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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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暴乱篇(一):邓小平75年点将万里平息徐州铁路暴乱

作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胡耀邦、周荣鑫、张爱萍和万里）之一，万里的思维敏锐、观念开放、敢想敢干以及他的改革意识，都很受邓的赏识，也因此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成为邓的左膀右臂。对万里而言，邓小平既是与他同舟共济的亲密战友，同时又是发现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对他有知遇之恩。
万里早在1936年就参加了革命，当时还是红军时期，开始了自己一生的戎马生涯。到抗日战争时期，他才20岁出头就当上了地委书记，被人民称为“冀鲁豫三大才子”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领导革命武装区大队和游击队进行抗日活动。在这里，他与自己人生的导师、亲密的战友——邓小平不期而遇。当时邓负责两个区的抗日工作，一个是万里这个地区（另一个地区的地委书记是赵紫阳）。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风雨同舟，一起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1949年春，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时候，万里的领导才能更加得到了充分发挥。在短时间内，他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事物资。邓小平走到哪都愿意带上万里，觉得这个人办事牢靠、有分寸，而且人品也很不错。
建国以后，万里跟随邓小平参与接管南京的工作，被任命为建设局局长。后来在大西南解放以后，邓又让他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担任建设委员会主任一职。再后来邓被调到北京，任党的总书记职务。当时的总书记，主要是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向主席和政治局负责。随着邓调回北京，38岁的万里也迎来了人生中又一个重要阶段：同一年他也从西南军政委员会调回北京，担任城建部部长。
时光转瞬即逝，转眼就到了1957年、1958年这个非常时期。当时北京市委是以刘少奇为核心，由老地下党员彭真、刘仁、郑天翔等负责主要工作。而来自中央红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当时北京市委的工作情况不太满意。由于出身背景的不同，他们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以及执政理念上意见不太相同。于是，毛泽东想要在中间掺和一把，往北京市委调入人员，以便平衡政治权利。
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就问邓小平的意见，希望找个合适的人选进入北京市委领导班子中工作。邓毫不犹豫就推荐了万里，并让他一定要承担起这个重任。就这样，万里以城建部部长身份调到北京任副市长一职。之后北京市委领导班子就形成了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等共同负责的局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爆发。北京市委最先被打倒的是彭真。当时社会十分混乱，简直一团糟。虽然彭真、刘仁、郑天翔是多年的老地下工作者，但是“文革”斗争很残酷，他们所有人都遭受了那段牛鬼蛇神、非人待遇的岁月。万里也受到牵连，被送进“牛棚”反省，关了一段时间。
万里的生命中总是有贵人相助，在“文革”中他是比较早就得到了解放的，这还多亏了周恩来。原来在那段时期，周总理跟毛主席说，万里跟“彭真反党集团”之间是有斗争的。多亏了周的这句话，万里才提前结束了在“牛棚”中的生活，重新返回到工作岗位当中。而周恩来正是邓小平的大哥。当时党中央执行的政策，是打倒和解放相互结合。因此，万里解放后，被任命为国务院公交领导小组副组长。
邓小平也在1975年得到平反，再次回中央工作。毛泽东认为，邓是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最佳人选。就这样，邓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万里这才有机会再次与邓小平联手。在患难中，他们之间的情谊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邓小平走马上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全国的铁路交通运输系统进行整改和恢复。“文革”时期，各种运动致使铁道部完全处于停滞阶段，整个运输系统变得破败不堪。铁路系统的不运转直接导致国民经济的运转不畅。于是邓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部长，让他解决当时比较棘手的铁路问题。
“文革”当中，徐州铁路分局内部帮派问题不仅复杂而突出，还经常与地方帮派纠缠在一起，相互之间矛盾尖锐。他们之间的斗争时起时伏，但从来没有止息过。 1975年2月26日，徐州市委第一书记汪冰石召开会议，在传达中央5号文件时，铁路分局“踢派”头头带人冲进会场企图捉住他。趁混乱之机汪冰石从后门溜走，藏身于煤矿之中，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徐州铁路暴乱是当时中国社会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踢派”分子由于没有抓到第一书记，便于2月28日把市委副书记王铁民抓起来了。于是他们一行人押着王，对市民兵指挥部进行攻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由于寡不敌众，“踢派”惨遭失败，一方面王被对手抢回，另一方面他们的大本营也被捣毁。
面对失败的局面，“踢派”展开了新一轮斗争。他们首先大造公共舆论，并致电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控诉民兵指挥部的暴行；同时抢了17辆汽车和200多个铁耙，准备开展武力活动。一时间，徐州铁路局的局势和气氛达到空前紧张。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作为铁道部一把手，万里在江苏省委负责人陪同下，以最快速度赶到徐州。在徐州铁路分局机务段全体职工会议上，他大刀阔斧地对该单位的派性问题斩下了“第一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徐州铁路分局的问题主要是派性之间的问题。帮派破坏了局里的安定团结和运输生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此外，派性问题与无产阶级的党性相对立，必须进行批判和斗争。对少数带头闹派性的头头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继续闹事的严肃处理；而对于那些顽固不化、触犯刑律的造反派则要绳之以法。
接着万里主持召开分局党委常委会议，指出：“党委必须是一个坚持党性原则的党委，而不是闹派性的党委。要从大局出发，搞好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党委书记是总指挥，要敢于承担责任，把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带领全局职工把生产搞上去。”
在万里的领导下下，徐州铁路分局领导通过将近10天的共同努力，才把本单位盘根错节的派性问题顺利解决，所引起的一系列恶性事件才得以平息。
万里主要是在全市开展围剿派性的活动，把煽动派性、搞打砸抢、威吓群众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抓了起来。这一举措取得了较好效果，对造反派起到了巨大威慑作用，徐州铁路系统逐渐走上正轨。
事件震动了整个徐州，民众都感到人心大快。之后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全国铁路运行开始变得畅通无阻。因此，“安全正点万里行”这句话一直在民众中广泛流传。

徐州暴乱篇(二):邓小平1975年点将万里平息徐州铁路暴乱

作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胡耀邦、周荣鑫、张爱萍和万里）之一，万里的思维敏锐、观念开放、敢想敢干以及他的改革意识，都很受邓的赏识，也因此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成为邓的左膀右臂。对万里而言，邓小平既是与他同舟共济的亲密战友，同时又是发现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对他有知遇之恩。
万里早在1936年就参加了革命，当时还是红军时期，开始了自己一生的戎马生涯。到抗日战争时期，他才20岁出头就当上了地委书记，被人民称为“冀鲁豫三大才子”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领导革命武装区大队和游击队进行抗日活动。在这里，他与自己人生的导师、亲密的战友——邓小平不期而遇。当时邓负责两个区的抗日工作，一个是万里这个地区（另一个地区的地委书记是赵紫阳）。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风雨同舟，一起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1949年春，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时候，万里的领导才能更加得到了充分发挥。在短时间内，他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事物资。邓小平走到哪都愿意带上万里，觉得这个人办事牢靠、有分寸，而且人品也很不错。
建国以后，万里跟随邓小平参与接管南京的工作，被任命为建设局局长。后来在大西南解放以后，邓又让他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担任建设委员会主任一职。再后来邓被调到北京，任党的总书记职务。当时的总书记，主要是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向主席和政治局负责。随着邓调回北京，38岁的万里也迎来了人生中又一个重要阶段：同一年他也从西南军政委员会调回北京，担任城建部部长。
时光转瞬即逝，转眼就到了1957年、1958年这个非常时期。当时北京市委是以刘少奇为核心，由老地下党员彭真、刘仁、郑天翔等负责主要工作。而来自中央红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当时北京市委的工作情况不太满意。由于出身背景的不同，他们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以及执政理念上意见不太相同。于是，毛泽东想要在中间掺和一把，往北京市委调入人员，以便平衡政治权利。
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就问邓小平的意见，希望找个合适的人选进入北京市委领导班子中工作。邓毫不犹豫就推荐了万里，并让他一定要承担起这个重任。就这样，万里以城建部部长身份调到北京任副市长一职。之后北京市委领导班子就形成了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等共同负责的局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爆发。北京市委最先被打倒的是彭真。当时社会十分混乱，简直一团糟。虽然彭真、刘仁、郑天翔是多年的老地下工作者，但是“文革”斗争很残酷，他们所有人都遭受了那段牛鬼蛇神、非人待遇的岁月。万里也受到牵连，被送进“牛棚”反省，关了一段时间。
万里的生命中总是有贵人相助，在“文革”中他是比较早就得到了解放的，这还多亏了周恩来。原来在那段时期，周总理跟毛主席说，万里跟“彭真反党集团”之间是有斗争的。多亏了周的这句话，万里才提前结束了在“牛棚”中的生活，重新返回到工作岗位当中。而周恩来正是邓小平的大哥。当时党中央执行的政策，是打倒和解放相互结合。因此，万里解放后，被任命为国务院公交领导小组副组长。
邓小平也在1975年得到平反，再次回中央工作。毛泽东认为，邓是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最佳人选。就这样，邓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万里这才有机会再次与邓小平联手。在患难中，他们之间的情谊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邓小平走马上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全国的铁路交通运输系统进行整改和恢复。“文革”时期，各种运动致使铁道部完全处于停滞阶段，整个运输系统变得破败不堪。铁路系统的不运转直接导致国民经济的运转不畅。于是邓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部长，让他解决当时比较棘手的铁路问题。
“文革”当中，徐州铁路分局内部帮派问题不仅复杂而突出，还经常与地方帮派纠缠在一起，相互之间矛盾尖锐。他们之间的斗争时起时伏，但从来没有止息过。1975年2月26日，徐州市委第一书记汪冰石召开会议，在传达中央5号文件时，铁路分局“踢派”头头带人冲进会场企图捉住他。趁混乱之机汪冰石从后门溜走，藏身于煤矿之中，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徐州铁路暴乱是当时中国社会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踢派”分子由于没有抓到第一书记，便于2月28日把市委副书记王铁民抓起来了。于是他们一行人押着王，对市民兵指挥部进行攻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由于寡不敌众，“踢派”惨遭失败，一方面王被对手抢回，另一方面他们的大本营也被捣毁。
面对失败的局面，“踢派”展开了新一轮斗争。他们首先大造公共舆论，并致电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控诉民兵指挥部的暴行；同时抢了17辆汽车和200多个铁耙，准备开展武力活动。一时间，徐州铁路局的局势和气氛达到空前紧张。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作为铁道部一把手，万里在江苏省委负责人陪同下，以最快速度赶到徐州。在徐州铁路分局机务段全体职工会议上，他大刀阔斧地对该单位的派性问题斩下了“第一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徐州铁路分局的问题主要是派性之间的问题。帮派破坏了局里的安定团结和运输生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此外，派性问题与无产阶级的党性相对立，必须进行批判和斗争。对少数带头闹派性的头头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继续闹事的严肃处理；而对于那些顽固不化、触犯刑律的造反派则要绳之以法。
接着万里主持召开分局党委常委会议，指出：“党委必须是一个坚持党性原则的党委，而不是闹派性的党委。要从大局出发，搞好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党委书记是总指挥，要敢于承担责任，把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带领全局职工把生产搞上去。”
在万里的领导下下，徐州铁路分局领导通过将近10天的共同努力，才把本单位盘根错节的派性问题顺利解决，所引起的一系列恶性事件才得以平息。
万里主要是在全市开展围剿派性的活动，把煽动派性、搞打砸抢、威吓群众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抓了起来。这一举措取得了较好效果，对造反派起到了巨大威慑作用，徐州铁路系统逐渐走上正轨。
事件震动了整个徐州，民众都感到人心大快。之后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全国铁路运行开始变得畅通无阻。因此，“安全正点万里行”这句话一直在民众中广泛流传。
         

徐州暴乱篇(三):建国初震惊全国的无为金丹道暴乱始末

1951年8月，山东省“无为金丹道”头子王仲笃自封“天皇”发动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暴乱。这次暴乱波及七八个县，祸及几十个村庄，匪徒们杀人、抢劫、奸淫，无恶不作，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暴乱发生后，解放军迅速出动3个团的兵力，在当地公安干警和民兵的协助下，很快平息了这场披着宗教外衣企图颠覆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暴乱。  
 
撒大谎造谣惑众，愚道徒奉为“神明”
 　　王仲笃，山东博兴县兴福区汾王村人，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父亲叫王延湖，原先是个中医，后来借行医之便组织发展了一个叫“圣贤道”的道会组织，成为一个颇有势力的会门头头。王仲笃自幼好逸恶劳，只念过2年书就宁死不读书了，此后务过农经过商，但均因嫌苦嫌累而作罢。王仲笃虽说是个花花少爷，但为人有心计，很会笼络人心，脑袋瓜子灵活。他东奔西走了几年，发现像他父亲那样传道收徒，才能发挥自己的“才华”，于是承袭了父亲的衣钵，干起了传道收徒的勾当。他凭借自己那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广收门徒，逐渐成为“圣贤道”最有势力的人物。 　　1944年初，王仲笃把“圣贤道”改为“无为金丹道”，并自称法号“无为胜有为”。王仲笃宣扬日本侵略中国是天意，认为战争中生灵涂炭也是命该如此。他大肆造谣恫吓群众，说共产党现在掌权了，紧接着是千年不遇的“末劫年”。末劫年一到，人们将要死去大半，那时候，社会要出现房无人住，衣无人穿，地无人种，饭无人吃的现象，整个世界将呈现很长时间的混沌黑暗的状态。他又从自然天象上造谣，说未来的“红阳劫”定会实现，劫过后将出现“白阳劫”，这时会出现天换地换，与现在完全两个世界。他还不遗余力地宣称，他曾请过上下八仙，都说世人要临近“末劫年”，人们都要经受大劫难，要想求得解脱，只有入道方能幸免。这些恐怖离奇的内容，使很多愚昧群众内心惶恐不安，纷纷加入道会以求解脱，不少人对他大加吹捧，奉为“神明”。 　　为了进一步欺骗群众，他竟自称是古代仓颉转世，他对道徒说，别看现在“无为金丹道”叫“无为”，将来末劫年一到，“无为”就可变“有为”了。王仲笃还胡说其父的师傅吴帮固是姜子牙转世，声称其如何如何法力无边，还说他到处寻找活佛，最后在高青县找到了一个地主高殿生，称高为周公下凡。高殿生不能左右形势和群众，便说真的弥勒佛是自己的长工唐坤侯，说唐是文王下凡。从此，高对唐顶礼膜拜，五体投地，扬言将来万教归一时，天下就是他们的了。 　　为了建立“天国”进行反革命暴乱，王仲笃还笼络了一批文人学士，帮着抄写和整理宣传材料。参加这项活动的人有十几个，重要的有王仲华、魏云田、高寅东、周汉志、朱凤岐等人。王仲笃如此一搞，在道徒中名声大振。许多人认为他识字不多，竟能上识天文，下知地理，还能造字，不是道仙又是什么？他的“御”用文人王登荣就是被迷惑较深的一个。这位饱读诗书身为小学教师的老先生，终日用蝇头小楷抄写那乌七八糟的材料，死心塌地为其效劳出力。 　　为了要挟道徒使他们俯首帖耳任他摆布，王仲笃还制定了一套带有恐吓性的法规。他在上香之后，总要念念有词，告诫道徒：凡道中之事，不许泄露，将来有马同骑，有难同受，有福同享，有衣同穿，有饭同吃；否则，五雷轰顶，不得好死。因此，许多道徒欲罢不能，难以退出，只好跟随他走上反革命暴乱之路。
 
 
设九坛为害四方，封“诸臣”密谋登基
　　为了实现他的“天皇”野心，王仲笃挖空心思，运用各种手段，扩大其反革命党羽。除在当地几十个村子发展一批批爪牙外，还派得力干将到外地活动。 　　王仲笃根据道徒的分布情况，确定了9个分坛。他的父亲王延湖是总坛主，名为巽风会坛主。分坛有金斗、五挂、九峰、双喜、八德、五凤、青云、瑞瑶、金山等9个，分坛主均是当地道会头目。根据会规，一旦总坛主有事，分坛主必须马上派人联系，效忠效力。这些做法在发展道会势力，巩固王仲笃在道会中的权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仲笃的信徒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按照王的旨意，四处奔走，拉帮结伙，秘密进行反革命活动。如王仲笃的心腹陈新堂，原是国民党某部的一个营长，入道后成为王的得力助手，陈新堂经常持枪在博兴、桓台边境活动。1951年春，陈新堂在张店与索镇之间，打昏了桓台县公安局的一名干警，抢去了匣子枪和自行车。 　　为了扩大“无为金丹道”的影响，王仲笃还积极与其他反动会门联系。如新安的“九宫道”、青州的“一贯道”、桓台的“华龙会”、淄川的“铁板会”、徐州的“白阳道”等，都和“无为金丹道”有密切的关系。 　　1951年夏天，“无为金丹道”势力越来越大，王仲笃认为做皇帝的时机已到，便大言不惭地在道徒中宣称，自己是“十八子”，是上天派下来的当然统帅。他狂妄地说，自己是打天下坐天下的人，等换了天下，自己就坐第一把交椅，称“天皇”，是自然的总司令。这一招没有在道徒中引起异议，王仲笃的胆子更大了，便着手筹备发动暴乱和登“天皇”宝座。 　　他首先分封百官，封他左右心腹之人为军政大臣，封刘金亭为总指挥，陈新堂为参谋长，王成五为行政院长，王成善为财政部长，等等，他还让这些“大臣”们向他宣誓效忠，统统听他的号令。 　　王仲笃集中了道徒中的一些巧匠，为他精心绣制了一面金线黄龙旗，作为他称皇时的国旗，也作为向解放军进攻的军旗。关于称皇时的服装问题，他让这些女道徒参照旧戏剧服装制作了一套套黄袍，他自己、各位部长、各路指挥每人一套。他梦想有朝一日自己黄袍加身，成为执掌江山面南而坐的皇帝。至于“天皇”的皇宫，王仲笃的想法更是令人发笑。他宣称，不用道徒为此操心，更不必大兴土木，现成的宫殿有的是。他说，只要大家一条心好好干，就能把共产党推翻，到那时北京、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控制在自己手里，旧有的宫殿就可任意挑选，愿意把宫殿设在哪里都行，所以完全用不着大搞建筑工程。 　　王仲笃一伙经过一番潜心策划，认为发动武装暴乱的时机到了。
 
 
武装暴乱惊全国，军民合力灭叛匪
　　1951年8月初，王仲笃以博兴县的汾王村和傅园村为基地，联络了利津、桓台、淄川、高青等县的一批道徒，组成了所谓的“中华人民革命建国义勇军”，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匪徒首先在傅园村集结，然后兵分两路开始行动。南路的匪徒由王仲笃亲自指挥，有匪徒100多人。他们从傅园村出发，直奔临淄县北境。在大柳树屯，匪徒们砸开了供销门市部，把店里的雨衣、胶鞋、手电筒、副食品抢劫一空。据事后俘虏交待，这些东西是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必需品。大柳树屯抢劫之后，这伙匪徒又窜到大夫店、房家庄，在房家庄内奸的配合下，匪徒们竟残忍地将不肯跟随他们的一名小学教师和一名村干部杀害。 　　北路的匪军一共有兵力近百人，这伙匪徒从傅园村出发，第一站到了驸马村。该村公安员杨延先是一个潜藏的反革命分子，早就和王仲笃拉上关系而被任命为大队长。杨见匪徒已到，马上把枪交出，在他的指挥下，村内几个叛乱分子立即把村长抓起来，用砖活活砸死，然后扔进井内。这伙匪徒在驸马村闹腾了半夜，又去兴和益乡公所，欲杀害乡干部和夺取枪支弹药，幸亏乡公所同志有所防范，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匪徒们离开兴和益后，又窜到利城区的刘耿村。王仲笃的表弟韩秃子公开响应，并引路包围了村民兵队部。守夜的两名民兵寡不敌众，只能看着这伙匪徒把七八枝大枪抢走。匪徒们在村中折腾了一番，在村小学后墙上张贴了反动标语，看看天将拂晓，才匆忙打了两枪，撤出了刘耿村，欲与王仲笃的匪军会合。 　　事后，匪徒们在供词中写道：“原拟南北两股集结以后，北上赶往辛安农场。通过此地内线，再缴下该单位的几条枪，然后进城。入城后首先进攻公安局，夺取枪弹，即动手劫狱，劫走王之父王延湖和心腹王登荣等人。”只因天色已亮，没有实施。 　　事发之前，中共博兴县委曾专门召开了各区委书记会议，布置防特防盗的夏防工作。兴福区委书记陈树榛会后还没来得及与区长研究如何落实，王仲笃就开始行动了。兴福区委和区政府一面调集各村民兵追剿匪徒，一面派人速报县委，要求火速增援。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得知情况，认为事态相当严重，马上将消息转告了山东省军区，山东省军区又马上报告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立即命令就近的山东省惠民、德州、潍坊军分区各派一个团的兵力日夜兼程赶往博兴剿匪，同时命令山东省附近的其他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当天下午，惠民军分区陈司令员受山东省军区委派，在博兴县兴福区成立了临时剿匪指挥部，陈司令员任指挥，博兴县长马怡亭任副指挥，成员包括博兴县公安局长赵子安及陈树榛等人。     不久，解放军三个团的兵力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兴福区，并将匪徒们藏身的大片的青纱帐包围起来，向敌人发起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匪徒们一看是解放军正规部队，再也无心恋战了。他们一个个心慌意乱，不少人脱掉衣服，扔出枪支子弹，只穿短裤逃出青纱帐。战斗仅仅几个小时就结束了。从俘虏口中得知，俘虏中没有王仲笃，王仲笃在附近驸马村有个干姐姐，他可能带领一部分人投奔她去了。获得这一线索后，指挥部立即派部队缉拿王仲笃。在驸马村经过一番激烈枪战，王仲笃终于束手就擒。王仲笃在押期间，经过多次审讯，才将部分未落网的同伙供出来。公安部门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将匪徒一一缉拿归案。 　　博兴县政法机关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对在押的150多名反革命分子分别进行了处理，先后数次召开公判大会，将王仲笃、王延湖父子等29名骨干分子处以死刑，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的有80余人，其余胁从者被释放回家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至此，这个反动透顶、愚不可及的“无为金丹道”反革命组织终于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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