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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严打篇(1):邓小平为何要进行“83严打”？就因为这件大案
文章内容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往事钩沉（揭秘邓小平等国家领导参与的历史事件）》，文字由三十五度历史编辑小度整理。小度带你回顾1983年“严打”的导火索。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时代，直到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开始全面接手中央工作，组织恢复持续。首先恢复的则是经济，让人民吃饱是头件大事。
1978年12月，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国民经济开始恢复。而随着改革开放，许多牛鬼蛇神借机生事，借着经济发展开始拉帮结派，大有旧社会帮派之势。时任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在一次回报中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让邓小平第一次有了严打的念头。
而究竟是何事让邓小平认识到治安问题的严重性，决定痛下杀手，开始严打的呢？有人说，是缘于河北省唐山市的“菜刀队”；也有人说，是由一名外国女记者在北戴河的沙滩上被强奸引发的；更准确的说法则是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六一六”案。
在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谋杀轮奸案件，史称“六一六”案件。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不足20岁的的社会闲散人员酒后滋事，残忍杀害了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并强奸、轮奸多名女青年，之后还抢劫商店和爆炸。一时间，当地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们到牙克石出差办事都心存恐惧，不敢走出火车站的站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不仅震惊了司法界、政府高层，还震惊了全国。由于多数罪犯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群众集体上书，要求将罪犯全部处以死刑，最终只有其中两人被判死刑，剩余的犯罪分子则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此后，邓小平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果断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的决策。邓小平约见新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时问道“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邓小平当场要求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态度非常坚决。他系统地谈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表示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
1983年8月25日，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打”正式拉开大幕，此次严打持续三年之久，国家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一系列单行法律法规，对刑法法典进行修改补充，死刑罪种增长较多。杀人、强奸、流氓、抢劫、爆炸、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均可判死刑。
根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的记载，83年第一次全国严打期间，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万人，检察机关起诉97.5万人，法院判处86.1万人，其中死刑2.4万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万人，劳教16.9万人。严打之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改革开放更加顺利。
八三严打篇(2):惊人内幕:1983年＂严打＂ 处决人数大泄密
据人民数据库资料，严打展开后，截至1983年9月23日，全国各地政法机关收到群众检举揭发犯罪分子的材料44万多件，已有三万一千多名犯罪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据人民数据库资料，严打展开后，截至1983年9月23日，全国各地政法机关收到群众检举揭发犯罪分子的材料44万多件，已有三万一千多名犯罪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严打能够起到展现国家威严以及安抚公众的作用。该策略之所以获得公众的支持，主要是对于公众而言，这一严厉谴责与惩罚的过程，具有在面对犯罪与不安全时抒发紧张与维持团结一体感的功能，是一种标准的‘表达式正义’姿态。”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明亮分析。 但严打在短时间内造成的威慑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犯罪规律。据《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以“严打”刑事政策为视角》一书统计，1983年严打后，1984年、1985年犯罪率下降了，但1986年以后就直线上升。 “严打具有‘速效性’，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生功效，把犯罪势头压下，主要在于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司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引发犯罪发生的各种因素。”汪明亮说，“但严打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严打只能针对严重犯罪，对轻微犯罪不能适用严打手段。”
83年严打旧照片
这是一场司法风暴。《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称，“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严打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判死刑，至今未见公布。目前仅见的公开数字，是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的记载。该书提到，1984 年10月31日，《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说，在第一战役中，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 24000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流氓罪的时代语境 在83严打中，一个典型罪名为流氓罪。流氓罪因其罪名的庞杂和模糊，被法律界称为“口袋罪”。著名的案件有朱国华案和陈小蒙、胡晓阳案等。这些案的主犯均为高干子弟，都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 中共中央(1983)31号文件定义了流氓团伙分子，措辞极为严厉，称他们“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的社会渣滓、黑社会分子。他们以杀人越货、强奸妇女、劫机劫船、放火爆炸等残酷手段来残害无辜群众，他们仇恨社会主义，对社会治安危害极大。” 文件称，“对流氓团伙分子要一网打尽，对流氓头子要坚决杀掉”。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怎样认定和处理流氓集团的意见》(84)高检发(研)12号认为，在法律文书上避免使用“流氓团 伙”的概念，改用“流氓集团”的称谓。该文件还认为，“不应把‘一网打尽’理解为全部捕判，也不应把对流氓头子要‘坚决杀掉’理解为一律杀掉”，“应当区 别不同情况，给每一个流氓集团成员以应得的惩处。”
“问世”14年之后，流氓罪作为一个独立罪名成为历史。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案》，将流氓罪分解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 伴随着“83严打”的，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家庭舞会在上世纪80年代被视为精神堕落的体现，诱发流氓罪的原因之一。 由贵阳市公安局供稿的《一个流氓犯的自白》，载于1984年1期的《现代法学》。该文作者原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在自白中称“但我这样一个新闻工作者却堕 落成了可耻的流氓罪犯”。作者称，他用欺骗的手段和过去的一位女同学发生了两性关系。后来学会跳舞，在家里举办起了家庭舞会，“越跳思想越空虚，精神越颓 废”。作者称自己“什么法制、道德挂念统统淡漠了，成天想女人，图舒服，终于发展到玩弄、奸污妇女，并以‘艺术’为名拍摄裸体照片，成了人民的罪人。”
83年严打照片
严打后续影响 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三个重大决定，对刑法做了颠覆性修改，规定对流氓罪等十几种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 《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规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应当判处死刑”，三个条件本应是审判后得知的结果，但该决定将之作为了 开庭的前提条件。 《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第2条规定：“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 该决定也影响了1996年的严打。1996年6月18日，《法制日报》刊载了一篇《凶犯六天伏法》的报道。报道称，吉林省高级法院及四平市中级法院依法从 重判处一名“在‘严打’中顶风作案、持刀行凶杀害民警”的犯罪分子。该犯田晓伟于5月13日行凶作案，5月19日在四平被执行枪决。从侦查、预审、起诉、 一审、二审、死刑复核到最后执行，7道程序总共用了6天时间。 对严打产生的问题，司法系统内部也有总结。比如当年的天津市有关部门就总结认为，“工作中也存在着应该纠正的问题，如对流氓罪定性不准，有的案件工作粗糙，个别区县院曾有不符合办案程序的做法和发生错案等。” 1983年严打之后，又有1996年、2001年两次全国范围内的严打。记者检索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发现严打在近年的司法活动中也多次出现。时至今日，严打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词语。
触目惊心：中国“严打”30年惊人内幕 核心提示：邓小平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彭真最先提出打击刑事犯罪要“从重从快” 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彭真主持召开全国城市治安会议，提出对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要严厉打击，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1980年1月23日，彭真在听取上海市公检法负责同志的汇报后说：“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从重从快”。
乱搞关系的女犯人
资料图：1983年，这一年，全国刑事犯罪激增，不少地主发生犯罪团伙大白天公然侮辱、强奸女青年、拦路抢劫等恶性案件，人们普遍感到缺乏安全感。
邓小平 提出： “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 去……”一场遍及全国的“严打”活动开启。1983年“严打”因为一开始规定了“从重”、“从快”的原则，以致没能避免历史上的运动惯性。 1981年5月，彭真主持召开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在会上有人诉苦说：“我们的干警不适应刑事诉讼法的工作程序。有个持刀抢劫案件，我 们抓到歹徒，也找到了犯罪工具，可是检察院说证据不全，不能起诉。 那个歹徒抢了个皮包，拿出钱以后把皮包扔了。我们破案只能找到刀子，却找不到那个皮包， 这样证据怎么也找不全。”彭真说：“找证据当然十分重要，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要求找到全部证据。
我们可以这样规定：找到基本证据，认定基本事实，就可以起诉、定罪。”在这次座谈会上，彭真明确提出要实行“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坚决把社会治安整顿好，力争取得明显成效。 注：这一段话后来被概括为“两个基本”，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就可以定罪处罚。 2]1983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青年酒后滋事，杀死了27名无辜者，其中包括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幼儿，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在当地引起巨大的混乱。）
枪决现场
枪决现场
邓小平下令开展“严打” 最早提出“从重从快”实行“严打”的是彭真，但最终拍板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则是总设计师邓小平。 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接见了在无锡休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及省、市负责人。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 会治安情况很不好。 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当邓小平征求江渭清的意见时，江渭清说： “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后来又发生河北省唐山市的“菜刀队”以及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的“6·16”案件，震惊了中央领导。此后，邓小平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作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的决策。
1983年7月16日，新任公安部长刘复之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刑事犯罪活动猖獗，必须 给予严厉打击，并提出了打击的重点和注意事项；同时说明了公安机关人、财、物严重短缺的状况，要求党中央帮助解决。
枪决现场
7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北戴河召见刘 复之（彭真陪同接见）。邓小平开门见山，指着公安部的报告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不得人心。” 公安部的报 告中有这样一段话：“要求对各种现行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 处； 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 的治安保卫责任制。”念到这里时，邓小平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接着，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步骤和措施。他提出：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战役打击一大批。 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必须发动群众，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对刑事犯罪分子，对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 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 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严厉打击刑事 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发出了开展“严打”的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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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打”时期的女“流氓”犯
八三年“严打”开始，警察们获得了尚方宝剑，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山西日报》以整版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导案情。 这件案子由于太大，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八四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说，如果高峰时判决，至少枪毙十几个人。就是躲过了高峰，还是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另有三名死缓和两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则多得不值一提了。 李兆胜，和马燕秦举办过两次家庭舞会，并有过一次性行为，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袁定之，是马燕秦女儿的朋友，由于坚决不承认和马燕秦有性行为，属态度恶劣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杨和风，举办过一次家庭舞会，邀请马燕秦等人跳舞，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在西安上学的洋学生参加，本人也不承认和马燕秦有过性关系，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马修士，多次参加马燕秦举办的舞会，判无期徒刑。 惠黎明，是自己筹组的乐队指挥，为马燕秦的舞会伴奏，判无期徒刑。 河南西部某县；一农户新添小孩，由于地里农活多，年轻夫妇便委托公婆白日在家照管。公婆因索事一时疏忽，把小孩单独放家外出办事。谁知等回来时，孩子已被家里喂的猪活活咬死只掉残缺的肢体。 全家人悲痛欲绝......可是，事情并没有完，正好赶上83年的严打。由于该大队没有完成抓捕指标，公婆二人双双被判过失杀人罪，一个死刑缓期，一个无期。 邻居家一个工人，因为偷看了两次女厕所被抓，掉了脑袋。 我这边有一老太婆,当年拦了一下汽车,被抓去给了个十天的拘留,本来十天就算了,后来一关给忘了,一共关了十年,回来后给了国家赔偿300元,现在变成上访专业户了。 家住丰台的慕永顺称，83年，他把单位的一部旧电话机拿回家去用了，被行政拘留十五天，作了处罚。“严打”一来，一事两罚，被逮捕并判刑4年。他说，这种滥抓胡判毁了他一生。 郝卫军告诉我，他见过一个人，83年因偷了一盒价值10多元的电焊条，被判了9年。他还知道一件事：两人在公园里谈恋爱，被联防队“抓获”，女的由于不好意思，谎说“被强迫”，结果男的屈打成招，承认“调戏”被判刑8年。 门头沟人胡学忠告诉称，他认识一个人，被怀疑偷了女朋友家的东西，在刑讯逼供下“招认”后，被判了15年。数年后案情大白，他被释放回家，但身子骨已经垮了。胡学忠还说，有一人抢了半平板车黄瓜，结果被毙了！ 1982年，迟志强到南京拍摄影片《月到中秋》时，“***个男孩和女孩经常在一起玩，听着邓丽君的《甜蜜蜜》，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迟志强语）。 当时，他们根本没在意这种“超前”的行为是否影响到邻居休息，更没有想到是否引起了邻居们的反感，迟志强甚至还轻率地与一个女孩子发生了性关系。 结果，当1983年席卷全国的“严打”运动开始后，正在河北完县外景地拍摄《金不换》的迟志强突然被南京市公安局拘捕。原来，迟志强他们几个年轻人在南京时的行为，被邻居告发为“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了！ 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一时间全国哗然。江苏省审判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迟志强一案，所有涉案人员均按“流氓罪”论处；迟志强的行为已构成流氓罪，监禁4年！ 80后的人也许不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在1983年“严打”中，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这王姓女子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不幸而被言中，在20年后的今天，尽管性自由仍未成为主流的社会道德，但人们对于性行为已经宽容多了。在刑法中流氓罪已经取消，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不妨害公共秩序，连犯罪也构不上了，更不用说判处死刑。 我们可以将王姓女子的命运与时下网上流行的木子美比较一下。木子美不仅放纵性行为，而且在网上公开记载性爱体验的日记名曰《遗情书》。据《遗情书》记载，木子美性放纵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频频更换性伴侣，还曾经当着朋友的面与朋友的朋友性交。
此外，日记内容显示，木子美并不拒绝参加多男多女集体性派对。著名社会学专家李银河在听说木子美其人其事后，认为这标志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 木子美性滥交而走红一时，名利双收。但王姓女子却为此丧失了生命，这真是一种悲哀! 在83年的严打活动中如你穿着暴露,就得给判个十年二十年的监狱。当时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结果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附：83年严打案例例举—— 四川泸州纳溪有一姓王的小伙，在一路上和同伴打赌敢亲女孩嘴吗？结果真的去亲了过路的一女孩。被抓后，还真的被判死刑，枪毙了。轰动了当地。过了好多年，据说公安给家属赔偿了200来钱了事。 1983，郑州市上街区；男女谈恋爱，由于双方家庭条件悬殊过大，女方家长一直不同意婚事，无奈女方毅然决然和恋人半公开同居以此来要挟父母就犯，女方家长闻之大怒，叫来众多亲朋好友强行把女抢回并对男青年大打出手。 谁知男青年对此女是一往情深，尽管受到如此待遇也对女方痴心一片，仍隔三差五‘骚扰’女方。女方家长终于下了毒心，把女儿关在家中洗脑一月有余，硬是诱逼着女儿告男方强奸，并拿出了之前准备好的‘证据’......赁着女方家的社会关系，不出一月，男青年命丧刑场。 83年严打,在成都,法院布告上有一个被枪毙的犯人,19岁,罪名是严打期间"**未遂". 某村有个青年，在大街上作势拦了一下一个姑娘（开玩笑的那种），被枪毙了。 某青年因为喝多了在马路边尿了一泡就被定罪为"现行流氓罪"送新疆了． 83年，还是安徽省蚌埠市，有一个小青年（名叫李和）与一个妓女发生关系不给钱，被告强奸。已判刑5年，严打开始，改判15年，布告贴得满街都是。这小子不服啊，上诉。第二批严打时，数字不够，改判死刑。 某工厂有五百多人，那一年下达的严打指标是30人，超过了百分之五，据说是给人数少的小厂子分摊了百分之一的指标。为了完成任务，把在厕所写脏话的都抓了起来。 还有一个工人更倒霉，他本来在厂子里没什么事，便把他在学生时代的老底翻了出来，他在学校偷了同学十几元钱，其实已经被学校处理过了，这次为了凑数，送进了拘留所，最后被判了二年徒刑。还有一个**犯，很常见的**手法，被游街后枪毙了。 某北京小伙，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洋妞跟别人扭打时被扯开上衣，一时冲动，上去摸了一把。枪毙。 听说那时晚上12点(新疆,12点相当与北京10点)还在街上的话,基本都会给带回派出所.若一男一女,俩人分开,只要说错对方的名字,铁定是流氓罪.而且十来岁的孩子抢个电影票基本也是10年20年的判...
15年以上的都拉到沙漠的监狱里去了,根本没地方跑... 第一次“严打”高潮期间，一没有着警服的警察见到一个人自行车棚转悠，喊其“站住”并对其搜身，发现该人带有螺丝刀一把所以认定其为偷自行车贼，准备将其带回派出所，该人不从，在反抗警察揪住其衣服时，螺丝刀划破警察胳膊，结果归案后被判处死刑。 对其定罪的罪名前面好像加上“反革命”三个字。 严厉打击偷、抢机动车运动中，一入室盗窃的小偷两次以顺手牵羊的方式偷走失主的摩托车车证、摩托车钥匙然后按图索骥将摩托车开走（一部本田125CC男庄、一部本田125CC踏板式）。 案发后，两部摩托车均没有销赃被追回发还失主。公安机关委托评估部门将赃物价值提高至30000元以上，结果以该小偷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死刑。
八三严打篇(3):中国轰轰烈烈的八三年以来的严打[28P]
中国轰轰烈烈的八三年以来的严打[28P]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大案要案频发。经邓小平指示，一场上至权贵、下至平民的严打活动开启。这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小伙子和朋友打赌去吻过路女孩儿却被判处死刑的荒唐案例，更有不少冤假错案。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大案要案频发。经邓小平指示，一场上至权贵、下至平民的严打活动开启。这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小伙子和朋友打赌去吻过路女孩儿却被判处死刑的荒唐案例，更有不少冤假错案。一轮严打过后犯罪活动数量很快反弹，新一轮严打只好再次跟上。 1980年1月，彭真在上海首次谈到“从重从快”的方针。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将彭真和公安部部长刘复之一起召到他的住所，要求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刑事犯罪。从8月起，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式的严打活动开启。图为1981年11月，邓小平（左）与彭真。 1983年或1984年春夏之间，山西黄河流域，一个不知名小镇的广场上，正在进行的“公开处理大会”。几十名男女老少被押送到场，低头面向围观的人群。摄影|凌飞 这次“公开处理大会”上，被处理的人中间有几个女性，她们的罪名很可能是“女流氓罪”。摄影|凌飞 这些被公开处理的人大都是银行犯罪、打架、偷盗抢劫、团伙犯案和“女流氓”罪。当处理大会结束时，有的人被武警押走，有的人被当场释放。图为一个“犯人”试图挣扎，被警察制伏。摄影|凌飞 当会议台上的主持人每宣布一个人的罪名，武警就会拿出细绳子冲上来，将被点名的“犯人”五花大绑，勒紧“犯人”的脖子和双肩。摄影|凌飞 1983年9月19日，严打期间的天津。天津在严打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朱国华时年25岁，是天津铁路局的技术员。他被控奸污女性30人，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流氓罪”终审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摄影|Leroy
W.Demery,Jr 1983年8月29日，兰州车站，游街示众的刑事罪犯。摄影|Leroy
W.Demery,Jr 严打期间，兰州被捕人员在卡车上游街，群众在街上在围观。图片拍摄于1983年8月29日。摄影|Leroy
W.Demery,Jr 1983
年“严打”秉承的是“从严从重从快”的原则，在迅速打击了一批犯罪分子的同时，也“误伤”了一些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罪”的人。最典型的、当时适用比较多的是“流氓罪”。图为被判处死刑、犯有“流氓罪”的犯罪嫌疑人。 1983年8月17日，郑州，被用绳串在一起游街的犯罪嫌疑人。摄影|Leroy
W.Demery,Jr 1983年严打秉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打到了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六位上海“公子哥”。胡晓阳是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陈小蒙是上海市宣传部长陈其五之子。经胡耀邦过问，陈小蒙（左）、胡晓阳（中）、葛志文（右）被执行死刑。 1983
年“严打”时，以“流氓罪”被判死刑或收监的不在少数。比如，明星迟志强被邻居举报“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被判监禁四年，
他根据监狱生活创作的《铁窗泪》，唱片销量超过千万。图为迟志强（右）和宋晓英（左一）、陈冲（左二）等在一起。 1983年，人们在湖北松滋县人民法院前围观，枪决布告贴满墙壁。摄影|王文澜/FOTOE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大案要案频发。经邓小平指示，一场上至权贵、下至平民的严打活动开启。这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小伙子和朋友打赌去吻过路女孩儿却被判处死刑的荒唐案例，更有不少冤假错案。一轮严打过后犯罪活动数量很快反弹，新一轮严打只好再次跟上。 1994年1月，深圳罗湖警方公开处理了一批犯罪分子。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一些犯罪分子进入深圳寻求发展空间。摄影|李洁军/FOTOE 1993年9月，国庆节前夕，湖北襄樊举行公审大会，从重从快审结一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的刑事案件，一批罪犯被判处死刑。这是武警战士在刑场上击毙死刑犯的一瞬间。摄影|李洁军/FOTOE 1996年9月28日，浙江开展严打斗争，公判大会上，戒备森严的武警和即将被处以极刑的犯人。摄影|萧云集/FOTOE 1996年，广州市打击刑事犯罪公审大会。摄影|安哥/FOTOE 1994年11月15日，云南，中国警察在检查被击毙毒品犯人的情形。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大案要案频发。经邓小平指示，一场上至权贵、下至平民的严打活动开启。这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小伙子和朋友打赌去吻过路女孩儿却被判处死刑的荒唐案例，更有不少冤假错案。一轮严打过后犯罪活动数量很快反弹，新一轮严打只好再次跟上。 2001年4月2日，石家庄特大爆炸案主犯靳如超在公判现场。靳如超是石家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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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特大爆炸案主犯，爆炸案致使108人死亡，38人受伤。这个案子促使2001年4月中央拍板开始第三次全国范围“严打”行动。供图|CFP 2001年2月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假币案，广东汕尾特大假币案7名主犯在当地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犯罪分子在4年时间里印制假币总额高达6亿余元人民币。图为一名犯罪分子在被执行枪决前吸生命里的最后一颗烟。 2001年4月11日，广州，一名被指控犯有杀人罪行的妇女在听到死刑审判、即将被押赴刑场前仰天叹息。 2001年4月25日，广东东莞，警察在对一名女性进行是否吸食毒品检查。 2001年5月17日，广州，一名警察站在罪犯公审大会现场。 2002年1月2日，江苏淮安，武警将缴获的5000支枪付之一炬。除了1983年、1996年和2001年进行的三次严打之外，公安部在2010年还组织了第四次严打。这次严打进行了7个月，仅是公安部一家的警务行动，法院和检察院不再介入，“严打”回到正常的法治框架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