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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能少开药篇1:为什么现在医院医生开药都不开医院自己的药，而要在外面便民药房买药拿药呢？
为什么现在医院医生开药都不开医院自己的药，而要在外面便民药房买药拿药呢？
总担心没监管，医生会滥开赚钱或药量不规范，抗生素开多等，不知道是不是瞎担心，懂的给透透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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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icu医生，也常常让患者到外面买药，因为零加成以后，医院没有药了。
1、零加成以后，药品不能为医院直接创收，成了医院的负担
大型三级医院响应国家医改政策，所有药品进医院的价格和患者到手的价格一样，没有额外增加费用，所以，医院对于药品的招标，购进，管理，分发，储存，人工成本等都需要付出成本，而不能产生一分钱利润，所以，可以想象，药品不仅不赚钱，还要倒贴钱，医院到患者的药品越多，医院亏损越严重。
2、有关部门强制规定了30%药占比
对于药品的限制，有一个专用名词，叫药占比，也就只患者总支出中，药品占比不能超过30%，那么其他70%可以是什么费用呢？检查，护理，诊疗费。既往这些体现人工成本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而现在虽提倡增加人工费，实际上，药品依然占了较大的比例。
所以，最好的限制药占比的方式，就是少开药，甚至不开药，不要就要扣钱，倒贴钱。
以往的出诊大夫，也不会随身带药，开个药房，你自己就近到药房买药，煎服。
将来，大概也是这么个模式了。
3、医院药房，很多药品限量供应
单靠医生的个人自觉来管控药品，难免会失控，所以，大多数医院的做法就是限制药品进医院，医院没有药，想用药，只有到外面药店自行购买。
4、在此之前已经加强药品市场流通监管
如果买到假药怎么办？这个担心，国家早已考虑到了，所以在限制医院的同时，就推动了多次的医药企业重组兼并，小作坊式的药厂早已倒闭，剩下的都是大型医药企业，而国家就对这些大型企业加强监管。从生产到流通，到最后药品到达消费者手中，全程监管，可以监测到药品的状态。这样一来，假药就无处安身了。
所以，现在只是药品外购，将来，你想做手术，医生先给你一个清单，自己要药品器械公司把东西买齐送到手术室，才开始做手术，不然医生们徒有一双手，没有任何器械可以使用。
国家医改的大方向是好的，个别问题，也会逐步完善，总体目标是让老百姓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省钱省事，不然也就是违背了改革的初衷。三个原因
1.医院药品是有限制的，比如同一类型的药物能超过几种。有些药物效果不好，但是竞标进去了医院，比如我们医院的0.1%的人工泪液，效果不好，我也决定不了，只好让病人出去买0.3%的人工泪液。
2.医保政策改革，药品零差价之后，医院保存药品，运营药房的费用没有补贴，卖药越多，亏得越多，所以让病人出去买。
3.国家限制药占比，所谓的药占比就是药品占全部费用的比例，超了就罚款，所以能出去买的药物就出去买。
当然可能也会有猫腻，不过药品实行两票制之后，没有了中间商，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的。这个问题也许我这个药剂师来答最合适。
医生开药让患者出去买的现象，基本在全国的医院几乎都会有。而这个现象的根源在于国家医疗改革对医院的要求。
因为医疗改革要求医院药品要零加成，也就是说，药品的进价就是售价。药品对医院来说没有一分钱的利益。但是药品在运输、贮存、保管、分装、使用等等这些过程里会有成本。还有我们这些药学人员的薪酬也属于药品给医院带来的额外成本。这样就造成了医院卖得药越多，付出的成本也就越大，越是赔钱。所以从医院的角度来说，限制医生开本院药品，是为了节约医院的利润。
而且国家对医院限制了药占比不能超过30%，就是指药品收入占医院整体销售额不能超过30%。本意是想降低药费，降低老百姓的费用。但这个政策在实际实行起来的时候，却有很大的漏洞。比如给医生规定药比为30%，那么这个医生想用30元的药来治疗患者时，他必须要同时再开70元的检查费才可以。不然就会因为药占比超标而被处罚。
在药品零加成后，医院大量缩减药品品种，很多药品在医院里根本就没有。再加上药占比的控制，所以医生开药也会尽量让患者出去到药店买药。
从现实角度来看，医生让患者出去买药，会更方便患者也省钱。虽然医院药品零加成后，医院药品实际会比药店便宜一些，但在医院开药会产生大量的附加费用，整体并不太合算。
大部分医生能拿到回扣的药品也都局限在医院，患者去药店买药时可以自主选择价格最低的药店。从这个角度来说，让患者去药店买药的医生因为拿不到药品回扣，反而会推荐真正能治病的好药。至于监管的事大可放心，现在国家对假药打击很严。只要你买到的不是假药，那么你按照医嘱或是说明书服用，就不会有问题。
其实现在最迷茫的是我们这些医院里的药学人员，我们同医生、护士一样系统的学习了大量的专业知识，同样付出大量的劳动，但就因为现在创造不了价值，而被医院边缘化。虽是如此，当你在外面买完药之后，如果对药量或是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同样可以咨询医院的药师。
做了近20年的药品销售，对医药行业是比较熟悉的，从医药代表到制药公司总经理，几乎所有的岗位都做过了，所以很熟悉这个领域，尤其是销售领域，医药药品是少数几个没有完全放开的领域，没有放开的理由是药品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安全，要知道老百姓每一年得交多少钱的医保，国家也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充实到医保资金，专家的话，医保的钱是谁的？老百姓一部分，地方政府一部分，中央政府一部分，既然政府投钱了那么这个钱就不能乱花，就得由政府来监管，政府如何监管呢？
这个很复杂了，稍微大一点的药品企业都有专门的政府事务部,简单的说说，药品分了很多的类别，有的是100%免费的，比如基本药物，有的是报销百分之多少叫甲类医保和乙类医保，还有自费药品。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药品要进入医院销售必须招标，大家想想现在的电脑，只要非独家产品一招标价格就下去了，价格下去了就没有利润，而只要你招标中标了就必须得供货，医院还压款，还没有利润，那么有的产品就只有采取少销售的办法。药厂没有利润自然不会给医生钱，医生这么多年习惯了开单提成这一下减少了这么多怎么办？
一些没有中标的产品就可以放到便民药房或者是医院周围的药店，大家看看每个大医院旁边有多少药店？全靠自然销售？那他们早就饿死了，所以他们也会自己找些药品让医生开处方给医生提成。随着医院招标越来越严格，这样的情况会加剧，但是现在政府要求处方上必须写通用名来防止这个问题，就是不允许医生指定药店，但是二十几年的药品销售经验告诉我，很难药品销售人员们还有应对的办法。
我就住医院的隔壁，但也不是说我在医院隔壁小区买房，就是想去医院便利！而是我的工作在这，我是本市一家连锁大药房的员工，我就职的这家店，就在医院的对面！我相信我有很多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经常有很多顾客拿着医院医生开的处方，来药店买药，他们认为，外面药店的会比较便宜！其实相差肯定有，但是我儿子吃的一种液体钙，药店零售价52元，医院却只有39.5元！我妈上个月脑梗住院，医生开的一种长期服用的药，医院36.5元，药店25元！至于其中缘由，咱不甚了解，医院和药店都是在调整自己的药价，吸引顾客，有的药可以赚大利润，有的药只能压低成本，但无论怎么样？作为患者，我们只能哪便宜在哪买……老百姓赚个钱不容易！
还有，我在药店上班期间，听某些药品厂家业务员说，他们有公司任务，给医院推销自己厂家的药，请科室主任，药房领导们吃饭，给红包，科室精确到每一个医生，谁开的药多，每月按量，药厂家给大夫提成！当然类似于妇科中成药成分的消炎类药品，只要是看妇科，都能吃，都给开，中成药，药效慢，再说哪个已婚女士，还没有点多多少少的妇科病！
还有如果，医生指定开处方，让病人去外面药房买，那其中肯定是猫腻的！可能这种药的厂家，没有巴结好医院，只能放在外面药店销售，给医生提成更多！首先，如果医生给你写个单子，然后说只能去某个药店买，别的药店没有，那么恭喜您，遇见了拿提成的大夫！
第二就是医院确实没有这种药，大夫只是给你开了单子，但是没有说去哪里买，恭喜您遇见了一个务实的好大夫。
第三就是医院也有类似的药，但是效果不好，因为医院药品是有限制的。有一个词叫药占比，就是说全部费用超出了这个比例，是要罚款的，但是没我这几种药又不行！所以大夫会给你开出来。总之不遇见第一种情况都是合理的！不然你看这是正规的药方，外人看不清，可是大夫给你写的去外面买的为啥字迹就很工整呢！现在全国各地医院都会有这种情况，在医院看病，涉及到口服的药品，医生都会给你药品名称，然后要你到外面的民营药店购药，而不是开自己医院的药品。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医院药品是有限制的，同一类型的药物超过几种，有的药物效果不好，但是竞标进了医院，效果不好，只好让病人到外面买。其次医保政策改革，药品零差价，让老百姓受益。医院药房费用没补贴，卖的多医院亏的就多，只能让病人出去买了。再次是国家限制药占比，药占比不能超过30%，超过了就罚款，避免以药养医，所以医院让病人出去买药。最后也可能存在猫腻，医生和外面药店存在回扣关系，所以让病人到外面指定药店买药了！这种情况现在在全国各大医院应该都属于司空见惯的事情，现在国家一再强调医改，让老百姓都看得起病，住的起院，医院药品零差价，现在你要是有慢性病史，医保里有慢性病报销这一块儿，上医院取药应该会比外面零售药店便宜很多。可是好多人，在医院挂了号，取了卡，看完门诊，医生往往会在你的挂号单子后面写上几种药品，明确的告诉你，这几种药，医院没有，只能上外面某某药店购买。这个时候，当你拿着药单来到药店，销售员会先看你的单子，确认是哪位医生开的方子（当然，这一部分是不会让你知道的），然后再根据单子上写的药品名称给你取药。等你结完账你会发现，好多药品医生给你开的是商品名称，而药品名称往往很普通，一样品名，一样规格，只有产地不同的药品，经过了医生的手，往往价格高了3-5倍。这时候你还不敢买别的产地的，因为你怕效果不同。其实，他们都功效都是一样的，多出来的钱是给医生的提成，给药店销售员的提成，还有医药代表的提成。这里面，你成了食物链的最底层，而医生是次高层或最高层。不然你以为现在的医生个个都那么有钱，他们都工资并不高，福利也一般，现在国家和医院管的严，不能走穴，不能收红包，钱从哪里来，都心知肚明了吧。我爸开白内障，医生手写单子到医院对面药房拿眼药，50元，去其他药房问问，一样的药26元，这是啥原因？还有医生自己弄药放药房里卖，医生开单子去拿，这又怎么分？去年年底，我公公胳膊疼抬不起来，去医院检查非让住院，这一住就是十几天，中间公公感冒，婆姐在外边给公公买了药，被护士发现说的很难听，说不能乱吃药，又在医院买的感冒药吃，其实吃了两次，公公感冒已经好的差不多，只是公公住院我们不好说什么，唉就在这大城市，市的人民医院，医院一楼内就有个倍康药房，一般都是卖很贵的高档药，有时医生会开药让到这个药房买药。医生每次手写的单子，点名让你去医院对面的药房，而且说别的药房没有，不拿回扣你信吗？如果开了单子让你出去买没问题。但是医生说你出门去哪哪买。别的地方不行。这就有问题了。指定药房可能是有回扣的，没指定药房，而且不是一家独有的药应该不是拿回扣，医改改的，利润低，药品不进医院了。我去年腿疼，去省城一流医院，因为我相信一流医院应该是德艺兼备的医生，结果开了两种药去指定的对面药店买，一种39，一种49，各买了6盒。然后又去其他药店问了一下，是13，26，同样的药，唉，我信赖的一流医院。我们这边的医院医生也是经常叫我们去外面买药，开始我还纳闷，难道是为了回扣，可是说实话，每次开的药都非常便宜，而且医生也没有叫你去指定药店买，是随便你去外面药店买，所以回扣应该是不存在。后来才了解到，医院医生之所以让你去外面买药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医改给闹的。因为医院对医生开药的比例有规定，限制了医生开本院药品的量，以节约医院的成本，增加利润。另外我们这边的医院有的药没有，得去外面药店买才有。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医院能少开药篇2:少人光顾 乱开药：谁让社区医院陷入恶性循环？
少人光顾 乱开药：谁让社区医院陷入恶性循环？
2009年02月25日14:55 [我来说两句(2)]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在近日的人大分组讨论荔湾区小组讨论会议上，人大代表王建琴反映社区医院少人光顾、乱开药的问题，让在场参与讨论的张广宁市长很诧异：五个配套文件出台了，为何还乱开药？
提起社区医院这件事，让人想起2006年7月，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在一次羊城论坛上表示，广州将会向部分试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零差价”药品，使社区医院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所需要的经费包括药品、设备和人员工资都由市、区两级拨款。
差不多3年前就开始酝酿的社区医院政策，为何到现在还没落实？广州市人大代表杨承华曾表示，因为历史欠账太多，财政拨款对很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说可谓杯水车薪，连医疗人员的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广州日报》2006年8月1日)。
注意，当时是在社区医院药品尚且可赚差价的情况下都如此困难。而在现在药品几乎零差价的情况下，接受的拨款要经过许多考核才能拿到。考核的指标又很复杂，许多医院都没有通过，也就拿不到这些拨款。
如此一来，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社区医院设备条件较差，病人本来就不多；再加上工资待遇差，好点的医生都留不住，病人就更不愿意去了；病人越少，社区医生收入就越少；收入越少，就会想方设法乱开药增加收入；乱开药越多，病人就越不敢去。
社区医院作为基本医疗保障的第一道防线，拨款应该要得到充分保证才对。但这笔钱却要经过许多指标很复杂的考核才能拿到，导致许多医院都没有通过。这是为何？可能有人会说，这在我国是司空见惯了，现在又搞什么“医院管理年”，考核是少不了的。医务人员的心理、生理负担已经够重了，还要设立这么多复杂的考核指标且又不通过，如何能安心工作？写到这里，笔者不禁要大声疾呼：请对社区医院宽容点！不要再设立那么多条条框框了！
人们对社区医院的偏见，不是一天两天能够纠正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应该首先创造条件提供待遇保证社区医生安心工作，还要对大众加以正确的引导，宣传“小病到社区，大病到医院”的观念。
另外医保看病在社区要给予更大幅度的倾斜。如果医保报销比例在社区和三甲医院只是6成和5成的区别，如何引导人们到社区医院看病呢？
医院能少开药篇3:国内医生逃离公立医院：钱少强度大 开药要开上级指定牌子
国内医生逃离公立医院：钱少强度大 开药要开上级指定牌子
摘要：越来越多的医生逃离公立医院。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
越来越多的医生逃离公立医院。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
医院越大，医生和患者就越边缘。特需医疗大行其道，要赶走公费医疗者，医院甚至要打官司。
年轻医生不仅要忍受超常的劳动和低报酬，连开药也要开上级指定的牌子。
2013年6月15日下午，跟往常一样，于莺在医院洗完澡，换上急诊科的蓝色制服，开始了她在协和医院的最后一个夜班。
查房前，她在办公室跟同事轻松地聊天，但一旁的电话仍然响个不停，有向她请教的一线医生，也有向她告别的同事。这个被誉为“急诊科女超人”的女医生长达12年的公立医院生涯在次日就结束了。一周前，她在微博上向210万粉丝公开了决定——离开协和。
“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她说，“我玩不过。”
事实上，在过去两年多里，和于莺一样感觉心力难支的同行还有更多。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2012年，协和肾内科主治医师朱岩和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的“出走”成为震动医疗界的大事。
2013年这股潮流继续发酵。1月，自称在“公立医院体制海洋里泡了20年”的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同样选择了“上岸”。5个月后，于莺加入了这一行列。同时，她还获悉这样一个事实：更多同行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炮灰”
于莺所在的“急诊科”在协和左侧小巷的尽头，但如今，这里已无法名符其实——不仅仅是紧急医疗之用，还被迫成为门诊的延伸。“航母式的‘医联体’让一些大型医院成为航母。”于莺说，“这最终会让一线大夫尤其是急诊科医生成为炮灰。”
北京协和医院是北京乃至中国最著名的医院，它位于这个城市的市中心，与天安门相距不到三公里，每年仅门诊就接待的三百多万病患将这里挤成中国“看病难”的重灾区。
一项健康调查显示，98%的三甲医院医生抱怨他们每天接诊的是在地方医院就可以解决的小病。而于莺所在的急诊室，由于不限号，则成为公立医院“巨无霸”效应最直观的承受者。
6月14日的协和医院急诊科如往常一样拥挤忙乱。挂号大厅里，因脑血栓而失语的老太太在持续哭叫，一旁是虚弱的病人扶着墙对着垃圾桶在呕吐；候诊区内，输液的病人蜷缩着；抢救室外的家属等候区则被街边小吃的油腻味填满，家属带着被子和行李沿墙坐成一排。
在急诊室，医生要承受更多的误解。有一位患者全身疼痛，看过几次门诊都显示没事，转急诊后也查不出问题，患者向于莺投诉：你们这样草菅人命信不信我拍个照上微博？
还有一次，急诊来了母子俩，要看痤疮，于莺说急诊看不了痤疮，那妇女开始破口大骂，还“问候”了于莺的母亲。
由于不堪重负，协和医院在2011年完成了扩建，总面积由22万平方米增至49万平方米，手术床位增加870张。尽管扩建后的日均门诊增至7800人次，但是仍然一号难求。
“公立医院注重病人数量和住院量，而国际趋势是病房在缩减。公立医院处于垄断地位，没有压力，他们把本该用于设备投入的钱更多花在扩张上，跟医改‘三甲医院到社区’的方向背道而驰。”原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说。
超负荷的大型三甲医院的另一面，却是停滞不前的社区医疗，即使是在深圳这种发达的经济特区，基层医疗投入不足，往往留不住人才，而百姓对其也“路近心远”。
“现在社区基本没有好的全科医生，对全科医生的培训也都停留在层面形式。”朱岩对南方周末说。
赶不走的公费医疗者
于莺小时候想当一名货车司机，但后来当了医生。她想像美剧《豪斯医生》的主角一样，医术高超、嫉恶如仇。
“在我的理想中，公立医院是真正为老百姓看病的，要把特需医疗完全剥离。”于莺曾这么认为，但她很快意识到现实的复杂。
协和医院的官网显示，在该院新增后总计1855张的床位中，急诊科床位占36张，儿科占40张，而特需病房占149张，是前者总和的近两倍。
协和医院永远没有空位。新患者进不来，旧患者不肯走。于莺告诉南方周末，曾经有一位公费医疗患者住了三年，经协和起诉后，“病人”才最终离院。
“急诊医生很多时候要用70%的精力应对家属的沟通和突发事件的处理，能有30%的精力考虑如何治疗病人就已经很好了。”在北京急救中心急诊和CCU（冠心病监护病房）工作十多年后，张晓东无奈递交辞呈。
2008年以后，协和医院急诊科已有12名医生辞职，但不仅仅是因为医患关系，还有僵化的医生评判体系。其中SCI论文是跻身专家资格的必要途径。
在协和医院工作9年期间，朱岩将30%的时间花在写论文上，与花70%-80%精力的医生相比，朱岩的科研成绩属于中等偏下。
“在公立医院系统，影响力不是取决于你对病人的影响，而是你在学术圈的地位。这些对我来说很虚，我更喜欢给病人看病。”朱岩说。
在张晓东看来，急诊注重考核临床工作能力，过度强调这个指标没有意义。她建议国家应该出台一种标准，不同科室区分对待。
开药也要服从上级
2012年末，在301医院当了一年半住院医师后，李陶从这个声名显赫的地方辞职了。如果他愿意慢慢熬，那么几年后，他就可以定科，开始一步步向体制的金字塔顶端攀登。
尽管301医院的药费较同等医院高，但是李陶并没有从医院收益中分得一杯羹。他每月薪水总计不足3000元，大部分时候要靠父母接济。
“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该有的体现，制度逼着医生为了养家而去收红包和回扣，法律不允许，但是制度是默许的。”于莺对南方周末说。
于莺坦言，她自己也收过红包，但是都是患者出院后，出于感激送给她的，而她在患者康复前坚决不收红包。有一次，有位92岁的黄疸老奶奶要做手术，家属在电梯里死死按住于莺要塞红包。情急之下，她捂住胸口大喊：“我没穿内衣！”才逃脱。
而真正令李陶难以接受的，是所在医院下级必须对上级绝对服从。尽管不是党员，但他每周必须参加政治学习，给病人开药时，也必须开上级指定的牌子。这一切，令他反感和不适。
“药厂会赞助医院的学术活动，以及捐赠科研基金，所以要给病人开他们牌子的药。”李陶说。有一次，在开药问题上，他与上级发生了小小的争执。他认为开几十块钱的药就可以，而上级认为要开更好的药，最后，他只能“服从”。
社科院研究员朱恒鹏指出，目前全国平均药品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45%，是世界上药占比重最高的国家。改变之路还很艰难。
“这都是过去欠下的债。”他说。
自由执业：必经之路
3月底，张强用微信公共账号推送了题为“上岸第一季”的文章，分享走出公立医院的心得。
加入了一家有外资背景的医疗中心后，现在的张强已经告别了流水线式的问诊方式：每天看6个门诊，一天最多做三例手术，仅为在公立医院时工作量的一半，机构收益还能分成。
“在这里，所有的都是为医生服务，我现在有自己的秘书。”张强笑着说，“2012年也是外资高端医院发展的爆发期，他们要从社会上网罗一批临床水平优秀、有一定市场号召力的医生。现在是体现个人社会价值的黄金时间到了。”
离开协和医院这棵大树后，朱岩在深圳创办了一家医疗连锁诊所，现在，第五家即将开业。从上海三甲医院妇产科辞职加入朱岩团队的马蕾说：“我只想做个为患者负责的好医生，而现在我找到了平台。”
朱岩的前同事也向他表达过离开的想法，“但他们一没勇气，二没机会”。
加入朱岩的诊所后，李陶不用再按照上级的指示开药，他们沿用香港模式，实行预约制，对常规病实行380元的打包收费。
偶尔，习惯了人头攒动的挂号大厅的患儿父母也会问他：你们这儿这么空，没有人气啊，是不是不能保证质量？
“国际上的公立医院是负责基本医疗，其他则交给私立医院和诊所。等到中国的民营医院积累到一定数量，社会也会有一定的信心。”张强说。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逐渐回归之后，提供的便是基本医疗服务，这会倒逼各种人才的重新市场价值定位。”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对南方周末说。
“医生自由执业是中国医改的必经之路。公立医院人才流失，看似流失，却是流动，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来说一定是好事，这与医改的大方向和国际潮流是合拍的。”廖新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