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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
开放分类：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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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一、概念
2 二、建立
3 三、完善与发展
4 四、评价
中央集权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 国家权力集中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的 制 度 。地方分权的对称。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权在中央政权的严格控
秦始皇
制下行使职权，由中央委派的官员或由地方选出的官员代表中央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地方居民没有自治权或地方虽设有自治机关，但自治机关受中央政权的严格控制。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初，欧洲许多国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资本 的 集 中要求政治权力的集中，更趋向于中央集权。采用单一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实行中央集权；采用联邦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府虽有相当的权力，但国家大权仍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 中国自 秦 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 集 权封 建 制 国家以后，2000多年来一直沿袭这一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既保证中央统一领导，集中处理国家事务，同时又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地方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中央集权 - 一、概念
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是相对与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控与中央。 中国古代的政体---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封建专制主义是一种决策方式,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利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悟涵 而中央集权是相对与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控与中央。悟涵 专制主义体现的是君臣关系；而中央集权处理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君主专制必然实行中央集权，但中央集权不一定要实行君主专制。在封建社会一般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君主专制必然被淘汰，而中央将继续存在。当前世界上如法国、中国等都实行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但都不是君主专制体制。
中央集权 - 二、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就着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
中央集权
皇帝制 秦王政统一全国后，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超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于是更改名号，把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而为一，号称"皇帝"。从此，皇帝便成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此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废除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规定皇帝按照世代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以二世、三世计，以至"传之无穷"。这些规定都表明皇帝的神圣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悟涵 三公九卿制 秦朝的中央机关实"三公九卿"制。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政务、军事和监察。三公之间互不统属，相互制约，都直接为皇帝负责，使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三公之下设九卿，具体是：奉常 ，掌管宗庙礼仪；卫尉，掌管皇宫保卫；郎中令，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典客，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及外交；廷尉，负责司法；治粟内史，掌全国财政税收；宗正，管理皇室亲族内部事务；少府，掌管全国山河湖海税收和手工业制造。三公九卿均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悟涵 郡县制 在地方行政机构上，秦始皇彻底废除了古代的分封制度，把战国时期已经实行的郡县制推行到全国。郡设郡守、郡尉和监御史，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一郡之内辖若干县，县设县令或县长，此外还有县尉、县丞。一县之内再分为若干乡，乡之下有亭、里等，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机构。悟涵 秦始皇所创立的上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基本上被后代的封建统治者所继承。 实行原因 1、经济根源——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这种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 悟涵 2、社会根源——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吸取周无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能力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 悟涵 3、思想根源——法家思想奠定理论基础。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悟涵 4、地理原因——由于中国属于大河文明，以农业生产为主，土地束缚了过多的劳动力，无法更多的发展商业与手工业。而且领土面积较大，需要统一的管理。
中央集权 - 三、完善与发展
1)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规律。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指君主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并通过军政官僚机关管理、控制国家的政体。包括皇帝制、官像政治和中央集权等方面，其基本特征是皇权至高无上和不可分割，皇权不可转让，皇位实行世袭，君尊臣卑等。皇权愈来愈尊，臣民愈来愈卑，是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的总趋势。 (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变化 ①战国时期初步形成 战国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国家局部统一局面的出现，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创造了社会条件。为适应新兴地主加强专政和保护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初步确立起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为秦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的中央集权和以法治国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中央集权理论。 ②秦朝正式建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承了商鞅变法的成果并实践了韩非子的理论，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它既包括皇帝对中央百官的控制，又包括对地方及各级官吏及百姓的控制，从而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正式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对战国前的分封制来说是一大进步；对于巩固国家统一、维护封建统治基础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悟涵 ③西汉巩固 西汉建立后，实行郡国并行制，导致了王国问题的出现，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为解决王国问题，景帝在削藩的基础上，平定七国之乱，收回王国官吏任免权。武帝时，又颁布了推恩令及其他举措，解除了王国的威胁。武帝又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于找到了一种最适合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需要的理论基础。从此，封建政治制度的政体基本定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得以巩固。 悟涵 ④隋唐完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加强过程中，不仅要伴随着克服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且还要克服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隋朝实行三省六部制，把原为丞相的权力分散于三省六部。这项新的措施，被唐朝沿袭并有所发展，从而使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完善。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也是与当时政治制度的发展相适应的。三省六部制与科举制的实行，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了统治基础，有利于官僚队伍文化素质的提高，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 悟涵 ⑤北宋加强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教训，接受赵普的建议，采取“杯酒释兵权”等举措，收回朝中大将和节度使兵权，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议，但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使北宋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军队，导致了后来严重的社会危机。 悟涵 ⑥元朝新发展 元朝实现了全国性的大统一。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和对辽阔疆域的管辖，在中央设中书省；地方实行行省制度。既是元朝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功的尝试，同时又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新举措，是对古代郡县制度的重大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⑦明清达到顶峰 明朝建立后，为处理君臣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央废丞相，权分六部，使秦朝以来的宰相制度走到了尽头；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地方势力进一步削弱。明朝还遍设厂卫特务组织，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加强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悟涵 中央集权的产生最早由中国战国时期思想派系之一的法家系统提出君主专制形式所衍生出的一种政治结构，法家代表之一的韩非子在他的论著中认为：在现有社会局势混乱，割据势力强大的情况下，需要君王统一国内一切力量来维护统治，这便需要有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来辅助君王统治国家，扩大领土。同时在当时社会中农业自然经济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发展，同时作为社会中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地主而言，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镇压农民的反抗，来维护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 秦成为第一个将中央集权付诸实施的国家，公元前3世纪秦国商鞅推行的变法初步确立了中央集权的雏形：将地方一级官员的委任权划归中央，并统一了部分物资的流通。这为日后秦有能力统一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秦帝国正式建立的时候，李斯利用已有的经验建立郡县制，并统一地方文字、财经、度量衡，建立了一个实际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国家。 隋朝时期隋文帝成功的进行了一次中央集权的改革：推行三省六部制，将中央政府的权力进行了划分，不仅令政府机构效率、职权范围提高，也使各官员的权力相对分散，保证了皇权的稳定，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唐朝在这一改革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深改革，并广泛推行科举制度，提高了官员整体文化素质，令平民也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上层人物，稳定了中央集权后带来的社会底层不稳定因素。这次成功的改革经验也传至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强了这些国家的集权体制。 公元14世纪，中央集权的影响逐步为君主专制所替代，通过设立一些特务机构加强了帝王对政府、社会的管辖，在中国，清朝废除行省，设立三司，设立军机处；印度莫卧儿帝国则在17世纪中叶建立一套极为完善的集权整体，标志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发展达到了顶峰。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初，欧洲许多国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 ，资本的集中要求政治权力的集中，更趋向于中央集权。采用单一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实行中央集权；采用联邦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府虽有相当的权力，但国家大权仍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 随着19世纪中期后大批的中央集权国家半殖民半封建化的开始，中央集权制遭到近代民主制度的强烈冲击。尤其是要求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近代民主政治制度，其理念正是对中央集权的全面否定。
萌芽：理论上，韩非子最先提出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 实践：秦国商鞅变法，规定废分封，行县制 “ 燔诗书而明法度”，实行中央集权制度。 建立于秦朝：秦统一后，为了巩固统治，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皇帝制、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并颁布秦律。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控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特点：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权利高度集中成为秦朝统治的最基本特征。 巩固于西汉： 内容：西汉改革管制，组成内朝和外朝，加强皇权。实行刺史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僚的控制。颁布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解决王国问题。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 特点：强化了皇权。重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统治。将儒家思想改造为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需要的指导思想。 完善于隋唐： 内容：实行三省六部制，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将宰相的权利一分为三从而消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 创立和完善了科举制，扩大了官吏来源，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调整和健全了府兵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不易 形成将帅用兵的自重局面。悟涵 特点：用分权的办法加强皇权。官员选拔规范化、制度化，考试成绩取代了门第出身。 加强于宋元： 北宋：集中军权。设三衙统领禁军，并与枢密院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以防武将专权。 集中行政权。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派文官做知州，知州设通判，二者互相牵制。 集中财权。在各路设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 集中司法权。中央派文官担任地方司法职员。悟涵 通过以上措施，皇帝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财政、行政和司法大权，铲除了封建藩镇割据的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 元朝：在中央健全了中央官制， 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事物；设宣政院，统领宗教事务和管辖西藏地区。悟涵 在地方，实行行省治度。 特点：强干弱枝（北宋）；在中央分权基础上的地方分权（北宋）； 地方行政体系有了重大发展（元）和；建立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直辖管理制度（元） 提醒：在皇权与相权方面，唐朝和北宋均通过分权的方式来削弱宰相的权利。 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宰相的权利一分为三； 北宋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军权、财权。 元朝时，废三省，施行一省制，即中书省，长官为宰相由此宰相地位逐渐位高权重，威胁皇权。于是，明朝建立后，裁撤中书省，废除 丞相也就成为必然。悟涵 由此可见，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在唐、北宋、明朝尤为突出。 强化与明清 明初：在中央、，废丞相 权分六部 ；地方实行三司分权。 改大都督俯为立军都督俯，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 制定《大明律》。 设厂卫特务机构。悟涵 实行八股取士，加强思想控制。 设内阁（明朝设立的内阁是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的产物，英国的内阁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 清： 沿用了明朝的内阁 六部 。 增设军机处，标志着我过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 大兴宣政院。 特点 皇权空前强化，封建专制注意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 结束与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中央集权 - 四、评价
作用 1、积极作用： ① 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②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③ 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2、消极作用： ①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 ② 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悟涵 ③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否定君主专制思想的出现 元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制度渐趋衰落。 早期的民主启蒙思想也在潜滋暗长。宋代的邓牧曾著书大胆斥责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邓牧的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明后期，思想家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他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李贽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的色彩。悟涵 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最激烈批判的要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他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黄宗羲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评价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建立于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经济的分散性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以保障封建经济的发展。封建地主阶级为维持统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镇压农民的反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分散的个体小农，也需要依赖于政治上强大的力量，以稳定社会，抵御外敌和抗击大的灾害。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作为封建国家的管理体制，其承担着两方面的国家职能：一方面压迫、剥削、镇压人民，另一方面也起着组织公共事务的职能。悟涵 其历史作用是：它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巩固了国家统一，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有利于民族融合，使中国产生了高于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也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由活泼发展。这种制度又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政治品质的优劣，因为皇帝个人因素对政局影响巨大，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斗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外戚干政等)可以说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副产品。其消极作用在封建社会后期越来越大，特别是明清以后，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禁锢了人们的头脑，造成了生产力的停滞。这也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重要政治原因。悟涵 自古以来，只要国家存在，就会存在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分配问题。至于怎样分配才能使国家得到稳定的同时又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始终是政治一直要解决且每一个时期都不易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各国都会根据不同的国情采用不同的政治体制，以促进各自国家的发展。一般而言，如果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发展就是失去活力，地方只是听命于中央而没有太多的自主权，地方的发展就不会主动，没有地方的主动发展只依靠一个中央政府则全国的发展肯定就会受到制约。但是如果地方权力过大，中央不能统领控制地方，则地方权力的分散就会造成地区发展的不均衡，进而也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这种两难境地是摆在任何一个国家领导者面前的难题，具体到中国，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往往被人形象地概括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怎样统而不死活而不乱是政治所要追求的目标，实现起来很难。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民主意识强，则更多地喜欢自己管理且有能力自我管理，那么大多希望是地方权力多一些，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意识相对薄弱，人们习惯于领导做主，且领导愿意做主，则希望权力集中一些，地方权力就不能过大。而领导对权力十分嗜好且缺乏民主监督机制则领导也希望权力集中，这样的国家则更多的采取中央集权制度。总的来说，从目前的社会现状看，大多的国家希望是二者的结合，一种中庸状态是最理想的，即便如此，对中庸的理解也各有差异。悟涵 不过具体到中国古代则较为简单，居于中央的帝王为了统治的稳定是不愿意将权力过多的下放给地方的，双方自古就是上下关系，平等都是奢望，权力集中于中央当时一种普遍的政治体制，这一点从秦朝开始体现的很明显。虽然地方权力有时会威胁中央，但集权是一个常态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中国自秦朝以来就是中央集权制度一致体现于整个古代政治制度，这一点是学术公论自无异议。但是集权制度什么时候结束，到现在还存在吗？则意见很难一致。历史问题特别是历史上在常人看来是污点的问题一旦探讨其现实的依存则往往使学者们支支呜呜，自动失语，学者们也很难体现历史智慧对现实的批判，实在是因为批判现实往往会引来麻烦，历史研究难以发挥其现实作用而成为单纯的象牙塔中的屠龙术，历史的无用有时是因为缺乏勇气。但这样的委琐只能导致学术的衰微，实际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研究，我想只要是守住学术的原则，这样的思考应该是难能可贵且应该得到支持的。于是“有观点认为现在中央集权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藏于民主政体之下”隐性存在，也有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既保证中央统一领导，集中处理国家事务，同时又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地方享有一定的自主权。”（恕我疏懒，以上两种观点均来自维客，实际应该去查找其他的真正的学术支持）两种观点都没有否认中央集权在中国现实中的存在，差异程度而已。实际上承认我们的制度中的中央集权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即使在古代，中央集权也不是罪恶，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就与这样的集权制度和政治架构有密切的关系，只是到了近代，这样的制度连同当时的其他政策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与集权是否关系密切尚可商榷。要知道，民主与集权从来都是相对的，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西方的制度在中国确实不能照搬，我们国家民众的民主法制素质还有待完善，否则就不会有民主法制需要完善之说，这既有制度上的完善，实际上还有商品经济的所构成的市场制度的完善以及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的完善，如此中国存在中央集权的这样的色彩也并非坏事，而当属必要。当然未来的发展是不断完善的民主，这一点应该也是无异议的。悟涵 君主专制问题 君主是国家的最高首脑，在中国古代，君主自秦朝以后基本被称为皇帝。皇帝的地位无疑是高贵的。为了保持这样的高贵，皇帝们挖空心思做了许多的规定以保证这样的高贵，如皇权的世袭、至尊、他人不可僭越等。但高贵并不等于大权独揽，也不能说是君主就是独裁，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特别是在现在社会更是如此，欧洲很多国家现在还有君主，还有皇室，但没有一个人说他们可以独裁。然而这种现实并非古来如此，君主不能“圣躬独断”在西方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君主何时专制何时权力受到限制，在西方的历史上分解线是十分明显的。学界都承认一般是民主制度的确立，而民主制度使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逐步确立起来的。而具体到中国，却颇有些踌躇，因为作为皇帝的君主自秦到清，只存在了这样一段时间，现在并没有君主。作为历史上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能不能以“专制”二字谥之，原来是众口一词，都认为帝制是万恶的渊薮，现在却有些异议。悟涵 虽然从秦朝开始中国就确立了皇帝制度，中央除此之外尚有三公九卿制度，在地方上实行了郡县制度。这些制度的创设使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先秦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依靠血缘和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被依靠才能和皇帝任命的官僚政治所取代，全体官员都是皇帝的打工仔，“主奉爵禄臣卖智力”的模式成为中国政治的常态。这样的制度之下，皇帝拥有至尊的权力是毫无异议的。但是在权力掌握上能不能说是专制则要看历史事实，我们的思考习惯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可以说是一种定向思维：在现代，我们看西方的制度，能够理解国王与政府是分开的，皇室与政府不是一回事。但是看中国历史则十分笼统地将政府和皇室看成一体。这样的看法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思考，中国的皇帝在明清时期确实是可以称为君主专制，因为丞相被废了，政府的机构直接由皇帝控制。皇帝不仅控制政府，还控制着朝臣，一切都可以称为大权独揽。但是在明朝以前说皇帝的君主专制是否如此，则很难下断论。翻看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不难明白，在秦汉时期，皇室与政府不是一回事，皇室有皇室的机构，政府有政府的机构，丞相是政府的首脑。按照钱先生的观点，政府的秘书机构比皇室都要庞大，相府的十三曹与皇室的六尚相比，相府的权力显然是很大的。相权到明朝初年才彻底消失，其作用似乎也不能单从为皇权服务以利君主专制这个角度去看，实际上，相权与皇权的之间的制衡与牵制也使明清以前的君主能否专制大打折扣，也正因为如此，钱穆先生根本就不认为中国古代明以前的政治是君主专制的。钱先生的观点可能有些地方过于热爱自己的国家“敝帚自珍”，但是他的论据也是十分充分的。我们没有办法无视那些机构那些制度那些中央内部权力制衡的制度架构而因为皇帝处于最高地位就认为皇帝专制。但是如果从西方角度去观察，很显然中国的皇帝从秦朝建立之后，其权力就不曾遭到削弱而在不断的加强，这一点与西方的不同，也许就是君主专制的铁证，再如军权的控制，人事的任免，甚至司法的审判，这些分属不同部门的权力在中国古代政治中似乎也经常看到皇帝插手乃至直接控制的影子，从这些表现上看，似乎皇帝又是专制的，君主专制在我们国家是自秦朝就存在，教科书明清部分君主专制的加强似乎也暗示着明清之前政治上君主专制的存在，否则何来加强之说？但是君主专制真的是自秦朝就存在吗？似乎海外的学者又很多的异议，他们的质疑也有道理，即使赞成中国古代秦朝以后就存在君主专制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宦官专权，丞相专权，外戚专权等皇权旁落的现象存在，当然他们会说这正是皇权专制制度的副产品，恰恰证实了君主专制的弊端。而现实是这些专权存在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君主专制，因为那时的君主根本就没法管理政治，有的昏庸无才者也不愿意管理政治，何来君主专制？再加上前面所述，相权与皇权的矛盾，很难就得出结论说中国古代自秦之后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是有的，但是皇权专制，恐怕未必如此，许多问题用君主专制难以说明。 在古代，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往往被看成一对孪生兄弟，而实际上，是否如此，需要再做思考。 http://hi.baidu.com/gzah
篇一:[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 - 一、概念
篇一:[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 - 二、建立
篇一:[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 - 三、完善与发展
篇一:[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 - 四、评价
篇二:[中央集权制]中国为什么会保持中央集权制？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学者认为十五年之内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一个大国崛起的路径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然而同时又能发觉中国是个矛盾重重的国家，人们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盛世，但这个盛世却跟自己没多大关系。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制度变革在三十多年里、在一个市场化的取向里不断往前走，但这些年我们又看到了像国进民退这样的景象，看到了权贵资本主义苗头的出现。然而这些弊病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全部都有，我们如何来看待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困顿，中国自己的逻辑在哪，这是本次研究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重要观察点。两个分析工具（ 从经济角度分析两千多年来中国治理的内在逻辑）——“四个利益集团”与“四个基本制度”。一、利益集团的象限分析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经济的兴衰波动全部是四个利益集团的互相竞争、互相博弈、互相妥协的结果。这四个利益集团是：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级、有产阶级。这四个利益集团也可以用来分析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问题，但中国有两点特殊性。第一，中国是全球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其他国家是联邦制、邦联制、共和政体等，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制是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开始的，保持了两千多年。这是中国在政体上的一个重大不同。第二，要管理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经济制度上形成了国有企业体系，即国家以盈利的方式控制能源型、资源型行业。这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除了国家与公民的单纯的赋税关系外，国家又要自己来经营一块“自留地”。那么中国为什么会保持中央集权制？ 这与中国和西方的文明演变有很大关系。如果将中西方的历史放到两三千年来看，会发现两者的历史演变非常相近：在早期这两个地方都是部落制国家，通过不断的战争、兼并而变大。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西方是希腊时期，都是各国纷乱的城邦制；然后中国开始搞一个集权制改革的实验，即公元前36 0年的商鞅变法，在西方，公元前354 年，亚历山大开始购并整个希腊城邦，中西方同时出现了帝国思路，进行集权制改革；到公元前一世纪到二世纪之间，比如汉武帝第一次建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西方几乎在同时西方罗马出现了凯撒大帝，罗马由共和政体走向帝国政体，两边都慢慢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从公元二世纪到五世纪，中国出现大分裂，三国魏晋南北朝，几乎同时西罗马瓦解，自此之后中西方走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上去。中国在六世纪以后隋唐又统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分裂过，但西罗马瓦解后再也没有统一过。如果说它有过统一的特点的话，就是2002 年欧洲地区出现了欧元，在货币意义上进行了一次统一。中国从汉以后，我们的文字、语言是一样的，一直处在统一的语言状态下（ 以及统一的宗教、道德认知状态下）。但是在欧洲，当年罗马地区用的拉丁文已经变成死文字，出现了英语、德语、法语等等各种各样的语言。中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因此,当统一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深入到每个人的骨髓之中的时候，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就有了天然的土壤。我们相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城市一个政党一个利益集团能够以他的力量管制住这个国家,保持这个国家不产生分裂。这个问题仍然是未来中国所有搞顶层设计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即在中国搞任何一个经济变革和政治改革,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统一,这是两千多年来根深蒂固的逻辑。如果会影响到统一,那么经济变革和政治改革还能不能走下去,以何种方式走下去。当中央集权制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模式，在这个国家建立以后，所有的经济变革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进行的。那么这四个利益集团要一次一次的进行利益调整。因为大家不能决裂，简单的话分成N 多个国家就完了，但中国必须在一锅里讨论这些问题。所以中国就出现了几个大的问题。比如四个利益集团不断地发生变形。可以分为三种大的变形。A、在某些时候当中央政府非常强大，无产阶层数量非常多，而地方政府没有话语权，有产者很弱小，就出现这种结构。它有如下表现：国家非常稳定；经济活力非常缺乏；有产者逐渐减少；国民经济由非常强大、稳定逐渐走向衰竭，然后又慢慢开始变形。B、当变形到这种结构，则国民经济非常繁荣，地方政府拼命发展经济，有产者不断增加，但中央政府变得很羸弱，无产者会对贫富差距拉大产生很大的抱怨。1978 到2000年前后基本就是这个状况。而最近十年的状况，就是这个漏斗在倒过来，中央政府越来越强大，地方政府权力越来越少，中央通过分税制改革剥夺地方政府的利益，有产者减少，国进民退。C、在中国年历史上还发生过第三种变形。这种变形非常罕见。四个利益集团突然在某一个阶段有产者人数是归零的。中央政府超级强大，无产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1949 到1977 年之间的中国。这是因为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进行的一个实践，它把整个有产者阶层作为无产者阶级的一个对立面连根拔掉。这个情况出现，就是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完全的计划经济国家，没有私有企业，这种状态下是很难保持长期的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又可分为四个阶段：1. 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多年每朝每代的变法都是围绕这四个利益集团。比如汉朝初期的文景之治，地方政府很强大，有产者很多，中央很弱，中央就开始削藩，导致了七国之乱，所以叫干弱枝强。到汉武帝时期开始搞集权改革,这个漏斗就倒过来了,中央很强大，地方很弱小，到了晚年经济就开始衰竭。唐朝也是如此，唐朝建国时也是国贫民弱，就开始开放，从贞观到开元到天宝，130年民间非常发达。后来发生了安史之乱，八年就把整个唐朝的繁华全部打光。打光以后就开始刘晏变法、唐德宗变法，变法以后中央政府又变大。2. 宋朝宋朝在制度变革上有很多创新，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转折性的变革。比如宋朝用它的办法解决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即杯酒释兵权，从宋以后中国历代的领军将领或兵部尚书由文职来担任，它剥夺了职业军人对军队的控制。但是从宋到民国中央财政的70%都用于军费开支。两汉到唐是地方（ 藩镇）养兵，而宋以后中央把兵权一旦收回，文人治军以后，财政就被军费绑架。宋朝中期的王安石变法，是整个中国帝制时期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它的下一次是1993 年的朱镕基变法）。提出十个变法条例来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但是失败了。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历朝**再也没有能力或者敢于搞这种激进式的改革。3. 明清不搞改革，将权力完全聚集到中央，而且不是聚集到北京城，是聚集到紫禁城里面，可以说皇权和相权之争聚集到一家。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雍正**废除了大学士制度，设立军机处。皇权已经完全控制住行政权力，居于一人之手。经济制度上,首先闭关锁国。北面修长城，南面禁海运，把中国打成一个大铁桶。所以在宋元以前，中国是全世界贸易非常发达的国家，元朝时世界两大海港，一个是中国的泉州港，一个是亚历山大港。到了明以后，片木不得下海，粒米不得过疆。第二是把整个国土之内的社会组织打成一片散沙。开始搞男耕女织。在朱元璋、康熙、乾隆的心目中，这个国家最好的状态就是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村庄里，这个小村庄有两百户人家，每天早上出去砍柴种地，晚上回家，最好一生不超出这个小村庄的五十里路，大家老死不相往来，不知魏晋，不论国事。这样的话，帝国可以千秋万代。其实明清开始搞男耕女织以后，中国的历史就已经走向尽头。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外族入侵，很可能我们今天还处在那样的状态下。4. 民国至今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这个国家的国门被西方的工业革命打开了。整个民国时期，这四个利益集团的关系蒋介石政权一直没有调清楚。直到1949年被打到台湾的时候他仍然没有解决地方军阀割据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发现中国两千多年的经济发展处在这样一个周期律里：首先是战乱、打仗、改朝换代（ 用鲁迅的话说这个国家《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个姓氏的砍杀史），然后就开始新建政权，此时满目疮痍、国贫民穷。因此一个政权新建之初一定是放纵民间、发展经济，如减税、轻赋薄役、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工商业又像是一种速生的植物，只要给它一点空间、一点阳光，它就开始长。所以中国历史上一个小村庄、小城镇，只要不打仗，十年就会自然地繁荣起来。因为人要吃饭、要穿衣、要结婚、要各种各样的活动，经济很容易繁荣起来。而且中国跟世界相比又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人口多，生意容易做；第二个它长期是一个统一市场，可以长途贩运。所以在历史上，只要在和平时期，中国十年就能奔小康，三十年就能盛世，五十年一定成全球最强之国家。这不是某个政党某个利益集团的本事很大，历史上都是这样子的。达到最强之后，就开始出现贫富差距拉大，有产者越来越多，地方政府越来越强，中央变成讨饭财政，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变法人物，有时候是**，有时候是丞相，他会搞集权变法，而一搞集权改革就会出现国进民退，国进民退后民间经济开始衰弱，这个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是权贵资本横行，因为国家要把权力收上来，搞中央集权，一定要办企业，就是国有企业体系，他就需要授权给人办，叫授权经营。中国历史上经济变法有很多种授权改革的模式。他首先会授权给自己，然后再授权给他儿子，再然后授权给他的七大姑八大姨、他的秘书、他的亲信，所以一定会出现权贵经济。权贵经济到顶峰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双首现象——一个国家的首相都是这个国家的首富。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双首，比如明朝的严嵩，内阁首辅，比如和珅，领班军机大臣，比如民国的宋子文，行政院院长。双首现象是这个国家中央集权到了极致的一种表现。第二是国有企业不会在所有的行业里出现，比如它不会做饮料、做陶瓷、做电脑、做衣服，这些叫做完全竞争型行业。它会做资源型和能源型行业，早期叫盐和铁，叫漕运、外贸，现在叫电信、电力、石油、航空、金融。这些行业在所有产业的上游，民营资本一定在所有产业的中游和下游。它控制上游以后，利润自然往上游走。但是时间一长以后，下游开始萎缩，因为权贵经济一繁荣，然后国进民退，就像今天这样的状况，老板都移民了，哪还有精力在固定资产投资。下游萎缩之后，上游就开始枯竭，因为上游是靠下游来支撑的。因此如果不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就会出现改朝换代，重新进入一个治乱循环的过程。四股力量如何左右1949 年后的中国：第一次变形发生在1949 -1977年。第二次变形是1978 -1993 年。当时的报纸上经常出现一个名词——诸侯经济。各省之间以邻为壑，陕西的煤矿不能轻易的运到上海，江苏和浙江每年抢蚕茧，东北大米打死也不运出东三省，但各省经济高速发展，中央财政叫做讨饭财政。第三次即1994 -2008 年，开始分税制改革。通过价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中央重新控制了资源的权力、征税的权力、价格的权力，然后就出现了国进民退。1994 年以来中央财政的年均收入增长超过了24%，是GDP 的三倍。第四次是2009 年开始，就是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最近两年地方政府要求分权的声音越来越强，要求主动发债，要求中央企业在地方的所得税部分留存在地方。二、四个基本经济制度一个国家要保持中央集权制度，即全中国的人要听一个皇宫里的人的声音，必须要在制度上进行构建，这个制度构建不是一日形成的，它花了一千年的时间，不断地完善。它的建成有四个方面：（ 1）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 2）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 3）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 4）宏观经济制度模式1.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这个问题的探讨从商鞅在中国建立郡县制开始，在此之前叫封建制。封建制以后到商鞅的郡县制，一直到今天，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布仍然是郡县制度。各省的行政长官都是由中央派下来的。2. 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所有人都要听中央的，那就必须控制全民的思想。这有两个办法，早期的办法是焚书坑儒。最好的办法是不争论，你们什么都不要想，愚民政策，那大家的思想就控制住了。但后来发现愚民政策不行，人还是要思想的。到了西汉的时候董仲舒就提出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你得有一个思想体系来让大家想。春秋战国时候诸子百家，太乱了，挑一个出来。儒家好在哪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秩序，只要大家都想秩序，那中央就可以控制住大家。3. 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全民之中有两拨人很难弄的，所谓的精英分子，一拨是有力量的人，他有武力，敢于造反；另一拨是有知识的人，文人。如何管理这两拨人是历代统治者非常头疼的事。最早用来管有武力的人的办法，是商鞅发明的军爵制。他取消了贵族世袭，所有人要成为有爵位的人，必须要打仗、要杀人。他把国家的爵位分成二十爵，从杀第一个人开始到八千人，八千人可以封大将，杀一个人可以有一爵。军爵制一直延续到后来。如何控制文人呢？ 在隋唐以前，搞推举制，当官要靠推荐。但这会导致大的门阀，三世四公。门阀又会对中央有挑战，门阀的力量在地方盘根错节在一起，在中央把持朝政，中央又出大问题了。隋唐时破门阀，搞科举制。科举一直搞到1905 年，全国选了645 个状元。所以精英制度就是武靠军爵，文靠科举，用这两个办法把人全部锁起来了。讲到这儿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搞不下去，高等教育没法变成一个自由的土壤，它是为了一种精英控制的需要所造的。4. 宏观经济制度模式大家都要听中央的，中央手上必须有几把米，你才能听我的。所以国家必须要在关键性支柱性行业中处于主导地位，必须建立国有企业。这四个制度通过一千多年不断的磨合，成为了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四个大的支柱。其中前三个到隋唐以后已经形成一种钟表结构，非常精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全民思想和对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已经非常有效。而唯一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就是经济制度，一直到帝制灭亡都没有搞清楚。不断的变法，最后把整个社会打成一片散沙。中国的城市化率非常有意思，跟西方有很大差别。西方早期是城邦制，到了罗马就被打散了，进入中世纪。中世纪以后人口又聚集到城市里。整个城市化率是递增往上走的过程。中国的城市化率从西周开始往上走，走到宋朝的时候达到22%。当时全世界百万级人口的大城市是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同时期欧洲最大的城市是十万人口的那不勒斯。但宋以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居然往下走，到晚清的时候是6.5%。一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18 %。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还比不上1000 年的宋朝。中国经济从1300 年到1800年的人均GDP 增长是零。所以中国处在一个早期高速发展，然后长期停滞的阶段。中国GDP 增长完全是靠人口增长带来的。整个技术全部停滞掉了。中国四大发明，三个在汉一个在宋，宋以后中国在技术上对人类发展就没什么大的贡献了。因为从王安石变法以后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积极的促进生产力的经济改革。进也不行，退也不行。所以只能让它闭关锁国，男耕女织，开始停滞。所以这四个制度里面宏观经济制度是最麻烦的一件事。其实历史上的多次变法，比如管仲在2700 年前就开始搞盐铁专营，汉武帝时开始搞均输、搞平准，到了刘晏变法的时候又把国有体系进行改革，宋朝开始搞承包制，明清时候搞特许经营，国民政府成立国资委，到今天还在搞国资委，一代一代的国有经济在进行变革。到今天为止，我们为什么要来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因为迄今还没有找到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下能够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制定模式。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历代变法中有三个核心问题。如果现在来看中国经济稳不稳定，中国经济在未来什么时候会发生动荡，只要看三个东西，历代都是一样的。一个叫财政，一个叫货币，一个叫土地。如果三个都稳，必然是盛世。有一个出了问题，就会出现动荡。两个出问题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大的变化。三个都出问题必然改朝换代。比如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他们晚期的时候共同的特点是，这个东西都出了问题。我们看今天，各位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很危险，全球金融危机、国进民退，短期内会不会出问题呢？ 不会。因为中央财政很富足，超过10 万亿，地方财政也有很大的盈余； 人民币是全世界的一个硬通货； 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所以从短期看财政、货币、土地都没有问题，中国经济短期内绝对不可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局。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三者都有大问题。财政上，地方被土地财政绑架，中央财政支出不断在增加，税赋越来越重； 人民币被美元逼着往前赶，会变得越来越脆弱，人们都在讨论十年内人民币会不会陷入日元陷阱； 土地方面，那么多的强拆，强拆拆出个新中国，如果我们搞土地改革会怎样呢？ 所以从中长期看，财政货币土地有存在巨大的隐患，所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就是由所有的这些经济要素决定的。中国民营企业的困境在国有资本长期控制的过程中，我们来谈一下有产阶级。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的民营企业面临四个经典困境。第一个困境就是楚河汉界。历代只要搞国有企业的政权，一定会出现楚河汉界。国有资本在能源型资源型行业处于垄断地位，民营企业处在中游和下游被盘剥。你只要甘于在中下游做，永远是安全的，但你的利润跟刀片一样薄； 只要你冲入能源型资源型行业中就非常的不安全。这不是这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唐宋明清历来都是这样。第二个是政府和民间没有对等的契约关系。西方走出中世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英国和法国的城市里的公民团体完成了民间和政府的契约，英国《大宪章》等等。政府就不可能轻易地剥夺民间的财富，这是当有了契约以后民间经济才可能在保护的情况下发展。可惜的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私人资本从来没有跟政府形成过对等的契约关系。第三个困境是权贵资本的横行。历朝历代财富向三个方向聚集： 权力、资源、土地。第四个困境是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压迫之下，民营资本危如累卵，导致大量民营资本从实体中撤出，向消费品领域转移。各位可以去看山西晋中地区的平遥、祁县很多晋商的大宅子，徽南地区徽商的房子。我十多年前看的时候有很大的疑惑：晋商是中国开票号的，票号都开在京城里，开在西面到乌鲁木齐，南面到香港，甚至开到东京，票商非常厉害，但为什么这么赚钱的一个行业，他们把赚来的钱全部搬到那个鸟不生蛋的家乡去呢？晋中地区是黄土地，徽南是红壤地，花几十万两、上百万两白银建了很多房子，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继续去开盐庄，开笔墨庄，开茶庄，搞连锁店卖到全世界去呢？ 财富没有安全感。他不能做的很大，他做的很大一定会跟国家争利，他就会很不安全。所以城市就成一个消费型的区域。中国的城市和西方有很大不同，中国城市是政治中心，政权牢牢控制城市，城市变成消费型、奢靡型城市，大量的制造业和实体企业在三线以下城市。比如说明清时是在两万三千个市镇里面，都在下面。所以到了晚期，民营资本扩大以后，他的钱不敢留在实体经济，一定会拿来奢侈和消费。所以中国有一个景象是大家要非常警惕的： 当这个社会出现，大家都去玩古董、买私人飞机、买法拉利的时候，你会认为这是个盛世，但其实不是。因为民国晚期、清朝晚期、明朝晚期、唐朝晚期等等全部都是非常奢靡的时代，叫做放纵的时代。大家都去玩古董了，这些钱都是从实体经济流出去的。所以当社会变成非常奢靡的时候，它一定是个非常危险的时间点。最后总结一下，我们提供了两个分析工具： 四个利益集团和四个基本制度。从四个利益集团分析，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时期向利益调整时期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历朝历代所发生的很多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来反思的。从四大基本制度来看，中国同样走到了一个改革的时间点上。我们要思考中央集权制度对于当今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因中央制度形成的四大基本制度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是一种控制型的制度，它把人控制起来，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世界大潮流背景下，我们能不能仍然用控制的方法让这个国家保持长期的稳定，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必须要开放。而开放的话，我们必须要进行一次新的顶层制度的设计。关于这两个格局，其实到今天为止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标准答案的，我们所要做的是从今天开始认真的研究从两千多年前这个国家有国家意识以后开始用经济的手段、政治的手段来管理这个国家，历朝历代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精神遗产，能够让我们走的更远。从历史走到今天，重新反思我们所谓的中国模式。（吴敬琏）
篇三:[中央集权制]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被国人误解了上百年的优秀制度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被国人误解了上百年的优秀制度 有人说，中国的古代史，只是一部无限轮回的原地踏步史。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只是封建皇帝们加强独裁统治的工具，它不仅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宽松进步，反而愈演愈烈，造成学术思想停滞，华夏文明裹足不前。这种观点，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占据着国人的视野，并被当成批判中国古代政治的金科玉律。精英们随口瞎说一番，然后再把这句话拿出来当成胡说八道的结语。华夏堂堂数千年的文明史就被这帮人污蔑成了粪土，尚且不及西方哲学家的一句鬼扯有意义。虽然这种思维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官方有意为之，但假如长此以往发展下去，一旦再次形成气候，必将使悲剧于中国重演，使华夏文明彻底失去最后一次追赶西方的机会。因此，这种思想意识上的不正之风，必须得到深刻彻底的批驳！一、中央集权是什么 中央集权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自治权较少。我们许多人的错误就在于，把中央集权制跟独裁专制搞混淆了，认为这两种制度是一个东西。实际上，民主国家也有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也有实行邦联体制的。中央集权既非民主制度，也不是什么专制制度。他相对于联邦制和封建制，只是在处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关系时方法有所不同罢了。二、中央集权的产生 准确的说，我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并非产生自秦朝。至少从战国时代开始，郡县制就已经出现在战国七雄的领地之内了。郡县制的发明，堪称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巨大进步。他使得过去由于分封制度而结构不稳的国家变得更具有向心力，中央政令更容易贯彻，统一大国的建立成为可能！可以说，如果没有郡县制，我们华夏文化圈很可能会跟欧洲一样，遍布着诸多小国，并长期处于战乱状态。 郡县制之所以产生，跟诸侯国内部不断发生的叛乱和篡位阴谋有关。随着春秋时代分封制弊端的不断显露，尤其是三家分晋这一极具代表性历史事件的发生，使得诸侯们开始寻求一种相比于分封制更安全更高效的政治制度，郡县制由此应运而生。在郡县制尚未普及的时代，君主们往往以封地作为赏赐士大夫阶层的主要手段。这种赏赐方式实际上类似于查理曼统治欧洲时所采取的分封制。士大夫们不仅可以在自己的封地上征收赋税，甚至还能训练军队。再加上这些封地可以世袭子孙，就经常导致某些世家大族在国内的势力过分膨胀（少部分世家大族甚至在其他诸侯国也拥有不俗的影响力）。这不仅会威胁到君主的统治地位，还会危及国家的整体利益。分封制度不但在中国产生过恶劣影响，在西方也是一样。英法百年战争实质上就是分封制度惹起的祸端。但有趣的是，西方国家直到近代才解决分封制问题，现代的许多JY们却对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分封时代向往不已。甚至有言论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搞分封制，没有世袭贵族！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世袭贵族这玩意，在华夏的历史上究竟都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三、世袭贵族，中央集权的死敌 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研究非常有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深入研究制度的合理性和实际功用，却反而把大多数精力放在了空喊口号和阶级斗争上面。他们不断地朝老百姓灌输着这样一种思维——“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国，皇帝和权贵们时刻防范着贫苦民众，想法设法阻断他们参政议政的途径”。这句话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贵族跟中央集权制捆绑在了一起，仿佛他们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同心协力压迫着广大人民群众并防止他们造反。 这样的捆绑显然带有一厢情愿的意味。因为中央集权实际上并不喜欢世袭贵族，不仅不喜欢，他甚至是世袭贵族的死敌！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动乱你会发现，相比于被农民推翻的政权，被世袭贵族们篡位搅混的朝代显然更多。秦代之后的汉代，其开国君主虽然出身卑微，但真正灭秦的大旗却是由六国的贵族们扛起来的。西汉被王氏大族所灭，东汉被地方军阀割据所灭，西晋被八王之乱搅混后由匈奴人乘虚灭亡，北周为杨坚篡位，隋朝被贵族军阀李唐取代，李唐为地方节度使所灭，后周为军阀赵匡胤所灭。可以说除了宋明两代，中国历史上其他的王朝几乎都是因世袭贵族而灭亡的（这跟宋明两代的中央集权制比较完善有关）。可以说把中央集权制跟世袭贵族绑在一起，绝对是件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四、中央集权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问题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并不是在一日之内建成的，他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演化过程。这其中既有过向前发展的时代，也曾发生过暂时性的倒退。 秦代为了消灭地方贵族维护中央集权，在制度上进行了两个极为巨大的变革——军功授爵和废除分封。这两个制度都堪称为划时代的（欧洲人直到近代才真正实现）创造。军功授爵不仅提高了秦军将士的战斗意愿，还对世袭权贵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废除分封厉行郡县不仅降低了地方割据的威胁，还使得国内原来联系松散的各个地域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不过，由于秦人的部分制度并不受六国人民的欢迎（上党郡宁可归赵也不愿归秦），再加上废除分封大大得罪了六国的贵族，导致其在整个中国的统治遭到了来自平民和贵族的共同抵制。最后，在六国贵族的领导下，秦帝国被推翻了。然而，废除分封制已经是大势所趋。虽然汉王朝曾企图靠部分恢复分封制来防范权臣造反，可是带来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七国之乱使得中央再次认识到了地区自治的严重隐患，并开始着手限制削弱封王们的实力。可以说，如果要建立一个巩固统一的中国，就必须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 汉代的文武制度相比于秦代，虽已有所进步，但仍然问题多多。其中最要命的两个问题就是世家大族问题和地方军阀问题。确切的讲，这两个问题不仅仅是汉代自己的问题，而是从汉到唐千余年来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两大毒瘤。几乎每次世家大族的得势，都会导致篡位和动乱。而地方军阀在中央检查严厉的情况下还好，一旦中央监管力度稍有下降，则立刻割据称王不复听命于朝廷。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现象都是极具破坏力的政治灾难。他们所困扰的不单单是最高统治者，同时还危害着无数平民百姓的利益。世家大族在把持实权后往往难为善政，而地方军阀无休止的内战更是搅得民不聊生。这两种势力有时分别产生效应，有时则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中国古代大部分的社会动乱都是由此引发的。皇帝们为了处理这两个老大难问题，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思，直到另一种伟大制度的产生——科举选官制度。五、捣毁世家，寒士等堂 我们伟大的教科书告诉我们：“科举制度使得皇帝掌握了人事任免权，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封建专制”。 这句话实际上还是有两处问题，首先，科举制度确实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并没有加强什么封建专制，恰恰相反它的产生严重打击了封建专制。其次，皇权无论再如何扩散，皇帝本人也不会决定国内所有官员的任免。因为皇帝只有一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事事过问。隋文帝之所以要发明科举取官，说到底还是由于世家门阀由于能坐享其成，所以对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积极性不高。两晋南北朝时代，政治贵族像蛀虫一样侵蚀着国家政府健康的躯体。他们愚弱无能，除了极少数人外，大多数门阀子弟都浑浑噩噩碌碌无为，严重影响着行政率。可就是这么一帮废物，却死死把持着国家命脉不放，长期独占人事任免权（由于这帮恶劣贵族的许多行径跟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封建贵族类似，中国一部分专家才会提出东晋封建论的说法）。 科举制度只是一种选官规范，具体执行跟皇帝基本无关。即便是真正由皇帝监考的殿试，因为皇帝为了收买人心，只要没有重大过错，也基本是全数放行。之所以说这种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封建专制，就是因为封建制下的政府，凡事都以家族血统为任官依据。而科举制下的政府，选官则依据于考试成绩（再次向那些JY强调皇帝没有因此而掌握人事任免权）。这样一来，世袭家族的势力就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以至于宋明之后，中国再没有产生出任何篡位谋国的权臣。世家大族现象，基本从中国绝灭。科举制度首创于隋代，发展于唐代，鼎盛于宋明，衰落于元清。他的发展特点就是生员越来越多，中第者所能任职的范围越来越大。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到了明代，科举取士已经基本成为了中国选官的唯一标准。除了皇帝以外，中国再无其他政治贵族。宋明两朝，许许多多的朝廷重臣都来自于或贫苦或殷实的平民阶层，这一制度甚至堪称为能与选举制并立的东方式民主。而相比于跟宋明同时代的欧洲，世袭权贵们还在为自己的利益修改宪法，想尽手段阻挡平民参政。六、以文制武，超前发展 无数图书报刊和宣传机器告诉我们，由于宋代是一个以文治武、重文轻武的时代，宋代的这种“坏”制度导致中国人产生了文弱的性格，因此宋代的文武制度是应该极力加以批判的。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自汉代以来，中国的地方行政长官就存在文武不分的问题。所谓文武不分，就是指官员既可以管理地区行政，又有权调度兵马，集文武之职于一身。这种制度在一开始很好的维护了西汉的中央集权（地方长官皆由中央直接派任并加以严格监管），但是到了东汉，尤其是到了东汉后期，其潜伏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那就是军阀割据。从汉末开始，一直到五代，地方割据就像一只久久不肯散去的鬼影，时刻威胁着国家安全。可以说从汉到五代，这帮地方上拥兵自重的军阀就没消停过。最典型的就是唐中期的安禄山叛乱，其破坏力之强，足以把一个本来兴盛的国家直接拖入低谷。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放眼望去，只要是内部相对平稳安定的国家，其所使用的制度就必然是以文制武。宋代以文制武、文武分离，不仅杜绝了地方上出现军阀割据的可能，甚至还解决了军人干政这一世界性政治难题（西方也是到了近代才实现以文制武，非洲许多国家至今还处在军阀掌权的动乱之中）。准确的讲，宋人并没有重文轻武，因为宋代朝廷对军事建设从来是舍得掏腰包的。之所以没有汉唐的武功，乃是由于朝廷防备武官过甚造成的。晚唐和五代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我们这些未逢乱世的现代人所不能想象的，宋代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地方百姓都不可能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重演。这就导致宋人对武官总有种神经兮兮的猜疑，害怕武官得势造反（对狄青和岳飞的迫害都可归于此类）。但实际上呢，宋代的文武制度其实已经很好的束缚住了军队，只要在制度范围之内合理的动用军队，武官根本不可能再像汉唐时代那样任意妄为了。只可惜矫枉过正，宋人的戒备心已经超过了所需要的范围，故而才会造成军事上积弱的怪现象（军官素质很高，军费投入巨大，武器装备精良，对外战争却常常吃亏）。相较之下，明代虽然在制度上跟宋代相似，但军队表现却优于宋代，原因就在于吸取了宋代的教训，控制军队的尺度拿捏比较得当。七、分割相权，势在必行 史学界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明太祖废宰相，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使中国皇帝的独裁专制达到了顶峰。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们的历史学家似乎一直在向广大“无知臣民”暗示着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今天之所以不民主，那不是今人造成的，而是古人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从古至今中国都不曾民主过，所以我们也不搞民主，因为中国的“历史条件”不适合搞民主。这种狗屁不通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倒也真是迷倒了一大片“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确，朱元璋废除宰相的原因是怕宰相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朱元璋本人也毫无疑问是一位大独裁者。但是明代真正意义上废除相权，也不过那二十几年罢了。在朱元璋之后，虽然宰相这个名头没有了，可是内阁大学士们却成了明代的新型宰相，并一直存续到明朝灭亡为止。这之中的缘由其实很好解释——皇帝只是普通人，不是劳模。 相权之所以存在，乃是皇帝精力上的有限性决定的。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皇帝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部过问（毕竟像朱元璋那样的工作狂是极少数），因此皇权必须要有相权的辅佐。但古代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对相权的职能定位始终不能明确，因为从理论上讲，相权可以干预国内的一切事务；但从现实的角度讲，假如相权真的干预一切事务，那么他与皇权又有什么差异可言呢？一个可以过问全国任何事务的宰相，只不过是第二个皇帝罢了（所以说过大的相权根本谈不上什么限制皇权，更跟发扬民主无缘。司马昭算不算权相？他只是另一个皇帝罢了）。对比一下历朝历代的宰相制度，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相权也逐渐朝着分割的方向不断演变。从过去的一个宰相，逐渐发展为两个、三个乃至更多（左右宰相制，三省六部制，内阁制）。宰相们的工作也逐渐被细分，并具体化。相权被分割，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宰相不再像汉代那样连自己的具体职务都分不清楚（陈平将宰相的职能用一种玄乎其玄的方式表述了一番，但实际上跟没解释差不多），而是变成了一种拥有较大自决权且不至于权势过重的政务处理单位。在明代，这种权责分明的体制发展到了顶峰。整个朝廷几乎可以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作业。由于内阁制虽然存在首辅，但首辅仅仅是整个内阁的一个领班，在处理问题时同样需要得到其他阁臣的支持。
这样就使得大臣们在各自拥有一定决策权的情况下，却因为互相牵制而不至于威胁到皇帝本身。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皇帝在这一制度演变的过程中虽然是受益人，但却绝对没有加强独裁专制。相反，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通过放权的形式来提高皇权的安全系数，并降低自身越来越沉重的工作量（只给自己留下个审批工作，且有时候还交给太监帮忙，说白了就是偷懒）。 在这里要说一点题外话，明代的“君主立宪”并非君主被动立宪，而是主动放权。一旦出现了一个“勤劳”的君主，本来下放的权利必然会被收回（崇祯）。所以，明代的内阁制度，跟英国近代的君主立宪制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东西。不过，这也正是促进明末“非君”思想产生的原因。黄宗羲、顾炎武等一干思想家正是在总结了明代历史后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既然一个有能力的内阁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繁荣兴盛，那么我们还要皇帝做什么呢？明代中国，虽然最终并没有结束专制体制（同时期的欧洲也一样没有做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没有清代，中国很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之路。八、中国中央集权制相比于西方所存在的优点和缺陷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与西方制度相比，既存在优点也存在不足。 优点在于：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提倡有教无类，所以科举制可以说对社会上所有的阶层都敞开了大门。这一点越是到教育普及率较高的后期，越是明显突出。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宋明两代，文官当中出身自平民寒士的考生在数量上更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有不少人甚至登堂入阁成为了国家的实际管理者（英国直到1832年才颁布《改革法案》，而实现普选却是在1928年）。由于机制公平，故而促进了考生们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宋明两朝，许多研究科学军事的人才都是官员）。 缺点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选官过程虽然公平公正，但升迁过程却缺乏由下而上的监督机制。相比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官员们的升迁因为不受民意决定，所以往往在办公中存在竭力维护中央意旨而忽略民意的现象。甚至有些官员虽然在地方深受民主拥戴，但接到的上级调令却是贬谪罢免（如海瑞）。这一点可谓是我们中国应该像西方学习的重点，因为只有当老百姓的意见可以左右官员们的升迁命运时，官员们才会有体察民情的充分动力存在。九、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联邦制 当年辛亥革命，许多地方省份学着美国的样子，宣布独立。之后虽然推翻清政府又推翻了袁世凯，可是中国却并没有走上西方联邦制的道路。相反，不仅中央的总统们个个都是“贿选”产生，连地方都被一帮军阀控制。国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内战，最后也还是被中央集权政府统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联邦体制在中国走不通。 我们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联邦大国，他们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自愿加入联邦的，而且各省份之间经济联系密切，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美国近代只发生过一次内战，但内战之后经济上的裂痕就被迅速缝合了。反观中国，不仅少数民族聚集区有独立分子，连某些汉族人都认为自己的省份应该独立。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各个省份之间经济联系不紧密且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甚至还有某些省份因为经济问题而互相存在仇恨。正所谓古有阎锡山乱架铁轨，今有某省份大搞地方保护主义。具体表现为，你搞XX业赚了钱，好我也搞XX业。你XX业的产品进入我省后影响本地XX业产品的销量？我“贸易壁垒”阻拦你！美国的大企业在全国都有分店，不代表任何州，但我们国家的企业却总是具有鲜明的地方归属色彩。中国的省就像一个个独立王国，从前户籍制度严格的时候，出省就像出国一样吃力。 联邦制，是一种需要各组成部分拥有相当自觉性的国家组织形式。而且经济上的联系，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成的。西方的联邦制大国（俄国情况特殊，不在讨论之列），从前几乎全是英属殖民地。换言之，其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殖民地特殊的历史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中国从古到今，每次都是武力统一，再加上北方时常遭受外来入侵者的统治，所以地区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断断续续时分时合。假如中国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力政府，你休想指望地方会像美国独立那样自发自觉地派代表开会，讨论和平统一全国。十、清代不能看做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典型王朝史学界有个明清不分家的习惯，还常常把清政府当成中央集权制度的典型来研究。这种现象的成因大约是为了往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身上泼脏水——因为清代根本不能算作中国古代“典型”的中央集权制王朝。从宋代开始，宗室干政的现象就日渐稀少。到了明代，宗室集团彻底成为了土财主，永远丧失了干预朝政的能力。譬如嘉靖上台，完全是朝廷大臣的研究结果，其间宗室们甚至不能进行一下公平竞争。连宗室都疲软至此，可见在那个时代，贵族政治是真的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我们反观清代，宗室做官的现象非常普遍，国家中枢机构塞满了皇亲国戚（咸丰的顾命八大臣没一个汉臣）。汉人们撑死也就只能做到地方大员，连像李鸿章这样能管管外交的都是绝无仅有。八旗贵族不仅受国家供养，而且不必参加科举考试就能做官。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清代虽然也实行科举，但其本质上跟从前任何朝代的科举制度都不一样。清政府之所以继承科举，乃是为了更好的管理汉人，他的神经中枢所实行的，仍然是封建世袭制度。贵族制度死灰复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里最显著的一条，就是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实际上不仅仅是三代不能战，连治国都不能）——既然可以坐享其成，还战个什么劲儿？满清的权贵们直到清朝灭亡才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堪称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坏的贵族集团。由于清代王室始终自喻为满洲贵族的权益代表，使得中国的****举步维艰。辛酉政变之所以成功，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直接原因就是这帮八旗子弟（虽然之后慈禧又搞了一次变法，但却没有动摇权贵们的根本利益，以致变法变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壳）。因此，无论从中央集权的角度还是从民主进步的角度来看，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都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实在称不上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典型王朝。十一、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府压制民间自由思想？中国一直存在一种匪夷所思的理论，认为中央集权政府为了统一思想的需要，往往会压迫民间各个学派，进而导致中国思想界发展停滞。这种观点的依据有两个，其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曾有过极大繁盛，而到了秦汉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发展就停滞不前了。其二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除儒家获得极大繁盛外，法家道家等学派都逐渐沉沦，甚至于消失不见。这种观点存在三大硬伤：第一，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思想繁荣，不是由于诸侯不禁锢思想，而是由于诸侯对思想家有需求。确切的说这是因为当时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实行了千余年的诸侯分封制走到了尽头，各国都需要通过变革自己的制度来适应新形势。我们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可以说除了墨家外，大多数学派都是不反对中央集权，甚至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有人可能要说儒家也反对，可是不要忘了，孔子在鲁国执政时曾竭尽所能帮鲁公削弱三大贵族）。因此准确地讲，除了墨家以外，其他学派的衰落都跟中央集权制度无关（墨家其实也有提倡中央集权的主张，只不过主张和平统一）。这里说句题外话，都说墨家的灭亡，亡于其“选天子”的主张，对此在下有不同看法。“选天子”是一个伸缩性很大的制度，考虑到其可操作性，墨家当时宣传的很可能是“有限式选举”。即在特定的范围之内（譬如君主的子孙中，或者贵族子弟中），择优录取。毕竟全民选举在那个时代，即使单就技术性来讲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个人猜测，这个主张很可能是受到当时部分君主认可的（如果诸侯反对，墨家是没有机会成为显学的）。墨家真正要命的乃是他的“兼爱”和“非攻”，因为这两个主张实际上就是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我们且不论兼并战争的对与错，单就那些发动战争的诸侯来讲，他们就肯定非常讨厌墨家。从关于墨家的记载消失于秦王朝这一点来看，墨家最终很可能灭亡于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墨家子弟都身体力行地帮人守城）。第二，汉武帝独尊儒术，并不是把除儒学外的其他学派都强制性消灭，而只是把国家选吏的标准定在儒学上。换言之，民间信儒学还是信黄老，政府并不干涉（黄老之学和法家思想一直都没有消失过，只是影响缩水了）。这种习惯可以说从汉代一直持续到明代，其间中国出现过佛教、太平道、明教、回教、基督教等数不清的宗教组织。但政府的管理原则一向都是：只要你不造反，我就任凭你宣传。中国古代，除了几个有特殊的皇帝外，根本没有人去限制民间思想舆论。相反的，在古人看来，民间思想舆论必须得到疏通，而且是政府重要的行政参考。中国周代的政府就有考察民风的习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典故也出自于周。汉代的举孝廉从理论上讲也是推举在民间声誉较好的人做官（当然理论和具体实行是两码事）。刻意压制民间舆论的人不是没有，只是那些压制民间舆论的皇帝往往压制的反而都是附和正统思想的“正论”（如朱棣这种篡位皇帝，他所避讳的恰恰是传统道德本身）。第三，新的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的产生，必定是相应物质文明进步的结果。当年希腊城邦堪为选举制度的母国，可是这种制度在近代以前却一直只能局限在几个小城邦里，原因就在于古代的物质条件不支持大国选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古罗马：最初古罗马也是通过选举的形式分配政治权利，可是随着罗马共和国疆土的不断扩张，中央集权变得越来越急迫（尤其是国内三大家族之间的矛盾日趋表面化）。凯撒死后，其养子屋大维通过种种手段打击了国内其他势力，最终还是通过建立中央集权制才结束了国内的纷争，实现了罗马长期的和平。可见，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也就不会出现与之对应的上层建筑。中国在明代以前，之所以没有特别突出的思想家，正是由于新型的社会经济基础尚未达成。譬如“工商皆本”这种理论，至少要建立在半数左右人口以工商业为生活来源的时代，而绝不可能出现在大多数人靠农业生存的时代。进一步来讲，民主立宪等主张的提出，必定伴随着较高的国民素质。指望一个人口素质低下的国家变成民主自由的近代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近代中国。虽然中国知识分子们从西方学来了民主自由，可是在国内施行时却处处碰壁，甚至连一个最基本的民主政权都从未建立过——GCD的胜利更进一步验证了这个道理。当时中国的老百姓普遍物质生活条件较差，物质生活条件差就导致人口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得不到教育就导致人口素质偏低，素质低就导致人们的需求更偏向于低端的物质需求。所以对中国农民而言，民主宣言比不上土地改革；对中国工人而言，民主宣言比不上铁饭碗涨工资。十二、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没有贯彻封建制无关需要指出的是，欧洲近代的新式科学思想脱胎于古希腊（甚至连他们的选举制度都出自于古希腊）。这种思想并非欧洲人自产，而是通过文艺复兴的方式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传统加以继承得到的结果。另外第一个对希腊文明进行研究继承的也并非欧洲人，反倒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璀璨文明与同时期欧洲的封建愚昧形成了鲜明对比，并在欧洲人沉溺于神学期间于自然科学领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非常可惜的是，阿拉伯文明的灿烂并没有持续太久就被蒙古人的铁蹄踏了个粉碎。蒙古在入侵阿拉伯世界的过程中，不仅毁坏了阿拉伯历代学者们辛苦撰写的各种学术著作，而且在此之后阿拉伯人长期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蒙古人之后又有突厥人），其从前的辉煌再也没有重现过。古希腊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地球上诸多文明中的异类，因为由他们所发展出来的自然科学思想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并非必要。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真正对生产力产生巨大影响的时间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即使是号称工业化开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其真正推动技术进步的力量也仍然是民间工匠而非科学家，所以自然科学思想在古希腊的出现存在着很强的超前性。古希腊之所以能成为近代自然科学之母，恐怕跟希腊人特殊的生活方式有关。古希腊的公民们不是奴隶主贵族，就是士兵。奴隶主贵族在日常生活中要么治理家产，要么参与政治、学术和其他文艺生活，可谓清闲自在。不过这样惬意的生活条件可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底层奴隶的血汗换取的。这种高度两极化的社会结构，确实解放了一部分人的时间精力，使得这批人有机会去钻研“没用的学术”（因为这些学术成就并没有刺激当时的生产力发展）。不过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古希腊的这些文明成就，其他人类文明不见得就一定不会产生出类似的理论体系。而一个文明能否产生出自然科学思想，关键还在于这些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对专业的自然科学存在需求。当然，处于今天的现代人应该感谢古希腊文明，因为没有古希腊文明，近代科学至少要晚诞生四百年。但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而产生什么自卑心理，因为至少在清代以前，决定生产力高低的都是技术而非科学。另外，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并非所有文明都经历过奴隶制。不仅中国没有经历过，包括欧洲现在的几个主要国家也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当年迁入西欧的日耳曼人只是一群原始部落，他们的社会阶段如果按马教来划分比奴隶制还要低下。但是这帮人建立起来的国家却跨过奴隶制，直接走进了封建社会。由此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如某教所言，存在放置何地皆准的规律。十三、当前中国对中央集权制的评价标准极度不公当代史学界有种隐性的“成王败寇”论——既将一种制度的好坏或一个王朝的盛衰与一时的战争胜负挂钩，且还存在“选择性失明”。无视同时期整个世界的发展状况，或者拿已经全面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满清当典型，以此论证中国自产的学说制度有多么“落后愚昧”。这群人最可笑的行为莫过于他们的“关公战秦琼游戏”。譬如拿西方近代才产生出来的民主民权思想跟中国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的民本思想作比较，拿近代人道主义跟孔子时代的“仁义论”作比较，最终得出个古不如今、中不如西的毫无意义的结论。之所以说毫无意义，是因为比较双方本没有可比性，但他却偏偏要拿出来比，结果自然会得出些毫无意义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