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的胜利


政府春联 2019-06-08 06:58:31 政府春联
[摘要]第一篇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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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庶民的胜利》


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和平,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工作呵!  (原载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5卷5号)

第二篇庶民的胜利:日本,庶民的胜利


日本,庶民的胜利
                                              日本,庶民的胜利       文/ 周昂 
 
       钱钟书曾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这只下蛋的母鸡呢?”不过在日本的某些商店里,如果你发现一棵蔬菜长得不错,的确可以看看它是谁种出来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拿出手机,对准蔬菜标签上的二维码扫描一下,就能查到它的品种,种植方法,以及栽培者的照片--也许是一对农民夫妻在田间地头的合影,他们保证你吃得安全。
       这种可以追溯到生产源头的食品,在东瀛岛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长期从事日本食品安全研究的香港大学学者潘杰曾做过一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多日本人判断食品安全的首要标准是产地,如果是日本产的,就会比较放心,如果是中国或者美国产的,则心中总有那么点“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子”。
       如果把时间倒推回半个世纪前,这个令中国人不快的结果也许会大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事实上,为了吃到一口放心的食物,日本人曾经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五十年前的毒奶粉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许多母亲都发现,自己的婴儿变得无精打采、情绪烦燥,伴随着腹泻、发烧、吐奶、皮肤发黑等症状。一开始,家长们以为是酷暑导致的身体不适,但是医生询问后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婴儿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业龙头森永公司生产的。
       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原来,当时森永集团在加工奶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这会对婴儿造成神经、内脏的严重受损。在8月末事件公开之前,已经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婴儿夭折,在事件之后的一年中,受害致死的婴儿达到了130名。
       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家长们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冈崎哲夫被推举为负责人--他的女儿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全协就赔偿和善后问题同森永公司展开谈判。他们要求,森永公司负担治疗住院以及定期检查的费用;对后遗症进行补偿;一次性付清死亡婴儿家庭250万日元,重症家庭100万日元,中等症状70万日元,轻症30万日元赔款。
       为了调节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选了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貌似持公允立场的第三方调查组织“西泽委员会”,和负责赔偿问题的“五人委员会”,它们的经费是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的。经过“调查”,“西泽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现在还在治疗的患者与砒霜无关,是其他疾病导致的。而“五人委员会”拿出的赔偿方案,还不及“全协”方案的零头: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生存者一律赔偿1万日元。
       这份明显偏向大企业的裁决当然令受害者家长们不满,1956年1月,在“全协”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但只能到其指定的医院做检查。结果可想而知,专家们再次给出了不必担心后遗症的结论。
       既得不到舆论支持,母亲们心灰意冷,“全协”被迫解散。负责人冈崎哲夫新成立了一个“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也许谁都想不到,这将是一场长达十余年的艰难历程。
       “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跟中国有很大相似性,首先它都是‘发展主义’主导下的结果。”潘杰说,日本在战后整个发展的主导思想是“发展主义”,1945年到1970年可以算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就是“产业优先”,发展重型的化学工业,这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土地流失,变成了企业用地,人口向城市集中,“一列火车一列火车拉着劳动力去城里工作”,这就需要更多的食品供给,因此要发展工业化、化学化的农业--这也意味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难以避免。
       如果列举出当时日本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这将是一份长长的清单。除了森永事件,日本50年代由于含镉稻米引发的“痛痛病”、含汞鱼贝导致的“水俣病”世界闻名,60年代的米糠油事件给无数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而对于森永这样的大企业,当时的政府往往采取偏袒的态度。
在这种环境下,民间力量的觉醒,成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
 
                                                 峰回路转
       翻开“全协”负责人冈崎哲夫的履历,可以看到这位后来被编入日本《现代人物事典》的维权领袖出生于1920年1月9日,即日本大正九年。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大正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生活、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1920年代之后,(日本)中间阶级慢慢扩大,一方面是人数,一方面是所谓‘中流意识’,他们会要求在社会各个方面有主体的参与,包括安全食品的获得。”潘杰说。
       冈崎哲夫青年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他爱好历史、哲学、中国的唐诗和欧洲的古典音乐。然而,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学时,他被日本政府强征至中国东北的虎头要塞服役,成了一名侵华日军。战后,他在回忆录中对帝国的疯狂,以及中国遭到的灾难都有过深刻的反思。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这样一批具有主体意识的民间力量,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落实在消费方面,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一批消费者团体的出现。例如,1949年12月,关西主妇联合会成立,其活动重点是降低物价、驱逐黑市。在大阪,由于正常价钱在40日元的牛肉,卖到了250日元,当地主妇会发起“不买牛肉运动”,要求牛肉降价,否则便不买。这些活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56年,日本消费者协会正式设立,1957年2月26日,“全国消费者团体联络会”在东京召集主办了“全国消费者大会”,并发表了《消费者宣言》。从六十年代开始,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日本还涌现了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如“生活者运动”、“有机农业实践”、“消费者与生产者经济合作运动”等等。
       对于尊严和正义的诉求,无疑是这些具有“中流意识”的人们在食品安全上较真的动力。冈崎哲夫几乎用了整个后半生的时间来进行对森永公司的维权,最艰难的时期,他和其他几位家长只能自带大米和帐篷在野外集会,去东京请愿时,由于用光了盘缠,他们不得不找警察署求助。
       1966年,曙光终于出现了。由于对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担忧,日本冈山县成立了“冈山药害对策协会”,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冈崎哲夫等几位家长马上找上门来。在他们的推动下,冈山县对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儿童进行了身体检查。结果显示,这些受害儿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随即,大阪大学的丸山教授开始追踪调查,196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丸山报告”,证实了毒奶与后遗症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轩然大波。同一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消费者保护基本法》,这意味着日本开始从发展主义的冷酷中转过身来,将重心转移到对消费者的保护上。
       一场迟到了多年的审判结果在1973年到来。这一年11月28日,日本法庭终审判决森永有罪,该公司两名工作人员被判刑三年。12月,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长提出的赔偿协议,对“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
       迄今,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过十亿日元以上的巨额资金,用于对受害者的健康赔偿和生活照料上。
       同时,推动正义到来的民间力量,还提供了一条获取食品的新路径。
 
                                           超强纠错
       “工业化和化学化的农业,是食品安全问题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要用化肥,要大批量生产,要用添加剂,其实都是对人有害的,还有大资本的投入,资本要什么?资本要利润,所以它不会想质量优先,它会想我怎么可以赚钱。”潘杰说。
       森永的问题解决了,并不等于它的问题不会在别人身上重演。由此,日本民间力量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抛开大企业”的可能。
       与中国正在兴起的食品自供不同,所谓“抛开大企业”,不是说消费者自行生产食品,而是建立了一个消费者与小型专业生产者的紧密关系。
以1976年成立的民间组织“四叶草合作联盟”为例,这是目前日本关西最大的一个有机食品生产、加工及配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作网络,有四万成员。加入这个联盟的商户,基本都是无力与大企业进行竞争的散户、中小企业,运作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农户和消费者通过申请成为该联盟会员,联盟旗下的农场负责收取附近农民会员产品,自己也生产一小部分,检验合格后,通过配送中心直接投递到消费者家中。它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
       这个生产网络是构建在信任和诚信基础上的,潘杰介绍,如果有商户想加入这个联盟,必须有联盟内部成员推荐,实际上就是需要有担保人,还有对其农场、车间的考察,甚至于对商户人格的考察也包括在内,“有点像相亲的感觉”。
       同时,“消费者随时可以造访任何一个生产者,了解这个生产的过程,甚至可以带着专家去,去查看土壤包括产品测验。”潘杰说。即便出现了状况,消费者也能轻易地追溯到责任人。
       一旦成为了这个网络的会员,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不信任森永的产品,你可以完全抛开它,自己决定购买来自哪一个牧场的牛奶。
       民间组织还可以直接参与对商品的检测,比如各地的消费者协会,主妇会等。一些团体还可以发起“共同购买”,用团购的方式为商品的品质提供保证。
       “在日本相对来讲保留了比较好的‘共同体’的传统,还有社会信任,比中国现在的状况要好。”潘杰认为。这无疑是民间力量在日本盛行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为这些力量保驾护航,例如,这些社会组织可以推举跟他们很多政见相合的议员,帮助其选举,通过议员的提案推动自身理念的发展。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组织的相互联系、协作越来越多,甚至还有竞争。他们的声音对日本政府的立法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例如1969年,一部分消费者团体首次提出了制止多余包装和过大包装的口号,1971年,东京都知事便发表了《垃圾站宣言》。2001年,日本发生“疯牛病”事件,民间强烈的声讨,迫使日本政府颁布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同一年修改了《农林物资规格化和质量表示标准法规》。可以说,日本的食物尽管不能说没有安全问题,但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纠错能力。
       对于冈崎哲夫等食品安全的先行者们来说,这样的局面,可谓庶民的胜利。
       2000年,冈崎哲夫病逝,他的临终遗言是:“我的一生没有遗憾。”
       也许,在这句短促的日语说出来时,日本各地又有几位主妇拿起柜台上的蔬菜,放心地放进自己的菜篮。
 
                                                                            来源:中国周刊

第二篇庶民的胜利:日本,庶民的胜利

第三篇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英法两种语言的百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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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话题丨你怎么看英语的逆袭与崛起?
我们常说,微笑和音乐是全世界最平等的语言,因为它们是人人都能理解,能在所有人心里引发共鸣的信号。但是只要人们开口说话,就关系到到谁主导谁,谁统治谁的问题。因此,说一门语言,象征着对某一种文化的认可。
从诺曼征服开始,当英法两国的战士们在沙场上一决高下之际。两种语言也在英格兰大地上此消彼长,进行着没有硝烟的百年战争。
 
法语的征服
诺曼骑士的入侵让法语成为了英格兰的贵族语言
中世纪英语的开始标志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诺曼征服。在黑斯廷斯之战胜利之后,征服者威廉残酷地粉碎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地方抵抗,并驱逐了大量的撒克逊贵族,将他们的领地分封给自己的骑士,还让说法语的神职人员担任各地的宗教领袖。
 
诺曼骑士和法国神职人员给英语带来了10000多个抽象名词,其中的四分之三一直沿用至今。
很多词与行政-军事-法律-王室事务有关:比如crown皇冠,count伯爵,duke公爵,viscount子爵,baron男爵,parliament议会,government政府,city城市,arrest逮捕,judge法官,justice正义等等。
在军事领域,诺曼人带来了army军队,armor护甲, archer弓箭手,battle战斗, soldier士兵,guard护卫, courage勇气,destroy毁灭,castle城堡 ,mercenary雇佣军等军事爱好者们熟悉的英文名词。
从上至下分别是 维京人 撒克逊人和诺曼人的军队
一个时代的风潮主要是由贵族引导的。诺曼人还的引进了literature文学,poet诗人,mirror镜子,jewel珠宝,money金钱,boot靴子,gown罩袍等等。
而在平民大众中,一些对技术要求高的工种,比如画家painter,石匠mason,merchant商人也采用了法语称谓。
 
由于诺曼人在国家机器里保留了少量的撒克逊贵族,撒克逊词汇在高级词汇里也有残留。比如:cyning(king)国王, cwene (queen)王后,erl (earl)伯爵, cniht 骑士(knight),ladi (lady)小姐等。
两种语言的融合,让英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来源不同,但含义相同的词汇。比如:kingly-royal(国王的,皇家的),motherhood—maternity,(母性)。第一个词是盎格鲁撒克逊词,后一个来自于法语。
 
阿基坦的女主人,阿基坦的埃莉诺十分热爱文化事业。金雀花王朝的建立,自然也给英格兰带来了一批出生在法国的封臣与法兰西文化。他们带来的,是更加雅正精致的法兰西语(Francien)。一批法兰西语词汇与盎格鲁-诺曼词同时出现在了英语里,比如法兰西语的guardian和诺曼的warden都有护卫的意思。
埃莉诺这样出生法国的贵族 为英国带去了大量法兰西文化
当然,时髦的他们也带来了风雅的骑士文化。比如:tournament骑士比武,romance,浪漫传奇,honor荣誉,courtesy礼貌的举止,passion热情等等。
直到今天,英语里,age,ance,ence,ant/ent,ment, ity, tion,ture等后缀,和on,e,x,re等前缀都有法国血统。
 
与作为行政,外交,文艺语言的法语同样重要的,是神学与学术领域的拉丁文。很多官方文献用拉丁文书写,比如著名的《末日审判书》,目的是清查英格兰各地人口和財产情況,这份宝贵的文件就是用简练庄重的拉丁语写成的,以体现其权威性。
 
用拉丁语写成的 末日审判书
语言的交织
中世纪的僧侣们在文化传播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征服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英格兰的语言英语,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了次等语言。1154年,盎格鲁-撒克逊僧侣用古英语写完了重要史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之后,也给古英语的写作画上了句号。根据学者的统计,85%的盎格鲁-撒克逊词汇或者成为了死文字,或者被诺曼法语词汇替换。
 
但英语却并没有就此灭亡。因为在语言三要素里,词汇仅仅是语音,词汇和语法的一部分。而且词汇是一面镜子,新的器物、制度与理念都需要词汇命名,所以词汇能即时地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变迁,所以词汇对社会的变化十分敏感。而英语语言的体系在生机勃勃地生长。这门庶民语言如同草根一样生生不息。古英语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逐步演变成词形更简洁,词汇更丰富的中古英语。 
著名的安茹帝国 英国国王本人拥有大片法国领地
11世纪中叶,初来乍到的征服者们发现,全英格兰150万人口中,有95%是撒克逊平民。被征服者的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征服前古英语发展出的完善形式,让他们眼里的下等语言很难被完全革除。
相反,随着诺曼人与本地人的混居和通婚,两门语言开始融合交织。很多诺曼贵族也开始接受他们臣民的语言。虽然诺丁汉和诺里奇附近有一些法国诺曼人的侨镇侨村,但很多诺曼骑士被分散到了各个地区,如果没有重大战事,彼此其实比较隔绝。
法兰西贵族们 往往被彼此隔绝在自己的城堡里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征服者威廉分封的一个骑士离开了“有很多洋大爷(主要是法国人)”的伦敦城,来到了某个乡间小城堡就封。住在鬼子炮楼里的他,只能和自己的亲信随从讲法语。因为他们被英语包围了。说英语的农民要向他交税。地方上的神职人员只会说半生不熟的法语,写着纰漏不断的拉丁文。夜里,英格兰情妇会用她的母语叫床、吹枕边风。第二天早晨仆人会用英语问安。
若干年后,他娶了一个本地大户的女儿为妻。他的儿子在摇篮里,听着英格兰保姆唱的撒克逊语民谣《布谷鸟》入梦。长大一点后,他会和英格兰平民的孩子玩耍,被征服者的语言潜移就这样默化地影响着征服者。
 
在贵族们被动或者主动地学习英语的同时,他们的法语也开始走样。诺曼人说的是受日耳曼语族影响的法语方言,即所谓的诺曼法语。因为追根溯源,诺曼骑士们的祖先们就是维京人,他们的诺斯语属于日耳曼语族。
巴黎人一听他们的口音,就觉得这帮奥丁后裔是归化蛮族。在征服了英格兰后,许多诺曼贵族在英格兰终老,与在大陆的家人同胞天各一方,再也听不到雅正的法语。他们的后裔的法语水平自然会下降。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11-12世纪的英国编年史作家奥尔德利库斯·维塔利斯。他的父亲是一个征服英格兰的诺曼贵族,母亲是撒克逊人,在半英半法的语境里长大的他前往位于诺曼第的修道院接受高级教育。在到达目的地后他无奈地抱怨道:就像约瑟夫在埃及一样,我听不太懂当地的语言。
这说明即使是盎格鲁-诺曼贵族,也不一定听得懂大陆法语了。
 
一个多世纪之后,盎格鲁-诺曼贵族与大陆的语言隔阂进一步扩大。由于诺曼征服和金雀花王朝的建立,很多诺曼贵族在海峡两岸拥有封地,同时是两国君主的封臣。但在1204年,无地王约翰失去了很多的大陆领地,盎格鲁-诺曼贵族们与大陆更加隔绝了。现在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1244年法王下诏:任何居住在我的国土上的贵族,必须选择我或者英格兰国王作为唯一的效忠对象,同时担任英法两国官职者,是要受到谴责的。
在选边站队时,很多贵族都和英格兰重臣、西蒙-德-蒙特福德一样,把自己在大陆的财产转给他的哥哥阿默里,阿默里把自己在英格兰的财产转给弟弟。很多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贵族家庭就此被英吉利海峡分开。一个世纪之后,他们的后裔,将在百年战争的沙场上各为其主,兵戎相见。留在英格兰的诺曼人则更加本地化。历经了两三个世纪的融合后,如果不开口说法语,外人很难从外貌上分辨盎格鲁-诺曼贵族和他的臣民们。
随着领地的丧失或被分割 英语有了自己独立空间
 
英语的逆袭
英语将逐步成为贵族与僧侣的常用语言
13-14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推动了英语的逆袭。
在祖先的征服史成为了模糊的记忆后,地方上的盎格鲁-诺曼贵族发现,英语-而不是法语,才是自己的第一语言。他们的法语不是从摇篮里习得的,而是从家教,老师,宴会,比武场等地方学会的。说法语时需要注重仪态,但说英语时却更加自在。
与英语水平一同增长的,是他们的英格兰意识。在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的边疆战争让他们的联系更紧,中小贵族和臣民之间已经没有了种族隔阂。在统治过程中,一旦法语词穷,这些贵族就直接用英语词替代。现代英文里常见的一些词对(double-let)比如:lawand order, love and cherish, ways and means就在13世纪出现了。其中一个是英语,一个是诺曼法语。
与此同时,诺曼法语开始消亡,正如当时一首诗歌里唱的那样:普通人几乎不懂法语,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个懂。
在社会上,越来越多写给英语使用者的文学书籍,宗教小抄本开始流行。阳春白雪的知识与艺术,不再完全被贵族和教士所垄断。
 
狮心王理查一世 一个基本上只会说法语的英国国王
在伦敦,英格兰君主还是喜欢说法语。法语依旧是宫廷的语言,但这种地位也开始动摇了。诺曼征服后,第一份有英语词汇的皇家文件出现在亨利三世的时代。负责记事的牧师虽然经历了严格的拉丁文训练,但在记载时一时词穷,用了一个英语词汇来表达对应的意思。这看似偶然,但却反映了英语正在从下往上渗透上层。对于和盎格鲁-诺曼贵族矛盾不断的亨利三世,有诺曼血统的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特说:
陛下身边的小圈子里不仅都是法国佬,而且是英格兰最凶恶的敌人。他们连羊的脸都没有看清,就从羊身上割羊毛。这就是他们榨取财富的行径,他们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君臣间的语言之争,其实也有集权与限权的矛盾。
 
其实,英国的君臣矛盾,可以被视作英法矛盾的某种延伸。两个多世纪的纠缠,最终演化成了旷日持久的百年战争。在像内维尔十字这样的战役中,由平民与普通教士组成的军队保卫了英格兰大后方的安定,说英语的劳动者与商人在全力维持英格兰国内的经济运转,保证了前方的胜利。
说英语的士兵最终成为了英王最好的武力保障
与百年战争几乎一同开始的,还有黑死病在英格兰的肆虐。很多受到过严格训练的神父与教师或者前往随军前往大陆,或者死于瘟疫。能熟练运用拉丁文或者法文的神职人员越来越少,很多职务只能由那些不太懂拉丁语与法语的神职人员顶上。教会和神学机构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讲师,所以把法语或拉丁语的课换成英语课。这样一来其实助推了民族意识与英语语言的地位。
与此同时,英国的宗教改革家威柯利夫也主张要建立“廉价的,民族的”教会,提倡用民族语言作礼拜和讲道。他本人以英语写出大量神学著作和通俗小册,还和门人一起完成了英译《圣经》。
黑死病的肆虐 摧毁了坚守法语的原英国上层
到了理查二世时代,英格兰对外连遭失败,对内不断加征税收,国内又经历了数次黑死病,经济每况愈下。繁重的压力引发了瓦特泰勒起义。义军先后杀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和首相,还冲到了伦敦塔下。时年14岁的理查二世被迫屈尊就卑,用英语与起义军谈判,来缓解对方的敌意。而起义军中的精神支柱就是约翰-保尔这样的激进穷修士。他蔑视教会,在肯特的墓地里讲道历时二十年,并三次被关在坎特伯里的监狱里。穷教士们为了让更多人听懂讲道,必须使用英语。
 
正在用英语安抚起义者的理查德二世
从诺曼征服到1399年的3个世纪里,几乎所有的英王都说法语,只会一点或者完全不懂英语。这一情形直到亨利四世登基之后才彻底扭转。他是哈罗德之后,第一个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英王。这个篡位上台的国王虽然背负着内外压力,但却以计谋,军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是英语文学艺术的热诚赞助人。
篡位者亨利四世 第一个英语国王的加冕典礼
而他的儿子-大名鼎鼎的亨利五世,是继哈罗德之后,第一位用英文书写、签署官方文件的英王。在登陆法兰西之后,他就用英文口述了一封书信,来鼓舞英格兰民族的士气和精神。在取得阿金库尔大捷后,亨利五世自编了一首三音部的阿金库尔颂歌:
 
感谢主,英格兰,赐吾胜利
吾王前往诺曼底,带着他的荣耀与骑士精神
在那里上帝为他显现奇迹
所以英格兰在那里疾呼呐喊
感谢主,英格兰,赐吾胜利
 
感谢主,英格兰,赐吾胜利
确切的说他发动了围攻,
带着皇家大军前往哈夫勒尔
他攻下了城镇,制造了纷争
法国人会为此后悔到世界末日
 
感谢主
我王勇往直前,仪容俊美,
在阿金库尔英勇杀敌
在上帝最神妙的恩泽下
他同时赢得了战场与胜利
 
感谢主
那些领主、伯爵和男爵
或者被杀或者被俘
有的被带到伦敦
英国人欣喜快乐,赢得巨大的声望
 
感谢主
全能的上帝保佑吾王
保佑他的臣民和美好的意愿
赐予他们无尽的恩泽
然后我们能安慰地叫道唱道:
感谢主,英格兰
 百年战争中 英军的每一次胜利 都是英语的胜利
传统的记功歌曲和文学作品一般是法语写作的。但这首国王创作的歌谣毫无疑问,促成了风向的变化。这样的谣曲也被歌手们带往各地,让胜利的消息飞到了最偏远的乡村聚落。激发了民族热情与团结的意识,也为亨利五世的新征途做足了动员。事实上,这些歌谣让阿金库尔的胜利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深深地在民族意识里扎根。
 
随着法国人逐步无情地扫荡了英格兰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英国人不无伤感地回忆着祖先征战的光荣岁月。那些为识字率越来越高的市民们创作的英文谣曲,编年史,戏剧保留了胜利的荣光,并成为了日后远征的精神兴奋剂。
虽然英国人输掉了战场,但英语却在语言博弈中更占上风,并在大航海时代走向了全世界,成为了全球的通用语。最终密切地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
点冷吧百年战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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