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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苏轼《临江仙》赏析(合集二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苏轼《临江仙》赏析篇1
一、坚持现实主义的主题
苏轼是一位关心民众,有志于经世济民的人,他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针砭和嘲讽的态度,在诗词创作中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入仕后勤于政务,又多次遭贬谪,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常常把耳闻目睹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写水灾后江浙人民的艰难,《夜泊牛口》写沿江居民的生活苦痛,《吴中田妇叹》则反映了当时赋税深重,谷贱伤农的境况。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轼对民众疾苦的关心。
苏轼的关心民众疾苦的诗词很多,作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对于人民的苦难,他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交织着强烈的爱憎感情。他常常“作诗先自劾”,首先将诗歌作为自我批判的工具,而不是仅仅表达对他人的同情。苏轼一生阅历丰富,诗词取材广泛,其社会政治诗在描写社会生活的广度方面,比起前人有着新的开掘和推进,反映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主题。
二、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学者们一般认为唐朝以前的诗歌内容较窄,格局较小,明代李东阳说:“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譹?讹。就创作风格而言,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诗作或许比苏诗更要突出、鲜明,但若论创作成就,苏轼则是出类拔萃的。在内容的丰富、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情蕴的深厚等方面,苏诗都是独树一帜的。他晚年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颇具特色。“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譺?讹指出了两者风格的相似。但文学创作毕竟不是简单的重复,所以苏轼的和陶诗虽在用韵、句数、格调等方面与陶诗相近,但内容却不为其所限,举凡自然景物、风土人情以及人世沧桑都被苏轼纳入诗中。其题画诗不仅诗中有画,还善于传达出画中的神韵,进而自由生发,达到了信笔挥洒、自然真率的境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苏轼诗词中美学价值最高的是那些写景抒怀的作品。苏轼喜欢登山临水,“身行万里半天下”,“行遍天下意未阑”,可以说其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苏轼写山水往往注入自己深厚的情致,如《游金山寺》先由万里征程、半生宦游导人写景,然后写江景之奇丽,并以“望乡国”照应开端,结尾处借江神见怪、自誓归田收束全篇。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曾评论此诗说:“通篇全就望乡归山落想,可作庄子《秋水篇》读。”有些诗则由写景抒怀升华到对社会生活及现象的深刻思辨,使之带有浓厚的哲思意味。《题西林壁》一诗说明拘囿于事物之中就难以看清其庐山真面目,想要认识复杂的事物就必须能从中跳出来,不能因循守旧,局限于条条框框。这样诗词就由纯粹客观的描摹写景变成有主体感情的造景,所以他的山水诗往往物我交融,情与景密不可分。苏轼的这类诗作不在于具有多么鲜明的意象,而在于在日常情景中生发出弦外之音,说出人人心中皆有而笔下却无的道理。
苏轼在其词的创作中则更多的是表现自我。他的词或表现“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豪气风发的精神风貌,或流露仕途挫折和复杂的人生感慨;或表现其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或反映人生如梦的怅惘的思绪等等。这些词作展现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也给读者带来了美的享受。
三、兼收并蓄的同时自觉革新
苏轼在诗词创作中能够自觉革新,对诗歌风格的主张是兼收并蓄。他对《诗经》、《楚辞》等古典诗歌都做过精深的研读,诗词创作深受李白、杜甫、陶渊明、柳宗元等大家的影响。他能够欣赏多种文学风格,说明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影响了他的诗词创作。苏轼诗词的风格基调是清雄奔放,有简淡绝俗之美感,他在创作时特别注意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调和,互相渗透,所以苏轼诗词中的佳作常常是表现出刚柔并济的风貌。
在诗歌创作方面,苏轼古今各体兼善,而以七古为最优。施补华说:“东坡最长于七古,沉雄不如杜,而奔放过之;秀逸不如李,而超旷似之。”?譻?讹“以才学为诗”是苏轼诗作的特点之一。苏轼学识广博,精熟典实,所以信手拈来,随意驱使,使其作品尽呈古雅之貌。一般而言,苏诗的用典平稳妥贴,浑然天成,如水中着盐,不露痕迹。但有时用典过多,也招致了后人的批评。王夫之也曾经说:“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譼?讹这话虽有过激之处,但也指出了苏诗的缺陷。苏诗常可见到“以文为诗”之处,这有助于苏诗自然奔放风格的形成,尤其是古诗更是如此。由此可见,在宋诗革新的过程中,苏轼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宋诗新面貌的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愧为北宋诗坛的第一大家。
苏轼对词的革新,主要是提出了“词的诗化”理论。这在他的词论中反映了出来,其词论散见于有关的题跋、序引、书简及宋人所作的一些诗话,词话、笔记之中,约有十余则,见解新颖独到,时常体现出变革的思想。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一直被视为“小道”,在宋初文人的心目中是“方之曲艺,尤不逮焉”,其地位与诗文无法同日而语。但苏轼大胆地突破了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诗尊词卑的偏见。他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认为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形式上的差别,但在艺术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从文体的角度将词提高到与诗相同的地位,就为其革新词体、词风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道路。苏轼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对词体的革新在文学史上更具有特殊意义。北宋的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誉?讹充分肯定了苏轼在革新宋词中的功劳和作用。
四、 倡导词之诗化,开创豪放词风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促进了词风的转变,改变了人们于词独重女音、偏尚婉媚的观念。宋朝以前词的创作被称为“艳科”,自唐五代以来就多写艳情,风格上主要是婉约柔曼,最具代表性的柳永的词就是如此。苏轼作词时正是柳词风靡一时之际,其词“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苏轼对这种词风很是反感,所以他的词作是从力辟柳永开始的。据《高斋诗话》记载,秦少游自会稽入京师拜见东坡,东坡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则回答说:“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又说:“销魂当此际,非柳七吾乎?”苏轼对秦观的批评毫不留情,可见他对浮靡词风的强烈不满。
后人认为苏轼革新词风的一大成果就是创立了豪放词风。这种说法可以从曾慥跋《东坡词拾遗》中看到:“豪放风流,不可及也。”随后陆游《老学庵笔记》也说:“……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明朝的《诗余图谱》更是以豪放论定苏词:“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所谓豪放,是指苏词劲拔雄健、磊落恢弘、放笔挥洒、不受拘束的一种创作个性。以这种标准来衡量,苏词中如流传甚广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早期为送陈述古而写的[清平乐],为和杨元素而作的[南乡子]《七夕》,送陈令举作的[鹊桥仙],后期守徐州时所写的[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贬黄州时所作的[满庭芳 ],知颖州时所写的[满江红]等,都是笔力矫健、词锋凌厉之作。但是,苏轼革新词风的功绩与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开创豪放词风。从《东坡乐府》看,豪放词约占七分之一左右,而其他词作或清峻秀丽,或空灵蕴藉,风格多种多样。即使与豪放词分庭抗礼的婉约词,苏词中也有不少,历来被人交口称誉。冯煦为朱孝臧注《东坡乐府》作序,就提出:“东坡之于北宋,稼轩之于南宋,并独树一帜,不域于世,亦与他家绝殊。世第以豪放日之,非知苏、辛者也。”苏轼词风格的多样性表明,他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地反对婉约一派,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占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苏轼在诗化理论的指导下开拓了词体堂庑。苏轼的词在风花雪月之外,把怀古感怀、思亲念远、言志抒情、咏物记游、酬唱应答、叙事绘景、赠别悼亡,甚至谈禅说理、滑稽戏谑等等都纳入了其词之中。尤其是其词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对士大夫情怀的抒发,对人世沧桑的思索,比起对男女情思、花间樽前等传统的词的题材选取而言,有一种较大的变化。苏词不仅内容开阔,而且表现重点有所转移。词本多写男女情思、离愁别恨,而苏轼则把词作为文人言志抒怀的工具,更多的表现自我的内心情感。如[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和少年时代豪气风发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 [江城子]《密州出猎》,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则反映出作者感到人生如梦的怅惘的思绪。这些词作展现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体现了他独特的个性。元好问曾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譾?讹
苏轼将词作为陶写性情之具,其意义首先在于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在合乐歌唱之外,还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其次在于把词家“缘情”与诗人“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词品与人品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提高了词的品位,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第三,他注重以词陶写情性,与传统诗教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又有所不同,而是比较贴近于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教作了合乎情理的修正。刘辰翁曾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譿?讹所言甚是。
苏轼在词律上也有创新之处。他在创作时着重引进了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如[沁园春]、[念奴娇]、[水调歌头]、[哨遍]等词调,有的是自度腔,有的是他最先使用,有的是他运用之后得以在世上流传与推广。这些词牌后来这所以成为词人常用的熟调,往往就是通过苏轼之词作为媒介的。
苏轼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创了北宋一代诗歌新风;其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词风的创始者。读苏轼,苏轼诗中有理性的思考,有超然入化的神韵;读苏轼,苏轼词中有人生的感悟,有天地奇观和滚滚思潮。苏轼是个特别的人,在别人认为他最应该哭的时候,乐观的苏轼却坦然微笑创作出流传千古的华美篇章。
苏轼《临江仙》赏析篇2
上片，追忆歌妓、侍女的深情与作者的思念。“昨夜渡江何处宿，望中疑是秦淮”，点明即将渡江的时间与行踪，突出描绘想象中的繁华秦淮。秦淮有歌女成群的黄金河畔楼台。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唱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宋代诗人贺铸《秦淮夜泊》也唱道：“楼台见新月，灯火上双桥。隔岸开珠箔，临风弄紫箫。”忆起王胜之昔日秦淮之风流，更加深恋今日秦淮的韵事。接着写宿处“月明”时，笔锋一转，突然有人吹起悲哀的笛声。这是受主人之爱而又得不到真情的凄楚之音，难言之音。吹笛者不知是谁，最后两句，引用六朝“王谢女”故事，作了回答。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金陵五题》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正是这“旧时王谢堂前燕”，烘托出了欢送王胜之上任之歌妓深情：既吹笛“多情”，又“相逐过江来”。
下片，写情势不许，情爱成影，有难言之隐。第一、二句，点化活用宋玉《高唐赋》中神话。巫山神女比喻“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将其神话比作情爱，尚未成真而今又分离了。作为歌妓，就是歌妓，官人无论如何喜爱，但要成为真正情爱是难越过封建社会等级观念障碍的，自然“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只能“云雨未成还又散”，令人“思量好事难谐”。第三、四句，从两个方面点明“云雨散”，“好事难谐”的原因：一是“凭陵”逼迫，情势不允许;二是“急桨”人催促开船不容犹豫。所以“两相催”成了这种不得不分离的现状和难言之隐的伤痛，“妓婵娟，不长妍”(孟东野《婵娟篇》)。最后两句“想伊归去后，应似我情怀”，为点题之笔，道出了东坡十分同情歌妓的心底之言：将心比心，心心相印，悔而又晚，隐痛难言，此恨绵绵无尽期。
这首词原本为送王胜之龙图至南都之作。只因即歌妓与侍女陪送之事，而转到写这些底层女性无主的命运。在官人当政春风得意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就是“王谢女”;当官人贬谪或迁移不得志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则成为“归去”女。作者批判昔日的秦淮韵事，同情眼前吹奏哀笛的歌妓的凄凉命运，就充分反映了他不为世俗传统观点束缚的新型妇女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