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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名禁止回国科学家篇(一):他是中国材料之父 令中国军事核心材料不再受掣肘 美国禁止他回国
昌盛繁荣民族兴，绪成前志恣攀登。
材高大厦为梁栋，料得东风催日升。
在民族复兴的时代大潮中，多少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勇于攀登。有“中国材料之父”之称的师昌绪院士，高中毕业时就认为中国要强盛，就必须有自己的钢铁工业，便考进了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他立志振兴祖国，远赴重洋研究金属学。他是美国明令禁止回国的35名中国学者之一，却归心似箭。
师昌绪 ,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高温合金之父”，这是国外同行送给他的称号，因为他，这一涉及航空航天军事领域的核心材料在我国从无到有，并摆脱国外掣肘；也是他，开创了我国金属腐蚀与防护领域，倡导材料科学基础研究与工业应用相结合。
他于1920年11月出生，今河北徐水人。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50年进入圣母（Notre Dame）大学任研究助教，同时攻读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北洋大学聘他回国任教。因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师昌绪只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在著名金属学家M.科恩（Morris Cohen）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1952年获美国欧丹特大学冶金博士学位。
师昌绪在麻省理工学院
没有经历过劫难的磨砺，不会懂得强国的期盼；没有他乡思归的漂泊，不会理解返回祖国的渴望。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救国强国，这个愿望其实已经在师昌绪的心里埋藏了太久太久。
为了回到祖国，他和一批留美的爱国科学家同美国当局不屈不挠地斗争了三年。最后他们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表达他们迫切要求回国的强烈愿望，这封信由他送往印度驻美大使馆转交国内。
在争取回国的斗争中，师昌绪的照片上了《波士顿环球报》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政府据此向美国提出无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抗议，迫使美国同意他们回国，接着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为中国留美学生自由回国打开了大门。
1955年6月，35岁的师昌绪终于踏上了回国的征程。回国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高潮，金属所在李薰所长领导下，以大部分力量投入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工作，师昌绪被指定为金属所在鞍钢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的专长本是物理冶金学，而新的任务却涉及到炼铁、炼钢、轧钢等工艺问题，他毫不犹豫地挑起这副担子，领导全组完成了多项重要课题，显示出他知识渊博与处理大生产问题的能力。
1975年，国家将生产空心涡轮叶片的任务，从沈阳转到贵州170厂，师昌绪和工作组一起住在简陋的工棚里。当时，我国军用飞机制造用的是前苏联1959年提供的米格21图纸，由于技术和材料的差异，我们的飞机有如“照猫画虎”，速度和承载能力远比不上前苏联的样机，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空军实力和国际形象。
除了美国，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能力做出空心叶片，中国大多数科研人员更是见都没见过。就在这种无法形容的巨大压力下，他立即开始组织上百人的研究团队展开了试验。没日没夜、争分夺秒，一次次的试验，不时地陷入僵局，各种可能的办法和材料每时每刻都在师昌绪的脑海里“交战”。
苦心人，天不负。师昌绪带领课题组很快做出了第一片铸造涡轮空心叶片，并通过了试车。从此，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研制出涡轮空心叶片的国家。
师昌绪曾经说过：“人活着为什么，这是人生第一要义，我活着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尽管时代背景变了，但爱国主义的内涵永远不会改变，个人荣辱系于国之盛衰。”
2012年，师昌绪在母校天津大学演讲时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师昌绪直言，我国真正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太少。以前若问小孩将来想干什么，很多人表示想当科学家。而现在，年轻人“不是想当官就是想当企业家”。他说，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中，
人们急于求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做基础研究风险很大，可能干一辈子都一事无成。可高等学府里应该有人坐冷板凳，不能都搞“热点”，否则国家不可能成为强国。要想成为强国，就得多做真正有开创精神的工作，而不是跟在外国人后面“修修改改”。
我们现在不缺钱，缺的是激情，缺的是冒险精神和牺牲精神。”师昌绪说。他指出，如果靠“山寨”精神，永远成不了强国。
35名禁止回国科学家篇(二):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和命运
来源｜《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1期
作者｜王德禄 刘志光
本文聚焦于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这批科学家的命运体现在对政治与科学、去国与归国、个人与国家等相互交织的多重选择之中。他们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通过国民党政府组织的留学考试出国留学的。50年代他们中很多人想回国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服务，美国政府禁止他们回中国大陆，他们却想方设法，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中国。这些科学家在新学科的建制、科学人才的培养以及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其中有些科学家尤其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和“两弹一星”的研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科学家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中受了很多冲击，有人被关入监狱，甚至有人自杀。在这批科学家身上能够见证科学与政治复杂的关系，能够见证冷战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1、在中美与国共复杂关系中的中国留学生问题
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中国百年留学潮中是特殊的一批。二战使中国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共掌握政权又使中国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前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中国出现了留美高潮；后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进入敌对状态。中国留学生首当其冲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中国留学生经历了这些复杂的关系带来的波折。中国国民党政府是二战后留美高潮的主要推动者，中共政府又明确鼓励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是矛盾的，从鼓励他们回国到限制他们回国，经历了政策的演变。
1.1 二战后的留美热潮
受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停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成为同盟国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国民政府开始将战后建设人才的培养提到议程。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指出战后建设需才孔亟。4月28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为要”。1943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制定了《五年留学教育计划》、《1943年度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经济部制定了《选派国外工矿实习人员办法》，交通部制定了《派遣国外实习生办法》，此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连续多年，出现了新的赴美留学的大潮。教育部在1944春天举行了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之后，交通部、经济部都开展了选送留学生出国留学工作。[刘真主编1980，2082-2118页.]
1943年12月，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7人，被录取人员于1944年秋陆续赴美。之后，清华大学举行第六届公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人。1944年12月，教育部举办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共录取209人。1946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九地各设考点，同时举行公费留学考试。是年7月，第二届自费留学生考试与公费生考试同时举行。共录取自费生1900人，其中赴美留学者至1947年10月已逾千人。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外汇支绌为由，宣布暂停留学考试[李喜所、刘集林等著2000，122-128页.]。
民国32年（1943年）9月2日，中国第二届自费留学生乘戈登将军号邮轮去美国，在邮轮上的合影。
在技术发展领域，国民政府考虑派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1946年俞大维找到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委托他们三位帮助选派一批青年去美国学习如何制造原子弹。后来，他们选派了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王瑞駪于1946年5月从上海启程去了美国[何学良、李疏松、[美]何思谦2007，13页.]。
同时，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认同和平建国之道路。中共也开始考虑战后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并资助了一些地下党员，让他们通过国民党组织的考试后出国留学。罗沛霖、张大奇和王天眷都是共产党支持并派到美国去的。[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采访罗沛霖、杨敏茹.]
这样就形成了二战后的留美高潮。这一时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人约占80%。[1]
1.2 中美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演变
1949年，中共掌握国内政权后为进行战后建设，急需懂科学技术的人才。此时也是留美科学家学成之时，中国政府要全力争取、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
中国政府曾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48年，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共产党员杨刚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留学生的情况。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1949年夏，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周恩来明确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于杰2010，5页.]同年9月，徐鸣再次赴美，把动员留美科技人员回国作为中心任务。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招待及介绍工作、学习，以及对在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等工作，高教部专门在北京西单的旧刑部街10号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作为归国留学生安排工作过渡期间的专用招待所。后来，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2]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而此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却充满了矛盾，摇摆不定。美国政府受到日益加深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从大的方面讲，以美国移民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当中国的内战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经济来源时，美国政府给中国留学生提供资助；当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时，美国政府出钱给中国留学生买船票。然而，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的日益加深，美国政府鼓励甚至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随着冷战的加剧和国共内战，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尴尬，他们手里仅有的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被没收了，各地相继出现逮捕中国留学生的事件。后来，美国政府下决心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
美国政府政策的摇摆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内政治诸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由于国共内战，使向中国留学生汇款的渠道被切断了。中国学生面临着经济来源的问题。1948年美国国务院拨款8000美元，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又拨款50万美元，1949年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原来准备给国民党政府援助资金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救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1950年6月，美国国会又专门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AreaAidActof1950)，允许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救济工作，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总计花费800万美元左右。这些资金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解决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比如师昌绪就曾拿了半年的资助，“美国移民局说，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有什么困难，美国国务院给提供生活费。当时我就领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费。那些钱是当地的州政府给提供的。”[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钱学森被扣留以后，美国国务院召集了十个大学的校长，开会问他们如何对待那些被扣下来的中国科学家，采取什么政策？因为像钱学森这样的都想回去。一般情况下，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都要回国，美国不允许他们留在美国工作。美国总统想知道，是只扣留钱学森，不让他回国，还是把其他人一起扣下来？这十个大学的校长说，绝对不能让这些人回去，尤其是学理工的。”[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采访何国柱.]在钱学森之后陆续有一些科学家被美国政府拘留。中国留学生不能接触保密的项目，个别人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仅吊销了他们的护照，还禁止他们回中国。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态度逐渐明确，这就是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慢慢地，学理、工、农、医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回国，学社会科学的随时可以走。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人被关起来，有人被搜查。有时候尽管找不出毛病，就是不允许回国。直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开始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他们开始给申请归国的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出示正式的司法文书说，“根据1918年5月22号通过的法律第225款和美国总统颁布的2523号通告，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我们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处你以不超过五年监禁或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或二者兼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46-47页.]
1950年，国会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修正案，允许中国留学生就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1953年8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难民解救法案”（RefugeeReliefActof1953)允许至少一部分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从学生身份转为永久居民。[3]这也是百年留学史上，美国第一次让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工作。
2、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1950年代初，恰是二战后留美热潮期间出国的留学生学成之时，学成归国是那个时候留学生们的当然选择，再加上留美科协的动员工作，1950年代初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
2.1 留美科协及其影响
科协系列是世界左翼科学家的群众组织。留美科协也是在这样一种思潮下成立的。但是留美科协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多直接的影响和领导。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留美及回国事宜[彭亚新主编2009，334-346页.]。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很多左翼人士甚至中共地下党员到了美国，其中有侯祥麟、顾以健、计苏华、刘静宜、罗沛霖、丁儆。这些人的赴美为留美科协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主要的学生组织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StudentChristianAssociation，简称CSCA），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随着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的成立提到议程。1948年年底，全国科联在美国的一些会员开始酝酿在美国成立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甚至葛庭燧、侯祥麟、丁儆、顾以健、涂光炽等人聚在一起讨论过此事。但是考虑到在美国成立一个中国全国科联的分会会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就取名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留美科协以“响应解放，准备回国”为主要宗旨。
1949年1月29日，20余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3月17日成立了留美科协耶鲁区会，有11个会员；3月19日留美科协费城区会成立；4月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留美科协纽约区会，有35名会员；5月13日在华罗庚家中成立了留美科协伊利诺伊大学区会，会员15人。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衣阿华区会、普度大学区会、俄亥俄区会、西雅图区会、印第安纳区会等多个区会。美国各地区的区会纷纷成立。到5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从20多人发展到340人。
1950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时集体合影。
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50多位来自各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49年8月，全美已有留美科协地区分会19个，会员410人；到1950年3月，地区分会增至32个，学术小组达20个，会员达718人。[冯季，神州学人，1987年第2期56-57页、1987年第3期54-55页、1988年第1期49-50页.]
《留美科协通讯》是留美科协的刊物。1949年为双月刊，1950年为单月刊，发行量最多时上千份。李恒德等三人曾负责费城区会的编辑工作。李恒德说：“留美科协成立后出版了一个刊物《留美科协通讯》，我负责编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留美科协改成在芝加哥附近开会，编辑工作转交给别人。此后，这个刊物再也没有出版。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杂志。《留美科协通讯》的存在使得留美科协的整个经历更加明朗。”[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对美国的舆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非美活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经留美科协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李恒德，纵横，1984年第2期44-55页.]
2.2 50年代初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很少有人能够留在所在国。在1950年代初的归国潮中，中国留学生都怀有学成归国的心理状态。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是专门乘坐APL（AmericanPresidentLines）轮船公司在太平洋往返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
1949年9月的“克里夫兰总统号”上有梁思礼、陈利生、严仁英等20几位中国留学生。1949年1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葛庭燧、陆星垣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唐敖庆、陈椿庭等18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3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引用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感染力很强，成为在留学生中广为传颂的佳句；朱光亚在回国之前就联合52位准备回国的留学生署名，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春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严东升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6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罗沛霖等34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8月31日的“威尔逊总统号”是1950年代初留学生回国途中发生故事比较多的一条船。这条船上，留学生人数最多，共有128位。采访余国琮时，他说：“当时乘坐我们这条船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最多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预感到美国要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大家纷纷动身回国；二是，留美科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些人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三是，那时候学校都放了暑假，我们回国比较方便。”[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余国琮.]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了赵忠尧携带的书籍、笔记本几乎全部被扣留事件，在日本横滨发生了拘留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3位中国留学生事件，在菲律宾发生了鲍文奎被拘留未遂事件。这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预示着中国留学生回国之路将不再平坦。乘坐这条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有邓稼先、涂光炽、叶笃正、余国琮、傅鹰、庄逢甘等人[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2009，58-78页.]。
1950年9月开出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冀朝铸、王曾壮、张元一、张庆年等90多位中国留学生。后来又有几条船搭载部分留学生回到了中国。比如1951年2月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颜鸣皋、刘恢先（洪晶）夫妇等100多位留学生；1951年4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徐光宪、高小霞夫妇。
2.3 中国留学生尴尬的处境
1951年9月20日启程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的谢家麟、董彦曾（宋娟娟）夫妇、孙以实、方琳、张权等8位中国留学生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然而10月9日发布的禁令波及到了他们。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登船，专门与这8个人谈话，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件，将他们押下轮船，不久送回旧金山[谢家麟2008，43-46页.]。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因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美国朋友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政府就指控钱学森也是共产党员。[张纯如著1996，253页.]美国政府的指控让钱学森做出了回国的决定。1950年8月，当钱学森一家买好船票准备回国，登船前被扣留，9月7日被美国政府拘捕，并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15天后交保金获释。此后钱学森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FBI的监视中，直至回国。
1951年10月，当李恒德买好了船票准备回国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移民局把他找去，进行审问。移民局没有抓住把柄，后来将李恒德释放出来，并没收了他的护照，禁止他离开美国。移民局还让他每个月给移民局报到一次[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1950年10月颜鸣皋在耶鲁大学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开船两周前突然被捕，被关在纽约的埃利斯岛，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才被释放。之后美国将其遣送回国[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采访颜鸣皋.]。
1951年5月25日，黄葆同办理回国手续时，美国当局以“居留证过期”为借口，将其逮捕，关押在埃利斯岛。1951年9月17日，黄葆同被关押11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获释。移民局要求他每周一到移民局报到一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230-235页.]。
1951年，毛汉礼被旧金山移民局逮捕。保释出狱后，他花了三年时间与美国联邦政府就无理阻挠其回国事宜打官司。直至1954年毛汉礼才得以回国。
1951年10月从纽约传来朱廷儒被捕的消息。1951年朱廷儒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硕士学位。他申请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和归化局审问，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拘禁一个星期，交保释金后获释，1955年才得以回国。
1952年1月中旬，美国宾州传来杜连耀被逮捕的消息。杜连耀在实验室赶做博士论文时，美国移民局以“非法留居”为罪名将其从实验室抓走，把他关在宾州移民局所在地匹兹堡。三天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帮他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被释放出来后，杜连耀把宾州移民局上告到美国移民总局。官司打了将近半年。后来移民总局说杜连耀的情况特殊，可以回国，但必须在两个月内离开美国，否则要驱逐出境。当他去办手续时，美国政府说中美现在处于敌对状态，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美国，也不许去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去了或者企图去了，就会收到巨额罚款单。杜连耀1955年6月才得以回国[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到的难题较为严重的是被捕入狱。发生的这几个案例大部分都在旧金山、纽约等美国的大城市。这些人大部分在留美科协活动中都比较活跃。同时，钱学森的案子在其中较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案子具有很大的麦卡锡时代的特点。从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冷战使美国整个社会充满了怀疑和不安定。
3、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二波归国高潮
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总理周恩来，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这些努力终于使中美日内瓦谈判议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国留学生事宜。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关于留学生的谈判使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回国。
3.1 留美科学家争取回国自由
在日内瓦谈判之前，他们已经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炒得沸沸洋洋。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小。中国留学生又可以聚会在一起，他们开始给各方人士写信。
那些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尽管受到了阻碍，但是他们回国的心情日益迫切。他们决定给国内写信，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费城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的朋友。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周总理的信。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寿宪等15人在信上签名。据说，这是递交到中国政府手里的最早的一封签名信。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学生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参与了签名。
中国留学生为了将美国扣留他们的事情公开化，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第一封公开信是梁晓天执笔的，1954年3月份开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们征集了26人签名。并把公开信发给总统、48个州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艾森豪威尔在此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艾森豪威尔由于准备不足，说话吞吞吐吐，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为了进一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9月2日，美国中西部的中国留学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是王祖耆带头起草的，有9人参与了签名。
1954年11月，中国留学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出了公开信，张兴钤、张斌、陈荣耀、周坚、虞俊等30人在信上签名。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进一步公开化。
此外，中国留美学生曾向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寻求帮助，也向美国朋友寻求帮助。虞俊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自己已经被怀疑是共产党了，不方便替中国留美学生讲话[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48-63页.]。
1954年8月，致美国总统公开信发表以后，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其中《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采访，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的报道，张兴钤与师昌绪、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257-258页.]。
3.2 日内瓦谈判
1954年3月梅祖彦到了巴黎。不久，他去了中国驻瑞士的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中国官员，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5月，代表团又请他和柴俊吉去了一趟瑞士，向他们询问了很多美国方面的事情。梅祖彦和柴俊吉是日内瓦谈判时仅有的两位到瑞士与中国代表团见面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提供的信息对中国代表团的谈判十分有用[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日内瓦谈判会议上释放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成为主要议题。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提出中方应该允许被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包含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从中国自由离境。中国提出美国应该允许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境。
1954年6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6月10日，他们进行第二次谈判，中美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但美国人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美方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120人。
1954年6月21日，约翰逊和王炳南会谈。当时约翰逊把15位根据美国法律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的名单交给了王炳南。当王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单时，约翰逊拒绝了。约翰逊说只要批准了，就会把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国政府。
后来，美国移民局通过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15人。美国政府表示，会将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64-83页.]。
梁晓天说：“……美国报纸宣布放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从我收到的一封信中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202页.]梁晓天实际上是第一批被批准的10人之一。在这10人中，参加留美科协并积极要求回国的除了梁晓天之外，还有宋振玉、范新弼。这10人中除了他们三人，其他的人没有被提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206页.]。
李恒德曾这样回忆：“1954年的7、8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这其中有我。”[李恒德口述、王文乐整理，神州学人，2009年8月14日.]10月份被批准的22人中还有汪闻韶、蒋士騛、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管士宾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216页.]。刘有成也回忆说：“我们同一批由美国回国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汪闻韶和李恒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223页.]这22人的名单不全，也可能有人被批准了，但是没有回国。
第三批被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师昌绪就是那一批被允许回国的。师昌绪说：“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共有76个人，包括我。他们通知了个人，这些允许回国人员的数目在报纸上刊登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有76个人。他们4月宣布的名单，我6月份就离开了美国。”[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陈荣耀回忆说，他是1955年4月禁令解除后，第一批回国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250页.]。但是，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状态。他专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了求救信，通过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寄给陈叔通。他在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深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凄凄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钱学森的信很快转到周恩来的手中。在日内瓦谈判中，王炳南出示了钱学森的信。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同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张纯如著1996，315页.]。
3.3 禁令解除之后
1954年10月，梁晓天、宋振玉、范新弼3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驶往九龙的海轮回到国内。这是日内瓦谈判开始后，第一次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留学生的第二波回国高潮拉开了帷幕。
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于1950年8月31日离开旧金山回国时在船尾的合影。
1954年11月29日从美国驶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成为解禁后中国留学生回国乘坐的第二条船。这条船上有汪闻韶、李恒德、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216页.]。据刘有成回忆说：“我们乘的轮船快到檀香山时，通知我们回中国的留学生到船上一间办公室集合，美国移民局的人和我们谈话，他说轮船现在快要到美国西部国境线最后一个口岸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想回美国去？如果想回去就在夏威夷下船。我们十几个人都不作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221页.]
1955年4月初，黄葆同（冯之榴）夫妇、王仁、张家桦、吕家鸿、谢心正、沈心立、骆振黄、郭明达、蔡君陆一起乘船回国。据王仁回忆，他们回国途中听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彻底解除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245页.]。
1955年5月初，陈荣耀（沙逸仙）夫妇、王明贞（俞启忠）夫妇、徐璋本、陆裕朴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乘船回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250页.]。
1955年6月从旧金山起锚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20多位中国留学生，比如童诗白（郑敏）夫妇、钱宁、焦瑞身、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杜连耀、周同慧、刘铸晋。他们从旧金山上船，7月抵达香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263页.]。
1955年7月初，谢家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经过二十多天到达香港。[4]
1955年9月15日，从旧金山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是第二波回国高潮中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乘坐这条船回国的有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许国志（蒋丽金）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何国柱（刘豫麒）夫妇、洪用林（张发慧）夫妇、胡聿贤（戴月棣）夫妇、肖伦（萧蓉春）夫妇、陈炳兆、许顺生、疏松桂、陆孝颐、张士铎、冯启德、刘尔雄、刘骊生，以及钱学森、李正武、何国柱、胡聿贤的6个子女共计30个中国人。据许国志回忆，这是美国解禁后回国人数最多的一次[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许国志.]。因为钱学森在这条船上，很多记者纷纷想采访钱学森，所以这条船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1955年11月25日，陈能宽、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李荫远、胡日恒、郑林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56年2月，黄茂光回国；侯虞钧回国；9月，张文裕（王承书）夫妇、郭永怀（李佩）夫妇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侯艺兵、彭继超，神州学人，2009年10月20日.]
1957年1月，林兰英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2月，谢毓章回国。
3.4 政治运动阻断了留学生归国之路
1956年2月20日晚，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近期和解放后从欧美日等国家回国的700多名留学生。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金冲及主编2008，1092页.]留美归国的科学家经常提到，有一个周恩来审定的争取留学生回国的800人名单。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留学生归国几乎停止了，留学生招待所几乎也撤销了，之后回国的人成为个别现象。梅祖彦说：“那时候有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大概有5000个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回国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们知道，在那2-3年里，实际上回国的只有200多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几乎没有人回来，只有个别人回来了。”[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可以说，国内的政治运动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关闭，也关闭了留学生回国之路。
申葆诚的解释较为可信：“1956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基本上没有人回国。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热情很高，1952年回国的人多一些。1952-1958年，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回国的人越来越少了。”[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申葆诚.]1958-1965年，仅有申葆诚、黄敞、王天眷、谈镐生等人回国。
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识分子工作安排小组提交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留学生回国人数，报告说“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金冲及主编2008，1077页.]这个报告统计了两次回国高潮的人数，只是当时仍处在第二次回国高潮过程中，所以统计不是很全面。有一种说法是1954-1956年共回国200人。我们认为，1950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应约为1200人，其中第一批约1000人，第二批约200人。
4、留美科学家归国后的命运
留学生回国后，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
4.1 “十二年规划”和“两弹一星”
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十二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规划中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钱伟长、罗沛霖、疏松桂。
四大紧急任务除了做规划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若干跟四大紧急任务有关的研究所，包括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和自动化所。”[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守武.]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系，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计算技术系。一批学数学的高年级的学生被调往计算技术系。除了北大高年级学生外，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共抽出30人集中训练、集中学习，发给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批学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大学生。[5]
“两弹一星”实际上是在十二年规划的前一年（1955年）启动的，在十二年规划中也将原子弹和导弹作为两项保密的紧急措施被列入规划。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处在高度保密过程中，科学家参与此事大部分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科学家进入原子弹研制的核心部门是由于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原子弹研制的支持才开始的。1960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更深入的参与此事，当时二机部拟定了一个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105人名单。许多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的。
1960年疏松桂从中科院调到二机部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我去二机部工作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挑选了105个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但是留学回来的并不多。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在这105个人中，他们是留学回来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在这105人名单中，他们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学院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人。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包括四个部门，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搞爆轰试验的，属于物理性质的；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主要负责整体设计、结构设计；设计部后来分为两个部分，疏松桂主要负责自动引爆控制系统，担任自动控制室主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采访疏松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
4.2 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留美归国的科学家虽然认为这些运动纯粹是在耽误时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运动的无情压力正在加剧。
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2009，42-56页.]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刘珺珺采访陈荣悌.]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6]
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是zong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邓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2009，117-118页.]
4.3 文革浩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2008，257页.]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7]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2008，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2008，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4.4 尾声
改革开放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除了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经历了面上的落实政策外，还另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约28位1954-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联合专门给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为他们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长方毅召集这批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方毅在会上讲话，说他是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开这个座谈会的，对这批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说，不仅要为他们平反，还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87-88页.]。
与会者在会上讲述了文革期间董铁宝、周寿宪、程世祜等人自杀的悲惨经历。中科院化学所的张斌由于带手铐，手都被磨破了。当她说到自己的经历时，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会场[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诉苦申冤的会议。
此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也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35名禁止回国科学家篇(三):惊人对比：今日假精英的移民外逃与当年真精英的报效归国
惊人对比：今日假精英的移民外逃与当年真精英的报效归国
近二三十年以来，国内的官、商、学、文、艺等各界“风云人物、成功人士”纷纷转产移民、携资外逃，于今尤甚、于今愈急，何以如此?原因种种，各有隐情——其事虽阴糜，然亦无需并不必猜测，事实灼然，早已见惯周知。
由此反观建国初期，海外各界学子，在新中国与真共党的感召之下，怀着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放弃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归国，竟也一时之间，蔚然成风。
何以反差至此?!原因似亦不必说——明理明眼人皆知，事实与缘由亦灼然。
好在，当年来的都是赤诚饱学的真精英，而如今走的都是贪渎无耻的假精英!国族同胞们的福祉也正靠的是赤诚无私的真精英，而绝不是贪渎自私的假精英!
假精英名声时时狼藉显赫、时时见诸网站报端，虽如此，必将随风飘散、身死名消，故大不必与不值去罗列其人其事。
应当时时加以提及和纪念的，是那些当年归国的真精英，他们已经而且将永远留在有良知和良心的国人的心中：
1950年3月，华罗庚自美归国，途中发表《致留美学生公开信》(世界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1949年11月，李四光夫妇由欧洲乘船秘密回国(首创地质力学。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5年10月，钱学森冲破艰难险阻自美归国(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元勋)
1950年2月，朱光亚自美国取道香港回国。行前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1950年10月，邓稼先和二百多位专家学者一起自美归国(中国杰出的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
1949年3月，童第周自美归国(卓越的实验胚胎学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奠基人，20世纪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
1951年，邹承鲁自英归国(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学家。参加发起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并负责胰岛素A和B链的拆合)
1949年10月，梁思礼自美归国(梁启超的第五子，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0年4月，严东生自美归国(化学家、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无机材料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学术领导人之一)
1951年8月，吴文俊自法归国(著名数学家，在拓扑学的示性类和示嵌类、数学机械化等领域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9月，梁晓天自美辗转回国(有机化学家、药物化学家。在推广应用“核磁共振高分辨氢谱的解析和应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应用现代各种谱学技术方法测定天然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的先驱者。)
1955年6月，师昌绪自美归国(新中国成立时美国明令禁止回到“红色中国”的35名中国学者之一，著名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
1956年12月，汪德昭偕同家人自法归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水声事业奠基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为我国国防水声学事业的开拓和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5年，郑哲敏等一批爱国科学家在中美日内瓦协议达成后，自美归国。(物理学家，著名力学家、爆炸力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开拓和发展了我国的爆炸力学事业。)
1950年9月，曹锡华自美归国(长期从事数学教学和群表示理论的研究，是将中国代数群研究引向世界前沿的一位带路人)
附：
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华罗庚1950年3月)
朋友们：
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我有千言万语，但愧无生花之笔来一一地表达出来。但我敢说，这信中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一字一句都是由衷心吐出来的。
坦白地说，这信中所说的是我这一年来思想战斗的结果。讲到决心归国的理由，有些是独自冷静思索的果实，有些是和朋友们谈话和通信所得的结论。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同样的苦闷，这封信可以做你们决策的参考;如果你们还没有这种感觉，也请细读一遍，由此可以知道这种苦闷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让我先从大处说起。现在的世界很明显地分为两个营垒：一个是为大众谋福利的，另一个是专为少数的统治阶级打算利益的，前者是站在正义方面，有真理根据的;后者是充满着矛盾的。一面是与被压迫民族为朋友的，另一面是把所谓“文明”建筑在不幸者身上的。所以凡是世界上的公民都应当有所抉择：为人类的幸福，应当抉择在真理的光明的一面，应当选择在为多数人利益的一面。
朋友们如果细细地想一想，我们身受过移民律的限制，肤色的歧视，哪一件不是替我们规定了一个圈子。当然，有些所谓“杰出”的个人，已经跳出了这圈子，已经得到特别“恩典”，“准许”“归化”了的，但如果扪心一想，我们的同胞们都在被人欺凌，被人歧视，如因个人的被“赏识”，便沾沾沾自喜，这是何种心肝!同时，很老实的说吧，现在他们正想利用这些“人杰”。
也许有人要说，他们的社会有“民主”和“自由”，这是我们所应当爱好的。但我说诸位，不要被“字面”迷惑了，当然被字面迷惑也不是从今日开始。
我们细细想想资本家握有一切的工具——无线电、报纸、杂志、电影，他说一句话的力量当然不是我们一句话所可以比拟的;等于在人家锣鼓喧天的场合下，我们在古琴独奏。固然我们都有“自由”，但我敢断言，在手酸弦断之下，人家再也不会听到你古琴的妙音。在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谈“民主”是自欺欺人;谈“自由”是自找枷锁。人类的真自由、真民主，仅可能在真平等中得之;没有平等的社会的所谓“自由”、“民主”，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我们再来细心分析一下：我们怎样出国的?也许以为当然靠了自己的聪明和努力，才能考试获选出国的，靠了自己的本领和技能，才可能在这儿立足的。因之，也许可以得到一结论：我们在这儿的享受，是我们自己的本领，我们这儿的地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据我看来，这是并不尽然的，何以故?谁给我们的特殊学习机会，而使得我们大学毕业?谁给我们所必需的外汇，因之可以出国学习。还不是我们胼手胝足的同胞吗?还不是我们千辛万苦的父母吗?受了同胞们的血汗栽培，成为人材之后，不为他们服务，这如何可以谓之公平?如何可以谓之合理?朋友们，我们不能过河拆桥，我们应当认清：我们既然得到了优越的权利，我们就应当尽我们应尽的义务，尤其是聪明能干的朋友们，我们应当负担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前巨大的人民的任务!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新生的祖国，怎样在伟大胜利基础上继续迈进!今年元旦新华社的《新年献词》告诉我们说：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伟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击破了中外反动派的和平攻势，扫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匪帮……，解放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赢得了战争的基本胜利。这一年，全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人物举行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国家根本大法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不但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而且受到了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普遍欢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都迅速和我国建立平等友好的邦交。这一年，我们解放了和管理了全国的大城市和广大乡村，在这些地方迅速地建立了初步的革命秩序，镇压了反革命活动，并初步地发动和组织了劳动群众。在许多城市中已经召集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许多乡村中，已经肃清了土匪，推行了合理负担政策，展开了减租减息和反恶霸运动。这一年，我们克服了敌人的破坏封锁和严重的旱灾、水灾所加给我们的困难。
在财政收支不平衡的条件下，尽可能地进行了恢复生产和交通的工作，并已得到了相当成绩……
中国是在迅速的进步着，一九四九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在一九五〇年，我们有了比一九四九年好得多的条件，因此我们所将要得到的成绩，也会比我们现在所预料的更大些、更快些。当武装的敌人在全中国的土地上被肃清以后，当全中国人民的觉悟性和组织性普遍地提高起来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将逐步地脱离长期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并逐步走上幸福的境地了。
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但也许有朋友说：“我年纪还轻，不妨在此稍待。”但我说：“这也不必。”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
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一九五〇年二月归国途中
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朱光亚等1950年2月)
同学们：
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你也许说自己学的还不够，要“继续充实”、“继续研究”，因为“机会难得”。朋友!学问是无穷的!我们念一辈子也念不完。若留恋这里的研究环境，恐怕一辈子也回不去了。而且，回国去之后，有的是学习的机会，有的是研究的机会，配合国内实际需要的学习才更切实，更有用。若呆在这里钻牛角尖，学些不切中国实际的东西，回去之后与实际情形脱节，不能应用，到时候，真是后悔都来不及呢!
也许你在工厂实习，想从实际工作中得到经验，其实，也不值得多留，美国工厂大，部门多，设备材料和国内相差很远，花了许多工夫弄熟悉了一个部门，回去不见得有用。见识见识是好的，多留就不值得了，别忘了回去的实习机会多得很，而且配合中国需要，不是吗?中国有事要我们做，为什么却要留在美国替人家做事。
你也许正在从事科学或医学或农业的研究工作，想将来回去提倡研究，好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准。做研究工作的也该赶快回去。研究的环境是要我们创造出来的，难道该让别人烧好饭，我们来吃，坐享其成吗?其实讲研究，讲教学，也得从实际出发，决不是闭门造车所弄得好的。你不见清华大学的教授们教学也在配合中国实际情况吗?譬如清华王遵明教授讲炼钢，他用中国铁矿和鞍山钢铁公司的实际情况来说明中国炼钢工作中的特殊问题。这些，在这里未必学得到。
你也许学的是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法律。那就更该早点回去了。美国的社会环境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差别很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所产生出来的一套社会科学理论，能不能用到刚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的中国社会上去，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严重问题。新民主主义已经很明显地指出中国社会建设该取的道路。要配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才能从事中国的社会建设，才能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朋友，请想一想，在这里学的一套资本主义的理论，先且不说那是替帝国主义作传声筒，回去怎样能配得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呢?中国需要社会建设的干部，中国需要了解中国实情的社会学家。回国之后，有的是学习机会。不少回国的同学，自动地去华北大学学习三个月，再出来工作。早一天回去，早一天了解中国的实际政治经济情况，早一天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早一天参加实际的工作，多一天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现在祖国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们不能彷徨了!
一点也不错，祖国需要人才，祖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祖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在大革命中翻身了，他们正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官僚资本的剥削，帝国主义的迫害，翻身站立了起来，从现在起，他们将是中国的主人，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