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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夫人何震篇(一):“可怕的老婆”的故事——不可忽视的夫妻老婆店-陈明远 - 新浪BLOG
“可怕的老婆”的故事——不可忽视的夫妻老婆店
2008-01-04 1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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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文化 爱情 婚姻 失足 夫妻生活 情感 历史
“可怕的老婆”的故事
—— 夫妻老婆店不可掉以轻心！
头号汉奸夫妻——汪精卫陈璧君
陈明远博客在两个月以前贴出《怕老婆的故事—— 文化名人的“怕老婆”佳话》以后，获得广大博友们的关注，阅读点击率将近8万人次。但友人对我说：“只讲‘怕老婆’的故事，恐怕不全面、不公道、不平等，还应该补充一些‘可怕的老婆’的故事才好！”
这话不错。所以陈明远博客再补贴一篇，阐述一下“可怕的老婆”以飨博友。
我国历代将“可怕的老婆”称为“悍妇”、“泼妇”、“河东狮”、“雌老虎”、“母大虫”、“母夜叉”，其厉害的级别远非“女强人”所能望其项背。据朋友们提名评选“四大” 或“十大恶婆”，公认其中名列前茅的当推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刘师培的老婆何震；至于江青叶群之流，暂不提也罢。此外许多贪官污吏的恶婆，一时查不清道不白的，也难以列出排行榜，留待将来再说。哈哈。
可怕的老婆之一：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
汪精卫、陈璧君汉奸夫妇的故事带有传奇色彩。
陈璧君（1891—1959）绝非等闲人物。她是马来亚华侨富商之女。父亲陈耕基，广东新会县外海人，其母卫月朗，广东番禺县人。陈耕基夫妇年轻时即去南洋谋生，经营橡胶业，兼营矿业，人称“陈百万”。陈璧君小名“肥环”，虽然长得肥胖粗壮、其貌不扬；但是任性轻狂、争强好斗、不让须眉。同盟会马来亚分会一成立，她就加入了，并自称“巾帼英雄”积极参与活动。其间结识了自幼父母双亡，过着清教徒般生活的汪精卫。陈璧君对汪一见钟情，猛追不放。
话说汪精卫决定北上行刺摄政王，而最坚决要跟汪精卫同行的是陈璧君。行前有人半开玩笑地对陈璧君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
还有另一种说法：当汪精卫前去刺杀摄政王时，陈璧君作为革命党人鼓励他说：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没有旁的送给你，就把身子送给你。她主动地跟汪精卫睡了一晚。
汪精卫被捕后，陈璧君参与营救。后来，汪精卫被释放，陈璧君以“女侠”风情死死追求他，胡搅蛮缠，自然占据优势了。
汪精卫是著名的“美男子”，又很会讨女人欢心。早年汪精卫到日本留学时，认识了同盟会的女会员方君瑛。方君瑛才貌出众，文静温柔，一派大家闺秀的风范，汪精卫对她情有独钟。后来，汪精卫、方君瑛、陈璧君三人一同到法国留学，汪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陈璧君有一天外出，回家来看到汪方二人作亲密状，顿时醋意大发，恶毒怒骂方君瑛；弄得方不堪侮辱，死要面子上吊自尽。由此陈璧君彻底战胜了她的情敌。
汪精卫陈璧君结婚后，跟汪接近者，一提起这位汪夫人来，若非握拳愤恨，就是摇头叹息。至于汪精卫左右的人，无论卑劣到什么地步，对陈璧君来说也无法满意。陈璧君行为乖张、性情怪僻，在历史上很难找出一个女人来跟她相比。她有时装小姐，有时演泼妇，有时模仿西方贵夫人，有时如三家村恶婆娘。当时人言：“中国妇女的美德，她没有；外国妇女的风雅，她不配。”
何香凝怒斥陈璧君
陈璧君有一怪癖，就是要吐痰时，让秘书给捧着痰盂；有时得意忘形，对来宾也同样对待。提起她这一恶习，还有一段何香凝怒斥泼妇的趣闻。
何香凝是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爱妻。当陈璧君随汪精卫到日本东京时，何香凝已是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她们与秋瑾、方君瑛等同住一室，陈璧君跟随宋庆龄、何香凝等成为同盟会重要女会员。当时，陈璧君表现积极。同盟会经济拮据，她慷慨解囊，把母亲给的钱物全部交给组织。这一行动，博得了大家的赞赏。
时过境迁，随着汪精卫擢升行政院长，陈璧君也渐渐忘了早年的艰苦生活。而汪精卫的叛变革命，使他们与宋庆龄、何香凝的关系也日趋变化。有一天，何香凝去汪公馆，汪精卫不在，陈璧君出来待客，谈话间，她忽然怪癖发作，对何香凝说：“捧痰盂来，我要吐痰。”何香凝听了一愕，她根本没想到陈璧君会这样！拍案而起，对陈璧君道：“你是什么东西，要我为你捧痰盂？”接着，手指陈璧君说：“陈璧君，我要吐痰了，你为我捧痰盂来！”陈璧君满脸通红，狼狈不堪。她做梦也没想到还会有人敢训斥她。……汪精卫回家后，陈璧君恶人先告状，说何香凝羞辱了她，哭闹不已。汪精卫只好耐心相劝，又骂了何得凝几句坏话，来讨陈璧君的喜欢。
汪精卫卖国投敌中的陈璧君
陈璧君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活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汪精卫汉奸集团的二号人物陈公博有过这样一句绝妙的评语：“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跟蒋介石矛盾重重，于是取道越南，准备第七次远赴法国。当时，汪精卫的秘书横遭戴笠派遣的特务暗杀，无奈之下，汪精卫决定赴东京与日本谈判。其时有人建议，干脆劝蒋介石参加对日和谈，陈璧君说：“难道汪先生做汉奸也要排在蒋介石的后面？”之后，便是陈璧君几年辅助汪精卫当汉奸，有时指手画脚，教唆汪精卫做这做那，好比“垂帘听政”的架势。
汪精卫集团出逃后，蒋介石动员各方力量劝阻，希望汪精卫回心转意。曾与汪精卫夫妇留法并有过较长交往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深知陈璧君的为人。他认为汪精卫的叛逃，陈璧君一定起了相当作用，因她“向有女中豪杰之风，能左右汪的意志”。他特别发了一封快信到河内，此信是写给陈璧君的。但是，他一番恳切之词并没有使陈璧君回心转意。吴稚晖后来痛骂陈璧君为“陈屁裙”！
人们把卖国贼汪精卫夫妇比喻为宋代秦桧夫妇。
日本战败后，陈璧君被捕。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狡辩：“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陈璧君未能如愿，最终于1959年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享年68岁。她是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这些汪精卫核心幕僚中最后一个结束生命的大汉奸。（参照《三联生活周刊》等
160x212 6k jpg汪精卫之妻陈壁君被公审
可怕的老婆之二：刘师培的老婆何震
说起清末民初史，不能不提到国学大家刘师培（1884—1919）。他一度参与革命又背叛革命、出卖良师益友章太炎。而说起刘师培，又不能不提到他的夫人何震。
仪征刘氏三代都是恪守乾嘉汉学传统的知名学者，且以三世相续共注一部《春秋左氏传》而著称。但刘师培在政治上屡次失足，其品行在生前已为人所不齿。而对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学界评价却始终如一。
刘师培其貌不扬，老婆却非常漂亮。何震原名何班，乃名门之后，能写诗作画的才人美女。未嫁刘师培之前，她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乖女；嫁给刘师培后，两个人如胶似漆。但当刘师培带她到了上海十里洋场，与陈独秀章士钊章太炎等人一起反满，这时的何震从大家闺秀摇身一变，成了激烈的女权运动者，自称是“女权运动的狂人”。刘师培是吴中才子，但在何震面前却懦弱得一塌糊涂。何震经常对刘师培作“河东狮吼”，刘师培因畏妻如虎，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
何震与刘师培到了日本，她一贯的刚猛之气有增无减。
1907年6月，刘师培夫妇在日本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混帐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混帐理论”，提倡无政府主义。
平日刘师培对何震是又爱又怕，爱是因她美貌，怕是因她泼悍。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闺房之内，刘师培完全受制于她，时间长了，对她的畏惧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事事以讨她的欢心为目标，何震崇拜英雄，刘师培就极力要做个英雄，何震对他恨铁不成钢，他便处处要装得像块精刚，所以在他身上，思想上的疯狂激烈与生活上的懦弱无能恰好都走了极端。
刘师培到底怕老婆到什么程度呢？据刘师培的朋友张继回忆：有一个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他家，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刘师培以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刘师培何震夫妇失足变节
刘师培（找不到何震的照片）
刘师培一言一行紧跟老婆亦步亦趋，还无奈地被戴上一顶“绿帽子”。张鸣《历史的底稿》描述：“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汪公权）给牵的线搭的桥。”何震的情人就是她的表弟。1907年春，刘师培在章太炎的邀请下，带着母亲、妻子和汪公权东渡日本。开始章太炎与刘师培夫妇同租一处合住，“三人同住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引自杨天石《晚清史事》）
刘章关系决裂，就是因为章太炎因一次偶然发现何震与表弟汪公权关系暧昧，他看不惯，就暗自告诉了刘师培。结果刘母非但不信，反而大骂章太炎居心不良，挑拨儿媳夫妻关系。那么，汪、何二人是否真有暧昧关系呢？据当时身在东京的汪东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既好名又多欲。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刊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周作人也说：由于苏曼殊住在刘家，已有佚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都讲过。
看来，汪、何有染，确属空穴来风，不为无根。但相染的具体程度，却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权威记载！不过，仅凭着一些隐隐绰绰的模糊影象，许多人便已相信，是何震害了丈夫。可怜何震一位狂热的女权主义者，终于败倒在“女人祸水论”的传统势力之下。如蔡元培即说：“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
据说，由此何震对章太炎怀恨在心，经常在刘师培枕边吹风。由于母亲和老婆的双重影响，刘师培“误解了章太炎的用心，并用行动反诬章太炎与清朝政府暧昧。他指使人伪造了章太炎与锡良电，又在上海《神州日报》伪造《炳麟启事》，意思说，章太炎对革命没有信心，准备不理世事，精研佛学，出家做和尚。凡近来所进行的种种活动都系子虚乌有。”（引自赵慎修《刘师培评传》）为了彻底搞臭章太炎，何震还亲自动手，给吴稚晖写了一封“揭发”章太炎“反革命”的诬告信。
章太炎曾想挽救同志友谊，但终于被刘师培夫妇的不断攻击所激怒。他在《民报》上刊登《特别广告》，对刘师培在《神州日报》捏造的启事予以否认，说刘师培盗走了他的一枚印章，并揭发刘师培夫妇是清政府的侦探。刘师培夫妇采取了更加激烈的反攻。他们先是将章太炎要他们和清政府官员端方等联系筹款赴印度的五封信影印寄给黄兴；接着聘请律师，准备和章太炎打官司；被人劝阻后就跑到章太炎寓所，将他痛打一顿。接下来便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毒茶案”：有人企图谋害章太炎，在他饮用的茶壶里面下了毒。调查结果，原来是汪公权投的毒！坏事丑闻一一败露，刘师培夫妇很难在东京呆下去。
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作《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充当端方暗探。并与章太炎关系破裂。加上日本警方监视日严，《衡报》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于1908年11月全家回国。
1909年，刘师培夫妇在上海充当端方暗探。姻弟汪公权，因出卖革命者张恭，被王金发击毙。
1908年刘师培正式投靠端方大臣幕府。
辛亥革命后，刘师培又加入“筹安会”，拥戴袁世凯称帝。1917年他被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为中国文学门教授。1919年主编《国故》月刊，反对新文化运动。1919年底，因肺病死于北京大学。据说他的遗稿存放在黄侃处；又一说，由何震交给了刘文典。后来钱玄同等整理出版了刘师培的著述。……
一代国学大师刘师培35岁就早逝了。他的学问，曾受钱玄同、鲁迅、黄侃等学者们推崇。本来他完全可以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而夫人何震发疯后不知所终，有人说她进了尼姑庵与青灯古佛为伴。无论如何，终究是个害人又害己的苦命女人。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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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夫人何震篇(二):【书事】《天生风流》·刘师培 惧内泰斗一生断于夫人手
●在以“惧内”出名的民国文人中，刘师培可称“泰斗”。1903年，“苏报案”发生前，刘师培回乡探亲期间，与何班完婚。刘师培19岁，想来何班应该跟他仿佛年纪。何、刘两家为世交，何班的长兄娶刘师培叔叔的女儿为妻，因此刘师培和何班的婚姻属于亲上亲。刘师培其貌不扬，身体孱弱，“短视口吃”，但何班容貌秀美，家教严格，待字闺中时是一位教养极好的大家闺秀。婚后，刘师培携妻子返回上海。何班到上海后，进蔡元培等人开办的爱国女校就读。此前刘师培已经和聚集上海的“老革命”章太炎等人订交。
●1907年春，刘师培在章太炎的邀请下，偕母亲、妻子何班、何班的表弟汪公权和苏曼殊东渡一起日本。在日本，刘师培和何班都加入了同盟会。何震从一位旧式的大家闺秀变成了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运动的狂人”。为了显示男女平等，她先是改名为震，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何（殷）震。何震发起“女子复权会”，夫妇俩又与人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而以刘师培为主要撰稿人的《天义报》也是作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发行。何震屡屡撰文，宣扬“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不仅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还要“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中“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同时，刘师培和何震夫妇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成立“混帐讲习会”，创办《衡报》，提倡无政府主义。
●何震成为女权主义者后，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也要寻求女性解放，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常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子吼”，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因畏妻如虎，刘师培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张继曾回忆刘师培的“惧内”：有一个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不是何震，而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但刘师培认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身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据说，何震还给刘师培戴上一顶“绿帽子”。何震的“情人”是她的表弟汪公权。关于汪、何二人关系，据当时也在东京的汪东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既好名又多欲。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刊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公权趁此勾引，发生了关系。当时在日本的苏曼殊、周作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等等，也都持相同看法，认为何震与汪公权有私情。素有“情僧”之称的苏曼殊也曾在刘师培家里住过，何震还跟他学过画，因而也曾传出何震与苏曼殊的绯闻。
●汪公权实为一不堪之小人。一开始，章太炎一直与刘师培夫妇同租一处合住，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章、刘关系的决裂，就是因为章太炎偶然发现何震与汪公权关系暧昧，他私下告诉了刘师培。结果，刘师培非但不信，还认为章挑拨二人夫妻关系，与章反目。刘师培盗用章太炎的印章在报纸上伪造章太炎的声明；何震还写信给吴稚晖“揭发”章太炎。接着，便发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谋害章太炎。调查结果显示，是汪公权投的毒。章太炎对此段经历一直耿耿于怀，周作人在回忆文章中，曾经言及章太炎当时在东京国学讲习会，课间与学生拆字游戏放松心情，竟然干脆讥笑何震之“震”为“云雨到辰时”——这自然还是影射何、汪情事。
●1908年，在日本成为“公敌”的刘师培何震夫妇回国，投靠两江总督端方。何震也渐渐安静下来，不再写文章宣扬女性解放。1910年，何震产下一女，但几个月后就不幸夭折。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与昔日同志为敌，帮助清廷诱捕革命党人，参与破坏浙江革命党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革命党人王金发带枪潜入刘师培家中，刘师培吓得跪地求饶，王金发放过了刘师培，但把汪公权杀了。不料，刘师培未接受教训，1915年加入了杨度组织的“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刘师培“大节有亏”，时人一旦言及此事，几乎都要把何震拉上垫背。陶成章说何震和汪公权“日夜怂恿光汉（刘师培）入官场，光汉外恨党人，内惧艳妻，渐动其心”。即使为人甚为温和厚道的蔡元培，也说刘师培“忽与炳麟（章太炎）龃龉，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这里的小人，即传说中与何震关系暧昧的表弟汪公权。柳亚子早年和刘师培夫妇关系甚为友善，1928年却完全转换了腔调，说：“申叔（刘师培）的一生，完全断送于他夫人何志剑（何震）之手。” 柳亚子不惜贬低何震为“女戏子”。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聘请刘师培为教授。刘师培在政治思想上趋于保守，在学术上也全盘复古，在一片西化之声中号召整理国故。他所著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很受学生欢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年仅36岁的刘师培因病逝世，何震受刺激精神失常，在北京大学校门口叩头痛哭。何震的最终归宿有两种说法：一说她在刘师培死后精神错乱、死于幽闭；一说她在刘师培死后“削发为尼，释名小器，后来便不知道她的足迹了”——如此了断残生，依然形同幽闭。
刘师培夫人何震篇(三):刘师培
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19年），字申叔，号左盦，曾化名金少甫。江苏仪征人。民主主义革命者，后投靠清朝。经学大师、国学大师。
天资
刘师培生有异相，尻部有一根长不及寸的无骨肉尾，左足正中有一块龙眼大小的鲜红方记，故被称为“老猿再世”，此为聪明异常之兆。刘师培自幼天资聪颖，过目成诵，10岁时曾在两天中作《凤仙花》绝句百首，被称为“神童”。
刘师培自幼天资过人，八岁开始学习《周易》，12岁时即已遍读四书五经，“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刘师培17岁进学，18岁考上秀才，19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
程善之曾告诉冶春后社社友杜召棠，一天，他从上海购蒙古地图，回到扬州府中学堂后，与刘师培、方地山共同浏览。不久，侍者来叫他们吃午饭，程善之先去，等了许久还不见二人前去吃饭，于是程去催促。一会儿，刘师培来了，但方地山未至。程再催，方地山说，尚缺十数地。程不解其意。吃饭时，程善之就问方地山所言何意。方答：“吾默识地名，尚有疑误，重新检查一下。”程善之大惊，蒙古全图上有地名千余个，仅一两个小时，怎可能记住？以为他吹牛。方说：“我不敢自信，但刘师培我可保证他绝没有多少误差。”程更加惊讶。饭后，刘师培与方地山二人各取一漆牌，持粉笔，默绘地图。等到完成后，与原图比较，刘师培只有一处错误，方地山有六七处错误。程善之始信其言。
治学
刘家三世传经，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都以治《左传》新疏工作而名列《清史稿·儒林传》。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为光绪间举人，著有《春秋左传历谱》、《尚书历草补演》、《抱瓮居士文集》等。母亲李汝蘐，是江都学者李祖望的次女，通晓经史。由于家学渊源，刘师培8岁起学《周易》，12岁时已读毕《四书》、《五经》。
1898年，父亲刘贵曾病逝，刘师培便由母亲李汝蘐授《尔雅》、《说文》，并向堂兄刘师苍问学。刘师培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内典道藏、西方哲学，无不涉猎，尤精历史掌故，在经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功底。1901年，他考取秀才，1902年参加江南乡试，中举人。
刘师培是经史世家的传人，其家藏书如海。刘师培十七岁即全部读完了家中的藏书，然后论史谈经，著书立说，在国学界被誉为少年大师，与年近不惑的章太炎齐名。
刘师培早年丧父，祖母怕他出外吃亏，将他禁锢于家，所以他虽名声在外，但世人皆不知刘师培何许人也。刘师培因科举考试失利，辱骂清廷被官府官府通缉，听说陈独秀、章士钊等人在上海办《苏报》，便来投奔。这日闲暇，陈独秀到章士钊寓所聊天，忽一满身污脏、蓬头垢面的少年叩门而入，对二人说：“我叫刘师培，从扬州家里逃出来的。”章、陈二人考其《左传》上的学问，始信此少年便是刘师培。
章太炎曾评价刘师培的治学道：“常人患不读书，而申叔读书过多，记忆太繁，而悟性反少，诚欲著书，宜三二载束书不观，少忘之而后执笔，庶可增其悟力云。”
在北大任教的三年间，刘师培讲授“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并出版了《中国古文学史讲义》。本书的出版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成为后世的典范。
刘师培家族几代传经，刘师培继承家学传统，研究《左传》，著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著作。同时，他还研究《周礼》，著有《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作品，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刘师培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运用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著有《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作品，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刘师培三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著作颇丰，其中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刘师培去世后，钱玄同等人将刘的文章整理编辑成《刘申叔先生遗书》。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成立研究所，入研究所学习的学生成为研究员，刘师培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类似于现在的研究生导师）。开始，他所指导的研究科目为“文”和“文学史”两个研究方向，定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周四安排一个小时时间，分别与“文学史”、“文”两个研究方向的研究员进行研讨。后来研讨日期稍有调整，但仍是每月分别指导一次。从1918学年开始，刘师培所指导的研究科目调整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个方向。在所有国文门的教员中，他指导的科目最多，次为黄侃，指导三科，余者仅担任一科，如朱希祖、钱玄同、吴梅、周作人等。北大的这一工作为编纂完善的中国政治史和专门史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时，徐树铮乘机向北洋政府国务院提出由政府收回北大国史编纂处，直接隶属国务院，改称国史馆，北大的这项工作被迫中断。
1919年，北京大学出版了《中国中古文学史》，此书是刘师培在北大中国文学门任教时所编讲义，出版后很受学生欢迎，反响极大。
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第一次把中古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本书从政治、思想、风俗、时尚等方面阐述了文学发展变迁的大势和文体文风的演变历史。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广征博引，其引证资料的广博和慎密，堪称文学史著作的典范，而刘师培对史籍的熟稔程度，也令人叹服。本书以引用资料为主，表达观点为辅，在写作方法上，先罗列史料，间或夹杂刘个人的观点，再选录相关文章，进行印证，相互呼应。
刘师培是近代研究魏晋玄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在1905年，刘师培就在其著述《国学发微》中对魏晋玄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魏晋时期是被学术界忽视的一个时代，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魏晋时期是“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但刘师培则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较周末诸子之自成一家言者岂有殊哉”，学术争鸣和创新程度不亚于周末诸子；又说魏晋玄学“撷佛老之精华，弃儒家之糟粕”，此一时期“不可谓非哲学大昌之时代”，对魏晋玄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刘师培在日本期间，曾组织人手编译《共产党宣言》，他还撰写大量的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所有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中，刘师培的水平被许多近代史专家公认是最高的。刘师培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和传播，在当时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当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本科的李大钊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后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
刘师培对早年参与政事很是后悔，他去世前对黄侃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
1936年冬，陈中凡在《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跋》一文中说，1919年秋，刘师培临终前曾在北平家中谈起自己的生平学问，当时他感慨良深地说：“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沪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实在三《礼》；既广征两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尝移写净本，交季刚制序待梓。世有论定予书者，斯其嚆矢矣。”
“国学”一词始肇于清末。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为“保国粹为主义”而创办《国学报》，初提“国学”之名，后梁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又提及“国学”一词。1905年2月23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创办《国粹学报》，发刊词云：“刊发报章，用存国学。月出一编，颜曰国粹”，至此，正式用“国学”之名于报刊。
传道
黄侃狂傲，在北大骂遍同僚，蔡元培、师弟钱玄同等人亦不放过。但对刘师培他始终以礼相待。问其故？他答曰：“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谈论学问，但每次谈到经学，刘师培就三缄其口。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没有传人时，黄侃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玩笑话，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道：“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日，黄侃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道：“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有人认为黄的学问在刘之上，黄侃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1917年，蔡元培聘请刘师培到北大教授经史。刘师培口吃，又身患肺病，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像个疯子。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发讲义，往台上一站，想到什么便开始说，声音微弱，从不写板书。若不是北大学生钦佩其学问，早被有赶教授传统的北大学生轰出门去了。
到北大任教时，刘师培虽只有33岁，但病怏怏的，一幅弱不禁风的样子。陈独秀是文科学长，二人交往十多年，所以对刘多有关照，刮风下雨照例准假。刘师培书法拙劣，且有手颤的毛病，在讲堂上从来只是讲，不写板书。一次，陈独秀前往听课，刘师培仍是一如既往，一堂课下来，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当时刘在黑板上化了个圆圈，中间加一点。对此，陈独秀一笑了之。
刘太希在北大，常去听刘师培讲课。刘师培健康不佳，讲课声音微弱，写板书时，与小孩无异，写口字就在黑板上画个圈。
杨亮功回忆刘师培：“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
冯友兰回忆刘师培道：“当时觉得他（刘师培）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蔡元培亦说：“君（指刘师培）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
国故
刘师培第一次会试落榜后，对科举表示出极端的不满，曾作《留别扬州人士书》，表明自己作别科场，投身革命。但1903年，他又去参加了在河南举行的会试。
刘师培在《与端方书》中表达了继承家学，努力治经的想法：“师培淮南下士，束发读书，勉承先业，略窥沿经家法，旁及训诂典章之学。意欲董里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
刘师培在北大时，正是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见到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北大青年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对新文化运动深恶痛绝的刘师培等人坐不住了。1918年，刘师培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作为国粹派的主将，欲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
1919年3月，林纾攻讦陈独秀等“新派”人物，对蔡元培发难，曾以“旧派”刘师培等人为声援。但刘师培胆小怕事，发表公开声明，否认自己与林纾为伍，与“新派”为敌：“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
婚姻
刘师培身材瘦弱，其貌不扬，妻子却非常漂亮。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原名何班，是能写诗作画的才人美女，父亲何承霖，曾任武进县学教谕。何、刘两家为世交，何班的长兄娶刘师培叔叔的女儿为妻，因此刘师培和何班的婚姻属于亲上亲。何班容貌秀美，家教严格，待字闺中时是一位教养极好的大家闺秀。
1903年，“苏报案”发生前，刘师培回乡探亲期间，与何班完婚。婚后，刘师培携妻子返回上海。何班到上海后，进蔡元培等人开办的爱国女社就读，这时的何班从一位旧式的大家闺秀变成了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运动的狂人”。为了显示男女平等，她先是改名为震，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何（殷）震。
何震是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她倡导女性解放，宣称：“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因对“男女阶级”与社会革命等现存问题“目击心伤，故创为女子复权会，讨论斯旨，以冀实行其目的”，1907年6月10日，何震等人在日本创办《天义报》，作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
何震在长文《女子复仇论》中全面而详细地阐述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的种种限制和压抑，她说“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同时，她在文中鼓吹男女一切平等，认为天下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女子要复仇，不仅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还要“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中“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
刘师培和何震夫妇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成立“混帐讲习会”，创办《衡报》，宣传“混帐理论”，提倡无政府主义。
何震还撰有《女子解放问题》，认为西方社会的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和男子拥有同样的选举权和参政权也还不是“真平等”，必须实行“根本改革”，女子才能真正解放，这就是要走所有人均等、废除私产和政府之路。“故谓职业独立，女子可以解放，不若谓实行共产，妇女斯可得解放也。”又“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由运动政府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
这一时期，何震将女子解放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混杂糅合在一起，写了一系列文章：《女子宣布书》、《女子复仇论》、《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论妇女问题”按语》、《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等。
何震成为女权主义者后，自然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也要寻求女性解放。在婚后的生活中，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常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子吼”，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因畏妻如虎，刘师培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
张继曾回忆刘师培的惧内：有一个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但刘师培认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何震曾向苏曼殊学画。到日本后，苏曼殊寄居在刘家，何震要求刘师培必须对苏优礼有加。得知苏曼殊的母亲生计艰难，何震立刻勒令刘师培拿出钱支助苏曼殊，但是刘家的钱财由刘母掌管，刘师培表示为难，何震就训斥刘师培为“没有丈夫气魄的小气鬼”。
据说，何震还给刘师培戴上一顶“绿帽子”。何震的“情人”是她的表弟汪公权。1097年，章太炎和刘师培夫妇同住时，曾经向刘师培提过此事。刘师培非但不信，还认为章挑拨二人夫妻关系，与章反目。
关于汪、何二人关系，据当时也在东京的汪东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既好名又多欲。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刊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周作人也说：由于苏曼殊住在刘家，已有佚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都讲过。张鸣对此事评论说：“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蔡元培也说：“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
朱维铮说：“平情而论，刘师培与何震，名为夫妇，情如狮羊。就现有材料看，何震在婚后宣称与刘师培"男女平等’是假，以传统的"河东狮吼’方式对付刘师培是真。”
何震也影响了刘师培的政治生涯，刘师培此后叛变革命，投靠端方，出卖章太炎等人，也是受了何震的影响。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何震也渐渐安静下来，不再写文章宣扬女性解放。1910年，何震曾产下一女，但几个月后就不幸夭折。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入川，辛亥革命后，端方被杀，刘师培被捕。当时在武汉的何震曾辗转千里入川寻夫。刘师培被保释后，两人一起到友人南桂馨家中任家庭教师。
1919年，年仅36岁的刘师培因病逝世，何震因受刺激精神失常，后来削发为尼，法名小器，不知所终。也有说法说何震因刘师培的去世也发狂而死。
逸事
刘师培与章太炎、弟子黄侃并称“民国三疯子”，他一生提倡“三不生活方式”：衣履不要整洁、不要洗脸、不要理发。
一次，刘师培看到一位亲戚戴着黄金框架的眼镜，非常羡慕，就向外祖母索要。外祖母疼爱外孙，便对他说：“咱哪有那么多钱呀！还是拿我的首饰去打造一副吧！”当即拿出数件金首饰交给刘师培。刘师培辗转托人打制，几天后拿到了金边眼镜，高兴异常，跳跃不止。
刘师培自小“体素羸弱”，“癯瘠秀削如不胜衣”，他十几岁便患肺结核，秋冬天时常咳嗽，咳中常带血。刘师培好吸烟，烟瘾很大，他的书案经常布满烟灰，衣袖经常有烟烧出的洞。他喜欢边吸烟边看书，有时看的太入神，常将烟蒂错插入墨盒中。
刘师培与陈独秀、章太炎等人交往后，开始投身革命。“苏报案”发生后，刘师培马上作反清专著《攘书》，此书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时在苏州读书的钱玄同费尽周折买到了一本，读到一半，便激动不已，马上就找剃头匠剪辫，以示“义不帝秦”。
章太炎因怀疑孙中山收受日本人的贿赂而对孙中山非常恼怒，刘师培受其影响，对孙中山的评价极低：“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
陶菊隐在《筹安会“六君子”传》记载写道：刘（师培）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一天，教育部旧同僚易克臬来访，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咬馒头，他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把馒头错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看上去又像一个活鬼。
张中行到北大读书时，听老北大的人讲，五四时期，北大的古文家刘师培先生与今文家崔适先生对门而居，互为邻里，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因两人在学术上观点相左，因此在课堂上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
书法
刘师培以“恶札”闻名，周作人回忆：“申叔（刘师培）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道："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
一日，刘师培与黄侃聊天，谈着谈着就不知怎地诉起穷来，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哀叹自己天不假年，忽然产生了卖字的念头，一本正经地征求黄侃的意思，并说：“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黄侃此时已拜在刘门下，想到刘氏的字实在不敢恭维，于是半天，他才说了一句：“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
刘师培在北大教书时，某次，文科学长陈独秀去旁听，只见一堂课下来，刘师培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这个被称为“日”的汉字，刘只在黑板上画了个圆圈，中间加一点而已。陈独秀一笑了之。
涂先生认为：一个人有没有灵气，可以从一个人的字中体现；苏东坡偏锋卧笔，是一派敦厚之态，刘师培用墨枯槁，是一副短寿之形。
刘师培手迹虽似孺子书，但因其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故其手迹传世极少。“民国四公子”之一吴彦复，即章士钊的岳丈，曾藏有一把刘师培所书赠纨扇。
革命
刘师培十七岁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翌年刘师培到北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自命不凡的刘师培懊丧不已，在回家途中，刘师培不断发泄对会试的不满情绪，上至光绪皇帝下至主考官都一一粗口“问候”。行至扬州时，刘师培酒后狂态毕露，对科举制度大发议论，一一数落科举的弊病。刘师培肆无忌惮的言论惊动了官府，当时官府欲拿其问罪，刘师培得消息后，不敢再回仪征，直接从扬州逃到上海。
章士钊《孤桐杂记》写道：“申叔于光绪癸卯年夏间，由扬州以政嫌遁沪，愚与陈独秀、谢无量在梅福里寓斋闲谈，见一少年，短襟不掩，仓皇叩门趋入，嗫嗫为道所苦，则申叔望门投止之日也。时年不足二十耳。”
但梅鹤孙却说刘师培是突然离家出走，他在《刘氏五世小记》中记载：“这一天，舅氏忽然出外未归，举家皇急，派人四出寻觅。有人说看见他乘红船过江的。后来接到上海来信，其实当时是林少泉与他一同赴沪的。”
在上海，刘师培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刘师培迅速转变成一个反清斗士，从此绝意科场，投身民主革命活动。他反对满汉一体的论调，主张排满，在《苏报》发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国民约精义》等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
刘师培投身革命后，更名为刘光汉，“光汉”为“光复汉族”之意，表示其反清排满之决心。
刘师培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公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
1903年，俄国侵略东北，蔡元培等人发起“对俄同志会”，并创办《俄事警闻》，刘师培加入该会，并担任《俄事警闻》主笔之一。后1904年初，《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担任主编。
刘师培祖辈三代治《左传》，是不折不扣的旧式文人，但刘师培投身革命后，成为《中国白话报》的主要撰稿人，以白话文撰写文章宣传民主革命。
刘师培曾在《中国白话报》发表《论激烈的好处》一文，文字激昂，革命情绪高涨，并署名“激烈第一人”。刘师培在文中说，惟有激烈的手段可以唤醒和鼓动中国的民众，使他们不再安于现状，苟且偷生。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衰亡都误在“平和”二字，要治本就得激烈。
刘师培曾先后参加了蔡元培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是光复会的首批会员，加入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组织。加入暗杀团时，先“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
1904年冬，刘师培等人谋划了刺杀王之春事件。王之春任广西巡抚期间，以事后转让广西全境路矿权为条件，向亨达利洋行借款，并向法国借兵镇压哥老会陆亚发、王和顺起义。王的所作所为让革命党人非常愤慨。王之春被免职后居上海，华兴会会员万福华与刘师培、章士钊、林獬、扬州学生陈自新密谋行刺，刘师培还将张继所赠手枪借与万福华，但刺杀时，子弹竟不出膛，万福华被王的卫兵逮捕。刘师培等人上楼一看，吓得赶紧将枪仍在地上，仓皇逃走。第二天，章士钊到捕房探望万福华，捕房尾随他到住处，搜出了制造炸弹的化学仪器、炼药炉灶等，张继、黄兴等十余人均被捕。刘师培亦被拘入捕房坐了一夜，捕房见其形色苍黄，言语支吾，一看就是怯懦书生，次日便将他释放。
次年三月，《警钟日报》因辱骂德国侵略者被查封，刘师培亦被租界巡捕房通缉，刘师培化名“金少甫”，先避往浙江，不久，又应陈独秀邀请来到安徽芜湖，先后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刘师培与在安徽公学任教的陈独秀、章士钊等人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秘密组织了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培养暗杀人才。
刘师培曾发起编辑乡土教科书活动，他编写了《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等教科书，激发国人爱乡爱国、保族保种的热情。
刘师培著有《攘书》，表示“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决心。
1907年2月，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偕同母亲、妻子何震及何表弟汪公权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刘师培很快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主要作者之一。他在《民报》上接连发表《普告汉人》、《利害平等论》、《悲佃篇》、《清儒得失论》、《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章，为革命摇旗呐喊。
刘师培的《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是为驳斥梁启超所作，当时梁写《满洲为建州卫论》一文，汪精卫曾撰一文驳斥梁，但征引不充，辞气未达。之后，刘师培便撰此文，他在文中详细考证了满人历史沿革，最后得出满族是外夷，与汉族“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的结论。章太炎读完此文后，赞不绝口：“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
变节
1907年，刘师培受章太炎邀请，举家东渡日本。当时，日本社会党内部弥漫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刘师培结识幸德秋水后，迅速转变成无政府主义者。
到日本三个月后，何震就发起“女子复权会”，创立机关刊物《天义报》，狂热地鼓吹无政府主义。《天义报》宣传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刘师培也为该报撰稿，他全面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将其概括为“互相扶助说”与“无中心说”。
刘师培曾发表《无政府主义平等观》一文，全面阐发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刘师培与章太炎、张继等人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宣讲无政府主义。刘师培等人宣传的无政府主义是混杂的，杂糅着国学、启蒙学说、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
1907年，同盟会中发生了以章太炎为首的“倒孙风潮”，刘师培是章太炎的支持者之一，并由此引发了刘师培对革命党人的极端不满。陶成章说刘师培当时“因见孙文受外贿，心轻之。寻又以与会中办事争权，大恨党人”。刘师培自己也将“变节”的原因归因于对革命党人的“失望”，他说：“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
刘师培对孙中山很是厌恶鄙夷，认为“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成性，不知德为何物”。他曾派日本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与程家柽商量，想雇佣杀手取孙中山项上人头。程是卧底清廷的革命党人，刘师培并不知情，因程将此事告诉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刘师培的刺杀计划未成功。此后，刘师培痛恨程家柽坏其好事，便指使日本人加藤位夫、吉天三郎把程诱拐到偏僻处痛殴。若不是警察闻赶来制止，程恐已命丧黄泉。但因其脑被击伤，时常疼痛，记忆力锐减。（一说挨打的是刘揆一）
刘师培“外惧党人，内惧艳妻”。对革命党人的失望，对妻子的顺从、与章太炎的反目，最终导致他脱离革命阵营，倒向清廷有名的改良主义者端方。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联络，他作《上端方书》，表示今后“欲以弭乱为己任，稍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并献“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但他并没有马上与革命党人决裂，而是暗中充当端方暗探。
刘师培变节的原因，许多人猜测与何震花钱无度有关。有人这样写道：“何震在东京颇有艳名，与其所谓姻弟汪公权有暧昧关系。一个人讨了漂亮老婆，算不得一件好事。漂亮人总不免有些嗜好，第一好修饰，第二好交际，这两种嗜好都需要有较多的金钱供其挥霍。由于丈夫不能满足其欲望，便容易受到外间的诱惑。何震首先变节，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随后刘师培也上了这条黑船，居间穿针引线的就是汪公权。”
据刘师培的外甥梅鹤孙说，端方为两江总督时，李瑞清为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有人建议延聘刘师培为师范学堂历史教授，但李瑞清因刘为革命党，不敢自己做主，他与端方的首席幕僚陈庆年商量后，由陈向端方进言，说刘师培“虽为革命党人，近年已不谈种族革命。他若能来，实为上选。”端方遂嘱江宁藩司樊云门具函礼聘，由李、陈电约返国。刘师培接电后很是犹豫，而何震不愿再居日本，听小人之言，并符合她的名利思想，以为能与官场联系，自然另有出路，遂极力怂恿要挟。刘师培本疏于世故，没有自己的立场，遂听妻言回国。
1908年5月24日，刘师培用窃得的章太炎的私章，在上海《神州日报》上冒章太炎之名发表《炳麟启事》，称章准备“闭门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请高僧剃度，超出凡尘，无论新故诸友，如以此事见问者，概行谢绝。”章太炎看到启事后非常气愤，于6月10日在《民报》上刊登《特别广告》，澄清事实，并称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至此，章、刘反目。
刘师培说：“中国革命党所持之旨，不外民族主义，故舍排满而外，别无革命。师培自斯以后，凡遇撰述及讲演之事，均设词反对民族主义，援引故实，以折其非。盖事实均由学理而生，若人人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排满之事实，自消弭于无形。此即古人正本清源之说也。”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仍然与革命党人保持联系，但却是为充当清廷的卧底。他变节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诱捕陶成章。1908年冬，徐锡麟案发后，清廷通缉陶成章，刘师培凭着与陶“关系素深”，“日与两江督标军官米占元往各船坞查成章行踪，久之不得，无以复端方之命，而以张恭报告于端方，张恭遂被拿问”。
张恭被捕后，王金发持枪闯入刘师培的寓所，刘下跪求饶，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张恭安全，才得免一死。汪公权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于1909年被王金发击毙。此后，陈其美曾令蒋介石等人暗中除掉刘师培，但因孙中山怕暗杀行动会暴露起义计划，阻止他们的行动，刘师培才又逃过一劫。
汪公权被杀后，刘师培公开成为端方幕僚，为端方考订金石，并任教于两江师范学堂。刘师培彻底与革命党人决裂。
1911年，刘师培随同出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端方入川。在保路运动中，端方因镇压运动被杀，刘师培也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刘由孙中山保释出狱。出狱后，刘经谢无量介绍，到四川国学院任教。刘师培后出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并在四川国学学校兼课，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课程，又与谢无量、廖季平、吴虞等人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著《废旧历论》等。
1913年夏，刘师培离开成都，他在《与成都国学院同人书》中称自己本想在川兢兢业业，重振国学，无奈力不从心，加上疾病缠身，准备返回家乡。然而，他并没有回到家乡仪征，而是到了山西，担任南桂馨家的家庭教师。后经南介绍，成为阎锡山的幕僚。
阎锡山看重刘师培的学问，将其推荐给袁世凯。在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何中，刘师培不遗余力为袁服务，曾任公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后又加入“筹安会”。1916年，他为袁世凯所写的鼓吹帝制的《君政复古论》还没来得及全文刊登，袁世凯便一命呜呼。刘师培本被列入通缉名单，幸得李经羲担保，他才免受牢狱之灾。
反目
清朝末年，刘师培在上海结识章太炎，二人皆为古文经学家，对对方的学问很是推崇，又有共同的排满倒清信念，故二人意气相投，视为知交。因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二人被人合称为“二叔”。
1907年春，在章太炎的邀请下，刘师培带着母亲、妻子何震和汪公权东渡日本。到日本后，章太炎与刘师培夫妇同租一处房屋合住，“三人同住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
刘、章关系决裂，据说因章太炎一次发现何震与其表弟汪公权关系暧昧，他替刘师培抱不平，暗中告知刘。结果刘师培反怪章多事。刘母也不相信此事，大骂章太炎居心不良，挑拨儿子儿媳夫妻关系。
据汪东说，何震因某些事情对章太炎怀恨在心，时常对刘师培吹枕边风，刘师培听信老婆的话，与章太炎反目。
无论如何，刘师培对章太炎决裂，此时他对革命党人也很看不惯，在妻子何震和汪公权的撺掇下，有了投靠清廷之心。刘师培窃得章太炎私章，伪造《炳麟启事》。何震还亲自动手，给吴稚晖写信，“揭发”章太炎为“反革命”。
在得知刘师培伪造启事之事后，章太炎非常气愤，他发表《特别广告》，称启事为刘师培捏造，并揭发刘师培夫妇是清廷密探。刘师培夫妇也准备还击，据说他们准备聘请律师，和章太炎打官司，后被人劝阻。为了泄愤，他们便到到章太炎寓所，将他痛打一顿。
接下来，有人在章太炎的茶壶里面投毒，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毒茶案”。后经调查发现，投毒者为汪公权。事情败露后，东京留日学生界舆论哗然，强烈谴责刘师培夫妇。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查禁《民报》、《天义报》等报刊。刘师培夫妇在东京的处境很是困难，遂返回国内。
刘师培回国后，致函黄兴称，章太炎曾让他写信给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端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随信附有章太炎要他与端方联系筹款的五封信的影印件。刘师培此事并非空穴来风，当时章太炎对同盟会内部事务不满，曾想出家，去印度学习梵文。因经费问题，曾先后求助于张之洞和端方，但最后此事作罢。1912年，章太炎在给浙江统一党电报中澄清此事，称当时筹款游印，与革命活动无关。刘师培的信让在巴黎的吴稚辉有了可乘之机，吴立即抓住这个机会，称章太炎早已受清廷收买，扩大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矛盾，致使同盟会由于内讧元气大伤。
章太炎曾想挽救与刘师培友谊，但并未得到刘的谅解。1908年6月1日，章太炎曾致函孙诒让，恳请孙调解他与刘的矛盾。他在信中说：刘师培“与麟同术，情好无间，独苦年少气盛，喜受浸润之谮。自今岁三月后，谗人交构，莫能自主，时吐谣诼，弃好崇仇；一二交游，为之讲解，终勿能济（以学术素不逮刘生故）。先生于彼，则父执也。幸被一函，劝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戮力支持残局，度刘生必能如命”。
刘师培出卖陶成章、张恭后，章太炎仍对刘师培抱有希望，他致书刘师培，称其变节是受人诱惑，希望他重新回归革命阵营，但刘师培并未理会。
有学者认为，章刘反目的可能还有学术上的原因。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早已饮誉学林，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刘师培祖辈三代传经，家学深厚，刘本人也在古文经学上卓然成家，且年少气盛，不肯相下。二人长期频繁交往，可能产生龃龉。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不念旧恶，与蔡元培在上海登报寻找刘师培的下落，可是刘依旧没有理会。
袍泽
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结识陈独秀，二人先后参与了《国民日报》和《警钟日报》的创办。刘师培因考场失意辱骂科举，遭到通缉而逃到上海。陈独秀因在安庆藏书楼发表了爱国演说，被端方通缉潜逃沪上。因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同际遇，又有强烈的反满情绪，二人过从甚密，时时相聚谈说志向。
1903年冬，陈独秀回到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临行之时，陈独秀送章士钊和刘师培诗云：“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署名“陈由己”。刘师培深有感喟，在诗下题曰：“由己，由己，由一己所欲。”
回到安徽后，陈、刘书信往来频繁。陈独秀按时将《俗话报》寄给刘师培。陈独秀的朋友何梅士病逝后，陈独秀作《哭何梅士》诗，刘师培将发表在《警钟日报》上。后刘又向陈约稿，陈独秀作《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刘师培收藏了陈独秀此文的底稿，并在稿下戏道：“由己乎？不由己已，不由己已耳，不由己已耳矣！”
刘师培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国民教育暗杀团”（即光复会的前身），并与章士钊同向蔡元培举荐“江淮志士”陈独秀。章士钊推荐陈的理由是：“此君志大心雄，有一种不峻之坡弗上的斗志，而且人格甚美，忠于人，忠于事，不乏侠士之风。”刘师培则说：“陈君还是吾报的作者。他重友情，讲信用，在芜湖创办并发行一种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他一个人还在干，已经支持了好几个月。”
陈独秀与皖江中学体育教员柏文蔚在芜湖成立暗杀组织。《警钟日报》被查封后，陈独秀邀请刘师培到皖江中学任教。不久，刘师培化名“金少甫”赴芜湖。刘师培来到后，往往以光复会的钦差大臣自居，而陈独秀不承认芜湖的组织与上海的组织是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刘与陈产生龃龉。
1907年，刘师培、陈独秀先后东渡日本。在日本时，刘师培与章太炎为“攘夺干部职权”，曾想拉拢陈独秀及苏曼殊。但陈独秀认为“光汉”是狭隘民族主义，拒不参与其中。
后刘师培投靠端方，端方入川受戮，刘师培被捕入狱。1912年初，得知刘师培的下落后，陈独秀上书孙中山，义保刘光汉。在给孙的上书中，陈独秀历数刘之功德，以“神经过敏”为之开脱。
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时的刘师培身体虚弱，生计维艰，他告知蔡、陈，欲进北大任教。陈独秀、蔡元培不计前嫌，聘请刘师培为北大教授。
1918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刘师培执着于旧学，他纠集北大的一班守旧师生，创办《国故》杂志，对陈独秀的《新青年》对垒。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次日，病魔缠身的刘师培在夫人何震的陪同下，强撑身体，与北京大学的新旧学者们一起联名上书，请求保释陈独秀。9月16日，陈独秀出狱。卧床不起的刘师培欲前往迎接，终因力所不逮作罢。
陈独秀出狱一个多月后，刘师培病情加重，陈多次前往看望。11月10日，年仅三十六岁的刘师培病逝，陈独秀主持了刘的丧礼，并引用康有为诗悼念亡友：“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宽宥
中华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念及旧情，仍旧称赞刘师培“学问渊深，通知今古”，是“国学精湛之士”，欲“保持绝学”，则须爱惜其人。
刘师培入狱后，章太炎顾念刘师培学问精湛，人才难得，作《宣言》曰：“昔人曾云，明成祖"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儒，杀之，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中华民国成立，章太炎与蔡元培联名在《大共和日报》刊登《求刘申叔通信》，寻找刘师培：“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保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得知刘师培下落后，章、蔡又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设法营救刘师培，孙中山也发电文敦请开释其人，不得苛待之。有了孙中山的保释，刘师培才得以出狱。
刘师培投靠端方，叛变革命，出卖同志，为党人所恨。蔡元培惜其才，极力为之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章太炎也为其开脱：“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博通之才如刘师培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陈独秀在给孙中山的上书中说：“大总统钧鉴：仪征刘光汉累世传经。髫年岐嶷，热血喷溢，鼓吹文明，早从事于爱国学校、《警钟日报》、《民报》等处，青年学子读其所著书报，多为感动。今共和事业得以不日观成者，光汉未始无尺寸功，特惜神经过敏，毅力不坚，被诱佥任，坠节末路，今闻留系资州，行将议罚，论其终始，实乖大法，衡其功罪，或可相偿，可否恳请赐予矜全，曲为宽宥，当玄黄再造之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余生著书赎罪。……谨此布闻，伏待后命。”
刘师培先是背叛革命，倒向清廷，后又襄助袁世凯称帝，为时人不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力排众议，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古文学、《左传》、《三礼》、《尚书》和训诂学等课程。
关于刘师培到北大任教一事，据与晚年陈独秀来往密切的台静农说：“关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据我听到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意思。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形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休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就同意了。”
刘师培变节后，黄侃对其十分鄙夷。刘师培加入“筹安会”，为袁世凯鼓吹帝制时，曾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称帝。刘的话未说完，黄侃即起身严词拒绝：“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但刘师培远离政治，到北大教书后，在北大的黄侃对刘师培再执弟子之礼。章太炎在为黄侃撰写的《黄季刚墓志铭》中说道：“自师培附帝制，遂与绝，然重其说经有法，师培疾亟，又往执挚称弟子。”
刘师培病故后，黄侃作《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悼念老师：“我归武昌，未及辞别。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师表哀。……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后又作《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也说：“拜辞既歉阙，闻信翻疑犹。”
玉折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患肺结核，医药罔效，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临逝前，他派人把黄侃叫至病榻前，“十分吃力地在枕头箱子里找出一部手抄本递到黄（侃）的手里”，并嘱咐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音韵学秘本，今天送给你作为临别纪念，望你继承下来，然后把它再传之后代。”
刘师培与妻子何震曾育有一女，不幸夭折，膝下荒凉，身后极为萧条。陈独秀在丧礼上致悼词，总结刘师培一生功过，在场师生无不为之唏嘘。陈独秀最后引用康有为的诗句悼念刘师培：“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据说，刘师培的遗稿存放在黄侃处；又有说法称，刘的遗稿由何震交给了刘文典。刘师培去世后，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人搜集整理，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
《刘申叔先生遗书》中并没有收录刘师培交给黄侃的遗稿。到1928年时，黄侃还承认自己藏有刘稿，但到1934年底便“茫无端绪”了。有研究者认为，此时可能与黄侃藏书遭窃有关。“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黄侃搬迁，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出，当作废纸卖了。有学者猜测，可能刘师培的遗稿也一同被窃。倘若如此，又是学术界一大憾事。
评惜
黄侃说起刘师培这位只比自己大一岁的老师时，无限慨叹道：“真是天才，有清一代有三个天才，都是36岁就去世。前清有孔广森，中间有戴望，晚清有刘申叔。可惜可惜。”
刘师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活动，尤其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起到了垂之后世的“典范”作用。有人评论说：“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刘师培魂归道山后，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无限惋惜地说：“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有人说：刘师培在政治上屡次失足，其品行在生前已为人所不齿。而对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学界评价却始终如一。
有人嘲弄刘师培一生是“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笑熬糨糊”，这锅“糨糊”足够他消化一万年的了。乱世如狂流，人人好变，人人善变，不少人都在政治追求上反复无常，区别只在有无高标，有无底线。刘师培善变，总是在污泥浊水中辗转其身，最终变得委琐，变得龌龊，道德学术双双受损，遭人鄙弃，关键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甘于堕落，根本没想过要严守底线，大有越堕落越快乐的劲头。
黄侃曾评价老师刘师培曰：“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后世，贻人笑柄，至可痛惜！”王元化先生评曰：“世人诋诃，多出于道德上的责备，殊少思想上的探索。其实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也不是没有思想上的线索可寻。这在中外近代史上是不乏先例的。所谓两极相反亦相通。”
鲁迅在给钱玄同信中称刘师培是个“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
关于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于1928年评价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中，鲁迅推荐说：“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这时代文学讲座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声明：“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
刘师培的叔父在给他撰写的墓志铭中道：“侄得名太早，厥性无恒，好异矜奇，狷急近利。”
陈钟凡在《刘先生行述》中说刘师培“不能忘情爵秩，时时为佥壬牵引，……遂入于坎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