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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
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
以后就不断讲这个事。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
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
毛泽东觉得时不我待，就在73岁那年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
命”。批判《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
但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情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
也说成是阶级斗争，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阴暗面的问题，毛泽东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说：“只有发动群众才
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
但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看法。他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样，在放弃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平时的积怨，就在自发的、失控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和极端的形式，集中地爆发出来，www.shanpow.com_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
造成社会动乱。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又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法，所进行的一场所谓的“革命”。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个
人的权力之争，归结为毛刘之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二、“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吗？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形势趋于和缓，毛泽东曾表示，“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并确定九大以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但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林彪集团正在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有两件事集中暴露了林彪及其集团的政治野心。一个是发布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一个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1969年10月10日，在苏州的林彪向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
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一号命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命令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
方式报告毛泽东。
未经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事先又不报告，林彪居然擅自发布这样的军事命令，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不能不引起毛泽东
的警觉，作出强烈反应。
如果说“一号命令”是林彪为夺取更大权力而作出的带有某种试探性的行动，那么，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则公然向毛泽
东进行挑战，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第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后，大家一致同意。林彪在苏州得知后，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此后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林彪一反常态，顽固地、一再地同毛泽东唱反调，显然已经超出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叶群把这个问题挑明了，道出了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面目。她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
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www.shanpow.com_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带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8
月23日，二中全会开幕。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其他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本来，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开幕会上讲话。林彪却来了个突然袭击，事先也不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讲话。林彪拿着讲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根据林彪、叶群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与吴法宪还准备了一份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一切活动都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家可以想想，是林彪在“逼
宫”，还是毛泽东在“逼”林彪？答案是很清楚的。
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的不正常现象，立即制止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
国家主席！”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巡视，同各地负责人谈话，他指出：这次在庐山，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同时又指出，要保护林副主席，当然他要负一定的责任。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便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的阴谋败露，便紧急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此计不成，乘飞机北逃国外，所乘专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坠毁，落得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的下场。
【二】: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发动
吴邦国委员长9日下午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如期实现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他还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总结“文革”教训。他说：“这里要强调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并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在“文革”中又如何呢？王兆国副委员长去年12月21日指出：“十年‘文革’内乱期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度遭到严重破坏，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几乎都陷于停滞状态，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受到严重影响。这个教训极为深刻。”
现在的40岁以下的青年人中，或许有许多人几乎不清楚“文革”是怎样的岁月，而经历过的人，则有不少人对“文革”刻骨铭心。那是怎样的岁月？公检法机关被砸烂，造反派组织可以任意剥夺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必须总结“文革”的深刻教训。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有人践踏法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不是连共和国国家主席拿着《宪法》也难以自保吗？因此，首先要强调任何个人、单位、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都要依法行事；其次，要强调所谓的“大民主”绝不是真正的民主。“文革”中“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危害，是何等深重。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民主、监督、表达民意、信息公开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的局面值得珍惜。但是，也有个别人把互联网当成了“大字报贴报栏”，任意在网上发布不实乃至违法信息，任意公布公民隐私，甚至任意污人清白、损害人格。这些人似乎忘了，在互联网上发言，遵守法律是前提。此外，公民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必须理性、合法。
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正是总结了“文革”的深刻教训才成为共识。今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指日可待，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然任重道远。
浅谈文革爆发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人的设想，不是毛泽东想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形成后来那样的规模与声势，文革之所以会发展成那样，必然有着其他众多的原因，故讨论不应该仅仅讨论毛泽东或者说中央部分的领导人为什么会想去发动这样一场的运动，而应该讨论会什么文革在爆发的时候会迅速的形成那样的声势，也就是说文革是如何从毛泽东的设想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这是我要主要讨论的。
首先讨论的是毛泽东形成文化大革命设想的原因和条件。接下来将讨论的是为什么会有众多的人支持文革，到底是什么人什么样的原因。在毛泽东产生设想到获得众多支持并最终形成社会运动的过程，这之中的原因才是个人认为的文革爆发的原因。
没有任何的矛盾文革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要寻找这一切的原因，只能从最开始的矛盾出发，个人认为这个矛盾就是社会经济矛盾。
自清末的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增强国力恢复大国的地位，所以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的主要目标就是发展生产，提高经济。 所以首先要谈的就是经济因素，1957年我们党错误的发动了”反右”斗争，使一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遭到了打击和排挤，使得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遭受了挫折．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犯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盲目的发动了”大跃进”。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没有实事求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科学原理，从而，导致了1960年－1963年的3年经济困难，1962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提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经济政策，在农村经济工作中采取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管理形式，在指导工业生产中采取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建设出先了转机和恢复的局面，1963年－1965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65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进步出现了历史的最好水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地提高。
但是，问题就在于，65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所采取的手段，是与毛泽东以及一部分领导人所设想的建设方式所不同的，故最初的矛盾就在于对于如何搞好经济建设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两种不同意见的矛盾。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视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所以他对于当时出现在其它中央领导人中的不同意见无法容忍，并且由此产生了对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忧虑。
所以文革爆发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经济落后，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思想见解的矛盾。
而产生了这个矛盾之后，毛泽东坚定的认为自己是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而将与自己设想不同的人都视为右倾思想，而站在其对立面。在中国的历史上，以及中国
共产党的党史上，一般情况下的政见之争，最终的手段都是彻底的达到一方，对人不对事，如唐代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中共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等。而对其意见的打到又恰恰满足符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故既然而然的被用于到了有关建设思想的讨论中。
而我们从建国后的历次大争论斗争中，发展到这种矛盾指向的对象越来越接近中国的领导核心，手段也越来越趋向于社会行的大运动，打57年反右59年庐山会议以及之后的八届十中全会等等，斗争的对象也逐渐的从党外的知识分子不同政见者，转化到了彭德怀等“党内右倾主义者”到后来的党内走资派。这一系列的发展过程，占据主导思想的都是毛泽东的个人左的思想，不仅没有回归到党的正确道路上，反而将越来越多的人划入到了右派，使得阶级斗争立论的适用对象不断扩大。并最终在文革前，形成了毛泽东对党内一线领导集体的矛盾。从而使得斗争的方式仅仅党内斗争已无法解决，只有借助于能彻底改变党内状况的方式，于是全民性质的社会运动孕育而生。
以上就是矛盾的发展过程。下一个要讨论的就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 首先就是其极高的个人威信和严重存在个人崇拜，当然这种威信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在之前的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的主张在大多数时候都被证明的是正确的，由此而产生其地位。故而在当时除去中央一线的主要领导外，其余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中，毛泽东都有着绝对的声望和实力。
其次就是党内制度建设的落后正是由于这些制度问题的缺陷，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让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而且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是通过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实现的，他把个人专断强加给集体，集体又往往接受了他的个人专断，这种无制约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毛泽东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
另外一点就是军队的绝对支持，作为人民军队的建立者，毛主席在人民军队中有着相当的威望，并且有着军队的绝对支持，在当时，实际主持军委一线工作的林彪更是文革的主要支持者，军队在建国后的历次重大问题上，都表现了对毛泽东的绝对支持。严格而言，在文革之前及文革初期收益最大的群体，绝对有军队。文革前后期间，军队对中央政局的影响力大大增加了。故正如同林彪在1967年8月9日与刘丰等人的谈话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考解放军的力量。
以下部分将是讨论为什么文革可以从毛泽东的设想迅速成为社会性的革命，到底哪些人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支持。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传统观点中的林彪和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文革。所以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这两个集团。
林彪集团，很大程度上是军队或者说是解放军高级军官团体的代表出去其人员构成而言，解放军将领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八届十一届全会中，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都在增加中，也有统计文革期间，在中央委员的组成中军队高级将领的数目都是上升趋势。所以，跑去林彪集团的特殊性而言，在中央的政治构成之中，军队的声音不容小视，即使不出现林彪集团，或许也会出现其他的集团，毕竟需要一个代表整个军队的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彪的文革初期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而第二类江青集团，严格而言，在文革爆发前后，江青集团还不能成为集团，但是从其主要成员来看我们也能看出一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代表着党内理论研究和宣传的代表，在建国以后的长期社会主义宣传过程中，这些人是对于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当熟悉，而文革之后，对于这些纯理论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武器。
另外一方面从1949年10月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历史走过了十五年的历程，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那些怀着对自由、民主的美好愿望奔赴延安以及那些在国统区盼望共产党的青年人已经成长起来，人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他们需要在政治上实现自我价值，尤其是在那个没有经济途径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年代，人们对政治的渴望就更加强烈。但是，那些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革命者都还正处年富力强的壮年（毛泽东55岁任国家主席，其它将军、省部级干部也多是四十岁左右上任的，县团级、师地级则多是三十左右的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种体制让他们退出政治权力体系，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政治素质自愿结束两届的任期交出权力。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其它文化大革命的其它大量的大大小小的所谓“闯将”其实都是这些成长起来的新兴政治力量的代表。他们的政治渴望从本质上说并没有过错，但当时的中国没有给他们提供正常的渠道获得正当的政治权力，于是在他们内心里希望有一种新的政治方式使自己登上政治舞台，他们的这种心理与毛泽东希望通过一种新的方式将刘少奇等人赶下台的欲望不谋而合，于是毛泽东找到了他在政治上的同盟者。
另外一股力量，就是学生群体，这部分好理解，简单而言就是受到建国以来的政治教育和刚好处在这这个年段，又对毛主席有着个人崇拜，个人政治理想不成熟，在某些政治敏感的人士的鼓动下顺理成章的成为的重要力量。
对于广大地方上的，我们回顾建国以来的干部任用，和容易就找到了很多问题，在地方上主政的主要领导和文革前后参与对其进行批斗的造反派之间有着众多的矛盾，首先是年龄，前文讲过了；接着是籍贯，建国初年因为重重问题，派回各省市县的主要领导大多都是外省人士，在经过了15年的发展之后，当地的主要干部大多成群的成长起来，与外来的领导之间形成着矛盾；在这，南下的过程中，大量的军队干部被派往各地任职，与非军队干部和当地本身的干部之间的矛盾也在扩大，等等，所以在文革前后，很多的地方顺势出现了各级干部造反上级的现象。而细细观察这几类矛盾在南方大城市和偏远农村比较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文革时期上海等大城市和很多偏远农村问题比较严重的原因。
接着是为什么在文革前后，会有那么多的广大群众响应，出来对各级政府进行造
反。联系一下自建国开始的三反运动，和后来文革之前63年开始的四清五反运动，当时的毛泽东在进城之前就一再强调要防止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并生动地拿另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作了生动的比较。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也是用心良苦的。但人性并不是几句忠言、几句警告就可以改变的。进城以后，不少干部首先换上了城里年轻、漂亮、时髦的老婆，并住进了国民党留下的别墅里。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渐渐脱离了用生命和鲜血送他们进京的百姓，也渐渐脱离了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与信仰。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为完成高指标而盛行的强迫命令风，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还有三年困难时期的干部特殊化，特别是与民争食。河南信阳事件就是一个因领导浮夸谎报粮食产量，又拒不检查纠正，以致造成大量农民非正常死亡的突出的坏典型。 广大群众对领导脱离群众，干部强迫命令，不顾群众死活的作法心里有气，某些地方出现干群的尖锐对立。毛泽东提出“走资派”作为“文革”中要打倒的主要对象，把矛头指向一部分党政领导干部。所以有那么多群众热烈响应，除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而产生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坚定信念之外，客观上确实存在这种矛盾，群众对某些干部有气，恐怕也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当伟大领袖号召他们与这些官僚主义与特权作斗争时，他们能不激动、能不心动、能不行动吗。所以如果没有干部和群众的那些矛盾，不可能有文革群众运动。单凭着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和军队的支持，绝对无法再开始就形成那样的声势，和迅速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
举个例子： 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严重的省份河南，也是如此。当年河南造反派的头党，就因为对浮夸风和饿死人的揭露批判被省委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而河南造反派反的就是那些应当对于饿死人要负责任的直接领导人。 对大跃进灾难特别是对饿死人的直接责任人的调查与追究，却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这样的与主流文革叙事完全不同的说法，对于文革原因和性质的探讨能否提供一点什么启发呢？
所以，文革爆发，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像很多人想的那样简单，毛泽东的个人问题或者是当时制度的建设问题，我们要看到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多方面的矛盾，文革给了这种矛盾的一个宣泄口，所以，参与这场文革的人，自毛泽东以下，才能在怀有着各种目的的情况下，将这之中设想，迅速的从原来的捍卫革命果实的文化运动，发展成一脱离设想和控制的社会运动。
【三】: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指1966年0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那么， 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呢?www.shanpow.com_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夺权，主要是夺刘少奇的权。其他人，包括无数的基层干部，甚至“黑五类”，都是陪同，殉葬品。这跟如今的左派说的大民主和反腐败简直风马牛的事儿。记得那时候“革命小将”批斗干部的时候，主要追问为什么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没有要他们坦白交代贪污多少，并且地方头头儿们后来大都官复原职，谁也没有因为经济问题坐牢。倒是上边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吃苦了，都放下自己要紧的工作去蹲牛棚(干校改造)。
在文革之前，有个运动叫“小四清”，那是真反腐败。天天查账，把干部们弄得灰溜溜的。我父亲那时候干部没当了，在好友帮助下当了村里的“代销员”，结果对不上账，给撸了下来，打了490元的欠条，同时把我家翻了个底儿朝天。后来我都当了民办教师，大队里通知欠账者还款，我才知道我父亲欠了这么一笔巨款!这个“巨款”可不能加引号，那个时候它就是巨款。保证20个家庭一年也收入不了那么多。
新时代的“红卫兵”同志，毛时代有腐败没有?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小小代销员，就贪污了集体的490元!
所以文革不是反腐败的，主要目的是夺权。
实话实说，文革开头儿“疾风暴雨”，后来渐渐恢复了秩序。中间“整党”搞过几次。开始大家检举揭发，也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干部，积极性比较高。过后这些被整的干部多数没有撤职，他们得势就打击报复，群众就学乖了，再整党谁也不说了，成了走过场。
为什么整党流于形式?根本原因是干部让谁当不是群众说了算，而是上级说了算，群众检举的时候有顾虑。如果是真民主，群众就不怕，就敢来真的。
那些说文革是“大民主”，让鸡都能笑飞。哪儿有一丁点儿民主啊!开始是强暴，后来是独裁，什么时候也轮不到老百姓说话。
左兄反腐败没话可说，但是不能寄希望于文革那种形式。你们与其要文革重来，还不如搞第二次“解放”呢。把天下财产打乱重分，那多过瘾?!
文化大革命影响
文化大革命矫枉过正的批判使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出现了断层红卫兵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份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这一时期全国动荡的重要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建国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来说，1966年8月18日，是一个不应忘却的日子。就像人们提到“文化大革命”就会说到“红卫兵”。说到“红卫兵”就不能不说到“八·一八”。正是这一天，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四】: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指1966年0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那么，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1965年11月10日，上海 《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文化大革命背景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间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政治运动，历时10年。是由于毛泽东同志错误的估计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而发动的，被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影响
文化大革命矫枉过正的批判使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出现了断层红卫兵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份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这一时期全国动荡的重要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建国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来说，1966年8月18日，是一个不应忘却的日子。就像人们提到“文化大革命”就会说到“红卫兵”。说到“红卫兵”就不能不说到“八·一八”。正是这一天，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五】:从文革看企业文化
对外是一面旗帜,对内是一种向心力——这是企业文化的魅力。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员工素质的提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一起从文革看企业文化。
1966年开始到1976年十年间，中国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文革运动，给后来的中国人以无穷的启示。虽然中央早已对文革予以定论，但还是有很多人持有不同看法，有些人甚至非常怀念和向往那段日子。对这些人来说，文革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个充满理想、火热、奔放、激扬的日子。人们不记得那时的物质贫乏，生产停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念指导下，斗私批修，狠批私字一闪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倒走资派，清除封资修。大搞个人崇拜，破除四旧，打砸抢烧，消灭一切不符合红色文化的糟粕。
先是批海瑞罢官，再就是批林批孔批水浒，兴法批儒。打击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斗倒老干部，组织红卫兵。踢开党委，造反夺权，文攻武卫，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文革期间，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务实派遭到打击，林彪江青等一伙政治投机分子猖狂得势。在群众当中，人人攀比谁更左，谁更革命，谁更忠于毛主席，谁的口号喊得更响亮。真正忙于生产事业的人，反而显得落后反动。古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文革时期则是：“工农兵遇到秀才，有理也说不出来”。那时社会舆论被一小撮极左的笔杆子把握，工农兵基本没有话语权。群众之中也有一些投机钻营分子，极力投靠造反派，拼命表现自己很革命，借此打击异己谋取私利。
这场文革运动，用流行的企业文化理论看，其理念，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制度，形象，宣贯，落地等各方面都完整齐备，效果显著，按照现行的企业文化理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企业文化建设。但是，这场理念导引下的文革，完全背离了中国实际，给中国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这种以理念为导向的企业文化建设，之所以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无关乎理念是正确还是错误，而在于其脱离实际之本质。所以，企业文化建设方向的正确与错误，不在于企业文化本身，不在于理念，使命，愿景，价值观等等概念是否正确合适，而是取决于其导向。凡是以理念为导向的，就是错误的荒谬的。凡是以实践为导向的，就是正确的合理的。
今天的企业文化建设各种怪象，正是这种理念导向的结果。一批所谓的专家大师，从企业本来活生生的实践中，“提炼”出所谓的理念。或者干脆从外面移植嫁接，或者自作聪明独发奇想，自创一套先进的理念给企业。然后依据这个理念，编制出一套企业文化体系，编写《企业文化手册》，然后就是宣贯、执行、落地、深植。这种做法，与文革运动如出一辙。
今天这种“洋文革”，则是以企业文化建设的名义进行的。一些企业老板自己主观臆想出企业理念，然后要求用这个理念来统一员工思想，按自己的意愿“设计”文化、“灌输”文化。这种脱离实际的企业文化，自然会给企业带来不利后果，导致企业员工普遍抵制和反对。然而今天很多企业还在乐此不疲，继续演绎着这种错误导向的企业文化。一些大型企业里，养着一批舞文弄墨的秀才，专门负责“提炼”企业文化，然后照本宣科要求员工执行。因此，所谓“提炼”的说法可以休矣。这是搞学问的学究专家做的事，不是企业应该奉行的行事原则。
作为负责任的企业领导，应该把企业经营放在第一位。围绕企业经营实际，开展企业文化建设。这就是坚持以实践为导向，一切以企业经营实际为根本。要把企业文化，当成一种活的机制来建设。将企业当前面临的最紧迫，最现实，最具体，最细微的问题，转化成本阶段企业文化的主题。只要抓住这个主题，运用企业文化机制，自然就会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体系。这个体系，也包含理念，使命，愿景，价值观等概念，但与前面那种理念导向的企业文化是不同的。因为这些概念，完全产生于自己的实践，产生于企业活生生的实际，因此完全符合企业经营需要，能够为员工了一接受和执行，只会对企业产生有益作用。以自己自然形成的体系为根本，同时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的先进理念和经验，绝对要比生硬的照搬移植要好得多。
始终坚持以实践为导向，把企业文化当成活的机制来建设，就可以永葆企业生机活力，能够随时随地应对变化。那种以理念为导向的企业文化，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实际，以后更是越走越远，而且不能面对现实灵活应变，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僵化的教条。这就是两种导向所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前者是固本培元，根深叶茂，后者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把企业文化的形式，当成企业文化本身，这就是当前企业文化一切谬误的根源。
为什么有很多人热衷于这种“洋文革”式的企业文化?其中原因是很多的，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如同文革期间那些投机钻营分子一样，企业也有很多投机钻营分子。这种人不善于企业正常业务，也没有什么专业业务特长。在企业务实的环境下，这些人很难受到重视，得到提拔，获得势利，谋求高官厚禄。只有这种洋文革运动，可以让这些人乘机作乱，浑水摸鱼。他们也和文革中那些极左派一样，热衷运动，呼喊口号，标榜自己，表示忠心，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只有在这种畸形的环境下，他们的个人野心才能得到满足。他们把企业文化，当成自己谋求私利的工具。在这种企业文化氛围下，必然是君子受难，小人得势。这是推动企业文化走向形式主义的内部动力。
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专家大师，咨询公司，他们之所以热衷于这种形式主义的企业文化，是因为这种企业文化操作简便，轻车熟路，事半功倍，立竿见影。加上很多国企自身动机就不纯，要的就是这种门面装修效果。因此正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于是这些人就投企业所好，乐得个大家满意，皆大欢喜。这是推动企业文化走向形式主义的外部动力。在这两种动力推动下，企业文化几十年来的荒谬也就再所难免了。形式主义不仅成为主流，也成为当今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出于心照不宣的原因，谁也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就像皇帝的新衣故事里一样，没有人愿意犯傻说出真相。
这种错误导向指引下的企业文化，只能给企业带来灾难，给国家带来灾难，给社会带来灾难。迟早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其中的谬误，认识到当今企业文化理论的荒谬，认识到现实企业文化实践的荒唐。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功能，而企业文化建设本身，也需要正确的导向。以企业经营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努力实现三个有利于：即1有利于优化企业经营。2有利于赢得市场竞争。3有利于保持生机活力。这就是以实践为导向的企业文化。不知道当今中国，还有几位头脑清醒，求真务实的企业家，企业文化理论家，实践家，能够看清这一点。希望这一天不要太久，不要像文革那样持续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那样中国企业界就真的太悲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