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台湾】
第一篇投共的下场:揭秘国民党大佬们的结局：大多凄凉 少数投共
华声在线 2014/11/01 19:41
资料图：蒋介石
蒋介石：悬棺待葬——蒋介石过世之时，海峡两岸对他的评价有着天壤之别。他过世30多年了，无论在政界还是学界围绕他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在台湾，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从“神化”到“丑化”的过程；在大陆，对他的评价则经历着从“漫画”到“写实”的过程。
资料图：李宗仁
李宗仁：叶落归根——晚年，受中共“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返回大陆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在生活上得到周全安置。“文化大革命”时，李宗仁受周恩来总理保护，未受冲击。1969年1月30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资料图：陈诚
陈诚：主政台湾——1964年病重之际，陈诚最后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批准。1965年3月5，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68岁。
白崇禧：独死公馆——白崇禧（1893～1966），广西桂林人，李宗仁回大陆后，白崇禧的利用价值已失。特务机关在知其常买补药后，便暗中命令医生给其下重剂量。白服药后，产生了返老还青春之错感，与护士张小姐热恋，于1966年12月2日被发现气绝身亡。
何应钦：失权有宠——何应钦（1890～1987），生于贵州兴义，字敬之。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和行政院国防部长、行政院长。去台后，他曾出任蒋介石“总统府”的战略顾问委员会计划主席。于1987年10月20日死于台北，时年98岁。
顾祝同：心思谁知——顾祝同（1893～1987），字墨山，江苏涟水人。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西南行政长官。去台后，任代“国防部长”等职。由于对蒋介石忠贞不贰，顾祝同一生官运不衰。1987年1月17日，顾祝同在台北病逝，终年95岁。
陈果夫：潦倒而死——陈果夫（1892～1951），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焘，字果夫。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于1951年8月28日死去，终年60岁。陈果夫生前曾希望死后能回到故乡浙江吴兴。
陈立夫：期盼统一——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人。2001年2月8日，新华社发布新闻：“陈立夫先生今晚在台中病逝，享年101岁。”
孔祥熙：客死异域——孔祥熙（1880～1967），国民党四大家族代表之一，山西省太谷县人。《纽约时报》引述他的一位前下属所言：“他和所有山西银行家一样，是一位精打细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9月3日台北举行孔祥熙追悼会，蒋介石对孔给予很高评价。
宋子文：因噎而亡——宋子文（1894～1971），原籍广东文昌。1963年，宋曾接受蒋介石邀请访问台湾。蒋仍指望借助宋对华盛顿施展影响，但无果。1971年4月24日晚，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小型宴会上传出一条消息：前国民党政要宋子文，因误吞鸡骨被鲠死，终年77岁。
张群：百年老人——张群（1889～1991），号岳军。四川华阳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行政院院长等职。1971年7月，张群最后一次访日，试图阻止中日建交，以失败告终。1991年12月14日，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02岁。
翁文灏：回归大陆——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最早期地质学家。1951年他回到祖国，成为第一位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离开人世。
孙科：虎父犬子——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字哲生。孙中山之子。1965年，他由美国至台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1967年出任东吴大学董事长。1973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终年82岁。
吴铁城：晚年受辱——吴铁城（1888～1953），原籍广东香山，与孙中山同乡，他生于江西九江。1953年，吴与蒋介石当面顶撞，蒋当面责骂，并将其赶出了大门。吴受此“大辱”，当夜连服三枚安眠药。次日，家人发现其已长眠不起，享年仅65岁，是国民党政要中较早辞世者。
王云五：在商言利——王云五（1888—1979），字岫庐，广东香山人，生于上海。1946年5月，出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后又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职。1949年他到了香港；1951年，转而去了台湾。后淡出政坛。1979年8月14日，病逝于台北，终年92岁。
戴季陶：油尽灯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干部和理论家。1949年2月11日，曾嘲笑陈布雷自杀行为的戴季陶，在广州面对窗外连日大作的风雨，大生悲恸凄惨之感，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匆匆在他乡结束了生命，他是43人中第一个死去的人，距名单公布不到2个月。
吴鼎昌：病死香港——吴鼎昌（1884～1950），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绥定，字达铃。1949年1月去职，赴香港做寓公，1950年8月23日病逝于香港，享年67岁。
熊式辉：一介草民——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字天翼。1954年7月，熊式辉到台湾，但不为陈诚所容，连蒋介石的面也未能见上。最终完全沦落成一介草民，后又迁回香港。1974年1月21日病故，终年81岁。
张厉生：终遭遗弃——张厉生（1900～1971），字少武。河北乐亭人。1949年去台湾后，历任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驻日“大使”等职。张厉生清廉自律，一心于“党国事业”，最终晚景凄凉。1971年4月21日，病逝于台北家中，享年72岁。
朱家骅：苦守学术——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历史地看，朱家骅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1963年1月2日，朱家骅在台北病逝，终年71岁。
王世杰：凄然北望——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中国著名的宪法学家和教育家。去台后不久，多次批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及蒋氏父子专制统治的王世杰被革职查办。6年后复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81年4月，王世杰病亡于台北，享年90岁。
顾维钧：外交奇才——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1985年11月，即将迎来97岁华诞的顾维钧仙逝于纽约寓所之中。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
宋美龄：世纪老人——宋美龄（1897～2003），原籍广东文昌，生于上海。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逐渐淡出台湾政坛，赴美长期休养。晚年仍关注着台湾的政局，反对台独。2003年10月23日，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106岁，她也是43人中最后一位离去的人。
吴国桢：书生本色——吴国桢（1903～1984），湖北建始人，字峙之。去台后曾得到“总裁”蒋介石的欢心。但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吴国桢，不满国民党独裁，反对蒋氏父子“家天下”，于1953年离台赴美。后与台湾蒋介石政权隔海对骂。1984年6月6日在美病逝。
刘峙：嗟来之食——刘峙（1892～1971），江西吉安人，字经扶，曾任河南省主席、第五战区司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回到台湾的刘峙于次年被委任以“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虚职。l971年1月15日，刘峙在台中病逝，终年79岁。
程潜：礼遇有加——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字颂云。曾任武汉行辕主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后，程潜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等各职。文革时个人未受冲击。1968年4月5日病逝于北京。
薛岳：冯妇难当——薛岳（1896～1998），字伯陵，广东乐昌人。l990年2月，台湾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选举“总统”。当局出于安抚和拉拢资深及军系“国大”代表的考虑，居然推出96岁的薛岳主持开幕典礼。1998年5月，在台湾病逝，终年102岁。
卫立煌：北上回归——卫立煌（1897～1960），安徽合肥人。当他获知自己名列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时，长叹道：“我有救了”！与蒋貌合神离，可见一斑。
余汉谋：种菜赌棋——余汉谋（1896～1981），广东高要人，字幄奇。曾任陆军总司令、华南军政长官。晚年空虚无聊，便皈依基督，成为虔诚的信徒，昔日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度早已荡然无存。1981年12月17日去世，终年85岁。
胡宗南：死非其所——胡宗南（1896～1962），浙江镇海人，原名琴斋，字寿山。黄埔军校一期生，陆军一级上将。1961年身体出现高血糖。1962年2月6日胡宗南病情恶化，7日蒋经国奉父命探望，10日蒋介石亲自探望，14日凌晨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67岁。
傅作义：和平起义——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人，字宜生。1949年1月，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建国后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长期心系祖国统一，临终还留下一篇对台讲话，盼望台湾能通过和平统一。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因病离开了人世终年79岁。
阎锡山：离土而死——阎锡山（1883～l960年），字百川。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参加同盟会，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1960年5月21日，阎锡山在台北病逝，终年77岁。
周至柔：仍受重用——周至柔（1896～1986），浙江台州临海人，原名百福。1986年8月29日，周至柔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享年90岁。
王叔铭：钟情梨园——王叔铭（1904～1998），原名王勋，山东诸城人（与共产党之张春桥、江青同乡）。解放战争时期任空军副总司令。去台后，活跃于军政两界，1957年荣升空军一级上，先后任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民党中央委员等职。
桂永清：短命总长——桂永清（1900～1954），字率真，出身于江西贵溪县农家。去台后，桂永清辞去海军总司令职，任“总统府”参军长。1954年，升任参谋总长。但上任不足两个月，便因病身亡。
杜聿明：立地成佛——杜聿明（1905～1981），陕西米脂人，又名光亭。曾参加北伐战争。1959年，人民政府宣布将他特赦。后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汤恩伯：死于日本——汤恩伯（1900～1954），浙江金华人。1920年入援闽浙军讲武堂，毕业后任浙军第1师排长。1954年6月29日，在日本手术期间死于医疗事故，时年54岁，病逝后被追晋陆军上将。
孙立人：清白难还——孙立人（1900～1990），安徽舒城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55年6月，孙的下属郭廷亮因策划“兵谏”被捕，孙立人也被软禁，直到1988年才获得自由。1990年11月7日在家病逝，终年90岁。他至死也没有等到当局的平反。
马鸿逵：晚景凄凉——马鸿逵（1892～1970），甘肃河州人，字少云，回族。1949年溃逃台湾。马鸿逵因在西北时与马步芳互相倾轧，“贻误战机”，在台湾受到“弹劾”，由原来的一品大员已成寄人篱下。不久迁往美国。1970年1月，马鸿逵病逝于美国。
马步芳：出逃中东——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回族，字子香。台湾当局以腐化无能为名将其免职。1975年，病逝于沙特阿拉伯，终年72岁。
陶希圣：御用文人——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1949年，陶希圣随蒋介石去台，执意留在大陆的女儿一家则经受了多番运动的暴风雨。去台后，陶希圣曾任“中央”评议委员、国策顾问等职。1988年6月去世，终年89岁。
曾琦：反共难成——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曾在留学法国期间成立中国青年党。回国后创办《醒狮》周报，反对国共合作，煽动蒋介石镇压GCD人。但在抗战中，曾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48年秋赴美，鼓吹美国应继续援助。
张君劢：误入歧途——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号立斋。江苏宝山今上海宝山人。张君劢一生未置产业，仅靠稿费与少量养老金维持，生活清苦。1969年2月23日在美国去世，终年82岁。
热门跟帖
第二篇投共的下场:史上最著名的四位叛徒下场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臣子推崇忠贞不屈，不能有二心，对于忠臣是歌颂立碑。而对于那些因利善变、反叛的小人是大大的谴责和笔伐。以下四位"名叛"不但名气，大家都知道,而且都是叛变过两次或两次以上。
一、英布
先来说说英布，英布是秦末汉出的名将，因受秦法被黥(刺面)，又被称为黥布。英布出身寒微，曾和郦山的一货囚徒出来在江泽作强盗。
陈胜吴广起义后，他聚众上千人也开始起义，投靠项梁，拥立楚怀王。项梁被秦将章邯杀了后，项羽杀宋义夺得楚军的指挥权，以英布为先锋，击败围困巨鹿的秦军，后杀二十万秦降兵。项羽军队进军咸阳，秦朝末代皇帝子婴奉玺跪地在城外向迎，可是项羽却让英布“手起刀落”杀了子婴。
英布作战勇敢，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其间项羽迫使楚怀王迁都，暗中派英布在路上予以截杀。
英布到九江上任后，齐王田荣叛楚，项羽出兵伐齐，向英布征兵，英布托病，只派部将率几千人前往。刘邦在彭城击败项羽，英布还是托病不救，这就引起了项羽对英布的怨恨。在刘邦再次和项羽彭城大战，刘邦兵败时，刘邦派隋何去九江游说英布反项羽。英布听了隋何的话，表面上答应，但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拿不定注意，刚好此时楚使来催促英布发兵，隋何是趁机跑出来说英布已经降汉，楚使慌忙逃走，隋何给英布说反叛已成事实，应派人赶去杀了楚使，英布此时只能照做，杀了楚使。
项羽大怒，派龙且攻九江，英布不敌，败逃汉地，从此开始事汉。后随汉军转战至垓下，项羽最终乌江自刎，楚汉战争结束。
没过几年安生日子，韩信被杀，紧接着彭越也被杀，三个“异姓王”只剩他一个，他担心会有同样的命运，所以积蓄力量，制定作战计划。后被他爱妾私通的贲赫告发，被逼无奈造反。最终还是被刘邦所败，落了个被杀的命运。
英布出身囚徒，经过奋斗，封了王。先后杀了秦皇自婴和楚怀王熊心。在楚汉战争中被游说时犹豫不决，后被隋何挑明，只能叛楚；后看到三位一体的韩信、彭越被杀，虽然有防备，但是最终还是被逼反，又叛了汉。此人两次反叛皆非出于真心，前一次叛楚是权衡利益，忧郁不决，而后一次叛汉，则为被逼拼死一搏。
二、吕布
吕布是三国名将，勇冠天下，人称“马中赤兔，人中吕布”。
吕布先跟随并州刺使丁原，董卓进京后，被董卓利诱杀了丁原，率众投奔了董卓，认董卓作义父。
董卓迁都长安后，肆无忌惮，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司徒王允遂用貂禅设“美人计”挑拨董卓与吕布的关系。最后“美人计”成功，吕布为貂禅杀了董卓。
董卓死后，其部下攻打长安，吕布败走。后成一股势力，投奔袁氏兄弟，可是袁氏处处利用和暗算他，后投奔张扬，后被曹操击败又转投刘备。
在刘备和袁术相斗时，抢了刘备的地盘，害的刘备只能成了“无地”的势力，只能投奔了曹操。最后曹操大军攻占徐州，杀了吕布。
陈寿在《三国志——吕布臧洪传第七评》对吕布有评价：“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
可见，吕布乃是一反复小人，惟利是图。军事上无甚谋略，比曹操强大时也未能战胜曹操。当然他也是一代情圣，他对于貂禅的情可是儿女情长呀！
三、侯景
侯景可以说是南北朝时期除了名的叛将。侯景乃北魏怀朔镇人氏，是一个鲜卑化的羯族人，自小臂力过人，善于骑射，早年在北魏边镇当兵，后因带兵击败葛荣，而升任定州刺使，受封濮阳郡公。
后来北魏的实权分别被高欢和宇文泰控制，侯景投靠了高欢。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高欢任东魏丞相，为东魏实际掌权者，对侯景很不放心，高欢死后侯景果然带人马投了西魏。
西魏宇文泰了解侯景为人，宇文泰接受了侯景的投降，但是侯景须来长安述职，实际就是想解除其兵权。
侯景是聪明人，现在只能选择投降南方的梁朝了，梁武帝萧衍不顾大臣们的劝阻准备接纳侯景，让萧渊明带五万人北上接应侯景，路上遭到东魏军队的进攻，兵败被俘。东魏军队趁胜进攻侯景，侯景大败，逃到南梁境内的寿阳。
东魏此时不愿和南梁发生战争，遣使愿意归还俘虏萧渊明，这事被侯景知道后，他想借此试探梁武帝接纳他的诚意，遂派人假冒东魏使者，提出用侯景交换萧渊明的罢战条件，梁武帝答应了。
侯景得知梁武帝这一态度后，马上又叛变，招兵买马，一直打到建康。梁武帝被俘，最终被饿死，侯景扶持了两个傀儡皇帝后，最后干脆自己当皇帝，国号汉。侯景到处屠杀掠夺，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史称“侯景之乱”。
后来，梁朝大将王僧辩、陈霸先率领大军从江陵出发，进攻建康。侯景的叛军兵败，侯景只带了几十个心腹乘了一只小船狼狈逃走，半路上被他的部下给杀了。
侯景此人先叛东魏，接着又叛西魏，后来又背叛南梁，还差点都吞并整个南梁，改写历史了！用“狡猾多变”来形容他一点都不为过，他可是反叛类的最高境界。
四、吴三桂
众所周知，吴三桂是明末清初的大汉奸。吴三桂明辽东人，锦州总兵吴襄之子。少时随父抗击后金的进攻，作战勇敢。后升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部是明末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铁骑部队。
当时李自成已经快攻到北京了，崇祯皇帝是飞书要求吴三桂部回守京城。可惜吴三桂部慢慢吞吞，到达河北丰润时，北京已经沦陷，崇祯也自尽了。
吴三桂遂退守山海关，李自成招降吴三桂，吴三桂答应投诚，在路上遇见家仆诉说父亲被虐和爱妾被占，所以冲冠一怒为红颜，又反了大顺，重新夺回山海关。
李自成亲率大军来攻打山海关，吴三桂战败，向满清多尔衮借兵，引清兵入关共击李自成，李自成大败。
吴三桂在北京城本欲立朱明后嗣继位，好招揽自己的实力，可惜清兵入关后一发不可收拾，多尔衮早看出吴三桂是投机分子，立即命令他西追农民军。后来清朝入主中原后，吴三桂被列为三藩，封平西王，镇守云南、贵州一带。
康熙初年，听闻康熙欲撤藩，遂再次造反。自称周王，与其它两藩尚可喜、耿精忠，以及起原部下王辅臣等一起叛清，史称三藩之乱。最后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称帝，国号大周，同年病死。
观其一生，吴三桂根本就是一投机分子。做人毫无原则，居然勾结满清打击本族势力。暗自培养自己的势力，最终目的就是要登基当皇帝。最后他的愿望的的确实现了，但是太短暂了，还没来得及体味，就死了。他的愿望已经建立在“大汉奸”的基础之上，愿望虽然实现，但是最终落一骂名。
对于以上这四位大叛将，分别用四个字来总结下。英布：优柔寡断、吕布：反复小人、侯景：狡猾多变、吴三桂：隐忍投机。
第三篇投共的下场:中国共产党最著名16位卧底的最后结局
导读：一、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
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早年就读于湖州中学，后考入北京医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过去，并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1935年，在红军长征南渡乌江时，遭敌机袭击牺牲。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曾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二、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社长的胡底:
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等。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考入中国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中国大学毕业后住在钱壮飞家。1926年，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办了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黑名单，受到通缉。同年冬天，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务机构。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时在天津。接到电报后，胡底马上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1931年8月，胡底、钱壮飞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到达苏区后，胡底任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行动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不满，常在一些场合流露出愤懑情绪。张国焘得知后竟将他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1935年9月，张国焘竟下令将胡底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再次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
三、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特务股股长的李克农:
1898年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化名李泽田以应考方式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该局负责人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对李克农产生信任。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虽然徐恩曾对李克农很信任，但一个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使用的密码本，绝不外传。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将其放在贴身口袋里。一次，好色的徐恩曾从南京到上海开会时，李克农见其急着去找上海滩的美女，就用手指指其胸口，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个怎么行？”徐恩曾觉得言之有理，当即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并嘱咐他小心保管。徐恩曾走后，李克农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后来，就是用这个复制的密码本，在关键时刻，帮助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信后，急忙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可这天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于是，在夜幕下，李克农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终于找到了陈赓。接着，两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来，迅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转移。此后不久，李克农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后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李克农这位中共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李克农:“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1955年，这位从没带兵打过仗的开国功臣，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2月9日病逝于北京。
四、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
祖籍安徽凤阳。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原名熊汇荃。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后不久，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后来，熊向晖一直在外事战线工作。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熊向晖随乔冠华首次代表新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熊向晖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五、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
1904年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的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六、曾任汪精卫随从秘书的汪锦元:
原名汪国梁。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因其父早逝，被其母（日裔）送到日本。1929年随母到上海谋生，并改名汪锦元。后受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等人的影响，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奉命打入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由于其有一半日本血统，日语熟练，办事认真负责，深得汪精卫私人秘书周隆庠的信任和欣赏。1940年9月，汪锦元因周隆庠推荐去了南京，并打入“汪公馆”，做了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多中，汪锦元随汪精卫参加了和日本人的一些会谈。汪锦元抓住一切时机搜集汪伪和日本军国主义“交易”的各种情报。例如，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汪精卫处来往人员的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被汪锦元迅速送交南京情报小组，又由上海情报部门经秘密电波传到延安，受到周恩来的称赞。1942年8月，汪锦元等人因西里龙夫牵连被日本警方逮捕。1945年5月，汪锦元等人获释后随新四军联络部部长扬帆来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经了解审查和上级组织批准，汪锦元恢复组织关系。1945年9月，汪锦元受命到国民党统治区长期潜伏，相机打入国民党机关，开展对敌隐蔽斗争。从此，汪锦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海解放后，汪锦元曾在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1955年夏，他因所谓“潘扬案”被捕，关在北京。1982年8月，潘汉年、扬帆案得到彻底平反，汪锦元的问题也得到昭雪。有关部门对其的评价是:在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表现积极，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去世。
七、曾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
1912年生于广西桂林。1933年在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中央派他回到广西老家，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总参谋长，谢和赓被白崇禧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在武汉时，白崇禧让谢和赓写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谢和赓找到李克农，请求党组织给予帮助。李克农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谢经过三天三夜，终于写成，由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李克农连夜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推敲文句，对讲演稿进行了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农便将周恩来用红笔改动过的讲稿转交给谢和赓，告诉他说:“恩来同志删的是白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本着白的军训部长的地位讲话。同时，恩来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按照李克农的指示，谢和赓急忙复写了两份，毁掉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将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办公桌上。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谢和赓起草的讲演稿，向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训话。1942年，谢和赓被中共中央派往美国做秘密调研统战工作。1946年毕业于美国国际事务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莹（著名演员、现代女作家）因“共产”嫌疑，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二人于1955年回到北京。谢和赓后曾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因“鸣放”期间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因周恩来和董必武相继出面干预，谢和赓一年后得以重返北京。“文G”开始后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狱。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谢和赓的情况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释放谢和赓出狱治病。同年5月15日，谢和赓总算重见天日，但出来时精神已近失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后在外交部工作。
八、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秘书的赵荣声:
在燕京大学上学时期的赵荣声
安徽安庆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去延安。后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组组长。1938年2月，赵荣声受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刘少奇从延安到洛阳找赵秘密谈话，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1942年，赵荣声到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人日报》文化生活组组长，1952年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吴运铎。1956年2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其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建设的日子里》。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其所撰写的《回忆卫立煌》一书。
九、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
1898年生于直隶（今河北）藁城。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冯玉祥部队。1931年任二十九军一○九旅副旅长。1933年春，赴喜峰口抗击日军，以战功升为旅长。卢沟桥事变前夕，率部驻守卢沟桥一带，多次挫败前来挑衅的日军。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直接指挥驻军抵抗。1938年秘密前往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接见。根据党的指示，他回到原部队工作，同新四军四师、五师建立了联系，在新四军向鄂豫皖发展和建立大别山根据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时，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根据党的指示，和张克侠一起率部两万多人起义。此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1980年病逝。
十、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张克侠:
率部起义的张克侠（右）、何基沣（左）
190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献县。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加入冯玉祥部队。1924年前往广州，曾任陆军讲武学校教官、队长。1926年任冯玉祥部任学兵团团副。1927年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张自忠的师任参谋长。1931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五十九军参谋长、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和副总司令等职。抗战后，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积极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11月8日，与何基沣一起率部起义，对取得淮海战役的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军长兼上海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林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林业科学院长等职。1984年病逝。
十一、曾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的刘仲华:
1899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做统战工作，为促使李宗仁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政治纲领作出了贡献。当时，许多文化青年从敌占区来到五战区，刘仲华就向李宗仁建议把这些流落到五战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活动。李宗仁接受了刘仲华的建议，开办了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1949年4月1日，刘仲华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同张治中等飞抵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等职。1970年，受迫害病逝。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北京市委为其召开了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十二、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科长的王启明:
191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威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司令部参谋，第三十二军营长，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团长，国民党陆军大学战术教官，国民党第三十二军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科长、高参。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参谋长。1947年率部分官兵起义。起义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副军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副省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2年病逝。
十三、曾任西北军副团长的牛化东:
1906年生于陕西定边。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党组织派到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曾在西北军任排长、连长，新编第十一旅参谋、军械官、副团长。1945年参与领导该旅于陕西安边起义。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兼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宁夏军区参谋长、银川军分区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5年病逝。
十四、曾任国民党一一○师师长的廖运周:
1903年生于安徽凤台县。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8年奉派入国民党三十三军从事兵运工作。后在国民党军队先后任团部副官、师部副官长、团长等职。1933年与中共失去组织关系。后升任国民党军少将旅长、副师长、一一○师师长。后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在其任师长的一一○师建立中共秘密师党委。1946年任一一○师中共地下党委书记。1948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一一○师党组织，要做好起义的一切准备。11月26日，国民党军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决定次日集中四个师齐头并进，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廖运周立即派人潜往中原野战军六纵报告情况，并请求乘突围之机举行战场起义。考虑到四个师齐头并进，一一○师被夹在中间，不利于起义行动，廖运周向黄维建议，将四个师齐头并进改为梯次行动，如果一一○师先攻击得手，其他师即迅速跟进，黄维采纳之。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批准了廖运周的起义计划，规定了起义部队行进通道和联络信号，指示六纵做好接应廖运周师和阻击黄维兵团的准备。11月27日，廖运周率一一○师师部和两个团5000人，在解放军炮火掩护下，经六纵让开的通道迅速向指定的地区开进。黄维以为一一○师突围成功，命令后续三个师沿一一○师路线突围，当即遭六纵痛击，折回双堆集。廖运周率部起义成功，使黄维突围计划失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吉林省体委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病逝。
十五、曾任汪伪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等职的李时雨:
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1931年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打入东北军，后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1936年后潜入天津，在中共北方局社会部领导下，以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又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去上海参加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共搜集了许多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第一手情报。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任命为立法委员。在取得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后，为中共获取了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在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的1941年至1944年期间，李时雨兼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李时雨又打入军统内部，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少将军衔），就在特务头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搜集情报。1946年9月，李时雨被军统以“汉奸”的罪名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1949年2月被取保释放后，在上海以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从事地下工作。同年4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由上海到达香港后，带着一部用线装书伪装的情报，取道天津来到北平，将情报交给了童小鹏，同时也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1982年离休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99年12月28日病逝于北京。
十六、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秘书的阎又文:
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人。1939年11月在延安七里铺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被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安排到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来，阎又文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荣河同乡，逐步取得傅的信任后，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直到解放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部才重新与阎又文接上关系，于是，便有了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致毛泽东的公开信》文稿。原来，阎又文得到为傅作义起草电报的任务后，曾请示组织，周恩来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后来，阎又文曾代表傅作义与中共和谈。1949年1月22日下午6时30分，阎又文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北平和平协议和傅作义的文告。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成为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办公厅主任。
郭汝瑰（1907～1997）军事家
原名郭汝桂，四川铜梁县人（现重庆铜梁人）。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春受吴玉章指派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栋军中任排、连、营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失去党的联系后赴日留学。抗战时期，参加凇沪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立有战功。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两次在重庆密见董必武并接受指示继续在国民党内部、解放战争时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为中共中央提供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1949年任叙泸警备司令和国民党第22兵团司令，12月11日率领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建国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80年重新入党。主编和著有《中国军事史》、《郭汝瑰回忆录》。1997年10月23日，因车祸与世长辞，享年90岁。中央军委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郭汝瑰，这位常在蒋介石身边参与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在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最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指引下，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率部在四川起义，被退踞台湾的国民党称为“最大的共谍”。
一个出身于黄埔军校，很受蒋介石器重，属于蒋军嫡系的高级将领，怎么会成为“最大的共谍”呢？
在大革命的高潮投身黄埔
郭汝瑰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曾祖郭和熙，与名噪一时的蜀中才子、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文学家李调元是同榜举人。父亲郭朗溪，在清朝末年的科举考试中，曾名列重庆府长案榜首，秀才的功名已经在握，并有希望中举，旋因废除科举制度，好梦成空。 郭汝瑰原名汝桂，因为生于农历八月初九恰是清朝考举人入场应试的日子，仍然醉心于“蟾宫折桂”的父亲，就给长子取名“汝桂”。可能是因为壮志未酬，郭朗溪好议论时政，经常抨击北洋军阀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郭汝瑰自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
1919年，郭汝瑰即随父亲前往成都，进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和成都联合中学读书。时值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郭汝瑰受到教师胡子霖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朦胧的好感。1924年，郭作为联合中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反对校长张铮推行封建教育的学潮，并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 1925年底,郭汝瑰从成都联合中学高中结业。父亲要郭汝瑰投考上海同济大学学医，而郭汝瑰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心学工。这时，已升任川军师长的堂兄郭汝栋，为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决定选派一些青年军官去黄埔军校学习，建议刚满十八岁的郭汝瑰一道前往。郭在学工、学医、从军的三叉路口犹豫不定。到了上海，便去请教已考入同济大学的老同学陈廷栋。陈廷栋沉思良久，回答：“汝瑰兄，现在政治不上轨道，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都是空的。我看，你不如去广东干革命的好！” 陈廷栋的一番话，加上一路同行的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的劝说，郭汝瑰从此将“如桂”改成“汝瑰”，与袁镜铭、傅秉勋等六位川军的青年军官，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从此，他就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革命的气氛很浓。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黄埔军校除步科的两个大队随蒋介石迁往南京外，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三个大队，均随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被编入政治科第五学生队的郭汝瑰，听取了萧楚女、恽代英等人的讲座，阅读了李达、陈独秀等人的著作，认识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够富强起来。这时，郭汝瑰得知与自己同考入黄埔军校的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便要求袁介绍自己入党。袁镜铭因为郭汝瑰是郭汝栋的堂弟，告诉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衔吴玉章之命返回四川并加入中共
在郭汝瑰即将于黄埔军校毕业之际，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南京拥兵自重，与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呈对立状态。 1927年4月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尚未在武汉传开。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悄悄地将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们两人提前毕业，并立即返回四川。 这时，郭汝瑰的堂兄、也是傅秉勋妻兄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吴玉章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劝他待杨森出川以后，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这也办不到，就要他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人，由武汉回到四川。 郭汝瑰与傅秉勋到达郭汝栋驻地的涪陵，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回答说：“我和杨森感情不好，无法劝他；袭击他，我力量不够；不过如杨森出兵，我可以一兵一卒也不他。”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郭汝栋在他表示绝不支持杨森的同时，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郭汝瑰还欣欣然地写密信向吴玉章报告：“郭汝栋已接受了他的第三种意见”，自己也被郭汝栋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赢得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深爱，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
但是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从此便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留在尚能容共的郭汝栋部。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团副、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追求的愿望。
川军“清共”,被遣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郭汝瑰在川军中滞留三年，发现堂兄郭汝栋日趋反动。此人先是受蒋介石的指使，杀害了自己的恩师、在涪陵龙潭地区组织工农武装的共产党李蔚如，代替杨森当上了二十军军长。旋又为扩大地盘，参加了倒杨(森)倒刘(湘)的两次军阀混战。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调郭汝栋部到湖北驻防，以稳定其后方。这时，郭汝瑰已升任郭部独立旅一团三营营长。一天夜晚，已经离开郭部的袁镜铭，前来联系郭汝瑰，要他率领所属的第三营，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因联络差错，敌我混淆，结果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的这个营，竟被红军消灭大半，郭汝瑰也中弹负伤，被送进汉口同仁医院。待出院才知道三营因损失太大，已被撤销建制。郭汝瑰只好到军部担任参谋的闲职。
蒋介石为加强对二十军的控制，命令郭汝栋彻底“清共”，并派亲蒋的黄埔生来主持其事。一向为人圆滑的郭汝栋，抢先对一些自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军官以礼相送。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但郭汝栋也不敢再留，而是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 郭汝瑰此时与党组织已失去联系，心想：去日本躲避一下也无妨，到日本去学点真本领，将来对革命的贡献可能更大。郭汝瑰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郭汝瑰和傅秉勋于1930年11月到达日本，经过半年的语言学习，于1931年4月考进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他既受到了严格的军事技术的教育和训练，提高了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素质；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身受了日本当局的歧视和侮辱。特别是每逢一些关键性的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日本教官总是想尽办法阻挠中国留学生学习和使用。一些日本小孩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看到郭汝瑰这些中国留学生就嚷：支那人脏！”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种种歧视，像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郭汝瑰。他还是咬紧牙关，奋发学习，希望为振兴祖国多学一些本领。但是时隔不久，就发生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在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自发地结队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日本宪兵前来驱赶，中国大使馆也派人来劝郭汝瑰等回校。中国留学生坚持不走，日本陆军省无奈，派人出来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郭汝瑰等众多学生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
在抗日战争中崭露头角受到陈诚的青睐
郭汝瑰等一批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的学生，于1931年底回到上海，即推选出郭汝瑰等四名代表，去南京训练总监部，要求报考中国陆军大学，继续深造。想不到竟以“不听命令，擅自退学”为由，遭到拒绝。经再三求情，这些学生才获准去中央军校（即原黄埔军校）八、九期继续学习。郭汝瑰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当然不愿意重返黄埔，也不愿意重返已经公开反共的郭汝栋部。恰在这时，郭汝栋保送到陆军大学的一名学员因学历不合格，被取消复试资格，郭汝瑰得以顶替这个学员参加复试，并被录取，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
中国陆军大学是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为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的杨杰；不久，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郭汝瑰继黄埔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 郭汝瑰入陆军大学不久，即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他在陆大学习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不愿到军队任职成为反共的帮凶，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并担任战史学教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不得不顺应民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郭汝瑰见为国效力的时机已到，经陆大同学推荐，到陈诚所属的第14师任参谋长，并到蒋介石筹划过对日作战的“庐山军官集训团”受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所在的第14师，奉命参加华北的抗战。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 这时的蒋介石，为保卫首都南京，对淞沪会战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不仅调集和组成了左、中、右三个方面军的近百万主力部队，与侵犯上海地区的日军坚决对抗；还自任司令长官，以激励官兵的斗志。第14师的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该师所属42旅旅长心存胆怯，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让郭汝瑰与其交换职务，去代理42旅旅长。郭汝瑰在数十架敌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喊“顶不住”时，就冲出掩蔽部督战。并在战局危急关头，留下遗书，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八十四团指挥作战。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7天7夜，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人，阵地仍未丢失。从此，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就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不久，陈诚任命郭为54军参谋长。
如果说在淞沪战役中，郭汝瑰还是以战斗中的勇敢机智，受到陈诚的器重，而到武汉会战时，陈诚就以善于战役谋划的眼光看待郭汝瑰了。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斗胆直言：“此方案是步南京保卫战的后尘。这样的环形阵地，有一点被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进行积极防御。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战役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提升他为第20集团军的参谋长，并且由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郭汝瑰为暂五师师长。他率部参加了长沙第三次会战，并以弱胜强，受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嘉奖。
置身上层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黑暗
在抗日战争中，郭汝瑰从陆军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官，逐渐进入国民党政权的上层。 继受到陈诚的赏识，得以担任暂5师师长以后他又因在长沙会战中善于指挥，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旋又被兼任副院长的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并被自任团长的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1944年3月，又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被派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1945年2月归国后，已经升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在报请蒋介石批准后，即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副署长、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
进入国民党上层的郭汝瑰，有机会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其中仅在“中央训练团”，就听了蒋介石的30多次讲话，并受到蒋介石和许多高官的宴请。目睹身受，他愈来愈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感到不满。在担任暂5师师长，直接掌管部队以前，郭汝瑰还以为对日作战的失败，主要是装备落后和指挥失误。到暂五师接任师长时，才知道这个暂编师，实际只有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这才更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平时谎报人数吃空缺，一旦打起仗来就谎报伤亡逃亡要补给。 郭汝瑰到国防研究院研究军事学术的同时，有机会耐心地阅读孙中山的著作，尤其是孙中山晚年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述，对照蒋介石从发动四一二政变，到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历史，才清楚地认识到自称是孙中山最忠实信徒的蒋介石，从来也没有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在此国难当头时期，前方的士兵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而身处大后方的达官显贵，却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不惜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后方的居民，缺衣少食，生活困顿，而一些军政要员和商界大亨，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郭汝瑰作为一位参加抗战的将官，因为坚持不贪污，所得的薪金还不能够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只能靠在银行工作、兼做一些转手买卖的三弟，补贴一些家用。如此世道，那有半点孙文主义的味道。 对于蒋介石本人，郭汝瑰初进黄埔军校时，就听到蒋介石“率部东征，扫平南路”的传说，又亲眼见过北伐誓师的场面和北伐军长驱直入的情景，以为蒋介石确有军事才能。经过抗日战争的多次战役，特别是到国防研究院了解了战争的全局以后，才深感此人政治手腕厉害，军事上并不高明。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很少打过主动进攻仗，这除了蒋介石心存妥协、延误战机之外，也与其落后的专守防御战略思想有关。以至于一点被突破，全线溃退。正面战场，败绩连连。在国防研究院和“中训团”，他听过蒋介石的多次讲话，翻来覆去都是“礼义廉耻”、“定静安虑”、“不成功、便成仁”之类的陈词滥调，说不出一点儿自己的军事学术见解，还闹了不少笑话。 尤其令郭汝瑰不满的是，蒋介石的抗日战争中，一直没有放弃反共、剿共的念头，经常制造国共之间的摩擦。等到1945年5月侵华日军还没有宣告投降时，蒋介石就急不可待地采取更加露骨的反共方针。这时，军令部每周举行的大战研究会，已不再研究尚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着重研究战后如何反共防共。在一次有郭汝瑰参加的大战研究会上，就专门研究了一旦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以后，如何阻八路军、新四军出关的问题。原来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还未结束，蒋介石就准备战后再打反共的内战了。
就任作战厅长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
郭汝瑰面对着国民党的腐败和种种倒行逆施，回想起年轻时所受的一些社会主义教育，以及耳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步景象，感到中国的希望还在共产党那边。他在寻找机会，与共产党恢复联系，但一时苦无门径。
1945年4月的一天，郭汝瑰在军务署瞥见一个身穿校官军服的来客，仔细端详，正是黄埔军校五期的同班同学，以后又一同到郭汝栋部工作的任逖猷。那时任逖猷已是共产党员，自己在1928年加入共产党后，也是彼此都了解的党内同志。三十年代初，任逖猷被刘湘抓进反省院时，郭汝瑰曾鼎力相救。任逖猷出狱还找到郭汝瑰家，但此后，便杳如黄鹤。郭汝瑰一见是老友任逖猷，忙将他拉上车开到一个冷僻之地，问他如今还有“关系”没有。任逖猷战战兢兢地回答：“哪还有什么关系，莫非你还嫌我"鸡圈’（即监狱）还没坐够。”郭汝瑰以为他是怕暴露身份，一再说明绝不会加害于他，只是自己看透国民党了。任逖猷赌咒发誓，说自己确实说的是实话。郭汝瑰满心失望。但任逖猷临别时还是丢下了一句话：“我的堂弟任廉儒，你当年是认识的，原来也是"CP’，不知他是不是还有关系，我可以去打听一下。”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郭汝瑰的寓所里，响起敲门声。郭汝瑰一向对前来进贡的来客不予理睬，可勤务兵前来通报说，来客是他想见的一位老乡。郭汝瑰只好下阶迎接，原来进来的正是任逖猷之弟，当年涪陵的进步学生任廉儒。他连忙将这个风度雍容的青年人请进书房，拉上窗帘，双方促膝恳谈起来。郭汝瑰敞开心扉，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表示自己早已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视如粪土，一心想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杀敌。可任廉儒却是闪烁其词，只是说：“山那边的情况，小弟从朋友处，也只略知一二。我兄之愿，定当转达，相信必当报国有门。” 原来此时已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的任逖猷，已将他和郭汝瑰那番对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任廉儒。任廉儒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并且警告任逖猷“不可多事”。事后，任廉儒即将这一重要信息，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作了汇报，并奉命同郭汝瑰进行联系。
任廉儒几次来到郭家，对郭汝瑰进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场、观点，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就不再避讳他了。一天，郭汝瑰谈起他读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这样的文章，是当今中国所有的军事家写不出来的。两天后，任廉儒就悄悄地送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多篇毛泽东著作，供郭汝瑰阅读。又过了几天，任廉儒安排郭和董必武会面。 郭汝瑰如约前往，同仰慕已久的董必武秉烛夜谈。郭汝瑰谈了他一生的经历和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过程。不久，郭汝瑰又一次应约去任家与董必武见面。在这次谈话中，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复，而是问：“国民党最近要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员，我不想去，我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嘛！” 这次谈话后一两天，任廉儒前来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你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你留在这边能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由我和你单线联系。” 在郭汝瑰与董必武秘密会见，成为中共方面的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之后，就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加调停的国共谈判。蒋介石在赢得了由内地向沿海运兵的时间，自以为胜券在握，便撕去了假和谈的面具，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反共内战。 蒋介石为顺应美国政府的意愿，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先是不顾郭汝瑰早已获得中将军衔，任命他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不几天，又突然任郭汝瑰为掌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不久陈诚因战绩不佳，又向蒋介石保荐郭汝瑰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并一度派赴徐州，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参谋长。由于人事安排，实际就是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一些反对陈诚的人，就骂郭汝瑰是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
由于国防部作战厅长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等于直接参与了这场反共反人民的战争，郭汝瑰对于担任此职还有顾虑。这时，为保持与郭汝瑰的经常联系，随着蒋介石还都南京，已转到上海任川盐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的任廉儒，向他传达党的意见说：“你应该去就任作战厅长，为党提供更重要的情报。”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为我党我军提供了许多核心的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一份特殊的贡献。平生比较谦逊的郭汝瑰一直不肯多谈这些事，说再谈这些不是表功吗？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也只是以赞扬任廉儒的口气，笼统地说道：自己担任作战厅长以后，“廉儒同志往来宁沪更密，传递的情报也更多，所冒危险也更大。可当时我并不深刻了解。”可是，一些知情人仍然透露出一些细节：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八时三十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他与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同时到达，参谋总长陈诚与参谋次长刘斐也相继到来。这时，山东军情紧急，解放军一度攻克泰安，并进入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讨论，蒋介石当场决定了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的进攻方向和目标，“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一回到家，就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果然，在这次重要战役中，解放军因为知己知彼，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整七十四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国民党军队，就被郭汝瑰报达到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以后，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以致日后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这里，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方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郭汝瑰如此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情况，并助长蒋介石的瞎指挥，差点被个别明眼人识破，也险些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破获。这个明眼人，就是杜聿明。 早在淮海战役胜负未分，杜聿明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时，已决心放弃徐州，坚守蚌埠。因为对郭汝瑰有些怀疑，所以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说，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蒋介石三变决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杜聿明已经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 郭汝瑰如此频繁地为中共提供绝密的军事情报，也差一点儿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准备大举渡江，直捣南京。蒋介石集团一面玩弄假和平的阴谋，一面调兵遣将，制定了庞大的江防计划和江南作战计划。郭汝瑰在把这些作战方案报送蒋介石的同时，也将这份绝密文件，交给了中共的联络员任廉儒。不巧的是，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事离开了上海。无奈之下，只好请时任上海民革主委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葆真，设法迅速转交给党。这时，适逢民革地下组织遭受破坏。王葆真在这些机密情报尚未送出去时，突然被捕。所幸这些情报在急切中已被王葆真焚毁。王葆真这个年届古稀的老人，被捕后受尽毒刑，直至被判处死刑，也没有供出任廉儒和郭汝瑰，切断了特务继续追查的线索，使郭汝瑰得以转危为安。这件事，郭汝瑰当时并不知情。
率领七十二军起义,破坏蒋介石妄图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并要求任廉儒转告中共中央，同意他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到解放区去。刚从香港请示工作回来的任廉儒，前来传达党的批示说：“你的愿望，党非常理解。不过经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作用不大，预计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必然妄图巩固西南，那时必有一场恶战。你不如争取掌握一支部队，到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这不是比到解放区作用更大吗？” 郭汝瑰决心再冒险带兵去西南。他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经过顾祝同的保荐，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七十二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蒋介石的任命，正好与党对郭汝瑰的要求相符。他喜出望外地将此消息告知任廉儒，要求任也能去四川经常与他保持联系，并派一些军事干部来帮助掌握部队。
郭汝瑰待委任状一下达，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小学里设立军部，开始招兵买马，并委任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任师长、团长。还利用各种关系，向国防部和联勤总部，要了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枪械、车辆，然后立即奔赴四川。一面举办军官队，一面派员招兵，郭汝瑰很快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七十二军就成为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七十二军的同时，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回到四川，与郭汝瑰接上关系。
直到这时，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当解放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会后，亲自召见了郭汝瑰，询问部队的作战情况。当得悉解放军由贵入川时，蒋介石又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二十一军、四十四军、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七十二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蒋介石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战。想不到郭汝瑰已经剪除了七十二军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于解放军入川之际，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真金何惧烈火练,郭汝瑰重新入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分为四个行政区，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来电征询郭汝瑰是否愿意前去任教。他欣然辞去川南交通厅长的职务，于1950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在军事学院十八年，郭汝瑰先后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并当选江苏省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年过花甲的郭汝瑰回到四川巴县和重庆北碚定居。粉碎“四人帮”后，又先后被推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并由中央军委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
郭汝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曾经与许多党的干部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肃反运动中，因为一个教员胡乱编造假坦白交代的材料，致使郭汝瑰也被关押审查。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放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反遭人诬陷为假起义的真特务。但他不管如何逼供诱供，始终不说假话。不久事情真相大白。当时任军事学院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且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郭汝瑰对党忠诚，也就敢于直言。肃反运动后，一些准备转业的教员要求评军衔，怂恿郭汝瑰起草一份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信。郭希望党组织能接受肃反中轻信一些人作假坦白的教训，在信中写了几句尖锐的话：“一些无耻之徒，希图过关，假坦白，攀诬好人。一时满城风雨，鬼影憧憧，逼得悬梁的悬梁，投水的投水。”这封信因一些同志嫌言词过激，决定将分发征求意见的打印稿全部收回。但有个觊觎者却心怀鬼胎，把一份打印稿收藏起来。等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一来，就作为炮弹抛出来，说郭汝瑰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加上在南京市委召开的整风会上，郭汝瑰说了：“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从善如流，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了几百年，我们要厉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这些本来是正确的话，竟被说成“郭汝瑰攻击共产党连古代帝王都不如”。于是，一些原来是郭汝瑰部下的教员，都纷纷站出来批判他。军事学院曾准备将他划为右派，结果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郭汝瑰又逃过一劫。 以极左路线发展至极端的“文化大革命”中，当时军事学院军事史料研究处的一位领导，为保护自己，装出一副极左的面目，四处张扬说“我们处成分复杂”，动员一些学员在“点鬼台”上点鬼，把副处长郭汝瑰点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并让史料处所属六个级轮番批斗。郭汝瑰见过人硬顶挨打，觉得自挨一顿打不值，批斗时给他加上的罪名他都承认，于是就斗不下去了。军院的造反派闯入郭汝瑰住处抄家，得知他的女儿郭相慰与他们同属一派，不但没有抄家，还与她握手连称同志，弄得郭汝瑰啼笑皆非。由于造反派忙于内战，再无暇顾及郭汝瑰，在挨了一阵批斗之后，就被安排到军事学院所属的农场进行体力劳动，倒没有遭受被关押、殴打等痛苦。
早在1945年，郭汝瑰就要求恢复自己的共产党党籍。虽一时未能如愿，但他从那时起就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除了奋不顾身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之外，在污浊的国民党官场中，也坚持廉洁自守。1946年他到南京任职，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居住。当时蒋经国住在三条巷，与他是近邻。一天，蒋经国到郭家探望，发现郭夫人自己在厨房做饭，端到饭桌上的只有两样素菜，不禁喟然叹息说：“要是我们的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这样就好了。”有些人也因郭汝瑰生活如此俭朴，怀疑他是潜伏的共产党人。
四川解放后，郭汝瑰任川南交通厅长时，以热爱劳动、生活俭朴而被人称道。但是，他多次提出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要求，都被上推下卸，长期搁置下来。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0年4月，郭汝瑰直接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述自己的全部历史，反映多年的入党要求，不久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党委接到了中组部的通知：“准许郭汝瑰入党”，郭汝瑰才实现了自己的政治宿愿。1981年，成都军区党委又根据郭汝瑰的优异表现，将他评为全军区的优秀共产党员。
高风亮节严律己,鸿篇巨著泽后人
郭汝瑰离休回四川定居后，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他主动给重庆警备区的干部教授英语，不取分文报酬；重庆警备区组织民兵演习，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带民兵爬山进行教练；组织上给他一笔钱修缮住房，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成都军区按副兵团级待遇，要他迁进一幢别墅楼，他仍然坚持住在北碚的一幢面积七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面对社会上追求享受的歪风日甚，他向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坦率进：，“希望从你自己做起，坚持用国产手表的好传统，不坐进口车。”他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经常告诫为政者不要忘记国民党因腐败而失败的历史教训。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国家主席杨尚昆请他和邓兆祥吃饭，他又直言不讳地进言说：“我们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经商。国民党军队，就是因为军官敛财，丧失了战斗力。”
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郭汝瑰以古稀之年，无权无钱之身，不惜东奔西走，殚心竭虑组织和领导有关专家，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洋洋六百余万言的《中国军事史》和厚厚两大本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并在耄耋之年，完成了近四十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郭汝瑰回忆录》和由王钟伦先生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钓龙潭》先后出版后，台湾方面舆论哗然，一些报纸不惜以通栏大标题，发表长篇文章：《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有些人在惊愕之余，把一股怨水泼到郭汝瑰头上，似乎没有郭汝瑰“投共”，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有的人甚至骂他为“叛徒”。对于这些流言蜚语，郭汝瑰得知后只是坦然一笑说：“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来没有跟国民党干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何况，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也是好事。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先生为叛徒，视郑孝胥、张勋这些保皇派为忠臣，岂不可笑？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止社会进步。这是一种糊涂之论。”
郭汝瑰将军有一子一女。女儿郭相慰从南京到重庆祝贺父亲九十大寿，与弟弟郭相操陪伴父亲度过一段全家团聚的日子。辞别返宁时，郭汝瑰爱女心切，坚持要亲自送女儿去重庆江北机场，不幸中途发生车祸，抢救无效，于1997年10月23日逝世，走完了他曲折而瑰丽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