理解叶帅的心思，他是在给我们这几个因‘文化大革命’而失去接受文化知识教育机会的年轻人，补上一点文化课。”
1972年至1976年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卢丽华回忆说：“在叶帅身边工作，真使我受益匪浅!我逐渐地成熟起来了。1975年12月，党组织认为我基本具备了党员的条件，召开了支部大会，接收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我多年的梦想。正式被批准的那天，是1976年1月8日。那一年的1月8日，最令我难忘!这天上午，叶帅拖着疲倦的身体从外边回来。看得出，他心情很不好。我忙过去招呼首长喝茶、用餐，并向首长报告被批准入党的好消息，想通过这一切消除一点他老人家的疲劳。没想到首长望着我。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感伤地说：‘卢子，你知道吗?今天周总理离开了我们，我们的好总理呀!’说着他哽咽了，落泪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又说道：让我们记住这难忘的日子吧，这一天对于你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说着，他把我的手越握越紧。我体会着，这紧握的手，有对总理的深切悼念，有对‘四人帮’的憎恨，也有对我们年轻人的期望。”
“叶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经常过问我们学习的事。他鼓励我们学习，要求我们不要荒废青春年华，把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很好地利用起来，学文化，学英语。叶帅喜欢书籍，喜欢唐诗宋词，也希望我们有这样的爱好。他告诉我，军科二号楼他有一间书房，要想看书可向我们开放，他还亲自带我去他的书房参观。叶帅言谈中经常说起唐诗宋词，而且经常诗兴大发。由于我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对一些诗词有时听得似懂非懂。这时，叶帅就耐心地进行讲解，每次讲完，还要求我理解、背诵。我在他身边工作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曾把背诗当成了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琵琶行》《长恨歌》这些长诗，我都是在叶帅的讲解之后背下来的。”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着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
。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
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
提前两天集中到中南海执行任务的人员，在一座古旧的小院里，紧张期待着夜晚的到来。院里静悄悄的，没有笑声，没有人语，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象一锅沸水在翻腾。叶剑英办公室的警卫参谋纪和富同志对笔者回忆当时情景说：
“我们提前到了秘密集合点。临走，我对爱人说，我有任务要到外地出差。我不能给你打电话，也不能给你写信，你也不要告诉孩子们。这是秘密行动!”
他准时到了指定地点。一看在场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同志。汪东兴也在那里，他数了数到场的每一个人，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就简短的动员说：
“同志们，江青一伙坏蛋，要搞垮我们党……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汪东兴环顾着每张兴奋的脸孔，胳膊支在桌子上，坚定地说：
“我们都是保卫党中央的战士，我们能允许他们一伙横行霸道吗?能让他们继续作恶吗?”
同志们低声而坚决地回答：
“不能!”
“一切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下命令吧!”
时间到了。华国锋通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的时间到了。
执行任务的同志，提前三个小时，到达中南海怀仁堂。他们各自坚守在预定的岗位上。
有一次从汪东兴那里出来后，叶剑英问警卫参谋马锡金:“汪东兴的警卫怎么样？你打电话告诉汪，说，我对他的安全不放心！”马锡金将原话转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是啊，有人要暗害我。”汪东兴问马锡金，手上是否还有子弹，经叶帅同意后，给了汪东兴三百发手枪子弹。一边给汪东兴子弹，马锡金一边抱怨，说以后不能给王洪文子弹，“给他多少他打多少，给五十发子弹他几天就用完了。
叶的秘书张燕回忆说，两位老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2年，叶让秘书给邓处打电话，然后就出发前往邓家。“去了之后，小平批评了叶帅的警卫。因为叶帅身体不太好，小平希望叶帅在家等他过去。”邓复出后，很多具体事务，逐步由邓来掌管。
粉碎“四人帮”后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九号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十一人。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警卫长马西金等负责布置会场。中办副主任李鑫、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列席会议。周启才作记录，王守江在外面守候。
深夜11时左右，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侄子叶选基在后海小翔凤(叶帅在城里的家)突然接到叶帅的警卫长马西金打来的电话：“首长让我告诉你们，‘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叶选宁和叶选基明白“那四个人”是指“四人帮”，当时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说法。他们也是除了在玉泉山九号楼开会的人之外，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人。
接到消息后，叶选宁和叶选基马上决定尽快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通知大家。他们立即叫上“拉费克”开车，先到西郊机场去找“头头”。“拉费克”是叶帅的司机任天庆，因长的特别黑，像非洲人，大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外号“拉费克”。“头头”是叶帅最小的儿子叶选廉的小名，他当时是空军三十四4师专机组的飞行员。叶选宁和叶选基先到西郊机场告诉他这个消息，又从那里直接到了位于永安里的国管局宿舍“九层楼”告诉了叶选平。
那天晚上，大家都兴奋异常。通知完叶选廉和叶选平后，叶选基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就闯到了翠家湾王震的住地。因此，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老同志是王震。王震听到消息，整个人都坐不住、站不住了，兴奋得不得了，马上驱车去陈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云。
第二天，叶选基又到王震家，看见他手里捏了两个核桃，抓来抓去。叶选基好奇地问起，王震说是陈云给他的。原来，陈云看到王震如此亢奋，控制不住情绪，送他两个核桃捏一捏，可以平衡一下情绪。
小平同志复出，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是现在健在的最清楚的见证人。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邓小平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工作。开完会以后，列席会议的周启才就随叶帅一起到了他的住地(玉泉山9号楼)，在9号楼，周启才交代王守江，现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了邓小平恢复工作，让他给小平送文件，以便让小平同志熟悉情况。小平还没正式出来工作，文件怎么送呢?周启才和王守江商量之后决定，给小平送的文件统统写上“王守江收”，由王守江转送到小平同志处。王守江第一次到西山25号楼给邓小平送文件时，小平很高兴。当时，小平正在打牌，收下文件后，只说了一句：“我打牌呢!没别的事我打牌了。”
张燕是叶剑英晚年的机要秘书，从1973至1986年在叶剑英身边工作。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77年5月中旬，叶剑英因开会去玉泉山九号楼，临时住几天。到后的第二天中午，他特别想看刚读过不久的《南社第八集》中的李煮梦的诗。可是，到收藏柜里去拿，不知为什么又不见了。这天中午叶剑英没有读上，深感遗憾。到6月12日，叶剑英又去玉泉山开会，这天吃过午饭后，在九号楼外走廊散步时，迎面走过来一位女服务员，她双手捧着一本书要送给叶剑英。叶帅急忙接过一看，正是他要找的那部书，顿时高兴起来。于是，他就在外走廊坐下来，翻开书看了又看，然后在书的第二页空白处挥笔写下了‘廊间正是无寥赖，燕子衔泥慰故人。1977年6月12日重得此书留念，于玉泉山九号楼外走廊。’可见，叶剑英是多么渴望重获这部书。”
这里表述不甚准确的“女服务员”就是叶剑英的机要秘书张燕。叶剑英有时亲切地称呼她“燕子”或“燕子同志”。1978年11月19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十分仔细地把朱熹的《劝学文》“书赠燕子同志”。1979年8月30日，叶剑英在山东烟台又书赠自己的《蝶恋花·烟台行》给“燕子留念”。
张燕也曾深情地回忆在叶剑英身边工作时，叶帅督促她学习的往事，她说:“叶帅酷爱古典诗词，……到了八十多岁高龄的时候，他对一些名篇佳句，仍能整篇整段地背诵下来，而且非常流畅，记忆力之好，使我们都感到惊奇。他自己写了不少诗词，大约有好几百首，有些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我们在他身边工作，耳濡目染，对古典诗词也有了爱好。叶帅很有兴趣地教我们学习古诗词，给我们讲一些诗词格律常识，有时还让我们学着填词写诗。为了鼓励我学诗词，叶帅专门送给我《唐诗三百首》和《宋词别裁集》。他说，学古诗词，就是要多记多背，不是有两句话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嘛!有一次，叶帅问我:‘辛弃疾的《南乡子》，会背吗?’‘不会。’我说。‘给你一个小时，读熟了背给我听。’我一连读了十多遍，会背了，立刻去背给首长听。背完后，他说了三个字:‘还不错。’这是七十代中期的事。”
三、
孟宪臣：在叶帅身边保健的日子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叶剑英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他的不幸逝世，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损失，我们深切地怀念着他老人家。
我是叶帅的一名保健医生，在他的身边工作了七年多。为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叶帅的健康长寿尽了一点力，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极大信任，也是我本人极大的荣幸。
回忆起在叶帅身边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使我更加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老前辈。叶帅对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每一个同志，在政治思想上总是严格地要求，亲切地教导；在工作上总是给我们以极大的支持、鞭策和鼓励；在生活上总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老人家和蔼可亲，笑容可掬，非常平易近人。我们在他面前都毫无拘谨之感，在他身边工作都感到幸福、愉快和充实。所有这些，至今仍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老人家的伟大形象实在是令人难以忘怀！
叶帅在他最后几年患病期间，始终是积极、密切地配合医护人员治疗的。他老人家不仅有伟大的政治胆略和气魄，而且还具有和疾病作斗争的胜利信心。记得有一次叶帅对我说：“我们这些老年人战胜疾病，健康长寿，除了依靠你们这些医护人员，更重要的是病人本身的更好配合。”
叶帅患有一种老年病已近十年，使他的身体健康直接受到了影响，常常因此而引起并发症，特别是经常发生肺部感染。1980年以来，肺部感染一次比一次加重，并且发生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为了积极有效地控制肺部感染，静脉滴注抗菌素乃是最好的方法。但是，首长却有点不大适应，可是，专家们反复讨论，认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治疗，才能控制疾病的发展。当首长知道了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便鼓励医护人员：“要大胆地穿刺，不要因为给我打针而紧张。”有的护士和首长开玩笑地说：“首长，您平时不是最害怕打针吗？怎么真正要打针的时候，又不害怕了呢？”首长笑了笑，回答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当你们决定要打针治疗，我要紧张，你们不是更紧张了吗？你们一紧张，会影响穿刺成功率。”叶帅越是这样做，护士的穿刺成功率和治疗的效果也就越高。我做了这样几项统计：在叶帅患病的三年里，先后发生过数十次肺部感染，其中有几次严重，处于抢救之中。共用抗菌素几十种，做静脉穿刺上千次。这样治疗的结果，两肺部仅有支气管炎的表现，并没有达到机化的程度。这在医学史上也是少见的。这充分说明叶帅生前与疾病作斗争是顽强的，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是积极的，从而为健康长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美如：我给叶帅当厨师
讲述人：于美如
我是一名厨师，以前在老泰州饭店工作。1973年，国家总参谋部到扬州地区挑选淮扬菜系厨师，为多位中央领导人做菜，我被选中，后来被分到叶元帅住处。拍这张照片的那天，是叶元帅过生日，他和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合影后，还挨个地和我们单独留影。
当时我20多岁，想到为元帅服务，刚开始时很紧张，但渐渐地，我发现，叶元帅很和蔼，对我们工作人员就像对待自家子女一样。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我很不适应那里的寒冷，不久就感冒了，叶元帅发现之后，让人给我送了一件新的棉大衣，还带我去打乒乓球，对我说：“要多锻炼，这样才能有健康的身体。”
过年过节，叶元帅也想到我们工作人员。一年元旦，叶元帅打电话交代我们，要做好吃的菜，他晚上要招待他的师傅。下午，他的车子进门，我们发现元帅一个人回来的，就问他，“您请的师傅呢？”他拍着我的肩笑道，你们不就是我的师傅嘛。晚上，叶元帅和大家一起围桌而坐，吃了一顿很融洽的晚餐，就像是一个家庭聚会。
为叶元帅工作2年多，让我足足回忆了30多年，每当想起来，心里总觉得很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