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毛泽东】
黄克功不死什么级别篇1:延安“黄克功桃色事件”真相
延安“黄克功桃色事件”真相
“砰!砰----”
这两声枪声，响彻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红都延安城。同许多人一样，我知道红军战将、年轻的旅长黄克功的名字，是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中一封毛泽东写给雷经天的信中，但“黄克功桃色事件”前因后果如何，并没有多少人说得清楚。为此，我踏上了追记黄克功事件始末的路。带我上清凉山的那位中士，绝对是尽了一个士兵的责任。他搜索枯肠地回忆，然后又漫山遍野地寻找，那座坟----三尺来宽、四尺来长、半尺高的土堆确实不见了。“上次那个老红军来的时候，明明认出来的啊!”他指的是——位曾到过延安的老红军，80年代末又重返这里，寻找过这座坟。
“嗯……在一片土坎旁，有草，不远……不远有棵树。对!有棵树。”中士自言自语地在那里回忆，他是我借宿的那个军营里，唯一见过那座坟的人。我跟随着中士穿行在杂草丛中。正午的阳光把远处山峦上的树林照得暗黑，近处草丛中散发着影影绰绰的水蒸气。寂静和沉闷的四周把山下积木般的延安城划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最后一点毅力终于被那重复了又重复的草丛耗尽了。中士喘着相气望着我：“你找那坟干什么?”干什么?我的口呈一个“O”字形在空中停住了。我在冥朦的思绪中决定寻找这座坟时，似乎有许多的理由。但此时我自己在司自己，他可能成为将军而没有成为将军；他应该死在疆场而没死在疆场；他应该拥有天伦之乐、夫妻恩爱、儿孙满堂，像现在住在绿荫小楼里的将军们一样——而他没有得到这一切……
但我终于没说出寻找这座坟的理由。拿坟是找不着了。我们一起下山，下山时再没有提那座坟。但中士问了我一句：“延安地区在处理大案、要案中整出十来个县(处)级领导，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前几日在地委、纪委确实拿到这方面的材料。那份材料很沉、很沉。——其实，不管是否找到那座坟，我都会写这一段往事的，田为它能引起我们今天的思索。1937年的延安，发生了一起“黄克功事件”，它轰动一时，国内外报刊把它当成“桃色新闻”发表，并加以渲染。但对今大的年轻人却很陌生了。据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时，黄克功已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旅长．他在少年时代就参加红军，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段经历在当时的延安是很显赫的。26岁的红军将领，据见过他的人讲，不仅年轻、漂亮，身材修长，笑起来也很有感染力。黄克功是从江西南康入伍的，到达延安后调到抗大任队长。“七七”事变后，大批进步青年、爱国学生，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给山坳里带来宁馨的空气，也增添了沸腾的血液。刘茜当时才十五六岁。她的容貌清秀。她被分到抗日军政大学四队学习。队长就是黄克功。
那时延安年轻人很多，而且多数尚未结婚。他(她)们离开世俗的眼光，有的离开旧式婚约的羁绊，进入一种自由、平等和轻松的新文化氛围，情感自然像从解冻的疏松的岩层中向外涌动……而先到延安的红军将士中，经过了紧张的战争生活，死里逃生的搏斗，在安定轻松的气息中突然觉醒了一种来自生命源头的欲望。当时，延安的空气是恬淡的、明净的，也是喧哗、躁动的。
但有一个潜在的矛盾。在这些年轻人中间，它像—种先天的缺陷左右着他(她)们——男女青年的比例是18：1。也因此，给女青年们创造了一个选择的机会。刘茜选择了黄克功。
她的选择很简申。当时有一条“军规”明文规定：军官结婚必须要够“二五八团”，即25岁、8年党龄、团职干部。这三条黄克功都够，是基础。不过对她有吸引力的是黄克功的经历．当时，延安的女青年们有空就会拉着长征过来的人们讲故事，她们把长征过来的人看成是传奇式的英雄。刘茜很早就说过要走“长征路线”解决自己的事情。黄克功长征中传奇的经历，战功赫赫，职位也高。据说，是刘茜向黄克功先以一封信抛出绣球的。又据说，刘茜是从黄克功的眼神中感觉到这个机会的。这在当时的延安不奇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谁都没有偷偷摸摸，很快就公开了。可就在这时，一个被他们忽略的差异在悄悄地发生作用。这差异还不完全是年龄上的差异。刘茜与黄克功相差10岁左右，这似乎不是根本问题。当时延安的领袖和后来的副统帅与
心上人的年龄都相差甚大，包括在域外流行的“老夫少妻”这都不稀奇。关键可能在于一个是过去娇生惯养的女孩子，一个是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多年的“老红军”。当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溪水遇到这两条不同的河道时，就按各自不同的选择分道而去了。
关于刘茜把心扉向黄克功打开、继而关闭并转向另一个人的细节还是不得而知，几乎所有知道这件事的老人们，都把这段模糊过去。有人分析可能与黄克功追得太猛抓得太紧有关系。人们说，爱情需要距离；也有人猜测与黄克功的某些生活习惯譬如不刷牙漱口有关系。这件事，对一个酷爱卫生的女孩子来说是重要的，而屡说屡不见效是令人恼火的；至于黄克功平时爱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老子们当年”之类，也引起她的反感。还有就是刘茜后来遇到的那一个人。他的确比黄克功有魅力……总之，这都是推论。推论含有凭空想象的成分。反正，刘茜与黄克功要掰了。已调到陕北公学的刘茜，给黄克功捎来一封信，构成黄克功去找她的契机．1937年lo月5日晚饭后，延河边刮着寒风，河滩上扬起片片沙尘．黄克功将心爱的白郎宁手枪装进口袋，掖了掖棉袄走出
窑洞。正巧，抗大训练部的干部黄志勇饭后在阐溜达，黄克功便拉着他向陕北公学走去。黄志勇没注意到黄克功走得很急，目光很僵滞。就在公学门前的河边，黄克功遇到刘茜等一群学员。学员们见到队长，很客气。
“队长好!”“队长好！”刘茜没吭声，冷冷地望着他。“大家好。”黄克功随即又招呼刘茜：“咱们走走好吗?”陕北公学的女学员走了。黄志勇也借故走了。河滩上只剩下黄克功同刘茜两个人。天渐渐暗下来，远处传来羊倌的赶羊声，但不见人影。灰蒙蒙的天气，寒风一阵比一阵急……“砰!”—阵风卷起。“砰!”又一阵风掠去．枪声在风中很沉闷，没人注意到。第二天一早，人们在滩上发现了刘茜的尸体。肋下一枪，头部一枪，面部模糊，全是血。那—夜，黄克功回来很晚。细心的警卫员发现首长几平是彻夜辗转。早上擦武器时，枪有射击过的痕迹。找出首长晚上换下的衣服，也发现有血迹。此外，更使他生疑的是，有位陕北公学的女学员来问黄克功知不知刘茜昨晚在哪里?他假装不知，但神色很紧张。早晨天一亮，还发现他站在一道高墙上向河边张望……当警卫员接到保安处的通报后，便向校部作了汇报。领导找黄克功谈话，他已恢复了理智，并如实坦白了犯罪经过。 黄克功那天晚上同刘茜在河滩上面对面站立了一阵后．
便开始对刘茜另有所爱进行责备。在他看来，自己身经百战从没有失败过，哪能在这场爱的战役中失败．他不服输。他责备她，要她回心转意，甚至骂她．也许这一招换成战场上的对手也就投降了。但他面对的是他从没遇到过的对手。她不但没有悔意，反而声称他们之间不存在婚约，双方都有权找对象．况且自己并不是有了心上人才与他分手。
“要不是爱上别人就宣布咱俩结婚。”黄克功看刘茜那灰布帽下的眸子，带着嘲弄、挪擒、轻视的目光．他拔出了枪，拉住她的一只胳膊：“你答应不答应?”他试图使她在枪口下改变主意，没想到她那眸子里的光更锋利、更仇恨和冰凉了．这使他感到了绝望。他呼吸短促，心胸闷堵，瞳孔也变得模糊。一个响亮的巴掌，打在黄克功的脸上。他颤抖了一下。刘茜捂住肋间．但她用那冷淡的目光还在抽打他……他把枪口对准了她的脑门，枪响了。他看见刘茜的身体飘着一个“s”形，疼痛又心悸的眸子从他脸上无力地挪开。从河滩上归来，黄克功篡改了刘茜的来信日期。然而当他坦白这—切时，·场噩梦才清醒过来。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望着面前没有表情的青年战将，心情很沉重。罗瑞卿多么喜欢这个在战场上以一当十、以—当百的年轻人啊。他可是在革命战争中生存下来，为数不多的精英啊！他很痛苦地拿起了给毛泽东的电话……
高等法院将黄克功收监。
30年代，这种骇人听闻的案件，在当时的延安是的无仅有的。—时间，人们议论纷纷，先探询事件的细节，后揣测如何处理。经党中央同意，量刑轻重的问题，先交延安各单位围绕案件组织讨论。本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这个杀人者却是一个屡建战功、身居高位的勇将。在法律的天平上，人们又在一头注入许多感情的东西。据说，当时有一个外国记者代表团，正在延安访问。案件处理是否得当，在国内外都将产生影响。外国记者拭目以待．国民党特务在煽动造谣说：共产党高级将领为找老婆要掉头，倒不如过来给你们弄个三房四妾的……但人民却等待着公正．
——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杀人必须偿命。老人们嘴里这样坚定地说，泪在眼里打着转。
——黄克功刚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的重要干部，民族解放战争正需要这样的人去冲锋陷阵，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吧。青年同志，尤其是刚刚到延安来的知识分子这样说-
两种意见。但在各自的感情位置上，都作了巨大的让步。终于，黄克功案件交给了人民公审。
当时，中央党校的金铁群和吉汉杰作为代表出席和目睹下这一公审大会的始末。那是案发后的第五天早晨。设在陕北公学里的公审大会会场悄悄地搭起来了。十几张桌子一字摆开，铺着白布。来自各学校、部队和机关的万余人按指定地点静静地坐着。延河水轻缓地在流淌。金铁群和吉汉杰是后到会场的。他俩都看见在不远的延河对岸，毛泽东和张闻天朝这里张望着。直到审判大会快要开始时，毛泽东才背着双手，低着头走开……陕甘宁高等法院刑庭的法官、陪审员、起诉人、证人、辩护人和法警进入了会场。刑庭审判长雷经天等人，各就各位。宣布开庭后，起诉人与证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事件的全部细节。随后，各单位代表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以及结论性的群众意见，然后等着法庭审判。突然，坐在后面的一些勤杂人员站了起来，伸长脖子向着台前张望：黄克功被带了上来。两名法警很魁梧，但他在他们中间个头差不多高。黑色的制服裤、白色的衬衣，人很精干也很驯服。当法官让他发表个人申诉时，他只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并作了扼要的检讨。他唯一申诉的就是一句话；“她破坏婚约是污辱革命军人．”声音不高，但整个会场却听得清清楚楚。审判长特意问他：“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彩?”人群中又是一阵小的骚动。人们从他敞开的衬衣里，看到他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他历数了许多战斗的地名。最后，他用真诚的目光望着审判长，请求让他讲述最后一个愿望：“……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的法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
黄克功的声音越来越低，但那低沉的声音充满感染力。人们沉浸在这一段真挚的话语里，默不作声。休庭片刻后重新开庭，审判长庄严地、一字一顿地宣布了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时，黄克功就像等待出征的时刻到了，他拉了拉衬衣角，平静地将会场看了一眼，然后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举起一只胳膊高喊：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左边的那位法警下意识地拉下了他的胳膊。他低声说；“为什么不让喊口号呢?”随后，他再次向天空望了一眼，便跟着行刑队，穿过坐在东北侧的人群，向刑场走去．就在黄克功走到会场边时，只见一匹快马在会场外停下，一位工作人员翻身下马，径直向雷经天走去。雷经天起来接过那位工作人员通过来的一件东西。主席台上先传出声音：“信。毛主席的信。”那声音很小，但会场掉一根针也能听到。很快，“毛主席的信”像风一般传遍会场。黄克功在会场边也听到了。他自己停住了脚步，法警们也没推他走。他眼睛没离开雷经天拆信的手，他比任何人都关心这封信。原来，他在审判前，专门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请毛主席定夺．毛泽东会在信中写什么呢?大会主持人招手把黄克功送回原来的位置上，因为信中建议要当着黄克功本人的面，向公审大会宣读。这样，公审大会会场上传来雷经天宣读那封信的低沉声音——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区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扦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随着雷经天的声音停止，大家再将目光转向黄克功时，他才如梦一般醒来，高高地扬起头，然后又高呼那三句口号。这—次法警没有阻拦他。他连呼了三遍。呼罢，跟着行刑队重新走出会场。人们默默地望着他走过，看见他眼里挂满泪花……延河水声不知何时又投入会场。会场所有人的发声器官都像随着黄克功而去似的，异常地沉寂．但渐渐地、渐渐地，从—个方向，然后是从几个不同的方向，传出了低声的吸泣。由少而多、由低而高，短促而又粗重。那是竭力压抑的哭泣啊。那哭泣盖过了清凉山方向传来的低沉的枪声。那枪声很低沉。可人人都听到了。会后，许多人来到清凉山观看了那个黄土包。我写到这里时，想起了我案头上一封刚刚剪开的信，这是那个中士从延安的来信，信写得很简单。他说他找到了那座坟。那是他第九次上清凉山才找到的。他还告诉我延安抓大案要案的处理已经有了眉目。有的地方百姓在放鞭炮庆祝。
黄克功不死什么级别篇2:黄克功许世友同是死罪 为何毛泽东一杀一放
核心提示：毛泽东的“惜才”心理，或许是原因之一，但宽大处理的最重要原因，恐怕还是出于维护党内团结大局的考虑。若将许世友等人处死，其他的四方面军干部和战士将作何想？会不会造成离心离德的局面而出现更多的“拖枪逃跑”事件？红军此时尚未恢复过来，又面临国民党大军压境的险状，若起大规模内讧，无异自取灭亡。共产党和红军力量的壮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推行，都要求中央以妥善而务实的手段平息这一内部风波。本文摘自《博览群书》2010年第11期，作者：胡永恒，原题：许世友等“拖枪逃跑案”审判始末 近日翻阅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意外地发现一份判决书，是1937年在延安审判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案”所作。判决并不长，一共千余字。其中的“事实”部分如下： 许世友，系前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现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习，因对目前斗争张国焘错误路线问题，认为中央是对红四方面军采取各个击破，对目前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认为是另有密约的投降敌人，听说西路军失败，认为自己就没有出路，这次请假回家未获允许，由于以上这些错误观点出发，逐渐发展形成到政治上的动摇，遂与同学第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政治委员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前九十一师师长朱德崇、前九十三师政治委员詹道奎，组织拖枪逃跑出去打游击，分头活动军政大学中四方面军送来学习的各级干部，结果组织了卅余人，约定在四月四日晚间，各人带各人的枪，到军政大学第五队毛（茅）厕侧面集合，由许世友带二个人，在最后掩护出城逃跑，如有人追捕，即实行抵抗，许世友且主张大闹天宫并主张在山上打几枪说土匪来了，乘城内混乱的时候闯出城门，出城后在二十里堡集合，用抗日的名义，向群众派粮捐款，到陕南去打游击，此项阴谋，该犯等已着手实行，因被西北保卫局破获而未遂，经中央司法部国家检察长侦查起诉。 许世友是赫赫有名的将军，曾立下无数战功。当年他为何要率部“逃跑”？此事还需从批判张国焘说起。 批判张国焘及案件由来 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统帅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最初的欢欣过后，双方却发生了一些隔阂与摩擦。其时，中央红军仅剩1万余人，四方面军兵力则有六七倍之多。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张口要权；两军官兵也龃龉不断，一方面军指责四方面军“逃跑主义”、“军阀习气”，四方面军指责一方面军“丧失斗志”、“纪律废弛”。 不久，“南下”还是“北上”的战略分歧，引爆了双方的矛盾。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可能因察觉张国焘的野心，深夜率中央红军北上。张国焘随即另立“临时中央”，公开否定中共中央的合法性。后经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从中斡旋，张国焘才勉强北上，重新与中央会合，但双方难免心存芥蒂。 1937年3月中旬，主要由原四方面军战士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延安，红军上下沉痛不已，激愤的情绪引发了对张国焘这位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的大规模批判。3月27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进行全面批判，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历数其“领导错误”、“右倾机会主义”、“忽视党的领导”、“军阀主义”等罪状。 考虑到四方面军官兵的感受，《决定》特意指出，“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但在实际的批判活动中，锋芒还是无可避免地指向了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尤其是许世友等高级干部（他们当时都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据说，在批判张国焘时，有人把四方面军的干部说成是“张国焘的人”、“张国焘的应声虫”。（詹杨：《战将的足迹――詹才芳将军的故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据洪学智回忆，抗大在批判时提出三条，一条说红四方面军是土匪，二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四方面军的人想不通，许世友气得吐血，副军长刘世模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重伤住进医院。（《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129页）许世友本人在50年代的一份学习总结中叙述了当时心境： 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有的说我反抗中央……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加上下面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郝景泉编著：《党史风云实录》，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392页） 这种含冤受屈而无路可走的郁闷，不仅许世友有，其他的四方面军干部也有。据说，许世友病了以后，四方面军的各级干部去探望他，没有一个不哭的。忧愤交加之余，许世友决心豁出去，“我们回四川去。四川那里找刘子才去，还有1000多人的队伍，他们巴不得我们去呢！在这里，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去四川打游击去嘛！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他说干就干。到第三天时，已有30多名干部愿意走，其中有后来被判刑的刘世模、洪学智、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人。据许世友称，一切计划都是由他作的，路线也是由他划的，他身上还带有写给毛主席的信。他们准备在4月4日晚10时出发。 不过，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原第四军副军长王建安改变了主意，并将此事报告给了抗日军政大学党总支委员谢富治。谢马上将此事报告给校党总支部书记邓富连，邓则立刻找到校政治处主任莫文骅。据莫回忆： 我让邓富连留下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自己立即去找刘亚楼、傅钟等领导人。跑了几处，都没有找到，于是，我只好去找校长林彪。估计他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住在凤凰山下窑洞里，离学校不远，过一条街便是，我即到那里找到了林彪，向他报告了此事。他让我先回学校，不动声色，注意了解新情况，待他向毛主席报告后，再作处理。我急忙回到学校，好在时间还来得及，只要消息没走漏，不至于立即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我先向学校保卫科及身边同志通报了情况，以便有思想准备，以防万一。不久，林彪回来了。他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邓富连、谢富治和我，还有保卫科的同志开会，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立即将策划事变的主要成员逮捕。（莫文骅：《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这一事件当时被定性为“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央最初怀疑此事的幕后操纵者是张国焘，但在董必武、李克农等人与被捕的四方面军干部一一谈话之后，否定了这种可能性。现存中央档案馆的一份审问记录上有这样一段对话： “听说你们对张国焘也是不满的，可为什么批张国焘，你们就想离开？” “问题不在张国焘，而在于你们借批张国焘，批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他张国焘纵使千刀万剐，也不能株连整个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失败，张国焘并没去，怎么说是张国焘路线的结局呢？好像红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的私人部队，正因为你们这样认为，才是把我们党的军队污蔑了。我正是因为这个想法，才说出一些与当时情绪和方式不同的观点来。”（郝景泉编著：《党史风云实录》，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 案件为何宽大处理 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公审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一案，各机关团体代表共约150人参加。据判决书显示，审判长是董必武，人民陪审员为倪志良、谢富治、刘长胜、高检成等4人，书记员是周景宁。审判的具体情形如何，未见到相关记载，高等法院档案中未见到除判决外的其他案卷材料。判决结果是，6位被告“组织拖枪逃跑”罪名成立（未遂），许世友被判有期徒刑1年半（不过所见判决上未写明），刘世模被判有期徒刑1年，褫夺公权1年；洪学智、朱德崇、詹道奎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褫夺公权1年；王建安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 这个处罚结果，对于“拖枪逃跑”这种在革命时期极其严重的罪名而言，显然是极为宽大的。判决书的“理由”部分是这么说的： 上叙（述）犯罪事实，经被告等之自白，其组织拖枪逃跑未遂的情形，与促起拖枪逃跑的动机，至臻明确，犯罪之成立，已无疑义，所应研究者，科刑之轻重而已，查被告等均系红军中高级干部，受过训练，明知组织拖枪逃跑，是违犯军队中的最高纪律，在任何地区打游击，均是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乃竟扩大煽动组织拖枪逃跑至三十余人，并企图在出城时如遇追捕即实行抵抗，此项犯罪，不仅客观上是反革命，即在主观上也是完全的反革命行为，依照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第二十五号关于红军逃跑问题第一条第二条应即各处死刑，惟查被告等革命斗争历史甚久，在革命战争中，受伤多次，至少在四次伤以上，过去在四方面军长期工作过程，缺乏政治教育，养成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观点；虽在军政大学训练了一个时期，但究竟一时不易纠正过来以致发生此项极严重的犯罪行为，法虽不赦，情尚可原，再查犯罪行为尚属未遂，例应减轻处罚，又被告等在羁押过程中，迭次表示悔懊，兹站在教育的观点，给被告等以自新的机会，予以极宽大的处置，按被告等各人情节轻重，主动被动，在侦察（查）过程中的表现等等为科刑标准，特为判决如主文。 从判决理由可以看出，对许世友等人“极宽大处置”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曾有革命功绩。但革命功绩在当时的刑事审判中并非绝对的豁免理由。仅在四个月之后，同样是在延安，发生了另一起有名的刑事案件。红军青年干部黄克功因恋爱纠纷，开枪杀死女青年刘茜。黄年少时就参加革命，也曾受伤立功，很多人为之说情。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举棋不定，致信毛泽东。毛泽东亲笔回信，指示依法将其处死，“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160页）可见，革命功绩并非“免死符”。但同样是触犯死罪，黄克功依法枪决，许世友等人却获宽宥，也足见当时的刑事审判并不机械执行“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刑法原则。 联系“黄克功案”中高等法院院长向毛泽东请示一事，还可推知，许案的处罚结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的态度和意见有关。虽然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负总责的是张闻天，但实际上在党内享有最高权威的已是毛泽东。有人认为，是毛泽东爱惜许世友这个武功高强、性格直率、作战勇敢的将才，才指示免其一死，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毛泽东“收服”许世友的戏剧性场景。毛泽东的“惜才”心理，或许是原因之一，但宽大处理的最重要原因，恐怕还是出于维护党内团结大局的考虑。试想，若将许世友等人处死，其他的四方面军干部和战士将作何想？会不会造成离心离德的局面而出现更多的“拖枪逃跑”事件？长征过后本已极度虚弱的红军，此时尚未恢复过来，又面临国民党大军压境的险状，若起大规模内讧，无异自取灭亡。共产党和红军力量的壮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推行，都要求中央以妥善而务实的手段平息这一内部风波。 余波至今未平 此案中被判刑的六个人，后来几乎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战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荣膺高级军衔。对当年的审判，他们中有的人仍耿耿于怀。如洪学智在回顾此事时曾说：“我为什么被抓，没有人跟我讲过。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也不明白。给我定的罪名是‘组织逃跑未遂’。别说‘组织’了，我连想都没想过。”（《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原四方面军中有的干部也对此案有不同意见。曾任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认为：“其实，这是一个冤案。起因在于抗大清算‘国焘路线’，矛头指向四方面军的学员，整得好苦，引起强烈不满情绪。许世友他们议论过，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不知被什么人报告上去，就变成了‘反革命事件’，株连一大片。”（《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421页）
黄克功不死什么级别篇3:中共四大将领死于石榴裙
中共四大将领死于石榴裙
(2015-08-04 21:10:44)
古今中外的英雄绝大多数难逃美人关，中共将领亦不例外。从抗战一直到解放战争后期，共有四位从红军开始参加中共革命的将领死于石榴裙下。本文摘自2010年12月10日中天飞鸿博客，原题为《英雄难过美人关：死于畸恋的四位红军将领》。
2014年11月21日讯，电影《黄克功案件》剧照、海报
人们常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豪杰
因为独占美人而灰飞烟灭。清代文人魏子安曾在小说《花月痕》中写了一首诗：“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岂是拈花难解脱，可怜飞絮太飘零。香巢乍结
鸳鸯社，新句犹书翡翠屏。不为别离肠已断，泪痕也满旧衫青。”这里不谈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千年古人，只说说发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过不了“美人
关”，或被处决、或自杀身亡的四位红军将领。
第一位：黄克功
1937年10月，正当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大捷，
八路军各部队向敌后进发，全国进入抗战高潮之际，在延安发生一件震动全国的事情。1937年10月5日，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恋爱问题。枪杀陕北公学学
生刘茜。黄克功向保卫部门投案，10月11日，在召开对黄克功的公审大会后，将其处决。
黄克功，红一方面军年轻将领，江西南康人。少年时即参
加了井冈山红军，不久加入中共。曾担任红一军团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营长，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等职务，长征到达陕北时，因队伍缩编，任营
长职务。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后，他被林彪点名要到军政大学，先后担任抗大第十五队、六队队长。
刘茜，山西省定襄人，1921年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原在太原市友仁中学读书，思想进步，“七七事变”后，来到延安入抗大学习，被编入抗大十五队，队长就是黄克功。
当时的年青人很容易祟拜英雄，尤其是那些从北平、上海
等大城市到延安去投奔革命的年轻女孩，个个头脑里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有人甚至公开说“宁为英雄妾，不为庶人妻”。由于外来的年轻人都很崇拜长征干部，把
他们当作传奇式的英雄，女青年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此时，刘茜也喜欢上了自己的队长黄克功，主动向黄克功发起了进攻，从未接触过女性的黄克功开
始有些不知所措，但在刘茜的一再主动下，黄克功也深深喜欢上这个女孩。随之他们的恋爱关系在抗大也公开化。
9月间，刘茜转入陕北公学继续学习。不久黄克功从陕北
公学调任抗大六队队长。这样两个人经常见面的时间就少了。而刘茜这时也从热情冲动中冷却下来，她发现延安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她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便借口
他们之间在生活、情调、年龄等方面差异点太多，和黄克功的关系开始疏远起来。刘茜逐渐和另外的男同学开始接近。消息传到黄克功的耳朵里，他感到又痛苦又嫉
妒，但黄克功已经离不开刘茜。
为挽回这段感情，黄克功开始不断地向刘茜送钱赠物，要求结婚。刘茜对纠缠，心生反感，屡次婉拒无效后，表示拒绝结婚。黄克功感到非常失望，认为是人生莫大的耻辱，他更相信刘茜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去信责备，同时迫切要求结婚，刘茜决意不给答复。
黄克功陷入恋爱泥坑不能自拔。1937年10月5日
晚，黄克功找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再次提出俩人重归于好的要求，此时的刘茜对黄十分厌烦，因此言谈话语之间十分刻薄，俩人的言辞渐趋激烈，最后甚至还打了黄
克功一个耳光。黄克功被打之后失去理智，拔出手枪，对准刘茜的肋下和头部连开两枪，刘茜当即毙命。等到黄克功清醒过来时，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铸成大错。此
刻，他抱住尸体失声痛哭；并随即向听到枪声赶来的抗大保卫人员自首，当即被立即拘押。
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震惊了延安和全国。国统区媒体趁机大造舆论，称之为桃色事件，也确实给当时的边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此案后来确定由当时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代理院长雷经天负责审理。对于黄应如何处置，在延安引起激烈的争论，当时对这个问题，分成三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黄克功无视红军纪律，违反革命政府的法令，以残忍手段，枪杀革命同志，为严肃军纪，挽回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应予以枪毙。持这种看法的人最多，尤其是一些从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原红二四方面军的人也持这种观点。
第二种看法认为，黄克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资格红军干部，并有赫赫战功，正是用人之际，可让他在抗日战场上赎罪。持这种观点的多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少数高级干部也持这种观点。
第三种看法认为，事出有因，是刘茜先主动追求的黄，而
后又想甩掉黄，玩弄了黄的感情，是资产阶级小姐瞧不起老革命的表现。因此主张对黄克功给予一定的处罚，降职到前线带兵打仗去。持这种观点的多是多年来和黄
克功同生共死的老井岗战士，一些抗大干部也是这种看法，甚至有不少知道内情的女同志也是持这种看法，比如当时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
黄克功几次上书边区高等法院和毛主席，他说：“我十五
岁参加红军，在革命队伍中什么都干过，打土豪，分田地，翻雪山，过草地……去年，在山西，我带一营人消灭敌人一个团……请求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于党
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雷经天便把黄克功的信转给了
毛泽东，借以探寻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主席在接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转呈的黄克功的信后，于10月10日复信雷经天，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
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
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一个普通的人。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
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的人，也因为他是一个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
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
安慰与抚恤。”
就这样，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遂于11日组织公审黄克功枪杀刘茜案，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当日黄克功被处决。
中共中央从黄克功事件中汲取了教训，各级政治部门开始对老红军干部个人问题开始比较重视，出现矛盾时也能注意及时化解；延安就再有没有出现这种恶性案件。
第二位：王凤鸣
王凤鸣也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曾任罗荣桓元帅的警卫员，红军政委，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当时的四大队大队长是后来万岁军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团长等职务。
1939年8月，正当一一五师在山东开辟根据地，在鲁
西南发生了“湖西肃托”事件。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王凤鸣非法审讯、受迫害者达千多人，其中被杀的政、军干部三百多人，整个苏鲁豫边
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造成的损失极其严重。制造了湖西“肃托”冤案。11月，中共中央派罗荣桓、郭洪涛赶赴湖西处理这一事件，释放全部在押的干部。王
须仁畏罪自杀，王凤鸣叛变投敌。
说起来，这件事情也和一个叫于静的年轻女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湖西肃托”事件首先是从湖边地委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七七事变”两周年和干校学员临近毕业分配时，沛县来的学员，不愿留湖西工作，并有“同乡会”的组织。地委发现后，认为是由于敌人破坏造成的。因地委书
记李毅患病，就交给组织部长王须仁处理。王须仁对该事件进行“调查”，采用残酷手段，大搞仁逼供信。有人员受刑不过，只得承认是“托派”，并供出了一些人
和“托派组织”。从此揭开了“肃托”惨案的序幕。
王须仁想把“肃托”的运动继续搞大下去。他知道王风呜和湖西区党委有矛盾。原来王凤鸣爱上区委机关一个叫于静的女干部，岂知那个女干部早已另有所恋，（据说是在北平读过大学的湖西区委干部王文彬），因而拒绝了王风鸣的求爱。
于静那里冷若冰霜，王凤呜却情火如炽，陷入了几乎疯狂的单相思之中。王须仁乘机从中挑拨离间，并说区党委内有许多重要的“托派分子”，那个女干部的男友也是“托派分子”，宣传部长马宵鹏已经死了，问题很严重。
王凤呜随即把四大队从湖东转到湖西，以武力作为的后
盾，王须仁更加肆无忌惮起来。区党委的“肃托”，也象瘟疫一样地蔓延开了，同样地采取各种残酷的肉刑逼供，“托派”集团越滚越大。大批优秀干部（那位女干
部也在其内），都被诬陷为“托匪”抓起来，其中许多随即被杀掉。最后甚至一些经过长征的营连干部也遭到拘禁。支队长彭明治只得发报向罗荣桓，陈光报告。
罗荣桓得知情况后，立即率队赶到湖西，释放了被关押的干部，对王须仁和王凤呜作了组织处理。
王须仁自重，当即自杀；王凤呜是长征干部，又很年轻，
罗荣桓认为他是被人利用。因此没有对他严肃处理，把他调任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团长。他自知错误严重，难以继续在八路军中，就叛变投敌。当了伪军的别动队队
长，驻在连云港一带，并改名杨步仁。他所带领的伪军，在军事上蚕食根据地，还施展政治阴谋瓦解八路军。由于他对一一五师情况非常了解，所以造成的损失相当
大。他利用在一一五师时建立的关系，到处拉拢一一五师的人。其中师政治部协理员罗保成等，被他拉过去。
一一五师对王凤鸣早已恨之入骨，罗荣桓对未能严肃处理
王而感到自责和内疚。他念念不忘要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以弥补过失。因此他特意安排所属部队狠狠打击王凤鸣、罗保成等。教导二旅在旅长曾国华组织下，对敌发
起进攻，把王凤鸣的别动队打得只剩下二百多人，伪别动队大队长的叛徒罗保成和伪大队长尹玉琢、李振东等被生擒。王毕竟有红军时期打游击的底子，得以逃脱，
后不知所终。
第三位：黄励
黄励，福建长汀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参加红军，并加入
中共。曾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宣传大队大队长、师政治委员办公厅秘书长、第五团政治处主任，第一师第三团政治处主任，军团随营学校政治委员，毛泽东的秘
书等职。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抗战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随营学校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兼组织部部长。1940
年，在山东沂蒙山“扫荡”战争中牺牲。这是官方修订的《红一方面军人物志》中对黄励的解说。
但象黄励这一级的干部，在解放后至少是上将级别的开国元勋，又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中共为什么没有把他当作烈士广泛宣扬呢？
黄励之死另有隐情。1938年，一一五师到山东后，罗荣桓担任师政委，政治部的工作就由原副主任黄励负责；黄对政治部工作十分尽力。同时黄励与五师参谋处长王秉璋一起。率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向东发展，打了不少胜仗。
1939年，已经三十多岁的黄励与抗大山东分校的一位
女学员好上了，这女学员倒没有别有所恋，对黄励也没有拒绝，只是两个人关系时冷时热，黄励有些魂不守舍，逐渐沉湎于个人感情纠葛之中，难以自拔，甚至出现
厌世情绪，对政治部的工作有些影响。罗多次批评过黄励，黄也表示接受。然而，1940年新年刚过，黄励突然拔枪自杀。据说，此前一天，他曾与那位女学员约
会过，但俩人究竟谈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
黄励的死，对罗荣桓打击很大，以善作政治工作著称的他，竟没有能制止身边人发生这种事情，罗自责，并把情况上报中央，由于黄曾当过毛的秘书，毛也发来了唁电，并指出特殊时期，不宜张扬；同时指名要求调鲁西军区政委肖华担任政治部主任。
一一五师为黄励举行简短的葬礼，据说那位女学员哭得很伤心。1942年，那位女学员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有关她的资料记载很少，只知道她曾经在济南女中读过书。
第四位：王继芳
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四平叛变的王继芳，也是红一方面军出来的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
王继芳，四川巴中县人，自幼即追随林彪。曾参加红军长征，延安抗大毕业，曾任教官。从林彪抵东北后，升任民主联军作战科长，是林彪的重要部属。但是，当国军进驻四平街时，他偷离开林彪总部，向国民党军投降。
王继芳的叛变，给民主联军带来很大麻烦。他随身携带有
部分重要文件，并向国民党泄露大量机密与实际情况，使杜聿明一改谨慎用兵的做法，调动其精锐以机械化为先导，分兵追击民主联军，甚至企图将之截留在松花江
南岸加以歼灭。从5月21日开始，杜指挥部队以多路平行追击方式对民主联军穷追不舍。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迂回，而民主联军不分白天黑夜迈开双腿拼命地向北
走，许多部队被打散，打乱，失掉联络。这一时期，是民主联军比较困难的时期。
据东北民主联军的老人说，王继芳叛变是从迷恋上总部驻
地梨树屯一地主的女儿后发展演变而来的。国民党进驻四平几天后，王继芳就重返梨树屯，把房东那个娇嫩、丰满、漂亮的地主女儿带走了。国民党在长春为他们举
行了盛大的婚礼，还送他“少将参议”的职位，得到当局奖赏，并被授予少将军衔，调入军统机关工作，但也很快就失宠。
1949年，王继芳改名换姓逃回老家重庆，混人重庆市
公安局工作，异常“能干”，但很快被政府识破，二野在重庆把他抓住，关押在重庆市公安局。四野总部暨华中军区即派人到重庆确认系王继芳后，即派架飞机将其
押回武汉公审处决，得到应有下场。据说，那个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年轻女子，一直跟着他，到他被处决。那女人其实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就是爱上这个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