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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大成一:１８世纪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图中的活动与贡献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1 【原刊页号】37-44 【分类号】K91 【分类名】中国地理 【复印期号】199706 【标题】１８世纪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图中的活动与贡献 【作者】秦国经 【英文摘要】
Because topographical work serves as a tool for nationalrule and as evidenc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the Qing courttreated them with the utmost importance.In the eighteenthcentury,Kangxi,Yongzheng,and QianIong,three diligent andconscientious emperors,personally directed and planned empire-wide topographical surveys. During the process of surveying and charting China,Westernmissionaries proved to be of great benefit to this effort.They contributed Western knowledge of astronomy and geography,aIong with the most advanced survey techniques,and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officials of the Qing court,accomplished the formidable task of surveying the total Land area of theempire.This was not only a historic undertaking,but also an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cartography.【正文】 一、18世纪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地图中的活动 1.大一统清王朝的建立与清帝对舆图的重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数千年来，虽政权更替，历有分合，但中华统一的国家却越来越巩固。到了清代，我国的疆土得到了最后的奠定。今天我国现有的领土和海域，基本上是继承清代的版图，这可以说是清朝的一大历史功绩。 清朝统治者对版图的管理十分重视。所谓“版”，就是记载人民户籍的档案。“图”是地图，是国家土地、山水的图记，所以历来版图被认为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主要凭证。所谓“国家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1]清统治者深深认识到图籍的重要性，所以在入关之前就成立了文馆，重用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广为收罗明朝的图籍档案。 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后，经四十多年的统一战争，始建立起大一统的清王朝。清初虽在戎马倥偬之际，统治者仍不忘记收集明朝的图籍。顺治五年九月曾以纂修明史的名义，谕令京内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在外督、抚、镇、提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有关明朝的档案“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2]。康熙四年十一月再次谕令礼部：“尔部即再行内外各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俱著查送。……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著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尔部即行作速传谕行。”[3]根据皇帝的谕令，各地陆续收集到许多明朝的档案图籍，送交清廷，存于内阁大库。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千多件明朝内阁、兵部、礼部等国家机关的档案和图籍，基本上都是清初为修明史而搜集来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批明档中，有一批珍贵的明代地图，如《大明混一图》为万历年间绘制，纵347厘米、横453厘米，为当时最详细的中国地图和亚洲地图，其幅页之大，绘制之精，居我国古地图之冠。清廷收存后，为体现其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将汉文地名统一用浮签换成满文地名，汉文“大明混一图”改为满文的"Dai Ming Gurun i Uherilehe Nirugan"。再如明万历年间刻制的《广舆图》、《论九州山镇川泽全图》以及明万历三十三年徐必达进呈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也极为珍贵。 2.康雍乾三朝任用西洋人测绘舆图的活动 康熙帝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他亲政后，先后平定了“三藩”和统一了台湾，接着又领导了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他三次亲征，粉碎了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阴谋，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他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任用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任钦天监官员修订历法，又聘请学有专长的传教士入宫任职，或在内阁充当翻译；或在内府任职医生、画师；或为皇帝、皇子讲授天文、地理、数学、音乐、人体解剖、拉丁文等方面的知识。康熙帝亲自学习，孜孜不倦，他演算的几何算草，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康熙帝在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中，地图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在使用地图中也发现不少问题，如有的地图模糊不清；有的测绘不精，内容有错，等等。他深感“疆域错纷，幅员辽阔，方舆地理，又今昔互异”。今后要想治理全国，没有详细而准确的地舆图志，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在结束平定三藩和台湾的战争后不久，于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初七日便下令纂修《大清一统志》：“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成地图。万几之暇，朕将亲览。且俾奕世子孙披牒而慎维屏之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4] 康熙帝在战争和外出巡视活动中，还非常注意地理的调研和测绘。如康熙三十五年他在亲征噶尔丹行军途中，所记的测量独石口至喀伦的情况：“自独石口至喀伦，以绳量之有八百里，较向日行人所量之数日见短少。自京师至独石口为路甚近，约计不过四百二十三里。皇太子可试使人量之。喀伦地方用仪器测验北极高度，比京师高五度。以此度之，里数乃一千二百五十里……。”[5]又如，康熙三十六年间三月他在回军途中，记录了在宁夏测量的情况：“朕至此以仪器测量北极，较京师低一度二十分，东西相去二千一百五十里。今安多以法推算，言日食九分四十六秒，日食之日晴明测验之，食九分三十几秒，并未至昏暗见星。自宁夏视京师在正东而微北……”。[6]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中，康熙帝命进有关地图呈览。当时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张诚乘机把早已绘好的亚洲地图送上，并指图说明中国的东北部分地区，因地理知识缺乏无法绘制，请求皇帝进行一次全国大地测量。康熙帝认为很有必要。 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来华传教，沿途细察各省地图，发现府县城镇的位置与实地不符甚多，他将此事上奏康熙皇帝，再次建议重新测绘全国各省地图，这就更加坚定了康熙皇帝测绘全国省级新图的决心。于是命白晋返回法国，又挑选十几位精通天文、地理和数学的教士来华，参加皇朝地图的测绘工作。由于这次绘图准备使用西方经纬度制图法绘制，为了慎重从事，康熙皇帝于四十六年（1707年）十二月，命白晋等传教士先在北京附近进行小块试验性的测量，以与旧图相比较。经半年的努力，地图绘制完工，上呈康熙帝。“帝亲自校勘，认为远胜旧图”[7]。这样才开始测绘各省地图。这次测绘，康熙帝除聘用外国传教士外，还命中国有关官员、精通算法人员和钦天监等有关机构人员，共同到各地进行测量。 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1708年6月4日）命法国传教士白晋(Bouvet)、雷孝思(Regis)、杜德美(Jartoux)和日耳曼神甫费隐(fridelli)，从长城测起，至次年一月返回北京，绘成一图。该图上绘有长城三百个门口、堡垒以及附近城寨、河谷、水流、山岗等。至于北直隶（今河北省）的测绘，因先在北京附近试测，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十二月便开始，到四十七年（1708年）六月完成。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五月十八日雷孝思、杜德美、费隐诸人开始测量东北地区。先从辽东入手，东南到朝鲜边境，东北到黑龙江口。测绘了《盛京全图》、《乌苏里江图》、《黑龙江口图》、《热河图》等。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七月康熙帝命再前进到黑龙江地区，对新建边镇墨尔根（今嫩江县）和齐齐哈尔（今龙江县）二镇进行重点测量，于当年十二月完成了东北地图的测绘工作。图送至北京后，因“鸭绿、图门二江间未详晰，五十年（公元1711年）命乌喇总管穆克登偕按事部员复往详察”。[8] 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帝命增加测绘人员，分成两队，一队往山东，主要有雷孝思、麦大成（Cordoso，葡萄牙人）等。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绘成山东省图。一队出长城测定喀尔喀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主要人员有杜德美、费隐及潘如（Boujour，法兰西人）等，该队在蒙古测量后，途经陕西、山西，于康熙五十一年回到北京，但图未能完成。又命麦大成、汤尚贤（de Tartre法兰西人）同往山西、陕西（当时陕西包括今甘肃省）协助测绘工作。图成以后，康熙帝甚喜。以后雷孝思又同冯秉正(De Mailla)及肯特雷(Kenderer)，同往河南、江南（江苏和安徽）、浙江及福建（包括台湾）测绘。汤尚贤、麦大成合测了江西、广东及广西。费隐及潘如、雷孝思又测绘了四川、云南、贵州和湖广的地图。由于康熙帝亲自主持这次测绘工作，并随时发布谕旨，命各地方督抚很好组织本地的测绘活动，并招待、保护好西洋测绘人员等，所以测绘工作进展很顺利。如江南、河南地图于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测绘完毕，遵旨随时报上。据江宁巡抚张伯行奏：“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准兵部咨，奉旨往河南、江南画舆图去的宫拜唐阿、西洋人不必回来，就从彼处往浙江舟山等处、福建台湾等处画去。但走海时，着你等谨慎。看好天色时节行走，不必急了，须要仔细。再，下旨与他们，伊等著画完一省将舆图就交与该抚，着家人好生送来，钦此。臣查江南、河南舆图已经钦差护军参领臣陶蕃齐等经临各府、州、县丈量绘画，起程北上。……于闰五月初八日抵苏，准护军参领臣陶蕃齐等将所画江南、河南舆图于初九日交臣恭进。现催江南驿道换给勘牌，前往浙、闽二省绘画舆图。……臣谨遵旨将所画江南、河南舆图，差家人谨慎赍捧赴京进呈”。[9] 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浙江巡抚王度昭奏报，浙江省地图绘完送上。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江西巡抚佟国ｒáｎｇ＠①奏报，李秉忠及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等所绘江西统省舆图告成送上。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四川巡抚年羹尧奏报，武英殿监督布尔赛、西洋人费隐等“于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由四川北界保宁府属之广元县画起，于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初十日至东川府画完川省全图。即将全图交与臣家人魏之辉收存。布尔赛等随由东川入滇画图去讫。”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十七时，江西巡抚佟国ｒáｎｇ＠①奏报，江西省图绘完送上。 康熙五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云南巡抚甘国璧奏报，西洋人费隐、雷孝思及武英殿监督常保等绘画的云南舆图画完，遵旨差家人送京呈览。康熙五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贵州巡抚刘荫枢奏报：“钦差绘画舆图大人、西洋历法雷孝思、西洋历法费隐、向导护军参领英珠……于十月三十日将贵州舆图画毕，赍送到臣。臣谨遴选家人兼程赍送来京进呈御览。”[10]至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一月除新疆及西藏部分外，测量工作全部完竣。各路测绘人员回京后，在杜德美的领导下，编绘完毕关内十五省及关外蒙古各地地图，取名《皇舆全览图》。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进呈皇帝。帝重加嘉奖，并命内阁学士蒋廷锡示谕群臣曰：“此朕费三十余年之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合。尔以此与九卿详阅，如有不合处，九卿有知者，举出奏明”。[11]稍后九卿回奏：“从来舆图地记，往往前后相沿；虽有成书，终难考信。……此图诚开辟方圆之至宝，混一区夏之钜观。” 《皇舆全览图》从康熙四十七年正式开测，到康熙五十七年完工，历时十年。所反映的疆域为东北至萨哈连岛，东南至台湾，西至伊犁河，北至贝加尔湖，南至崖州（海南岛）。在十八世纪初叶，进行如此全国范围大面积的实地测绘图工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亚洲也可谓是一个创举。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于1722年去世。继位的是雍正皇帝。雍正帝对传教士采取严厉的态度，也没有继续聘用西洋人进行绘图工作。不过他为了指挥对西北用兵作战和管理改土归流后的西南苗、瑶等少数民族，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命怡亲王允祥等组织皇朝有关绘图人员，绘制了皇舆十排图（后称《雍正皇舆十排全图》）。雍正十排图采用以北京为经、纬线中心的方格绘法，这不如康熙图实地测量投影绘法科学。但在舆地的幅员广袤方面，雍正图却大大超过了康熙图。该图北起北冰洋，南到中国南海，东起太平洋，西到地中海。 乾隆帝也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他虽然继续执行乃父的禁教政策，但他却仿效乃祖的做法，大胆使用西洋各类专门人才，为皇朝服务。他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先后聘用西洋人高慎思、宋君荣、蒋友仁等人，会同中国官员和测绘人员，完成了康熙时期没有完成的对新疆和西藏地图的测绘工作。康熙时期清朝的统治势力犹未控制全新疆，到了乾隆时代，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和回疆，才有可能测绘新疆的地图。乾隆帝先后派西洋人高慎思、傅作霖、宋君荣及何国宗等专门人员，到新疆随同军队进行测绘工作。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上谕刘统勋会同何国宗前往，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谘询者记，得自身所经历汇为一集。”[12]乾隆帝对有功的中外测绘人员，随时给予晋级加俸，如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同左都御史何国宗前往伊犁等处测量之监副傅作霖，著赏给三品职衔。西洋人高慎思，著赏给四品职衔。俱准照衔食俸，其马匹廪给亦即照衔支给。钦此。”[13] 将近一年的测量绘图工作完竣后，乾隆帝命何国宗及西洋人回京。“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命何国宗等赴伊犁测量并绘舆图。今大段形势皆已图画，其余处所可以从容再往，是此等已属完竣。何国宗及西洋人等现已回到肃州闲住无事，可即令其乘驿来京，著传谕遵行。钦此。”[14] 关于这次绘图的情况，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允禄、傅恒的奏折讲得很清楚：“臣允禄、臣傅恒等谨奏。钦惟我皇上德威遐播，武功大成。五年之间，辟地二万余里。准噶尔、哈萨克、布鲁特及诸回部尽归。特命何国宗、明安图暨西洋人傅作霖等前往测量绘图。复命臣允禄会同查办，入时宪书，永光钜典。臣等伏查康熙年间圣祖仁皇帝命臣允禄，监制地球，维时准噶尔回部尚在版图之外。今皇上疆圉式廓，臣允禄、臣傅恒等公同商酌，请将地球添画新辟土宇，以成昭代典章。再查内庭尚有铜板、木板地图，其间或有阙略，参差未能画一，并请敕令各该处查出。臣等率同何国宗、明安图、刘松龄、鲍友管、傅作霖、高慎思等细心查办，稍有纤疑，再与亲在军前诸臣，细加斟酌，务期允协。办成恭呈御览，伏候钦定。为此谨奏请旨。”[15] 刘统勋、何国宗、高慎思等人绘的《西域图志》，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六月绘成，奉旨交军机处方略馆，这是以后一切新疆地图的根据。以后乾隆帝又专派一批总裁、提调、纂修等官去纂修，经二十年之久，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才完成《钦定皇舆西域图志》。 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朝在平息了颇罗鼐子朱尔墨特妄图割据西藏的叛乱后，命测绘人员对西藏地图重新实测，绘制了新的西藏地图。这样在康熙图的基础上，加上实地测绘的西藏、新疆地图，使得全国实地测绘的新图——《乾隆十三排地图》得以完成。《乾隆十三排图》又叫《乾隆内府地图》。全图共一百零四块，图幅范围基本上和雍正图相似，北尽北冰洋，南抵印度洋，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不仅为我国最完整的实测地图，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为了宣扬这一成就，使其留传后世，“皇上又令在朝修士，将大清一统地舆，及沿革之疆域，加工绘成图册，令蒋友仁镌为铜板。友仁遵旨刊刻，刊成铜板一百零四片，每片刷印百张。”[16]这一百零四块铜板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乾隆二十六年六月乾隆帝在看到成图后，曾题诗二首，以表达他喜悦的心情：“括地多年仰圣猷，核真今复逮渠搜。闳＠②讵类参军注，厄塞应同主吏收。益切觐光周诰凛，匪关凿空汉臣求，宇安岁美吾恒愿，望蜀宁当意更留。乾隆丙子夏六月御题。”“敢云扩宇蒇前猷，偃伯从兹罢剿搜。厄鲁马牛无一牧，筠冲屯堡并全收。本朝文轨期同奉，昧谷寒喧重细求，无外皇清王道坦，披图奕叶慎贻留。庚辰秋八月叠前韵再题。”[17] 为纪念乾隆帝在平定准噶尔与回部叛乱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乾隆三十年（1765年）由西洋人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和安德义等人合作特绘一份“得胜图”共十六幅，献给清廷。乾隆帝令郎世宁等将其带往欧洲，镌刻于铜板上。后在法国镌版印制，再运回北京。 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乾隆九年（1744年）来华，1745年到京，为清廷效力三十余年，主要为皇帝装饰宫廷，曾在圆明园设计大水法等。特别是乾隆帝五十岁寿辰时，他进献了一幅《坤舆全图》。据舆图房存乾隆二十九年福隆安续办归类舆图档中记载：“舆图房陆续收存图三十七件。蒋友仁进坤舆全图一张。”《坤舆全图》是蒋友仁以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和南怀仁《坤舆全图》为基础，又增补了“新辟西域诸图”而成的。该图为东西两半球图，左边是西半球图，上绘亚墨利加州。右为东半球图，上绘亚细亚洲、利末亚洲、欧逻巴洲。在图的上方有文字说明，它详细介绍了四大洲的疆域，如“亚细亚州，天下第一大州。乃人类肇生之地，圣贤迭出之乡。其界东至大东洋；南至赤道南约第十度；西至红海、地中海、黑河、同河、白海；北至冰海。所容国土不啻百余，其大者首推中国，声名文物礼乐政教远近所宗……”。[18]图中的中国疆域部分，明确绘出了乾隆二十四年清廷粉碎大小和卓的叛乱、平定回疆后的西域名称，如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塔什干、阿克苏等等。除两半球图外，蒋友仁还在图的四周绘制了天文地理学内容的插图和文字说明。在这些图、文中，明确阐述了哥白尼学说是唯一正确的，介绍了正确的刻卜勒三定律和一些欧洲天文学的最新发展。如说“歌白尼置太阳于宇宙中心”、“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地球为椭圆形，围绕太阳转”[19]等等。蒋友仁为第一次向中国全面介绍哥白尼学说的人。 这幅图进呈乾隆帝后，帝仔细审阅，并于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初二日命“庄亲王会同何国宗认为如有不对之处，即传问蒋友仁。”经过仔细察看研究，庄亲王允禄等复奏皇帝道：“臣等看得蒋友仁坤舆全图一卷与内庭地球天主堂内坤舆全图形势大概相同，其绘画亦甚详细。惟俄罗斯往东较旧图展开四十余度。北亚墨里加往西亦展开五十余度，皆系旧图所无。询据蒋友仁云，旧图系康熙年间西洋人南怀仁所作，彼时无人测量未入舆图。乾隆六年有西洋人李勒等测量至其地，是以新图添入等语。询据刘松龄等皆与蒋友仁所说同。惟伊犁回部等处山水形势较之明安图、傅作霖等所画新图微有不合。询据蒋友仁云，此图系按伊犁旧图山水形势绘画，今应改正等语。臣等将伊犁回部等处另绘小图签入，其应改之处用红色绘画，恭呈御览。伏候命下，臣等遵即改正。其图说一卷，皆系西洋旧说。西洋人戴进贤等重修考成后编，亦用其法。但文义间有未能明顺雅驯之处，请一并交发。臣等率同武英殿修书翰林等，量加修饰妥协，再行恭呈御览。为此谨奏请旨。”乾隆帝阅折后，批答道：“是。着另画一张，派好中书缮写。”[20]乾隆三十六年《坤舆全图》修改增绘完毕，献给乾隆帝，帝大悦，特意嘉奖参与中外有关人士。这两幅《坤舆全图》都存于内务府的舆图房，备皇帝随时阅览。后一幅可以说是当时最好的一份世界地图。 二、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地图中的贡献 十八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时期。当时大批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一方面，他们来华是为了传播和发展天主教。另一方面，他们也把欧洲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药、生理解剖学、机械学以及各种技艺带到中国。尤其是西方传教士传播了先进天文地理观念，并运用先进的测绘制图方法，帮助清政府实地测绘了皇舆全图，这是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最大贡献之一。 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是我国首次经实地测绘而成的全国地图。在十八世纪初叶，进行如此全国范围大面积实地测绘地图的工作，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而且在亚洲也是一个创举。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这些图，“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美。”这表明“中国在制图学方面又一次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 当时的中国在制图学方面所以能走到世界的前列，这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的天文地理知识和新的绘图方法是分不开的。 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学说在华传播，大大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中国历来认为天圆地方，中国居天地之中，四周都是藩属蛮夷。在中国，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自称授命于天，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故又称天子。天子统驭华夏，抚绥万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万国全图》和南怀仁、蒋友仁的《坤舆全图》，逐步在中国传播后，中国的开明绅士开始改变天圆地方的观念，认识到地球为椭圆形，感到画图必须实地测量经纬度。康熙帝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君主。他接受了西方的天文地理观念，决定用西洋人测量经纬度绘制皇朝舆图。及至乾隆时期，蒋友仁借着向皇帝献《坤舆全图》机会，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这些新的天文地理学说，无疑对中国的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是一次巨大的推动，也是清政府采用新方法绘制皇朝舆图的一个前提。 西方传教士带来了三角测量绘图的新方法。所谓三角测量法，是在地面上按一定条件选定一系列点，构成许多相互联接的三角形，然后在已知点观察各方向间的水平角，并精确地测定其始边长，以此边长为基准线，推算其它各点的经纬度座标。法国传教士杜赫德说：“从教士根据他（指康熙帝）的旨意绘成的北京地区地图中，皇上发觉欧洲的测绘方法精度很高，乃决议以同样方法测全国各省包括所属之全部鞑靼地区”。[21] 采用三角测量方法，必须在天文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所以第一步先用天文观察方法测出一部分点的经度。如雷孝思、杜德美观察测定凉州为西经13°43′56″。巴多明观察测定热河为东经1°30′，纬度为41°6′。哥波尔观察测定广州为西经4°00′11″，纬度为23°8′，等等。第二步是以天文观测的点为基本点，然后采用三角测量法推算其它点的经纬度。西方传教士在绘皇朝舆图时，还采用了桑逊投影法，以及边疆与内地的地名采用满、汉文分别记注的方法。这些都是比较先进的制图方法。 在这次测绘舆图时，还统一了丈量尺度。由于我国历史上尺度的长短不太一致，从而造成地图制作的差误较大。康熙帝根据西洋传教士实际测量的结果，规定以当时工部营造尺为标准，合一千八百尺即一百八十丈为一里，也就是每尺合经线百分之一秒。测量长度单位的统一，是中国测绘史上一个进步。另外，把长度单位与地球经线每度的弧长联系起来，这在当时世界上是一个创举。 康乾盛世时期所以能绘出当时世界一流的中外地图，除了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先进测绘方法和绘图技术以外，这和传教士们的奉献精神及他们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据清宫档案记载当时参加这一测绘活动的西方传教士先后廿多人。在康熙时有张诚（法国耶稣会士）、白晋（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法国耶稣会士）、杜德美（法国耶稣会士）、麦大成（葡萄牙人）、汤尚贤（法兰西人）、潘如（法兰西人）、费隐（日尔曼传教士）、马侠、肯特雷等等。各省舆图测绘之后，最后由杜德美汇集成册。在乾隆时，有高慎思、宋君荣（法国耶稣会士）、刘松龄、鲍友管、傅作霖、蒋友仁（法国耶稣会士），等等。 在西藏、新疆地图测绘完成之后，由蒋友仁等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汇编成《乾隆十三排地图》，并将中国测绘地图的新成果，绘入《坤舆全图》，进献给乾隆皇帝。 在中国如此广阔的国土上，进行史无前例如此大规模的测绘活动，其困难是可以想像的。正如始终如一参加这一测绘活动的雷孝思神甫所说：“在执行这项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谨慎警惕之处多得不胜枚举。皇上把对他的帝国至关紧要的任务委派给我们，为了不辜负这位贤明君主的信任，同时也希望求得皇上的庇护，这对要在他的帝国里弘大基督教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信念驱使我们跨越了在从事如此浩繁的工作中所不可避免的种种艰难险阻。我们出于至诚，甘之若饴，自愿继续在帝国的东西边境和相隔适当距离的若干地点，反复进行日食观测，测定经度，以校正绘好的地图。”[22] 传教士在测绘活动中，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正如雷孝思以全体传教士的名义，在给巴黎杜赫德神甫的报告中说：“我向你们保证，为使地图尽可能完善，我们已使尽一切手段。我们亲自走遍各省各地，包括那些很次要的地点，查阅了各地官府所藏的舆图和史书，询问了所经各地的官吏和耆老缙绅。”[23]为了使地图精益求精，神父们对于已绘好的地图，还要反复测量校正。 在艰苦的测绘活动中，由于水土不服和劳累的关系，有的神甫病倒了；有的神甫带病坚持工作；有的神甫甚至牺牲了生命。如康熙四十七年，在测绘刚开始两个月，白晋神甫由于劳累病倒了。病稍愈后他又继续工作。康熙五十四年，费隐神甫在测绘云南地图时累病了，但继续坚持工作，一直到测绘完云南地图为止。张诚神甫到张家口附近测量时，到白河某支流源头，突然累倒了，不停地恶心和呕吐，生命处于危急之中。他以为很快就要死去，写了遗书。后幸被出使蒙古的一位官员抢救了他的生命。 特别是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他于乾隆十年(1745)五月来华到京，于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病故，在华三十多年。他不仅设计修造了圆明园大水法，而且为乾隆时皇舆地图和战图的编绘及刊刻印刷，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他参加汇编了《乾隆十三排图》，图成之后他又将图稿运往法国，刊刻成铜板印刷。乾隆三十年西洋人郎世宁等所绘平定准噶尔、回部等处《得胜图》完成后，遵照皇帝的谕指，“蒋友仁将图寄至法国刊板。法国皇上类思第十五位，自颁库银，令本国巧匠名高山者，刻成铜板，赍回中朝。蒋友仁刷印二百张。复将印稿连板寄回法国以便改良。乾隆三十七年，洋历十二月，由法国先寄回改板七片。皇上即命蒋友仁试印。友仁刷印若干张，忽患呕血，十分危急。仅得预备善终之暇，虔领终礼而卒。时乾隆三十九年，降生后1774年，洋历10月13日也。皇上赐帑银百两助葬。”[24] 蒋友仁为了在中国传教，为了向西方传播中国的文化与文明，来华三十多年来，可以说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最后累死在刊印清朝的舆图工作中，他为中西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注释： [1]《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三。 [2]《顺治实录》卷四十。 [3]《康熙实录》卷六十。 [4]《康熙御制文集》二集、卷四。 [5]《康熙御制文集》二集、卷十九。 [6]《康熙御制文集》二集、卷二十四。 [7]《清史稿·何国宗传》。 [8]《清史稿·何国宗传》。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 [10]以上均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 [11]《清史稿·何国宗传》。 [12]《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 [13]《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 [14]《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 [16]《燕京开教略》中篇。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十三排图》。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蒋友仁绘呈《坤舆全图》。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蒋友仁绘呈《坤舆全图》。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 [21]J·B·杜赫德《测绘中国地图记事》。 [22]J·B·杜赫德《测绘中国地图记事》。 [23]J·B·杜赫德《测绘中国地图记事》。 [24]《燕京开教略》中篇。
麦大成二:成崇德：论清朝的舆图与疆域的形成
清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运用近代制图学的新方法，根据中国历代王朝管辖的范围和边疆各民族活动的疆域，把测绘地图与清代国家的疆域范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注意处理边疆民族各部的疆域与整个国家疆域的关系。至18世纪中叶，欧洲很多国家都未开始或尚未完成本国的大地测量，中国却已经以近代制图学方法完成了全国经纬度的测量，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完整地国家地图。
一、边疆各民族的疆域范围与清朝国家地图的关系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帝谕：“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成地图” ，指示绘制国家地图。康熙朝绘制的第一幅全国地图为《皇舆全览图》。雍正朝绘制了十排《皇舆图》。乾隆朝绘制了《乾隆内府舆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
康、雍、乾三朝绘制国家疆域地图中，内地18省及东北、东南、北部和南部边疆地区的测绘工作比较顺利，而西北边疆和西藏地区的经纬度测量难度较大，疆域的归属也需要作较多的研究、考察。
清王朝是依照哪些根据，绘制西北、西藏及东南海疆疆界，确定国家疆域版图，绘制国家地图的呢？
首先以西北地区准噶尔疆域为例略作阐述：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平定准部，乾隆上谕内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示中外一统之盛”[1] 也就是说，清朝平定准噶尔，统一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准噶尔控制的疆域范围都应当纳入清朝的疆域范围。乾隆又说：“凡准噶尔所属之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使奏闻，以资采辑”[2] 准噶尔部的疆域是继承了我国历史上汉唐以来各民族生息、劳动、开发的土地，清朝绘制地图，既要考虑准噶尔实际控制的疆域范围，又要考察历史上各民族活动范围以及汉唐以来史籍所记载的国家疆域范围。
准噶尔在西北的疆域：图理琛在《异域录》中记载：“托穆斯科……此处塔塔拉与巴尔巴忑两种人杂处。……鄂罗斯、哈萨克、哈拉哈儿叭国、策妄拉布坦四国连界接壤，此处所居塔塔拉并巴尔巴忑人为鄂罗斯、策妄拉布坦两国皆纳赋”[3] 。图理琛所说的托穆斯科（托木斯克）曾是准噶尔疆域的最北界，俄国势力向南推进后，准噶尔被迫后退，准噶尔使者曾向俄国提出：往昔时代俄国与准噶尔之间的国界，曾经定为沿额尔齐斯河至鄂木河河口，然后沿鄂木河向上至鄂毕河。……国界沿鄂毕河右面支流乌叶皮河（英尼亚河）或黑鄂木河向东进行。同时已经明定，双方不得逾越此地前进……，但是从俄国方面越过了这些国界，然后建立了城市：托木斯克，库兹涅茨克和克们斯诺亚尔斯克……”[4] 。17世纪20年代，准噶尔曾与俄国进行边界谈判，双方确定的界线是沿鄂木河和鄂毕河上的黑角一线，此线以北的领土划归俄国，此线以南归准噶尔[5]。由于沙俄的侵略，准噶尔北界逐渐向南推移，据《准噶尔汗国史》、《皇舆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书记载，17世纪中叶以前，准噶尔在塔拉斯以北的西界大致是：从鄂木河口溯额尔齐斯河而上至亚梅舍沃斯克，向南经巴尔喀什湖之西，穿楚河中游到塔拉斯。（今江布尔）到18世纪中叶，准噶尔疆域除西界中的一段稍有变化外，从乌斯季-卡缅诺尔哥尔斯克向南沿阿亚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然后自巴尔喀什湖之西，穿楚河中游到塔拉斯一段变化不大。
《平定准噶尔方略》记载：爱古斯河在18世纪已成为当时准噶尔与哈萨克的边界。塔拉斯以南的疆界，《皇舆西域图志》中说：“又一支经图斯库勒南，西北行，至吹郭勒南，又一支亦西北行经塔拉斯郭勒南，皆属准部旧疆”。18世纪初，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就疆界问题向俄国提出抗议，指责俄国在准噶尔的领土上建立比斯克和比卡图斯克要塞，并声明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斯克和库兹涅茨克是准噶尔的领土。（见附图2）雍正七年（1729年）准噶尔与俄国就疆界问题举行谈判，准噶尔首领再次抗议俄国的入侵。噶尔丹策零继位后，绘制了准噶尔地图[6]。后来，准噶尔人又获得了清朝绘制的西北疆域噶尔人又获得了清朝绘制的西北疆域图[7]，这幅地图的地名以蒙古托忒文标注，是我们很少见到的漠西卫拉特人使用托忒文标注的地图，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综上所述，18世纪中叶，由于沙俄的入侵，准噶尔南移，其西北疆域界线大致是从库兹涅茨克，比斯克，恰雷什斯克到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向南沿阿亚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然后自巴尔喀什湖之西，穿楚河中游到塔拉斯。塔拉斯以南，准噶尔的疆界线在大致是自塔拉斯向东，沿塔拉斯山脉，然后向东南，沿费尔干纳纳山脉，到其东南端与阿赖山脉相接处。
清朝对新疆地区的地图绘制是在乾隆朝统一天山南北以后进行的。何国宗测量天山北路，明安图测量天山南路，远至塔什干、萨玛尔罕及喀什米尔。刘统勋负责考察采访[8]，绘制了52幅地图，其中比较重要的都收集到《西域图志》中。我们以所手中所掌握的几幅准噶尔在西北的疆域图：雷纳特1号图和雷纳特2号图与清朝绘制的《乾隆内府舆图》、《西域全图》[9]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清朝当时绘制的全国地图，完整地包括了准噶尔统辖的疆域。
其次，再对西藏地区的地图进行剖析。
对于西藏地区，《大清一统志》中记载了测量的情况：“本朝康熙五十三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舆图，测量地形，以此为天下之脊，群山之脉，皆由此处起去”[10] 当时在北京的传教士对西藏测量情况的记载更为详细，据载：康熙时测量地图之天主教士都未能亲至西藏。但康熙帝在派兵入藏时，已派人在藏绘图，绘图人二年后回京，于1711年将图交给传教士雷孝思审阅。雷孝思认为图中未定经纬位置，与其它各图不易连接，不能使用。但是该图记载详细，较之同时代的其它地图，已胜一筹，这可以说是关于西藏最早的一幅地图。但该图未能流传下来。康熙帝又派曾在钦天监学习数学测量的喇嘛，自西宁至拉萨，复自拉萨至恒河之源进行测量，因策妄阿拉布坦侵藏，喇嘛刚至恒河发源处，即不再前进，返回北京，其所绘图中，颇多采诸传闻。传教士以喇嘛所测绘之图重新审定了西藏地图[11]。此图在康熙五十八年被绘入铜版的《皇舆全览图》中，康熙说：“《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具与禹贡相合”，《皇舆全览图》“ 东南东北，皆际海为界，西南西北，直达番回诸部，以至瑶海阿耨绝域之国”[12] ，康熙五十八年的《皇舆全览图》，已把西藏包括在内。康熙五十八年的《皇舆全览图》与康熙五十六年的地图比较，不同之处主要在增加了西藏图，填补了西藏的空缺。这一点，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上谕中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康熙帝说：“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财贸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具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13]。
值得注意的是，1717年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二人在测绘西藏地图时，明确标出珠穆朗玛峰位在我国境内。关于珠穆朗玛的发现问题，英国人一向认为他们首先发现的。1921年英国的第一次探险报告中说：“挨佛勒斯峰” [14] 是1850年左右，从约150英里外的印度平原发现和测定的，但是直到1858年才定名挨佛勒斯峰，以纪念挨佛勒斯上校，他是此山发现时的印度测量局的局长”[15] 。事实上，早在英国人之前的1719年的中国清朝铜版图中，已有珠穆朗玛的满文名称。在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所藏的几种西藏地图，如三藏分界图，三藏卡伦图等都可以见到满文的珠穆朗玛。1721年木版的《皇舆全览》是《皇舆全览图》的第三版，在这幅地图中，汉文的珠穆朗玛名称译写为“朱母郞马阿林（阿林是满文‘山峰’的意思）“。在这幅地图上，珠穆朗玛峰的经纬度不太准确，但其山川地势的相对位置，则是很准确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制成后，传教士雷孝思寄到法国，由法国当时皇家制图官唐维尔编制“中国新地图”。在此图中，有二幅和珠穆朗玛有关，一为西藏总图，另一幅是分图第七幅，包括拉萨和牙鲁藏布江地图。唐维尔的地图，是欧洲最早的一张关于西藏和珠穆朗玛的地图，远在1733年就制成，而且以后在欧洲公开出版[16]。
西藏地区除了康熙朝绘制的地图成果外，还应该提到乾隆朝绘制的其它地图，如满汉文对照的《四川西藏等处图》、满文的《西宁至达赖喇嘛地方图》、汉藏文并记的《西藏地方图》、汉文的《西藏全图》、《西藏图考》、《西藏全境道里图》、《西藏帕古里附近道里图》、《班禅额尔德尼入觐西藏至塔尔寺路程图》、《西藏至塔尔寺图》、《藏南及所属哲孟雄、布鲁克巴部落地方形势图说》、《西藏番族图》、《雅鲁藏布江图》等。这些地图中，影响较大的有松筠的《西藏图说》中绘制的西藏地图。松筠1795年任驻藏大臣，在藏期间考察西藏地理，绘制地图，松筠就其绘图的目的说：“前卫后藏，特西南一隅耳。绘为此图者，就巡阅之所至，识山川之扼要，物俾驻藏汉番官兵熟其形势，故分其图于西南北三面为稍详。”[17]
上述西藏地区地图在绘制方法上因循中国传统地图的重于考据而忽视测量的旧路子，“皆有图，然不著经纬，不甚明此例，但略记山川地名而已，兹不详考”[18] 。在绘制现代科学地图上价值不高，但仍是西藏地理的重要成果，尤其成为清朝西藏边防上的重要图录。
关于海疆地图
清代海疆地图是在宋元明代地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海诸岛地图的研究是海疆史地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疆史研究者认为，明清古地图中有很多关于南海诸岛记载，明代最有代表性的是《郑和航海图》和《广舆图》。清代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可以分为六类十来种：
1、《广舆图》系统的地图；2、《大清中外天下全图》系统的地图；3、《四海总图》系统的地图；4、《一斑录》画法的地图；5、西方系统画法的地图；6、绘有个别群岛的地图。
在上述地图中，1430年《郑和航海图》等地图已把南海诸岛划入广东洋中。1755年《皇清各直省分图》，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767年以后的《大清万年一统全图》，1803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和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都明确把南海诸岛列入“大清一统天下”疆域之内。1800年《清绘府州县厅总图》中把西沙群岛划为我国的一个府进行管辖。1838年《洋防辑要》和1842年《防海辑要》明确把南海诸岛作为海防之列绘入我国领土《直省海洋总图》[19]。
二、康雍乾三朝舆图的比较研究
人类最初地理知识的表达，很可能是用图而不是用文字。在原始社会或原始部落中，那些来源于生产和生活实践，而绘制出有山川、道路、鸟兽、草木分布之类的图画，就是原始地图。我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及应用，最早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绘制的地图，多是局部地方的区域性地图，大范围的行政区域图较少。直至秦汉时期全国的一统舆图，才逐渐多了起来。唐、宋、元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地图学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绘制了一些具有一定水平的地图，如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华夷图》和《禹迹图》，元代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等等，说明当时我国的地图测绘水平远远超过欧洲，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朱思本绘制的经罗洪先增补为《广舆图》后，支配了中国地图200多年[20] 。明代中叶以后，在传统制图学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内容。这一时期绘制地图时，多以罗洪先的《广舆图》为蓝本，影响所及，直至清代。
明末清初，西方的测绘技术对我国的制图学影响很大，使我国的制图学进入近代制图学发展的新时期。康熙帝对测量地理和绘制地图很感兴趣，在其三次亲征噶尔丹及巡游东北时，都令人随时随地测量经纬，为制图作准备。清朝皇帝绘制地图，已经注意对边疆地区的历史沿革的考察和经纬度的测量。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敕谕修一统志，康熙对测绘地图与国家疆域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说明：
“谕一统志总裁勒德兴等，朕惟古帝王宅中图治，总览万方，因天文以纪星野，因地利以兆疆域，因人官物曲，以修政教，故禹贡五服，职方九州，纪于典书，千载可睹，朕缵绍丕基，抚兹万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其间风气群分，民情类别，不有缀录，何以周知，顾由汉以来方舆地理作者颇多，详略既殊，今昔互异，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矩典。名曰大清一统志。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事治，画地成图，万几之遐，朕将亲览，且俾奕世子孙披牒而慎维屏之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卿其勉之”[21]
康熙帝测绘地图的目的很明确“惟是疆域错纷，由幅员辽阔”，“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事治，画地成图”。在开始大规模测图之前，康熙命天主教耶稣会各神甫先作北京附近地图，制图后，康熙亲自校勘，认为合格，才命令测制全国地图。
康、雍、乾三朝地图变化较大，三幅地图的绘制、修改过程也是清王朝完成国家统一，明确清朝疆域界线，对边疆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主权管辖的历史过程。
康熙朝的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始测绘各省地图，首先测绘长城地图，对长城各门、各堡，以及沿长城的城寨、河谷、水流进行测量，绘制成“长城图“[22]。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开始测量东北地区地图，先从辽东入手，东南至朝鲜边境图们江，东北至松花江之鱼皮鞑子区域，克钦鞑子居住区域和蒙古所有地区。共测绘有《盛京全图》《乌苏里江图》、《黑龙江口图》、《热河图》等图幅[23]。
康熙五十年（1711年），命人出长城至新疆哈密一带测绘喀尔喀蒙古地区[24]。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派人去了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测绘[25]。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又对到云南、贵州进行了测绘[26]。
至康熙末年，在清朝的主持下，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晋等人和我国的测绘人员，完成了全国性的经纬度测量，测得经纬点641个[27]。
这些点中处于边疆地区的有：海南岛7处，贵州25处，云南30处，蒙古93处，辽东8处，广西28处，台湾7处，吉林、黑龙江36处。康熙五十六－五十七年（1717－1718年），清朝制作《皇舆全览图》，此图采用经纬线都为斜交直线的梯形投影法，以经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按1：1，400，000－1：1，500，000比例尺绘制。图幅的范围包括东北各省、蒙古、关内各省、台湾以及哈密以东地区，即西至西经40多度，北至北纬55度。全图由28幅分图拼接而成。其中东北地区5幅，蒙古3幅，关内15幅，黄河上游1幅，长江上游1幅，雅鲁藏布江流域1幅，哈密以东1幅，高丽（今朝鲜）1幅[28]。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绘制的《皇舆全览图》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的西域地图，当时清朝与统治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正处于对峙状态，尚未完成对西北的统一，因而清朝的测绘人员不可能进入西北地区进行地理考察和测量经纬度。对于西藏地区，虽然清朝已经完全统辖西藏地方，但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当清朝测绘人员到达西藏时，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派遣属下大策凌敦多布率6000余人进入西藏，攻陷拉萨，使西藏地区陷入极大的混乱，清朝测量人员到恒河源后便停止测量，影响了西藏地图的绘制。所以，清朝康熙年间，康熙五十六－五十七年（1717—1718年）最初编制的铜版和木版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及西藏的部分。但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朝很快就把西藏地区的地图补入全国地图之中，这一点，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上谕中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康熙帝说：“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具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29] 。这一年出版的铜版的《皇舆全览图》中的西藏、蒙古、东北地区都用满文标注。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把《皇舆全览图》刻成木版，同时改用汉字标注。
雍正朝绘制了十排《皇舆图》。
雍正朝十排《皇舆图》除了反映我国当时的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内地十五省的地形和政治、军事情况，还包括西伯利亚、帕米尔以西地中海以东的中亚山川、河流、居民等地理内容，实为中外大地图。用满汉两种文字标注地理名称，是此图的显着特点之一。云南、四川的西部以及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地理名称，全用满文标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认为康熙朝编绘的《皇舆全览图》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地图测绘成果。雍正继承了康熙的测绘事业，继续任用西方传教士，在清廷供职，他们在康熙时大规模测绘的基础上，补充新资料，引用国外地图的成果，扩大范围，编制新图。雍正初年，将西伯利亚、北冰洋沿岸以及地中海以东的中亚地理概貌载入十排《皇舆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印本和手绘本10排《皇舆图》是雍正七年（1729年）刊绘的。
《乾隆内府舆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
乾隆中叶，清朝平定准噶尔，统一了天山南北，乾隆帝谕测绘人员进入西北，测量经纬度，考察疆域沿革，绘制地图。绘制国家地图刻不容缓，乾隆帝三令五申，阐述绘制国家地图的重要意义。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说：“西师奏凯，大兵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左都御史阿国宗素谙测量，著带同五官正明安图，并同副都统富德，带同西洋人二名前往各该处，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及一切形胜，悉心考订，绘图呈览。所有《坤舆全图》及应需仪器，俱著酌量带往。”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等：回部将次竣事，应照平定伊犁之例，绘画舆图。”[30]六月，再次“谕军机大臣等：昨兆惠、富德等将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地图呈览，著发给明安图、德保，至回部时按图阅看，再将该处地形高下、日月出入度数测量，则易于定稿，又所至之地，其山河、城邑、村堡若与此图有不相符合者，即阅看更正。”[31]
乾隆朝绘制的国家地图《乾隆内府舆图》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吸收了乾隆朝在准部、回部进行实地测绘地图的成果。《乾隆内府舆图》地图制作采用了经纬线直线斜交的梯形投影法绘制。图中以纬度每隔5度为一排，共有十三排，《乾隆十三排图》的名称便是由此而来。所反映的地区辽阔，幅员广大，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东南至台湾，北至北冰洋，南至海南岛，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及红海，西南抵印度洋，不仅是中国全图，亦为十八世纪亚洲大陆地图。《乾隆内府舆图》有几种版本流传于世，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图书馆。
《乾隆内府舆图》是关于我国疆域的最明确和最完整的国家地图，成为后世编绘地图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李兆洛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胡林翼、严树森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董方立的《清朝地理图》、邹世诒的《大清一统舆图》等都是以它为蓝本而绘制的。
总结清代康、雍、乾三朝的三幅国家地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康熙《皇舆全览图》、 雍正十排《皇舆图》、《乾隆内府舆图》，三幅地图的绘制是与清王朝对全国的统一和国家疆域的有效管辖密切联系的，尤其是和清朝统一边疆的进程相关。康熙、雍正朝，除准噶尔部割据西北边疆以外，其它边疆地区全部统一，故康熙、雍正朝《皇舆全览图》和《皇舆图》都有明确的绘制和经纬度测量。对于尚不能进行测量的西域地区，清朝也在地图上以虚线标注，乾隆朝一旦统一完成，立即进行测量，绘制新图。
2，清朝在绘制地图时，十分明确地标出其对领土的主权范围和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范围。尤其注意西藏、新疆和东南海域的疆域。
3，清朝绘制的国家地图不仅是中国国家疆域范围在18世纪的象征和有力证据，而且在科学技术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清·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乾隆《皇舆全图》“制极其精，推极其广，从古地图未有能及此者也”[32] 。翁文灏先生在《清初测绘地图考》中评价清代地图说：“中国地图之重要依据，首推清初聘用西洋天主教士之测量。以后虽经西洋游历家多次续测，究皆沿循路线，或局于一隅，不及清初之有整个的计划，与普遍的实测。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央及各省测量局皆测有详图颇多，然皆注意局部地形，而未作全国之大地测量，迄今中国地图之七八，实尚源自清初。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告竣。实为中国地理之大业，虽出异国专家之努力，亦见中国计划规模之远大。” [33]
4，关于清代中国地图，除了上述清朝官方和清朝各个地方绘制的地图外，当时一些外国人也绘制了中国地图。（附图15、16）在外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和亚洲地图中，首推唐维尔的《中国新地图》。唐维尔的《中国新地图》是作为杜赫德《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附图，有《中国分省图》及《满蒙藏图》，于1737年在海牙独立出版。至19世纪前半叶，德国人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翻译了许多中文的地理著作，并编绘亚洲地图，成为当时欧洲研究中国的权威。克拉普罗特的《中亚地图》于1836年出版。当时，外国人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和亚洲地图基本上是参考了清朝绘制的地图，尤其是乾隆朝的《乾隆内府舆图》。实际上，早在16世纪，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就传入欧洲，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古今形胜之图》于1574年传入西班牙。1689年，清朝与俄国在尼布楚谈判缔结边界条约时，充当中国代表翻译的法国和葡萄亚耶稣会传教士，曾经用手中的中国地图向俄国人换取皮毛和食物。后来，这些地图被带回莫斯科和彼得堡。此后，来华耶稣会士们利用在华的测绘、翻译工作的机会，把得到的各种版本的中国地图传到欧洲，这些中国地图，成了当时西方地图学家编制亚洲地图的根据。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又利用在华贸易与侵略战争的机会，大肆劫掠中国地图。如目前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就收藏着200多幅中文古地图。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和亚洲协会共收藏近百副中国地图，包括东南沿海各省，云、贵、川、蒙古、西藏、新疆等省区的海防图、河道图、政区图、或交通路线图。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共收藏中国明清时期的绘本和刻本地图40多幅。此外，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收藏着大量的中国古地图。现在欧洲收藏了很多中文古地图[34]。
注释：
[1] 《清高宗实录》卷490。
[2] 《清高宗实录》卷482。
[3]图理琛：《异域录》。
[4]巴布克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973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53页。
[5] 《准噶尔汗国史》382—387页。
[6]这就是（英）约·弗·巴德利《俄国访晒欧中国》书中所使用的雷纳特1号图。雷纳特1号图的来源，雷纳特认为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惕是一位经常用一百峰骆驼载书籍迁移营地的蒙古王公，很有学问。这幅地图是准噶尔洪台吉噶尔丹策凌亲自绘制的。见（英）约·弗·巴德利《俄国访晒欧中国》中译本，311－316页。
[7]雷纳特2号图，据雷纳特说，这幅地图是一位喀尔木克人（即卫拉特蒙古人）根据清朝原图描绘下来的，而原图是在清朝于巴里坤或吐鲁番附近与准噶尔部交战时落入准噶尔人手中的，应雷纳特的要求，准噶尔的统治者将这幅地图送给了他。（英）约·弗·巴德利《俄国访晒欧中国》中译本，330－336页。
[8]据（英）约·弗·巴德利《俄国访晒欧中国》书中介绍，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傅作霖（FELIX DE ROCHA ，1713生，1738年抵华，1781年去世）和高慎思（JOSEPH DESPINHA ，生于1722年，1751年抵华，1788年去世）于1756年3月21日奉旨离北京赴准噶尔测绘地图。傅作霖经由北路前往伊犁，沿途进行测绘；高慎思经由南路，打算从西边绕到伊犁。他们约定在结束此项工作后到肃州碰头，将双方所绘草图合成一幅地图以便献给皇上。1760年，除了傅作霖和高慎思外，加上刘松龄（AUGUSTINE HALLERSTEIN ，生于1703年，1738年抵华，1774年在北京去世）重又被派往西域，测得“东、西突厥斯坦”四十三个地点地理方位。
[9] 《西域图志》中的地图包括皇舆全图、西域全图、安西南路图、安西北路图一、安西北路图二、天山北路图一、天山北路图二、天山北路图三、天山南路图一、天山南路图二、天山南路图三、天山南路图四、天山南路图五、天山南路图六、西域山脉图、西域水道图。
[10] 《大清一统志》卷547，《西藏》9页。
[11]转引自王庸《中国地理学史》118—119页。
[12] 《皇舆全览图》曾被后人多次摹绘、刻印和重印，先后镌成几种版本，现在看到的至少有三种：据《清史稿·何国宗传》记载：“（康熙）五十八年图成，为全图一，离合凡32帧，别为分省图，省各一帧”，“乃镌以铜版藏内府”，这种包括全国总图和32幅分省图，可能就是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最早版本。今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30多幅各省地图，可能就是《皇舆全览图》中分省图的原本。1735年法国唐维尔编绘的“中国分省图”和“满蒙藏图以及1943年年福克司编的《康熙皇舆全览图》都是属于这一系统的地图。1921年，沈阳故宫发现的41块铜版地图是《皇舆全览图》的另一个重要版本。该图后来刊行时金梁题名为“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该图满汉合璧”。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分省分府《皇舆全览图》属于第三种版本，据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载这是一种分省分府小叶本，计227叶，这个版本可能略晚于前两个版本。
[13] 《清圣祖实录》，卷290。
[14]关于珠穆朗玛的名称，过去世界各国通用挨佛勒斯，不用珠穆朗玛。而我国在很早以前世界最高峰为珠穆朗玛峰，这个称呼源于西藏佛典佛典中有五位女神，珠穆朗玛是三姐珠穆朗桑玛的简称。藏语珠穆是女神的意思。据西藏经典《十万宝训》记载，西藏人在公元7、8世纪时称世界最高峰为“罗札马郎”，即是“南方养鸟之地”的意思。
[15] C.K.HOWARD-BURY,GHEMOUNT EVEREST XPEDITIONGEOC.JOURN.VOL.59FEB.1892P.81.见林超：《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名称》，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版）4期，1958年。
[16] C.K.HOWARD-BURY,GHEMOUNT EVEREST EXPEDITIONGEOC.JOURN.VOL.59FEB.1892P.81.见林超：《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名称》，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版）4期，1958年。
[17]松筠：《西藏图说》卷首。
[18]王庸：《中国地理学史》120页。
[19]吴凤斌：《古地图记载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研究》，载《南海诸岛地理防贩主权》，58—81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
[20]王庸：《中国地图史纲》70页，三联书店，1958年。
[21] 《清圣祖实录》卷126。
[22]据唐维尔记载，耶稣会的神甫奉康熙的谕旨，于1707年开始测绘地图工作。1708年7月4日派白晋（JOACHIM BOUVET，生于1656年，路易十四根据南怀仁建议于1685年派往中国的六位耶稣会数学家之一，1730年死于北京。）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年，1704年抵华，1738年死于北京）。杜德美（PETRUS JEARTOUX，1668－1720年，死于北京）等神甫去测量和勘定长城的位置。他们于1708年初由北京出发，抵山海关后，便沿长城西行，直至陕西的最北端肃州附近，他们从该地又南下西宁，然后才返回北京。见（英）约·弗·巴德利《俄国访晒欧中国》中译本，351页。
[23]参加东北地区测绘的有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年）、杜德美（PETRUS JEARTOUX，1668－1720_辏⒎盐龋╔AVIER－EHRENBERT FRIDELLI）。见（英）约·弗·巴德利《俄国访晒欧中国》中译本，352页。
[24]参加这一地区测绘的有杜德美、费稳（EHRENBERT XAVIER FRIDELLI，1673年生，1705年来华，曾在北京建圣·约瑟夫教堂，1743年死于北京。）、潘如（FABRE BOUJOUR）奥古斯丁（AUGUSTIN）等。
[25]麦大成、汤尚贤（DE TARTRE）去了广东、广西，费稳、潘如去了云南、四川。
[26]测绘人员为雷孝思、费稳。
[27]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
[28] 《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
[29] 《清黍圣祖实录》卷290。
[30] 《清高宗实录》卷586。
[31] 《清高宗实录》卷590。
[32]邵懿辰着、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史部地理类，2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3]王庸：《中国地理学史》111－112页，商务印书馆，1956年。
[34]欧洲收藏的中文古地图中与清代有关系的主要有：广舆图、《广舆图》清重刊增补本、（天下）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康熙皇舆全览图》、分幅中国全图、 摹绘《康熙皇舆全览图》、 内府舆地图、乾隆古今舆地图、地舆全图、 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乾隆内府舆图、乾隆方格内府舆图、舆图要览、舆图便览、京板天文舆地全图、京板天地全图、大清一统地舆图集、各省舆图便览、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皇朝一统舆地全图、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参见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麦大成三:!是学术家还是间谍? 晚清中国的国土调查：从李希霍芬说开去
在农业时代的中国，所谓的“国土”就是界碑、军队和税吏，最多加上那些俯首称臣的边疆土司。至于把“国土”与“资源”联系在一起，并将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实际上是清末多次御侮失败、“创深痛巨”之后的事情。作为最早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地区，欧洲国家不但利用对外战争的胜利，让中国人明白了资源对于养民兴国的意义，而且也向本国国民昭示了国土资源化与国力强弱的因果联系。不少人因此来到中国，在大清的国土上进行资源勘测和调查。对于其祖国而言，这是殖民之前的预热。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更为危险的国土沦丧。
李希霍芬可能不是第一位在中国国土上进行资源调查的外国人，但却是成果最大的一位。1859年，在他的家乡德国统一之前，他就曾作为普鲁士外交使团科学特派员的身份踏上过大清国土。鉴于李希霍芬在地理学领域的建树，普鲁士官方秘密赋予他一个重要使命——勘测中国东南沿海和台湾，以便在该国在远东创建一个殖民地或商业据点。
在普鲁士使团从清廷那里得到与英法相同的优惠待遇之后，李希霍芬并未随团回国，而是在途经北美时留了下来，受聘参与了加利福尼亚地区的金矿勘探。当地财团对李希霍芬的经验颇为激赏，以致于他一提出要考察中国，加利福尼亚银行就决定给他足够的资助，让他开展一项旨在发现商业机会的对华考察活动。其实，早在普鲁士使团访华期间，这项计划就已经作为腹案订立完成，只是还不具备能让这位日耳曼人自由走访大清国土的条件，何况还需要对清廷保密。
从清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的国土管控体制经历了一个从严到松直至崩溃的过程。作为农业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尽管对于“能源”、“资源”等源自西洋的新名词不甚了了，但却对任何外来觊觎者都保持着警惕。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呼声言犹在耳，沙俄的哥萨克骑兵也在东北这一龙兴之地探头探脑，不能不让康熙在洋人入境的问题上加强指导和管控。
《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显示，从1713年到1715年，清廷曾多次邀请在华传教士麦大成、汤尚贤和费隐单爻占等人勘测国土，绘制皇舆全图，以便让垂暮的皇帝能在生前看到他的万里江山。为了防止洋人盗取更多的国土信息，康熙下旨给江西、四川、贵州和云南等省巡抚，要求他们掌握测绘主动权，避免每张草图落入洋人之手。洋人每“画完一省，即将舆图交该巡抚”，由其亲自派亲信家人驰送京城。康熙还在官员奏报勘测情况的折子上，不厌其烦地提示臣下，要随时将“画图人员行事如何，具实奏来”，绘图人员的其他行动也要一并呈上。在清廷督促和管控之下，随同勘测的官员对洋人日常起居的每个细节都予以奏报。洋人大概也明白自身的处境，所以“很遵主子王法，行事甚是安静”。
康熙显然没有意识到，以大清帝国疆域之大，人口之众，竟然连勘测国土、绘制地图这样敏感的政治任务都要仰赖洋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意味。二百多年以后，当洋人携带着标注详尽的地图在中国各地四处勘探时，爱新觉罗的子孙才明白，近代地理学对国运民瘼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在此之前的长时间内，矿产分布状况从来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即便臣下奏请允准开矿牟利，康熙也往往表现出“多一利不如少一事”的慵懒。大清的国土资源缺乏学者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化管理”，或许是农业帝国的通病。但若考虑到西方地理学赋予了欧洲日后殖民东方的战略优势，似乎更应该说它是中国必将落后的宿命。
这种宿命的到来，很大程度上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关。欧洲人不得在中国内陆随便游历的限制，在这场战争结束后被打破了。1860年，清廷官员被迫与英法联军代表签订《天津条约》，规定任何外国人都可以凭借清廷发放的执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通商”容易理解，但“游历”往往歧义甚多。不少外国人就是利用协议表述不清的缺陷，以“游历”为名潜入中国内地进行地理勘测的。由于游历地点并不需要在护照上明确标注，而只是规定大致范围“以四省为限”，因此，国土资源信息对于这些别有怀抱的外籍勘测者事实上是完全开放的。直到1875年，中方才要求来华“游历”者在护照上“除仍前注明省分外,另将欲往何处府县地方详细开列。”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能够畅游中国大陆，正是利用了1871—1875年这个洋人可以在内地自由游历的时段。
李希霍芬原译为“利忒何芬”，因为用汉语读起来比较拗口，所以才改用现名，并且刻意与如日中天的清廷重臣李鸿章同“姓”。这样一来，既可以壮大声威，也能消除沿途百姓对他的敌意。1868年，李希霍芬结束在美国的工作，带着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从上海登岸。在那里，他得到了上海欧美商会（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所提供的旅华4年的经费，条件是他必须用英文提交关于中国经济、特别是煤矿资源的调查报告。
从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以上海为基地，对大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进行了地理、地质考察，足迹遍及广东、江西、湖南、浙江、直隶、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南部、四川、内蒙诸省区，“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博大”，远非清人所及。他将所见所闻以信件形式寄给上海欧美商会，后来汇编为《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在欧洲出版。李希霍芬的报告内容，以中国的煤矿分布和各地的物产、商业情况为主，也包括该地区交通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镇和商业路线。他并非走马观花，泛泛而记，而是对煤矿地质、分布、煤层厚度变化、出煤质量(烟煤与无烟煤)、矿区产量、煤炭价格、运输路线以及当地官府对煤矿的不当管理都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依此对煤矿的开发价值进行评价，作为欧美商会的决策参考。
对于有可能改变世界能源构成的矿区，李希霍芬的调查更为详尽。按照鲁迅《中国地质略论》的说法，他“三涉山西（太原，大同），再至直隶（宣化，北京，三河，丰润），徘徊于开平炭山，入盛京（奉天，锦州），始由凤皇城而出营口。”李希霍芬这样热衷于这块表里河山，是因为“山西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煤铁产区之一……在目前煤的消费水平上，山西一省的煤矿可供世界几千年的消费。”
尽管李希霍芬的“游历”是合法的，但他进行的国土调查从未依法向中国官方报备，其调查结论也没有完全呈交上海的欧美商会。相反，作为普鲁士人，李希霍芬把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强大视为最高理想。即便在最艰苦的中国乡村，即便必须将行装节减到最低限度，他也一直坚持着“如果还有一张桌子的话，就铺一面德意志国旗在上面”的做法。
李希霍芬曾秘密致函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提出未来的德国“有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订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德国的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提供后者一个加煤站。”尽管他看中的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山东胶州湾，但在1871年给欧美商会的报告中，却反复强调宁波和杭州作为地区商业中心的地位，对舟山群岛和胶州湾则只字不提。事实上，早在1869年，李希霍芬就向德国提议，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将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等更为方便地为德国所用。不但可就此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而且又拥有了广大的中国腹地。为了利用山东控制内地煤矿，他向欧美商会鼓吹修建连接内地与海港的铁路，“如果连接河南、山西和港口的铁路建起的话，它们的大多数珍贵物产——主要是矿产——将得以出口”。
德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李希霍芬的评价甚高。德国学者施丢科尔称，“李希霍芬——他对于自然社会的重大贡献是绝对无可争论的——是一个自觉的、有目的的代表外国资本、并且特别是代表德国在华资本的利益的人，他将他的调查按照这个明确的目的去进行，使得外国资本容易侵入中国”。1897年，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出兵占领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在报请德皇威廉一世批准的军事计划中，德国海军司令梯尔皮茨多次引用了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
关于李希霍芬调查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鲁迅曾撰文概述说，“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他认为，李希霍芬的国土资源调查“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因此“自利氏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此后，外国人纷纷打着“游历”和“科研”旗号来华勘测，实际上就是“利忒何芬之化身”。清廷在此问题上的管控失序，最终造成了“大陆沦陷”于外人，“吾同胞其奈何？”
鲁迅的感叹，在很大程度上惊醒了清朝以降的中国人。尽管把李希霍芬称为“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令人难堪，但民国地理学和地质学确实是在他的调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国地质学家翁文灏在肯定李希霍芬“对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及地文之观念，其伟大之贡献，实无其他地质学家，足与伦比”的同时，敦促民国政府成立了地质研究所，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地质调查。
对于李希霍芬是学术家还是间谍的争论，学者郭双林的概括或许更有说服力——当专家的视野和传教士般的热情结合在一起贯穿于国际政治，再美好的初衷也必然结出可怕的后果。国土是有边界的，国土调查自然也应该有。
（作者E-mail：[email protected]）
注：本文首发于《能源》2010年第8期，引用请注明出处，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