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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苏洵苏轼苏辙的关系:苏洵、苏轼和苏辙成功背后的女人是谁?
苏洵、苏轼和苏辙成功背后的女人是谁?
位于四川省眉山市西南隅纱彀行内的三苏祠。元代改宅为祠，祭祀三苏。明代洪武年间扩建，明末毁于兵火，仅存五碑一钟，清康熙四年（1665）在原址按明代规模重建，尔后历代均有增益补修，现占地面积56800平方米。于1980年7月7日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国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书画家苏轼，与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被人们称之为“三苏”。因苏家父子三人都成了一代文豪，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上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故“三苏”全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在“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仅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宋代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由此看来，“三苏”的雅称就是由此而来的。
那么，“三苏”到底是怎么样取得了如此功成名就的呢？按照现代流行说法，“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好女人”，而三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的那个好女人又是谁呢？据记载，苏洵、苏轼和苏辙这三个成功男人背后的那个好女人就是程氏，即苏洵的妻子， 苏轼和苏辙的母亲。
苏家三个男人的成绩斐然，与他们背后的程氏这个贤妻良母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据载，程氏生于公元1010年，眉山人，系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程家在四川眉州是一个望族大户，家境非常富有，使程氏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由此而通经史，有气节。司马光在为程氏所写的墓志铭中，也赞美她“喜读书，皆识其大义。”
程氏在18岁时嫁入苏家，当时苏洵年仅19岁，还是一个未知世事的懵懂少年样子。《苏主簿夫人墓志铭》载：“夫人姓程氏，眉山人，大理寺丞文应之女。生十八年，归苏氏。程氏富，苏氏极贫。” 程氏嫁入程家后，两人婚姻生活曾一度过得十分艰难。于是，有人建议程氏求助于自己的娘家，但却被有志气的程氏一口拒绝了，她不愿意别人说自己丈夫靠她家维生的闲言碎语。
据说，苏洵从小就很不喜读书，不知自强和上进。婚后依然没什么改进，照旧到处游荡，不懂得挣钱养家，一度使得从富家嫁过来的程氏抑郁不乐。 苏洵后来自己也承认“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也许是在婚后妻子程氏的百般苦劝之下，还是受到了艰难时世的客观逼迫，苏洵忽然在他25岁那年幡然醒悟了过来，决定“治学”发奋读书自强自立。
对苏洵的幡然觉悟，程氏甚是喜悦，自然分外支持。程氏把家事一手承担下来，上事翁姑，下教子女，终日勤劳不息。还在眉山城南纱谷行街上租来一栋宅子，经营起布帛织物的生意。对此，后来苏轼曾有文记载：“昔吾先君夫人僦宅于眉，为纱谷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大瓮，覆以乌木板，先夫人即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声，凡一年乃已，人以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
在苏洵28岁的时候，苏轼出生了。在苏轼之前，程氏还生有个长子，只是在苏轼两岁时就死去了。又过了一年，苏辙出生了。据记载，程氏嫁到苏家后一生活生了六个子女，但后来只有苏轼、苏辙兄弟俩幸运地存活了下来。
《宋史》记载，苏轼10岁时，苏洵“宦学四方。太夫人（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苏轼）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母亲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老师，苏洵长期读书游学在外，程氏兼主内外，除了持家，还亲自承担起对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家庭教育。程氏不仅教苏轼兄弟俩识字，也特别注重对儿子的德育教育。今天的从苏轼和苏辙的诗文以及回忆中，也可以看出程氏作为的早期教育对苏轼、苏辙两兄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比如苏轼的性喜直言，就与程氏的言传身教和影响不无关系。
苏东坡的散文《记先夫人不残鸟雀》，其主旨虽是“言政刺过”，但另一个角度看，也与程夫人的影响有着关系，苏轼少年时书房前“竹楩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几年后，“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也”。人鸟共处，环境优美怡人。这种鸟语花香的氛围，皆因苏轼的母亲程氏“恶杀生”，所以“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所以苏轼的书房前才有这般景致。而苏辙，在记述他的母亲时也说：“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
苏轼、苏辙在母亲的教育下，兄弟俩小小年纪就博通经史，“已而，二子同登进士第，又同登贤良方正科”。然而，当他们兄弟俩高中进士时，母亲程氏却于同年四月初八孤独地离世。当时苏轼因刚中进士第不在身边，苏洵也在京师，难免留下了一些人间遗憾。
程氏，苏洵的妻子， 苏轼和苏辙的母亲，苏洵、苏轼和苏辙这三个成功男人背后的那个好女人，一位令人难忘的中国古代伟大女性。
第二篇苏洵苏轼苏辙的关系:苏洵为何给儿子取名苏轼苏辙？
古代极重取名，作为一代文豪的苏洵，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自然也花了不少心思。苏洵长子名苏轼，次子名苏辙。这中间又有什么讲究？
苏洵年少无行，到二十七岁方发奋读书，二十九岁生下苏轼，三十一岁生下苏辙。在苏洵年近四十的时候，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名二子说》，明确提到自己为两个儿子命名的原因。
两兄弟的名，都和古代马车有关。
对长子苏轼，苏洵写道：“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轼”是古代车前用作乘车人扶手的横木。和车轮、车辐（支撑轮圈的细条）、车盖、车轸（车底的横木）相比，轼仿佛没什么作用。可是，如果一辆马车没有车上扶手的横木，又总让人觉得不完整。于是，这个没有实际作用的“轼”，就只剩下装饰的作用了。苏洵说，我儿苏轼啊，我担心你不注意外在的装饰啊。苏洵希望苏轼能够察言观色，掩饰真心，遇事不要冲动，对人不能过于坦诚。
对次子苏辙，苏洵写道：“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辙”就是马车行走留下的印迹。苏洵说，天下的马车行走都遵循前车的印迹行走，可说起马车的功劳，大家根本不会提到车辙。虽然车辙无功，但一旦车翻了马死了，出了祸事了，车辙也不会受到牵连。苏洵的意思说，如果苏辙能够甘心做一个车辙，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也可以免于灾祸。
作为一个父亲，本应当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不说光宗耀祖富贵终生，至少也该出类拔萃，与众不同吧。可堂堂“八大家”之一的苏洵为何希望儿子学会掩饰真心，甘心平凡呢？
这就要说到苏洵坎坷的求官的经历了。
后人提起“三苏”，多称道“一门三进士”，甚至有人认为三苏是同时考中进士，其实不然。《宋史》记载：“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苏洵二十七岁立志读书，二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之后又参加茂才异等的考试，但是都没有考中。此后苏洵还考了十多年，但都没有考取进士。在嘉祐二年，父子三人一起来到京师，在那一科中，苏轼和苏辙兄弟高中，而苏洵则没有提及。或许是苏洵不屑于和儿子同科考试。当两个儿子一考即中之后，苏洵不无感伤的写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一晃，苏洵参加科举已经二十余年，依然是一无所成。进士功名对于儿子来说，如此轻而易举，对于苏洵来说，却是那么可望不可即。
那么，以苏洵之大才，为什么二十年科举不中呢？
除却宋代进士一科选拔名额较少，一般一科就是二三十人的因素外，最重要的就是源自苏洵倔强傲岸、无所顾忌的性格了。
在三十岁左右，苏洵的文章其实就已经写得非常不错，可名声却不出蜀中。当时天下文风以诘屈聱牙，讲究典故铺陈的“太学体”为主，而苏洵文章往往陈诉时弊，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国家大政。苏洵又不屑于拜望结交地方官员，就算是和家族当中有功名的亲属也刻意划分界限，保持自身的高洁。地方那些庸碌的官员根本就不想惹事，自然不会把苏洵的名字上报。
多年之后，为了儿子的前程，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走出书中，直接到京城参加科举。到了京城之后，苏洵把自己所做的一些文章献给文坛宗师欧阳修。欧阳修一看大为赞赏，又把苏洵推荐给朝中大臣，一时之间京城文学之士纷纷颂扬苏洵之文。
有如此大好形势，苏洵本该平步青云，展开美好的仕宦之图。可是，现实却非如此。因为苏洵的傲骨，不知不觉当中得罪了好些人，其中就有知制诰王安石和宰相富弼。欧阳修召开文会，遍邀京城名士。席上，欧阳修请苏洵发言，苏洵大谈朝廷局势。当时李元昊（西夏开国之君）在西方起兵，当时宰臣多主张用金钱换和平，对于这种行为，苏洵很不以为然。苏洵认为，对待西夏，只有用战争取胜，而不能走贿赂路线。在《六国论》中，苏洵说“苟以天下自大，而从六国破亡子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就差没有直接说执政者是卖国求荣了。那些中下级官员和普通百姓，对于苏洵的观点都极力赞扬，可执政的宰臣却很是生气。
王安石和苏洵政见不同，批评苏洵是书生之见，见识短浅。苏洵就写了一篇文章《辨奸论》，斥责王安石之流为朝廷奸邪。王安石大怒，当欧阳修举荐苏洵时，王安石也不遗余力的进行攻击。宰相富弼一开始对苏洵也有所期待，可看到苏洵如此不识时务，屡次公开批评自己制定的国策，对苏洵也变得反感起来。当宋仁宗暗示想提拔苏洵的时候，富弼表态：“苏洵专门劝人用杀戮来确立威信，想要当官未免太急切了。”富弼对苏洵主战的政策不予置评，而攻击苏洵热衷功名求官心切，操守问题严重。宋仁宗听后，也就放弃了提拔的念头。
在两个儿子考中进士之后，苏洵就绝意科举，专心著述，希望以立言一道，留名后世了。之后，宋仁宗曾经亲自下诏，邀请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这本是天大的恩赐，可苏洵却认为，以自己的名声，根本就不需要再进行考试。苏洵推托有病，竟然没有应召。总算宋仁宗大度，没有计较。数年之后，宰相韩琦推荐苏洵出仕，担任了一个从八品秘书省校书郎，死后也不过追赠为正八品的光禄寺丞。这并非宋仁宗薄情，而是苏洵并非科举正道出身，又没有实际的政绩，自然不能授予过高的品阶。
苏洵晚年虽然彻悟，对于功名不大在意，可看到两个儿子少年成名，前途远大，苏洵心中又是欢心又是担忧。相对而言，长子苏轼才华横溢却又锋芒太露，待人真诚却又心无城府，见识卓绝却又不屑韬晦，许多方面和苏洵很像。正是看待了长子苏轼这个性格特征，苏洵才说“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次子苏辙虽然才学略逊兄长，可性格沉稳许多，颇像端庄宽仁的夫人程氏，反倒让苏洵放心。
益州知州张方平向来有慧眼识才的名声，苏洵特意带上两个儿子前去拜访。张方平和苏轼聊天之后认为苏轼乃是奇才，于是写了六个题目，让苏轼兄弟当场作文。苏轼拿到考题之后，立刻开始下笔，可苏辙看着考题却犹豫不决。苏辙拉拉苏轼的袖子，问第五个题目出自哪里，苏轼没说话，只是用毛笔敲了敲桌子。苏辙立刻明白了，考题出自《管子注》。一会儿苏辙又用眼光询问第六题出处，苏轼起身，到苏辙桌前，径直将这道题目划去。很快，苏轼把写好的五篇文章上交，过了好一会儿，苏辙也交上自己写的五篇文章。张方平看后大喜。他出的六个题目都很偏，不是博学者根本不知道出处，而第六题则是他个人杜撰，并无出处。苏洵请张方平评价下两个孩子。张方平说：“两个孩子都是天才。长子聪敏过人，让人赞叹；次子谨慎厚重，他日的功业或许超过哥哥呢。”
后来，苏轼因直言己见，在新旧两党的争斗中秉持自身的原则，不同流俗，结果新党执政时遭遇“乌台诗案”，黄州之贬，新党上台是又被贬海南，饱受飘零之苦。而苏辙虽然一度受到兄长苏轼的牵连，却能够三缄其口，懂得明哲保身，是以苏辙名声虽然不如兄长，可元佑年间却官至门下侍郎，拜相执政。一切正如苏洵所料。
后来，苏轼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对孩子的期望：“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洵对儿子的期望与此相同，用心可谓良苦。
第三篇苏洵苏轼苏辙的关系:苏洵、苏辙、苏轼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苏洵、苏辙、苏轼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www.hxlsw.com | 来源：光明日报 | 曾枣庄
三苏父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光明日报 曾枣庄 一提起“三苏”，人们都会想到他们是文学家；一提起苏轼，人们就会想到他是通才。其实，“三苏”都是通才、全才，父子三人不仅在文学史，而且在政治史、思想史、史学史、艺术史上都有巨大的成就，崇高的地位，只是苏轼的贡献更大，影响更深远而已。《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但世上没有什么“无不相同”的人和事，三苏父子的性格、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及文学风格的差异都很大，苏辙政治主张的激烈、学术思想的复杂都超过了苏轼。 ； 这里，我想比较全面地讲述他们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异同。 大器晚成与少年得志 苏洵年近五十才成名，成名后的他地位也很低。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地方政绩显著，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官位还高。 苏洵(1009-1066年)字明允，少不喜学，而喜欢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他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但应进士及茂材异等试皆不中。如果说苏洵初举进士不中可能与他“少不喜学”分不开，那么他二十九岁再举进士不中，特别是三十七岁举茂材异等亦不中，就要怪科举考试制度窒息人才了。 苏洵在《广士》中说：“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不能为”，是说不长于此道；“不幸而不为”，是说不屑于此道。苏洵兼有二者，结果他这位“奇才绝智”之人就难免“有时而穷”了。 苏洵的可贵就在于，他没有继续让自己去适应不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相反，在“举茂材异等不中”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此不足为学也”(欧阳修《苏洵墓志铭》)，于是决心走自己的路。他在《上韩丞相书》中说：“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他在二十七岁后“发愤”于科举，而在三十七岁后则开始“发愤”于学术。这是苏洵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告别了科举考试，烧掉了为应付考试而作的数百篇文章，开始凭兴趣读书，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过去是为应付科举考试不得不为文而文，没话找话说，现在是“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才著《几策》、《权书》、《衡论》数十篇，系统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 苏洵48岁那年，他送苏轼兄弟入京应试，知益州张方平向欧阳修极力举荐苏洵。张方平与欧阳修是有矛盾的。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说：“张安道（方平）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修）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欧阳修上其书于朝，公卿士大夫争传诵之，苏轼兄弟又于次年同科及第，父子三人遂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苏洵可说是大器晚成，年近五十才成名。但他成名后的地位也很低，“爵不过于九品”，只做过试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修，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 苏轼兄弟的经历与苏洵刚好相反，是少年得志而一生坎坷。进士及第，名动京师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才十九岁，五年后又同举制科入等。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先后知密、徐、湖、登、杭、颍、扬、定八州，地方政绩显着，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自称他参加制科考试的策论是“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而苏辙的《御试制科策》比苏轼更加激列、尖锐，矛头直接对准了年老的仁宗，指责仁宗“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结果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本/文/来/源/于/千/里/马/学/术/导+航/争论。苏轼制科考试“入三等”。宋王朝的制科考试，一二等都是虚设，从没有人入一二等，因此三等实为一等，在此以前只有吴育一人入过三等。司马光参与崇政殿复试，认为苏辙在应试者中最为切直，也第以三等。初考官胡宿认为，苏辙之策以致乱之君况盛世，力请黜之。但仁宗不同意，他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仁宗同时还读到苏轼的《制科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于是以苏轼入第三等，苏辙入第四等次。但斗争还没有结束。苏辙既入等，于是以他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今陕西商县)军事推官。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袒护宰相，专攻人主，不肯撰制词。苏辙深感失望，奏乞留京侍父，辞不赴任。这当然只是表面理由，正如苏轼的《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所说：“答策不堪宜落此。”《御试制科策》对苏辙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迫使他当时辞官，而且使得他“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遗老斋记》)，一直担任幕职，直至神宗去世前不久才任绩溪(今属安徽)县令。 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官位还高。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苏辙）谥议》中说：“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幸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这段话对元祐之政虽有过份美化之嫌，但对苏辙在元祐之政中的作用的估计，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苏辙的政治才能只在哲宗元祐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北宋变法前后的政论家、政治家 苏洵虽被誉为“王佐才”，但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只能算作政论家。苏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 苏洵虽被誉为“王佐才”，但从未成为“王佐”，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只能算作政论家。苏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 在政治上，北宋王安石力主变法时，三苏强调革新吏治。在苏洵生前，王安石变法还未开始，但争论已经开始。苏洵在《衡论》中已经提出了“政之失，非法之罪”的观点。嘉佑三年(1058)，苏洵与王安石分别有《上皇帝书》和《上仁宗皇帝言事》。他们未必看到过对方的上书，故很难说是谁反驳谁。但比较一下这两篇上书的内容，便能看出苏、王分歧的实质。王安石认为，当时形势危急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出路在于“变革天下之弊法”。苏洵却认为，“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济之以至诚。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苏洵在《上皇帝书》中才大谈改革吏治，主张重爵禄，罢任子，严考课，尊小吏，复武举，信大臣，重名器，专使节，停郊赦，远小人。其中除停郊赦一条外，其余九条都谈的是吏治改革。 1/6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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