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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的是一:孔子删诗说
孔子删诗说 -
简介
“删诗”指的是春秋时期，诗歌是很多的，据
司马迁说有3000多篇，后来孔子十取其一，整理成集，就剩下了305篇。“删诗”问题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唐代以前没有什么争论，但是，从唐代一直到清代大致上争论了1000多年，直到近当代，大家才基本上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孔子的“删诗”不能够成立。
“删诗说”最初出于
司马迁，后来班固、郑玄都支持这个说法。到了唐代的孔颖达编写《毛诗正义》，为郑玄的《诗谱》作疏，才开始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孔颖达只是说孔子不会删去这样多的诗，倒没有公开否认孔子的“删诗”。后来支持“删诗说”的著名人物有
欧阳修、
程灏、
王应麟、
马端临、
顾炎武、赵坦、
王崧等人；反对“删诗说”的阵营要大一些，有
郑樵、
朱熹、
吕祖谦、
叶适、
朱彝尊、
王士祯、
赵翼、
崔述、魏源方玉润等。现代的主要反对者是
梁启超、
胡适、顾颉刚、
钱玄同等。当代的《诗经》学者基本上不同意孔子“删诗”的说法。
支持孔子“删诗”说法的理由不外乎是：出于对《史记》的信赖和尊重；出于基本情势判断即，500年间不可能只有300首诗歌；出于《论语》中孔子谈到的他对“诗”的处理。回到上一个问题是，既然有着大规模的“采诗”行为，采集的诗歌一定是非常多的。
孔子删诗说 -
反对“删诗”说法
1、公元前544年季札观乐，“诗”的总体面貌和今天的留存相仿佛，孔子时年约八、九岁，不可能“删诗”（这一研究结果实际上出于
郑樵的提示）。
2、孔子谈到的他对“诗”的处理是在“自卫返鲁”之后，而此前孔子谈到“诗”时，也称“诗三百”（
方玉润）。
3、春秋时期，庠序之讽诵，列国士大夫之
赋诗言志，典籍记载多出于今本《诗经》，孔子不可能具有如此之影响（
朱彝尊）。
4、《诗经》中多有不合于孔子道德思想的诗篇（
崔述）。
这类的理由还有很多。
不过，今人还是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态度，认为孔子对于《诗经》有所贡献。这表现在a、他在文字、方言和音乐方向上做过一些整理修订的工作。b、他将《诗经》作为教材，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有着很大的帮助。
孔子删诗说 -
支持“删诗”说法
今天一般认为，《诗经》是经过删汰整理然后汇编成集的，这表现在：
1、方言和音韵的统一。
2、四言字句上的统一。
3、结构形式的统一。
4, 辞造上的简化
通常认为，整理者是当时的乐工或者乐官。
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的是二:“孔子刪詩說”綜述
摘 要：
孔子是否刪改過《詩經》歷來受到學術界的關註，肯定派與否定派各執一詞，但似乎都找不到充足理由使人信服。本文將近年來雙方所執的觀點分別作了簡要的梳理，認為肯定派依托《詩經》文本和先秦典籍，其理由更讓人信服。
關於孔子是否刪改過《詩經》的問題，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刪”與”未刪”之辯成為經學研究的一大公案，糾葛千年，迄無定論。重新研究這一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難題，對於我們全面而又正確地理解和評價孔子無疑起到了至關重要地作用,審視學者們千年來的研究歷程，可以大致概括為每個歷史時期都有自己的主導觀點，而同一時期又不可避免地夾雜著不同觀點之爭論。唐以前的學者基本上是肯定孔子刪詩的，而唐初的孔穎達在這種眾調一致的情況下提出了懷疑。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雲：“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史記》歷來被認為是史家的“實錄”，而孔穎達卻認為：“《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孔穎達的懷疑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眾多學者對刪詩說的非議，特別是宋代以朱熹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更是明確打起了反對刪詩說的旗號，在學術上產生了重大影響。“五四”時期受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盛行“孔子未曾刪詩說”，“疑古”學者錢玄同率先提出，不把“六經”與孔丘分家，則孔教總不容易打倒，由此開始懷疑孔子並沒有刪改或創作過“六經”。國學大師錢穆也通過史料考證，認為《史記》中所載內容不實，刪詩說不可信。經過幾十年的探討，學者們對刪詩說漸漸開始持肯定態度。下文對肯定刪詩說和否定刪詩說的觀點各作簡要的梳理和陳述。
一．《史記》與“孔子刪詩”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插，取可施於禮義…… 三百五篇。"這就是所謂"孔子刪詩"，在古代影響很大。如若司馬遷所言孔子將“古者詩”由“三千余篇”刪改為“三百五篇”，應該是一項復雜而浩大的“工程”，然而其弟子卻沒有明確地提及此事，《論語》中也只有“余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一處較為模糊的記載，而先秦的儒學大師孟子、荀子都沒有提到這件事情，這與《詩經》的“儒家經典”地位不符。再者，若孔子真有刪詩一事，那麼三百零五篇之外應該存在大量的逸詩，而從現有的古代文獻征引的周代詩歌看，大多都能從今本《詩經》中找到。可見司馬遷之言不可信，否則兩千多首逸詩哪裏去了呢?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首先對"孔子刪詩"提出懷疑，以後懷疑的人越來越多。現在，孔子不曾刪詩已成定論，主要理由是：
（1）《史記》說孔子刪詩，只"取可施於禮義"者。可《論語》中記載孔子罵《詩經》中"鄭聲淫"。
（2）《史記》載孔子刪詩是在"自衛反魯"之後。他自衛反魯時69歲，可在此之前他就常提到"詩三百"，可見三百篇詩集早已存在。
（3）《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這一年吳公子季紮到魯國觀周樂，魯國樂師為他演奏了十五國風和雅、頌個部分，與《詩經》相符合。而當時孔子只有八歲。
（4）古代外交場合往往要“賦詩言誌”，各國士大夫所掌握的詩應該基本相同，才能在一方賦詩時，另一方馬上領會其用意，如果孔子一人刪詩，各國士大夫誰會信從他呢？
可見《詩經》不可能是孔子刪定的。但孔子曾對《詩經》進行了一番文字和音樂加工，對保存《詩經》做出了很大貢獻。《論語·子罕》雲：“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司馬遷所言，涉及到了孔子以前《詩》的面貌，也談到了孔子整理《詩》的動機與方法。這裏所說孔子與《詩》的關系是“修”、“取”。對這些話，後人表示懷疑，如宋代的歐陽修《詩譜總序》雲：
“司馬遷謂古詩三千余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為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去其九。以予推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
實際上，大家可能沒有真正讀懂《史記》中的敘述，誠如今之學者已經指出的，聯系《孔子世家》的上下文，司馬遷明言孔子之時已經“《詩》、《書》缺”，古詩三千余篇，是指孔子以前，到孔子之時《詩》、《書》已經缺失，則自無三千余篇。前人讀《史記》之文，多未曾前後貫聯，故有十去其九之論。另外，還有一點十分重要，那就是周朝以前古詩可能很多，但孔子只是采取周詩，所以司馬遷說“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都是說周朝一代。《漢書·藝文誌》也說：“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純取”二字，意義顯明。出於教化的目的，孔子極力表彰“王者之跡”，由此，就不難理解清初學者張履祥所謂《詩經》十五國風“始終以周公”的說法了。
眾所周知，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詩經》。它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人們對《詩經》還沒有真正認識到它的文學價值，所以對它的作用、編訂者、編著年代等問題，不大可能進行探討。直到西漢時，司馬遷為了寫《史記》，才對《詩經》及孔子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孔子刪《詩經》的觀點。最早對孔子“刪詩說”提出異議的是唐代的孔穎達。他在為《五經》作疏時，發現司馬遷《史記》中的敘述與先秦典籍對《詩經》運用情況不相符合。於是孔穎達懷疑並認為：“ 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後來宋代鄭樵、朱熹乃至近代的顧頡剛、錢玄同、範文瀾、錢穆等都基本上持這種觀點。進而有學者，則將孔穎達的懷疑更加擴大化，認為孔子並未“刪詩”。
至於那些反對“刪詩”的理由，首先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而且他親自遊歷過魯國等遺跡、舊地，和儒生探討學術。司馬遷自己身為太史，家學深厚，有閱讀國家典藏文獻的機會，繼承父誌著述，他博學而且兢兢業業，所以立論必定經過反復推敲。孔子的儒學在漢代大昌，司馬遷就學名儒，他的意見應該是當時儒家公認的說法。否則，以兩漢經學的繁盛，不會沒有學者質疑和攻擊，哪裏用等到唐代呢？
否定孔子刪詩的人多以季劄至魯觀樂之事加以論證。季劄觀樂，時間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44年，當時的孔子只有8歲，如果真像有些學者所說的那樣季劄所聽到的詩歌分類及先後順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孔子刪詩之說也就自然不攻自破了。可是，季劄所見的《詩》與今本《詩經》，二者之間的差異還是明顯的。兩相比較，至少兩點差別比較引人註意：第一，今本《詩經》將《豳風》置於《國風》的最後；第二，季劄觀樂時的《頌》，在今本《詩經》中被分成了《周頌》、《魯頌》、《商頌》三部分。
一般認為，孔子刪詩說肇端於司馬遷，否定孔子刪詩，自然意味著孔子沒有對原有的《詩》進行變更。其實，不僅孔子自己明確說曾經“正樂”，這就是《論語·子罕》篇所記孔子之言：“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而刪詩、編次與正樂應該是密不可分的工作，而且除了《史記》、《漢書》說孔子與《詩》的關系是“修”、“取”以外，《莊子·天運》篇也明確記載說：“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 《天運》屬於《莊子》的外篇，其屬於先秦文獻已經得到了新出土材料的證明。這裏的“治”，應該與“修”、“取”意思相近，都可以理解為孔子曾經刪訂或者整理了《詩》。
二．《左傳》、《論語》與“孔子刪詩”
《詩經》經過的孔子的整理是沒有問題的。《論語子罕》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刪訂的規模卻顯然沒有那麼司馬遷所言那麼大。孔子自己將《詩》稱為“詩三百”，（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左傳》載襄公二十五年，吳國季子劄聘於魯，“請觀周樂”，演奏的順序為《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與《詩經》順序相同。而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季子聘魯之時不過8歲。可見，《詩經》的雛形，是在孔子之前就形成了。
不過，說孔子未“刪詩” 則是偏激的說法，至少在現有的先秦典籍中，我們依然能夠找到一些不在未入“詩”的逸詩。手頭的資料不多，僅僅能夠將自己所見到的逸詩整理如次：
《論語. 八佾》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按：前二句見於《衛風.碩人》，最後一句則無考，抑或是子夏誤引。
《左傳》
莊公二十二年：
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雲："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
成公九年：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襄公五年：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襄公八年：
子駟、子國、子耳欲従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雲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従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従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競，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
襄公三十年：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
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
昭公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茍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昭公十二年：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钅戚鉍，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只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雅.大明）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後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上述之外，《左傳》存目的逸詩還有襄公二十六年“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汲冢周書》“馬之剛矣，轡之柔矣”），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綜上所述，左傳存逸詩十一條。
《國語.周語下》：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歿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
《管子.小問》：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莊子.雜篇.外物二十六》：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禮記. 緇衣》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禮記.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禦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論語. 八佾》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按：前二句見於《衛風.碩人》，最後一句則無考，抑或是子夏誤引。
《左傳》
莊公二十二年：
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雲："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
成公九年：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襄公五年：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襄公八年：
子駟、子國、子耳欲従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雲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従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従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競，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
襄公三十年：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
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
昭公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茍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昭公十二年：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钅戚鉍，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只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雅.大明）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後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上述之外，《左傳》存目的逸詩還有襄公二十六年“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汲冢周書》“馬之剛矣，轡之柔矣”），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綜上所述，左傳存逸詩十一條。
《國語.周語下》：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歿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
《管子.小問》：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莊子.雜篇.外物二十六》：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禮記. 緇衣》：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禮記.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禦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在諸多對《左傳》史料來源和成書情況的探討中，張巖先生的探索很有價值。張巖先生從西周春秋時期的官學教育入手，分析那時官學教育中的教材以及那時居於主導地位的宗教觀念，進而分析《左傳》的文體，透視《左傳》等書的材料來源。
《左傳》與《國語》分別是編年體、國別體，但很顯然，《左傳》也像《國語》一樣“由一些相對獨立的記事單元構成”。張巖先生通過對《國語》的分析，認為其中一些特征比較分明的短文可分為譏語、勸諫、贊語、問答四種文體，與《左傳》相比，《國語》帶有“半成品”性質，它的成書應是對若幹此類文體的文獻史料的選擇性輯錄，從而以國別為體例進行了“粗加工”。在經過了這種“粗加工”後，這些文體的原有形態仍有相當一部分被較完整地保留在這部“半成品”中。從這個角度考察《左傳》，可知在《左傳》成書前的史料來源中，有很大一部分史料也是由這些問題所構成。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公子季劄至魯觀樂，樂工為他演奏的風詩與今本《詩經》的次序相同。而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年，此時孔子年方八歲，根本不可能刪詩。錢穆先生據此舉例說：“《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是孔子時詩止三百，非經孔子刪定為三百也。”由此證明，在孔子出生之前，詩三百篇已基本定型了。
這些文體最初的出現，與西周春秋時期的官學教育密切相關。《周禮·地官司徒·師氏》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以《左傳》中所載季劄適魯觀樂一事為杜撰來肯定孔子刪詩。《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公子季劄至魯觀樂，魯為之演奏的《詩》樂次序如下：“為之歌《周南》、《召南》……為之歌《邶》、《鄘》、《衛》……為之歌《王》……為之歌《鄭》……為之歌《齊》……為之歌《豳》，為之歌《秦》……為之歌《魏》……為之歌《唐》……為之歌《陳》……自《鄶》以下無譏焉。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年方八歲。”如果季劄所觀之樂與今本《詩經》真的大體一致，則孔子顯而易見未曾刪詩。問題是《左傳》中所載與今本《詩經》雖大體一致，但仍有許多不一致的地方。如十五國國風的前八國之風與今本《詩經》次序一致，而自《豳》風後的七國之風的次序就不一致了。顯然，這些變更的部分就有可能是孔子所為。
《論語"衛靈公》雲“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這裏的“放鄭聲”指的是孔子主張放逐的淫而亂雅樂的春秋後期鄭地流行的音樂，與三百篇中的鄭詩無關。“鄭詩指其文辭，鄭聲指其樂曲”。“鄭聲淫”中的“淫”是過分失當，而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講的淫亂。朱彜尊《詩義考》亦雲：“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這個恰好說明了孔子的中庸觀點。因而今本《詩經》在內容及美學思想上是與孔子的思想保持一致的。
《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曰：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禦、書、數。
這裏的“教國子”和“教萬民”，分別是那時的貴族教育和平民教育。
這裏，作為貴族教育的國子教育十分值得註意。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所謂“中”，及合乎道理，有正確、中正之意，在當時，合於禮法的言行舉止都屬於此類；所謂“失”，即不中，即違背情理，不合乎規範，即那些與禮法不合的言語行為。這就是說，師氏所掌乃是邦國之中正確與否的各種事情。據張巖先生的分析，在各種文體中，譏語體短文所譏的對象全部都是國之“失”事，贊語體短文所贊對象全部都是國之“中”事，勸諫體短文應該兼有“中、失”兩種情況聽從勸諫為“中”，反之為“失”。《左傳》、《國語》常常講到“訓語”、“訓典”之類，《國語·楚語》就說到觀射父“能作訓辭”，左史倚相“能道《訓典》”。所謂“訓辭”，應該就是指以問答和贊語等體式所撰寫的官學教材性質的短文，而有此類短文匯編而成的官學教本就可以稱為《訓典》”。顯然，譏語、贊語、勸諫這三種文體的由來，應與西周師氏用以“教國子弟”的“國中、失之事”的官學教本有直接關系。
孔子所作的《春秋》極其簡略，卻包含有微言大義，具有“懲惡而勸善”的功能。《左傳》解釋《春秋》，乃是用更多的事實強化《春秋》的褒貶與教化功能，於是便采用了較多的各體短文。據張巖先生說，在《左傳》中，因特征分明而易於辨識的典型文體的短文不少於三九○篇，如果算上“雜”類短文和變體短文，《左傳》中教材類短文的使用量不少於八○○篇。
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左傳》結撰的大致情形，也可以理解“季劄觀樂”這節材料的最初寫成。“季劄觀樂”文字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的《詩》樂教化理論主張，通過季劄的評論，對當時各地風俗、各國政情進行點評，也應該屬於那時的教材類短文。我們猜測，這些短文在寫作時，凡有時人對話等情形時，肯定會有撰寫者的潤色加工，但涉及到一些文化背景不會有大的偏離。“季劄觀樂”應該也是如此，其中所談到的各類樂、詩以及季劄的種種評說，乃至各國政情的起伏變化，應當都實有其事。
《論語》中“詩三百”的稱謂，似乎也隱含著孔子刪詩的信息在內。例如清人崔述在《讀風偶識》中說：“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刪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孔子說“詩三百”，好象孔子以前已經有了今本《詩經》，如果孔子以前已經有了這一稱謂，當然孔子沒有刪詩，而事實並非如此！
據《論語·子路》的記載，孔子曾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意思是說學習了《詩三百》，交給的任務不能很好地完成，出使時不能獨立對答應酬，即使學得再多，又有什麽用處呢？那時，賦詩引詩是外交的必備能力，孔子強調，對外交往時的賦詩引詩，《詩三百》完全可以滿足需要。如果不會靈活應用，照樣多學無益。孔子言語中的“雖多”，恰恰透露出《詩三百》既有可能出於孔子的選編。
《論語·為政》又記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斯言，應該是在刪詩之後，他認為可以用“思無邪”概括所選定的《詩三百》，因為孔子選編時有自己的標準，那便是“可施於禮義”，而《詩三百》之外的詩則未必一定如此。
孔子的話說明，那時，與《詩三百》同時存在的，還會有不少的詩篇。孔子之時同樣有《詩》的稱謂，如果綜合考察，不難看出《詩》與《詩三百》還是有明顯區別的。《論語》中單稱為《詩》的言語有不少，細細推敲，它們都不是一定指《詩三百》，或者與《詩三百》未必是同樣的概念，在其它典籍中同樣如此。所以，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詩三百》乃是孔子以前社會上流行的《詩》的編訂本。
孔子刪訂之前，《詩》自然與今本不同，其數量也會多於“三百”，許多逸詩的存在便是很好的說明，這也是孔子“去其重”的前提。不過，孔子刪詩，其所取者，自然是有教化意義的部分，因為他的選取標準就是“可施於禮義”，這又與先前孔子刪訂以前的《詩》相近，因為西周春秋時期，都是以《詩》為“義之府”的。這就是為什麽後來的人們，甚至儒家以外的著述，在賦詩引詩時多不出孔子刪訂的《詩三百》的原因了。
三．《詩論》與“孔子刪詩說”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的問世，似乎給這一問題的研究帶來了契機，但事實上，人們通過《詩論》研究孔子刪詩問題，不僅沒有在認識上取得一致，似乎還有分歧進一步擴大的趨勢。細細分析學者們的看法，出現分歧的癥結還是在對《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記“季劄觀樂”材料的不同認識造成的。
依照我的看法，“季劄觀樂”是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獻，不論其具體寫作的過程如何，它應該不是空穴來風，它透露出來的學術信息應該是十分重要的。認真比對有關孔子刪詩問題所涉及到的種種環節，它應該是孔子曾經刪詩的最好證明。依照我個人的淺見，如果真正正確理解了《左傳》“季劄觀樂”這一節的記述，不少分歧都可以迎刃而解。
關於“季劄觀樂”的材料來源
從歷史編纂學角度，古來對《左傳》的審查可謂多矣！人們圍繞其可靠性等問題似乎一直都爭論不休。從漢代劉歆到清初立於學官開始，該書便遭到了不少攻擊，到疑古學派大行其道之時，該書竟然被有的學者宣判為出於劉歆偽造。現在，雖然“劉歆偽作《左傳》”的說法還有明顯的負面影響，但已經絕少有人再相信此說。對於該書的成書，對於該書的史料來源，對於該書材料的可靠性等問題，人們的認識還很不一致，對“季劄觀樂”材料的認識也是如此。
《左傳》記載“季劄來聘”之事長達八百余字，內容豐富，涉及到對上古詩樂文化尤其是對《詩經》成書問題的認識，歷來備受關註。無論是否同意孔子曾經刪詩，“季劄觀樂”都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在有關研究中，人們否定“季劄觀樂”的可靠性，同樣都與孔子刪詩問題的研究密切相關。或者說，人們認為“季劄觀樂”不可信，一般都是在解釋孔子刪詩問題上遇到了困難，從而回頭檢驗《左傳》材料的可靠性。
如何看待《左傳》“季劄觀樂”的材料，自然涉及《左傳》的成書和材料來源。在歷來的探討中，一些觀點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如唐代的韓愈說“《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於是有人依據《春秋》，認為雖然季劄出使魯國確有其事，但出使不一定觀樂；即使觀樂，魯國樂工也不可能按風、雅、頌的順序一一進行演奏，因而認定《左傳》對季劄觀樂的具體描述不可相信。當然，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是疑古學者們的一些看法，例如，受劉歆偽作《左傳》說的影響，有人認為：“左氏這書，很令人想到它本是稗官野史之流，道聽途聞之說，經後人編次年月，加以竄改，然後成為今本《左傳》的。”
讀《左傳》“季劄觀樂”，會給人以強烈印象，那就是季劄不僅善於觀樂，而且政治智能也高於當時的晏嬰、子產等人。所以，有人認為，季劄遠居南方，竟然對北方各國所潛伏的政治危機了若指掌，盡管晏嬰、子產的政治經驗十分豐富，才智卓越，竟然不如一位全無政治經驗的年輕公子，還要由他來分析指點，才能明白自身處境，與解厄紓禍之道。
其實，細細想來，這些畢竟只是今人依據情理的個人推斷，難以拿出確鑿的證據。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情形，有時候，有人的分析看起來頭頭是道，卻往往經不住推敲，例如，有人說：“《左傳》之文，特好蔔筮占驗之說，虛浮誇大，流於迷信，與《論語》所記"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態度大異其趣。”由此來推斷《左傳》與孔子思想有很大距離。可是，馬王堆漢墓帛書《易傳》明言孔子說自己“百占而七十當”，《孔子家語》的《好生》篇也明說“孔子常自筮其卦”。顯然，我們認識問題時，應切忌流於簡單化。
竹書孔子《詩論》的發現對於孔子研究、詩學研究和《詩經》研究，無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司馬遷最早提出“孔子刪詩”一說。《史記·孔子世家》記：“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從漢至隋，歷代學者及有關史誌對此皆深信不疑，且有不同程度的補充和解釋說明。唐初，孔穎達始以“《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從而懷疑“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馬遷言古詩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毛詩正義·〈詩譜序〉疏》）。此說實開否定“孔子刪詩說”之先河。唐宋以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詩論》與此有關的，首先是逸詩問題。有些學者發現在孔子講論的近60首詩中有六、七篇逸詩，從而斷定孔子沒有刪詩。今世學人多認為以逸詩少來判斷古詩無三千之數和孔子未曾刪詩，是很不科學的；逸詩的存在就證明古詩數量大和孔子刪過詩。陳新雄先生聯系《孔子世家》上下文“前後觀之”，指出“司馬遷明言，孔子之時，已經是"《詩》《書》缺’，古詩三千余篇，是指孔子以前，到孔子之時詩已有缺，則自無三千余篇。前人讀《史記·孔子世家》之文，多未前後貫連，故有刪詩十去其九之論”。此誠乃發前人未發之創獲。至此，關於“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和“司馬遷古詩三千余篇未可信”之類的疑惑，則渙然冰釋矣。細讀《孔子世家》有關記述，作者正是在孔子正禮樂、刪《詩》《書》之前，先有個其時“禮樂廢，《詩》《書》缺”之總背景的介紹，至敘及刪《詩》時，因上文已說明《詩》已缺，故在“古者《詩》三千余篇”之下，明顯承前省略了“此時已缺”之語。這與太史公先總後分的敘史筆法和簡練原則頗有關系。讀此史文，必須前後“互見”，方能準確把握史公原意。至此，前人因逸詩少而產生的疑難，已得到圓滿的解答。
《詩論》與此相關的第二個問題，是詩的編序問題。《詩論》的編序不是風、雅、頌，而是訟（頌）、夏（雅）、風。某些學者以此作為否定“孔子刪詩說”的又一新證。對此，有人已經撰文指出：“廖名春先生在一次研討會上說："竹簡說詩有時從頌說到風，有時又從風到頌，次序不一定。’細看《詩論》的確如此。但《荀子·儒效》中談到風、雅、頌時，其次序也與今本相同，看來尚不能因竹簡中有從"頌’說到"邦風’，就疑心於今本次序。”這於“孔子刪詩說”也無影響。如果一定認為《詩論》以頌、雅、風為序的話，同樣不僅對否定論者無任何幫助，而且適得其反。
眾所周知，季劄觀樂問題是長期困擾“孔子刪詩說”的一大障礙，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劄於此年（公元前544年）適魯觀樂，魯太師所演奏樂曲之次第，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而當時孔子只有8歲，否定論者便以此作為否定“孔子刪詩說”的鐵證。對此記載，皮錫瑞據《周禮·春官·太師》賈公彥疏引鄭眾《左氏春秋註》雲“傳家據已定錄之”，認為“傳者從後序其序，則據孔子定次追錄之，故得同正樂後之次第也”（《詩經通論》）；朱東潤先生認為是“春秋後人所捏造在成書時插入的”（《詩三百篇探故》）；筆者也曾受鄭樵《六經奧論·刪詩辨》所雲詩三百五篇“夫子並得之於魯太師”的啟發，認為季劄觀樂為魯太師所奏，孔子編詩以魯太師所藏古詩為藍本，二者同出一源，豈能不基本相同？現在如果說新發現的《詩論》以頌、雅、風為序，與今本相悖，我對此又有新的認識：我覺得，這一新發現已清楚地說明孔子當初講詩時，《詩》的編次與魯太師當年奏樂之次第根本不同，也說明魯太師所存古詩之編次與其奏樂之次第是顯然有別的兩回事。既然如此，則“季劄觀樂”這一否定論者所謂最得力的證據，就顯得毫無意義，這一問題也就無庸再辨。這一最新發現顯然是對否定論重要論據的否定，也是對肯定論者的有力支持。
然而，事實並不如此，季劄至魯請觀周樂時，魯國樂工所演奏的《國風》和《雅》《頌》等雖然其編次與今本大體相同，但畢竟兩者還有差異。對於這種差異，晉朝的杜預已經有所註意，故而在《春秋經傳集解》中將演奏次序與今本不同者一一註明，並說到：“後仲尼刪定，故不同。”詩待孔子而刪定，這恰是很好的證明。對此，不少學者已經有所留意，並指出了這一值得註意的情況。
反觀懷疑孔子刪詩的諸種說法，其所以致疑，一般都以“季劄觀樂”為依據，例如朱彜尊《經義考》卷二十八引宋人鄭樵曰：
季劄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於季劄所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
朱彜尊本人則說：
季劄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於十五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則一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為刪後之言。
無論鄭樵還是朱彜尊，都認為季劄所見與今本《詩經》大致相同，沿著這樣的思路，遂認為那時的《詩》與今本相近，接著便順理成章地認為孔子沒有刪詩。
其實，季劄所見的《詩》與今本《詩經》，二者之間的差異還是十分明顯的。我們不妨試加比較：
季劄所見《詩》：周南、召南、邶、墉、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小雅、大雅；頌。
今本《詩經》：周南、召南、邶、墉、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
兩相比較，至少兩點差別比較引人註意：第一，今本《詩經》將《豳風》置於《國風》的最後；第二，季劄觀樂時的《頌》，在今本《詩經》中被分成了《周頌》、《魯頌》、《商頌》三部分。
關於《豳風》後置，杜預所言是因為“仲尼刪定”，這應該是對的。無論季劄所見還是今本，十五“國風”中並沒有魯國。關於這一點，我們曾經一再談到。清初學者張履祥認為《豳風》就好象“魯風”。張履祥以後，先後又有傅斯年、徐中舒論證《豳風》應為魯詩，我個人亦贊同這一看法。
《豳風》何以列在“國風”最後，張履祥說：
魯無《風》，《豳風》猶"魯風’也。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故魯雖弱，有先王遺風。他日，夫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又曰："吾舍魯何適也？’蓋此誌也。以《周南》始，以《豳風》終，始終以周公也。
齊、魯兩國近鄰，魯國師工為季劄演奏時，《豳風》在《齊風》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豳風》與魯國的關系。《左傳》記季劄評論《豳風》說：“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魯國為周公的封國，“周公之東”似乎隱含了這樣的意思。季劄評論中“樂而不淫”的評價與孔子對《關雎》的看法也完全相同，孔子崇拜周公，周公是他心目中的聖人，以周公為終始可能正是孔子編訂“國風”的追求。這裏的差別正好昭示了孔子刪詩的事實。
季劄觀樂時的《頌》變成了《周頌》、《魯頌》、《商頌》三部分，季劄評論時說到“盛德之所同”，杜預說：“《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原來的《頌》可能包含殷、魯，只是後來孔子整理時把它們分開。之所以分為周、魯、商三部分，恐怕與孔子“據魯、親周、故殷”的文化情結不無關系。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發現後，學者們又對孔子刪詩問題進行探討。該篇釋文公布前，一些消息說其中有不少不見於今本《詩經》的“逸詩”，並且《風》、《雅》、《頌》的順序也與今本有別。《詩論》正式公布後，發現這是釋讀的不同造成的誤解。
孔子與《詩經》的關系，司馬遷在《史記》中言之鑿鑿，其它不少文獻也可以作為旁證。但疑古思潮的盛行，導致了對孔子與六經關系問題認識的混亂，孔子刪詩說似乎遭到越來越多的反對。上個世紀以來，大批出土文獻說明以前人們疑古過勇，從而糾正了不少錯誤的認識。我們堅信，孔子刪詩問題同樣會得到越來越多新材料的證明。
不言而喻，越是早期的材料其學術價值就會越大，對於孔子與《詩經》的關系，《詩論》的意義也是如此。開始，雖然有人依據《詩論》否定孔子刪詩說，但我們感到《詩論》的發現並不會構成對孔子刪詩說的否定，相反，我們對《詩論》中有孔子對《詩》論述，涉及到《詩》的分類以及孔子關於《詩》的構成與性質的看法。《詩論》中的兩枝竹簡編連後，可以釋讀為：
孔子曰：“《詩》，其猶平門與？戔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將何如？曰：《邦風》是也。民之又戚□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將何如？[曰：《小雅》是也]。……[者將何如？曰：《大雅》]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也。”
孔子刪詩說出自太史公司馬遷，他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
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其實，孔子以前《詩》的分類與《詩論》中孔子所說是一致的，《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劄觀樂”的材料正是如此。由於有觀點認為《詩論》的發現可以證明孔子沒有刪詩，我個人才由《詩論》而議論孔子刪詩問題，其實，就孔子刪詩問題而言，它並沒有為我們提供多少更有價值的直接材料。要解決孔子是否曾經刪詩的問題，還必須綜合認識相關材料。
四．關於《毛詩序》與“孔子刪詩”
從《詩經》的文本可以見到孔子刪改的跡象。孔子說：“余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所謂“正樂”就是整理、校正之義，即按音樂來進行整理，並校正音律，《雅》詩和《頌》詩分別歸入其類。其次，孔子曾經贊《詩》“思無邪”，也就是認為《詩經》的思想內容都是純正的，是適合用來教育弟子的。再者，（《論語"陽貨》）載：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可見孔子的教育觀是多方位的，他要求其弟子掌握外交、為人處世及治學等多方面的技能。因此，他選編的詩歌也必定要涉及非常豐富的內容。從今本《詩經》的內容上看，《風》、《雅》、《頌》三個部分幾乎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與孔子的治學思想是一致的。
其四，先秦文獻中，其他各家都比較肯定孔子與《詩經》的關系。墨子雲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莊子"天運篇》亦載“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作為儒家的對立學派，墨家和道家都肯定孔子及其門徒有過誦、弦、歌、舞《詩》的經歷，並且承認孔丘“治詩”，這就從側面指出了諸子百家中數孔子與《詩經》的關系最為密切，由他來主持對《詩經》的編纂及修改工作的可能性也比較大。
其五，孔子倡導私學，廣收門徒，為了獲得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教材，完全有必要對《詩經》進行編纂和修訂。而對其本人來講，他復雜的人生經歷和淵博的文化知識為刪詩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詩"在周代的政治作用。詩歌在周代，除了應用於祭祀、宴會及典禮儀式外，還是人們在政治生活中交流思想感情的常用工具，是周代禮樂制度的重要內容。除了上文已經講過的"獻詩"外，還有外交場合的"賦詩"。
所謂"賦詩"，是在外交宴會等場合，由各方點出現成的詩篇，叫樂工演唱；詩篇中隱含著各方對所交涉事件的立場和態度，讓對方體會。這是一種典型的斷章取義的用詩方式，往往不管作品本身的內容和意義，僅把賦詩者的觀點和願望寄托在詩中某幾句上，來作比喻和暗示。
"賦詩"在外交上有重要和微妙的作用。掌握這種本領，能在外交場合出色完成任務；如果缺乏這種本領，就會當眾出醜，甚至惹下大禍。《左傳·襄公十六年》載：晉侯設宴招待諸侯，讓各國大夫"賦詩"，齊國大夫高厚因賦詩不得體，激起晉國君臣的憤怒，竟要聯合與會諸侯共伐齊國。
2．"詩"成為"經"
到孔子時代，由於新聲興起，古樂衰微，"詩"與"樂"開始分離，同時"詩"的政治作用也在下降。孔門（儒家）主動承擔起傳承"詩"的責任，把"詩"作為修身養性和增加知識能力的教科書。
《論語》：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不學詩，無以言。……不學詩，無以立。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禮記》：
子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孟子》：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
公孫醜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戰國時就有人把《詩》尊為"經"，荀子就說《詩》是"六經"的一種。到漢武帝"獨尊儒術"，被封建國家正式定為《詩經》。
（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3．"三家詩"、"四家詩"、"毛詩"
經過秦代的文化專制及"焚數坑儒"，先秦儒家典籍大多被毀，漢代解除禁錮後，才陸續出現經典的傳授。
漢代傳授《詩經》的有魯、齊、韓、毛四家：
《魯詩》，為魯人申培所傳；
《齊詩》，為齊人轅固所傳；
《韓詩》，為燕人韓嬰所傳。
以上三家為"今文經"，西漢時已立於學官，稱"三家詩"。再加《毛詩》，稱"四家詩"。
《毛詩》既毛公所傳的《詩經》本子，為"古文經" ．毛公有大毛公、小毛公之分。據三國時人陸璣在《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說，大毛公是指魯人毛亨，小毛公是指趙人毛萇。毛亨曾作《詩詁訓傳》，後傳授給毛萇。《毛詩》晚出，起初不被官方承認，到東漢時才立於學官。三國後"三家詩"相繼亡佚，（《齊詩》亡於三國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南朝宋代）只有毛詩一直流傳下來，就是我們現在讀到的《詩經》。
4．關於《毛詩序》
《毛詩序》即漢代毛公所傳授的《詩經》本子的序言。前人稱冠於全書的序言為《大序》，稱每篇類似解題的短文為《小序》。
《毛詩序》以附會歷史事實和封建倫理道德解詩，多不可取，但在文學理論上提出了一些重要問題，如比興、美刺等，對後世文學思想有很大影響。
關於《毛詩序》的作者，有子夏、毛公、衛宏等說法，尚無定論。
《毛詩序》解詩舉例：
《周南·關雎》："後妃之德也。"說是歌頌周文王後妃德行的。
《鄘風·柏舟》，《毛詩序》說是衛國世子共伯死，其妻共姜父母逼她改嫁，共姜做此詩表達誓死不嫁之誌。（據史載，共伯是當上國君後被兄弟逼迫自殺的）
對於一些寫得大膽潑辣的愛情詩，《毛詩序》往往說是"刺淫奔"或"刺好色"的。《詩經》"國風"中有許多作品，反映勞動人民遭受剝削壓迫的痛苦，表現了他們的不滿、仇恨和反抗。主要代表作品有《豳風·七月》《魏風·伐檀》《碩鼠》。
“孔子刪詩說”綜述(八)
“孔子刪詩說”綜述(八)
至於今本《詩經》的次序為何與《詩論》不同？這很可能是孔子晚年“自衛反魯”，正樂弦歌並使“《雅》《頌》各得其所”時調整所致。我認為孔子對《詩》的整編，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大概在中年設教時即《史記·孔子世家》所謂定公五年（公元前504年）“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時應教學之需先初步整編出《詩三百》，晚年即《論語》所謂“自衛反魯”時（公元前484年）又曾對《詩三百》的部分篇章進行過調整和正樂的工作。《詩論》所記乃孔子前期編詩教詩之順序，自然仍以頌、雅、風之舊例相次，或許因為後來在頌詩中新補入了《魯頌》、《商頌》，似乎不宜再以頌詩為首，所以孔子把它和風詩的位置調換一下。此外，《詩論》還進一步說明孔子是《詩》的最早、最有權威的普及者和評論者，從而為更好地解答孔子有權刪詩，進而肯定“孔子刪詩說”提供了旁證。
西漢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司馬遷在這裏認為古代存留詩歌3000余首，經孔子刪訂而成今日《詩經》中三百余首的規模。
就《詩經》的內容來講某些詩與孔子一貫主張的“禮義”、“放鄭聲”的價值標準不符。如《召南#野有死麇》：“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兮、無使祌也吠。”這裏描寫的是一個女子為了滿足性本能的需要對異性所作的叮囑。如果孔子能夠容忍這種“淫詩”出現在《詩經》裏頭，那麽這與其所堅持的道德標準與價值標準是明顯沖突的。由此可以斷定，孔子是沒有刪過詩的。
反對孔子“刪詩說”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劄到魯國觀周樂，演奏十五國風、雅、頌的各部分，其中的編排與今天的《詩經》大體相同。而據現在的資料看，孔子當時只有8 歲，根本不可能刪《詩經》。可見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詩經》的編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說“正樂”，並沒有說刪《詩經》；再說孔子返魯“正樂”時已經69 歲，如果刪《詩經》該在這個時間，為什麽在這之前他一直是說：“《詩》三百”呢？第三，《詩經》中有不少“淫詩”，這些不符合孔子禮樂仁政思想的詩，為什麽沒有被刪掉？第四，先秦各種史籍所引的詩，大多數見於今天的《詩經》，據王士《古詩選》、沈德潛《古詩源》所輯逸詩，不過5首。這說明《詩經》在當時只有300 篇。即使孔子刪過《詩經》，由於他在當時只是諸子中的一家，影響不是很大，更不可能影響到他以前的著作。
看過今本的《詩經》的學者就會發現《詩經.頌》的部分有很大疑點。今本頌的部分只有〈周頌〉、〈魯頌〉、〈商頌〉，而國風卻有十五國，據此我推斷這是孔子刪詩的一大證明。大家知道，周代是講究宗法的時代，每個諸侯國都有自己的祖廟祭祀祖先。那麽作為禮樂文化的一部分，在祭祀集會儀式上行禮奏樂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所以各個諸侯國就該都有頌歌用於祭祀，何止周國、魯國、宋國有呢？周國天下共主，武王克商建周後分封諸侯，如將「呂尚」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叔「鮮」封於「管」，叔「度」封於「蔡」。據說，周初總計分封了七十一個諸侯國，其中兄弟之國十五，同姓之國四十。很多諸侯國與周王室血緣相同或相近，但是也有功臣封國，像西周初的齊國，後來的如秦國。而且還有其他類型。這些國家就不祭祀祖先了嗎？如果與周同姓之國可以用周頌，那麽外姓之國，總要有所區別吧。何況，魯國與周同姓，還要自做魯頌呢。所以，孔子所處年代詩應該不少啊，何止三百零五篇呢。
周頌和魯頌被保存還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商頌呢？不管是那一個被周部族滅亡的國家，還是同為諸侯的宋國，何以被魯國敬若祖先呢？孔子是商人的後裔，不是他在詩經裏做了手腳，怎麽會有這種別國頌不傳，唯有商歌在的情況呢？如果不是孔子刪詩，那麽誰能這樣有影響的去故意提高曾經是周敵人的商的祖先呢？
國外有學者提出“世紀是儒家文化的世紀”。隨著孔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和發展，孔子是否刪改過《詩經》的問題還有可能繼續爭論下去。從問題自身的復雜性及爭論的長期性來看，我們不應該輕易否定某一方的觀點。但就目前而言，持否定意見的觀點較多地依靠某些史料(如《史記》等)，或依靠事理推斷來展開論證，對於《詩經》文本及先秦典籍則涉獵較少，因而缺乏更為有力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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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的是三:孔子是否删过《诗》？
孔子是否删过《诗》？
《诗经》（也称《诗》、《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但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许多方面众说纷纭，无法作出定论。孔子是否删过《诗》就是一个悬案。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引《诗》十分普遍，但当时主要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待的，还没有认识到它真正的文学价值，所以对它的作者、编定者、编著年代等问题，不大可能进行探讨。直到汉代，司马迁为了写《史记》才对春秋、战国以及上古时代的文化作了一番理论上的总结。他通过对《诗经》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删《诗》的观点。他认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中述殷，……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台《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自此，这种观点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不断补充、发展。主张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点：第一，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加可靠，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汉代的司马迁，而相信唐宋以后的说法呢？ 第二，古代大小国家有1800多，一国献一诗，也有1800多篇，而现存的《国风》，有的经历10个、20个国君才采录一首，可见古诗本来是很多的，根本不止3000. 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3000多篇诗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可能的。 第三，所谓删诗并不一定全篇都删掉，或者是删掉篇中的某些章节，或者是删掉章节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删掉句中的某些字。我们对照书传中所引的，《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也有录而章句不用的，可见这种情况是与删《诗》相吻合的。 持不同意见的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孔子没有删过《诗》的理由。最早对“删诗说”提出异议的是唐代的孔颖达。他在为“五经”作疏时，发现司马迁《史记》中的叙述与先秦典籍对《诗》运用情况不相符合。他认为“《书经》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毛诗正义。诗谱序疏》）于是，到宋代就形成了反对“删诗说”之风。近代的顾颉刚、钱玄同、范文澜等都基本上持这种观点。其主要理由有：第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演奏15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中的编排顺序与今天的《诗经》大体相同。而据现存的资料看，孔子当时只有8 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诗经》的编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说“正乐”，并没有说删《诗》。虽然当时的诗是配乐的，但诗、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诗主要指文字（内容），而乐主要指乐曲（形式）。再说孔子返鲁“正乐”时已经69岁，如果删《诗》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一直是说“《诗》三百”呢？ 第三，《诗经》中有不少“淫诗”，这些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为什么没有删掉？ 第四，先秦各种史籍所引的诗，大多数见于今天的《诗经》，据王士禛古诗选》、沈德潜《古诗源》所辑逸诗，不过50首，这说明《诗》在当时只有300 篇。即使孔子删过诗，由于他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影响不是很大，也不大可能影响到同时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两种观点，唇枪舌剑，论战了1000多年，至今还争论不休。从表面上看，似乎后者证据更有力一些，但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不能硬抠一二条死材料，而应该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测。 当然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研究《诗经》，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都会有很大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