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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学习中，许多人都有过写作文的经历，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作文了吧,写作文是培养人们的观察力、联想力、想象力、思考力和记忆力的重要手段。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我认识的毛泽东作文【三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认识的毛泽东作文篇1
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建国以来，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其间有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正确或者比较正确的时候，也有对其认识庸俗化、教条化甚至歪曲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完整、准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新时期。建国以来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之所以会出现一个曲折发展、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在许多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采取的敌视、封锁、禁运的政策以及我国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还不稳固的国内形势，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影响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之间关系的跌宕起伏，对于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建国初期苏联的影响
建国初期，党在对毛泽东思想宣传和学习的过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关。中国革命胜利之前，斯大林对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一直持有偏见，他认为：“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对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看法，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琪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者’。”[1]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内心深处仍旧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党怀有顾虑。毛泽东十分了解斯大林对中共不信任的偏见，特意请斯大林物色一位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苏联同志来华帮助《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毛泽东提出这一要求，目的是想让苏联人“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这可以从后来毛泽东与尤金的一段谈话中得到印证。毛泽东说：“你（指尤金——笔者注）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2]出于这种怀疑和偏见，“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3]。面对这种情况，又由于新中国已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许多地方需要苏联的支持与援助，所以毛泽东决定不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此后，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及通过的《党章》中均未提及毛泽东思想一词，甚至八大以后一段时期，党的文件中都较少出现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
2.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对当代国际共运中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新的阐述，这给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也直接影响到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严重破坏民主法制的错误，这对当时共产党执政的各个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共的影响也不例外。在对待毛泽东思想上，比较注重防止个人崇拜的问题。根据中央政治局的讨论意见，《人民日报》于1956年4月5日发布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中国革命的经验同样证明：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才使我们党无论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国家建设时期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就。”“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4]随后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特别强调了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意义。他说：“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由于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十分注重反对个人崇拜，所以在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上，还是能够以一种比较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的。
其次，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在对待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趋向日益严重，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不但逐渐被强化，而且在认识上出现了误区。对于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我们党认为斯大林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但必须在肯定和维护他正确方面的前提下进行。此后，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对于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都出现了尖锐的对立。与此同时，苏联当时的领导人始终以“老子党”自居，大搞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对我国内政横加干涉。这使得中苏原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裂痕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经过分析后认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形成了一套修正主义的路线，走向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由于中共认为苏共领导人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所以中国共产党为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统治地位，必须承担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坚决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与此相应，毛泽东思想重新被提出，而且在宣传上更加普及、强化。因为中共认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地坚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就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毛泽东思想还被作为批判国内修正主义的思想武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随着毛泽东思想重新提出并且在全国大规模的宣传、普及，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抬头，加之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推波助澜，毛泽东思想被绝对化、庸俗化、教条化，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走向了歧途。
3.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重大事件，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伴随社会主义运动发生重大挫折，一时间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的论调甚嚣尘上。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进而断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这种“过时论”使得党的有些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缺乏热情，形式主义，敷衍了事，严重妨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面对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形势，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积极推行“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政策，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十分猖獗。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永远不要改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指出：“现在有必要特别强调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由于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许多理论问题被搞乱了，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有的人甚至站到动乱一边去了。国际敌对势力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在国内，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也将长期存在。”[6]在这里，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了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意义，体现了党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坚定决心。1991年7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在全国出版发行。随即党中央发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通知，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指导意义，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热潮。
我认识的毛泽东作文篇2
毛主席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开始了。在广西作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后，大概是在贵州的黎平会议前后，毛主席开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党的领导和军事方针问题。在遵义会议上，他的决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来传达的，当时听了以后感到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虽然对中央领导进行了改组，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会议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那时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才放弃原来的看法，才懂得当时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受批判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只是解除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批判的领导同志就多了，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团结一致。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又一个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汇合时，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张国焘自以为人多枪多，想强迫中央按他的路线干，甚至要谋害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果断地带着一、三军团等部队北上，到达陕北，而是按张国焘那条路线，往西康地区去，那么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张国焘的那条路线下，四方面军八万人加上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区苦战一年多，人员减到三万。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同志以及四方面军许多同志的共同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他又主张西征，结果又损失了两万人。最后，四方面军仅剩万把人到陕北。
1936年底西安事变，成功地实现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抗战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中央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们让我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主席反对这样做，但是没有批评共产国际，只批评了王明。这样既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时期中，他对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何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都有一系列决策。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党和军队大大发展起来。项英等同志不执行毛主席让他们挺进敌后的指示，1941年，在中央严厉督促下率部队北移时，又擅自改变中央规定的渡江北上的路线，招致了皖南事变的惨痛失败。相反，陈毅同志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于1938年四五月间就率领新四军一部东进江南敌后，随后又渡江北上，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曾让我们党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取我党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尽管去了重庆，仍然坚持“针锋相对”、“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毛主席不但以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了解放战争，而且亲自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解放了祖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实现三大改造，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所作出的决策，都是英明、正确的。这些情况同志们都清楚，我就不详细讲了。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比较具体地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我认识的毛泽东作文篇3
毛泽东作为时代领袖，建立了无数的功勋，同时，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词在文坛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毛泽东也不例外，他之所以可以成为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地扎根在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代表。
最早接触毛泽东的诗词是在七年级的课本上，一首《沁园春·雪》现在吟哦起来还赞不绝口，仿佛身临其境——“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需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北国风光图，而下阕的气势更加磅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抒发了他后来居上的伟大气概，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毛泽东的诗词豪放见长，不过细细品味，他的诗词又与豪放派的苏轼、辛弃疾大相径庭，苏轼、辛弃疾的诗词是豪放中略有伤感，是一种消极的豪放，毛泽东的诗词却是豪放且乐观，积极向上，这可能与他们的身处时代，生活境遇有关，毕竟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人，品读他的诗词，使人感到荡气回肠，感觉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巨人，站得高了，看得也就远了，这种“安得倚天抽宝剑”的气魄是无法形容的，这种“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豪迈是无可比拟的，这种“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壮志是难以媲美的。
毛泽东是一个时代“巨人”，但是，他也是一个常人，他也有普通人的情怀，这在他的诗词中也有所体现，在《虞美人·枕止》一词中，他写道：“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里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在这些词中。他表达了对“离人”也就是他的夫人杨开慧深深的离愁别绪，这种月圆思团圆、月残伤离别的情怀，让人触“词”生情。
另外，毛泽东的诗词中也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此《水调歌头·游泳》中，他写道：“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裁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他预测在巫峡附近将要建造一个水库。而如今，他老人家的愿望实现了，这更让我们敬佩他那超凡的眼光。
毛泽东，作为一个时代的伟人，值得人们敬仰，作为一个诗人，值得令人怀念。
毛泽东的诗词，我们将一直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