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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美篇(一):《金瓶梅》人物三绝之一潘金莲---“金莲”之美
《金瓶梅》人物三绝之一潘金莲
三、“金莲”之美
《金瓶梅》中人物塑造得最佳的有三绝，一是潘金莲，二是西门庆，三是应伯爵。今天在此先来表表潘金莲。可要表表潘金莲，提起笔来却颇为茫然，不知从何下手。因为潘金莲早就以“天下第一淫妇”的美名被钉在耻辱柱上，供人詈骂数百年。
三、万般风情始于足下
评头品足，是国人的嗜好。这种嗜好，既可以是审美的，也可能是世俗的。评头品足，多从头说起。而《金瓶梅》对潘金莲这一特殊审美对象，却反其道而行之，从足说起。
潘金莲在《金瓶梅》中出场是从足开始的。作者写道：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排行六姐。因她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缠得一双小脚儿，所以就叫潘金莲（按：《金瓶梅词话》说她“小名金莲”，但书中并不见其“大名”）。（第一回）
娇小绣鞋 潘金莲在《水浒传》中就是“尖尖的一双小脚儿”，那是王婆为西门庆设计勾引潘金莲，西门庆在王婆家与之对饮时故意拂落筷子而发现的，只是一笔带过。《金瓶梅》却格外注重那三寸金莲。三寸金莲既是她勾引浮浪子弟的资本，也是她与西门庆幽会的先导。西门庆借拾箸之机“便去他绣花鞋头上只一捏，那妇人笑了起来”（第四回），没逗两下嘴，好事就做成了。潘金莲因三寸金莲而骄傲，也因此而与宋惠莲（另一个金莲）结仇，并由此演出种种美丽的战争，直至生命的终结。三寸金莲竟成为潘金莲女性美与情欲、性感乃至命运的象征。
三寸金莲
“三寸金莲”是由中国古代男性变态的审美心理所铸造的畸形肢体。《南史》记载，东昏侯“凿金为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从此女性被裹的小脚有雅号曰“金莲”。“潘金莲”之名应是从这里获得灵感的。据说南唐李煜为其宠妃娘设计的莲花舞是中国女性缠足之始，后来此风愈演愈烈，直至民国后而止。冯骥才的小说《三寸金莲》写的就是那段历史的陈迹。“三寸金莲”的标准为“小、瘦、尖、弯、香、软、正”。要达到这种“境界”，被缠足的女性要承受多大的苦难，现代人简直无法想象。只知时人有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就是这人为致残的畸形残肢，却一度成为中国文人如痴如醉的嗜好，以至形成一门特殊的学问——莲学。品味鉴赏小脚的方法竟多达几十种，诸如嗅、吸、舐、咬……无所不用其极。
古代女子裹脚的不同式样和小脚 中国男性为何曾对小脚如此迷恋？说到底，恐怕来自于性幻想与性虐待两相交织的潜意识。
清末的辜鸿铭是位莲迷，他说：“中国女子裹足之妙，正与洋妇高跟鞋一样作用。女子缠足后，足部凉，下身弱，故立则亭亭，行则窈窕，体内血至"三寸’即倒流往上，故觉臀部肥满，大增美观。”
性学博士张竞生则进而说：“裹小脚的女人在行走的时候，她的下半身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使她大腿的皮肤和肌肉还有她阴道的皮肤和肌肉变得更紧。这样走路的结果是，小脚女人的臀部大，并对男性更具性诱惑力。”
莲学著作《采菲录》认为纤足可包含女性全身之美：“如肌肤白腻，眉儿之弯秀，玉指之尖，乳峰之圆，口角之小，唇色之红，私处之秘，兼而有之，而气息亦胜腋下胯下香味。”
还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说得现代化，他说，三寸金莲，是以儒家风范塑造出来的女性端庄淑静的标志，能引起阴阜与阴道特殊的反射，增强其性敏感。以致一个男人触及女人的脚，往往是性交的第一步。
西门庆所为就是证明。明人恋小脚尤甚。西门庆与潘金莲相交得意时，竟以她的小鞋套杯饮酒，视为风流韵事。 万般风情始于足下。不管造就一副三寸金莲是历经何等苦难，但已有三寸金莲的潘金莲，以明人的审美眼光（尽管其不失为变态心理）来看，她自然是位具有“魔鬼身材”的性感美人。
金瓶美篇(二):《金瓶梅》之十二：“我”的潘金莲
《金瓶梅》之十二：“我”的潘金莲
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十几年前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魏明伦：“鬼才长得像小鬼。孩子般的个头，孩子般的小手小脚，只有耳朵是大的，耳垂是大的。……他穷困的年头太长了。他7岁学戏，9岁成为四川自贡川剧团的九龄童。”“他挥洒的戏剧叫人眩目，他干巴的履历只有一行：自贡川剧团。1958年他写文章为诗人流沙河鸣不平，‘应该’划为右派。可是又不到18岁公民年龄，不戴右派帽子，只记右派言论，下农村劳动三年。……他一辈子做了两件事：写戏和写检查。写检查的文字比写戏的文字要多。……80年代可以写戏了，第一届全国优秀剧本评奖时，他一个人的两部戏获了奖。他是一级作家，而他填表时一到学历那栏就卡住。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唯一连小学文凭都没有的人。”的确是“鬼才”！
在川剧《潘金莲》之前，恐怕没有人会想到，魏明伦会把古今中外的武则天、潘金莲、贾宝玉、施耐庵、七品芝麻馆、红娘、安娜·卡列尼娜、女记者、法庭庭长等糅在一个戏里。可见“鬼才”之鬼！
陈祖芬还说：“魏明伦觉得施耐庵很可能吃过女人的亏，仇恨女人，笔下的女人太多淫妇恶婆。潘金莲这个家喻户晓的坏女人的沉沦，其实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如果在今天，她可以向法庭上诉她的婚姻没有爱情的基础，她也可以在街道办事处办协议离婚。潘金莲作为一个女性符号，或可重新认识。”
我想，也正是这个“或可重新认识”，使魏明伦产生了艺术冲动，写出了川剧《潘金莲》，并由此引起轰动。而且，其轰动效应已远远超出了一部戏剧，成为社会关注的文化事件，给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思想界带来冲击。
因此，在文学馆这个《点评〈金瓶梅〉》的系列演讲中，我特地请来魏明伦讲“他”的“潘金莲”。“他”的潘金莲其实是取自《水浒》，而撇开了《金瓶梅》。他也自谦地说，从没有研究过《金瓶梅》，完全是从《水浒》中潘金莲的情节化出了自己的轰动之作，取舍了欧阳予倩的得失，另塑了一个潘金莲式的平民妇女，是如何从单纯到复杂，从挣扎到沉沦，从无辜到有罪，令人惋惜，令人同情。他更多地讲了川剧《潘金莲》产生的时代背景，造成的轰动，并由创作构思讲了他笔下的潘金莲这个女性形象，由反抗、委屈、追求到最后沉沦的生命历程。
作品所具有的思想意义的颠覆性，自然有它的时代性，这也是现在读任何一部作品，评价任何一部作品时，不能忽略掉其时代性的根本原因。也正因为此，时过境迁以后，可以比较心平气和地来看当时属于另类之作的川剧《潘金莲》。但妇女话题、女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回避的，而且需要直接去面对。魏明伦通过这样的另类视角，重新解读潘金莲，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成了相当多妇女的知音朋友。事实上，直到今天，社会所存在的妇女问题，我想，魏明伦在多数情况下也只能像他剧中的七品芝麻官一样无能为力。
这又说明今天所存在的女性的话题、问题，也还是相当繁多、复杂。不幸的命运各有各的不同，不幸的女性也是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命轨迹、生命历程。可每一个女性的生命历程都是她自己所书写的历史，而每一个女性的历史又构成了一整部的中国女性史。潘金莲仅仅是从古至今的中国女性史中的一个个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被视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另类。即便今天，以现代观点来看潘金莲，由于她所属的封建时代的特定时代性，我想更多人还是把她作为另类来看待。至少在一点上，她突破了法律底线，杀了人，这是不可原谅，也不能翻案的。至于说，她最初的由单纯走向复杂，由无辜走向沉沦，我想这也是大多数魏明伦的读者，或关注女性命运的男性所应该给予同情的。
由此，我想到，今天确确实实还有非常多的妇女在承受着像潘金莲早期所忍受的那种不幸和屈辱，她们在无奈中挣扎，也在内心中激烈地反抗，只不过常常把自己的那份自主、独立的女性意识压抑住；相反，又有一部分女性甚至比潘金莲走得更远，虽然没犯命案，却从作为女性的个性、欲望张扬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又使许多的现代男性活受罪，不仅事业要强，生理上也不能弱。因此，常常有现代男性感到困惑，当面对现代女性的个性张扬、独立，甚至欲望彰显的时候，他们无所适从了。女性话题转成了男性话题。有人认为魏明伦的《潘金莲》是艺术上的失败之作。我倒希望，如果时代、历史能够给魏明伦再次“失败”的机会，请他写一写现代男性的“潘金莲”。
男女话题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回避的。任何一个社会和谐的基础之一，一定是男性和女性关系的和谐，少了这一层和谐，整体的社会和谐将毫无生气。但在现代社会，如何真正、切实地构筑起男性和女性关系的和谐，又是个太难太大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男女，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爱情和婚姻又是那么的复杂。即便魏明伦有本事“失败”一次，或许多次，也只能为现代男性话题提供几个可能性的答案。
结语
以上拉杂了这么多，说实话，我还是不知该如何评价《金瓶梅》。我愿像我做“老舍之死”口述史一样，把多元的不同叙事，即把不同学者对《金瓶梅》的不同学术见解，呈现出来，与读者朋友一起分享。既如此，就不妨碍把郑振铎写于1933年的《论金瓶梅词话》里的话拿来作结语：“除了秽亵的描写外，《金瓶梅》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好书，我们可以说，它是那样淋漓尽致的把那个‘世纪末’的社会，整个的表现出来。……也许除去了那些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
“秽亵”与名著能够统一吗？掠鲁迅之美，我把《金瓶梅》称为一部窥视了人性深处的世情小说，如何？
金瓶美篇(三):金瓶梅
金瓶梅在线阅读：
金瓶梅1 金瓶梅2 金瓶梅3
金瓶梅4 金瓶梅5 金瓶梅6
吴敢教授：《金瓶梅》及其作者
有人给《金瓶梅》罩上诸多“第一”的光环：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非个人创作而为“集体累积”），第一部网络结构小说，第一部由人物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的小说，第一部最有争议的小说等等。因此，《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其作者 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 “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明屠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另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二、贾三近说。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 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问题在于，所有各说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譬如，不少人顺着从“兰陵人”中探查“嘉靖间大名士”的路子去寻绎等等。难免新说层出不穷，你既不能足以服人，我为什么不能另立他说呢？不可避免，新说中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因此，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呼吁：“在一部作品的作者问题无法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气力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时无法得出结论的牛角尖里兜圈子。” 但知人论书却是文史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从小说内证中去寻找作者，只能是一种启引与补证。应当在外证即直接证据上再下功夫。《金瓶梅》在明万历间刻板成书之前，以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目前可知藏有抄本的多至12家，其中拥有全本的即达4家，而且均系当代名流，其蛛丝马迹，一定在晚明笔记丛谈中还有载录。说句笨话，遍翻明代嘉、隆、万年间史料，是不会没有收获的。这工作虽然不必趋之若鹜，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前不久，江苏、浙江不约而同上报有电视连续剧《兰陵笑笑生》的创作计划。江苏该剧的创编，我是策划人与撰稿人之一。我们希望将“兰陵笑笑生”描绘成这样一种形象：出身基层，极具悟性，科举入仕，颇有政绩，于三教九流皆有交接，但官场沉浮，表面上嬉笑怒骂，骨子里忧国忧民，晚年隐居，乃娱以笔墨，独罪财色，遂成《金瓶梅》小说。 相信21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一定能撩开“兰陵笑笑生”的神秘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