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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的唱红吓到了谁一:全球都在看審薄 反貪肅貪必得人心
這幾天，山東省首府濟南中級人民法院門外，熱鬧非凡，包括對出的馬路、對面的人行道以及附近的地段，聚集了大批的警察和更大批的人群，還有用以阻隔人群和傳媒的鐵馬和水馬。人人皆知，場面如此墟冚，乃是因為有前中共大人物薄熙來在此開庭審判，因而吸引了內地、港澳及全球各大媒體來此採訪，更有濟南市民及外地群眾專程到此圍觀。相信這是多年來濟南難得一見的大場面。
薄熙來是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員（共25人）、前重慶市委書記，曾任大連市委書記、商務部長等高職。去年（2012年）3月中共18大之前，薄熙來盛傳是18大進入7常委的熱門人選。不料，去年2月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叛逃成都市美國領事館一案，觸發了連鎖反應，導致人事大地震，原本似乎有望「入常」的薄熙來，突然搖身一變，竟然成了階下囚。中國官場的這種大變突變，前有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後有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現有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這種從雲端跌落地獄的極大變化，在西方世界的市民看來，難免會目瞪口呆。
對薄熙來的起訴書，主要控罪有三項，即受賄逾2,000萬元（人民幣，下同）、貪污500萬元，以及濫用職權。以中共對高官犯罪的處理方式，極之小心謹慎，必然查有實據，或是涉案者自供或認罪，相信起訴書中提及的受賄和貪污金額是可信的。至於薄熙來在庭上翻供， 稱並無三次收受大連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唐肖林送錢，那是另一回事了。事實上，薄熙來涉及收受大連實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徐明的財物，總值就高達2,179萬多元。因此，按照起訴書所指，薄熙來恐怕是罪責難逃。
不過，起訴薄熙來的受賄、貪污及濫用職權三罪，均不足以構成死刑。薄妻谷開來殺害英國商人海伍德，人命關天，也只判死緩。因此，即使薄熙來三罪俱成，估計刑期也是在10年至20年之間，很大可能是在15年之下。王立軍叛國罪成，也只判刑15年。當然，對薄熙來的刑期只是估計，僅供大眾茶餘飯後談笑。但在中共而言，既然要顯示反貪腐決心，「蒼蠅、老虎都要打」，對薄熙來的判刑，不會「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必然要有一個阻嚇性的刑期，對其他官員以儆效尤；況且，全球的目光都集中在這次審判，又豈容半點馬虎？半點不公？
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以「唱紅、打黑」聞名，其「唱紅歌」的藝術團體還曾來港進行多場表演。但是，薄的「唱紅」被批「左傾」和「文革思潮」，未能普及「神州大地」，薄倒台後，「唱紅」即使在重慶也是「煙消雲散」了。至於「打黑」，某些「逼供訊」手段也受人非議，是否造成冤獄則有待查證。總之，「唱紅打黑」作為薄熙來主政重慶的「政績」，當年雖張揚一時，如今則「不堪回首」而沒有多少人樂意提起了。古人云「人亡政息」，此亦一例。
審訊「大老虎」薄熙來，對中共的反貪腐方針政策無疑有巨大的意義。薄熙來原來貴為中共中央政治局25委員之一，幾可形容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發現受賄、貪污，即或是「大老虎」，也是照「打」不誤，而且「決不手軟」。這次在濟南公開審訊薄熙來，顯見習李新中央有將反貪腐決心「昭告天下」的用意。中共18大有一金句：不反貪腐，亡黨亡國。此語寓意深長，發人深省。將薄熙來案聚焦於受賄、貪污及濫用職權，相信也就是為了突出「反貪腐」這一目標。反貪肅貪，必得人心。
薄的唱红吓到了谁二:全面反思薄熙来式民粹主义
全面反思薄熙来式民粹主义
编者按：2012年即将过去，凤凰网资讯推出大型策划《重庆?2012》，聚焦本年度最大新闻——“薄王事件”的发生地。在重庆，我们清晰地感受到部分精英人士对薄王时期践踏法治、大搞个人专权的反感与恐惧；同时也听到部分普通民众对巨变的肯定，甚至对过去的怀念。
为何重庆会出现两极化的声音？为何至今仍有相当大的群体怀念过去？如果不弄清楚这背后的缘由，我们认为对重庆事件的反思原未结束，重庆过去五年发生的一切随时可能重演。
凤凰网特约请童之伟先生撰文，深度解析重庆事件背后。童先生是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主攻宪法研究，自2009年起观察重庆打黑，并在2010年批评重庆打黑中的黑打问题，并发表《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风雨过后看重庆》等多篇文章。
童之伟认为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可称之为“薄式民粹主义”，主要特点是操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让民众形成“越左越革命”的错觉，从而迷惑、蛊惑民众，借运动式唱红来做政治动员，借暴力式打黑来管理社会，实质是文革的局部复活。童教授认为，薄的做法很具迷惑性，掩盖了真正的危害性，让普通民众难以辨别真相。
披挂着红色迷彩的薄熙来式民粹主义在重庆风行一时，可以说是“文革”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局部复活。其危害范围，则远远超出重庆地域。不过，就个体而言，在薄式民粹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受到的损益往往很不相同：有的公民直接深受其害，有的间接蒙受其害，但的确也有机构或人员获益。这正是民粹的欺骗性所在。
薄式民粹主义对中国社会危害巨大，但具体说来到底有多大？为什么不同阶层对其危害的认识完全不同？为什么薄熙来那一套能在重庆持续肆虐达四年之多？我们对薄式民粹主义的反思是否已经触及到根本？这些问题仍需研究。
薄式民粹特点：操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
我曾把薄式民粹主义的主要特点概括为：出于一己之私操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抽掉民主中保护少数的内容，遇事绕开合法还是非法的判断，迎合一时一地的“多数人”感觉，剑走偏锋。在读了《南都周刊》最近发表的《起底王立军》后，我感觉自己对薄式民粹主义的概括远不如重庆公安局前局长王立军描述得生动、直观——“王立军称，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称，这就是民情，如果黄光裕在重庆，不会发展到今天。”王的此番说辞，无疑直接反映了薄、王“共识”，揭示了薄式民粹主义之精髓。
我曾把薄式民粹主义的主要特点概括为：出于一己之私操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抽掉民主中保护少数的内容，遇事绕开合法还是非法的判断，迎合一时一地的“多数人”感觉，剑走偏锋。
薄式民粹主义操盘者对中国现今的弊端和“民情”是看得很准的：民众普遍容易形成“越左越革命”的错觉，能轻易被左的革命色彩迷惑；普遍缺乏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健全民主意识；习非为是，习惯了生活在“言重于法”和“以言代法”的社会环境中；短视和非理性，遇事只顾眼前感受，认识不到法治是其基本权利的保障；由于官吏的产生方式和经济政治利益分配严重不公，相当多民众内心充斥着仇官仇富的极端情绪。薄式民粹主义的操盘者知道，拉起红色大旗既可以掩饰自己谋取私利的行为动机，又能将其作为虎皮，唬住选民。于是，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强化贫富对立和官民对立，进一步撕裂原本已裂痕很深的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为“贫”和“民”的代表形象。
薄式民粹方法：运动式唱红与黑打式打黑
薄熙来操弄民粹的基本方法，是借运动式“唱红”的形式，进行大规模、持久性的政治动员。重庆“唱红”纯属薄为实现其个人目标进行的政治动员，是毫无生产性内容的大规模公共资财消耗。官方权威数据显示，仅从2008年6月到2010年11月，重庆就举行了唱红歌等活动22.61万场。重庆动辄组织数千人、上万人的红歌会，最多时达到一次10万人同场，还组织千人进京唱，组织数百人唱到香港。这样持续近4年的折腾，投入了巨大的财力，这些活动的开销，最终“埋单”者只能是重庆民众，甚至是全国民众。这个过程耗费巨大财力，而此前国人居然很少人能看到民生的巨大伤害，可见“红”的迷惑性有多大。
薄式民粹主义的黑打式“打黑”虽有治安效果，但从总体上看却主要是在推行与民主法治完全背离的暴力型社会管理方式。重庆“打黑”向举国展示了那里公权力违宪违法的肆无忌惮。在那里，刑讯逼供十分普遍且惨无人道，公民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可被任意剥夺，连众多警察都遭刑讯逼供，致使全市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在当时的重庆，薄熙来即党的化身、市委的化身、中央的化身，市人大、市政府对其惟命是从，市政协无人敢对其施政内容表达任何异议，市各级法院检察院办案均不得不仰其鼻息。薄熙来通过纵恿亲信滥施暴力，无制约地运用技侦手段，同时又操控司法，使重庆社会一度笼罩在红色恐怖气氛中。
薄式民粹主义提出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富”概念，但实际上是在“劫富”。这种做法，使宪法中“基本经济制度中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规定受到极大破坏。到薄、王倒台时止，重庆最富有的一批民营企业老板大都因极其可疑的罪名，被整得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
薄式民粹出现并长期推行的原因分析
薄式民粹主义产生在重庆，并在那里推行四年之久，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出现在重庆是偶然的，但即便不出现在重庆，也会出现在其他地方，这就是必然性。在必然性上，薄式民粹主义的出现和长期推行，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宪法上的理论困扰。中国宪法的基本概念或原则，在论述上不和谐，造成中国社会的理论困扰。例如，宪法一方面宣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另一方面又留下阶级斗争的尾巴，并将描述国家性质的核心概念定位于专政一词。又如，宪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存在和发展，承诺保障其合法权利，而宪法奉行的整个理论体系，又在逻辑上非常确定地包含了“所有允许非公经济存在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措施”的这层意思。如此等等。
第二，文革未被清算。“文革”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和否定，一些具体内容和做法难免死灰复燃。“文革”的很多真相都尚不清楚，连真相都没有，那当然更谈不上吸取教训。薄式民粹主义在重庆展现出很多与“文革”相同的内容和外观，例如运动式施政、公权力组织的红海洋、全权型专案组、变相废止法院检察院公安相互制约的内容，等等。不能彻底清算文革，焉能彻底清算和否定薄式“小文革”。
第三，地方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各级地方行政区域都是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地方党委的权力集中于书记个人，地方党委书记客观上拥有调动本地一切公共资源，决定、处置本地一切国家机关事务的权力，没有任何刚性的制度能对其进行有效制约。所以，地方党委书记是否遵守宪法、法律，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宪法、法律，近乎完全取决于其个人政治、法制素养。
薄式民粹主义的黑打式“打黑”虽有治安效果，但从总体上看却主要是在推行与民主法治完全背离的暴力型社会管理方式。薄式民粹主义提出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富”概念，但实际上是在“劫富”。
第四，地方司法不独立。地方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都是地方党委书记事实上的下属，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案件的办理，只要书记有明示或默示，这些国家机关基本上都会千方百计去贯彻，即使违宪违法，他们也往往在所不惜。在地方党委书记甚至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面前，地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法律条款基本上都形同虚设。
第五，民众缺乏辨别民粹的能力。民众长期缺乏在本源意义上实践民主的机会，因而不大可能形成和巩固正确的民主观念，故总体来说没有辨别民粹与民主的能力，很容易受蛊惑。
第六，民众无法了解真相。所有区域性言论传播平台都掌握在当地党政机构及其官员手中，在特定方面的所有信息，基本上是按地方当局的意图定向发布的。这种情况造成民众无法完整了解相关事态之真相，也不可能通过交流不同观点，来辨明是非曲直。
第七，民众不相信法律。民众长期生活在以言代法、言大于法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很少直接感受宪法、法律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障作用，因而缺乏宪法、法律信仰，不相信宪法、法律，也无法养成在公共生活中对各方行为首先做是否合宪合法的判断的习惯。
第八，薄式民粹特别有迷惑性。薄式民粹主义披挂着红色迷彩，这使得其内容在中国特定社会背景下对普通民众特别富有迷惑性。“‘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所以，对重庆的“红海洋”，普通民众很难从组织权限、行为动机、财政经费来源和运用方面审视其合法性。对打黑，只要铺天盖地宣传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罪恶，公权力组织刑讯逼供、“大三长（公检法）”合署办公之类的违法问题就很容易避免被追究。至于说刮共产风跳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上兑现共同富裕，因其易于迎合人们的速富的渴望，而很容易得到民众叫好。
全面反思薄式民粹主义
薄式民粹主义遭到决定性的挫败，这是中国之大幸、执政党之大幸。目前，民间和官方都对其进行了反思，但还没有全面击中要害。反思薄式民粹主义逆流是一件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艰难工作。首要的艰难在于，我们将不得不直面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许多深层次弊端。反思薄式民粹的力度，主要取决于推进政改的决心大小。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两会记者会上所言，如果不推行政改，文革还可能重来。
其次，反思薄式民粹主义之所以困难，还因为查明相关真相有很大难度，须耗时费力。查明全部真相包括查清薄熙来和家人、亲信的违法犯罪事实，及其危害结果。有完整的真相，才能实事求是地全面深入反思薄式民粹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的反思才刚刚开始。
反思薄式民粹主义是为了吸取教训。我们要从中吸取的教训初步看来至少应该包括四个方面：必须从法律制度上解决地方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党委书记的问题；必须更切实保障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各级地方必须形成独立的、有公信力的司法，其中所说的独立，主要是独立于当地党委和党委书记；中国领导层应重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重庆政界人士：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
编者按：2012年即将过去，凤凰网资讯推出大型策划《重庆·2012》，聚焦本年度最大新闻--“薄王事件”的发生地。上篇《复杂的重庆》，在重庆，我们清晰地感受到部分精英人士对薄王时期践踏法治、大搞个人专权的反感与恐惧；同时也听到部分普通民众对巨变的肯定，甚至对过去的怀念。
为何重庆会出现两极化的声音？为何至今仍有相当大的群体怀念过去？如果不弄清楚这背后的缘由，我们认为对重庆事件的反思远未结束，重庆过去五年发生的一切随时可能重演。
2012年12月11日，凤凰网对话重庆政界高层人士，深度剖析重庆事件背后。这位政界人士认为薄熙来过去之所以敢在重庆搞这一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把握了中国政治历史上，“左”没有风险，同时也利用了老百姓对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社会两极分化产生的强烈不满情绪。他指出如果不认真进行清算和切割，老百姓不会意识到薄熙来王立军这么做危害有多大。
对话、整理：陈芳
薄熙来敢在重庆那样搞就是把握了中国政治“左”没有风险
重庆政界不少人，其实早就意识到，薄熙来这么搞，迟早会出事。但迫于压力，不得已。
过去五年，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一切，关键词就是滥用公权力、个人高度专权、煽动红色民粹主义，完全打破了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这与地方一把手不受制约有很大关系。一位卸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私下感慨“省委书记真是权力无边”，更何况一个政治局委员到地方任一把手。对政治局委员担任地方一把手，官员内部是不同看法的。
薄熙来事件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现象，也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用了一个王立军那么简单，重庆官场内部私下称王立军是一个“疯子”。人都是有两面性的，王立军在老干部面前很谦恭，过年过节期间，会从东北老家带来辽参去看望老领导。
薄熙来在多个公开场合，毛语录都是朗朗上口。他之所以敢在重庆这么搞，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把握了中国政治历史上，“左”没有风险，“左”比“右”好。薄熙来过去五年，想要把重庆打造成中共历史上的延安，那北京就成了当时的西安，他这么做，置中央于何地？
薄熙来利用了老百姓对不公、贪腐、两极分化的不满情绪
为什么薄熙来的政治试验能够持续将近五年？为什么至今普通老百姓依然念及他的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原因：老百姓对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社会两极分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薄熙来就是利用了老百姓对社会的这种不满情绪。这实际上是左的回潮，尽管发生过文革那样惨痛的教训，但至今我们并没有真正反思文革，也没有清算，左的那一套也就一直有市场。
薄熙来知道老百姓对社会的不满，给予他们一点所谓物质上的小恩惠就很容易赢得民心。老百姓是不问天气，只管收成的。
首先说森林重庆，重庆老百姓感到很满意，你看我们重庆现在漂亮，银杏树现在恐怕是全国最多，我们一年栽了十年的树。但他们不去想，这些树花了多少钱？花的都是谁的钱？据我了解，重庆过去几年仅种树这一笔费用，就花掉了300多个亿。试想一下，如果这笔钱用在社保、医疗、教育方面，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这些东西老百姓都不知道。政府本身不会创造任何财务，这个钱如果交给人大，交给老百姓表决，我相信绝对不会把钱花在这种地方。
其次公租房建设，这是好事，应该予以肯定。为什么重庆能搞起来公租房建设？这是因为过去几年重庆储备了大量的土地。土地储备全国各地都在搞，但很多城市早卖完了，重庆还有地，这要赞扬黄奇帆市长，他捏得很紧，知道土地会一直升值，其他城市搞不起来，重庆还能拿出地来建。
再比如户籍改革，强制农民转户进城，应该说是形式主义为主的一项举措，转户很容易，但并没有实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
作为重庆城市居民，感觉最为满意的还是所谓的平安重庆。老百姓在大街上随处可见交巡警平台，就觉得安全了。交巡警平台，是王立军为了政绩需要，也是为了帮助薄熙来上位采取的一个非常措施。能作为常态吗？能够长久吗？这些老百姓不想。老百姓不知道所谓社会平安究竟指什么？小偷小摸少了，流氓地痞少了，但他们没有想到，重庆践踏人权、罔顾法治、因言获罪案子有多少？老百姓不知道最大的威胁其实不是小偷，而是来自于公权力带来的威胁。
再比如打黑，完全是罔顾法治，刑讯逼供，而且把目标瞄准民营企业家，通过这种方式，也窃夺了大量资产。想想那些遭受无妄之灾和被打击的民营企业家，那些因言获罪的家属，他们能感到安全吗？在公安干警内部采取高压政策，真是人人自危，大家能有安全感吗？
薄熙来把重庆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所谓多数人，包括底层的民众；一种就是少数人，包括民营企业家、一些律师等。政府要保护多数人，但也要照顾和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薄熙来为了迎合多数人，煽动民粹主义，对少数人为所欲为，这个很能迎合老百姓仇富仇官的心态。
我认为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之一。老百姓只看眼前的、表面的利益，根本不会想如果薄熙来如果上位，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我们缺乏公民意识，只有臣民意识，盼望清官，盼望明君，却不知道任何权力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
新的领导去重庆后，为什么没有将薄熙来事件大范围公开？这里有一个顾虑，即使现在，重庆普通老百姓拥护薄熙来的人依然很多。官场内转变很容易，也很清楚薄的问题，过去五年重庆官场，可谓官不聊生。但其欺骗性、危害性，普通老百姓看不出来，转换也难。
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刻反思，现在还只是官方系统内部讲，而定罪主要也是以腐败为主，却没有想到这确实是一场极其严峻的政治斗争。不认真进行清算，进行切割，极左派仍然会有恃无恐，老百姓也不会意识到薄熙来王立军这么做危害有多大，甚至还有人会觉得他们下去真可怜。
如果不是偶然的事件，中央要拿下薄熙来还真不容易，现在还听到一些老百姓根本不相信对薄的指控，他们觉得对薄的指控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重庆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
一直以来我们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挂得很高，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不是GDP，不是面包，不是航空母舰，而是宪政，我们有宪法无宪政。宪法与宪政一字之差，相距千里。百年长河，宪政始终是我们不能圆的一个梦，不要偷换概念。以牺牲人权换回经济发展是要不得的。
我们GDP总量很大，但分配极其不公平。下一步要改革分配，之前有两种争论：分蛋糕还是做蛋糕。现有规模基础上分蛋糕，就要动蛋糕的比例，既得利益集团不干。也就只能继续将蛋糕做大，比例不变，但蛋糕大了，民众能多分一些。
重庆的问题，也是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这些问题如果不真正去反思，还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新一届领导人忧患意识很强。最近经济学家华生对外释放出这样一种声音，王岐山说过，中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无论从历史还是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的道路不会那么顺利，这些年我们走得顺了一些，但人民的代价也没有付够，今后可能会出现大的反复。
他为什么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法国大革命前情绪的积累，与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极其相似：一，都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民都去发财；二，正在加速城市化进程，农民进城，被边缘化；三，一部分精英已经感到危机，包括一些上层人士，竞相取悦民众，对现实进行批判却无力改变，导致民众更大的不满；四，专制掌控放松，但很诡异，在宽松的范围反而引起了更大反弹。
改革与革命在赛跑，但法国最终是改革没赶上革命的速度，血腥和暴力可见一斑。
我们现在民众对贪腐的容忍度与经济的发展速度成正比。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现在整个社会一切趋利，公民意识缺失，道德水准下滑，这才是最危险的。
改革是时不我待，改革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出现哈维尔、蒋经国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主动突破；一种是压力逼迫，我非常看重网络，网络是现在推动中国舆论进程最强大的一个力量。
我对未来保持乐观，十八大后这一个多月，让人感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可以期待，肯定会有变。（周东旭对此文有贡献）
薄王出现有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已分化
编者按：2012年即将过去，凤凰网资讯推出大型策划《重庆·2012》，聚焦本年度最大新闻--“薄王事件”的发生地。上篇《复杂的重庆》，在重庆，我们清晰地感受到部分精英人士对薄王时期践踏法治、大搞个人专权的反感与恐惧；同时也听到部分普通民众对巨变的肯定，甚至对过去的怀念。
为何重庆会出现两极化的声音？为何至今仍有相当大的群体怀念过去？如果不弄清楚这背后的缘由，我们认为对重庆事件的反思远未结束，重庆过去五年发生的一切随时可能重演。
2012年12月8日，凤凰网在重庆对话重庆律师协会会长、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韩德云认为薄熙来、王立军式人物的出现，有其社会基础，说明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分化，工薪阶层，会关心有没有基本住房、医疗等基本生存问题；中产阶层除了关心吃饭，还要有表达的空间，“因为阶层开始分化，意见不一样了，现在重庆听不到一边倒的声音了。”在韩德云看来，薄王奉行的政治价值标准，就是好人和坏人观念，以这种价值观来煽动底层老百姓非常朴素的情感，就很容易团结一些人做事。
对话：陈芳
过去几年，不少重庆本地刑辨律师心有余悸
凤凰网资讯：过去五年，重庆一直为外界、尤其是法律界人士关注，今年从年初到现在，重庆无疑更是中国最引人关注的地方。重庆律师界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韩德云：我是商务律师，不做刑事辩护，相对来讲敏感度低一点。今年薄王事件以后，对司法界来讲，最大的改变是大家在薄熙来、王立军时期承受的巨大压力，正在消除。
从整个律师界来讲，尤其做刑事辩护的律师，过去五年感觉比较紧张，最主要是来自精神上的压力，还有各方面不正常的压力。刑事案件，本来律师可以提前介入。但过去四年，我听到有些律师讲，开庭没法参与，卷宗看不到，也无法见当事人，律师的提前介入受到很大阻力和挑战，甚至受到很大打压，律师面临很大的风险。这是过去几年律师面临的最大压力，导致很多做刑事辩护的律师，心有余悸，甚至回避刑事业务。这是事实。
现在情况慢慢在改善，但并不是大家想象的疾风暴雨式的，也不太可能一下子产生疾风暴雨式的变化。原因有两点：第一，要让大家对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有清醒、全面的认识，本身需要时间。第二，过去发生的案件，特别是媒体广泛关注的打黑案，如果有申诉，本身要走司法程序，也需要时间。
凤凰网资讯：因此我们看到过去几年，重庆很多刑事案件被外地律师关注，重庆本地律师大多噤声。
韩德云：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大环境不太允许你这样做的时候，相信很多人会本能地寻求保护，本地律师心有余悸，不好做这个事。
我们不是搞政治的人，我既没有职权，也没有这个能量，拿什么去反对？拿命吗？那种情况下只能保持自己的良心，不附和、不参与，不拥护，静观其变。
即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重庆本地，包括司法界一些领导，仍有不少人在坚守底线，来抵抗或者反对那种极端化的做法，不能一刀切说重庆的司法界都是错的。三年前，由重庆司法局、重庆高院和律师协会三方还建立了保护律师正常参与诉讼活动的机制。要知道三年前是什么时候？在那个时候做这个事，想想是什么意思？
凤凰网资讯：身处重庆，你什么时候意识到重庆打黑的风向开始有些不对？
韩德云：打黑刚开始，前两个月并没有声张。大概是2009年6月，重庆公安局向人大代表和一些企业家开了一个通报会，我当时参加了，内部通报时，他们也在强调打黑要注意政策，听取大家意见，做到“内除积弊，外销积怨”。对这个我赞成，当时我对打黑的评价很高，感受到的是新领导非常有魄力，敢作敢为。
我当时提了一个建议，想法都很好，但落实贯彻时，一定要严格按程序去做，不要发生偏差，不要为办案而办案。我的建议后来见报的时候，被删去了，只保留了我肯定打黑的部分。那是打黑初期，很多东西确实不知道，也看不清楚。
半个月以后，全城所有报纸刊登黑老大的头像，并登了一封告重庆市民书，要市民检举、揭发，我觉得这才是重庆打黑真正开始的标志。当看到那个告重庆市民书，我的感觉就不对了，肯定错了。从那之后，我没有参与过任何发言。我认为明显是错的，只是不能讲而已，人都趋利避害，不能讲我可以闭嘴。
重庆不会因一个人涂什么颜色就变成什么颜色
凤凰网资讯：作为一个重庆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有无从普通人的角度感受到变化？重庆人这几年的心态是怎样的？置身于重庆的人与外地人看重庆有什么不一样？
韩德云：不同的人，不同的阶层，对变化的感受不一样。
对重庆普通老百姓来讲，我感受到的没有什么变化，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老百姓生活如常，也不是说换几个人，就觉得不得了。
重庆这座城市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不会因为一些人跌跌撞撞，而感到有什么特别。重庆这个城市非常包容，民风比较淳朴，对所有外来的人都非常热情，非常尊重，包括对外来的领导。另外，重庆人讲义气，就是讲情，这种情不一定因政治上、生活上一些事就改变了。重庆也比较宽容，上面说谁谁贪污腐败，重庆老百姓依然肯定他好的一面，也看到他不好的一面。这是重庆比较特殊的地方。
王立军没来的时候，重庆治安也不是那么坏；他来了以后，也不是他说得那么好；他不在以后，也不是说一下子又乱了。不可能，怎么可能？有些犯罪现象是社会矛盾集中的产物，短时间之内消除不了，但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试图去消除也不可能持久。无非就像卫生条件不好，苍蝇总会有，为了看不见，把苍蝇从客厅赶到厨房。重庆街头交巡警平台做得很好，街面犯罪是减少了，但小区犯罪是在增加的，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觉得外界不要用有色眼镜看重庆。重庆过去五年涂了一些颜色，那也是有些领导给重庆涂的颜色，但重庆本身是什么颜色？并不是他一个人涂什么颜色就真的变成什么颜色。颜色被抹去也很简单，就像外墙刷上油漆，一场雨就洗掉了，本来是什么面目就回到什么面目。
但重庆也一定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应该说和中国要发生的变化是一样的，只是可能会缓慢一点。虽然有一些事件集中在重庆发生，但这些事件能够产生的背景并不是重庆才有，全中国都面临这种矛盾。这些事件深层次来讲，反映的恰恰是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存在的矛盾，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恰好在重庆被放大。
比如唱红，不是只有重庆人喜欢唱红，全中国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唱红。像我们这些60年代出生的人，接受的文化教育就是唱这些老歌，新歌还听不习惯，这就是文化层次的东西。一旦给其赋予政治色彩，那就是一种极端的做法。因为个人的某种目的、诉求被赋予政治色彩，对老百姓的生活也造成很大影响，大规模组织去唱红歌，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怀旧情绪、爱唱红歌是历史性因素形成的，与组织大家唱红歌是两回事。
比如重庆的疾风暴雨式打黑，容易出问题，肯定也会有问题。就打黑本身来讲，全国都在进行，又不单是重庆，为什么重庆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还是因为有些人人为地将其极端化，扩大化，好像只有重庆在打，人家不打，就他打得狠。中国有些官员的做法，确实与社会时代的进步背道而驰，是一种反动和倒退，不是正常的做法。
文化上搞冒进，打黑极端化的做法，事实证明是不得人心的。
重庆官员和民众都被撕裂了
凤凰网资讯：我们在重庆这一周，了解到大多数普通民众与少数精英人士对过去五年的看法和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不少普通民众评价前任领导是一个有魄力的强人，肯定过去五年巨变、治安好转、城市绿化；而精英人士感受到的是个人权力的极端化对法治的践踏，安全感的缺失，失去自由的恐惧。你怎么看这种分歧？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分歧？
韩德云：为什么薄熙来事件发生后，重庆还有说薄熙来的好，这是怎么回事？按说薄熙来一倒，大家应该都跟着说他的不好啊。不是这样的，这也说明中国社会确实已经开始分化，说明薄熙来、王立军式人物的出现，有他的社会基础，有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支撑，所以仅仅一个贪腐是不至于打倒他的。
薄王事件撕裂了重庆老百姓，撕裂了他们对领导的认识，究竟谁在代表党？究竟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中国社会进程目前正处于阶层分化时期，各种阶层和不同观点出来，是对立的、冲撞的。以前阶层没有这么细化，大家的处境，大家的生活方式，大家的生活来源各方面都比较一致。但现在不同了，打工的靠工薪吃饭，他会关心有没有基本住房、医疗；中产除了关心吃饭，还关心社会安定、和谐，还要有表达的空间，我又不是猪，把我喂饱了，就舒服了，喂得越饱，就越要说话，说话的力气就越大。
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社会事件，一个热点，都会让各阶层的人去思考、去表达不同的声音。从这个角度看，重庆事件让中国这种阶层的矛盾、阶层的观点进一步凸显，进一步冲撞，进一步对立，并进一步产生焦灼和纠结的情感，可以说重庆事件是一个爆发点。
凤凰网资讯：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普通民众对贪腐不做事的容忍远低于贪腐本身。
韩德云：这是一种朴素的说法，说穿了是他们不容忍和他不同阶层的代表性人物，对代表他本阶层的人物，贪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能为本阶层做事。这些代表人物有些做法看起来是以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诉求为根基，其实内心是在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抱负。
今天，每一个类似重庆的事件，我们不要简单地讲对错，简单讲对错的时代已经过去。薄熙来王立军事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社会走过30年改革开放，各阶层已经被细化，过去我们常说有工农兵商学五个阶层，今天已经不是这么回事，可能我们已经有了十几二十个阶层。阶层被细化后，不同阶层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不同阶层的利益表达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必须看到社会要和谐，要包容，需要多元的价值标准，而这些价值标准互相也要更宽容，更兼容并蓄。如果只是简单的价值标准，这个社会就只有好人和坏人了，这就让人感觉很可怕。
薄熙来和王立军奉行的政治价值标准，就是好人和坏人观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意、赞同我的，按我说的去做都是好人，都是要团结的；凡是不同意我的都是坏人，都要干掉。他们再以这种价值观来煽动底层老百姓非常朴素的情感，就很容易团结一些人做事，比如对黑恶势力的所谓打击和围剿，把民营企业家以前的偷税等原罪现象，上升到阶层对立的高度。
任何社会的底层都有均贫富的思想，这不是中国独有的，但是均贫富这种做法对执政者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以这种方式对待过去，对待富人，很容易就形成对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穷人多、有钱人少。
重庆事件背后，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说穿了，他们的个人价值观就是权力熏心的价值观，权欲恶性成长的价值观，所用的手段就是分成好人、坏人。重庆打黑时就是这么讲的，就是要保护好人，打击坏人。你说律师怎么做？一辩护就成了帮坏人。
这些口号就是文革的口号。文革后，我们及时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轨道，这30年经济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直至今日，对文革产生的历史因素、社会因素各种背景，始终没有进行深刻地剖析，更没有进行深刻地追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对的，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社会建设、以及旧有体制就会落后，以前的矛盾就会慢慢显现出来，而且今天一旦显现会比以前更麻烦。因为今天，新的阶层出现以后，老的阶层群众基础还在，一旦还用这种人为操纵的方式，这个社会就很容易走向分化，走向对立，走向对抗。
在这个背景下来看重庆，我会觉得特别有意思。但这一层不太容易通过重庆表象看到，如果你指望通过重庆外表就看到明显的变化，本身就是带着有色眼镜在看重庆。这样来看，其实重庆就是现实中国的一个缩影，这种事情在哪里都可能发生。发生在重庆你说是必然的吗？我说是必然的，但也是偶然的，没有来这个人也可能就不会发生在重庆。
不从根本上反思类似重庆事件还会发生
凤凰网资讯：这也是薄王过去的所谓“重庆模式”为什么能够推行并且持续五年的深层原因，包括今天依然有人肯定，就是有他的社会基础。我们还应该从哪些方面反思重庆这五年发生的一切？
韩德云：这充分说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实太缓慢了。如果政治体制不做相应的改革，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一定会发生。今天不发生在重庆，也会发生在其他地方；今天不发生在他身上，明天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一定要看到背后体制的弊端。
他们所做的事对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普通人对共产党的信心是提升了还是降低了？对国家的信任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至于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反思？怎么反思？应该反思到什么程度？还是要看中央的思考和部署。我相信中央一定有思考，也会有部署，但是怎么去做，可能需要时间。现在重庆新的领导已经做了很多事情，都还没展开。
我认为薄熙来王立军事件是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契机，至于这次契机怎么用，能用到多大程度，不取决于我们，根本上取决于党和国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要从执政党本身改起。但光依靠党内改革，怎么改？也需要兼顾社会的反应，说穿了就是群众路线，但老百姓也在分化，有穷人，有富人，有原来是贫民后来通过各种手段致富的人。新的阶层形成了，价值观、想法也会分化。
另一方面，薄王事件也把重庆官场撕裂了。过去五年，重庆官员的日子不好过，跟一把手走也不对，不跟也不对，在重庆官场身受其害是肯定的；另一方面，这也是在检验今天做官的人，你究竟以什么心态做官？为做官而做官？还是为了基本政治价值和底线去做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很多官员为做官而做官，风险当然就很大，跟对人，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跟错人，这人一旦出事，全军覆没，片甲不留。我觉得为官之人还是要坚守一些底线的。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重庆有些官员即使不被重用，被冷落，甚至被莫名其妙处置，也还能坚守底线？
中国的社会阶层在分化，但在中国有一个基本的关系没有变，就是官民这层关系没有变，所以官民应该怎么互动？这才是今天社会要考虑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对官员的要求就要更多，必须面对民意已经分化这样一个事实。
疾风暴雨式纠正另一种疾风暴雨只能是失败
凤凰网资讯：最近这半年有消息称重庆正在就过去被黑打的警察、企业家、公民等“平反”，纠错。这半年重庆的纠错如何？不过也有人指出，担心这个过程会出现另一种政治化的倾向。你怎么看？
韩德云：平反这个词我觉得用不上，如果说平反那就说明体制是错的，那就都错，不只是重庆错。如果是体制的问题，就改体制，单单要重庆改，怎么改？
案件中行刑逼供，不只重庆有，全国都有。重庆过去四年集中发生，但有体制性的渊源、体制性的因素。那现在重庆的领导可能也很为难，上次我听说，有一例纠正一例，有申诉就查。
过去打黑有些是错的，但如果因为是王立军主导的，他下了，就全部推倒不算，这样的话也会有问题，普通老百姓也不会接受，也不能消除阶层之间的对立。为什么他们在过去几年能这么搞，能够扩大化，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现在忽然没原则地说全部不算，谁敢说这个话？谁能做这个事？
今天，重庆的领导不会这样做，会比较平和、平稳地过渡，不可能来了以后，就把银杏树全砍掉，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
不能说以前有一个运动，现在再来一个运动，那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不赞同疾风暴雨式地去实现一个目的，同样，现在用疾风暴雨的方式来纠正到另一方向也是不对的。任何疾风暴雨式的方式去纠正另一种急风暴雨，对中国来讲都只能是失败。
因为阶层开始分化，意见不一样了，现在重庆听不到一边倒的声音了，外地也听不到一边倒的声音，外地说薄熙来好的说不定比重庆本地还多。现在他下去了，在重庆还能听到有人说他好，这很正常。
要尊重这种分化，在尊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使大家融合在一个更大的价值观上，那就是法治的价值观，回到程序公正，不要回到哪一个领导人说好就好、哪一个领导人说公正就公正的时代。
这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各阶层相互包容、互相理解，从分化、对立、对抗走向融合。一些精英阶层，他们的声音大，影响力强；普通老百姓声音小，那是因为社会地位影响小，但基数又是很大的，总需要被引领。以往，他们往往是被掌权者所引领，掌权者就是以操纵他们为生。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他们应该被各方面人士，特别是精英界人士去影响，这样才能够往前走。（周东旭对此文有贡献）李庄反思重庆：谁给民众洗了脑？怎么洗的？
编者按：2012年即将过去，凤凰网资讯推出大型策划《重庆·2012》，聚焦本年度最大新闻--“薄王事件”的发生地。下篇《相信与未来：三个重庆故事》，我们选择关注重庆唱红打黑背景下的个体命运，关注被政治改变的人生。
2012年12月11日，凤凰网在北京对话李庄。对于过去几年重庆发生的一切，李庄称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是不会了解的，甚至很多善良的百姓觉得李庄是在瞎说，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揭露出来，让大家去反思重庆过去到底是什么样的年代，“重庆这几年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好奇，必须弄清楚，到底谁给民众洗了脑？是怎么洗的？”
对话：陈芳 整理：周东旭
李庄：2009年12月12日，因在代理龚刚模案中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被重庆警方从北京押回重庆，12月13日被刑事拘留。2011年6月11日，刑满一年零六个月，李庄出狱。
给李庄平反受益的是重庆的司法形象和司法信誉
凤凰网资讯：你个人的案子目前进展如何？申诉结果大概何时出来？
李庄：我现在走的是两个程序：一个是向重庆法院申请再审李庄案，一个是向最高检控告制造李庄案和龚刚模案专案组徇私枉法，现在整个过程，包括龚刚模案的刑讯逼供过程，令人发指的情节，都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控告。这些情节事实、过程、证据出来以后，充分证明李庄案，甚至包括龚刚模案都有一个原则错误。
结果我倒不太关心，很多人都在关注，我自己的精力现在不放这儿，只是希望把一些真相揭露出来，把真正的李庄案和重庆这几年的司法黑暗暴露出来，警醒社会，警醒世人，也让那些善良、纯朴、正直的重庆百姓了解，重庆打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至于李庄案什么时候能平反，能不能平反，对我个人的工作、生活、休息没有丝毫影响，我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
给李庄平反以后，真正的受益人不是李庄本人，而是重庆的司法形象和司法信誉。重庆司法形象得到重新树立，司法信誉得到修复和进一步改善，因为有错必究是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究不究李庄案，什么时候究，重庆其实比我更着急。
“面对现实，热爱生活”八个字支撑自己走出牢狱
凤凰网资讯：现在回过头来看重庆的这段牢狱之灾，有何感触？心境有没有因此而改变？
李庄：人生的每一段经历无论是好还是坏，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经历就是财富，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又给你打开另外一扇窗，苦难的经历对未来人生刺激更大，我觉得这一段经历挺好，没有什么痛苦。
我不像他们，我没有挨打，没有遭刑讯逼供。如果我也被打被折磨，可能也疯了或活不了。
我呼吁国内外心理治疗师到重庆去，抚慰那些心灵上受到巨大伤害的人。很多警察被自己的战友殴打，遭受残酷的折磨，这些人比真正的犯罪分子受的伤害更大，因为心理落反差大。犯罪分子毕竟犯了罪，别人骂你几句，打你两下，虽然不太文明，但自我感觉也没有那种反差，因为有自知之明。但那些无辜的警察挨打，被刑讯逼供，他们很难接受，心灵、精神和心态上都会发生变化。
另外我这人自我安慰、自我调理的心态挺好，在监狱里我天天唱歌。
凤凰网资讯：唱红歌吗？
李庄：也不一定是红歌，里面也放很多流行音乐，还有迪斯科音乐，迪斯科一响我还跳舞。我强化训练自己，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帮你，只有自我调节，自我安慰。我的墙头上挂着八个字：“面对现实，热爱生活”，每天起床一直到睡觉我得默念无数遍。早上醒来，得先看看这八个字；看书累了，往那看看这八个字；吃饭、休息、在屋里转圈的时候也看，心里还默念，就这八个字支撑了我十几个月。
我还故意制造一些欢乐的情节出来，制造一些笑话，故意跟同监室的狱友大闹、开玩笑，有时候还笑得前仰后合，都是在强化调节自己的心态。
有些人就不行，心理落差越大对心灵造成的伤害就越大。原来你就是一个小偷，被判刑，被劳教，出来后又被抓起来打一顿，也就没有什么伤害，因为他心里知道自己犯了事。原来位高权重的人，突然成阶下囚，有的人受不了要自杀。
还有那些无辜的人不行，包括我的助理，因为他年轻，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第一次跟我出差去重庆，回北京没多少天就给抓起来了，带到重庆，一下飞机就给带上黑头套，他现在就怕天黑，一黑什么都看不见，现在说起这个事还流泪，心灵心理受到了很大摧残。我经历这些多了，经常有公安机关、检察院请我去谈话、喝茶，所以也就没太当回事。
我认识的一些警察，他们都是性格非常刚硬的人，但一谈到被黑打，被王立军拿下后，被自己的战友那么拳打脚踢，到现在也平静不了，一提到这事就哭。还有不少人自杀。
这些东西你没有亲身经历过，不知道，甚至很多善良的百姓不理解，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我李庄是在瞎说，21世纪人类文明的今天，怎么能发生这种情况？他们确实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揭露出来，让大家去思考、反思重庆的过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年代，不要再犯这样的野蛮错误。
要让普通民众透过表象看到重庆到底发生了什么
凤凰网资讯：出狱后你也经常去重庆，都去做些什么？
李庄：去年出狱以后，我4次秘密去重庆，现在可以公开去了，就是找打黑的证据，找刑讯逼供的证据，去所谓打黑基地，走访当地工作人员，甚至找专案组警察，了解一些被打死、打伤、打残的真实细节、过程，受害者的姓名、年龄、性别、现状等，这些我都要搜集。
整个打黑期间一共抓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关起来无罪释放的多少人，执行死刑多少人，打伤、打残多少人；唱红发动多少人参加，省外演出多少场，花了多少钱，哪来的这些钱；银杏树栽了多少棵，多少棵死了，多少棵活的等，这些都要给民众一个交代，这些数字都是非常深刻的，是历史的真空。我们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有责任有义务把它填上，留给历史。
搜集这些干吗？就是要把历史完整记下来，让民众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要被表面的均贫富所蒙蔽，要透过这些现象看到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得消耗你多长的时间和经历？我从小好奇心就比较强，如果我们不发掘，那我们都是罪人，不揭露就是罪人，对不起历史，对不起良心。
凤凰网资讯：你认为重庆民众并不知道背后的真相，所以要告诉他们真相？
李庄：这4年来重庆的现象，方方面面的问题令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深思。但你让民众用政治家那种远见卓识去看待这些问题，用经济学家高瞻远瞩的理论来透析，用法学家独具慧眼的眼光去解剖种种现象，不可能。他们的感情是纯朴的，他们的思维也可以说是正义的，但他们看不透这些，我们必须告知他们背后的真相，让他们醒悟，意识到这背后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也是对法治的践踏和伤害。
有些东西很多善良的百姓不理解，觉得不可思议，他们骂李庄在瞎说。民众确实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揭露出来，让大家去评论、思考、反思重庆的过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年代，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凤凰网资讯：我们在重庆了解到，不少重庆民众还在说过去好，为什么会这样？
李庄：这个问题虽然很随意，但又很深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二八规则透析重庆现象》，二八黄金线是人类社会一个哲学上的概念，比如你们媒体中有20%优秀是的，80%不优秀，在一个行业，有20%赚钱，80%是不怎么赚钱的，这就是二八黄金线。
重庆这几年，我想用二八规则来分析。如果把20%的重庆有钱人抓起来，不管有罪无罪、罪大罪小，没收他们的财产。再拿出一小部分分给80%的大众，满足他们一些心理、物质上的需求，比如多报销点医药费，涨点工资，多发一些奖金，栽点银杏树，马路修宽一些，给警察免费做两套西装，居民稠密区再设一些交巡警平台，站两个警察，昼夜24小时守着，你也会觉得安全踏实。这肯定是利民，赢民心的一项举措，老百姓肯定高兴啊。
我这里没有批评民众的意思，只是从更高层次来看待这些法治现象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现象。怎么让民众醒悟？重庆过去四年打黑期间，治安确实好，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德国希特勒统治时期，那也都是人类历史上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真是夜不闭户，可是那叫政治吗？那叫法律文明吗？那叫掩埋背后的沉默。我说过一句话，重庆那几年是老鼠坐上过山车，在玩激流勇进的游戏，那不叫法治。
很多民众没有切肤之痛，也觉得其他人跟我无关，理解不深刻。可是非要必须把你们家的人抓起来打死打伤，才能对这种野蛮进行抗议、批判和反思吗？社会进步需要每个人去推动，我们不能回到无法无天的时代。这就是我们要反思的，道理很浅显，但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很困难。
想弄明白到底谁给民众洗了脑？是怎么洗的？
凤凰网资讯：在重庆有这么一段牢狱之灾后，你现在对重庆的感情是怎样的？有没有想过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重庆？
李庄：我在重庆做了548天牢，坐牢之前和坐牢之后，我多次去重庆。重庆很漂亮，山水比较美，人也美，重庆人是不错的，我挺喜欢重庆，把它作为我的第二故乡了，每个月都去，甚至想在那买一套房子，那个地方很值得我去发掘、思考、寻找，有很多东西吸引我。
重庆这几年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好奇，必须把它弄清楚，到底谁给民众洗了脑？是怎么洗的？
十几年前我有过一段经历，找人误入了一个传销会，在那听了两个小时，不自觉就激情澎湃、热血沸腾起来，不自觉就掏出了4800块钱，我被弄得晕头转向，都不知道怎么就被洗了脑，回去后好几天还在亢奋和兴奋中。这就是传销，威力很大，重庆这几年就是一个大的传销市场，洗脑、强化训练。
想想龚刚模、龚云飞、龚刚华，在开庭前15天要接受强化训练，重庆搞了一个模拟法庭，演练他们李庄问什么怎么回答，打印了好几百个问题，反复训练，上午、下午和晚饭，每天三堂课洗脑。
不说那些流氓、涉黑人员，就说重庆的警察，有多少被抓起来，我在这里不评价他们有没有罪，因为没有看到相关卷宗和依据。就说被抓起来以后进行吊打，刑讯逼供，大到樊奇航案，小到一般警察，这些人全写了悔罪书，抓起来以后还不忘给他们洗脑，反复洗，采取一切办法，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可想而知危害在什么地方，如果四年都在那个环境，你想人会是个什么样子，会被某些人控制起来，没有自己的思维。一个人说往西，几千万人得跟着往西。当然，这里有一些思想意识比较坚定的，能看出来，但是谁敢说？
还有唱红歌，上百万，几千万人天天唱红歌，到点就唱，包括看守所里也是，很多干警到礼拜四下午就要去公安局唱红歌，礼拜六、礼拜天也得唱。这是在强化训练，让他们跟着红歌走。
如果是个人喜好，红歌可以唱，但不要逼迫，逼迫就涉嫌洗脑。强化训练，天天唱，人的思维会改变。
打黑、唱红的真正后果还没有爆发出来，估计一两年以后会渐渐体现出来。
律师的职业道德与民众眼中的道德是分裂的
凤凰网资讯：也正是你的案子引起外界反思重庆做法，并有一个律师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崛起，你如何看待律师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作用？
李庄：律师社会地位的高低，所占人口比例，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参考。如果一个社会对律师不尊重，肆意打压，随意抓捕，就是野蛮法治，重庆这几年就是这样。
他们不是抓了我一个律师，抓了好多个，抓起来以后交钱、认错、低头、配合，不要再干预唱红打黑，就放了你。当然，其他地方也有很多不理解律师的人群，把律师轰出法庭现场的也都有。
律师、记者、法官、警官、检察官，哪个行业都有害群之马，不可否认，但不要因为一个行业出了一个害群之马，就否定了整个行业，这不行。确实有些律师做得不太好，但不能让全体律师背黑锅，让我李庄一个人背中国历史的黑锅可以，把中国律师的所有缺点集中扣我一个人头上，我也来担。但不要因此就说律师制度怎么怎么样，辩护制度如何如何，当年重庆就这么搞，从根本上否定了律师制度，这就荒唐。
我们很多来百姓对律师也不理解，总觉得我们在为坏人辩护，也不重视律师。试想一下，如果你或者你的亲人被抓起来，第一个想见、能见的是谁？不是亲人，而是律师，因为法律只允许他见你，难道非得到那时才认识到律师的作用吗？
包括王立军、薄熙来，当年抓李庄的时候，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成为阶下囚。我敢肯定，在他们成为阶下囚的一刹那，想到的不是别人，而是我，无论是想我为他们辩护，还是想我这个人这些事。我想他们会终身想当年是如何制造李庄案的，如何打压律师的，如何动员舆论抨击律师制度和辩护制度的。只有到了今天，他们才知道最想见、最能见、唯一可以见的就是律师。
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普通民众眼中的道德有很大差异，甚至是分裂的。十四亿中国人可能有十三亿人会说，律师为杀人、强奸、放火、抢劫犯罪辩护，是助纣为虐，这是挺悲哀的现象，他们不理解律师，不理解辩护制度的意义。即使我知道他有罪，但律师的职责只能做无罪和罪轻辩护，但这与民众正义价值观相违背。
我们一定要让民众理解，可能以前三代都与律师没有关系，但很难保证你这一生不和法律打交道，也很难保证你的下一代不和法律打交道。西方有一句谚语，人一生起码得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医生保证肌体健康，律师是保证人生健康发展的医生。所以，希望大家和律师多交朋友。
不能以牺牲法治为代价来净化社会治安
凤凰网资讯：重庆打黑，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李庄：有一个现象，这个你可以问一下重庆现在的一些警察，在官方正式公布王立军跑到美领馆的当天晚上，重庆有人放鞭炮，喝醉酒的人很多，大部分都是警察，说明什么？他们的压抑终于得到了解脱。
从严治警是一种执法管理理念，对社会对百姓都是一种好事，但如果把从严治警变成一种法西斯式管理和法西斯式训练，那就不是人类文明了。同样道理，适用于治理一个直辖市、一个区县。
打黑是民心工程，挺好的事，什么国家，什么朝代，什么社会，杀人放火犯罪都是不允许的，都必须受到严厉打击，但就是处置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渣，也要按照有效的法律，也要按照程序、用文明的方式送他上黄泉路，不能用犯罪的方式打击犯罪，以牺牲法治为代价来净化社会治安，这是什么思维？这就是反进步、反文明、反法治。
凤凰网资讯：你认为如何避免重庆做法重演？
李庄：让民众理解什么叫法，法就是规矩，规矩制定出来，我们就要按规矩来，不能超越规矩的边界。法治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提供一种制度，去约束人的行为、习惯，大家都要遵守，破坏规则就是无序。
当然，谁也不能过分强调、过分夸大法的作用，不能过分强调法的严厉。就像重庆这几年这么搞，会使民众产生恐惧，从而对法有抵触，对执政者反感。
需要把法和德结合起来，有张有弛，有松有紧，制度与法律相结合，恩威并举、宽严相济，在法律框架内人性化地执行，才能达到老百姓和社会和谐稳定欢乐的局面，过分强调哪一方都不行。这需要立法者和法学家反思。
凤凰网资讯：重庆这一年发生的变化透露出怎样的信号？
李庄：不到一年，确实有一些好的迹象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确实很艰难。
中国的司法体制到底怎么改，法治怎么大踏步向前跨越，这是民众期待的。有些事情不是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比如重庆这几年造成的冤假错案太多，个案数量多，涉及人数多，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纠正，工作量，阻力、压力太大太重，想一夜之间怎么样，得到马上改观，也不现实。但是我相信随着法治的进步，会逐渐得到纠正。
文强之子：人生就是这样，说不清楚
编者按：2012年即将过去，凤凰网资讯推出大型策划《重庆·2012》，聚焦本年度最大新闻--“薄王事件”的发生地。下篇《相信与未来：三个重庆故事》，我们选择关注重庆唱红打黑背景下的个体命运，关注被政治改变的人生。
2012年12月10日，文伽昊在干妈家接受凤凰网对话。他的父亲文强，原重庆司法局局长，在重庆打黑中以受贿，包庇、纵容黑社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被判死刑，于2010年7月7日执行；母亲周晓亚因受贿罪被判八年，仍在服刑。文伽昊自己也遭羁押十个月。去领父亲骨灰的时候，“感觉天塌了，有点崩溃了”。因为是文强的儿子，这两年来，找工作屡次遇挫。现在，他首先想追回自己的东西，然后找份工作，娶妻生子，平平安安地做个普通人。
口述：文伽昊 整理：陈芳（发自重庆）
“你父亲的案子没有结束，你是肯定出不去的”
2009年8月7日凌晨3点左右，我刚刚吃完宵夜回到家，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来的人自称是司法局的，要向父亲汇报工作。
怎么大半夜来家里汇报工作？他不知道我爸爸不在家吗？当时我就很怀疑，会不会是父亲平时处理案子得罪的人来报复？我让妈妈赶紧拨打110。警察来了，但被训斥走了，“091专案组的你们也敢管”，后来我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郭维国，091专案组的牵头人。
当时我和妈妈还不知道父亲已经被控制，也根本未意识到他会出事。事后得知这一天的凌晨1点，他在北京被抓获。
一下进来七八个人，并亮出搜查证，这时我已明白肯定是父亲出事了，但已不准我再接触任何可以与外界取得联系的东西。
搜查持续到中午，我和母亲被分开带走。我被带到沙坪坝公安分局，开始接受审讯，一直到晚上10点。随后被转移到北碚看守所，并在那里被羁押十个月。
当时我感到很意外，原以为我的事情很简单，没有想到会被关那么久。
那年11月，专案组有人跟我说了实话，“你父亲的案子没有结束，你是肯定出不去的。他案子什么时候结束了，就会放你出去”。那之后，从2010年1月初一直到5月下旬，一直没有人提审我，也没有人来看我。
他们叫我给父母写信，说在里面还是很苦的，以此给父母施加压力。我没有写，希望父亲实事求是，他如果真犯了什么罪，叫他自己坦白就好了。
看守所里的人也怕出事，我被提审的时候他们在门外安排一个警察，只要我在里面大叫，立马进来，把我带出去，说你们提审归提审，但不要乱来，出了事我们要负责的，虽然你们是091的，但还是要按章程办事，不要乱来。
我尝试去问看守所的主管，这人对我还是不错的，像我这样不判刑得关多久？他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几个月不来见，也不提审，很少见。但在文革的时候，关几年也很常见。”我当时就傻了。他还说，“你父亲的案子影响很大，如果搞个一两年，你在看守所待一两年也比较正常，我也不想骗你，反正你自己要做好心理准备”。他还提醒我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对父亲很不利。
在里面每天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关多久，就是那时候我学会了抽烟，因为不能让自己垮了。
要我不上诉、不上访、不去北京
5月21日，重庆高院二审判我父亲维持一审死刑判决。没几天专案组的人就来找我，说“你的案子大概调查清楚了，犯罪不是很严重”；6月2号又来告诉我，你犯罪过于轻微，不予以起诉。我就出来了。
出来后完全一片迷茫，我家的房子和全部财产已经被没收，我只能住表弟那里，他是一名基层警察。我一出看守所的门，表弟派出所的人就在外面等着了，到表弟家里发现还坐着四五个街道办的，管户籍的民警和街道办的一个人，和我拍了一张合影，说这个也是任务之一。刚出来的两三个月，大概两三天接到一个电话，过节的时候他们还送腊肉过来。
我出来的时候，表弟被要求签了一份保证书，保证我不上诉、不上访、不去北京，如果违反这些，表弟会受到处罚。
《南方周末》那篇专访见报后（2011年2月1日），第二天，刚好是除夕，专案组的人就找到我，让我在某论坛发帖说《南方周末》是在乱写。我拒绝，他们就用我的电脑我的身份证注册账号发帖，并告诉我以后必须市委宣传部同意的媒体才能接受采访，而且不准单独接受。
我想去成都一个朋友那里。专案组为这件事情，每天打电话来，最后他们直接说出了我朋友的名字、工作地点。我害怕了，怕给朋友惹麻烦。出来的时候，给的说法是微罪不诉。他们告诉我，“我们是看你父亲的面子就算了，但你出去以后一定要老实一点”。我要去趟成都他们都如临大敌，就怕我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说实话他们内心也是相当恐惧的，他们自己不是不明白在干什么，也知道这些事情是见不得光的。
家里一下发生这么大变故，刚出来的那段时间，我还是很沮丧的，家这么就没了，父亲被判了死刑，母亲被判8年。说实话，当时还是很伤痛的。想过离开重庆，但是当时他们是不允许。后来我就想逃避也不是办法，必须得留下来，把很多事情要说清楚。
说我父亲完全没问题，无罪，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他有罪但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虽然功过不相抵，但我父亲毕竟以前做出这么多贡献，我当时觉得应该会区别对待。可一夜之间，整个舆论就让人感觉文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仅是重庆，整个中国，包括世界，突然一下都知道我父亲的名字，还没有开庭审判，舆论已经将他至于死地了。
和父亲的最后一面哭着给他磕头
我父亲曾强烈要求见中纪委，被告知不行，说他只是刑事案件。父亲还是挺仗义的，不想牵连更多的家庭。当时专案组对我父亲提了一些要求，想让他说出一些专案组想知道的东西，但父亲没有说。
7月7号，父亲被执行死刑。专案组的人提前一天通知我和大姑去见父亲，我还特意问是不是死刑复核下来了？他们说没有。
我还以为是他们开恩，完全不知道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但父亲可能感觉到了，早晨6点多，我们就到了法院。父亲起得很早，因为他那天还接受了中央某报的采访。当时感觉父亲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睿智，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很疲惫了。
只有客厅大的屋子里，最少有20个人，有专门负责拍照的，专门负责录像的，父亲两边还坐着两个武警，我们旁边站了两个警察。就这样大概谈了15分钟，他们规定的时间。
开始两三分钟并没有说话，心里还是很激动的，还是我大姑提醒，“文强，洪洪（文伽昊小名），你们快点说吧，时间就只有这么一点了”。我父亲请示他旁边一个人，说“我能不能抱一下娃儿”，两个武警站开，父亲抱了我，就说“洪洪，你出去以后不要仇恨社会，不要自己放弃生活”，他还说“要相信政府、相信党，时间会证明这一切的”。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感觉了，说“娃儿，给我磕三个头吧”，我就哭着给他磕了三个头，之后警察就把我们带走了。当时我是还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
当天下午就通知我去拿火化证，要我去火葬场领骨灰。说实话，当时有一点接受不了，感觉天塌了，有点崩溃了，来得太突然了。我都没有好好跟父亲告别，当时我还想会有机会再见。
娶妻生子平平安安地做一个普通人
从看守所出来以后，别说找工作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打电话找其他人说话，都可能把别人牵连进去。2010年，我想去一个朋友那里上班，朋友很害怕受牵连，就说你刚出来，先把身体养好，我可以给你发工资，但就别来上班了。当时就面临到很多这样的问题。现在好多了，但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很多人还是害怕。
我这三年全靠亲戚、朋友，基本都在家里宅着，或者找朋友打牌什么。
也会常常想父亲，过年我都要去父亲骨灰存放的地方，他的骨灰还放在火葬场。对父亲的事情，作为儿子，有一些不甘，当我了解了那么多东西后，感觉父亲还是很不值。
以前没有跟父亲更多交流，还是有一点难过。自己以前也干了一些不争气的事情，让父亲比较难过，还是心里惭愧，而且父亲已经这样了，想补偿都没机会了。
父亲对我一直很严厉，我们以前没有很好地交流过。现在想想其实我父亲是很优秀、很好的，还是很崇拜他的，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就是草根，自己一步一步走上来的，爷爷是个农民。父亲在的时候，我也没想过利用我父亲手中的权力，自己去赚大钱。2009年，我28岁，依赖性比较强，父亲走后，可能很多人认为我不适应这样的生活。其实就个人生活上没有太大区别，更多是对父亲的怀念，并不是对生活的不适。
只有等我母亲出来，照顾好她，父亲临终前跟我说，母亲出来以后要把她照顾好。我母亲当时没有办法说了很多违心的东西，拿我去威胁，当时没办法，要被迫做出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没有选择的余地，对父亲的死他感觉很内疚。我们开导她，其实结局都一样，现在母亲比才进去的时候好多了，自己也看开了一点。
出事以前，父母常说我还没有完全长大，自己都没有很明确的目标，也没有什么大的理想，也没有做什么。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我懂得多，可能现在还没出来，说不定我也会被判不知多少年。我身边一个朋友就因为成熟比较早，受到他父亲牵连，进去了。人生就是这样，说不清楚。
刚出来的时候，我很悲观。以前不是一直说依法治国嘛，电视上也说法治在进步，直到自己亲身经历，才感觉到这个过程是那么难，重庆当时的情况下，人就是法，要么服从法，要么被打倒。这一年又看到了希望，应该还是相信党的，我父亲那句话真得说对了，他说“时间会证明这一切”。当时我想的是10年有没有机会，两年就证明了。
现在，我首先想把自己的权益追回来，我的衣服、裤子、鞋子、电脑都没有还我，今年还了我十几张银行卡，最多的一张卡里剩下600块钱。当时并没有说要没收我的个人财产，就算不还，也应该有个说法，这些东西哪里去了？
还没有女朋友，以前接触过几个姑娘，说实话以前真要是成了，也把别人害了，说不定连她的家人一起都害了。找对象，我一定会先把家庭跟她们说清楚。当然现在我自己的事情还没处理好，还没有心思想这些，万一在这过程中遇到一些阻力，我也不愿意让别人跟我一起承受这些，对别人也不公平。
以后，还是要找份工作，娶妻生子。这也是父亲的遗愿，他告诉我以后不要从政，要平平安安、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以前我也不是说想赚很多钱，现在就想平平安安地做一个普通人。
黎强之女：我眼中的“黑老大”父亲
编者按：2012年即将过去，凤凰网资讯推出大型策划《重庆·2012》，聚焦本年度最大新闻--“薄王事件”的发生地。下篇《相信与未来：三个重庆故事》，我们选择关注重庆唱红打黑背景下的个体命运，关注被政治改变的人生。
2012年12月3日，凤凰网在重庆对话黎强之女，讲述红色重庆背后的“黑色”家庭和他眼中的“黑老大”父亲。黎强，原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打黑”案的典型人物之一，时被称“红顶黑老大”。2009年12月29日，黎强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7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其辩护律师赵长青认为检方指控的“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证据不足。
口述：黎强之女 整理：陈芳（发自重庆）
我是黎强的女儿，今年25岁。一个开朗爱笑的姑娘，我的性格和爸爸很像，我们都是乐天派。
有一次我去见李庄，他见到我后，说别人来都是哭哭啼啼的，就你笑嘻嘻的。在外人看来我好像受打击没受够，其实因为没有办法，事情已经这样了，再哭也不能挽回，还不如给自己少点压力。
爸爸在狱中自考已过八门课
现在每天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和姑姑一起为爸爸的案子取证。
爸爸的一个狱友出来后告诉我，爸爸在里面学了很多东西，而且参加了成人自考，已经过了8门课。我爸爸说没办法，把我关起来坐牢，至少得念一个大学文凭出去，不能浪费时间。
他在狱中患上了白内障，一只眼睛已经失明，11月刚刚做了手术。我还劝他别去考了，他说不行，已经复习那么久，得去考。其实去年就已经批准他做手术，他不愿意出来，一是他觉得带着手铐脚镣做手术，是对人格的侮辱；第二，他觉得没希望了，看得见还不如看不见，有点万念俱灰，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被带走前一天我问爸爸是否快乐
2009年7月14号，父母被带走，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可当时我并不知道。事后三天才辗转得知。
那时我人在美国，5月份从波士顿一所大学毕业，刚刚工作。我很少主动往家里打电话，一般都是爸爸打给我，一个礼拜通一次话。就在被带走的前一天，爸爸还给我打了电话，因为刚刚毕业，我有些迷茫，感觉实际工作与想得有些出入。我问爸爸：你现在做的事是不是你想做的？会不会让你感到快乐？他想了一会儿，没有直接回答，说我还没有长大，如果他也这样想的话，我们就没有饭吃了。
7月14日，我破例主动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那时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人接听，我也没有多想。16号，我又打给妈妈和家里其他人，都没有人接。我很纳闷，第一反应是会不会集体出车祸了？这是我能想到最糟糕的情况。
我打给公司，接电话的人支支吾吾，说我爸妈去开会了，当时我大脑有点空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又过了一天，纽约时间凌晨5点多，爸爸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爸涉黑被抓了。我问他什么是涉黑？他说就是涉嫌黑社会，我说你在开国际玩笑，我真的以为他在开玩笑，就是写小说我也不会想到会是这样。
法没有定罪，舆论已经先定罪
挂掉电话，我开始在网上搜索相关新闻，论坛上已经有了爸爸是“黑老大”的各种消息。法没有定罪，舆论已经先定罪了。我自己清楚，他们是怎样的人，但毕竟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他们，是跟着舆论走的，后来我在想以前自己是不是也这样。
我爸爸本来就有络腮胡，头发有点卷，看起来有点“坏”，小时候我还跟他开玩笑，想不到一语成谶，他就成了“黑社会老大”。我相信父母，清楚他们的为人，但看到网上那么多舆论，我想过是不是哪里真的出了问题？是不是跟谁有过节？
刚刚得到消息时，我有赶紧买机票飞回重庆的冲动，第一天我好像行尸走肉一般，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后来我告诉自己这样不行，要好好想一想，我给自己列了一个单子，分析各种选择的利弊。
我能做什么？现在的公司怎么办？我要不要找媒体、找律师？当时我有点天真，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抓人后48小时内不起诉的话，要放人，当时我父母已经被抓3天，没有任何被放的迹象。我想找美国媒体，但我不能估量这事情有多大，万一本来没有什么，反而弄成了国际舆论。
到底要不要回来？我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我很了解爸爸的性格，他从小跟着父母尝过各种苦，很倔强，不是他做的打死也不会承认。但如果对他实施精神上的折磨，也许他会扛不住。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是父母最大的软肋，我怕回来被利用，父母看到人家对我做什么，他们可能招架不住，为了我而不得不承认，或者说一些违心的话。
经过层层思想斗争，我没有回来，直到一年后觉得可以见父母了，才回来。我猜测如果当时我在重庆，也会被拘留。
我从小比较独立，父母对我算是半放养，爸爸一直拿我当儿子养，对我影响很大，经常跟我说遇到什么事情要多思考。
看到爸爸胡子拉碴的大头照眼泪刷一下就出来了
我唯一一次落泪，是见到重庆官方登出的父亲那张胡子拉碴的大头照。我爸的脸本来是圆的，而那张照片他看起来瘦了20多斤，那时他才进去五六天。看到那张照片，眼泪唰一下就流下来了，我好像看到爸爸的眼睛里都是泪。他是吃软不吃硬的人，你对他越强硬，越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人竟然到了这步田地，很难想象他在里面的遭遇。
我爸爸现在被关在渝都监狱，在那之前，他被秘密带到一个基地，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被刑讯的基地在哪里。爸爸的狱友告诉我，那时经常半夜被提讯，专案组的人给爸爸拍了几十上百张照片，各个角度不停地拍，最后挑选出一张看起来最穷凶极恶的一张公开。
这位狱友还跟我讲，刚进去，爸爸一直坐在老虎凳上，五天六夜不让睡觉，不给吃不给喝，头还被罩着，半夜被叫起来提讯，头罩一掀，一个大灯就像拍戏一样射到脸上。我不知道爸爸的白内障是不是那个时候患上的。饿得快晕过去了，给一碗稀饭，没有几粒米，但里面放有辣椒籽。
我后来问爸爸，他不太想跟我讲，怕我伤心，自己也不太愿意讲。爸爸当时有点万念俱灰，只想把自己了结了。但一想，死了就是畏罪自杀，百口莫辩，什么东西都可以往自己身上加，不行。我妈妈出来以后，说当时如果不是想着我，她早就去死了。
爸爸最在乎公平 政治智商为零
2010年6月左右，我才和父亲见面，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已时隔2年。当着父母的面，我从来没有哭过，见面时我们也没有那么悲情。我跟他说还是要总结下教训，我希望他想一下为什么会进去。我还以彭老总、刘少奇的经历安慰他。现在我每次去见爸爸，他都笑嘻嘻的。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让奶奶去看。爸爸和二叔，都进去了。一是爸爸怕奶奶看伤心，我奶奶做了40年的寡妇，现在80多岁了，好不容易儿子稍微有点出息了，却又这样；二，他也怕自己看到奶奶控制不住。我爸爸特别孝顺，常跟我说，老家人活的时候，要尽孝的，不要留遗憾。
庭审之前，我最怕的是爸爸、妈妈被关傻、关疯了。我读过《一九八四》，有些东西想想是非常恐怖的。庭审上，发现爸爸逻辑相对来说比较清醒，还没傻，还能开玩笑。
归根到底，爸爸做得很多事情都与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爸爸13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下面还有5个弟弟妹妹，念到初中被迫退学，家里什么事情都要管。小时候可能遭遇过一些不公平待遇，他就一直很想为民营企业争得一些平等的权利，他就觉得公平非常重要，竞争没问题，但要摆在一个平台上来公平竞争。他做市人大代表时，就曾多次为民营企业争取空间。
我也有考虑过，爸爸在经营中是不是真的存在违法行为。中国的法律体制不太完善，我们都是摸着石头在过河，很多事情都不太清楚，你去试一下是怎么样的，做成熟了，去补办各种手续，然后你就合法了。
我爸爸做人非常低调，做事相当高调，他做事会给人家一种比较强势的感觉。但他不会在桌子下面做事情，爸爸在政治方面智商为零，我说他历史看得太少了。
爸爸说历史迟早会还给他一个清白
我们的性格很像，只是我的文化水平可能比他稍高一点，但他的优秀品质绝对比我多。我爸爸没有念多少书，不喝酒、不吸烟、不打牌，什么兴趣爱好都没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
以前家里没出事的时候，妈妈就经常劝爸爸，让他别做了，事业做这么大有什么意思？我们又花不了那么多钱，爸爸妈妈都很节俭，妈妈出门都坐公交车。我也劝他，别这么累，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过得开心一点就行了。如果说一开始，是为生计；到后来他做这些，已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实现一种人生价值。
我最佩服的还是他做事情有毅力、有恒心。其实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做什么事情都要持之以恒，说话做人又直，很少留心眼，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脾气太暴躁，也可能因此树了一些敌人，他甚至认为那些都不是敌人，只是竞争对手。人的性格很难改变。但现在他的脾气好多了，也许与年龄增长有关，他今年已经50岁了。
爸爸跟我差不多高，我平时走路都喜欢搭他的肩膀。2010年，有一次我们在监狱吃晚饭，我突然发现爸爸的背有点……也不是驼，就是觉得他好像老了。那一瞬间，我特别伤心，但在他面前我不会掉泪。
吃饭的时候，他就说还是要申诉，我爸爸说，不能坐地等花开，必须要自己去努力争取。爸爸说，历史迟早会还给他一个清白，有可能他这辈子看不到，但他相信总会给他一个清白，到现在他都没有认罪。
我不知道爸爸之前是否意识到后来发生的一切，但以我对他的了解，就算他知道了，也不会跑。一是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没有事，为什么要跑？他其实有民族主义倾向，他认为国外也没有比中国好，他不希望我留在国外，让我学业完成后回来报效祖国。
爸爸叫我不要从商做学问最好
他出事以后，叫我不要从商，还是做学问最好。他一直都希望我好好念书，他觉得自己书没有念好，就希望我好好念书，就是现在，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念书。
爸爸让我对妈妈好点，不要跟妈妈拌嘴，他说妈妈很不容易。妈妈出来后，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是她选择性去遗忘，还是受打击太大。
我从来不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从来不觉得。我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成为我父母的女儿。
重庆是我的家乡，我以前非常热爱重庆，现在多少有些伤心。我伤心不是觉得它辜负了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在我身上发生，还是有点伤心。
爸爸还曾开导我，不要因此变得愤世嫉俗，不要觉得社会、生活背叛了你。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三年，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父母出事以后，我特意通过看哲学、历史方面的书，从纯粹的知识中，寻找慰藉。我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选择以最好的方式去想任何事情。被劳教公民彭洪：可以抬头做人了 希望过平淡日子
编者按：2012年即将过去，凤凰网资讯推出大型策划《重庆·2012》，聚焦本年度最大新闻--“薄王事件”的发生地。下篇《相信与未来：三个重庆故事》，我们选择关注重庆唱红打黑背景下的个体命运，关注被政治改变的人生。
2012年12月7日，在重庆家中，彭洪向凤凰网讲述了因网上发帖被劳教的全过程，尽管走出劳教所已一年多，彭洪仍心有余悸，“在网上跟帖都比较谨慎了”。他半夜被带走的时候，妻子刚刚怀孕，等他出来的时候，孩子根本不认识他这个父亲，而且由于妻子当时受到惊吓，孩子走起路来有些跛。现在他和家人终于可以抬头挺胸做人了。
对话：李杨 编辑：周东旭
公民彭洪
彭洪，一个1975年出生的重庆人，因为网上的一条题为“这把伞好怪哟”的发帖，被劳教两年。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彭洪，十几岁就到广东打工，两年后回到重庆，断断续续务农、打工。因为有亲戚在镇政府上班，偶尔给他带回一些时政方面的杂志，像《党员文摘》、《半月谈》等。彭洪告诉凤凰网特派员，并没想过当公务员，“自己文化低，没机会进入这些部门”。
与很多年轻人一样，彭洪平时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如果“有机会条件允许也喜欢旅游，出去走走”。他开始接触网络是在2007年，那一年，彭洪32岁。
网上发帖
2009年8月，文强被“双规”。9月，彭洪在网上看到一幅图片，图上画着一把伞，伞的边缘是黑恶分子，比如黎强，伞尖上是文强，文强头上还有一幅图片，一个似乎被PS过的人物标准像，没有五官，但是，一看头型就知道是谁。
彭洪回忆，“那段时间网上炒得很热，说文强怎么怎么样，文强后面还有没有人保护，忽明忽暗，有针对性的讨论这些东西，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也不明真相。”
这幅图被彭洪粘贴发到天涯重庆，标题是“这把伞好怪哟”。帖子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大概跟帖的只有十几个人，浏览的一两百。”
帖子发出大概半小时，电脑屏幕弹出警告信息，“内容就是叫我到重庆市公安局网监总队去自首”。彭洪告诉凤凰网特派员，当时就被吓到了，“肯定不敢去，那地方很恐怖，到市公安局去，我派出所的门都没跨进去过。”
彭洪没有去公安局，据他回忆，大概过了20天左右，4个警察找到家里来，两个是市公安局网监总队，两人是当地派出所的。“他们态度很友好，就闲聊了几句”，警察问他对于打黑有什么看法，并“叫我提供什么线索”。
后来，警察称在家里不好说，干脆去一趟派出所。彭洪跟着一起去了派出所。
警察让我放开讲
彭洪说，他从没进过派出所，这是第一次。在派出所的大会议室，气氛很轻松，警察询问彭洪的学历和经历，曾经做过一些什么工作，有什么爱好。彭洪说“因为气氛很轻松，我放开了跟他们说，包括对一些时政方面的看法，对打黑的看法”。
警察拿出彭洪帖子的打印件，问他文强上面的保护伞是谁，并表示，“大胆说，没事，不会有什么后果的”。然后，彭洪就说了。
说完之后，彭洪在材料上签字，并按手印，这一过程大概持续一个小时左右。
走出派出所的大门，所长对他说，“你年轻人离这个东西很遥远，去关心这个东西干嘛，以后别在网上说什么了，回去吧，两三天你这个事情就会有结果，不用担心”。
第二天，又有两个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到彭洪家，“也是做一些材料，签了字，按了手印，他们走的时候还安慰我，叫我放心不要担心，很快就会有结果。说这几天不要出远门，还说有可能把你的电话和电脑也拿去看一下，麻烦配合一下。”
半夜被带走
10月13号晚上，下了很大的雨，彭洪和妻子躺在床上，讨论关于发贴进派出所的事情，“还是有点担心、不安，但是不安也仅限于预想的后果，大不了被拘留几天，在当时的心态，拘留对于我来说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23点，正当他们准备睡觉，“响起急促的敲门声，我一想，不好，肯定是警察。”彭洪起床把衣服穿好，开门，几个穿着雨衣的警察站在门口。他们一起去了派出所。
彭洪看到当晚的派出所有很多警察在忙，气氛有些紧张。“我心里就慌了，我说你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查图片的最终来源，那个跟我没关系”。据彭洪回忆，警察显得很焦躁，已经有点不耐烦，并对他说，“你现在说这个没用，少在网上说这些东西，不关你的事”。
然后，他又填了一些单子，照相，上手铐。按完手印后离开派出所，又到另外一个派出所，拿刑事拘留通知书，就这样，彭洪在14号凌晨到了看守所。
看守所舍房的人很多，睡木板大通铺，二十几个人，因为各种原因被抓进来。彭洪记得，第二天舍房“老大”问他为什么会被关进来，知道原因以后感叹到“发一个图片就被抓进来，这什么世道啊”。彭洪说，“他们觉得很荒唐”。
15号下午，劳教聆讯通知书到了，上面写着劳教两年，“当时我就被吓到了，太恐怖了，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彭洪提出要求聆讯，分局法制科的一位科长负责聆讯，持续了十几分钟。
16号上午，彭洪收到劳教处罚决定书。但警察并未直接告诉实情，而是对他说可以回家了。“当时舍房几十号人沉默了大概一秒钟，一下就欢呼起来，为我高兴，我也高兴不得了，眼泪都掉下来。”
彭洪和舍友一一握手，很多舍友还将家里电话留给彭洪，希望彭洪能帮忙捎个信，或者叫家人带点东西。
走到大门口签完字，两个警察迎上来，告诉彭洪被劳教，“我一下就泄气了”，彭洪告诉凤凰网。
没有反抗的力量
在转运站待了两天，10月19号下午彭洪被送到北碚西山坪劳教所。整个劳教所只有两三百人，彭洪所在叫做后勤中队，就是专门为那些患艾滋病的劳教人员提供后勤服务。
让彭洪印象深刻的是，进到劳教所一个月之后才洗了第一次澡，每个舍房臭气熏天。但是，如果家里面经济条件好一点，“给管理人员一些好处，待遇就会好，旁边的8组几乎两三天就可以洗一次澡，最不可思议的是劳教所控制酒很严格，但是他们有时候还能喝酒。”
后来，彭洪被安排进警察食堂打杂，接下来上级下发文件禁止此类行为，他又被安排到劳教学员的食堂，直到获释。
在劳教所，经常要唱红歌。“在里面不管早上也好，中午也好，晚上也好，三餐开饭之前必须唱歌。”
彭洪说唱红歌是业余生活常态，他所在的劳教所有几个大队，相互间经常进行唱红歌比赛。
除了唱红歌，每个人还发了一些红色经典小册子，比如名人名言，人手一册。“各种各样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也有一些国外名人说的名言。”
根据劳教所安排，晚上七点钟劳教人员必须看新闻联播，之后也可以看一点录像，有些关于知识教育，也有时是商业电影。
彭洪起初也想过一些办法，比如向媒体反映或是请个律师，都没有成功，律师告诉他，“现在是高压的态势，靠正常的法律途径根本走不通”。
在劳教所里，彭洪通过一些杂志也得知有人开始质疑打黑，并了解了樊奇杭的事情，但是，他却不抱什么希望了，“不想反抗，没有反抗的力量，怎么反抗？”
仍心有余悸
2011年9月10号，彭洪走出劳教所。当时的重庆仍在轰轰烈烈进行唱红打黑运动，因为有过劳教的污点，彭洪坦言，刚出来的时候，“不好意思出去找工作，心里边还是有点自卑。”
同时，他仍心有余悸，“在网上跟贴什么都比较谨慎了”。
2012年7月，看到方竹笋劳教案，被法院裁判行政行为违法，彭洪开始有了维权想法。2012年9月10日，彭洪收到了重庆劳动教育委员会出具的《撤销劳动教养决定书》。而后，他向有关部门递交了自己的国家赔偿要求。
彭洪告诉凤凰网特派员，今年最大的转变就是维权成功，还了自己一个清白，可以开始相对正常的生活，可以抬头挺胸做人了。
对话彭洪：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可以说
凤凰网资讯：经历了这些事情，心理会不会留下一些阴影？
彭洪：这样的一段经历，心里阴影肯定或多或少会存在。对我的性格没有太大的改变，我现在还是挺乐观，还是挺好。
凤凰网资讯：后悔当时发那个帖子吗？
彭洪：当时有点后悔，很明白自己是冤枉的。今天我不后悔了。
凤凰网资讯：有过这些经历后，你怎样看待言论自由？
彭洪：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的公民，只要不违反法律，在宪法规定的框架之内，都可以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种环境。
凤凰网资讯：你还相信法律吗？
彭洪：应该相信法律。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建立一种法律的观念才行。
只有靠法律，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实现国家繁荣也好，和谐也好，复兴也好，必须依靠法律，只有法律能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才能够保障人权，没有法律，一切的一切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重庆打黑这几年法律被践踏得很厉害，人权得不到任何保障。
民众不知打黑中多少人因小事被冤枉
凤凰网资讯：但是，很多重庆的普通人认为这几年重庆治安还是有所改善的。
彭洪：对，因为普通人不知道打黑过程中，践踏法律的黑打细节。这个东西没有落在你身上，你不会特别去关心，作为一个普通公众，看到栽了很多银杏树，看到绿化好了，给了一些什么福利，很直观的感受，但他不知打黑过程中有多少人因为一点小事情就被冤枉，失去人身自由。
我认为很多人都还是没转变过来。他们总觉得薄熙来和王立军的下台不是法律的胜利，而是政治斗争。他们说薄熙来不管是买银杏树还是什么树，毕竟这钱不是被贪污了，总比被贪污了好。
凤凰网资讯：如果你没有这些经历，会不会也与普通民众一样有相同的想法？
彭洪：作为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经历事情才知道了打黑，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受害者，思想上有了新的认识。
凤凰网资讯：你现在怎么看待重庆模式这一说法？
彭洪：那就像做广告一样，一个很假冒的广告，在忽悠。
还是希望过平平淡淡的日子
凤凰网资讯：你被劳教正好是妻子怀孕时期，受到一些惊吓？
彭洪：小孩子没受到什么影响，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右腿有些缺陷，比左腿稍微长一点，走路有一点簸，感觉一跳一跳，医院也出示了证明。
凤凰网资讯：这可以申请赔偿吗？
彭洪：我申请了，现在公安局在给我解决，后续孩子腿的矫正费用在给我想办法。
凤凰网资讯：对自己今后的生活有怎样的期待？
彭洪：也没有特别大的期待，还是希望过平平淡淡的日子。
薄的唱红吓到了谁三:中国人真的普遍都生病了么？
中国人真的普遍都生病了么？
有人忧心忡忡地问我，说国家最近又出现了一强波移民潮，问我有啥看法，我说没看法，可人家非得叫我有看法，于是我就说那不是移民，那叫胜利大逃亡！那叫胜利大逃亡？对方很是不解，我只得反问：你是否见过天下有天朝那样移的移民吗？对方还是不解，没法，我只好继续往下侃：你看看在洋大人的办事处门前，那个队排的，一年下来，估计可以修成一条人挨人的万里长城，每天在洋大人门口排队的人，大家是成天你挤我我挤你，心中满是亟盼与忐忑，只因为了一张绿卡，那些移民通关的人，看那表情，关这边满是恐惧，关那边兴高采烈，关这边焦躁不安，关那边满是喜悦。你看那出关了的，是不是似乎被解放了一次？还有那出关时鱼贯而出的场景，你看人家是不是在逃亡呀？那成功逃亡的，是不是蛮有胜利者的感觉？再说那规模大的，是否是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大逃亡？为什么要进行胜利大逃亡？本来我不想继续谈什么看法了，因为天朝一向不喜欢别人有看法，可人家就是缠着不放，非叫我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否则誓不罢休，没法，我只好向对方透露一点小秘密，告诉说只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普遍病得不轻！而且还是神经病！为什么要逃亡呀？我说过，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普遍都病了，且病得不轻的。你想想看，世上哪有正常人愿意与病人为伍？除非你是医生，要是你周围人都是神经病，除非你是公安是安元鼎，要是你身边生活的是神经病人而且手上还拿着刀和抢的，那情况是不是更糟糕？是不是很恐怖？我看你不是被吓得半死也得被吓出神经病来，吓死也许是你一个还算不错的结局，哪怕就是最后同流合污起来，要是你始终还清醒着我看那才是你最大的人生悲剧。因此，在你还是一个正常人而且条件又许可的情况下，移民绝对是你最佳的选择！除非你已经神经病了～从最近移民的数量来看，正常人还是有蛮多的，也许这得益于祖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国家的人普遍病了，这绝对不是我杜撰，更不是妖言惑众，也许又有人要对我猛吐口水狠拍板砖了，更有甚者，要是那些拿着刀拿着枪的神经病患者盯上了我，岂不悲哉？看来不把它框定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恐怕不行，如是，我就索性说开了，估计又会有点忠言逆耳不良民了。说国人普遍病得不轻，那就涉及各行各业，甚至无论富贵贫穷。不过要我侃完国人病得不轻这一论点，估计得写一个长篇系列，既然侃开了，于是我素性静下心来，侃它一个天翻地覆。今天俺在此先侃侃官员普遍病得不轻，因为这个网民爱听，也可以给俺增加一下点击率。不过，我说完这些真还蛮危险的，在一个充满神经病的国度里，你知道真相越多，估计你离犯罪也就越来越近了。首先俺要说的是中国的官员普遍病了。据美国消息，中国众多移民西方的人中，其中就有140万官员的家属。可爱的美国人还宣称，他们将公布这140万名官员的名单。要是美国人果真公布了，大家就可以好好看看，看看这些官员哪个不是满口爱国爱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哪个不是对腐蚀没落的美帝西方恨之入骨？哪个不是天天在喊防止西方和平演变？自己的家属都演变到敌方的阵地去了还喊个屁！你看人家是否有病？是否病得不轻？尤其是反美名嘴袁木，反美斗士张召忠，唱红打黑英雄老薄，还有那爱国老兵章万年，估计他们不仅普遍病得不轻，更有甚者是已病入膏盲，不过。俺还是蛮欣赏他们那种把幸福留给别人，把痛苦留给自己的精神！因为，袁木的女早就躺在美国人的床上了；张召忠的儿子最近被悄悄送去了可恶的美国；那个“老薄”之后薄呱呱起先去了英国，据说现在又去了美国，不管怎样反正就是不回国；那个口口声声喊保家卫国，甚至不惜跟美国鬼子动枪动刀的爱国老兵，他的儿子在美国买下的那栋高级别墅估计国人就是一辈子不吃不喝也不可能买得起～～像这样的官员估计绝对不是沧海一粟。虽说中国许多官员还在继续天天大唱红歌，时时在高喊爱党爱国爱人民，我估计即使嘴巴唱烂，口里喊干，只要条件成熟，结果也会大同小异。说到张召忠，我觉得他真的病得不轻，因为在伊拉克战争中，对国际事务脑残无知的他居然敢坐在中央电视台，面对亿万观众敢高谈阔论，似乎自己就是孙武再世，以其脑残的专业水平，丢人自然丢到家了，最后露出了红红的猴子屁股狼狈而逃，这自然是一个无需预言的结局。按理张召忠自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央视了，没有想到这厮脸皮特厚，不仅能够再次出现，而且能够再放脑残异彩。大家回忆回忆张召忠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再看看这次利比亚事件，他居然好意思再出来，而且一出来居然神气活现的，当我一看到这番景观，俺就知道这厮病得非同一般了，只是可怜了我们的党，又要为这斯背黑锅了。这厮一出场，果然非同凡响！把一个党的喉舌都被他说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使得大凡与党挂钩的媒体，网民都对其怀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有些人甚至还充满敌意，似乎这些都是反动派敌特分子的宣传工具，比如一位网民朋友说“俺看央视反着看，它说是好人好事，俺就知道是坏人坏事！”，比如另外一位朋友说“原来是喜欢看新闻的。现在喜欢看娱乐了。。。反正都一样娱乐！”，这次利比亚事件，张召忠将军不仅无半寸之功，反有无限之过！张召忠有病不要紧，可央视的负责人有病就不可原谅。大家都知道，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是喉舌就应该为人民说话，可央视都被张召忠说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还天天喊他说，你看是否有病？央视的收视率已经下降到第三位去了，落后于湖南卫视江苏卫视还不思悔解，你看是否病得不轻？！把西方国家打伊拉克说成是为了石油，按道理我们应该记起教训了，没有想到打利比亚又是为了石油，你看是否有病？害得当朝被网民调侃得不成样子：米国真穷啊。美国当年打韩战是为了泡菜、打越战是为了香蕉、封锁古巴是为雪茄、修理塞尔维亚是为了建桥、出兵阿富汗是为了抢山羊，二战打德国是为了啤酒，打日本是为了饭团，如果打蒙古必定是为了小肥羊，打俄罗斯必定是为了伏特加......哈哈～打伊拉克、利比亚当然是为了石油了。那么，如果米国要是哪一天打天朝呢？那是为了什么？我估计那一定是为了要加入我们的档组织！因为，我们的党妈妈太伟大了！一个人贵在善于汲取教训，汲取教训还是有救的，可怕的是大家都发现了明知不行还要一意孤行，除非实在是病得不轻。然而我们的央视还有央视那些高管，居然在叙利亚事件上又邀来一位脑残，脑残一发语，震得俺立马语塞，震得电视一时都成了马赛克。利比亚事件还没有结束，叙利亚事件又如火如荼，本以为利比亚不产石油，天朝再也没有什么理由好找了，哪知这位脑残一暴语，那更是惊天雷语，说什么叙利亚是世界中心，害得网友们个个自责，深感知识贫泛，不少网友忙问，这个世界的脑袋在哪里呀，脚又在哪里？哈哈～不一而足。话说那些移民了的官员普遍有病，而那些暂时没有移民的官员，何尝不是普遍也有病？你看那两会开的，年年都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建了一个硕大无朋世界唯一的大会堂居然60年没有反对票，和谐如斯，位列长城故宫之后，堪称世界第九大奇迹！且不说每次一去就是几千代表，单单搞保卫和后勤的，每次都是好几万，有这个必要吗？社会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在家中在电脑前，搂着二奶品着咖啡，鼠标轻轻一点，瞬间就可以舒舒服服圆满完成“我赞成”，然而却放弃不用，偏偏却要不辞劳苦跑那么老远，只是为了去举一下手，个人辛苦不说，还要那样劳民伤财、兴师动众，你看人家是否有病？尤其在网民面前还没有落个好。再说那个大会堂，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闲置，要是实现网上投票，是否使大会堂完全闲置着？闲着就闲着，要是利用起来办一个休闲娱乐中心，是否也可以为拉动GDP做出一番不朽贡献？至少也可以为超英赶美增添希望？还有那所谓代表，你我草民什么时候见到过选票呀？既然没有见到过选票，那怎么还要叫人民代表？难道你我草民就不是人民不成？你看看人家是否有病？私营企业在我们国家已经占主要成分了，居然有人还喊绝不搞私有制，你看这样的人是否有病？要是要我来看，我绝对会说这样的人病得绝对不轻！有意思的是病得不轻居然还喊要五不，而且许多人还跟着那个病人一起起舞，哈哈～俺就不一一点评了，继续点评同一个病人未免也太残忍，再说，一个手里即拿着刀又端着枪的病人，赤手空拳的你是不可能和谐他的，但他却时刻可以和谐你，要是病人发起癫来你就可能没有救了！你要是没救了也就相当于被野鬼打了，那是打不起的官司告不起的状。其实，天朝官员有病也不是一朝两昔的事情。你看过去的官员，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刚才还把人家称为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过一会儿却把人家打翻在地还要踩上一只脚，慢点又给人家平反昭雪，你看这是否是神经病？不可理解的是自己病了还要你我与他保持高度一致，尤其病得不轻的是还要说“伟大、光荣、正确”，还要说这是历史的选择，还要说代表党代表人民，真是叫人蛋痛！话说那个倒霉蛋彭德怀，北伐没有死，抗日战争没有死，解放战争没有死，朝鲜战争没有死，长征路上没有被饿死冻死，可以说大凡是我们的敌人的，都想叫彭德怀死，可彭德怀就是没有死，但却死在一个高喊“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成，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的自己人手上，在这一方面人家居然与敌人保持了惊人的高度一致，你看人家是否有病？在老毛批判彭德怀一篇实事求是的万言书时，那些也高喊共产党人如何如何的人，要讲实事求是，要讲党性，可在大是大非面前，居然个个举起那非正义的手，难道没有想到，彭德怀的今天难道不会就是你自己的明天？后来知道了，可已经晚了，明明知道老毛不对，可依然还喊伟大光荣正确，你看是否有病？依我看，这些人绝对病得不轻！邓小平虽说号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我觉得他老人家更像是一个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因为他的“黑猫白猫论”就是最生动形象的表达。所以他的“理论”用的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和原则，正像鲁迅形容的那样，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变色龙。当“自由化”威胁到他的利益的时候，他就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来对付；当你想认真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时，却又妨碍了他的利益，他就顾不上“四项基本原则”，而提出了不要问姓“社”姓“资”；当他需要批判“两个凡是”，为自己翻案时，他主张展开大讨论；当辩论变得不利于他的路线贯彻的时候，他就又可以提出“不争论”的原则！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以他说的话，只是在特定条件下算数，而在别的情况下是不算数的。你真要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作为普遍规律时，估计你可能也神经了。 如果你也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用它来为你的正确观点服务，你可以用来证明你的思想和小平同志是一致的，但是别人可以用他别的言论，证明你是反对邓小平理论的，这样的争论实际上已经上了实用主义的贼船，怎么能达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呢？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都知道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这一重要思想，可后来他老人家同时又提出“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想一想，摸着石头过河，怎么还能胆子大，步子快？这岂不又成为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鲁莽家了？这样的过河，怎么能不掉到河里去呢？你看看，就是我们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思维是否也有问题呀？ 记得知名的记者李承鹏在自己的博客曾经对官腔有过评论，“大家都熟悉的句式套在最近就是：你跟它讲法律，它给你讲人性，你跟它讲人性，它给你讲主权，你讲主权时，它给你讲要克制，你要克制时，它让你勿忘国耻。。。你我至今都不知道到底主权高，还是人权高，也不知法律重要还是人性重要。反正老朋友快输了，就是主权高；老朋友快被绞，就是人权高。有权的杀人了，就得分析人性，有权的被欺负了，跨着省也得运用法律。”其实要是我来说的话，那就是神经病普遍都是一个德行---乱搞！好了，文章太长，下次再续！欢迎来访！谢谢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