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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阳和平三兄妹]寒春、阳早之子阳和平：永远怀念M泽D时代
寒春、阳早之子阳和平：永远怀念M泽D时代
寒春、阳早之子阳和平：永远怀念M泽D时代 杨梅菊 杨越 去年见阳和平，赶上他住在沙河农场的最后一个夏天。沙河农场是寒春、阳早夫妇一手设计的，一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如今两位老人先后去世，这个农场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一年以后，阳和平告
杨梅菊 杨越
去年见阳和平，赶上他住在沙河农场的最后一个夏天。沙河农场是寒春、阳早夫妇一手设计的，一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如今两位老人先后去世，这个农场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一年以后，阳和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已经不住在沙河农场，搬到了任教的大学附近，租房住。
在中国媒体上，美国人寒春和阳早常常被描述为高尚的人，伟大的战士，放弃优越条件来到中国。但阳和平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父母是到中国找出路来的，对他们来说，到中国来是一次解放。”
平时，阳和平不看电视，因为“电视没法看，新闻没法看”，偶尔看看连续剧，像《井冈山》、《长征》、《恰同学少年》等一批主旋律剧，他倒是全看了。
父母的故事
父母亲的故事，阳和平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那是一对美国人如何受到共产主义的感召到中国来寻求出路，并结为连理，留在这里继续奉献的故事。寒春和阳早孕育共了三个子女，其中阳和平是长子。
母亲当年为什么来中国？阳和平觉得，对于当时的母亲寒春而言，中国是唯一的出路─一个1921年起就曾在美国搞核物理方面进行钻研的科学家（与杨振宁同学），发现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最后都会被军方利用，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觉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须放弃。
1948年，寒春来到中国，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在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了婚。自此，夫妇二人一生与农场和养牛结下不解之缘：改造进口的苏联农具，利用风车设计挤奶设备，研制弹性无毒橡胶，甚至七十多岁从头开始研究胚胎移植，直到在沙河农场培育出新型牛群品种……
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告别世界。他们在中国相遇，也在这个国家告别。母亲的追思会上，与许多在场参与者的情绪激昂相比，阳和平看上去格外平静和理性。他的发言中有一句“不要喊口号”，“中国人老觉得她们多伟大，放弃了很多，其实没放弃什么，他们的一生非常幸福，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而这个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现在，阳和平兄妹三人都认为，“父母那一辈真幸运，在M泽D时代可以不为个人的小圈子着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投入到中国的生产建设里，可是现在的大环境没了。”
怀念那个人人平等的年代
文革爆发的时候，阳和平刚刚十几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那场运动对他的影响“非常厉害”。特别是后期对马列原著的通读，令他至今难以忘怀。
1969年，阳和平到北京红星工厂。第一年还跟其他工人一样，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但是后来便开始“里外有别”了，不让外国人参加学习。有一次，上面组织学习六篇马列原著。组长说，和平啊，今天晚上的讨论你可以不参加了。阳和平说我想参加。“不，你可以不参加。”组长说。阳和平气坏了，赌了一股气，不让参加那就自己读，花了好几年的工夫，他读完了马列原著。正是这套论著，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起到极为关键作用，甚至后来的美国之行，这本书在他的身体里复苏，并渐渐得到印证。
“现在人们都对提出阶级或阶级斗争特别反感。但是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不是工人阶级，这个是事实。”
在阳和平看来，他所在的沙河镇拆迁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老百姓住得好好的，开发商要把沙河地区给改造了，改造了就要把老百姓给赶走，赶走了就得政府出面，上面的街道都写的是‘以人为本’，是以开发商的人为本呢，还是以当地居民的人为本？”
采访中，阳和平有过几次哽噎，但唯一一次掉眼泪，是在说到“对M泽D时代的怀念”。
他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M泽D时代，他怀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77年，他待在曾经的光华工厂3个月。后来有很长时间，他一直琢磨不透自己为什么老怀念在光华的生活，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工厂里一个平等的关系”。再后来，置身美国多年，他也没有找到那种平等感。当然，那种关系只属于过去的时代，只属于当年的光华工厂，只存在于阳和平的记忆里。也正是因此，才令他面对今天社会的种种拜金、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
幸好学了马列主义，他懂得“历史长河”到底是怎样的时间概念。阳和平一直记得父亲阳早曾说，革命斗争要有历史感，要有斗争感，要有幽默感。因为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在中国那么长时间，他们也并非一帆风顺，“就是斗争，各种各样的斗争，人活着，社会里就有斗争，但是你懂得这个历史趋势，懂得斗争的根在什么地方，你把这看透了，看懂了，你就知道这东西是暂时的。”
阳和平说，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过得很悲观，对于中国后来发生的变化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他便告诉母亲，眼前有些东西是暂时的。
今天一些社会现象让人愤怒
与父母一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相比，阳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艰困。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对于眼前的一切，阳和平产生了困惑：市场经济到底什么东西？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八十年代初，阳和平觉得这话是对的，但脑子深处“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特别混乱”。二十年以后，阳和平觉得自己才弄懂“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的”。
21岁那年，阳和平去了美国，一边做工人，一边念书，花了七年时间才毕业。1988年又开始读研究生，到1997年才拿到文凭。
在美国的几十年，阳和平完全有机会跻身中产阶层，但他不认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人们总以为有车有房好像就是奋斗目标，你到美国后车也有了房也有了，照样受压迫，这是一个生活水平的问题，不是地位的问题。人的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质是两个概念。”
当年之所以选择“去”美国，阳和平说是因为好奇。但到了美国，他却陷入另一重迷茫。研究生期间他在私人公司当白领，但同时他还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同时跟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联系。与好几个群体同时接触，就好像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里。
就是在那时，他经历了信仰危机，曾经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精力去反驳，只是一步步退，好像打败仗。到最后，有一个地方退不下去，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这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所以从这儿就开始一步步反思，慢慢才能弄出来，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哪些是歪曲的，哪些是片面理解的，对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对毛主席，慢慢才有一个新的思路。”
阳和平并不否认，今天的中国有时很让他愤怒，“黑煤窑、黑砖窑，还有强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别多。”
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
阳和平说，他回来不是找出路，而是因为“在美国三十多年，想跟他们玩玩同化，同化不了”。这才是特别难的，表层上同化了，实质上不行，他们喜欢看的电视，他们喜欢开的玩笑，他却觉得没意思，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那套，阳和平不能接受。
回中国的想法很早就有，但没有条件，孩子小，跟爱人没离婚，到中国参观可以，但生活是另 一码 事。后来孩子大了，也离婚了，他就又开始考虑是否回中国了。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九十年代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明明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却还像伸张正义似的……美国人自己不太会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国人民。”
在美国有什么意义呢？阳和平问自己，“我所关心的东西，是对M泽D时代的研究，但是到哪去找这方面的人呢？还是得到中国来，这里毕竟还有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研究M泽D时代的专家，好多老革命还活着呢，起码跟人家谈谈，过去不成熟的就慢慢弄清楚了。”阳和平说，他现在没有去美国的愿望，连去参观的愿望都没有。
在美国很孤独，到中国就不会
在中国，阳和平得以谋生的是一份大学里的教职，虽然也有头衔，但是合同工，两年一聘。
阳和平不讨厌这份工作，“所以有的时候领导让我做什么事，比较违心的，我是一点办法没有。”也不是没有办法谋到更好的工作，“那你就得改变”。就像深谙中国其他问题一样，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腐败问题，阳和平也并不陌生，所以对于单位政治，他的原则是不懂、不参与、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昔日的大环境没有了，对过去时代的怀念也知音者乏，阳和平却在“研究M泽D时代政治和经济”课题中重新找到寄托。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与父母相比，他也不认为讲自己的故事，出一本传记有什么意义，他的趣味在于写“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感悟和思考，他决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文革，好好研究建国后的整个三十年。
在中国，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因为如果那样做，他的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阳和平相信，只有立场稳定了，事情才好办。
如今阳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工人。”这种四不像体现在身份认知上便颇为复杂：对美帝国主义特别仇恨，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对中国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义。
阳和平说，在美国他会觉得很孤独，到中国来就不会。
(责任编辑：五四精神)
篇一:[阳和平三兄妹]寒春、阳早之子阳和平：永远怀念M泽D时代
篇二:[阳和平三兄妹]阳和平讲述：我妈就是让毛主席“忽悠”来的
不得不看的一部采访记录片
他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他怀念毛泽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今日中国出现的拜金、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阳和平，1952年出生于北京，国际友人阳早与寒春的长子。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他亲历了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新中国的历史有深刻的研究。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期间，他多次应邀到高校作讲座，评点中国经济和新中国历史，讲述他们一家人与红色中国的传奇经历。
阳和平穿着短裤和白色背心，手里拿着一把“痒痒挠”，鼻梁上的眼镜就快要滑落到鼻尖上。他慢条斯理地说着带京腔的中文，接受记者采访。要不是大鼻子、深眼窝的“洋人”脸孔，他看起来和北京胡同里的一个普通老头儿没什么区别。平时，阳和平不看电视，因为“电视没法看，新闻没法看”，偶尔看看连续剧，像《井冈山》、《长征》、《恰同学少年》等一批主旋律剧，他倒是全看了。
父母到中国是来找出路的
父母的故事，阳和平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那是两个美国人如何受到共产主义的感召到中国来寻求出路，并结为连理，留在这里继续奉献的故事。
寒春和阳早共孕育了3个子女――阳和平、阳建平、阳及平。这一家美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见证着新中国的历史。
在中国媒体上，美国人寒春和阳早常常被描述为高尚的人、伟大的战士，他们放弃优越条件来到中国。但阳和平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他说：“我父母是到中国找出路的，对他们来说，到中国来是一次解放。”
母亲寒春(与杨振宁是同学)当年为什么来中国?阳和平觉得，对于当时的母亲而言，中国是唯一的出路一一个1921年起就在美国对核物理进行钻研的科学家，发现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最后都会被军方利用，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觉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须放弃。
“文革”爆发之初，阳和平刚刚十几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那场运动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特别是后期对马列原著的通读，令他至今难以忘怀。
1969年，阳和平被分配到北京红星工厂工作。第一年他还跟其他工人一样，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但是后来便开始“里外有别”了，不让外国人参加学习。
有一次，厂里组织学习6篇马列原著。组长说：“和平啊，今天晚上的讨论你可以不参加了。”
阳和平说：“我想参加。”
组长说：“不，你可以不参加。”
阳和平气坏了，赌了一口气，不让参加那就自己读。他花了好几年的工夫，读完了马列原著。正是这套论著，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现在人们都对提出阶级或阶级斗争特别反感。但是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不是工人阶级，这个是事实。”阳和平说道。
在阳和平看来，他所在的沙河镇拆迁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沙河农场是寒春、阳早夫妇一手设计的，一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30多年，如今两位老人先后去世，这个农场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老百姓住得好好的，开发商要把沙河地区给改造了，改造了就要把老百姓给赶走，赶走就得政府出面，上面的街道都写的是‘以人为本’。可是，到底是以开发商的人为本呢，还是以当地居民的人为本?”
怀念那个人人平等的年代
回忆自己60年的人生，阳和平两次流出了泪水。一次是他讲到父亲去世后，母亲的孤寂；另一次是讲到1976年，他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阳和平说，他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毛泽东时代，他怀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977年。他曾在光华工厂呆过3个月。后来有很长时间，他一直琢磨不透自己为什么老怀念在光华的生活，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工厂里一个平等的关系”。再后来，置身美国多年，他也没有找到那种平等感。当然，那种关系只属于过去的时代，只属于当年的光华工厂，只存在于阳和平的记忆里。
也正是因此，才令阳和平面对今天社会的种种拜金、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
幸好学了马列主义，阳和平懂得“历史长河”到底是怎样的时间概念。阳和平一直记得父亲曾说过，革命斗争要有历史感、斗争感和幽默感。因为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在中国那么长时间，他们也并非一帆风顺。阳和平说：“就是斗争，各种各样的斗争，人活着，社会里就有斗争，但是你懂得这个历史趋势，懂得斗争的根在什么地方，你把这看透了，看懂了，你就知道这东西是暂时的。”
阳和平说，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过得很悲观，对于中国曾发生的一些事情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他便告诉母亲，眼前有些东西是暂时的。
今天一些社会现象让人愤怒
与父母一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相比，阳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艰辛。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对于眼前的一切，阳和平产生了困惑：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80年代初，阳和平觉得这话是对的，但脑子深处“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特别混乱”。30多年以后，阳和平觉得自己才弄懂“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的”。
1979年，阳和平去了美国，一边做工人，一边念书，花了7年时间才毕业。1988年又开始读研究生，到1997年才拿到博士学位。
阳和平觉得自己难以融入美国。在猫王和鲍勃?迪伦的年代，他不喜欢摇滚乐，听到爵士乐更感觉像“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种声音，是一种折磨”。他同样不喜欢美国的派对文化，对酒精、大麻统统“不感冒”。偶尔，阳和平也想在音乐中跳跳舞，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羞涩的东方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舞动。
在美国的几十年，阳和平完全有机会跻身中产阶层，但他不认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他说：“人们总以为有车有房好像就是奋斗目标。我到美国后，车也有了房也有了。照样受压迫，这是一个生活水平的问题，不是地位的问题。人的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质是两个概念。”
当年之所以选择去美国，阳和平说是因为好奇。但到了美国，他却陷入另一重迷茫。读研究生期间，他在私人公司当白领，但同时他还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同时跟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联系。与好几个群体同时接触，他就好像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里。
就在那时，阳和平经历了信仰危机，他曾经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精力去反驳，只是一步步后退，好像打败仗。到最后，有一个地方退不下去了，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阳和平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所以从这儿就开始一步步反思，慢慢才能弄出来，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哪些是歪曲的，哪些是片面理解的。我对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对毛主席，慢慢才有一个新的思路。”
阳和平并不否认，今天的中国有时让他很愤怒，他说：“黑煤窑、黑砖窑，还有强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别多。”
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回中国的想法很早就有，但没有条件――孩子小，跟爱人没离婚，到中国参观可以，但生活是另一码事。后来孩子大了，也离婚了，他就又开始考虑是否回中国了。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90年代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他说：“明明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却还像伸张正义似的……美国人自己不太会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国人民。”
阳和平问自己：“在美国呆着，有什么意义呢?”
“我所关心的东西，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但是到哪儿去找这方面的人呢?还是得到中国来，这里毕竟还有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专家，好多老革命还活着呢，起码跟人家谈谈，过去不清楚的、不了解的就慢慢弄清楚了。”阳和平说，“我现在没有去美国的愿望，连去参观的愿望都没有。”在美国很孤独，到中国就不会。在中国，阳和平得以谋生的是一份大学里的教职，虽然也有头衔，但是合同工，两年一聘。阳和平不讨厌这份T作，所以，有的时候领导让他做什么事，比较违心的，他是一点儿办法没有。也不是没有办法谋到更好的工作，那他就得改变。
就像深谙中国其他问题一样，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腐败问题，阳和平也并不陌生，所以对于单位政治，他的原则是不懂、不参与、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昔日的大环境没有了，对过去时代的怀念也缺乏知音，阳和平却在“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课题中重新找到寄托。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与父母相比，他也不认为讲自己的故事，出一本传记有什么意义，他的趣味在于写“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感悟和思考，他决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文革”，好好研究建国后的历史。
在中国，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因为如果那样做，他的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阳和平相信，只有立场稳定了，事情才好办。
如今，阳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既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T人。”这种四不像体现在身份认知上便颇为复杂：对美帝国主义特别仇恨，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对中国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义。
阳和平说，在美国他会觉得很孤独，到中国来就不会。但是，他觉得中国人太过“崇洋”：“价值观、审美观，什么都以美国为标准，选什么教科书都是看美国的，好像那才是最权威的。甚至中国哪个将军好，都是因为美国人说过他好。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评价中国的将军好坏?”
阳和平现在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他说：“我怕得病，因为我不会塞红包，好多大夫不是治病救人……也怕吃东西。食品里面给你添加这个、添加那个，水果、蔬菜怕有农药，去饭馆怕地沟油。过去有时吃不饱，但吃的东西是安全的。”
1948年，寒春来到中国，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在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了婚。
他们在中国养奶牛，研究农业机械化，也轰轰烈烈地学大寨，闹革命，贴大字报，送子女上山下乡。甚至在新时代，还给中央领导递纸条反对拆迁。2004年，寒春获得中国第一张“绿卡”；2009年，她还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
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在北京病故，享年89岁。他们在中国相遇，也在这个国家告别。在寒春的追悼会上，跟许多参与者的激昂情绪相比，阳和平看上去则显得格外平静和理性，他在发言中说：“中国人老觉得他们多伟大，放弃了很多，其实没放弃什么，他们的一生非常幸福，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而这个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现在，阳和平兄妹三人都认为：“父母那一辈真幸运，在毛泽东时代可以不为个人的小圈子着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投入到中国的生产建设里，可是现在的大环境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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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阳和平三兄妹]阳和平：一个美国”红二代“眼中的毛泽东时代
阳和平 (Dr. Fred Engst)，国际友人、美籍农业专家阳早(Sid Engst)与寒春(Joan Hinton)的长子，1952年出生在北京（宋庆龄亲自为他取名），长在西安国营草滩农场，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新中国的历史也有深刻的研究。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期间他多次应邀到高校做讲座，评点中国经济和新中国历史，讲述他们一家人与红色中国的传奇经历，使众多青年受益良多。阳老师为美国拉特格斯 (Rutgers) 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特拉华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西切斯特宾夕法尼亚州大学(West Chest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拉菲亚学院(Lafayette College)等大学任教。2007年秋季在首都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任教。现任教于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主要教授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等课程。
一个美国红二代的困惑：中国越来越像美国了
2012年01月30日11:37 中国周刊刘畅
[导读]闵晓红回忆，寒春去世这一年来，老阳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视频，都会哭得很伤心。有时候他会感慨：中国有些地方，越来越像美国了。他的学生周纤则这样理解：“他怀念的是那时大集体主义的温暖。”
1967年，北京，一家五口的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个美国红二代的困惑
用他弟弟阳建平的话说，就算有两只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只是贫下中农，哪只是富农”。阳和平却认为自己的阶级对立法放在当下再适合不过了：阶级无处不在，当年的中国工人慢慢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而官僚特权阶层则迅速积累着财富和资源。
中国农场里的童年
上完一整天的课，坐在小餐馆里灌下一碗酸辣汤后，这个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没有中国革命，我妈肯定不会嫁给我爸，更不会有我”。
在中国出生，度过少年时光；到美国求学工作；最终回到北京定居。现在，59岁的阳和平是对外经贸大学的一名讲师。和他的中国同龄人一样，他的一生被时代左右，只是左右的方式更为不同。
阳和平的母亲，Joan 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顿工程中担任“原子弹之父”费米的助手。日本广岛的惨状，促使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为追寻《西行漫记》里描述的革命生活，她来到中国延安。同年，与比自己早三年来到中国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窑堡的窑洞里结婚。Erwin Engst是个地道的美国农民，为了来到中国，把老家的三十多头奶牛都卖了。当地的同志们给这对外国夫妇起了中国名字：寒春、阳早。之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为中国奶牛品质改良和农机革新方面的专家。六十多年，寒春、阳早一直在“为中国人民养奶牛”。
最初，他们在陕北的三边牧场工作了四年。直到现在，阳和平还是怀念那儿的锅盔：“一张大号的发面饼，放在铁锅里烤得两面都脆，掰成七八块，我这辈子最爱吃的就是它了。”
1953年，阳和平随父母来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滩农场里度过。七八岁时他就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农场的全景：麦田、树林、农舍的炊烟。“太美了。”他一脸陶醉。和很多中国男孩一样，阳和平爱玩火，有次点着了农场的柴火垛，差点酿成大火灾。父亲在救火中抓住了他，“臭小子又敢玩火！”抡圆胳膊打他屁股。
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圣诞节。1962年，阳和平的姥姥卡玛丽达为了看望久别的女儿，从苏联入境，来到中国（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带来一棵挂着糖果和玩具的小松树。父亲告诉他，晚上会有一个白胡子老头拿着礼物从烟囱里进来，给乖孩子的袜子里放上礼物，给淘气孩子的袜子里会放上一大块煤炭。“兄妹三人，我总是拿到炭。”
牛场里的圣诞节，没有烛光晚餐，也没有圣诞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帮子就着面条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让阳和平开心很久。
“美帝”回国
农场是他的家，离开那儿，一切都变了。周围的人总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国人。
上小学时，阳和平没少和同学们打架，因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师就会单独教育他：你怎么能和中国孩子打架呢！上课开小差也是同样的待遇：你就不能学习好点么？
50多年过去了，阳和平还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凭什么剥夺我打架的权利？为什么就我必须好好学习？”
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时，寒春带着他去城里送奶。很快，马路被堵住了，围观的人们像看动物一样看着他们，警察来了才把他们解救出来。阳和平很难受，母亲安慰他：“他们没有敌意的，只是好奇。”
因为是美国人，他们必须定期去公安局申请“居留证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工作人员问：“你为何留在中国？”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我生在这儿，不留在这儿我去哪儿！”
1966年，寒春和阳早调到了北京做文职工作。后来他们主动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继续养牛。“文革”开始后，刚读完初一的阳和平也想和同学一样上山下乡，可学校没有批准，找区里、市里的领导也不行。“因为我大鼻子呗！”
1969年，阳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开始，他在8车间干压缩木头的活儿。1970年代初，8车间要生产一种特殊的军用玻璃钢，因为保密需要，阳和平被调到了5车间，连学习和讨论都不能参加了。“这不算歧视——美国种族主义对黑人那才叫歧视。”他想了好一阵才说，“是提防，没把我当自己人。”更让他伤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游行，激动的人们就会瞪着眼指着十七八岁的阳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时候，父母这样开导他：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阳和平深吸了一口气，“我还不够反帝么？前些日子我还声援了在华尔街闹革命的朋友呢。”
巨变在悄悄地发生，1971年，一支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乒乓外交”解冻了两个大国的冰冻关系。这一年春天，阳和平的舅舅、美国记者韩丁受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韩丁之前也曾访问过中国，并把自己的女儿卡玛留在中国。那年秋天，卡玛跟着父亲韩丁回到美国。打那时起，阳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的美国来信，“当时特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写的，信里新奇陌生的故乡，开始诱惑他。他开始努力学英语。
1974年3月，21岁的阳和平坐上了从香港飞往洛杉矶的航班，然后转机到费城乡下找舅舅。“爸妈没有阻拦我，他俩认为18岁之后，孩子就不用管了，随我去。”
他至今还记得刚下飞机的场景：急匆匆的人流里，自己穿着特地新买的中山装，很显眼，但没人注意他。他留着平头，很像美国大兵，求助时，人们都不大愿意帮助他。“越战还没有结束，美国老百姓的反战情绪特别高。”他解释道，“不过，再也没有人偷偷看你，那种感觉太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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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至下依次为：1.1958年，在陕西的草滩农场，6岁的阳和平与父亲、弟弟、妹妹的合影。2.1962年，10岁的阳和平为姥姥使用的冲水马桶挑水。3.1967年，在北京三里屯，15岁的阳和平和妹妹实验自己制造的发电机。4.1979年，27岁的阳和平到北京光华木材场看望师傅们。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美国没有铁饭碗
在舅舅的农场帮了半年活儿，阳和平决定去城里求职。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费，找了一份修理收银机的工作，两个月就被辞退了。1975年他当上电工，在修理炼钢厂吊车电线的时候，他差点掉进高炉。过了十个月又被解雇。他问老板：“是我干得不够好么？”老板解释：“跟你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
“当时中国可没有‘解雇’的说法，我崩溃了，感觉天塌了下来。”
“过去的中国，工人可以当家做主，管理工厂，可以批评干部，分工不同，地位相同。美国工厂，我在这打工就是挣钱，一天辛苦劳动挣一天辛苦钱，我不会耍滑头，也服从管理。”阳和平这样描述在中美当工人的区别。
房租、吃饭都没法解决，阳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复印机赚钱。
1976年，阳早回到美国，阳和平索性辞了工作，跟着父亲一起作全美巡回演讲。美中友好协会对他们管吃管住，还在各个城市做宣传，报纸、广播铺天盖地。“每场都有几千人，我们爷俩各自讲述在中国的经历，美国观众特别感兴趣。”说起这事，他突然来了精神，“好家伙，白天黑夜地去讲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美国转了大半圈，他们在旧金山给自己放了假。父子俩租了部车，在中西部的高速路上兜风。路过一个小镇，他们买了两盒半加仑装的冰激凌当午饭。“我们全家都爱吃冰激凌，”阳和平捂着脸笑，“美国的冰激凌好吃！”一路上，副驾驶座位上的阳早滔滔不绝地讲着笑话。阳和平突然发现，那个脾气暴躁、不苟言笑的父亲，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国最开心的一天。”他把手挪开，眼圈红了。
1977年，阳和平回到中国，常常对同事们讲述美国的经历。可他有些失望：人们感兴趣的是美国的物质生活，却看不透“资本主义的本质”。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阳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会和父母争论。他又一次去了美国，打算看看“西方是怎么研究社会主义的”。
1980年，他已经28岁了，在美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他本科的论文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博士论文研究“资本主义的周期问题”。从1980年到1997年，阳和平花了七年读完大学，花了九年才读完博士。
“大学毕业我没懂，研究生时候更迷糊了，后来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走向何处》，终于有点懂了。”他总结自己17年的求学经历，“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弄懂了，再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特别明白。”他对如今中国大学生的考研热潮摇头不已：大部分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不是为了“追求真理”。
从拉特格斯大学读完博士学位后，阳和平在一个信用卡公司工作了三年，后来他厌倦了，因为老板只知道吸引那些“没有破产却花钱多的人”，却创造不出一点社会价值。
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阳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他不懂美式玩笑，不习惯人们虽然很礼貌却“从来不串门”。他很难和大多数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有花几个月时间，等待一份从中国寄过来的《人民日报》，透过那些铅字，他才能找到些许的归属感。
他觉得在美国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场电影，自己只是观众，却在影片中找到了寻求已久的答案。
撞车
2005年，美国电影《撞车》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洛杉矶来自不同文化地域人们的冲突与和解。就像这部电影一样，阳和平一直在中美文化中“撞车”。
太平洋两边折返了好多圈的阳和平决定在中国定居，2007年，他在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找了份教计量经济学的工作。这次，他不打算再走了。
早在1982年，寒春和阳早搬到了北京市昌平沙河的小王庄农场。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离他而去，留下了一屋子的奶牛养殖和机械设计的资料。望着堆积如山、泛着黄的笔记和图纸，阳和平常常挠头：“我想一页一页照下来，做成电子版，可工作量实在太艰巨了。”
偶尔，他的学生会来到这间小平房，帮他整理这些“带着奶牛味道”的纸张。尽管阳和平很少在课堂上提起，但几乎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他的父亲母亲，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研一女生周纤是阳和平的助教，她大三时就听过阳和平的课。她至今还记得，一次吃西瓜，阳老师也借此讲到了中美差异：中国人习惯切成片，但美国人就得切成条吃——“因为我们是大鼻子。”作为校“三农”协会的负责人，周纤经常和他讨论农村问题。“每次组织学生去农村实践，阳老师会提出一大堆建议。”她说，“可他不愿跟着我们一起去，担心自己的模样会在农村引起麻烦。”
这个上课喜欢让学生们讨论、总是乐呵呵的外教，考试给分很合理。但他仍坚持美国式的认真，如果有学生担心挂科去找他加分，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能做的，就是帮你复习功课。”
最近找阳和平写出国推荐信的学生越来越多，他总是举笔如扛鼎：“太复杂了，真是要了我的命。”中国的老师们总是习惯让学生写完内容，自己在下面签个名字，但阳和平坚持自己写：“我有我的原则。”
学院领导催他多发表几篇学术论文，他从来都不着急：“我是体制外的合同工，又不用评职称。手里的确有可写的，但我需要多花些时间才能出结果啊。”他认为目前中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太严重，老师都想往行政方面靠拢——美国大学里拥有管理权的是教师委员会，老师都不稀罕那个权力。他批评很多大学老师是在“混日子”。
他甚至会因为一些学生的“崇洋媚外”而伤心：“总觉得美国什么都好，电影、时装和政治体制都当成自己的标准。”
可阳和平也常常不自觉地按照美国标准行事，他的中国爱人闵晓红最怕和他一起过马路——一看见红灯右转的车辆和行人抢道，阳和平肯定会拦上去和司机理论，有一次还差点跟人打起来。阳和平的理由是，美国的汽车在红灯右转时，必须等人行道上没人才能过。
在家里，阳和平从来都不让爱人为他洗衣服：“你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这位生活在社会底层、学历并不高的安徽妇女，时常会被他这样的话语逗乐。她经常翻阅阳和平放在床头的书：《墓碑》、《问苍茫》、《反右派斗争始末》……这些书多为盗版的，是阳和平从地摊淘换过来的。
前些天，美国的朋友告诉他，美国警察和占领华尔街的群众起了冲突，打伤了一位抗议的退伍军人。“好家伙，整个加州都愤怒了，几千人占领了码头高喊：这是我们的国家，宪法给我们权利！你们有什么权力（这么做）！”他挥舞着胳膊，仿佛身临其境，“美国政府是霸权主义，却宣传自己是正义的。一旦谎言被揭穿，你看美国群众的反抗有多厉害！中国人民应该学习美国人民的主人翁意识。”
闵晓红回忆，寒春去世这一年来，老阳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视频，都会哭得很伤心。有时候他会感慨：中国有些地方，越来越像美国了。他的学生周纤则这样理解：“阳老师所怀念的，是那时大集体主义的温暖。”
最近一次“撞车”发生在公交车站上，阳和平抱怨公交路线设计不合理：“不能直达地铁站，多么荒谬。要是在美国，公众会起诉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设施的失当！”爱人闵晓红调侃道：“你的意思，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了？”他急了，争辩：“不是那么回事，这和主义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