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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社会学想象力:社会工作中社会学的想象力
? 社会工作中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工作中社会学的想象力 李 伟 摘 要：纵观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史，无论是最初的引入，中途的取消，还是之后的恢复与快速发展，都与社会学“如影随形”，渊源极深。社会学系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广泛的智力支撑，尤其是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不可或缺。这种想象力具体包括结构分析和历史分析两个方面，即横向的、静态的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和纵向的、动态的历史过程的考察。结构分析和历史分析辩证统一，不可分割。前者可以使人们了解社会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后者有助于认识社会现象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两种分析视角有助于社会工作准确界定案主困境的根源，进而保障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会学的想象力结构分析历史分析 李伟，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7)。 一、问题的提出 追溯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上世纪20年代随社会学被引入国内距今已接近百年，在50年代由于政治原因被取消，从80年代中期恢复至今也有二十年的时间。无论是最初的引进、中途的取消还是之后的发展，社会工作都与社会学“如影随形”，二者渊源极深。在各高校中，社会工作往往与社会学处于同一系所，如早期燕京大学的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金陵大学的社会学系。“而在北美许多高校中，社会工作这门学科的发展则相对成熟，一般都建立了独立的社会工作学院”（胡炼刚，2013）。同时，在我国当前的学科体系设置中，社会工作被教育部列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从属于“应用社会学”的范畴。 毋庸置疑，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关系密切，有人认为它们是相互支持的（Leonard，1966），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完全对立的（Davies，1981；Davies，1985）。二者的联系体现在社会学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为社会工作开展的助人服务活动提供了智力支持，“一般来讲，社会学为社会工作奠定了认识（知识）基础。社会学也偶尔为社会工作实务范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比如整合方法和系 统理论”（Pincus and Minahan，1973）。同时，社会工作的认识论基础，如实证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等都与社会学有着极深的渊源。本文以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为分析视角，通过一个具体的实践项目来探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在社会工作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意义。 二、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由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提出。在问世于1959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系统论述了这一概念。他认为，这种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米尔斯，2012）。具体而言，社会学的想象力主要包括结构分析和历史分析两个方面，前者主张将个人经历和困扰置于宏观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分析，后者提倡采用纵向的视角梳理社会现象的发展演变过程。只有将这两种分析方法有效结合，才能理解个人及社会问题的根源和本质。 （一）结构分析视角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及社会科学领域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含义模糊、歧义丛生的概念。简单来说，结构可以理解为某个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以家庭结构为例，首先是家庭的组成元素，如夫妻、子女、老人等；然后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等。社会结构极为笼统和宽泛，因为社会的成分纷繁复杂，小到个人、家庭，大到社区、社会组织。那么，与此相对应的便是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层面的结构，如家庭结构、社区结构、组织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结构分析的视角，即区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困扰产生于个体的性格之中，产生于他与别人的直接联系之中，这些困扰与他自身有关，也与他个人所直接了解的有限的社会生活范围有关……论题涉及的事情则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米尔斯，2012）。结构分析被米尔斯认为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在他看来，个人所经历的事情与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从宏观的社会环境出发才能理解个人经历，因为“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米尔斯，2012）。 （二）历史的视角 历史的视角“即个人只有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米尔斯，2012）。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研究不仅仅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任务。米尔斯极力主张社会科学对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他用一章（第八章）的篇幅系统论述了这一观点。“社会科学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我们时代的诸种问题，现在包括人的本质这一问题，如果不能一直把历史视为社会研究的主轴，不能一直认识到需要深入发展以社会学为基础、与历史相联系的关于人的心理学，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描述”（米尔斯，2012）。米尔斯认为具备历史分析的视角对社会学及社会科学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每一门考虑周全的社会科学，都需要具备观念的历史视野以及充分利用历史资料……没有哪门社会科学能被假定是超越了历史的。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应该是‘历史社会学’”（米尔斯，2012）。 三、吉沙参与式发展项目①【注】本案例来源于项目组成员李波、谢鸿妍的田野笔记，详见“吉沙——我们有一个梦”，《华夏人文地理》2003年第1期。由于原文较长，本文引用时在不变原意的基础上对案例进行了缩减。
CBIK是云南的一家NGO，该机构的核心目标是保护当地特有的生态资源，提高社区居民的生计水平。吉沙村位于云南省香格里拉县，村庄附近有美丽绝伦的神山和圣湖，并且拥有大片原始森林。上世纪60年代，因国家建设需要，山上的森林资源遭到20年的毁灭性砍伐，致使当地的生态环境恶化，用吉沙村民的话说：“鸟儿没了，庄稼病虫害多了，风大了，霜冻提前了”。1998年，国家颁布了“禁伐令”。但是，这片土地后来又被开发商看重，计划开展旅游项目。 2000年，云南省政府和GEF（世界环球基金）等机构合作，希望在当地探索一条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社区发展模式。由云南省计委、CBIK、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等机构组织的七个调研小组在滇西北进行实地调查，这些组织运用动物学、民族植物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调研方法，了解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生态环境等。项目后来获得荷兰一家组织（ICCO）25万的项目资金。该项目的核心目标是保护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提高村民的经济收入。具体而言，一是建立一个藏式旅游招待所，培训接待队伍，改善接待设施等；二是成立村民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行政和财务事宜。 CBIK的项目设计方案出炉后，便向当地的县乡政府详细介绍了项目的情况。县政府的态度是积极和肯定的，虽然并未给予实质的帮助。但乡政府希望CBIK更换村庄，因为当时已经和一家公司签订了开发协议，担心两个项目会有冲突。将吉沙村选作项目点是基于前期大量的调查，更改项目点会带来其他的麻烦。而且CBIK正是看到无论在计划经济中政府主导的森林砍伐，还是在市场经济中由公司推进的旅游开发活动，当地老百姓都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的权益受到严重的侵犯，项目的宗旨就是要面对这一现实，寻求解决的方案。 CBIK项目组进入吉沙村开展各项调查，前期工作进展尚顺利。但随着项目进行，村庄潜藏多年的矛盾被激发出来，村民对CBIK免费做项目的行为表示怀疑，因为之前他们与外来机构打交道吃过亏。同时，因为村庄的财务不够公开透明，村民担心CBIK一旦撤离村庄，藏式招待所的收入会被少数人占有。虽然大部分村民仍旧支持项目，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始终伴随着村民的各种猜疑和谣言。还有，吉沙村的两位社长迫于乡政府的压力全部退出了项目。 开发商和乡政府曾在1999年签订开发千湖山风景区的协议，但多数村民对此协议不甚了解。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乡政府并无批准集体林的承包和转让权限，所以该协议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但对急于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乡政府来说，这类开发项目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CBIK进入村庄之前，开发商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投资活动。随着CBIK项目紧锣密鼓地展开，开发商有所不满，认为他们的开发合同签订在前，而CBIK的项目干扰了他们的活动。但开发商并没有直接找CBIK谈判，而是希望乡政府能够出面解决。据CBIK项目负责人称，当时散布着许多谣言，有说他是练法轮功的，有怀疑那些支持项目的村民从中拿到好处的等。 虽然CBIK的原意只要村民能够共同合作将项目顺利开展下去，并不希望与开发商发生正面冲突，也不想过多惊动政府部门。但由于村民一直担心CBIK撤出之后，招待所的产权和收入分配权会被少数人把持，因此CBIK决定到县里进行公证，而公证必须获得乡政府的介绍信。后来，在乡政府的斡旋之下，CBIK与开发商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CBIK最终获得了乡政府的介绍信，开发商则与少数村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从法律程序上来看，这一协议并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合同的许多条款对村民不利。经过反思，CBIK认为此前的项目目标定位存在问题，他们认为村民缺 乏足够的能力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选择，虽然生态旅游项目对于保护村庄的自然环境和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但是村民并不能认识到这一点。 四、项目分析：基于结构分析和历史分析的视角 因为项目开展前CBIK已经与多家机构对吉沙村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同时考虑到项目的非盈利性，所以CBIK预期项目会顺利进行。但是，通过案例介绍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最初设想简单的项目在推行过程中遭遇了来自各方的重重阻力，如村民的不信任、乡政府的不支持、开发商的干扰等。面对这些困境，项目组成员开始反思项目最初的目标。经过反思，他们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村民是否有能力作出有利于自身及社区的选择。可以发现，项目的目标定位在此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详见图1。
图1
图1的左边代表的是CBIK对于项目目标的定位，右边则是对于吉沙村问题的认识，二者是直接相关的，即根据问题归因来确定项目目标。CBIK最初的目标是发展生态旅游，保护当地特有的生态资源。因为在项目前期的调查中，CBIK认为吉沙村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生态恶化。后来项目陷入困境，他们开始反思项目最初的目标，然后认识到村民能力欠缺是最重要的问题，进而将目标定位为村民能力建设。但是，在笔者看来，吉沙村面临的核心问题既不是CBIK最初认为的生态环境恶化，也不是反思后的村民能力欠缺。这场由政府、NGO、开发商、村民和村委会等多方力量参与的博弈游戏，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事实上却呈现出了显著的结构化特征。图2是笔者根据吉沙村的各个相关群体制作的权力结构图。
图2
在图2中，实线表示两个主体直接进行互动，虚线则表示间接互动。箭头被指的一方意味着权力较大，在双方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没有箭头的线表示双方关系平等，并无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每个带圆圈的数字表示一对互动关系。 如在第①对关系中，乡政府和村委会直接进行互动，并且乡政府权力较大，控制着村委会。在图2中可以明显看出，外来开发商和CBIK的到来导致吉沙村的权力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在他们进入之前，由村民、村委会和乡政府三方所组成的互动关系只有①、②、③三对，但是两个外来机构进入后使得互动关系增加了7对，上升至10对，这无疑会加剧原本就紧张的乡村关系。从图2中可以直观地发现，有四个带有箭头的直线指向了乡政府，远远高于其它主体。这表明在这场权力争斗中，乡政府处于中心和领导地位，对其它主体的影响最大，同时这种权力结构是“不合法”、“不合理”的，笔者认为这才是导致CBIK项目难以推进的根本原因，通过两个社长中途退出项目、开发商的干扰及村民的分裂等可以充分体现。 （一）村社长中途“倒戈” 吉沙村有两位社长，本来有一位非常支持CBIK的项目。后来，开发商介入村庄，迫于乡政府的压力，两个人全部退出项目，并且反过来怀疑项目的合法性。 乡村精英的退出给项目的运行带来了极大阻力。当前基层实行村民自治，村庄公共事务的开展离不开村委会的领导和组织。例如，为了消除村民的疑虑，在完成藏式招待所的设计方案后，CBIK需要与村民签订协议以保证招待所建成后属于村庄公共财产。根据法律程序，这份协议需要两位社长到县司法局公证，但是他们迫于上级压力始终不愿意出面，导致公证难以进行。项目组成员李波感慨“村长是村民直接选的，但是村领导却需要对上负责”（李波、谢鸿妍，2003）。事实上，乡政府无权领导村委会以及干涉村庄事务。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村委会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不是一级政府，也不是政府派出机关。乡政府和村委会不是领导与被领导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在吉沙村，村委会已经沦为乡政府的“派出机构”，所谓的“乡政村治”名存实亡。据此可以判断，吉沙村的治理结构是“不合法”、“不合理”的。 （二）开发商的干扰 在与开发商的合作中，乡政府同样处于主导地位。表面看来，开发商的巨额投资项目可以帮助吉沙村脱贫致富。但根据项目官员李波的介绍，开发商的旅游项目计划在只有400多人的吉沙村每天接待800多名游客，而且要将索道、酒店修到千湖山顶，这种杀鸡取卵的开发模式对于当地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将会产生毁灭性的破坏。同时，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知识以及对协议内容的有效认识，村民在与开发商的交往中处于劣势。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村民同意只签3年，但合同中却是40年。然而，由于乡政府急于招商引资，所以开发商的巨额投资项目更有吸引力。当两个项目发生矛盾，CBIK向乡政府解释情况，得到的答复是除非CBIK保证不干涉开发商的项目，否则便要求其撤离村庄。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应由村集体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所以，吉沙村集体林的土地承包及转让属于村庄公共事务，依法应由全体村民大会讨论决定。但是，乡政府却操控了村庄的土地承包权，将其转让予开发商，村民的合法权利被剥夺，这显然属于非法行为。而开发商的介入导致本来就矛盾重重的村民分裂为三派，其中一派支持CBIK项目，另一派支持开发商的项目，其他人则持观望态度。这种四分五裂的状态导致CBIK的项目寸步难行。 （三）村民的四分五裂 由于缺乏对外来机构的了解以及对村委会的有效监督，吉沙村民在这场多方博弈游戏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很容易受到村委会和开发商的干扰，而村委会、开发商背后的力量又是乡政府。所以，乡政府通过村委会、开发商间接地控制了村民及村庄事务。除此之外，为了深入了解村民的困惑，我们需要追溯村庄的发展历史。村民之所以怀疑CBIK项目的真实性，猜疑和谣言不断，原因在于他们“以前吃过亏”。一方面，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外来机构对村庄附近的森林进行了大量砍伐，最后不但未能兑现对村民最初的承诺，而且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正是因为“以前吃过亏”，因此当地村民对外来组织缺乏信任，也就导致CBIK宣称的免费项目在村民看来是“天上掉馅饼”；另一方面，吉沙村前几任村干部在位时，村庄财务不够公开透明，村民对此早有不满。他们担心一旦CBIK撤离村庄，项目的成果会被少数人占有。从中可以看出，吉沙村的信任危机并不是由CBIK引起的，它是由村庄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村民过去的经历等因素所导致的，然而这种危机导致CBIK的项目不断被猜测和质疑，谣言不断。如有人怀疑CBIK免费做项目的动机不纯，有人怀疑支持项目的村民拿了好处，还有人怀疑项目的经费不是25万而是160万……最离谱的是CBIK发宣传海报的活动竟然被人告到了县政府，被扣上了“制造民族矛盾”的帽子。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CBIK项目遭遇两位社长“倒戈”，受开发商干扰，遭村民怀疑等，都与乡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图2中，与CBIK项目关系密切的村委会、村民和开发商，即第⑤、⑥、⑦对关系都受到了乡政府的显著影响，所以乡政府在这场权力争斗中处于领导地位，是所有矛盾的“主要矛盾”。而事实上，乡政府对于村级事务和村委会的干预属于不合法的治理结构，导致村民自治无法有效实施，村民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虽然CBIK与乡政府直接互动的机会不多，乡政府也没有直接阻挠项目的开展，但这些因素间接导致CBIK的项目陷入多重矛盾漩涡之中，无法顺利开展。在以上分析过程中，既有从横向的、静态的角度对吉沙村治理结构的分析，也有纵向的、动态的村庄历史的追溯。结构分析中有历史分析，历史分析中也包含结构分析。 事实上，吉沙村所面临的问题只是中国乡村社会中的一个“缩影”，它与当前整体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要对该问题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必须考察中国当前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体制等宏观因素，“乡—村关系失调的根源在于宏观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而乡-村的矛盾冲突只是宏观体制困境在微观层面的映射”（程为敏，2005）。同时，还要深入考察村落尤其是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需要重点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税费改革等对于乡村治理的影响。“乡村关系偏离的成因,既不能简单归之于一些乡镇领导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也不能完全归因于上面所说的有关法律规定的过于原则化。更关键的原因还是应该从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及其矛盾中探寻”（金太军、董磊明，2010）。上文中笔者对结构和历史的分析只是在村庄层面进行的，属于微观层面。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因此难以获得绝对的真理。“社会科学中并不存在普遍真理，只存在一些原则和规律”（谢宇，2013）。所以，“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的目的是要去了解现实社会，而不是去挖掘永恒的真理”（谢宇，2012），而且是去了解“暂时的、具体的、特定的社会现实”（谢宇，2013）。 那么，吉沙村所面临的如此明显的治理问题，为何CBIK在初期系统的调研过程中没有发现呢？笔者对此不敢妄下断言，但是据项目官员李波介绍，“不知道为什么当地的朋友听我们在吉沙做项目,几乎都建议我们换个点,他们简直就认为我们是在痴人说梦话。基于我们对吉沙一厢情愿的偏爱,我们竟然没有深究其中的疑惑”（李波、谢鸿妍，2003）。根据CBIK对于项目目标的定位，笔者认为他们对于吉沙村问题的分析是乏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即没有将村庄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村庄的治理结构、发展历史及当前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认识到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从而没有看到，当前困扰吉沙村最大的问题是乡村治理而非生态旅游。纵观整个案例的发展，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村庄秩序做基础，CBIK的项目是无法进行的，项目运行中遭遇的重重阻力即是明证。 五、总结与思考 社会工作在正式介入实践领域、开展社会服务之前，首先需要综合运用各种理论和方法来了解服务对象所面临的问题，评估其严重性和自我服务活动的可行性。这一环节对整个社会工作的服务过程至关重要，如果连服务对象所面临的根本问题都没有准确界定就贸然介入，不但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且可能适得其反。在本文的案例中，由于没有认识到村庄生态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根源，导致一个精心设计的NGO项目夭折。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对于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便体现在如何准确判断服务对象困境的社会根源。具体而言，要综合运用结构分析和历史分析的视角，将横向的结构分析与纵向的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发现个人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发掘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当下与过去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种结构视角最终发展为结构社会工作（Structural social work）,该模式“假定不适当的社会安排要为案主的问题负最大的责任，因此建议社会工作者应把社会问题放在生态（ecological）取向来探讨，协助人们修正会限制功能的社会情境……改变已存在、限制性的社会结构（Barker，1991）。 借鉴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Van Wormer（1997）提出了“社会工作的想象力”（social work imagination），陈立周也使用了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工作的想象力是一种重新看待社会工作助人过程的批判性视角，它主张将个人问题放在历史和结构的框架下进行理解”（陈立周，2014）。从定义可以看出，其与“社会学的想象力”内涵一致，重点都是强调结构分析和历史分析的重要性。事实上，作为二十世纪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流派，对于结构和历史问题的重视并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学和社会工作领域，结构主义在语言学、人类学、文学、美学等领域也广为流传。结构主义中的共时性与历史性概念便与结构分析和历史分析含义相近。索绪尔根据语言在时间及空间中所处的序列，将静态的研究语言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称为共时性，而历时性则指动态的研究语言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简而言之，共时性关注结构，历史性关注过程。因为社会现象的演变沿着两个维度进行，一是纵向的历史维度，即沿着时间脉络从古至今、从前向后演进；二是横向的结构维度，即内部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所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横向的结构分析和纵向的历史分析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程为敏,2005,《关于村民自治主体性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2]（美）C·赖特·米尔斯，2012，《社会学的想象力(第三版)》,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陈立周，2014，《社会工作想象力与中国社会工作的转型》，《思想战线》第3期。 [4]胡炼刚，2013，《中国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相伴而生》，《中国社会科学报》第6期。 [5]金太军、董磊明，2000，《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村关系的冲突及其对策》，《中国行政管理》第10期。 [6]李波、谢鸿妍，2003，《吉沙——我们有一个梦》，《华夏人文地理》第1期。 [7]谢宇，2013，《回归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谢宇，2012，《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Barker,R.L.(1991).Social work dictionary(2nd ed.).Washington,DC:NASW Press. [10]Davies，M（1981）Social Work,the State and the University,in BritishJournal of Social Work,11(3):275-88. [11]Davies,M(1985)The Essential Social Worker:Aguide to Positive Practice.2nd den.Aldershot:Gower. [12]Leonard，P（1966）Sociology in social work.London:Routledge&Keagan Paul. [13]Pincus,Aand Minahan,A(1973)Social Work Practice:Mode/and Method.Itasca,I II:F E Peacock. [14]van Wormer,K.(1997).Social welfare:Aworld view.Belmont,CA:Wadsworth. 编辑/陈建平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6.01.005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6)01-0042-08
第二篇社会学想象力:如何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
拥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每一个研究社会学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所希望的。赖特·米尔斯的成名作之一《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学习社会学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的必读书目。探究分析社会学的想象力，需要完成这样三个小任务，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其次，要清楚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什么作用和意义；最后，就是如何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必须先搞清楚作者写作这本书的目的，用赖特·米尔斯的话来讲，他写作本书的目的是“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P20）可以说，不同的时代拥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履行着不同的文化使命，那么如何解读打印上时代特性的文化所具有的文化涵义则有助于人们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因此，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联想的能力，对于这个解读，吉登斯用喝咖啡的例子做了详细说明。“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视角转换能力，从自己的视角切换到他人的视角，从政治学转移到心理学，从对一个家庭的考察转到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预算进行综合评估，从神学院转换到军事机构，从思考石油工业转换到研究当代诗歌”。（P14）为什么《社会学的想象力》会经久不衰，因为它是一种分析研究方法，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理论，更准确的说，它是教人如何转换看待问题的视角。而对于个人来讲，社会学的想象力无疑是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可以训练，但未必人人都会完全拥有；也就是说，经过训练未必能使人拥有这种心智品质，成为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人。
其次，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什么用，社会学的想象力作用非常大，以至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最好都能懂一点社会学，拥有社会学的想象力，即拥有转换问题视角能力的“心智品质”。“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P5）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社会学的想象力，就很难看清历史舞台，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社会地位。在模糊不清的舞台上，又不清楚自己的社会地位，自然会做出错误的选择，表现出荒唐的言行。这也是为什么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做相同的事情，有的人成功了，而有的人却失败的一塌糊涂。其实，有时候并不是努不努力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判断正确，在错误思想的指引下越走越远。“任何思想，任何书当然是既可以用一句话，也以用20卷书表达出来”。（P35）当我们仅用一句话表达时，就是告诉人们这个思想是什么，当我们用20卷书表达时，自然是在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分析这个思想的历史、现状、未来，阐明这个思想与其它思想的关系，甚至这个思想的运用情况，会介绍与这个思想有关的很多人物等等。当我们这样做时，自然会收获到很多信息和知识，也正是因为有很多人这样做，这个社会才在进步和发展。所以，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助于知识积累和社会发展。作用和意义的问题一般不需要做太多讨论，因为存在便意味着有意义和有作用，而又能被很多人拿来学习即意味着社会发展离不开它。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有助于社会发展，而且对于陶冶个人情操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会让人变得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个社会人，理应对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至少不应成为社会的累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即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人很快拥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方法是人们用来理解或解释事物时所运用的程序。方法论是对方法的研究；它提供关于人们在从事研究时会做些什么的理论”。（P65）我想如何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在本书的附录《论治学之道》中寻找。《论治学之道》即是在告诉读者如何学习，如何治学，如何培养自己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你必须在学术工作中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持续不断地审视它，解释它”。（P217）其实我一直也是这样做的，我自己认为学术是源于生活的，学术不是空谈的，学术也不完全就是抽象的，我认为哪些脱离实际生活的学术研究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思考生活，将生活体验上升到研究，并形成一个解释的理论，至少在小范围是能解释通的，这就变成了学术研究。现在有不少研究都变成了一种追求抽象名词的研究，这些研究都过于抽象，理论不像理论，实证不像实证，不能证明其是对的，也很难说明是错的。所以，学术研究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是为了学术而学术，现在恐怕还难以下结论。如何衡量学术水平高低呢？在浩如烟海的学术论文中，哪一篇才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到底什么才是衡量质量高低的标准。是被转载复印吗？还是将文章刊载在某一类大家认可的刊物上。如果是，那么刊载在这类刊物上的文章是否就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如果不是，那这样的认定标准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当我们都只是为了将文章刊载在这样的刊物上，追求文章发表后带给自己的实惠时，那就一定忘记了我们做学术研究的目的。要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者，一定得有良好的心态，得有承受被冷落的勇气，得有踏实埋头读书的精神和毅力，因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需要较为久长的时间，没有厚积，又谈何薄发。我们始终要明白，短期的努力是不完整的，也不会有多少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成果。
“想象力常常成功地在互相分离条目间找到出乎意料的联系，从而将它们结合在一起”。（P222）寻找事物之间的表面联系是容易的，但寻找它们之间本质的联系是非常难的，因为本质的联系从表面看来可能是互不相干的。不过要说明的是，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可能存在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关系，这种关系恰是影响或制约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或因素。“今天，在社会科学中，好的研究不再是、也不可能总是由一种明确的经验研究构成，而是由多种研究复合而成”。（P223）如果只盯着一种研究，分明是要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这样的研究又怎会有价值和意义。从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韦伯、米尔斯等这些著名的大学者身上明显可以看到，他们对很多问题都有研究和涉猎，其实并不是他们是在研究很多问题，而是因为这些问题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换句话讲，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复合研究，而不是单一研究，如果你认为你的研究是单一研究，那么你一定没有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学的想象力》，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4版。（文中引文都来自本书）
作者为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