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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追悼会篇(一):民众要求转播追悼会 姚文元：毛主席不批准
民众要求转播追悼会 姚文元：毛主席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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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追悼会篇(二):毛泽东逝世 姚文元为何要求压缩讣告哀乐时间
核心提示：按照事先的规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连续播出三遍毛泽东讣告，在播出第二遍之后，广播事业局接到了姚文元的电话。姚文元说，他们都是在人民大会堂站着听讣告，六分钟的哀乐时间太长要剪短。最后经过商议，决定将哀乐压缩到三分四十五妙，跟总理去世时一样长。
凤凰卫视2011年11月15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1976年9月8日，是那一年农历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这一天各家各户都会团聚在一起品酒赏月，但是在1976年的北京，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却没有一点点的节日气氛，此时国人已经在惶恐不安中经历了总理去世的沉痛、天安门事件的压抑，还有唐山大地震的悲惨，老百姓再没有多余的热情投入到节日的氛围当中，而这种消沉不单单只出现在民间，更甚者，还在红墙之内。
九月八日这一天，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一个代号202的房间里，中央领导早已经聚齐，他们都神色凝重、面容憔悴，正在讨论着一个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毛泽东的后事。
陈长江（毛泽东警卫队长）：到了九月五六日以后，政治局的人都来了，都在那值班，202旁边还有一个会议室，都在那值班。
张常海（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那时候保密得很厉害，实际上社会上传的主席身体不太行了。
保育钧（原人民日报编辑）：省军级以上的都知道，那时候中央委员一级的都知道，我们不清楚了，绝密的机密，国家机密，核心机密。
解说：解说：红墙之内，毛泽东的病情牵动着每个在场的中央领导，但是作为最高机密，他的身体状况在民间却鲜为人知，在很多人眼里，毛泽东似乎永远都应该是站在天安门城楼，面对广场上百万人海，挥舞着手中绿色军帽的那个舵手、导师、领袖。
王忠人（原光明日报国内部主任）：红光满面，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还接见红卫兵，还是挺好的，身体很健康，后来一看，尼克松来的时候就挺困难了，后来是不是还有，反正看着形象不好，挺难受的，说主席老的这么快，看这样身体也呆不了多长了，也是担心。
保育钧：看得很清楚，身体已经不行了，这个流哈喇子，电视里面都是剪辑了的，人家架住他的，是这样的。
解说：这是刊登在1976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的一条新闻，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如果不看标题，当时的人们很难相信照片中坐着的这位老人就是毛泽东，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也是他晚年会见外宾时间最短的一次。
会见后的第二天，各报刊登了这张照片，这也是毛泽东生前让中国人看到的最后一张照片，这次会见之后，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主席今后不再参加外事活动。
王忠人：最后印象就是他接见哪一个国家领导人，已经脑袋抬不起来了，脑袋抬不起来，就报纸上登了的照片，我估计就从那以后，他自己看也不舒服，他不让见报了，见报就少了。
陈长江：1976年的时候吃饭都不能吃了，就用鼻饲，用那个管子，什么药膏，什么东西，都是打碎了以后进去的。
解说：从这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越来越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进入七八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于昏迷状态，就在这期间中央政治局下发的关于毛泽东病情的通告中，江青、王洪文等人却坚持这样写：“毛主席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但是这句话最终被叶剑英、华国锋等人删掉了。
陈长江：主席去世前那段不正常的情况就相当多了，因为那时候就看到江青摇着个小红书到处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了，她到处讲这个，还给我们报社送芒果呢，说这是毛主席送的。
钱嗣杰（原新华社摄影记者）：叶帅、华国锋和张春桥，感觉反正不是那么很融洽，有时候聚到了也爱搭不理的，你像叶帅根本就不理张春桥，张春桥上来打招呼，叶帅哼不哼就过去了，第二句话没有。
记者：病重期间江青都去的很少。
陈长江：去的很少很少，去世前几天，她过来都想捞点东西，主席是否有什么指示，有什么那个，实际主席后期都不能讲话了，讲不了了，想找主席有没有写点什么东西。
解说：九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中央政治局成员开始在毛泽东的驻地轮流值班，到了九月八日下午，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
陈长江：最后我看那个医生给他打针，到最后两天打进去起个泡，血管都不流通了，最后打针都不行了，不起作用了，你说我们总理也好，主席也好，什么医疗条件，要什么药没有什么药，救不了命。
解说：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毛泽东在北京去世。
陈长江：吴阶平，好几个，五六个人，主要的管心脏病的专家，不是吴阶平管心脏病，还有北大医院的一个叫什么，我记不上来了，宣布说主席心脏停止跳动，一个是我们在旁边看那个机器也不跳了，这是一个，它不是有一个机器在旁边，看到心脏跳，再一个里面就宣布不行了。
解说：9月9日凌晨一时许，中南海202室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治丧工作，然而是否保持毛泽东的遗体成了会议争论的焦点，与会场内激烈的气氛相比，会场外，医护人员守着遗体静静地等待，几个小时过去了，会议仍然没有结果，有的专家抱怨说，天这么热，再等下去就不得了。
陈长江：经过最后商量，由叶帅，有华国锋等等定下来就说先保存，做保存的准备，要开追悼会，人们要瞻仰，不是九日、十一日到大会堂瞻仰去了，十八日天安门追悼大会，开了完了以后再做处理，后来这个事情政治局就定下来了，准备保存。
解说：会议结束已是黎明，中南海里毛泽东的治丧工作才刚刚开始，在经历了十年的喧嚣和狂躁之后，此时的北京城显得疲惫，它静静地等待着第一缕曙光的到来。
这里的人们也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始着一天的忙碌，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再过几个小时的一则小时会像一颗炸弹，撞击每个人的心灵。
陈晓楠：在毛泽东人生最后的十年里，人们对他的追崇达到了巅峰，大街小巷、工矿厂房到处可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歌曲中更是把毛泽东比作是红艳艳的太阳，如今万岁的人不再万岁，太阳既然落下，留下的必然是一片黑暗，而在这黑暗当中人民如何接受毛泽东去世这一实事，又将如何面对呢？
杨正泉：凌晨五点钟，打电话告诉我，赶紧到局长办公室来，有急事，我一进去的时候，气氛就不大一样，局长看见谁也没说话，我愣了，站了一会儿，我们那个副局长才告诉我，说了一句话，毛主席去世了。我们当时听到这句话谁都愣了。
解说：1976年，杨正泉三十六岁，那个时候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主管宣传的副台长。得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之后，杨正泉和另外两位台长一起，关起门来秘密地商量，如何安排对毛泽东逝世的宣传工作。
杨正泉：第一先播讣告，第二并机播出，第三绝对停止一切音乐，第四用多长的哀乐，得用最长的，最长长多少，最后我们把哀乐分成几遍，播一遍，播一遍，播到几遍以后，正好是六分钟，最后就决定毛主席逝世的哀乐用六分钟。
解说：毫无疑问，对于毛泽东的治丧规格，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各项指标都要最高，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安排，杨正泉等人制定出了一套详细的播出预案，到了九月十日早上八点，广播局局长邓岗从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杨正泉等人制定的预案得到了批准。
邓岗还告诉他们，中央决定正式播出毛泽东逝世讣告的时间，定在九日下午六点。
杨正泉：但是后来实际播出的时候，将六点提前到了四点。
贺延光：我印象中是下午四点就听到陶然亭公园那边的喇叭声音，传出来奏哀乐，待会我估计就是宣布讣告，完了之后什么治丧委员会，最后是奏国际歌，唱三遍，国际歌唱了三遍，我一听我的判断就是毛泽东去世。
广播：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毛泽东同志于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王忠人：我听见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我是在先农坛的地震棚，回来坐汽车，下车的时候我听见广播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是一个下午，是九月九号下午。
陈长江：反正传达下来以后，就是一片哭声，当时什么工作都停止了，就是哭。
贺延光：我说老实话，我哭不出来，周恩来去世的时候，我的眼泪是情不自禁，不用你说都掉眼泪。
解说：后来担任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的贺延光，毛泽东去世那年他才二十五岁，当时他因为参与天安门事件而被捕入狱，当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到监狱的时候，贺延光的心情更为复杂。
贺延光：就是半年过去了，经过了天安门事件，毛泽东是有责任的，毛主席你是有责任的，国家搞成这样，四人帮在上边横行，所以我当时很复杂，眼泪是掉不出来，但是我不能让警察看见我不掉眼泪，你这又是问题了，伟大领袖去世了，还有不掉眼泪的，又是问题了，我怎么办呢，我就坐在地铺上，把头双腿埋在裤子上，把头埋住一个哭的样子，而且埋住我还不断的假装抽泣。
但是我同监的那个小伙子，那个刑事犯就不一样，靠在墙上大哭，一边哭一边唱，就有点像我们在农村里常见的家里边要办丧事时有些妇女的嚎哭。他一边哭一边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对不起你呀。我呢，我也哭不出来，我听着他那样，我想笑我也笑不出来，我也知道警察在那儿看着我，我就只能把脑袋在那儿埋着，不断地做出抽泣状。
解说：毛泽东去世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第十个念头，中国民众也在畸形的社会秩序下苦行了十年，这十年里“四人帮”依靠造反扶摇而上，形成了与中共元老相对峙的强大阵营。中国政坛出现了拔河式的政治斗争，而决定这场斗争胜负的红绳牢牢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上，如今，红绳没了，斗争却还在继续。
王忠人：天大的事情啊，主席逝世了，这中国怎么办，这“四人帮”还没跨台，大家恨四人帮，那更没有人，周总理逝世，主席逝世，就对国家担忧。
解说：就在人们还没有从毛泽东去世的噩耗中醒来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给不安中的听众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按照事先的规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连续播出三遍毛泽东讣告，在播出第二遍之后，广播事业局接到了姚文元的电话。姚文元说，他们都是在人民大会堂站着听讣告，六分钟的哀乐时间太长要剪短。最后经过商议，决定将哀乐压缩到三分四十五妙，跟总理去世时一样长。
杨正泉：一播哀乐就是用了这盘，三分四十五秒的，等把这个哀乐播完了以后，后面播出了一句话，现在播送周恩来总理治丧委员会名单，天大的事情啊，我在现场，我们好多人在现场，在那个播出现场，你不知道那个什么，都愣了，一个一个人像个木雕似的立在那儿，谁都反应不过来了。
解说：这一消息播出之后，中央电台的电话此起彼伏，群众纷纷来电询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人甚至认为自己收到了敌台。
而作为事故当事人的杨正泉，心里更是惶恐不安。可是让杨正泉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上报到姚文元那之后，姚文元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回去安排好，别再出差错。这与他之前处理类似事件的方式大相径庭。
杨正泉：原因就是那么简单，就是当初换哀乐的时候，有人就派人到中央电台的总编室去取哀乐，而取的这个哀乐恰恰就是周总理去世的时候用过的那一盘哀乐。
解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毛泽东讣告之后，世界几大通讯社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而几乎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谁说了算。
张常海：那时候就最担心江青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这就麻烦了。
保育钧：悲痛但是担忧，担忧、悲痛，忧啊，忧虑远远超过了悲痛，因为看到四人帮到处派人去，通过《人民日报》的记者，我们叫他们特务记者去摸情况，他们心里很发虚，这个两个力量的较量。
解说：正如老百姓所担忧的那样，中南海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红绳的拔河比赛，一边是老帅们的固守自若，一边是“四人帮”的强势猛攻，关于比赛的情况民众只能通过报刊、广播进行揣摩，但是结果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陈晓楠：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公告，公告中说九月十一日到九月十七日，中央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届时将会有各行业三十万代表参加，九月十八日下午三点，还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样是新中国的缔造者，相比几个月前的周恩来去世，这一次毛泽东的治丧规模可以说是庞大得多。
但是在这个庞大的治丧规模背后，让人感到的不是沉痛，而是紧张。
解说：九月十一日凌晨三点，毛泽东的卧室外面开来了一辆灵车，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安排，遗体要被移至人民大会堂，供群众瞻仰。
陈长江：六个人把主席遗体移到灵车上去了，遗体走的时候，也和过去在世时一样，前卫车子、后卫车子、主车，过去住车子是主席坐的红旗车子，这次是改的灵车，送到大会堂。
解说：九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遗体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安顿好以后，群众性的吊唁活动开始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失声痛哭，群过各地一律下半旗致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保育钧：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要报名去给主席遗体告别，九月十一日开始遗体告别，过了两天之后，毛主席遗体才罩上罩子的，那看到主席老人家，原来很高大的，躺在那看着人很短。
钱嗣杰：那时候大家看到主席躺在那儿闭着眼睛，平常的音容笑貌还在脑瓜子转，但是转这一圈走的时候大家都不想动，都想多看一会儿，都是那种心情。
杨正泉：一进去听到这种哀乐，一进入到那样一种场面，许多人是止不住地流泪的，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没有体会到那样一种场面，人们心情的复杂，有对毛主席的热爱，有对毛主席的缅怀，有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担心。
解说：从九月九日凌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全中国似乎就只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毛泽东去世，这一件事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文革十年，黑白难辨的社会已经让大部分中国人感到疲惫，政治敏感的人都希望能够从毛泽东追悼大会，窥测新中国的未来。
像贺延光这样已经身陷囹圄的政治犯也不例外。
贺延光：我们没有别的信息，谁来接毛主席的班，来看什么，天天我们可以看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的人民日报，到点门缝里塞出报纸来，看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再塞出去，再传给别的监号，从报纸上看什么信息呢，看那个照片，为毛泽东主席守灵的那些领导人的照片，怎么去判断，因为作为老人都得出来，他们精神状态怎么样，身体怎么样，看四人帮的照片，那个劲头怎么样，老元帅、老将军这些照片，我印象特别深嘛，许世友上将穿着草鞋，雄赳赳地站在那儿，就看着这样的形象，老好像为自己能找到一些希望。
钱嗣杰：许世友他对四人帮是恨之入骨，他对四人帮根本置之不理，四人帮如果说主席不好，他真敢去揍他们，是那么个人。
解说：新闻人有着特殊的政治敏感，在毛泽东的吊唁仪式上，不论是摄影记者还是文字记者，都明显感受到了两派斗争的气息，在“四人帮”看来，毛泽东的去世无疑是解掉了他们身上的缰绳，到了大干一场的时候，而另一边的中共元老们，他们更不能看到自己打下的江山被一群造反起家的年轻人窃取。
陈长江：那时候主席去世以后，各个单位都传达，要给江青写慰问信，实际上就是效忠江青的信，江青、姚文元他们传达下来，就是想把江青扶上来当主席。
解说：而此时的《人民日报》也出现了一个异常现象，大批高级记者被派往全国各地。
保育钧：那是派出去干活的，采访的，搜集情况的那是最核心的人，搜集社会动向，阶级斗争动向，搜集动向的是一帮子人。派了一些记者到各省去摸探，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一些老家伙的态度，具体是投靠四人帮还是在观望，还是属于邓小平的人，他是干这个事去了。
解说：到了九月十四日，姚文元突然向新闻界打招呼，十六日要发一篇约有2000字的重要社论，按照当时的惯例，但凡有重要新闻，都是前一天由中央电台广播，第二天见报。
杨正泉：姚文元就几次打电话，说有一篇重要的文章，《（按既定方针办）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你们要安排好播出，你们要安排好录音，你们要安排好连续播出多少天，当时大家就看了以后，就一方面想到这件事情很重要，可能就是毛主席的遗嘱，另外对这句话有疑问。
陈长江：实际上主席没有留下遗嘱，主席后期都不能讲话了，讲不了了。
解说：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陈长江自然了解毛泽东晚年的情况，但是庭院深深，高高的红墙外，老百姓哪里知道主席有没有留下遗嘱，他们了解高层情况的渠道只有媒体，因此姚文元对这篇社论的报道可谓费尽心思。
杨正泉：播出的时候，姚文元是很费尽心机的，本来是要在十六日的头一日的晚上播出，十五日的晚上播出，因为十六日见报，但是他安排来安排去，还是规定十六日早晨的新闻报摘节目当中首次播出。为什么，就是十五日晚上已经很晚了，听众不多了，收听面不广了，影响不大了，所以就干脆改成了十六日的早晨六点半，中央电台的重点新闻节目，新闻报摘当中，全国听众最多的时候，首要首次播出《（按既定分针办）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篇重要文章。
陈晓楠：据杨正泉的回忆，九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一篇社论，共计十五次。社论是这样写的，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很显然“四人帮”的利益是和文化大革命捆绑在一起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社论发表之后，江青要求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分针办”为中心，而且要反复宣传。
然而不久之后，也正是这个“四人帮”大肆宣传的口号，也成了他们覆灭的导火索。
姚文元追悼会篇(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生平及照片
王洪文生平简介： 1935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王国胜，母亲王杨氏。王洪文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王洪武在西新乡开源村当农民。三弟王洪双，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现已退休。四弟叫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1996年因肺结核去世。妹妹叫王桂兰，在吉林市当家庭妇女。王洪文因家贫自幼给当地富裕人家放猪，只念过3个月的私塾。1951年4月由长春市郊区人民政府征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南渡鸭绿江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曾任警卫员、通讯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随部队调防江苏省无锡市。1956年复员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担任保卫科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11月6日在上海成为造反派“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司令。 1967年2月24日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4月，兼任上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1968年1月，兼任市纺织局革委会第一召集人。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选举王洪文为中央委员。 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选举王洪文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 1976年10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的党籍，撤销王洪文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2年8月3日因肝病病逝于狱中。 左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张春桥(1917—2005)山东巨野人。
1931年至1934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春参与发起成立华蒂社，成为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其间曾同国民党中统特务有过联系。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到达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隐瞒个人加入反动组织的历史。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1949年随军南下。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 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伙同江青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疯狂地进行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煽动打倒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挑动武斗，残酷迫害老干部，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1976年10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年7月经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张春桥于4月21日因癌症不治去世。1975年04月－张春桥上海机场，和周恩来总理一起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宴请尼克松(右一为张春桥)(周总理接见外宾（左一为张春桥）
周恩来接待美国尼克松总统（右一为张春桥）
周恩来接待美国尼克松总统（右一为张春桥）
左一为江青，右一为张春桥
1975年9月12日：北京少年儿童在第三届全运会开幕式上向朱德献花（右前为张春桥）
张春桥
江青（蓝苹，李云鹤，1914～1991） 江青简传记载：1935年3月她到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并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演出，取艺名“蓝苹”。1935年6月，她在上海参加演出话剧《娜拉》受到好评。1935年，又在电通影业公司参加《自由神》及《都市风光》等影片的拍摄，任配角兼任美工助理、场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女。1929年春在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个月后失去党的关系。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获释后以蓝苹为艺名做过电影演员。1937年秋到延安，后恢复党籍，改名江青。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1963年起，以“京剧革命”为名，在文艺界煽动极“左”思潮。1965年，指使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与林彪联合写成《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
1966年5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勾结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造成10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最严重的损失。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进行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姚文元（1931－2005） 男，浙江诸暨人，“四人帮”成员之一。其父姚蓬子；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1891－1969），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9～1976）。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1955年批判胡风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文艺报》1955年1、2期合刊）引起张春桥注意。他的左的文艺观点历史观点，早在1950年代中期，即为毛泽东所欣赏。按毛泽东的旨意，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5月10日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揭开文化大革命大戏的序幕，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调。此战功成发迹后，从《解放日报》编委一跃而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再跃为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6），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7；参与上海夺权）、中共九届（1969年4月）、十届（1973年8月）政治局委员并任宣传组成员。任《红旗》杂志总编、主管意识形态（1970；接替倒台的陈伯达）；参与组织了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是“池恒”等御用写作班子主管。著有《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 1976年10月6日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姚文元中共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姚文元辩称，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而非反革命罪行，同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挂不到一起”。 1996年10月姚文元出狱，隐居浙江湖州和上海市。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有生之年的两个愿望：出版回忆录、重新入党。2001年9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近42万字的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而不准由海外出版。而最终却不了了之，有传因初稿版本审查未获当局通过而未能如愿（有“五不准”批示：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2006年1月6日新华社发出以下不足百字新闻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於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月刑满释放。” 姚文元是最後一位逝世的「四人帮」成员。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分子。浙江诸暨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卢湾区团工委，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65年11月，在江青、张春桥组织下，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九、十届政治局委员。他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写了许多文章，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结成四人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江青、姚文元会见维特克
1972年4 月11日：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代表团 姚文元参加追悼会
粉碎“四人帮”后，姚文元接受法庭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