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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世那件事是真的吗篇(一):孙维世那件事是真的吗？
看了温相的
《孙维世为何惨死?》
真tnn的黑
孙维世专案成员透露案件点滴
去年，我们走访了一个曾经参加过孙维世专案的“三种人”，他叫王××，他虽然不是孙维世专案的核心人物，不过还是在他的口述中得知了一些孙维世专案的相关背景资料，而且他提供的两个点比较值得关注，或许也是开启孙维世冤狱的一把钥匙。
王××说：“孙维世那个案子不能提，一提就做恶梦，好几年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孙维世在里面不到半年就给弄死了，那是早就有人关照过了，根本活不过整年去（指1968年）。一开始审她，我还去了，可去一次我就不去了，不是不让我去，而是我不敢去了，那不叫审，那就叫整，说得具体点那就是侮辱人，用书面上的话说就是蹂躏。我有次还问我们的头头说怎么这么整这女的，头头给我一份材料看，我一看，这案子来头太大了，上面都点名了。那几个专案的人整累了，回来喝水聊天时还说，那女的（指孙维世）性子真××的烈，还以为这是中南海呢？······孙维世死的那天我不值班，回来取东西时，听他们说她死了，要我们立刻赶去，我就去了，正赶上往外抬人，死的太惨了，身上就盖着一条白布单，脸上还有血。···后来八十年代让我们这些人交待时，我就把头头给我看的那个材料也给交待了，材料上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这是江青说的，那时候江青是什么人啊，她说的话跟圣旨也差不多，我怎么能记不得呢？材料上说孙维世从大庆回来还去见过毛主席，江青就指这件事说孙维世是狐狸精，是美女蛇，还说是她是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来上级组织把我交待的这段话给删了，也没给我解释为什么。”
这个回忆，第一，告诉我们说，孙维世被押入监狱挨整是有人存心要致其于死地，而且王××用的这个蹂躏想必大家也该清楚，狭义上的蹂躏对于一个女囚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二，江青漫骂孙维世的理由。第三，孙维世的惨死。
江青分别在1962年、1964年两次拉拢过孙维世，她要孙维世帮助她整理话剧，孙维世没答应不说，还对江青的杰作《杜鹃山》表示特殊的沉默。孙维世从大庆回来的时间应该是1964年以后，也就是说在江青拉拢孙维世未果的情况下，在江青看来又添新恨。
孙维世死状很惨，《话剧皇帝－金山传》中记载，孙维世死时遍体鳞伤、赤身裸体。王××回忆中也提及这一点，不过，这里我想顺便多说两句，汉语中的赤身裸体和一丝不挂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义词，互联网上介绍孙维世的冤狱多数使用一丝不挂这个词，我认为不够严肃，有故意闹噱头的意思在内。据王××自己说，孙维世死时的衣服穿的很少。不过，不管是一丝不挂还是赤身裸体抑或穿的很少，都直接反映了孙维世冤狱的黑暗所在。
试想，是什么原因能够导致让江青如此的仇视孙维世呢？是什么原因是让江青暗示可以用一切非人类的手段处理孙维世呢？
对照一下王莹、章泯的死就会有个侧面的回应，王莹因为争演赛金花一事开罪江青，章泯因为过去有和江青同居的历史急于被江青灭口，这两个人的死亡是江青直接插手过问的，也就是说在江青亲手弄死的对象中，真正属于“路线分歧、政策分歧”的几乎等于零，而最让江青恨恨不止的恰恰是私人之间的矛盾乃至仇隙。所以，孙维世这个案子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做如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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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世那件事是真的吗篇(二):孙维世不为人知的秘密往事(图)
任均，冯友兰的妻妹，孙维世的六姨，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梅兰芳”，五十年代的外交官夫人。孙维世为何被养父周恩来亲自下令批捕？批捕前的那段时间她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在监狱里又是怎样被非人折磨？苏联期间，有妇之夫林彪又是怎样苦苦追求孙维世的？与孙维世无话不谈的同龄人、她的六姨任均，也许更有发言权。任均晚年在口述回忆录《我这九十年》（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一书中，罕见披露孙维世不为人知的往事。
1949年孙维世送给任均的她与邓颖超合影。照片背面写有：亲爱的我的六姨 兰敬赠
孙维世，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女演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兼副院长，在演艺、导演、翻译等多方面建树颇多。不幸的是在“文革”中被江青等人迫害致死，年仅47岁，实在令人惋惜。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早年战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孙维世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申请要去延安，可谁也不认识她，只有16岁的孙维世一个人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后来周总理回来了，他不但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后来还一直把她带到延安，有“红色公主”之称。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从幼年时候第一次见面，到“文革”开始后最后一次见面，我叫过她的小名“小兰”，也叫过她的学名“维世”——这都是她的名字，她却一直管我叫“六姨”。但是，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维世小时候常住在外公外婆家，也就是我父母跟前。不管是在河南新蔡老家，还是在我父亲外出做事的住宅，维世都来住过。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姐姐们都大我许多。她们跟我玩儿，都是哄着我，不如跟一般大的小伙伴儿一块儿好玩儿。而且姐姐们常不在家，我觉得闷。维世生性活泼好动，她一来，我就特别高兴。两个小女孩儿，一会儿悄悄地商量这商量那，一会儿就撒了欢儿地疯跑疯玩儿。我二姐住在北京的时候，我也随父亲住在那里。我虽然是维世兄妹的姨母，但我比维世的哥哥宁世（孙泱）、济世还小几岁。因为宁世最调皮捣蛋，自然就成了这群小孩子的头儿。于是，我、维世、济世，就都跟着宁世跑这儿跑那儿地玩儿。那时我五姐在北京上学，也住在那儿，她身体不好，喜欢安静，最受不了宁世的淘气。二姐后来告诉我，那会儿，我五姐有病时，只要一听到宁世的脚步声，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可想而知宁世有多淘了。谁也没想到，宁世后来能变得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做过朱德同志的秘书，当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一次，孩子头儿宁世带领我们偷偷溜出去，到街上买东西吃，被我父亲发现了。我父亲——维世他们的外公——生气了，厉声说：“你们在街上乱花钱乱吃东西，一点儿规矩都没有！这还了得！都给我跪下！”于是，我这个小姨母，跟我的外甥、外甥女宁世、济世、维世一起，在屋外走廊里跪成一排。父亲骂孩子最爱说“狗东西”，我就跟外甥、外甥女们一起成为跪在那里的“狗东西”，听我父亲教训，谁也不敢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曾在陕西做事，带我在西安住过。姐姐们都不在，也没有别的小孩儿，我只好自己想办法玩儿。大人们都睡午觉了，我就拿根棍儿挑着个什么东西，前院后院地跑来跑去，玩儿出一身汗。但还是闷得慌，就老想维世，想让她来跟我一起玩儿。我整天跟母亲喊：“没人跟我玩儿！没人跟我玩儿！”母亲只能笑，拿我没办法。想着想着，有一天，维世真来了。那天，我看见从门里走进来的人群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小女孩。小兰！我太高兴了——又有人跟我玩儿了！在西安的时候，有段时间，父亲请了位教师，来家里教我和维世读书。开始，我们还觉得新鲜，没两天，就坐不住了。我们俩不想念书，想出去玩儿，就悄悄商量逃学的办法，怎么能不让大人们找到——那时我们常悄悄商量事情。我们不懂得走出院子去，只是在前院后院找地方躲藏。找来找去，找到一处席棚，下边有个破洞，里面可能是个临时厨房。我们俩特高兴，就往那洞里钻。钻进去，俩人并排，头朝里呆着不动。听见大人使劲儿喊我们，我们就捂着嘴悄悄地笑，得意得很，这下儿谁都找不到我们了。可是没一会儿，就听见跟了我父亲一辈子的随从田兴仁喊起来：“看见了，看见了，在这儿呢！”原来，我们俩的四条小腿、四只小脚，都在席洞子外面露着呢。田兴仁哈哈笑着，抓着我们俩的脚，把我们拽了出来。父亲的这位随从田兴仁，一直跟随父亲。我母亲在新蔡县给他娶了媳妇，我管他媳妇叫“田嫂”。田嫂叫我“六妹”。后来田兴仁死了，田嫂改嫁给我大表兄的儿子，她就改叫我“六姑”了。田兴仁把我和维世拽出来后，送到老师那儿。没办法，我俩只好坐下，接着念书。维世的父亲孙炳文牺牲后，我和维世都在开封上了小学。我父亲那时在开封万寿街租住了一套房子。那地方走不远一拐弯，就是龙亭、潘杨湖，我们常去。我在开封省立第二小学时，维世在另一个学校，白天不在一起。但是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维世从小就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两个小女孩儿，一个管另一个叫“六姨”，想来有趣。从小我就管维世叫“小兰”，可是维世只知道我叫“六姨”，好像那就是我的名字。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蹦来蹦去地玩儿。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地蹦半天才睡。一天夜里我醒来，觉得冷，发现身上没盖着被子。扭头一看，维世没了。床上只剩了我一个人，被子也没了。我就喊：“小兰，小兰，你在哪儿呢？”喊了半天没应答。我爬起来找，才发现，原来她睡在地上了。她裹着被子，从床上掉到地上，居然没摔醒，还睡得很香。长大以后，我每说起小时候这件事情，维世都哈哈大笑，说：“六姨你再给我讲讲。”到念中学的时候，我们俩不在一地儿念书了。我还在开封，在明伦女中念初中。维世却由我三姐夫冯友兰资助，进了北京的贝满女中。我也有一段时间就读北京的志诚中学，和维世一块儿在北京。那时我三姐家有块红地毯，维世特别喜欢，一去就让我跟她一块儿，光着脚在上面跳舞。她还学着指挥唱歌，我们一起唱：“云儿飘，星儿耀耀，海早息了风潮……”维世那时看电影看得多，喜欢表演。我其实也挺喜欢文艺的，但接触多的只是戏曲。后来我又回到开封明伦女中念完初中，进了开封的一所教会学校静宜女中读高中。二姐再回开封住时，就没带维世回来了。1935年，二姐任锐带着我和维世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俩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本来，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我们俩想学表演艺术，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带我们见了一个人，把我们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天一公司在徐家汇，二姐带我们找到那儿，我俩的吃、住、学，就都在那公司里了。安顿好后，我们就找不到二姐了，只能等她隔些天来看我们一趟。后来才知道，她那时做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正赶上有一个人叛变，二姐就搬家了，搬来搬去。所以，她住在哪儿，我们不知道，只能等她来找我们，不能我们去找她。在东方话剧社，我和维世假装是姐妹俩，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维世叫李琳。那时天一公司有个吴丽珠，她的小女儿跟我要好，我送了她一个小小的铜制圆墨盒。那墨盒我有两个，是在北京定做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我和维世来学习的这个班，由吴丽珠负责，一共就十几个学生。但是请来了当时的著名导演万籁天给我们上课，讲表演等。那时，不少新文艺工作者到那里去，我和维世见到好多人，有崔嵬、王莹、左明等。江青那时候叫蓝萍，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萍”。左明也给我和维世送了照片，上面各写着送给李露、李琳。学习期间，天一公司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王莹、顾而已、叶露茜、蓝萍等演的话剧《钦差大臣》，蓝萍在里面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大概两三个月，课程完了。因为天一公司的电影在南洋有些影响，吴丽珠就想带我们去南洋发展。但二姐不同意，我们就没去。那之后，我回了开封，继续在静宜女中上学，维世也回北京上学去了。后来，我又去北京上学，同时学点儿钢琴和京剧。维世则又去了上海，演了电影，成了初露头角的明星。再见维世，就是在延安了。父亲送我刚到延安时，我们住在统战部招待所。二姐和维世都在马列学院。记得有人领着父亲和我去马列学院找她们，半路上，老远见到了正要来看我们的二姐和维世。我们高兴极了，拥抱在一起，一块儿回到我和父亲住的地方。当时我刚到延安，需要赶快安排。那时候投奔延安的青年，一般都先入抗日军政大学。大家接受了维世的建议，让我不进抗大，而是直接考鲁迅艺术学院。我便去了。鲁艺考试的老师是姚士晓，他让我读了一段儿丁玲的词，还读了一段《顺民》的台词，并且带表演，就录取我进了戏剧系。父亲离开延安后，我就住到鲁艺去了。维世和我二姐当时在延安的马列学院母女同学。那段时间，一到星期天，我和二姐、维世就见面。平时，我没事儿的话，一有空儿也去她们那里。就像小时候一样，我跟维世什么都聊。她常给我说些外面不知道的事，各种各样的。她不喜欢江青，也跟我聊。那会儿在延安，江青倒是一直对她挺客气的，但她看不上江青。江青约她，她都不去。因为来延安前在上海时，她知道江青的事儿太多了，觉得那人品质不好。所以，江青后来才非要置维世于死地。再加上一个叶群。如果在苏联林彪不追维世，恐怕也没有叶群害维世的事情了。维世找对象，总是想找一个能在一起共同搞事业的，有共同语言的，不愿意找一个政治首长，让自己去依靠丈夫。在延安时，就有一个领导找我二姐，想娶维世。二姐说，孩子还小呢。维世知道了，当然也不愿意。林彪在苏联追维世追得厉害，但维世就是不愿意嫁给首长。林彪临回国时还说要等她，回来以后跟叶群结婚了，但心里没忘记维世。结果叶群吃维世的醋，吃得厉害，所以也要让维世死。我到延安前，江青曾在鲁艺做女生生活指导员，大家都不喜欢她，后来她就到马列学院去了。那时常有人背后议论她30年代那些绯闻。我进鲁艺的时候，已经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做指导员了。我听二姐讲，江青在马列学院也不招人喜欢，有时大家在窑洞里聊得正高兴，江青进来了，大家就都不说话了。江青站了会儿，见没人理她，悻悻地说：“不理老子，老子走！”一转身，出去了。我觉得挺可笑的。王一达跟田方、甘学伟、张平、张承宗他们一起在鲁艺实验剧团时，剧团曾准备排练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达等几个人参加排练，剧团请江青来演女主角卡杰林娜。大家跟江青一块儿对了好几次词儿，江青也认真领会了剧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说，毛主席不让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没了，这戏就搁置了。一达他们就开玩笑地“敲竹杠”，让江青请大家吃了顿饭。在延安时，大家都说江青脚趾头是六趾，但谁也没见过。不过她穿鞋绝不露脚指头。连她穿的草鞋，都是把鞋的前部打得满满的，再用红绳子装饰起来，不露脚指头，还挺好看。我最早接触江青，就是跟维世一起在上海学习那次。到延安后，江青老看我们的戏。不过跟她也只是认识而已，没什么来往。她那时挺热情，有时在路上碰见，就招呼说：“任均，有时间到杨家岭来玩儿嘛！”因为平时没什么接触，心里也并不喜欢她，所以我也就没去过。维世在马列学院也演戏，我还去看过。我到后台去找她，看见在剧中演丈夫的同志开玩笑说维世：“这哪像我老婆呀？像我女儿！”我那时虽然喜欢演戏，但我知道我的个头、形象等等条件不是多好，不是多适合演戏。可那时没人，只要你一哼哼调子，人家就觉得你会。后来我就服从组织分配，毕业后到了鲁艺平剧团演戏。其实我哪里比得了人家科班的戏剧功夫。我只是到延安前票过一出半戏，学过点儿。以前家里有留声机，有些京剧唱片，我手摇着给留声机上弦，听过一些，唱腔都是从那里学的。在延安时，观众真给鼓掌欢迎，也就弄得自己真敢演了。可维世不一样，她不光是条件好，表演也好。到延安前她就已经演过电影了。在延安，维世演过一个戏里的大小姐，演得很好，后来大家因此不叫她的名字，叫她“大小姐”了。1939年，是延安很艰苦的时期，缺吃少喝的。我和维世都还年轻，馋得厉害。一次我二姐生病，维世费了好大劲儿，求人搞到了一点儿大米，很少的一小杯。我们俩特别兴奋，因为那点儿大米太珍贵了。我们一起给她妈妈煮了一大碗粥。好久没见到大米了，闻到大米粥的香味，我们俩都忍不住想尝一尝，就一人尝了一小勺。尝完了，咂巴咂巴嘴，太香了，又想尝。我们就又一人一勺。然后，我们说“最后一勺”，便细细品尝，竟停不下来。一会儿，我们发现，一碗粥只剩半碗了。我们互相看看，笑了起来，赶紧给二姐端过去。可惜，同聚在延安的时间不长，二姐和维世就都离开延安了。二姐从延安去重庆大后方工作时，我和维世一块儿去送。战争年代，每次分别，都不知道何时再见。我们流着泪送二姐上了汽车。二姐说：“别哭了，我不久就会回来的。”目送二姐远去后，维世跟我约好，下周日她去我那里再聚。没想到，第二天维世也走了。维世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妈妈也不知道，是偶然走的。那个周末我没出门，只等维世来聚，可是没有等到。那时也没电话什么的，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来，只以为她是有事情绊住了。又过几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她从新疆托人带来的信，非常奇怪。打开一看，才知道她已经离开延安了。二姐离开了，维世突然间也走了，我心里空空荡荡，非常难过。我便把这封信仔细收了起来，就像珍藏友情，珍藏亲情。我自己也没想到，维世匆忙之中写的这封信，我一收就收藏了七十年：亲爱的六姨：连我自己也想不到，送妈妈走的第二天早上就这样匆促的离开了你，这个原订的来看你的星期日之约也不能赶到，我想你一定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我！六姨，分别了，工作是由组织的分配，去的方向住址也未定，暂时的通信恐怕不很容易，有可能的话，我一定不会忘记给你写信的。六姨，希望你千万不要难过。送别妈妈时，我们俩的眼泪都是不该流的，我愿望你是又快乐又健康。见面并不是困难的事，我们应该努力自己的工作或学习！还账零用后，钱还有多，这五块钱带给你用！妈妈处我已有信及电报给她，她的通信处：“重庆，机房街70号，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你有工夫多写信给她！不尽，匆祝努力与康健！友梅后来维世告诉我，那天，周恩来副主席要去苏联治疗胳膊骨折，她跟大家一起去送，临时她也想去，周说那要请示毛主席批准。维世当时就跑去请示毛主席，主席签字同意了。维世就上了飞机。飞经新疆落地时，她抓紧时间给我写了这封信，信里还夹带了五元钱。维世的原名就叫“孙维世”，也叫过“任友梅”，在苏联时叫“孙克英”。她没叫过“孙光英”。维世去苏联了，我在延安，一下子远隔万里，不通音信，让人惦念。第二年春，一天我出门，在路上遇到原鲁艺同学田民。他说：“任均，我带来了周副主席给你的信！”我知道他爱开玩笑，不信，说：“周副主席给我的信？我不信。”他真的拿出一封信递给我，说：“你不信？拿去看！”我接过来一看，信封是墨笔直写三行：“烦转/任均同志启/周讬”。真是周副主席的亲笔字。我忘了对田民说句“谢谢”，急忙拆信。周恩来副主席的信是：任钧同志：颖超同志走前本想和你一谈任锐同志在渝及维世在苏的情形，惜走得太快，未能如愿。前晚看到你的拿手戏，赞佩不已！你有什么东西或信要带给任锐及维世的，我可给你转去。维世在苏常谈到你。星期日有暇，请来中央局玩玩。此致敬礼！周恩来四月廿二从周副主席的信里能看出来，二姐和维世都挺好的，我心里很安慰，很高兴。但没听邓大姐谈情况，错过一个能知道二姐和维世详细情形的机会，我又很惋惜。记得我第一次见邓大姐，是去马列学院看二姐的时候。那次，我和二姐在路上走着，遇见一个和蔼的女同志，比二姐矮点儿。二姐站下，跟她有说有笑，然后给我介绍说，这是周副主席的爱人邓颖超同志。收到周副主席的信后，我曾叫我的鲁艺同班同学王思真陪我去趟中央局周副主席那儿，她不去。没人陪我，我也就没去。但我常想，维世在异国他乡，现在什么样子了呢？二姐调回延安工作后，我常去杨家岭找她。一次去杨家岭，我路过任弼时同志的窑洞时，正碰见任弼时同志走出来。他问我：“任均同志，你去哪儿呀？”我站下，说：“我去我姐姐那儿。”任弼时同志也站住，热情地跟我说起话来，很关心地问长问短。说话间聊到维世，他问我：“维世在苏联挺好的，你有她的照片吗？”我说：“我没有。”他说：“我给你！我有好几张呢。你等等。”他转身回窑洞里去，我在外面等他。过一会儿，他拿了一张维世的照片出来，说：“这是维世给我的，你拿上吧。”我一看，是一张维世在苏联照的半身照，可漂亮了。我高兴极了，看来看去，一个劲儿地谢谢任弼时同志。那时候，二姐也给过我一张维世的照片。那是维世在苏联时跟林彪夫人张梅的合影，是她从苏联寄给母亲的。张梅同志是陕北人，很漂亮，人称“陕北一枝花”。她在陕北嫁了林彪，陪着去苏联养伤。维世在照片背面写：“妈妈：这是林彪同志的老婆。她年纪也不大，会唱陕北歌‘……你妈妈打你对你哥哥说……’哈哈！”看着这照片，读着维世嘻嘻哈哈写的字，一个欢蹦乱跳的维世就好像来到了我眼前。没想到的是，维世在苏联一呆就是六七年，经历了苏德战争，也千辛万苦的。那段时间，她学习戏剧，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教育，这为她后来从事戏剧导演工作奠定了基础。后来维世回国，先在东北，国内战争爆发后，她没再回到延安。1946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前，我到了晋绥边区。一天碰见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她告诉我，前段时间维世和我二姐都在这附近参加搞土改。二姐身体有病，维世就陪着她离开了。真可惜，我到这里晚了，没见到她们，不知道她们上哪儿去了。1949年，在天津天和医院的病房里，我又看到二姐和维世了。而这次见面，我们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二姐病得很重。维世从来非常孝顺母亲，现在，她又是跪在母亲的面前，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又是来回找大夫，叫护士。第二天，二姐去世了，我和维世都哭得死去活来。我们一起陪着二姐的棺材，从天津回到北京，把她安葬在万安公墓。我和一达那时带着孩子住在北京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维世跟组织上说，想和六姨住在一起，组织上就把她也安排到翠明庄了，住我们隔壁的房间。大家都知道维世的母亲刚刚去世，报纸上也登了，来看她的人特别多，我和一达就帮忙接待。周恩来夫妻俩也来过。一见维世，邓颖超就把她抱住，哭了。我抱着女儿乔乔在旁边，看到周恩来也很难过。大家在维世那房间里坐了很长时间，维世一直哭，他们老两口就一直劝慰。一天，王明、孟庆树夫妇也来看维世，不巧维世不在，就到我们房间里来坐。他们问我二姐去世的情况，和维世的情况，聊了一会儿，留了地址，让我们有时间去他们家玩儿。王明夫妇在延安时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跟维世是亲戚。那时我看，王明是个和善的男人，孟庆树是个漂亮的女人，在延安时曾经流传王明以前追孟庆树的故事。后来我和一达到天津工作，维世则在北京做了她最喜欢的工作——导演。一放假，她就回她邓颖超妈妈家去。她管邓大姐叫“妈妈”。我们每次从天津来北京，一定会去跟她聚会。开始在东单三条，后来她和金山住在张自忠路，跟欧阳予倩等人一块儿住在一个深宅大院里。维世和金山也到天津去看过我们几次。金山跟着维世叫我“六姨”，六姨长六姨短地叫。多年后，“文革”结束以后，维世已死，金山还是叫我“六姨”。一达好和他开玩笑，老是跟他笑说：“你别忘了我是你的长辈，我是你的六姨夫呀。”金山那人也好开玩笑，两个人一见面老是嘻嘻哈哈的，后来都成老头儿了，还总是没个正形儿。我们在天津时，维世每次去开会或办事，都一定去家里看我。有次她从苏联回来，先到了天津，给我带来一大堆孩子的玩具和衣服之类，可把我高兴死了——孩子有穿的有玩儿的了。她知道我孩子多。后来我在保加利亚生的小儿子卡林，会走路后在那里穿的一件紫红丝绒小大衣，谁都说好看，就是维世从苏联买来给我送到天津的，我给带到保加利亚去了。每想起维世有一次专程到天津来看我的情形，我都很难过。那是金山在朝鲜犯错误以后。维世跟金山结婚，连周总理都不同意，邓大姐也不高兴。但是维世觉得跟金山说得来，剧本、演员、舞台、表演，有说不完的话，有共同事业。她还是不愿意嫁给当官儿的。金山是老地下党员，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艺术上才华横溢。但他天性风流，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时，居然跟金日成的女秘书搞上了。据说金日成因此一怒之下把那个女秘书处理了。金山被送回国来，也面临着严重的惩治。维世压力很大，没人交流，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天津来找我说话。那时我正忙，“左”的路线下，整天得开会，忙着批评和自我批评，弄得人束手束脚的。维世那次来，只住了一个晚上。说话间，我看她不似平日高高兴兴的样子，就问她，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她就跟我说金山在朝鲜犯错误的事，我很吃惊，说那怎么办？维世说想跟金山离婚，还说总理气得说应该枪毙金山。我问她你们要是离了婚，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维世说，我要是跟他离婚，他就得死，他不愿意跟我离婚。维世那天情绪很低，告诉我说，人家开会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后面听，还叫她表态，弄得她非常难受。从小到大，维世总是那种开朗和倔强的样子，我没有见她这样发过愁。此刻，我面前的维世真可怜。那天我们聊到半夜。我看她难过的样子，却无能为力，只能尽量地宽慰她，温暖她，跟她说别太难过了，金山以后应该再不敢了，还是帮助他改正错误吧。第二天早上，维世从我家走，情绪仍然低落，但在她那么伤心苦恼的情况下，我竟然没有请假，没送她到火车站。我只把她送到了家门口，看着她自己慢慢地步行远去了。这么多年来，我常想起那天早上。维世那时心里很苦，特意从北京跑来找我倾诉，我怎么就不能再多给她一丝温暖，把她送到火车站呢？我怎么就能站在家门口，看着她孤独无助地远去呢？对此，我后悔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每每想起那天早晨维世那踽踽远去的背影，还是后悔莫及，泪流满面。我心疼维世！维世要是跟金山离婚，金山真就后果难说了。维世最后还是决定不离婚，这等于保了金山。在天津目送维世走后，我们再见面，是在北京了。那时我和一达常回北京，开会、学习什么的，所以常看维世的节目，也去她家做客。金山正狼狈着时，我们又去了。他好像有些紧张的样子。他会做一手好菜，那次给我们炖了一锅红烧肉，还告诉我们用酒炖肉才好吃。可是他往桌子这边端的时候，那一大锅红烧肉，“啪”地一下儿掉地上，一锅肉不能吃了。弄得维世也很尴尬，叹了口气，还安慰金山。后来我们出国工作，回国休假时，住在北京和平宾馆。金山和维世抱着他们的养女小兰——跟维世的小名一样，好几次来和平宾馆看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回国工作后，在广安门那边住过一个四合院，后来又搬过两次家，维世都来。我们时常见面，你来我往。那些年，维世把精力全投入工作，排了几个大戏，都很成功。每次见面，我们都很为她高兴。虽然在日常生活里，金山对维世很好，维世对金山很专一，但维世心里的苦，无法对人说。我们知道了，也不能提起。对维世婚姻生活的不幸，我始终非常同情。社会上后来有多种无聊传说，说维世这个那个的，甚至还有凭谣传写书挣钱的。那就都是假的了。最典型的一个传说，就是说维世跟毛泽东同乘火车去苏联如何如何。想象力强的，写得绘声绘色的。其实，我们都清楚得很，维世根本就没跟毛泽东一起坐火车。那之前，维世先去了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然后到莫斯科，奉命在中国驻苏大使馆里住了很长时间，等着毛访苏时做翻译工作。毛上火车时，维世早已经在苏联了。据我知道，毛泽东根本不喜欢维世。“文革”前，一位听过毛谈维世的朋友跟我说过，毛主席不喜欢孙维世，太开朗活泼了。可是，人死了，想怎么编就怎么编。维世只是因为漂亮，死后就被人编出些不三不四的故事。甚至，竟有为了哗众取宠，往长辈周总理那儿编的。那些说法儿都是想象的、虚构的，那不是我了解的维世。我了解的维世，性格非常开朗，脾气又很倔强，对待工作忘我投入，对待长辈孝顺关怀，对待婚姻理想主义，对待感情专注如一。维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当年维世到晋西北和她母亲一块儿搞土改时，母亲病重了。在我到晋西北之前，她们一起离开了那儿。从那时起，她就再没离开过她的妈妈。她知道她妈妈把他们兄弟姐妹带大，受了很多艰难困苦，太不容易了。我二姐病重那两年，维世一直和她在一起，照顾她。宁世和维世陪母亲住进天津的医院后，兄妹俩一起伺候了一段时间。后来宁世因为工作需要，就离开医院去东北了。剩下维世一人留在医院，跑前跑后，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服侍母亲。我和三姐从北京赶去医院时，看到她给妈妈喂饭，都是双膝跪在地上，凑在病床跟前，轻声细语地跟妈妈说话。我想，这两年来，她眼看着母亲越来越虚弱，自己却没有回天之力，心中一定非常难过。三姐看着维世疲累的样子，很心疼，感慨地对我说：“维世真是个孝顺的孩子！”维世跟她的外祖父感情特别好，非常敬爱她的外祖父。小时候我们俩一起念书时，就是我父亲——她的外祖父带着我们，关爱我们，训斥我们，教育我们。我们老家管外祖父叫“姥爷”，管外祖母叫“姥娘”。维世常对我说：“我的姥爷可不是一般的姥爷。”这里面有她对姥爷的崇敬，有她因姥爷而生的自豪，也有她对姥爷的拳拳孝心。姥爷来北京开会时，维世也一起参加。她总去看望姥爷，还跪着给姥爷洗脚。我这儿留有一封约50年前她从北京写给外祖父的信：亲爱的老（姥）爷：接到你的信，心里很高兴！老爷汇来的钱，无法兑换成德国的马克，所以还是给您老人家寄回，请老爷就用这笔钱把皮大衣改一改，千万不要忽视冬季的保暖！老爷要买的药，我一定设法去买，请您老人家放心！老（姥）娘身体好吗？请您告诉老娘，我们看见老爷身体健康，精神很好，我们心里很感谢她！要她老人随时注意老爷的身体，注意老爷和我订的爱国公约，并督促老爷的实行！我从国外回来时，老爷的衣服一定就做好了，有老娘照顾老爷，我们心里也放心多了！亲爱的老爷，您可要注意身体！您老人家的身体好，我们大家都高兴。我们希望下届会议时，你和老娘再到北京来！有工夫给我写信。敬祝您老人家健康！问老娘好！孙兰上一月十四日那之后，维世从国外回来，约我一起去郑州，带着她给外祖父买的药，看望外祖父。我也很想去看父亲，可是当时不好请假，没去成。维世就自己一个人，专程坐火车去郑州，看了她的姥爷，给姥爷带了很多滋补品、衣物，还给她的后继姥娘送了一对金耳环。我父亲后来给我的信里说，维世去看他，跟他谈了很多，说说笑笑的，给他带去了很多快乐和欣慰。“文革”中，维世跟我最后见面的时候，世道已经大乱。她跟我说起外祖父，忧心忡忡，担心老人也会受到冲击。我心里也很不放心，但还是宽慰自己，也宽慰维世，说：“那么老的老人，他们不至于下手整他吧？”维世对养父母周恩来、邓颖超也很孝顺。两位长辈觉得她懂事儿，所以喜欢她，连她的妹妹，也关怀照顾起来。周总理和邓大姐之所以这样，最主要的，是因为维世是孙炳文、任锐的孩子。他们觉得，抚育故人遗孤，是一种责任。这是过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现象，从“赵氏孤儿”那会儿就开始了。周恩来抚育维世，朱老总培养孙泱（宁世），包括黄志烜抚养粤生（新世）、帮助济世，其实都是一个字，忠孝节义的“义”。他们三个人，是孙炳文生前最要好的朋友，所以要管孙炳文的孩子。邓演达、房师亮、冯友兰他们帮助我二姐和孩子们，同样是因为这个“义”。我父亲一生，也是把抚恤辛亥烈士后代视为责任的。现在的文化中快没有这些了，没什么人理解了，所以才能产生出一些龌龊的想象。不管最后维世和宁世是怎样的结局，我作为家人，永远感谢周恩来、朱德那些年对二姐的孩子的抚育之恩。一晃十几年忙碌过去，家人团聚，亲友往来，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间，“文革”骤至。谁都不会想到，维世的生命旅程，即将终结。我清楚地记得我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地点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时间都是在“文革”开始不久，都是晚上。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维世带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主要的，她跟我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儿太多了。”我们聊了很多当时“文革”的形势，还有江青过去的事情。那段时间，我的两个小儿子学校没事儿，爱在家里玩剪纸，自己把一些画儿和毛主席的照片设计成剪纸图案，再剪出来，弄得挺好的。维世在我那儿聊天，偶尔看到了那些剪纸，可喜欢了。她很高兴她的小弟弟们有这样小小的创造性，乐呵呵地欣赏了半天。第二次，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就告诉我，哥哥死了。孙泱死了？我大惊。她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杀，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她很难过。我们谈孙泱，谈他的家人孩子，都觉得他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杀。我们想起来小时候宁世带着我们一起淘气，难过极了。然后我们一起还是说江青。她问我：“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我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她一块儿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萍’的？还在呀。”维世说：“就是那个。六姨，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我理解她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我知道维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过的人倾诉。聊一聊，心情会好些。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我说：“她们是想‘清君侧’。”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不知道是“杀功臣”。我和维世还议论说，江青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多年了，毛主席应该把她教育改造好了吧？不至于太坏了吧？维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使我想到戏剧故事中的乱臣贼子，对一哄而起的“文革”，忧心忡忡；对维世的处境，提心吊胆——那时候好多人在非正常死亡。但她的自信又让我心绪稍安，而且我觉得，有周总理、邓大姐在，维世起码能有生命安全。临告别时，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可是，那以后，她再也没来过我家。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发出了五封申诉信，分别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孙泱、金山的事儿没人理，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最后见面那次，我看着她美丽而又自强的面容，听着她愤愤而又自信的话语，对她的前程也有些许乐观。我没有去设想残酷的明天，更没有去想象悲惨的结局。我想，维世聪明，她一定能溜出来，能悄悄地再来找我。我们俩从小就一块儿溜出过学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来的。谁料，今生今世，我们再没见面！江青他们那时整维世，主要目的之一是搞周总理。但是维世直到被害死，也没有屈服。我了解维世的脾气，她倔强得很，肯定是越打她，她越不屈服，打死她，她也决不低头，也不会乱咬一句。她的性格像极了她的父亲孙炳文。一定是这样的。维世被捕后，直接被关进了北京德胜门外的监狱，死在了那里。后来听说，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送到周总理那儿。过后总理批捕了维世。维世死后，邓颖超曾跟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件事。她对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待。”谁都没想到，这么阴险，直接给害死了。邓颖超和周总理曾索取孙维世的骨灰，得到的回答是，作为反革命处理了——大概就是当垃圾扔了吧。我想，邓颖超同志说的“你们得给个交待”，指的是政治方面的规则。总理一起批捕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他的养女等。这说明他这次批捕的对象，是他自己的人。这样的话，政治上的对手就必须对他有个交待，不能任意处置。这里面按说是有平衡有制约的。没想到江青她们胡来，不按规则出牌，使总理失算，没保住维世。现在有文章怀疑说总理为了政治计算，想让维世死，这也太不着边际了。“文革”初期，维世的哥哥宁世——就是孙泱——也来过，谈话都是围绕“文化大革命”，想不通毛主席为什么会这么干。宁世也在外婆家住过。他相貌英俊，一表人才，是一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又乐观积极的人。他早年留日，颇有才华，很受人尊敬喜爱。在延安时，他曾多次到鲁艺来看我，结果我的几个女同学都喜欢上他了。“文革”开始时，宁世在中国人民大学当副校长，受冲击很厉害。不久后，人家说他自杀了。听说他死了，我心如刀割！我绝不相信他会自杀，一定是被人杀了。他和妹妹维世一样，没有留下骨灰——被处理了。我想，革命烈士的后代，怎么会遭如此劫难？对此，我无法释怀。他的妻子石崎也失去自由时，他那几个幼时淘气可爱的孩子，度过了很长一段艰辛的日子。短短的一阵昏天黑地、疾风骤雨，宁世、维世兄妹俩，就都没了！我回忆起从小和他们兄妹在一起玩耍，到延安后时常相聚，建国后更经常往来，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想着这些亲情、友情，我悲从中来，但是又不能有丝毫流露。那时，我们单位给我贴的大字报都跟我们这个大家庭有关系：“请看任均的社会关系：日本特务孙泱、苏修特务孙维世、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连地上都铺着。真是岁月荒唐呀。“文革”中邓小平同志复出时，有了给维世平反的希望。我和一达，还有新世、金山，四个人曾一起到一个地方去看“中央文革专案组”认定孙维世是“现行反革命”的结论。结论总共只有短短几行字，维世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她“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维世和李莎，还有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莉，在苏联相识相熟，是一起从苏联回国的。50年代，林莉曾住在李立三家里，维世只要有戏票，就送给她和李莎。后来，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找不出维世的问题，就拿十多年前的这件小事，给维世作出了“现行反革命”的结论。看到这个如此简单的结论，我心里很惊讶。老话儿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江青她们，却连借口都不用找，随便就说人家是“反革命”了，随便就把人弄死了。那材料不让抄写，是一达还是金山来着，组织我们每人背几句，把给维世的结论背了下来。然后，以这个结论为根据，由新世以妹妹的名义上书毛泽东，要求给姐姐孙维世平反。邓小平主政期间，批准了给维世平反的事。但是还没办，他就被“四人帮”和造反派们鼓噪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整下台了。“文革”结束后，才正式开了给维世平反的会。我珍藏着几张维世的照片。每每翻看，维世的音容笑貌，总在眼前。宁世死的日子，维世死的日子，我都记下来了，永远不想忘掉。宁世死的日子是1967年10月6日。维世死的日子是1968年10月14日。维世死了五年以后，家属才得到她死亡的正式通知。没有任何家人见到过维世的遗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是，到现在也不知道，维世和宁世到底是怎么死的。杀害他们的凶手，一定希望自己被人忘掉，但一定更希望自己被人宽恕。因为，唯有被宽恕了，他们才能免下地狱。其实，他们可以用真相换取宽恕。站直了，告诉人真相，让以后的人都知道真相，他们才可能有真诚的忏悔，他们就马上能得到宽恕。一定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文革”开始时，维世的养女小兰十三岁，无人照料，孤苦伶仃。维世对小兰视同己出，如掌上明珠，给这孩子起的名字，便是自己的乳名“小兰”。她生前最后的岁月里，一定非常思念和担心女儿。幸喜那孩子天性也坚强乐观，快人快语。因此，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在举目无亲的长江岸，她活了下来，也成长起来。今天，维世的这个孩子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在海外生活得非常好，每次回国来，都要来看我，搂着我亲热地叫“六姨婆”。她愿意跟我谈她的妈妈，她一直深深地爱着她的妈妈孙维世。我想，这足以安慰维世了
孙维世那件事是真的吗篇(三):周恩来养女孙维世被害真相(组图)
周恩来养女孙维世被害真相(组图)
(2010-08-04 01:56:07)
转载
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周恩来》中有这样一组镜头：1968年10月，周总理在办公室里看阅公安部送来的有关孙维世的死亡报告书，“在押犯孙维世于10月12日晚11时送公安部医院，诊断系蜘蛛膜下腔出血，经治疗无效，于14日下午3时30分死亡。特此报告，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周总理心情特别沉重地在孙维世死亡报告上批示并告诉秘书“马上送公安部，叮嘱他们要保护好孙维世的遗体，准备检验。”秘书奉命走后，周总理陷入回忆中……
1939年8月，延安。周恩来伤臂缠着绷带，正在办公桌前与邓颖超、孙维世谈论去苏联莫斯科的事。孙维世说：“爸爸、妈妈，毛主席批准我跟你们一起去苏联了，可以见到斯大林，去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还要去莫斯科小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学校，可看好多好多戏……”
周总理拿着孙维世的遗照在沉思着……秘书进来说：“总理，孙维世同志的尸体已经火化了，他们说按反革命处理的，连骨灰也没留下。”
周总理拍案而起：“太不象话了，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烈士子女呢！”
以上这几组镜头虽然是电影中的几个画面，但却是历史事实。早在1937年延安时期，孙维世是江青的战友、同事，也是朋友，可到了1968年3月1日，孙维世便成了江青的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的“仇敌”，不仅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而且到10月14日被迫害惨死狱中，这完全是江青为了掩盖她自己丑恶历史而一手制造的大冤案。
年轻漂亮的孙维世是周恩来夫妇的掌上明珠
朱德周恩来挚友之女、延安的“大小姐”
周恩来的这位养女就是孙维世。孙维世与其兄孙泱，是朱德挚友孙炳文烈士的儿女。
1922年孙炳文与朱德由老家四川赴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留学，寻求革命真理，同年11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孙炳文回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曾参加北伐的筹备工作。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因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于4月16日被捕，坚贞不屈，20日壮烈牺牲于上海龙华。
父亲牺牲时，孙维世才6岁。母亲任锐当时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只能将年长的哥哥孙泱带在身边做个帮手，无暇顾及年幼的女儿。
1937年，位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半大孩子，吵着要进办事处，问他们有什么事，说要报名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卫兵看他们年纪太小，又无熟人介绍，当然拒绝。后来男孩子因事走了，可女孩硬是不走，站在门外哭泣。卫兵愈是劝，她哭得愈厉害。
这时外出办事的周恩来正好归来，便走过去询问，摸着小姑娘的头说：“才16岁呀，你还是个娃娃嘛，你回去问一问你爸爸同不同意你去？”这一问，女孩哭得更厉害了：“我没有爸爸了，爸爸被国民党枪毙了！”周恩来急忙问道：“你爸爸是谁呀？”“孙炳文。”周恩来大吃一惊，一把抱住她：“你是小维世吧？”“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周恩来，是你的‘周爸爸’呀！”女孩失声痛哭——她就是倔强的孙维世。
正如后来许多第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跟孙维世开玩笑时说的那样，她5岁就参加了革命——孙炳文1925年回国以后先到广州，周恩来南下和他秘密接头，为防特务跟踪，孙炳文抱着未满5岁的孙维世，让她的脸朝着自己的身后，叮嘱她看有没有可疑的人跟着。周、孙二人坐下来谈话，就让孙维世站在外面以玩耍为掩护放哨。孙维世从小活泼可爱，嘴也甜，见了长辈就叫，周恩来夫妇叫她女儿，她也就甜甜地叫周恩来夫妇为“周爸爸”、“小超妈妈”。
周恩来夫妇认为应该减轻任锐的负担，不能让她拖着两个孩子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作了，这样下去不但对不起孙炳文烈士，也对不起任锐，更重要的是孩子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周恩来一向关心烈士遗孤，更何况他还是孙炳文的入党介绍人呢。地下交通员找到任锐，将孙维世接到周恩来夫妇身边。由于邓颖超病后不能生育，孙维世从此成了周恩来夫妇的掌上明珠。
抗战爆发后，根据组织上的安排，任锐带着儿子孙泱来到延安。在周恩来夫妇的关爱下，孙维世一下子有了两个家，她读书很用功，有不懂的地方常常是邓颖超晚上坐在油灯下教她。
1938年，年仅17岁的孙维世入了党。当她将这个消息告诉周恩来夫妇时，周恩来高兴地用手摸着她的头说：哎呀，这才几年，我们的维世真的就长大了。
由于孙维世与周恩来夫妇的关系，她也经常到毛泽东家里去。毛泽东和江青当时也很喜欢她。1938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江青和孙维世参加了话剧《血祭上海》的演出，江青在剧中扮演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小姐——后来有人据此称江青为“姨太太”，称孙维世为“大小姐”。
1939年，周恩来准备赴苏联治病，与邓颖超谈起此事时，两位长辈想到了烈士遗孤孙维世，但要带她出国还需毛泽东批准。孙维世知道后立刻飞身上马，直奔毛泽东的窑洞。得到毛的批准后，周恩来夫妇便带上已经长大了的孙维世，向赤都莫斯科飞去。
周恩来在苏联治病的同时，也在为这位“女儿”的未来考虑。苏联是一个酷爱艺术的国家，只要一有时间，周恩来夫妇就会让苏联朋友带着孙维世去看歌剧。当时许多烈士的子女都在莫斯科学习，有的学军事，有的学工业，却很少有人学艺术。周恩来夫妇看到孙维世喜欢歌剧，就鼓励她认真地学习这门艺术。
于是，孙维世报考了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
与年轻的林彪相遇莫斯科
孙维世在莫斯科学习期间，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八路军将领，他就是当时的抗日名将林彪。
林彪带领八路军在平型关与日军交战取得胜利，消息传出后全国上下为之沸腾，他的名字也因此响亮起来。1937年春天，林彪在山西战区再次与日军交战，同样取得胜利。看着缴获的日军武器和押解着的日军俘虏，林彪非常高兴，他穿上缴获的日本军官的大衣，骑着东洋大马兴奋地在刚刚平息的战场上飞奔，连警卫员也被抛在了身后。
此时参战的各方部队正在清理战场。国民党阎锡山部队的士兵远远看见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骑一匹日本战马飞奔而来，举枪便射。林彪不幸负伤，差点从马背上跌下去，等警卫员赶到时，他的军装已渗出了鲜血。
1938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去苏联治伤。莫斯科的许多中国烈士子女邀请林彪去作报告。看着这位为抗日战争作出大贡献的年轻名将，烈士的后代们都很羡慕。
就在这时，林彪认识了孙维世。他们同样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林彪向孙维世谈了很多国内抗战的情况，孙维世很感兴趣。在交往中，两个人很快就熟悉了。
孙维世长得端庄、秀丽，常有笑容，在延安读书时就是学校里有名的美女。在交往中，林彪对她产生了好感，当时曾向孙维世求婚，但被孙维世拒绝了。
1942年林彪回国后，在延安与叶群结婚。
1946年，孙维世在苏联学成归国。周恩来夫妇为安全计，让她取道东北，并告诉她担任东北军政首长的就是林彪，有困难可以找他帮助。孙维世的归来在林彪内心引起了波动。叶群非常不满。后来得知孙维世和好友林利即将来东北解放区开展工作时，叶群甚至冒用李立三的名义发出了一封电报：“孙维世同志，请你为了党的利益，不要来哈，林利可以来。”（林利《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孙维世怎么也想不到，东北之行为她以后的命运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红色公主”的事业与婚姻
1949年秋天，北京城阳光灿烂，作为新中国领袖的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夫人江青要求前往，没有得到批准。曾经留学苏联的孙维世却被任命为随毛泽东访苏的翻译组组长，同时兼管访问中的一切机要工作，这令很多人羡慕不已。周恩来在出发前找养女长谈，一再嘱咐她要好好工作。孙维世默默点头，铭记在心。
出访归来，江青找到孙维世，要她谈谈随同毛泽东出访的情况，孙维世拒绝了。她对江青说，这些都是国家机密，没什么好谈的。此后，孙维世成为建国初期可以自由进入中南海的极少数女性之一，就是平时她也可以带人进去，中央领导人和警卫人员决不阻拦。孙维世成了那个时代令人羡慕的“红色公主”。
江青后来曾对孙维世说，你是总理的女儿，我是主席的夫人，我们联合起来力量就很大，要对付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孙维世对此大惑不解，她天真地认为，所有住在中南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同周恩来夫妇一样地喜欢她，有什么需要“对付”的呢。
建国后，周恩来夫妇根据孙维世所学的专业，将她安排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来又因工作需要调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她很快从一名普通的导演成长为总导演、副院长。可以说，孙维世是上世纪50年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她先后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很有影响的剧目，同时与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她的这些成就令周恩来夫妇十分高兴——唯一不高兴的是，这位“红色公主”在对待恋情时依然倔强、执拗。
在青年艺术剧院的工作中，孙维世认识了担任副院长的著名戏剧家金山。他们共同排一部戏，孙维世任导演，金山任演员，在工作中两人相互产生了好感。
早在上海的时候，金山就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交往，了解敌人内部的情况，通过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将这些情报转送出去。后来到了重庆，金山与许多进步的文艺界人士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排了许多抗日题材的戏剧，并从经费等各个方面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当周恩来得知孙维世与金山的恋情时，曾笑着问：“你认识金山吗？”
孙维世说：“天天在一起排戏，怎么能不认识呢！”
周恩来说：“难道天天排戏就认识啊？”
孙维世说：“那要怎样才认识？”
周恩来说：“解放前在上海，金山天天都在国民党的一些戏院子里转，与当时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也有交往，从他们那里弄了很多情报送到解放区，他们（指国民党方面的人——作者注）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他。”
说到这里，周恩来说：“你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关于金山，你可以去问一问李克农叔叔。”当孙维世找到李克农时，李不由得哈哈大笑：“金山啊，那是我们共产党的大特务！”
其实，周恩来对这件婚事不太同意的理由并不是因为金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而是因为他当时是著名演员张瑞芳的丈夫，这样做不合适。
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和金山在北京青年宫举行结婚典礼。会场上孙维世苦苦搜寻，但看不到“周爸爸”的影子。看到“小超妈妈”出现时，她非常高兴。邓颖超告诉她，“周爸爸”很忙，不能来参加婚礼，但给她送来了一件礼物。邓颖超当面打开了一个小纸包，很多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很有兴趣地围上来观看。令每个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包裹里竟然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聪明过人的周恩来将自己对女儿未来生活的千言万语都包含在里面了。
令孙维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江青此时突然出现了。她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和李讷，开了3辆小车，浩浩荡荡而来。面对许多1930年代在文艺界共同战斗过的老同事，江青瞧也不瞧，只对孙维世说：“你怎么不去看我了？”并再次追问孙维世随同毛泽东出国访问的事情。早已有自己的事业、追求、生活的孙维世，怎料到江青如此纠缠于往事？
临走，江青送了孙维世一对绣花被罩。
金山作为著名演员，曾于1930年代的上海从事进步文艺活动，与江青早有交往，了解江青在上海滩的一些事情。孙维世万万没有想到，这场追求爱情的婚姻同样成了她命运里的“定时炸弹”。
一再拒绝江青拉拢，埋下祸根
1963年话剧《杜鹃山》上演后，江青曾找过孙维世，希望她能参与此剧的改编。孙维世听后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江青，不解地说，这个剧是青年剧院写的，我现在是实验话剧院的工作人员了，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孙维世这是在回绝江青的“邀请”。
江青继续拉拢说：“我看你对话剧很有研究，过去你导演的《保尔·柯察金》我看就很好，现在我们也可以合作出一部这样的话剧。”孙维世再次拒绝。江青说：“我看《杜鹃山》这个戏明摆着的就有很多问题，只要我们合作好，一定可以改成一部经典话剧的。”
孙维世不同意江青的看法：“一个剧好不好要到群众中去才能获得真实的反映，刚开始演怎么就能说别人的不好呢？如果有的地方不好，我们可以提一些意见让别人去改，为什么非要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当成自己的来做呢？”
江青很生气，一转头就走了。
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不能让“洋人、死人、帝王将相”统治文艺舞台的一系列指示，江青认为拉拢孙维世的最佳时机到了。在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座谈会上，江青突然跑进来坐在孙维世旁边，低声说：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可这位“红色公主”依然不买江青的账。
对于毛泽东的戏剧工作指示，周恩来和孙维世交换意见，孙维世也热烈响应，要求到热火朝天的大庆油田深入生活。周恩来很高兴：“去吧，好男儿好女儿都要志在四方。”
其实，周恩来一向支持这位养女的艺术工作。一次，孙维世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去看望周恩来夫妇，周恩来对两位女孩子说，他发奋读巴金的名著《家》已读了36页了。听后大家都笑了——“发奋”才读了36页，他的时间太少啊！周恩来还对孙维世说：我准备先读巴金的原著，然后再读剧本；并说看了电影《家》后发现演三少爷的演员就是过去演连长的那位，我要去演觉新肯定比他演得好，因为我有生活。以后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戏，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我就要开一个先例！我演戏还行，学导演就要向你学习……（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966年初，孙维世创作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在首都公演。
当大幕徐徐拉开，观众的眼前出现一片美丽的油田，全场立刻响起了掌声——这是过去的舞台上很少见到的画面。这些贴近人们生活的场景表现了普通中国工人的生活，打动了观众的心。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观后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剧迅速在京城传开了。周恩来还同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留念，孙维世十分珍爱这张照片，它体现着一位父亲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总理对自己工作的肯定。
谁知没过几天，江青却让人通知孙维世，说有重要的工作与她商量。不久，江青亲自登门拜访，她满面笑容地对孙维世说：“看了《初升的太阳》，这是一部很成功的话剧，受到了首都许多观众的欢迎……有个想法，想将这部话剧改编成现代京剧，这需要两个人很好的合作。”
孙维世听后没有马上答应。江青让孙维世再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来找她。
孙维世这时却对江青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考虑将这个话剧改成现代京剧不太适合……”
孙维世的一次次拒绝，在江青心中，无疑是一笔笔待算的账。
兄长与丈夫的遭遇——灾难一步步逼来
“文革”中，在孙维世身边接连发生了两件令她没有想到的事情。
孙维世的兄长孙泱曾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为了对战友的遗孤负责，无论任何战斗，朱德总是将孙泱带在身边，让他在自己身边学文化、学军事，使他很快地成长起来。建国后孙泱离开朱德，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由于他在朱德身边多年，了解朱德的许多事情，后来参与了《朱德传》的撰写。可是，正是这本《朱德传》给孙泱引来了杀身之祸。
张春桥在“文革”中看了这本书，大骂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并说这是在歪曲历史，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张春桥下令对几名作者进行追查。
有的作者开始“检讨”，说自己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可是，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是尊重历史事实的。
张春桥动用大学的造反派对孙泱进行批斗，而与父亲有着同样刚烈性格的孙泱不肯低头，最后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孙维世知道这个消息时，非常难过。当年父亲牺牲，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哥哥活过来了，万万没想到，现在他死在了这伙人的手里。
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残酷迫害正一步步逼近。
1967年12月的一天，孙维世与金山的家里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打开房门，一下子冲进来一群人，说是“公安人员”，有重要的事情找金山。金山曾经从事过地下斗争，他没有慌张，站起来，走到镜子前像平时一样梳了梳自己的头发，然后转过身来朝孙维世一笑说：“我跟他们出去一下，你在家里不要着急，不会有事的。”
孙维世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眼睁睁地看着一群来路不明的“公安人员”将自己的丈夫抓走。不久，从外面传来消息，说金山的罪名是“特嫌”。
孙维世无法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只得在家里痛苦地等待——谁知金山这一去，就在江青等人设置的监狱里整整被关了7年。等到这位“共产党的大特务”从监狱里放出来时，他却再也见不到自己心爱的妻子了……
孙维世和金山
“美丽的白杨”惨死狱中
1968年3月1日深夜，孙维世家里的房门被敲响。一群人冲进屋来，什么话也不说，拉着孙维世就朝外面走。汽车在外面转了不知多久才停下，孙维世被关进一间黑黑的屋子，连夜审讯。
逮捕孙维世的并非公安机关，而是一批空军部队的现役军人，他们是根据叶群的指示将孙维世抓走的，而叶群又是依照江青的指示行事的。为了阻止周恩来营救，他们没有将孙维世关进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看管”，而是关入北京市公安局一个秘密的看守所，将孙维世改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从被关押那一天，孙维世就注定了将被折磨至死。
孙维世家里的所有信件都被抄走，这当中有大量江青等人写的赞扬孙维世的艺术才华的信，也有很多孙维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合影，都被江青一把火焚毁。江青只挑出那张周恩来接见《初升的太阳》剧组人员的照片，作为“证据”。此后，江青还拿着这张照片在周恩来面前晃来晃去，大骂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审讯的人开始问孙维世如何到苏联去学习，在苏联受过什么样的“训练”，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她有什么指示，让她回国来搞什么破坏活动……
问者气势汹汹，孙维世听得莫明其妙。接着，审讯的人又追问她有关周恩来和朱德的事情。她彻底明白了这伙人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整倒她，而是另有企图。“不肯合作”的孙维世被加上莫须有的“苏修特务”罪名，关进了监狱。
被捕之前，孙维世曾对妹妹孙新世说过：“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有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住呀！”
孙维世还告诉妹妹说：“人一死，问题不好搞清楚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 在监狱里，孙维世如同父亲一样铁骨铮铮。逼供者恼羞成怒，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开始了。
多年后，曾有狱友回忆，每到深夜，人们会听到一个女犯不屈的歌声：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清清的小河旁，
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
这是我们可爱的家乡……
年迈的母亲站在村旁，
她把儿子送上战场，
为了保卫可爱的家乡，
要和敌人血战一场……
孙维世被捕后，周恩来曾派人四处调查，多方查询，竟然没得到任何消息。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折磨死在五角楼——这一天正好是她与金山结婚18周年纪念日。死后的孙维世浑身布满伤痕，冰冷的手铐脚镣仍紧紧地锁着她的四肢，据说头颅中还被插进一根长长的钉子。
1968年10月17日，周恩来得知孙维世死亡的消息后大惊，他不忍告诉邓颖超。这位在“文革”中为了维护大局，对许多事情一贯隐忍的国务院总理终于愤怒了，强忍着心中的悲痛，挥笔批示：“（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可江青一伙却公然违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强行将死后的孙维世定为“反革命”，将尸体火化，不留骨灰……
40年前，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被蒋介石密令腰斩于上海，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任锐忍着悲痛嘱咐孩子：“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40年后，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在烈士的女儿身上上演，只是凶手早已变了。
如今又40年过去，可还有人记得这“血恨”与“秋风”？也许，孙维世这个名字，早已如烟如雾了吧…… 本文主要内容来自《同舟共进》（作者系文史学者）
孙维世那件事是真的吗篇(三):周恩来养女孙维世被害真相(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