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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阮义忠:《阮义忠》
作者：阮义忠
阮义忠是位百分之百的人文主义者，顽固地坚持着报道摄影。他还有一项在摄影家身上很难见到的特质，那就是能以批评的态度来整理、编辑自己的作品。本书为阮义忠的摄影作品集。
阮义忠，台湾著名摄影师，1950年出生宜兰头城镇。现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摄影课副教授。其摄影作品被收藏在法国现代美术馆、法国摄影馆、英国维多利亚暨雅伯美术馆等著名艺术场馆。他从事摄影工作已经三十多年，游历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但镜头锁定的焦点还是以台湾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主，不断尝试在平凡人的身上寻找不平凡的特质。2000年以前阮先生始终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艺术成就而拍照，直到二十世纪末台湾的一场大地震让他转向。他是一个已经皈依佛门的大师。
阮义忠编着和翻译大量摄影经典文化书籍，对中国摄影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
阮先生的作品集艺术性、人文性和观赏性于一身，内容表现力极强，每一幅作品总有触动人心之处，他说：“「看」与「用心的看」是不同的。以前的我对周遭的一切视而不见，拿着相机的我却开始探讨事件背后的意义。那些人为何笑、为何伤心？为何如此优雅，又为何如此不堪？原来，摄影就是一门「看」的艺术、「看」的哲学。要真正进入摄影的世界，就要学会怎么「看」。”
阮先生为人谦逊，他不仅是一个利用高超技巧进行拍摄的摄影师，更是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次我们不止可以通过这位人人景仰的大师的新作看到他转向后，体现在摄影作品中的一些新的感悟，还会请他现场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去挖掘素材，如何样看待自己每一幅作品，并给我们讲述他是如何「用心看」的。
第二篇阮义忠:阮义忠摄影作品
八尺门
八尺门
八尺门
八尺门
八尺门
北埔
北埔
北埔
北埔
北埔
歌星 凤飞飞
舞蹈家 林怀民
小说家 黄春明
评论家 李敖
作曲家 郭子宪伉俪
人与土地
人与土地
人与土地
人与土地
人与土地
失落的优雅
失落的优雅
失落的优雅
失落的优雅
失落的优雅
手的秘密
手的秘密
手的秘密
手的秘密
四季
四季
四季
四季
四季
台北谣言
台北谣言
台北谣言
台北谣言
台北谣言
正方形的乡愁
正方形的乡愁
正方形的乡愁
正方形的乡愁
正方形的乡愁
证严法师
阮义忠:一个乡村叛逃者的忏悔 作者：钟钢
他曾经那么憎恨土地，一度认为和泥土有关、沾着汗臭味的东西，都是卑琐可耻的。但是，正是那些认命地在土地上工作、生活的人，使他从幼时噩梦中醒来，心中的怨愤，化解成为温暖和美好。
也许你会一下子被阮义忠的相片吸引，精湛的黑白工艺，沉稳的画面布局，被摄影定格的永恒，没有被工业污染、看不到罪与恶的乡村乌托邦，这些太容易调动一个人对乡土的记忆。一旦有机会，就能吸引一大批人拿起相机，奔向乡间，按动快门，然后过不了多久就离开。
有太多摄影师都是这样做的。
乡村被他们称之为一首挽歌，对它不舍，希望留住，但他们心里都明白，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浪潮，随时都能将他们的乡村席卷，而城市的道路和垃圾场正向乡村疾速迁移和靠拢，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真真切切地展现在他们眼前。这看上去已经成为了一场无法抵挡的“潮流”。
即便是拍摄了“人与土地”系列扬名华人世界的阮义忠，也发现自己其实无法回到那个位于台湾宜兰头城镇的家乡。“一切都在变，都在消失”，阮义忠在新书《人与土地》的序言中感叹。
哪怕是他不多的几次回到家乡，也能发现自己像观光客一样，很奇怪的感觉，街道上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印象深刻的乡亲容颜，也不再从老街的过廊下出现，最熟悉的空间竟然陌生得难以置信。这位曾经的乡村叛逃者，对家乡生出了难以祛除的、越来越强烈的“内疚”情绪。
“我的摄影创作在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对故乡的忏悔”，这位声名显赫的摄影家这样对记者说。
怨恨
“人与土地”系列拍摄于1974年至1987年间，那是台湾戒严的最后岁月，台湾的经济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并与香港、新加坡、韩国一同跻身“亚洲经济四小龙”。
台湾的工业突飞猛进，乡村急速变迁，村庄在发展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农产品价值低落、人口外流、农药对土地和蔬菜的污染，运销中间商的剥夺……当时还是年轻小伙子的阮义忠一头扎进了台湾乡村，一拍就是13年，累积了上万张照片，他从中精选出84张，于1987年在台北雄狮画廊举办了“人与土地”摄影展，轰动一时，他的新书《人与土地》讲述的正是这84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这些黑白照片被人们视作台湾乡村社会风貌的经典缩影，也有人说，阮义忠将一个充满问题的乡村彻底浪漫化了。
在一篇工作手记中，阮义忠这样回应：“我知道那是一种十分自私的行为，我的相机，还没有拍出这些可敬的人们面临的一些困境……我太急切地想要把我的重生经验倾吐出来；太急切地想在我的整个自我救赎过程中，抓住任何可以让我看到希望的光芒。也许，人与土地要回到以前那种亲密的关系，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们，才会有希望。”
阮义忠在掌握摄影这门手艺、并依赖它谋生前，其实已经吃尽了一个农夫的所有苦头。你很难想见这位几乎成为乡土代言人的摄影师，会有一段持续多年、愈战愈勇的乡村逃逸史。他一开始并不爱这个“浪漫”的地方。
阮义忠是宜兰头城镇一个木匠的儿子，出生于1950年，他像他的其他六个兄弟姐妹一样，在孩童时期，除了上课，时间大半都消耗在了祖上留下来的一片河川旁的砾石地里。由于这片砾石地的土壤不易保存，每当河水决堤，地表上的泥土都会被冲失，只有将砾石挑掉，再往下深挖，让地底下的泥土翻到地表上。光是每次豪雨过后的翻土工作，就让他们痛苦不堪。
阮义忠曾经在烈日当头锄土时中暑晕倒，也曾在骤雨中被淋得发抖打颤，还被头顶的闪电吓得哭天抢地。他几乎是从走得动路时就开始了劳动，提得起东西的时候，就得替兄长送点心和午饭到田地里，稍大，就要帮忙推满载着地瓜或花生、红豆的二轮板车，接着，就是个割菜、锄地。
劳动的苦头，让他恨透了这块贫瘠的田地，他曾经把自己埋在地瓜叶中，怨恨自己的不幸身世，抡起锄头，狠狠地朝菜园旁的油加利树树干砍打，诅咒这片不毛之地—“为什么阿爸的七位兄弟中唯有他继承了这亩不育的沙砾！为什么我们无法像堂兄堂弟那样，一下课就可以到处玩耍，而必须被这沉重的命运钉在土地上。”
阮义忠厌恶农夫这个身份，他努力地想洗去这个父母加在他身上的可耻印记，他从土地中得到的，是一股怨恨的情绪，土地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沉悒笨重的包袱，土地令他负重前行。
逃离 阮义忠不止一次地想过逃走。在念初二那年，他真的离家出走了，企图放弃念书，背弃家人，离弃乡村，投入到梦寐以求的城市中。
那是一次失魂落魄的城市流浪，维持了三天。他先是被台北职业介绍所骗光了身上的钱，接着又被一辆摩托车由身后撞个正着，一时瘫在了马路上，好心的路人将他送到了他在台北唯一的朋友铁鲁家。
三轮车就在小巷子里穿梭，绕来绕去，两旁的房子越来越旧，最后是黑漆漆、歪歪斜斜挤成一堆的违章建筑，这幕景象，和他三天来所见的高楼大厦、霓虹灯闪烁的繁华市容截然不同。
三轮车最终停在一家用木箱板材钉成的矮房前，这可是比乡下最穷人家的瓦屋还要破烂的住所，铁鲁一家五口就住在这间既是卧室又是客厅、厨房的斗室，生活窘迫不堪，完全没有他想象中的台北文明。就在那时，阮义忠对台北的多年梦想瞬间破碎。
台北的第一印象，在他后来的生活中始终无法抹去，哪怕是他在拍摄“台北谣言”系列，他眼中的台北也是脏、乱、假，是一个都市规划彻底失败的例子，他认为每一位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想从街上逃掉。
离家出走、结果悻悻而归的阮义忠，见识了都市的幻想后，厚着脸皮回到家，他开始明白以自己的年纪和能力，是一点也摆脱不了被那块砾石地和沉重劳动牢牢捆绑的命运，即便去了，也只能像铁鲁一样住铁皮屋。他开始改变“反叛”的方式，与自己所憎恨的身份拼斗。
在学校，他为了把自己装成是一个出身于体面家庭的人，会刻意看一点书，让自己的谈吐比同龄的孩子有“深度”，他先是看文艺女作家的作品，慢慢地，连翻译的世界名著也念得进去，最后开始看生硬的哲学书籍，偶尔还会画一些前卫的抽象画—一个完全没有泥土、没有劳动的世界。
1960年代的台湾，存在主义刚被引进岛内，法国新小说也陆续翻译出版，欧洲的观念艺术、前卫的敲打乐器也在台北成为时髦，这些不带有人间性和泥土味的“新”文化，正合阮义忠的胃口。
“那时的我，已觉得所有和泥土有关、粘着汗水臭味的一切东西，都是卑琐的、可耻的。在《人与土地》中，有一张拍摄一个孩子在田里愤怒呐喊的照片，孩子的两只小手举向天空，仿佛在跟老天爷抗议，阮义忠将这张照片放在了《人与土地》成长单元的最后。
他从这张照片中看到了自己。
回归
阮义忠的转变，发生在他拥有了相机之后。1973年，他拥有了第一台相机，那是一台专业的单反相机。
这台相机是《汉声》杂志给当时的文学青年阮义忠配备的，主编黄永松交给他的工作是为杂志拍摄配图，当时，黄永松对摄影一窍不通的阮义忠说，只要做到“多走多看多拍”就行了。
在拥有相机的最初那段日子，阮义忠最先想到了台北的万华老街，那儿集中了来自大陆几十个省的民俗：画糖人、捏面人、刻印铺、画像店、打铁店、弹棉被店、货郎车、补锅补碗的店……整条街鲜活地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手艺。
但在万华街，他碰到了另外的问题，到底要拍什么？拍眼前景物的哪一部分？在一群人当中，要把焦点凝聚在哪一张脸上？在万华巷道上，到底是拍观光客围着看卖药郎中的表演，还是去拍躺在街上的乞丐。每回举起相机，他都是面红耳赤，直冒冷汗。
“说实话，我曾经背着相机乱晃过很长久的一段时间，”阮义忠说。
更让阮义忠意外的是，他透过相机，又看到了农林、土地、劳动和永远在重复的生活，他该怎样拍摄这些对象？当时他无法在自己所怨恨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去找到创作的题材，去发现自己肯定的意义。
“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熬过那个拒绝土地、拒绝生活的阶段，”在《人与土地》一书，阮义忠认为那段转折对他尤为重要，影响至深。
30年已经过去，当时的挣扎、折磨，阮义忠仍是历历在目，一个厌倦土地、脑海中尽是前卫、现代观念的人，在接触相机后，是多么的自卑、虚弱，只敢把照相机对准那些完全不会排斥他的人，《人与土地》中，就经常出现老人、妇女和小孩。
台湾摄影评论家郭力昕还专门进行了一番统计，他发现在《人与土地》的84幅照片中，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要题材的照片，有60幅，占了三分之二强。这样的讨巧，几乎在每个摄影新手身上出现，只是阮义忠做得更好。就像评论家基斯马可评价摄影家柯特兹时说的：“柯特兹的照片简单得像是在骗人，它们缺乏奢侈性、过渡性和经营性，而令人咋舌的是，他从一开始拍照就是这个样子。”柯特兹正是阮义忠最喜欢的摄影家。
阮义忠摄影生涯的第一幅杰作，是在家乡头城镇完成的。他知道头城菜园边那间矮小工寮里有一个竹器匠，他告诉对方，自己是木匠顺的第三个后生，竹器匠答应了拍摄，并非常配合这个摄影新手的笨拙安排，要怎么拍，他就依着摆姿势，以致他把整个竹椅的制作工程全部拍完。
通过这次拍摄，阮义忠发现那些拥有可贵气质、善良的人们，都是那么认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生活，他们大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更没有念过什么存在主义、现代诗，他们的一切都是从劳动、从土地中学到的。“透过观景窗，我的童年，艰苦的岁月、自卑和夸大都回来了。有冰封的东西在我心中融解……”
在阮义忠的工作室的墙壁上，至今仍挂着一张布依族妇人的大幅肖像。这张拍摄于1980年的照片，背后充满了偶然，并影响到了阮义忠的摄影观。
当时，这位妇人极其配合，她就端坐在自家门口，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镜头，阮义忠稍稍移动位置，想要避开正面角度时，她就跟着他转方向，仿佛是相吸的正负极磁铁。由于她只会说母语，比手势要她不要随他动，却无法令她明白，阮义忠动了几回，她也转了几次，始终调不出理想角度，直至泄气地放下相机，向她鞠躬道谢时，她才整个人松懈下来，成为这个瞬间比他预期还要好的神态，阮义忠赶紧重举相机，咔嚓一声。
在拍摄手记中，阮义忠这样写道：“我只知道，我就是这么一天一天地拍下来的。那些人，那些土地，通过我的相机，令我温暖和感动，使我一天天从幼时的噩梦醒过来，我已不再觉得自己的成长经验是可耻的包袱。”
即便有人批评他的照片不够观念，传统而保守，阮义忠仍然相信，摄影有时就像双面镜，既映出对象的影子，也照出摄影师的感受，表面上好像是拿相机的人捕捉了什么，其实，被摄的却是他自己的心。
“摄影对我而言正是一种信仰，我相信透过照片的力量，世间的真善美可以广泛而久远地流传，”阮义忠认为这是他如今一以贯之的工作法则。
即便在拍摄中，他会遇到被污染的村庄，听到很多的不公，也会发现岛民越来越市侩，见人举起相机，便会伸手要钱，但每到这个时候，阮义忠都会选择结束自己的拍摄，他只是想留住人与土地之间的美好，而不是怨恨。
网络上关于阮义忠的文字很多，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篇。大概因为自己在之前的岁月里，有过一闪念，不愿意自己是农民的后代，有过对土地的憎恶，它们曾经使我不喜欢春天，因为越是春天，作为农人的爷爷和妈妈就越辛苦劳累。
有一年春天，和其它单位的人一起去苏州参加培训学习。有一个人曾经笑话过，我的土气，那时候我还会感觉到难过。
可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穿粗布棉麻，梳一束简单的马尾，穿一双布鞋，拿一个布包，在那些穿得周吴郑王的人面前，没有一点羞惭。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向往高楼，也不再向往大都市的灯红酒绿。
从什么时候，我开始同情那些用自家的鸡蛋去给孩子换膨化食品的人，开始同情那些终生都以为花生是结在树上的人，开始同情那些只吃进口水果永远不得享受采摘野果之喜悦的人，开始同情那些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家舍，去住在工厂宿舍里，常年吃着陈年粮食的人，开始同情那些不只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土地上才会长出来的品质的人。。。
土地是那么有灵性，那么公允。一株树，一棵苗，在哪里都找不到这样敏感这样深厚的公平，对生命的公平，在哪都找不到这样的一份奇迹。
阮义忠的摄影作品，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美和唯美无关。
他的摄影，不是停留在色相上，关注的是一种情怀。
也有人说，他的摄影作品是滥情主义。这让我想起木心的一段话：“往过去看，一代比一代多情；往未来看，一代比一代无情。多情可以多到没际涯，无情则有限，无情而已，可怕还在于无情而得意洋洋。当人们一发觉亵渎神圣可以取乐取宠，就乐此此不疲了。是故未来的人类会怎么样，并非渺不可测，“无情”而已。”
我想我是比木心乐观的，如果人类对那些美好神圣的东西能够如阮义忠一样的，历经怨恨、逃离、终究回归，那么人类的未来并不是一片无情的废墟。
如果有更多的人，把自己生命中所亲历的美，景象之美，人情之美，记录下来，它们或许会成为种子。在一切有光之地，落地生根。
来源于网络
第三篇阮义忠:阮义忠：她把人在最绝望时候的祈祷升华为最美的天籁
摄影四十年，被誉为“中国布列松”，阮义忠说他这辈子最奇特的经验是亚美尼亚的旅行。“我就一路跟着，拍下他的照片，他弯弯的身影，让我觉得他身上背着很大的包袱，好像亚美尼亚人的代表，人人都在背十字架。”想念亚美尼亚阮义忠说到旅行，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旅行都是离家与还乡的过程，每一次旅行都拓宽了我生命的宽度，也带给我对家的重新的理解。就让我从亚美尼亚开始吧。任何旅行可能都有原因，比如说这张照片，一家人，我们没有看到男主人，显然他们走了很久了，他们去干嘛呢？他们要去朝圣。对我来说，旅行在某方面也是一种朝圣，只不过你事先不晓得要去朝什么，等你的生命经验告诉你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人活着，在某方面的意义来说，就是要去寻找一个自己心灵上最重要的一些事情。
我为什么会去亚美尼亚，说起来也是因为音乐的缘故，不过这个要从我发现的一张特别的CD开始。
说到遇见这张CD的那一天，就跟我自己的父亲有关。我在台北的办公室上班，突然接到了姐姐的电话，她说，今天有没有空，来医院一趟吧，父亲本来只是检查身体，结果却被医生给硬留下来，说一定要住院，并且马上要治疗，实在有点特别。因为从小他就非常严厉，我们家有9个小孩，他是个木匠，他要辛勤地工作，并且非常节俭，才有办法把我们一家11口的肚子给喂饱，所以没有什么时间跟我们沟通。我所知道的他就是背一天天越来越驼，头发越来越少，整天埋在木料堆中，不是锯就是刨，要不然就是钉。由于他没有时间跟我们沟通，所以我们从小一切都是透过妈妈来传话，以至于我们长大了，也不晓得怎么表达爱意。当我要去医院看他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说，哎呀，父亲的病不晓得严重到什么程度，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跟他表示我的情感，今天我应该让他知道，我们虽然没什么沟通，可是我心里头是非常感激他的，非常爱他的。回想的时候，我跟他的关系好像是电影的倒带，突然停留在我买的第一间房子，一个山上的别墅，父亲也来过夜。那个地方有点潮湿，又冷，父亲觉得不太舒服，第二天一早他就要跟我借刮胡刀，我说我没有刮胡刀，父亲非常怀疑地看着我，那个表情我最熟悉了，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被那种表情看大的，我做什么事他都不相信。我说，我的胡子很少啊，我都是用剪刀就可以处理了。我自觉我的手艺很好，事实上好几年我连剪头发都自己来，因为我不喜欢别人碰我，我太太当然除外了。那父亲就觉得说，我这个人未免太怪了，因为我从小就被他觉得是个怪小孩。他就说了一声，没有电动的，手动的也可以啊，我说我连手动的都没有，结果父亲就说，啊，你这里太冷啦，今天晚上我还是下去。人在心情最不好的时候通常都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本来一家我从来就没有踏进去过的唱片行，那一天，仿佛要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就想，我把身上的钱把它花光了，就进去。在一家成千上万的CD店，摆得满满的，好奇怪啊，就这张CD，我一眼就看到它了。我们拍照的最容易被影像吸引，The Music of Armenia，诶，是不是看错，再靠近一点，我以为是America，结果不是，是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是什么地方啊，再看这张照片，一个终年积雪不化的山顶，下面一个与世隔绝的修道院，这是我们何等不熟悉的一个景色。
当下，我把它买回去，到了医院，送了父亲刮胡刀。我心情当然很难受啦，因为医生告诉我们了，父亲是直肠癌末期，可能性命剩下没多久了。我很少失眠，因为那几年呢，我经常运动，一回到家我就早早就睡觉了，第二天早早就起床，可是当天我真的失眠了，一想，好像有什么事没有做。太太、小孩都已经睡着了。对啊，我买了一张CD啊！趁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一个人好像要跟音乐做沟通，放上了这张CD。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个音乐，立刻深深地击中我的灵魂，我完全不能自已地痛哭，我从来没有这种聆听的经验，仿佛这个音乐里头的祈祷就是替我在祈祷，我也跟着它一块祈祷。我希望我父亲的生命稍微延长哪怕是一天也好。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叫我的太太赶快去帮我调查一下，如何能够进入亚美尼亚。我们熟悉办的旅行社过了一阵子回话说，噢，亚美尼亚是哥伦比亚的一个城市。我说我不是要去一个城市，我是要。去一个国家。他说，那我就不知道啦，我所办的业务里头从来不晓得有这么一个地方。之后我就利用我编杂志所认识的国外的摄影家，开始发传真请他们帮忙，有的很好心，寄书来，然后我自己出国旅行的时候，也在书店跟音乐店开始大量地搜集有关亚美尼亚的一切，CD我买了不少，书很难买到，念念不忘的就是想去亚美尼亚。终于，后来想到我们的《摄影家》杂志介绍了一位土耳其的摄影家，我打开地图，亚美尼亚就是离土耳其最近了，因此我发信给在土耳其人所皆知的一个国宝级的摄影家，叫阿拉·古勒（Ara Guler），他的传真就回信说，你来了再说吧，也没有答应说他有办法帮我进入亚美尼亚。
他的工作是在伊斯坦布尔。我专程去拜访他，他就非常严肃地看着我，他说，请你坦白告诉我，你为什么想方设法地要进入这个国家，我说我传真就告诉你啦，我被这个民族的音乐所感动啊，我想看看是什么人，什么民族，才有办法从喉咙发出这样子的震撼人的声音，他把人在最绝望的时候的祈祷升华为最美的天籁。当然了，我也顺便把父亲跟我的关系给他讲了一遍，他听完之后立刻拿起电话，然后用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语言大概讲了半个小时，讲完再把电话挂起来。他说，你放心在伊斯坦布尔玩吧，到处看一看，下个礼拜二有一班飞机，可以从我们的这个机场飞到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你一下飞机就有人来接你，然后带你去想看的任何地方。结果我就这么到了亚美尼亚。这趟旅行真的是我这辈子里头最奇特的一个经验，仿佛让我觉得我上辈子是亚美尼亚人。当我在土耳其的国际机场找不到我的班机的时候才知道，我必须到土耳其的国内的班机去搭飞机，因为土耳其一直认为，亚美尼亚还是它古老以前的可能拥有的领地，两国之间还有很强烈的一个敌对的状态存在，连边境的铁路都已经封了。结果我上了一个小小的飞机，这个飞机除了我跟我太太之外，全部都是要去亚美尼亚寻根的，流浪在海外的亚美尼亚人。当飞机经过高加索山脉的时候，整个飞机突然就有人喊，看，Ararat山！我赶快拿起相机来拍了，这张照片在底片上是看不到，一片白的，是过度曝光了，完全不晓得拍的是什么，后面几张赶快调光圈，拍的虽然可以看到高加索山脉，可是这个海拔五千多公尺的Ararat山已经在视线之外了。所以，我本来以为我没有拍成，在再那个曝光过度了好几档的底片呢，再勉强把它放大出来，好高兴啊，我还是做了见证。记得当时在飞机上的时候，亚美尼亚人看到这个山的时候，都在掉眼泪，因为这个山早就被划在土耳其的国土境内，亚美尼亚都认为他们的母亲被俘虏了，所以他们只能站在最靠近Ararat山的山脚下，隔着铁丝网仰望，任何亚美尼亚人一辈子都觉得应该站在那个地方，虽然摸不到，也要遥遥地对它的一个追思。
Ararat山在《圣经》里头是诺亚方舟停靠的山，在《圣经》里头所记载的大洪水退掉之后，它停靠的山，所以当我问亚美尼亚人说，你们是属于哪一种族啊，亚美尼亚人就会笑，应该是说，我们是人类的祖先。到了亚美尼亚，我们才知道，这个国家真的是寸步难行，可是这张看起来非常富丽堂皇，原来这是市政广场，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在这里头，所盖的任何一个建筑都是非常气度恢弘，而且都是用火山岩来盖的。在一个水源极度匮乏，电力还不普及的一个国家，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广场让人家看得到了一种贵气，这些孩子就是趁暑假的时候在这边晒晒太阳。我们那几年的旅行都是在暑假期间，因为我还在大学教书，只有暑假才有比较长的时间。
亚美尼亚曾经遭受过史无前例的大地震，整个国家被夷为平地，都靠了一个建筑师来规划，所以，所有的公共建筑都有一种让我们觉得它追溯到西方，最为纯粹的那种建筑结构，不会花哨，可是非常大气。如果没有，这个朋友的带领，亚美尼亚在十八年前可是寸步难行，因为没有旅行社，信用卡不能用，所以你还得一切都带着现金，可是你想出这个首都也雇不到车子，还好，阿拉·古勒所介绍的土耳其的摄影家他本身就是专门在亚美尼亚境内去记录教堂的，所以，有他的带领，真的是让我在很短的一个礼拜时间就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他们的过去、现在，当然还有很感动他们的未来。这个国家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字，是石像后面的这位伟人，叫马许托茨（Mesrop ashtots），他发明了亚美尼亚的文字。
因为文字非常简单，所以人人就容易写，以至于在亚美尼亚没有文盲。前面这个跟我讲话的人，就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而已，他是这个首都的一个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在他的介绍之下，仿佛他是对自己的文化深感骄傲，然后像是一个大学教授，学识丰富，这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之后我所碰过的任何亚美尼亚人都有同样的特质，哪怕是在一个田里头，工作的农户也能够侃侃而谈他们的当地的历史。
这个教堂是在整个石头山壁，这样挖出来的，不是盖起来的。就在这个教堂，我听到了有一个很熟悉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刚才我CD所放的圣咏。
我们都知道，录音跟空间有密切的关系，跟空间的建材有密切的关系，也因为这是一个石头封闭的建筑，所以它有很特殊的回音效果。就在我欣赏这个建筑的时候，隔壁的祈祷室怎么传出我在家最常听的那张CD的录音啊？跑过去，我想，奇怪啊，这里没有任何电啊，采光还是从那个屋顶上挖了一个圆顶，用自然光照射下来的。走过去才发现，原来是一个黎巴嫩的妇人，她在这里头情不自禁地，她第一次寻根，就很自然地唱出那种《母亲你在何方》的那一首歌。那个时候我真正感动，问她，她是从来没有踩上自己的国土，可是她的文化从没断根过，原来逃出去的她的妈妈是靠这样每天对着她的口语，把亚美尼亚的一切都原原本本的转移到她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震撼，什么是家，是你出生的地方才真的是家吗？
这位黎巴嫩的亚美尼亚人，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有生之年她从来就不晓得她的家是什么样子，她出生的地方虽然是在黎巴嫩，可是她的精神的家永远是这一处充满着苦难的土地，人民才是真正地回到家。那一天，我觉得从她身上，我对家跟对本土有不一样的认识了。亚美尼亚的所有教堂、修道院，都是一幅最简单、纯粹的风景，它海拔很高，Ararat山有五千多公尺，它最低的地方也超过两千公尺，因此长不了什么大树，只有草皮，可是房子全部都是用最好看的石头盖起来的。这是赛凡湖，也是亚美尼亚唯一的水源，听波荷西扬，就那个亚美尼亚摄影家告诉我，他好担心，因为以前的湖水已经满到教堂的石阶，现在已经退到差了十几公尺。
不过虽然这样呢，我依旧觉得，他们很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对我们这个外来人，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很好奇，我的亚美尼亚之行好像是带给他们了一些意外：终于有人要注意我们了，终于有人对我们感到好奇了。我想，人就是这样，应该彼此付出一点关心。
这个修道院叫喀依扬（Gayane），我还记得这位东正教的教士，他弯着腰走进去。我对这张照片特别喜欢，因为在整个亚美尼亚，我走过了十几所大大小小的教堂，我都很少看到里头还在做礼拜，仿佛他们的教堂是被废弃的。尽管如此，每个教堂啊都有一个小小的地方让他们呢去点蜡烛，似乎所有的民众不需要透过神职人员，进教堂就可以直接跟上帝对话了，这一点真的也让我印象深刻。所以，当我在这个喀依扬（Gayane）教堂前面看到一个修士要进这个教堂的时候，我就一路跟着，拍下他的照片。他那个弯弯的身影，让我觉得他的身上背着很大的包袱，好像亚美尼亚人的代表，人人都在背十字架。
亚美尼亚是全世界第一个承认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在公元3301年，他们就把古老的波斯的拜火教给废除，所以它保持了最纯粹的那种基督教的仪轨。我在亚美尼亚一些地方都会看到，很奇怪的，除了301这个号码，因为301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就是那一年，他们认为上帝来到这块土地，可是在它的旁边又会写个2001。我实在是非常好奇，尤其在他们的年历上，一边会印301，一边会印2001，那我就问，2001是什么意思？原来所有亚美尼亚人都在期待上帝的重临，只要到2001，所有人的命运都会被改变，改好一点。可是真的会这样子吗？那次的旅行让我觉得，我一定要在2001年回去，可惜我没有做到，因为台湾在1999年也发生了一个大地震，我所有的时间都变成了台湾的一个慈善机构的志愿者，我去记录了灾区重建的过程，所以我就没有再回亚美尼亚。这个是以前亚美尼亚古国的一个夏都，现在只剩下这么一个小小的，好像雅典的卫城的那种建筑。前面这个人走过去的时候，我很特别地把他人跟这么一个老建筑框在一个构图上，好像他也是孤孤单单，跟他们的这个历史一样，这个写照仿佛他又是从以前走到今天，然后又不晓得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说到它，我有一个感触，这是整个亚美尼亚唯一需要买票去参观的，因为它要维修。这个不能算教堂，算是他们的以前的异教徒的神殿了。它的售票处小小的，也是看管的地方，墙上贴了一幅版画，那个版画是一个亚美尼亚的地图，上面画满了最重要的一些教堂。我问他，这个有卖吗？他说，没有哎。那哪里可以买得到？他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据他所知，他从来没有看过第二张。这么大张的一张，我有点可惜，这张要是能够成为我日后想念亚美尼亚的一幅图该有多好。虽然我拍了很多照片，可是那幅图跟整个亚美尼亚的所有人都可能不知道的教堂都画在上面了，是一个全景的图。
没想到，在我要离开亚美尼亚的前一天晚上，这个柜台有电话说，下面有一个人要找你。我们下来一看到，就是这位管理员，原来他把他觉得最宝贵的一个东西送给我了，他说，你是对我们的国家那么感兴趣，不远千里而来，这张图被你保管可能比挂在我墙上都还要有意义。那个时候我实在是太感动了，想要给他一点费用，他打死也不接受，亚美尼亚人的骨气啊。后来我又碰到了。在那个地方真的是车子还很少，在18年前，大部分的乡下的交通就是骑马。这个村子叫Goshavank，也是波荷西扬他太太的娘家，我们有幸在那边过夜。
这个教堂虽然已经被列入联合国的文化遗产了，可是还没有人有机会去参观，以至于我们的出现呢反而变成被参观的对象，很多小孩就从老远的地方跑来看看我们：一个外国人长得什么样子啊？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晓得台湾在哪里。这个小男孩就是一路，从另外一个村子听说我们有人来了，他就一直来看我。后来我跟他拍了照片，他才觉得不虚此行了，又走一大段路绕回去，很可惜，他还没有看到照片。
所有亚美尼亚人心里头都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就是不管他们遭受过土耳其激进式快种族灭族的那样大的屠杀，或是全国的生产力降为零的那个大地震，他们都没有把他们的骨气给震垮，反而挺起来。我所感受到了每一个亚美尼亚人都非常有教养，那个时候让我觉得，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比物质要强多了。
我要回亚美尼亚的时候，当然也去过了他们被土耳其屠杀的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由一个尖塔跟十二个水泥柱围绕起来，最当中一个火炉是永远不应该熄的，所以这个地方叫做永恒之火，就是不管怎么样火应该是随时在燃烧着。波荷西扬带我们去的时候吓了一跳：怎么可能，亚美尼亚的永恒之火熄啦。那个时候正是亚美尼亚离开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处境更惨，以前还有苏联给它补贴，苏联那个时候自己也很惨了，哪有机会再去照顾它，更何况苏联人本来把亚美尼亚当成度假的地方，可是变成两个国家之后就要办签证了，就很少人去了，亚美尼亚也失掉了这个观光收入，以至于连永恒之火添加汽油的钱都没有了，所以干枯在那边了。我希望现在亚美尼亚的处境更好了。
每一次旅行，如果没有带路员，尤其是国外，我就没办法展开，所以，《想念亚美尼亚》这本书就是要向波荷西扬致敬。这个就是带我走遍亚美尼亚这个国家的摄影家，那一天他站在发明亚美尼亚文字的马许托茨的修道院，他生前就在这里驻锡，后面那个石碑，就是亚美尼亚文。
终于，我把亚美尼亚旅行的60张照片编成一本书，当这本书出版、展览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读者的响应，原来是一位亚美尼亚人，在上海生活了五年，他在读上海音乐学院，他告诉我说，哪一天如果你还要要在哪里展览的时候，我会去拉小提琴，而且拉我们传统亚美尼亚的音乐给你助阵。我听了好开心。因为他知道我9月12号在广州的「方所」书店会做这个新书发表，他又说，广州有很多亚美尼亚人，我可以叫他们去帮你一些跑跑腿啊什么，因为他的感情就是只有一个很单纯的理由，我对他们国家感到兴趣，我去见过他们的人民，我真正地出于被感动，而想去更进一步了解。
我想，摄影跟其他艺术都一样，就是自己生命的感动能够有机会跟更多的人分享。今天能够在一席跟大家做简短的介绍，这也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谢谢各位。「想念亚美尼亚」20150823·上海阮义忠是一席第309位讲者微信：yixiclub微博：@一席YiXi官网：yixi.tv淘宝：一个礼物by一席合作：[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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