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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古老的拼音:古代汉语的注音
代汉语的注音：
当然，在研究和讨论大陆拼音与台湾注音符号特点之前，我们还必须要了解一些关于汉字语言注音化的历史与事件。
一、西方人对汉字拼音的启蒙
是谁发明了汉语拼音呢？
说来有趣，是一些外国人。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我国古代汉字读音大多采用“两字相切”的读音方法，如“东”（都笼切）。这个方法显然太繁琐，不易读准。公元１６１０年，法国有个传教士叫金尼格莱来到了中国，他是个中国通。他在１６２６年写了一本《西中儒耳目资》的书中，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他在中国期间结识了韩云、王征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汉语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汇。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五四运动之后，于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废孔学”、“废汉字”的主张。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
从理论上说，在汉字中占绝大多数的形声字从字形上是可以直接读音的。但是，随着文字的演变，很多字的读音发生了变化，古人造字时所用的声旁已经不符合正确的读音。比如同样的声旁“白”，现代人读“bai”，而古人读为“bo”，因此相关的形声字如“泊”、“陌”等等，如果读为“bai”就是错误。另外，中国各地的方言发音差异非常大，同一句话，如果写出来都能看懂，但是广东人和北京人各自用方言读出来恐怕就不知所云了。
针对汉字的另一个弱点——难于读音，古人也发明了很多办法来给字注音。最初，是用另一个同音的字给某个字注音；但是，如果读者两个字都不认识，就无法理解。这显然不科学。
后来，出现了“反切”注音法。按照标准的读音，大多数汉字的读音都可以分解为声母和韵母以及音调，如：天（t－ian）、人（r－en）、猫（m-ao）……而音调分为4种：阴平声如“烟”、阳平声如“言”、上声如“眼”、去声如“雁”。这样，要标注一个字的读音，只要写出两个分别与它的声母、韵母相同的字，再标出音调就可以了。这种注音法也过于繁杂。
综上所述，古代人虽然已对汉语加以注音，但并不成熟，与现在的拼音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拼音也不例外，随着人们对文化的渴望与思想的解放，拼音的但是是刻不容缓的。
而在清末民初的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更是为拼音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二、汉语拼音运动与国语和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惨败，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当然，在有了这样的波折，拼音的发展才能造福后人，而我们所研究的台湾地区的注音符号，也在此时孕育而生。
三、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的历史渊源关系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当然，台湾地区现在所使用的注音符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使用的拼音的基础，也使很多人看到了文字语言化的确实可行性。
第二篇古老的拼音:古人用什么拼音
中華2762496年
九月
十三日
季秋·寒露
伏羲64903年
玄黓月
初九日
巳命互祿
女媧補伏羲曆
涒灘月
廿七日
木曜日（星期四）
柔兆涒灘之歲
厲玄月
戊辰日
寒露第六日
黃帝紀元4713年
戊戌月
戊辰日
世界保健日
歲次丙申年
戊戌月
戊辰日
無誕辰
中華民國105年
十月
十三日
共和國67年
月相：盈漸凸月
儒略2457674日
物候：雀入大水為蛤
昊國學宮第20期
今天来说点关于汉语汉字的常识。古人用什么拼音？
我们现在用的汉语拼音是拉丁字母来拼读的。根据汉字音的特点，继承传统的声母、韵母的概念。对于现代人来说，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只要掌握了拼音，就不担心整个庞大汉字家族的发音正讹。就现在而言，绝大多数电脑输入汉字都是用拼音，对吧，又被我猜中了吧！
然而拼音的发展也经历了长期历史。清季末年主张西化的那群人，差点把汉字给废除了，直接用拼音化的字母来代替汉字。说到这惊出一身冷汗。
「五四暴动」之后，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提出了废除孔学，废除汉字的主张。钱玄同认为，汉字带有原始野蛮顽固思想，如果不废除汉字，中国就无法兴盛。
当初这些人，治学不严谨，把满清治国劣政导致的国家衰弱责任推给汉字、汉文明等这些无法开口说话申辩的东西，也是一种不必动用脑子的好方法，简单粗暴。
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他提出废除汉字之后，采用文法简单，发音整齐的Esperanto（世界语）
这在当时不是钱玄同一个人这么想的，首先是梁启超提出废除文言，提出汉字落后论。接着卢戆章第一个中国人创制拼音文字，他造了一些「中国切音新字」，但卢戆章并没要求废除汉字，而是主张他发明的新拼音文字与汉字并行。然后吴敬恒、蔡锡勇、沈学、王炳耀、王照、劳乃宣等都各自主张新的拼音文字。当然这时候他们只是想给汉字造一种拼音文字。而钱玄同直接要废除汉字，影响还很大，包括鲁迅都说：「汉字不死、中国必亡」。
后来蔡元培正式公布用罗马字来给汉字拼音的方案，这个拼音方案就是现在大陆采用的汉语拼音。
而罗马字的汉语拼音之前影响更大的是注音符号。如今台湾还在使用注音符号。注音符号是章太炎发明的用来记汉字音的汉字式字母，北洋政府以此为蓝本，在1918年正式由教育部颁行。
图：注音符号
而注音符号之前，西方的传教士在明朝时来中国，为了学习汉字，他们使用拉丁字母来拼读汉语。就跟你学英语时用汉字来标发音一样。传教士的拉丁拼音，可能是最早的字母拼音了。
在没有字母做拼音之前，汉字是怎么注音的呢？
没错，就是切音，称之为「反切」。反切是谁发明的，现在很难考证了，一般认为至少不晚于东汉时期。因为南北朝时的音韵学专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有记载：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孙炎，字叔然，名炎）孙炎是三国时期的经学家，他作了本《尔雅音义》，使用反切方法给汉字注音。而孙炎之前就有东汉人服虔曾经使用过反切。比如服虔在注《汉书》时有「惴，音章瑞反」的反切注音法。服虔是不是反切创始人就很难讲了，但可以肯定反切之法不晚于东汉。
到了隋朝，陆法言作《切韵》首次整体的把汉字用反切注音法汇编成典，并成为隋唐官方采用的汉字音韵。《切韵》是目前可攷的汉字音韵最早的书籍，研究《切韵》是研究中古汉语的核心资料。然而《切韵》失传了，后面出现了《唐韵》、《广韵》《集韵》是《切韵》的继承者，一脉相承，基本完全继承《切韵》。所以《广韵》等书就成了研究中古汉语的核心资料。目前传世的还有《大宋重修广韵》。
图：《切韵》残卷
《切韵》体系比现在普通话丰富很多
首先，切韵体系声母有三十六个，韵母更比普通话韵母多。分韵也比普通话多。
韵头：一等、二等的开口没有介音，合口有u介音；三等开口有i介音，合口有iu介音。
韵腹：一等韵腹是后元音，二等低、次低元音、四等前元音、三等有i介音。
韵尾：阳声韵有鼻韵尾m、n、?；入声韵有塞音韵尾p、t、k；阴声韵有零韵尾、i、u韵尾。
其次，切韵体系声调分为四声八韵。平、上、去、入为四声。平分阴阳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而普通话只保留了阴平（一声）、阳平（二声）、上声（三声）、去声（四声）。入声在普通话中彻底消失了。
默哀一分钟先！
入音本来在汉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入音的消失可谓是汉语一大损失，失去了入音则基本上失去了汉语读音的音乐韵律，以及节奏感。古之汉语读起来落地有声，号称「金石之音」，其韵律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诗一般美丽，歌一般悦耳，抑扬顿挫，自成乐律。
那么，反切法到底是怎样拼读汉字的呢？反切用两个汉字切成新的音，第一个汉字称之为反切上字，第二个字称之为反切下字。取反切上字的声母，加反切下字的韵母合成新的汉字音。
比如：宣传的「宣」，须缘切。取须的声母X，取缘的韵母uan，合成xuan。于是就知道宣发音为xuan。
图：《大宋重修广韵》宣
当然，还有一些音如果用今天的普通话去切，就会遇到无法切或者切的音与今天的音不对的情况。因为古今音发生了变化。
比如，《大宋重修广韵》中，浅，仓翦切。按照普通话发音反切出来是cian，而今没有这个音。
图：《大宋重修广韵》浅
而原本广韵对浅的反切是则前切，切出来是zian，今天也没有这个音。其实中古汉语中，浅介于cian和zian之间，根据当代语言学家郑张尚芳的拟音，发音为tsen
有人会发问：既然用汉字切汉字，那必须先知道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发音，那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又如何确定读音呢？
比如浅，仓翦切，仓怎么发音？如果不知道就要继续查反切书。仓，七冈切或其昂切。
昂，就已经是独立发音了，因为这个字就相当于现代拼音学的整体认读音，没有声母韵母，它的音可作韵母用。
那么，一部分原字的读音则是定了的。比如阿a、昂ang。在反切整体认读音的字时，反切上字零发音，直接认读反切下字的韵母即可。比如：昂，五刚切。
那么大家会反切了吗？
比如骗子的骗，怎么反切？
再如，沆瀣一气的沆，怎么反切？
四声八韵根据八卦特性阴阳二分概念成立，使汉语发音趋于至善至美至雅至乐，反切系统如果放在今天，依然不过时。可以采用拼音和切韵系统并行的方式，逐渐恢复汉语八韵音。至于恢复的难度，虽然有，但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难，至于怎么恢复，此是后话，以后有机会再说说。
第三篇古老的拼音:汉语拼音的由来
拼音是拼读音节的过程，就是按照普通话音节的构成规律，把声母、韵母急速连续拼合并加上声调而成为一个音节。拼音的要领是：“前音（声母）轻短后音（韵母）重，两音相连猛一碰。”拼音时要牢记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配合规律：
声母n及零声母与开口呼、齐齿呼、撮口呼都有拼合关系。
声母f、g、k、h、zh、ch、r、z、c、s只同开口呼、合口呼相拼。
声母j、x、q只同齐齿呼、撮口呼相拼。
声母b、p、m、d、t不同撮口呼相拼。
开口呼、合口呼韵母同除去j、q、x外的其他声母都有拼合关系。
撮口呼韵母只同j、q、x、n、l及零声母有拼合关系。
拼音时还要注意读准声母、韵母和声调的音值。要读声母本音，不要念呼读音（教学中，在声母后面配上不同的元音，而发出的音叫呼读音）；要把韵母作为一个整体来读，不要把韵头、韵腹、韵尾分解开再临时拼合；要看清调号，读准调值。
常用的拼读方法有以下几种：
声韵两拼法——把韵母当作一个整体，拿来跟声母相拼。如：h-ào→（浩）。
声母两拼法——先找准声母发音部位，摆好发音的架势，然后一口气念出韵母，拼成音节。如：拼读bā（巴），先闭上双唇，憋住一口气，摆好发b音的姿势，然后一口念出a，成为音节。
三拼连读法——是把带介音的音节分析成声、介、韵三个部件，拼音时连读成一个音节。如：q-i-áng→qiáng（强）
声介合母和韵母连接法--是把声母和介音（介母）拼合起来，构成一个拼音部件，再同随后的韵母相拼。如：gu-āng→guāng（光）。
汉语拼音的由来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
古代，中国的回族兄弟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但他们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口语（汉语），所以这是中国最早的拼音。
元朝，蒙古统治者用改变了的藏文的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字。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算汉语拼音的一种吧。
明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明末清初，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民国年间，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这个系统的集中表现。现在台湾依然使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拉丁字的拼音运动，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运动结合很密切。
共和国成立后，立即由政府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现在使用的这一套方案。联合国也承认的。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目前大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
汉字笔画式
拉丁字母式
斯拉夫字母式
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记式
图案式
数字形式
而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拼音的由来】——汉字拼音的发明人金尼阁
金尼阁，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1577年3月3日生于今法国的杜埃城，当时为比利时领土，故金尼阁自称比利时人，而陈垣等人亦称其为“比利时人”。 1594年11月9日入耶稣会。1607年往远东传教，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即利马窦卒年）秋抵澳门，翌年春诣金陵。随郭居静、高一志二神父学习华语（另一说从郭居静及王丰肃）。郭居静神父到杭州开教，他亦同行。后往北京报告南方的教务，深得龙华民的赏识。1613年去罗马向教皇保罗五世“奏陈教务，并请准翻译经典，司铎用华言行圣祭，诵日课，教宗一一允准”，但因客观情况未实行。但他是“第一个向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诵念‘日课’的”。
金尼阁“集利马窦笔记为蜡顶文中国开教史”即《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1月14日出版（一说1615年2月出版）。此书全部叙述是为欧洲人撰写的。金尼阁刊行《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题献教皇，道“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是为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之第一部书，亦可说是第一部称得起“汉学”的著作，当时颇具声誉。是书原为利马窦神甫的意大利文纪录，经金尼阁译为拉丁文，并增加了两章，叙述马窦之病故及殡葬的事。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1583年来到中国，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 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金尼阁回欧洲后，演讲招募去中国传教之人，众人被其极富魅力的鼓动所吸引，争先恐后，以致于当地教会不得不出面婉言劝阻。金尼阁在吸引和选择人才方面，可谓功不可没。同时为在中国的教会图书馆募集图书，带来教皇所赐之西书七千多部（《远西奇器图说》原作便是金尼阁带来的七千部书中之一）。
1619年，金尼阁再次抵达澳门。1621年春金尼阁“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视察教务。翌年赴杭州被难；一六二三年，往河南开封开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陕西。1626年在王徵的协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资》三卷。《西儒耳目资》的目的，据他自述，“在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
《西儒耳目资》作于1625年， 1626年在杭州出版，自称沿袭利玛窦所创体制，即用利玛窦二十五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切一切汉字的读音。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于是汉字读音就显得极其简单，极其有条理，不但把向来被人认为繁杂的反切，开了一条所谓‘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并且立刻引起了中国好些音韵学家对于这种简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热忱”。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方密之（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书中再三称引《西儒耳目资》，如说“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当合悉昙等子与大西《耳目资》通之”，“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汉字拼音化主张的萌芽）。传教士的方法震动了中国音韵学家，直接启示他们在西方拼音文字帮助下寻求对汉字记音系统更完善的描写。稍后刘献庭（继庄）的《新韵谱》即在这种刺激下撰成，钱玄同说刘氏已清楚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则认为该书重点就是“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认为，《新韵谱》成书之年（1692）实可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
1627年，再度被召回杭州，从此就在杭州专心传教和著述。“华人曾言言词理文笔之优，欧罗巴诸司铎中殆无能及者。其远非常人所能及之记忆力，其好学不倦，虽疾病而不辍，其时常从事之译业，或译拉丁文为汉文，或译汉文为拉丁文，使之谙练语言文字，故言谈写作均佳，无论文言或俚语也”。他大部分的著作为拉丁文，写成中文的即在陕西的《西儒耳目资》一书。
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还带来大量外文书籍。这不仅因为他个人热爱书籍，遵循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之路，而且因为金尼阁在返回西欧前接受了在华传教会让其在欧洲广泛募集图书，从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会图书馆的任务。他这次前来，不只带来了这些西学人才，让后人感兴趣，他还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的书籍。据说，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为了募集新书和仪器，金尼阁漫游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终于收集了精装图书7000余部。金氏本人估计所收书籍和仪器在离欧时价值1万金币。为此，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不幸的是，1629年11月14日在杭州逝世（葬于城外大方井耶稣会司铎公墓，即今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桃源岭村），“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后来，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译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一、从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三、通过对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 ，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一、汉语拼音运动与国语和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