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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对余秋雨的评价篇一:易中天与余秋雨：真小人与伪君子
易中天与余秋雨：真小人与伪君子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讲曹操其人的时候，对曹操作了一个很恰当的评语：曹操是个真小人。他说，曹操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和想法，“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让天下人负我。”曹操是个小人，但是他很真实，有什么说什么，所以他是奸雄。而从古自今，和曹操怀有这种相同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没有一个这样坦荡和直白的，更多的是掩饰自己的卑劣心理，敢做不敢当。现在文化圈里面最热闹的两个人恐怕就数易中天先生和余秋雨先生了。学者明星化，文人娱乐化，他们的行动被很多人所诟病，有的人不屑，有的人鄙视，有的人吃醋和妒忌，各种各样的心理，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了这两位先生和我们周围人普遍的生存和心理状态。对于文化人，这个词不敢乱用，到底什么是文化人，什么是文人，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学者，现在这个社会，更多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但是对于易中天先生和余秋雨先生，我觉得进行一下比较的话，会很有意思。易中天先生这个人很真诚，他身上就有点曹操的味道。姑且不论他的行为怎么样，但是他很坦诚。他在《鲁豫有约》中谈自己，说自己就是具有湖南人的那种“骡子”精神，骡子非驴非马，他也就不想非要伪装自己，非要混进驴子的队伍或者马的队伍，我是骡子就是骡子，我就走自己的路，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按自己的想法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有比这个更快乐的吗？在学术背景浓厚的文人眼里，易中天先生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所以我觉得易中天先生应该属于“真小人”这一类。余秋雨先生是个有思想的人，对于中华文化的思索其实一直也没有停止过，而且很多都是很有深刻和独到的见解的。但是，文化的精髓不在于思索，更多的应该是在于实践。而作为一个文化人，我们应该是中华文明“化”的个体。我们更应然把中华优秀文化内化为自己的品行去实践和检验，这才是文化人对文化传承的贡献和主要任务，也是文人的责任。但是余秋雨先生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此我比较支持余杰先生的看法。好象中华文化在文人身上更多是是“化”一些糟粕的东西，“学而优则仕”，“有奶便是娘”，凡此种种。所以，余秋雨先生不能算为“真小人”，那么应该归为哪一类呢？中国当代的文化人，恐怕大多都是徘徊在这两者之间。也许存在真正的君子，但是他们也许不显山不露水，默默穷困其一生。但是，在我看来，现在社会，真正的君子也许只存在于理念之中吧。因为真正的君子在面对世俗生活时，他们不会不痛苦地进行抉择，或沦为真小人，或沦为虚伪的君子，如是而已。那么的话，我总觉得，“真小人”要比“伪君子”更可爱一点。
易中天对余秋雨的评价篇二:从余秋雨到易中天 知识分子的“媚俗”
从余秋雨到易中天 知识分子的“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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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7月28日14:29
华东新闻
江 晏
这段时间，耳目之间灌满了“易中天”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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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周两讲的频率在央视“百家讲坛”品了半年“三国”，据说已与“超女”一样有了叫作“意粉
”或“乙醚”的忠实听众。随后，一家出版社以首印５５万册、版税１４％的“超级高价”在拍卖中抢下其图书出版权，轰动一时。眼下，这本《品三国》（上）上
市，其他数本旧作也隆重重出，易中天成了媒体们追逐的焦点，专栏、访谈、演讲，活动多多，“口水仗”也不少。
忽然觉得有趣。已有媒体将易中天与余秋雨并称为人文学者中的“学术明星”。但恐怕余秋雨先生
未必愿意接受这样的并称。一则，余秋雨的成名，是先在文艺美学的学术领域，后在《文化苦旅》，至于上电视开讲和充任评委，已是名扬天下之后繁忙日程表中的
一小项而已；二则，自走出书斋较多介入“大文化”乃至具体文化建设活动以来，凡１０余年，余秋雨先生几乎是一面频频“出镜”一面不时挨骂，其“旅”也乐，
心情却难免挟“苦”带涩，哪里比得上前者的一举走红？学术圈里偶然有人嘟哝了两句，批评“易品三国”的不学术或庸俗化，也被“意粉”和媒体高调回击，一言
以蔽之曰：“酸葡萄心理。”闻者，当即掩面闭嘴。最近的一次，看见某家电视专访，记者追问其校方、同事对他忙于上电视、出书的看法以及是否会影响其作为教
授、博导的工作时，易中天先生就敢于说：我和学校没有任何关系，上好课就乘车回家。博导么，反正也快退休了……其成功者的桀骜和理直气壮，远胜于愤愤“封
笔”的余秋雨。
从余秋雨到易中天，其实正好是近１０多年间，随着电视和网络媒体的渐显强势，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与整个社会价值观念上，从“媚雅” 即追求精英文化，逐渐走向了“媚俗”即张扬草根需求、顺从大众品位的过程。
“媚俗”之说，出自小说家昆德拉。１０多年前，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小说名字译得半通不通，没人敢挑毛病，还成了有文化、有思想的符号，因为整个社会都在追求着思想的深度和锐利。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躲进小楼成一统”、象牙塔里钻学问的传统，有教授投身受众极大的电视媒
体，从事文化普及，做说书人，是应予鼓励的好事。然而，眼下大众文化泛娱乐化大行其道，以及媒体业出于功利之心大肆爆炒的做法，都令易中天之类面临着极大
的危机与挑战：倚靠着学术背景的历史，毕竟不是电视剧，“卖点”与噱头有限，更不宜将“正说”与“戏说”混搭。对大众趣味的顺应，如何不落入庸俗化的窠
臼，是对学者功底的考验。然而，除非少数大家，以绝大多数人的学术和人格积淀，谁经得起这般爆炒的？
来源： 《华东新闻》
易中天对余秋雨的评价篇三:易中天：質疑余秋雨"捐款門" 我就是"別有用心"
易中天：質疑余秋雨"捐款門" 我就是"別有用心
在批評或質疑了李輝先生和余秋雨先生之后，我自己也毫無懸念地遭到了質疑。這實在是再正常不過。我一貫認為，作為公眾人物，必須隨時准備接受公眾的質疑。同時也認為，這種質疑，應該是尊重人權和充分說理的。因此，我的原則是：人身攻擊的，不予理睬﹔潑婦罵街的，不予理睬﹔胡攪蠻纏的，不予理睬﹔空口無憑的，不予理睬。如果是觀念之爭，一時半會又說不清，可以從長計議，慢慢再說。但如果事關原則和底線，則應盡快作答。至於有人又會批我“說個沒完”，就顧不上了。 為什麼質疑余秋雨 說實話，余秋雨捐款這事，我原本真不想管。犯不著，也沒好處，隻會被認為是文人相輕、沒事找事、趁機炒作等等。那又為什麼管了？實在看不下去。起先我只是覺得，作為公眾人物，不可以這樣蔑視公眾。你想嘛，出示一下收據，有多難呢？就不肯做。我同意作家閻延文的觀點，讀者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不能待之以傲慢的態度。不過，如果僅僅如此，我並不打算說什麼。畢竟，說與不說，是他的自由，隻要不撒謊就好。 可惜，事情發展到后來，撒謊的可能性越來越明顯。余秋雨自己說得很明確，他“給四川捐款一次就高達二十萬元”。他的代言人黃育海更是信誓旦旦，聲稱這二十萬元善款“當然到賬了”，但“不知道當地教育部門如何運作這筆捐款”。這就與媒體調查的結果，幾乎完全對不上茬──多個可能接受捐款的單位，賬戶上都沒有查到捐贈記錄。 這問題就嚴重了。在我看來，捐不捐款，是每個人的自由。面對質疑，也有權保持沉默。但一旦開口，就不能撒謊。實際上，余秋雨的問題，不在捐沒捐款，而在撒沒撒謊。這就必須質疑，必須追問。這種質疑和追問，既是對公眾負責，也是對余秋雨本人負責。於是我問了三個問題：到哪個賬了？怎麼到的？啥時候到的？如果余秋雨或黃育海明確回答，他們就解脫了，公眾也就放心了，豈非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可惜直到現在，余、黃二人，還是不說。我們只是從受贈方那裡得知，第一，他們與余秋雨之間是“君子協定”，也就是既沒有合同，也沒有收據。第二，余秋雨捐的是“圖書館”。第三，所謂“捐圖書館”，也不是蓋房子，是“捐出圖書”，但仍命名為“秋雨圖書館”，盡管蓋這圖書館，沒花余秋雨一分錢。也就是說，根本不存在“捐款已到都江堰、歸教育局運作”的事情。那二十萬善款在哪裡呢？大約也隻有天知道！ 看來，確如著名作家閻延文女士在她的博文中所說，余秋雨先生不要說是不是“文化大師”，就連是不是“合格的文化商人”，恐怕也還是一個懸疑。不過我也懶得說了。再說，豈非“不可與言而與之言”？那可真是“失言”。
我很清楚，這比前一件事更讓很多人想不通。因為余秋雨畢竟有“造假嫌疑”，李輝先生卻無疑是在“打假”。涉嫌造假的你質疑，出來打假的你也批評，天底下哪有這樣離譜的？你這不是存心鬧事嗎？ 理解！理解！大家的懷疑有道理！之前，確實沒有這麼做的。但是，正因為以前沒有，現在就應該做。做什麼？講清楚一個道理──“批評必須有，規則不能無。”這道理，相信大家都能同意。但可惜，空對空地講，隻怕沒人聽。這就要有案例。質疑余秋雨，可以說明“批評必須有” [ 何況他本有可疑之點 ] ﹔批評李輝，可以說明“規則不能無” [ 何況他本有不足之處 ] 。這樣好的案例，豈能不“借題發揮”？哈，這就是我的“別有用心”！ 這當然又會遭到痛批：你怎麼可以這樣“居心險惡”？尤其是，在這個造假成風的時候，怎麼可以拿打假的人來說事？是的，你們的批評有道理。但我願意告訴諸位，正因為李輝先生是好人，他的動機也是好的，我才要批評他。我批評他，就是想說明又一個道理──“動機並不重要，好人也能批評。”為什麼？很簡單：如果好人是不能批評的，那就意味著一旦被批評，就“有罪推定”地成了“壞人”。這對被批評者是不公平的。所以，隻有確立“好人也能批評”的原則，並且實打實地做那麼幾次，批評才會真有自由。那麼，動機為什麼不重要？這個問題，我將另文闡述。在此文中，我將提出“批評三不問”的原則，其中第一個，就是“不問動機”。這篇文章已經寫好，將擇日發表，敬請關注！ 實際上，無論是質疑余秋雨，還是批評李輝，我都一直希望能夠超越事件本身，趁機討論一些原則性和深層次的問題。我同意劉敏先生的觀點──比李輝或易中天是否“飆車”更重要、更有價值的，是“道德質疑底線問題被鮮明地提了出來” [ 2009年6月12日《長江商報》 ] 。有責任感的讀者，是不是可以多關心一下這個呢？
這一點，可能也是不少人的疑惑。比如廣州市作協主席張欣女士，就提出了這個問題 [ 2009年6月20日《廣州日報》 ] 。張欣女士的文章，是那樣的理性而平和，又對我多有肯定，尚且有此一問，可見真是問題。這就必須反躬自省，認真想想。但想來想去，是沒有。因為我的標准隻有一個，那就是在進行道德批評的時候，必須遵循“証據確鑿，立場公正，保護隱私，尊重人格”的“四項基本原則” [ 請參看拙撰《道德批評的原則和底線》，2009年6月18日《南方周末》，責任編輯馬莉 ] 。 我的質疑余秋雨，就是這樣做的。比方說，我使用的証據，全部都由余秋雨方面公開提供。給四川捐款一次就高達二十萬元，是余秋雨在自己的博客中說的。款已到賬和當地在用，是余秋雨的代言人黃育海對《現代快報》和《東方早報》記者說的。他們自己，總不會“捏造”對自己不利的証據吧？捐的是書不是錢，是都江堰教育局對《成都商報》記者說的。接受捐贈的單位，也不會“捏造”吧？這就沒有“立場不夠公正”的問題。因為對他們的“辯護權”，已經給予了足夠的尊重。如果他們自己的証據打起架來，就不能怪別人。他們不能自圓其說，被人窮追猛打，也不能怪別人。 其實，如果余秋雨先生一開始就說是捐書，沒有人會有意見。就算后來改為捐書，隻要公開說明，也沒什麼問題。這時，如果還有人揪住不放，我會替他說話。問題是直到6月18日，余秋雨還在自己的博文中，自稱“以一個人的力量獨資為災區捐建三所圖書館”。這就太過分了！捐三萬冊書，就算“獨資捐建三所圖書館”？難道那圖書館，是紙糊的？如此視公眾為弱智，想寬容，怕也難。當然，如果誰發現我的質疑，有違背上述“四項基本原則”之嫌，可以一條一款地指出來。隻要是事實，我一定承認錯誤、公開道歉！ 至於我為什麼不質疑文懷沙，對不起，這個問題不能有。比如有人說，余秋雨“造假嫌疑”更重，李輝為什麼不質疑？我就認為不能問。那好，既然我們不能問李輝“為什麼不質疑余秋雨”，那麼，諸位也不能問易中天“為什麼不質疑文懷沙”。在這裡，沒有“雙重標准”，隻有“一重標准”。這個標准，就叫“批評不問對象”，也將在擇日發表的文章中闡述。
8月30日，余秋雨在博客上貼出了其向都江堰三所小學捐助圖書及設備的清單，以及“秋雨圖書館”開館的照片。力求洗清此前被網友詬病的“假捐門事件”。清單公布后仍遭到不少網友的質疑。9月3日，曾在網上數次要求余秋雨拿出捐贈証據的易中天，繼續在網上炮轟余秋雨，指出冠名問題關鍵在於蓋圖書館的錢是誰出的。 今年5月，《北京文學》編輯蕭夏林《余秋雨20萬假捐款“真相調查”》的文章被國內多家博客網站和論壇轉載，作者認為余秋雨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捐款屬“虛擬虛構捐款”。由此，“假捐門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6月3日，余秋雨助手金克林回應，“20萬捐款是通過九久讀書人直接捐的”。 6月9日，九久讀書人董事長黃育海回應稱捐款用於修建三所學校的圖書館。 6月15日，被網友稱為“學術超人”的易中天寫博客質疑詐捐，三問余秋雨，要其提供捐款証據。 6月16日，黃育海回應稱，沒必要給易中天看証據。 6月18日，都江堰市教育局回應，稱所謂捐建圖書館不是修建圖書館建筑，而是捐出圖書。 6月21日，蕭夏林寫博客，標題為“都江堰為余作假証，玩火自焚”。 6月22日，余秋雨參加某活動后，首次回應詐捐門事件，稱“他們亂講”。 從20萬捐款，變成修建三所學校圖書館，再變成捐出50萬元的圖書，災區的孩子們等了一年多。 一年多后，余秋雨愛心變現，50萬元的圖書碼上了孩子們的成長通道。孩子們心歡，余秋雨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