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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荣毅仁家族有多少钱]荣氏家族简介 荣氏家族有多少资产
在中国，有着这样一个家族，它欣欣向荣，历经百年不倒，更是曾被毛泽东评为中国唯一一个家族能真正称得上财团的，就是在今天这个科技时代，依旧与中国企业的命脉共存亡。没错，它就是荣氏家族。那这个家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今天笔者将为大家揭秘一下这个中国大陆第一家族。
荣氏家族简介
荣氏家族的鼻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荣启期，公元前五百四十一年出生，据史料记载，他擅长音律，博学多才，曾经担任过孔子的老师，思想上很有见解。但因为年代久远，真实性已不可考。
近代可知的荣氏先祖就是实业救国中的领导者之二荣宗敬兄弟俩的祖父了。当时他们的祖父刚当家的时候，做的是小买卖。等到传到他们父亲那一代的时候，家里的财产只有几间旧屋。后来经历了战乱，荣家其他人都不幸遇难，唯独他们的父亲活了下来。所以最后他们发家之后就成为新兴荣氏家族的第一代了。
荣氏家族世系表
荣氏兄弟在发家前因为家境不好，最开始都是在为钱庄做学徒。几年后，他们和父亲一起去上海开了一家钱庄，因为信用良好很快就发展起来，他们开始赚钱。就在生意发展势头很好的时候，哥哥管理着钱庄，弟弟荣德生去了广东考察，在那里待了一年，深受广东人活跃思维的影响，他看到了面粉行业的商机。
弟弟和哥哥商量了一下，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冲劲的人，很快就决定一起进入这个行业。这个决定让荣氏家族的兴盛史在二十世纪初展开了。八年的时间，荣家的面粉厂已经有了十四家，除此之外，还有九家纺织厂。兄弟俩也成为了当时有名的面粉和纺织大王。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推行的经济政策导致国内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荣氏家族也无法避免得出现了大动荡，从此开始进入低谷。当时很多的企业家纷纷去海外寻求出路，荣氏家族四分五裂元气大伤，很多家族成员带着资金离开了中国。唯独荣氏家族第一代的弟弟荣德生很是气愤，但是和儿子思考了很久还是决定留下。
荣氏家族成员的照片
解放后，荣氏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困难，但是国家没有放弃这个忠心的家族，通过各种方法扶持荣氏企业，荣氏家族实现了新的复苏，后来更是在国家实行公私合营政策时起了带头作用。荣德生父子也就成为了红色资本家。
荣氏家族现状
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从父亲那里接下了振兴家族的使命，他也不负众望，一生都在政治与经济中寻找着平衡，最终在经济上创办了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到现在还是中国排行前列的金融企业，政治上更是曾经担任过中国国家副主席。
在他的身上，荣氏家族的资产已经不能用钱来衡量了。毕竟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一个家族，再多的钱也只是一个数字。不过，现在随处可见的中信银行字样，大家可以对他们的资产心里有数了。
二：[荣毅仁家族有多少钱][转]百年家族系列：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家族
从棉纱大王到红色资本家
在后来越发复杂的政治环境里，荣毅仁变得日益谨慎，从不轻易吐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他后来创办中信的经历来看，他对经济规律有很清楚的认识和把握，眼光和心态相当开放。而对国家经济生活中种种扭曲的怪现状，他始终保持着沉默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吃完晚饭的市井百姓搬个凳子，聚在有电视的邻居家看《新闻联播》中的会议新闻，会被一位气度雍容的白发老者所吸引，他的仪态、风度和衣着与周围是如此不同，用“鹤立鸡群”来形容毫不为过。
见多识广的，会指着电视屏幕告诉别人——“那是咱们中国头一号的资本家。旧社会时，半个中国的财富都是他们家的。”
这位红色资本家让平头百姓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格调：他每天不同的外套、衬衫都经过精心洗烫，不为大众所知的世界顶级品牌穿在他身上，得体、优雅而不张扬。这让现在的多数富豪看起来更像是暴发户。
荣氏家族绝非所谓的贵族抑或豪门。这个布衣出身的工商业家族从无特权，自诞生之际就遭受到社会主流势力的打压，在夹缝中艰难生长；即使成为富甲天下的工商业首户，也不能免除被强权任意摊派、随意征用、敲诈勒索的厄运，到最后——收归“国有”。
早在明朝，富庶的江南就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遗憾的是，延续了几百年，这一萌芽始终没有得到茁壮生长的机会。作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一种制度与文化的惯性。
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所说，“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中，商人阶层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将相、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在这种历史惯性中，形成了一种对官商文化的奇特膜拜。这种膜拜在30年改革开放中达到了顶峰——书店、小摊，随处可见各种关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正史、野史与谋略计策解读的书籍。
上个世纪初，当官僚们发起、官商们主导的工业化运动遭遇重挫后，来自民间的商业力量终于蓬勃而起。历史证明，他们才是那个“自强求富”口号自发的实践者。发迹于无锡的荣氏家族是这股新生力量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荣氏家族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最鲜活的样本——节俭勤勉，对财富的敏锐嗅觉与执着渴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百折不回的韧性与勇气。正是这种清教徒式的创业精神使得一个新兴的民族在大洋彼岸崛起，赶超了历史悠久、文明璀璨的欧洲列强。
遗憾的是，在中国跌跌撞撞的百年行进过程中，路径的选择权始终在各种派别的知识分子与封建官僚之间交替轮转。最为理性、稳健的工商业阶层，却始终被排斥在决定历史的权力结构之外，在乱世中夭折、消散，惟有不多的幸运者侥幸生存下来。
荣氏家族的百年历史，就是百年中国政治经济真实而浓缩的写照，就是一部关于中国商业家族成长与挫败的传奇。
胡琴的一根弦松了，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循着琴声踏进巷里一座五进的老庭院——厅堂里正上演《巡按斩父》，一眼望去，都是花白的脑袋。
“吵得没法做正事。”荣华源皱皱眉头。他穿过厅堂，领着记者进了左侧厢房。厢房四壁贴着密密麻麻的荣氏家谱图。荣华源是无锡梁溪荣氏家族史研究会秘书长，退休前在中学教书。他与荣毅仁家属下荣二房春沂公支派，比荣智健小一岁，按辈分却得叫他叔叔。
据荣氏家谱记载，荣氏近祖十四世水濂公于明初迁至无锡。这位水濂公看透了元末明初官场的诡异莫测，洪武末年朝廷授他著作郎，他没接受，携子孙定居惠山南麓长清里梁溪河畔，并定下家训：后代以耕读为业，潜德勿曜，不走仕途。
“此后三四百年里，荣氏后人没有一人参加科举，基本以耕读、船运、经商为生。”荣华源清了下喉咙：“至于堂叔公后来当国家副主席，那是出于为国家做贡献。他也是很低调的。”
用作荣族史料馆的这座院落，是荣华源的堂伯公荣瑞馨的旧宅。荣氏兄弟发迹前，荣瑞馨一门才是荣巷首富。荣家的第一家纱厂就是与他合股办的，后来因经营理念发生激烈冲突而分道扬镳。《荣家企业发展史》记载，鉴于振兴纱厂和之前保兴面粉厂两次股变，兄弟二人决定从此采取无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主宰自定”。
“我伯公年龄比荣宗敬大，辈分却小，当然会有矛盾。”荣华源拿出家谱，细细地讲起伯公百年前和族人出资办“义庄”的往事。荣氏兄弟后来在义庄的基础上创办公益小学，随着事业兴旺，之后接连办了9所小学，1所中学，1所大学，还有职业养成所。“这是荣家世代相传的家风。”
1912年之前，荣巷人到无锡县城办事，要撑船蜿蜒行十里水路。荣德生发起修路的倡议后，遭到一些乡人反对，没能按计划把沿路的田地都买下，结果小马路修得曲曲弯弯。路修好后，乡人发现比坐船快多了。待到再提议拓宽，得到一片响应。
窄窄的荣巷街开进的第一部小汽车，就是荣德生从国外订购的。
在荣巷记忆里，“长毛”是一个令人脊梁骨冰冷的字眼。咸丰十年，李秀成攻打无锡曾取道荣巷。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年幼贪玩，躲到撑沙船上到了上海(一说当学徒)。等他回来，他已是这一门仅存的血脉。家谱图上到处写着触目惊心的“被掳”、“遇难”。一大半荣巷族人在这场浩劫中丧生。
长毛之乱后，荣家很多人逃亡上海，以经营麻绳、桐油、生铁、棉花为生。“是幸，也是不幸。”荣华源感慨着：“不然，后来也没有这么多人闯到外头做事业。”
上海的早晨
天蒙蒙亮，高恩路一座三层洋房院落里悄悄开出一辆外国名牌小轿车，缓缓地行驶在路上。车内，一位气度不凡的青年男子不时用焦虑的眼神扫视街头的一切。
这是1949年5月25日上海的早晨。马路上和衣卧着不少穿黄色军装的军人，有的已经起身，有的还在睡觉，有的拿出冷馒头就着咸菜啃。
青年男子继续开车，靠近公共租界的江西路时，被一个士兵拦住了。对方很有礼貌地告诉他，前面还有战斗，不安全，请他先回去。
“他(荣毅仁)很兴奋地和我回忆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军队，说话这么和气，就睡在大马路上，和老百姓秋毫无犯。”老报人计泓赓清晰地记得她与荣毅仁交谈的情景。
百里之外的无锡，荣德生端着茶壶，竭力保持镇定。这位中国著名的棉纱和面粉大王已决意留下，可是他阻挡不了子侄和女婿，他们纷纷拆卸机器设备、带着黄金美钞逃离传说中“共产共妻”的赤色分子。留下他和四子荣毅仁，等待新政权的到来。
从晚清到北洋政府，从北伐战争到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之后的日本侵华战争，这个掌握着全中国一半财富的家族风雨飘摇，却以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创造了中国近代商业史上“众枯独荣”的奇迹。
这一次，又是怎样的命运等待着这一支荣家血脉呢？那些逃往自由世界的子弟还能续写家族的辉煌业绩么？
创世纪：从面粉厂做起
1899年6月，香港九龙码头。一位面容敦厚的年轻人羡慕地望着一箱箱太古糖、洋火柴、洋罐头来来往往运送四方，想到流入洋人口袋的白花花的银子无须交税，心里像是被小虫子噬咬一般地难受。此时北方正闹“拳乱”，又有粤税即将商包的传闻，父兄天天来信催他回乡。
在粤地当税吏的路不通；家中钱庄生意颇有赢利，正考虑做新事业。看着码头上那些吃的用的，一个盘桓许久的念头在荣德生心头清晰起来。
彼时，中国的近代工业正处在低潮。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得曾国藩、李鸿章等苦心经营了30年的“洋务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以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代表的洋务企业赤字堆积、腐败成风，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决定将民用工业“招商承办”。这次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盛宣怀这样的官僚廉价地占有了国有资产，盛以100万两白银承包投资额达580多万两白银的汉阳铁厂，并获得10年免税、产品专卖等特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一手打造洋务派实业帝国、权倾一时的实业奇才，在油尽灯枯之际，向儿子们说起人生的遗憾，竟然是：没有通过举人考试；从未做过科举仕途的第一步——县官。胡雪岩则因“辅助有功”，授江西候补道，赐黄马褂，成为人人羡慕的红顶商人。
宋子文年轻时热恋盛家七小姐。在盛家看来，宋这样的非传统世家子弟，再有“钱”程，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傲慢地回绝了他。情场失意的宋子文后与一木材商的千金闪电结婚，再后来，这位在哈佛受过自由主义熏陶的传教士之子成为另一个朝代最显赫的官商。
“士农工商”，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农耕社会中，盛宣怀、胡雪岩这样的杰出商人，纵然富可敌国、权倾一时，也还是把进入士绅阶层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等他们败落或死后，财富和事业都没有传承的可能。
相比盛、胡等依赖政府而生的“官商”和南通张謇这样颇有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缙商，布衣出身的荣氏兄弟从一开始就是更纯粹的商人。民商走向新式的工商企业投资，作为一股新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主要担纲者。
荣熙泰不甘困守薄田，四处走动，在族人介绍下，南下广东做官府的账房。他深知当官不易，“小官得资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无本事做”，便送大儿子荣宗敬去钱庄当学徒，并教诫小儿子荣德生中止做官的念头。此外，他还为儿子们结交了一位贵人——官僚朱仲甫。
决意从商的荣氏兄弟此时20出头，既无资本也无社会信用，更无官场人脉资源。1900年，广东知府朱仲甫回归故里，荣氏父子遂与其商议合办面粉厂，取名保兴，朱出资1.5万，荣宗敬、荣德生拿出各自积蓄的3000元，另招股9000。朱以官方人事关系之方便，负责办理立案；荣家兄弟负责筹备和经营。依靠朱的背景，新办的面粉厂获得了10年专利权。
朱仲甫见经营面粉厂辛劳而无大利可图，后来就退了股，继续回广东做他油水很足的官职——广东省厘差。荣氏兄弟将保兴面粉厂改组为茂新面粉厂。他们意识到改进设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的重要性，果断地从国外购买了先进的英美钢磨和粉机。
光绪三十三年，认定“吃与穿最值得进入”的荣家兄弟与族人荣瑞馨等合股创办振新纱厂。待他们掌权后，对纱厂进行全面整顿。一年后，纱厂出品的棉纱已可与“蓝鱼牌”日纱比价于市场。
“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1911年10月10日，一场规模不大的起义在武昌爆发，两个月内，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帝国顷刻间分崩离析。
这是近代商业史上最熠熠生辉的年代，涌现了一大批明星企业家，尤以江、浙、沪地区为盛，如金融巨子陈光甫、皂药双料大王项松茂、实业大亨刘鸿生等等。荣家兄弟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从1912年到1921年10年间，他们在上海和无锡两地一口气开了14家工厂。
学界有这样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民营经济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暇顾及对华经济侵略，使得民营资本获得较为宽广的国内市场。
事实上，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造成原有的“官督商办企业”体系基本瓦解。此后16年，中国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客观上造成了2000年历史上少有的中央权力的真空，于是民商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自由的春天。
在族人记忆中，这是一对个性、气质迥异的兄弟。哥哥荣宗敬有着老鹰般税利的眼神，精明伶俐，好着洋服，爱冒险，作风激进；弟弟荣德生和眉善目，因为4岁才会说话，人称“二木头”，平时长袍马褂，像个老派乡绅。他们在沪锡两地的居所也对比鲜明：老大的院落富贵华丽，处处彰显首富气派；荣德生住处则素朴无华，如同一般殷实人家。
荣氏企业在这个时期的快速扩展，是与荣宗敬的魄力和进取精神分不开的。才干卓绝的老大是家族企业的第一核心，凶猛、顽强，孤注一掷。
荣德生是荣氏大船的保险装置。当一路奋进的兄长陷入困境的时候，每每由冷静的荣德生扮演拯救者的角色，调配资金、周旋各方。
“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办钱庄的早年经历，使荣氏兄弟精通利用金融资本为产业扩张服务的门道。只要荣宗敬认为有获利可能，就千方百计地举债、借债收购。他曾对银钱界人士说过：“你有银子，我有锭子，我的锭子不怕你的银子。”
1931年，荣家从盛宣怀后人手里买下三新纱厂，这家后改名为申新九厂的工厂，最初是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总局，后由盛宣怀集资改建为华盛纺织总局。
近20年间，荣氏兄弟一手创办了以荣家资本为中心，拥有茂新、福新、申新3个系统，分布于沪、锡、汉口、济南的中国第一大民营实业集团。截至1932年，申新纱厂生产能力占全国民资的1/5，茂新和福新的生产规模占全国面粉市场的1/3。1933年，荣宗敬在自己60大寿时自豪地说：“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当荣宗敬在上海奋力开拓时，镇守无锡的荣德生把很大的心血投入到地方福利事业上。兄弟俩对状元公张謇极为景仰，接受了他“教育来改进实业”的主张，除为地方造桥修路外，更将一腔热情倾注于教育事业。1906年，首先在家塾的基础上创办公益学，之后接连创办了小学、中学、工商中学、公共图书馆和大学，荣德生亲任江南大学校长。荣宗敬本人不直接参与具体事务，但非常赞许弟弟的作为，为之源源不断地提供支持。
20年代末，荣氏兄弟推行各种“劳工福利事业”，建立“工人自治区”，并在无锡申新三厂进行试点，自治区内有各种生活设施和自治仲裁机构，有工人宿舍、子弟小学、工人晨校和夜校、医院、食堂、浴室、影剧场、合作社、图书馆以及养兔场地。劳工自治区建成后，风靡一时，不少人前来参观学习。
宋子文、孔祥熙要将荣家产业收归国有
1934年3月，荣宗敬焦躁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这位面粉、棉纱双料大王刚刚得到消息：中国银行、上海银行不再对荣家的申新总公司放款；随后，16家有银钱来往的钱庄也放出话来——将在6月底全部收回新旧账款；同仁储蓄部的储户也都纷纷提款止存。3个月后，申新总公司对外公告“搁浅”。
此次危机的起因是多重的：其一，荣氏企业长期过度扩张，导致负债过大；其二，荣宗敬父子投机亏损；其三，国际白银价格暴涨导致棉纱市场大萧条——罗斯福施行“新政”，放弃金本位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诱发了中国金融和工商业的全面动荡。
常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越多越风凉”自我解嘲的荣宗敬此时痛苦地说，“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积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盖自办纱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荣宗敬甚至想到自杀。他的老朋友也是主要银行债权人陈光甫和宋玉章两人特地到荣宅陪他一宿，好言相慰。此时，坐守无锡的荣德生已接到哥哥的求援电话，次日凌晨4时，携带筹措的有价证券与长子荣伟仁一同赶到上海“救火”。兄弟俩商议后，决定由荣德生出面与银行议谈，并亲赴南京向中央政府求救，请准予申新发行500万的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予以保息。
此时，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已有7年之久。在经济国家主义的指导下，国营工业自洋务运动中断以来进入另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大型冶金、燃料、化工、电气企业纷纷创建，推动了国民经济年平均高达8%-9%的增长率。
国民党在经济领域的国家主义思想源自孙中山。他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的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作为孙氏继承人，早年经商不成的蒋介石，更是坚定地推行计划经济模式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
1934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给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官商们收编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实业部、税务署、棉统会纷纷派人插手申新企业及总公司的调查。先是实业部长陈公博开出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声称申新已资不抵债、内部管理混乱，并拟定一份“救济方案”：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成临时管理委员会，以300万接管荣家数千万资产，并通过报纸造势声称——申新的惟一出路就是“国有化”。
荣宗敬异常激愤，致函蒋介石、孔祥熙：“民商何罪？申新何辜？滥用职权，用心所在，实有企图宰割之嫌。”各地同业会纷纷通电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反对政府的行为。在舆论压力下，实业部的方案最终流产。
此时，5大民营银行已收归“国有”，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荣家多次上门求救，宋子文淡淡地说：“申新这么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责。”这是比陈公博还要狠的方案：要求荣家交出全部申新纱厂，发行公司债券，旧债以债券归还，并拟将银行借款利息率降低为年利5厘；人事安排方面，拟由中国银行总稽核担任申新总经理，各厂的生产经营业务由中国棉业公司总负责。
宋子文专门准备了一个大蛋糕庆贺这一战果，但是申新“国有化”的图谋，却因陈光甫代表上海银行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在最后一刻夭折。在民国元老吴稚晖的活动下，经多方协商，荣家选择放弃部分控制权，接受了银团的监督和管理申新的方案。
多年来，荣氏家族谨慎地与官场保持距离，一直“在商言商”，仅以商界代表身份出席各届政府举办的工商界会议。然而，必要时，他们也会寻求大树庇佑。荣德生与无锡同乡吴稚晖关系深厚，这位说话颇有分量的元老多次在危难时刻为荣家出头通融。吴和另一位国民党大员戴季陶则是江南大学首届校董事会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
对于“国有化”，江南大学荣氏研究中心主任史应勇博士另有一番见解。“尽管是国民政府的意愿，在民国时期，经济界和政界相对分得比较清楚，企业家们依然有一定的抗争余地，可以通过游说政府不同派别、请辞等方式进行抵抗。”他认为，荣氏脱险，正是运用了这种“合法的博弈”。
风雨乱世 “众枯独荣”
1937年这个悲痛的年份，荣宗敬没能迈过他人生的最后一道巨坎。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地区处于一片炮火之中，被毁工厂达2270余家。荣家事业三分之二付之东流，或成灰烬，或被劫持。
这让视事业为生命的荣氏兄弟悲痛不已。经再三商议，决定荣宗敬留守租界，看守上海的工厂，荣德生则带着子婿一干人离开无锡到达汉口，第二天就下工厂视察，要求职工抓住时机快速生产；荣宗敬一边利用孤岛的有利环境，坚持租界内各厂的生产，一边时刻牵挂着敌占区内的被毁工厂，多次派人进入厂房调查设备受损情况。
兄弟俩只有一个念想——尽早让工厂恢复生产。12月下旬，日军为筹备占领区的伪政府，物色上海滩一批有名望的商绅成立“上海市民协会”，声称其目的一为“救济难民，俾彼等得返故乡，重理旧业”，一为“重新开启战区内之工厂”。这正是荣氏梦寐以求的，受邀请的荣宗敬说“我的事业这么多，而且大部分在战区，我不出来维持叫谁维持”，还向记者表明心迹，“余个人并不属任何党派，纯系一商人。”
一连串暗杀事件迅速击碎他的中立幻想。很快，有人向“协会”成员发出威胁性的忠告：“切莫自绝国人，自毁人格。”数日后，协会会长南市电力公司总经理陆伯鸿被地下抗日分子暗杀。接着，有人向“米大王”顾馨一的住宅天井投进一颗手榴弹。荣宗敬住宅的周围，也出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
1938年1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辆洋人小轿车停靠在西摩路荣宅附近，在英商通和洋行经理薛克的帮助下，荣宗敬乘上轿车飞驶黄浦江码头，搭外国轮船到了香港。
半生事业夷为平地，又受了惊吓，加上社会上对他出任日伪组织的抨击，接二连三的打击和羞辱击垮了荣宗敬。赴港一个多月后，这位荣家创世第一代核心人物撒手离世。国民政府特发悼念令给荣宗敬盖棺定论，褒奖其“兴办实业”的精神。
2009年，一部热播电视剧《潜伏》塑造了天津商人穆连成的形象，他在日伪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命运，折射了近代工商业群体在乱世中为捍卫自我财富而遭遇的尴尬、憋屈与道德困境。
荣宗敬之死对荣家构成最沉重的打击。自荣家发迹20多年来，荣宗敬一直大权独揽，是荣氏三大企业系统和一切经营活动的核心。此时，谁来接他的班，执掌荣家企业？
荣德生没有兄长的强势与铁腕，而两房子侄婿们多在家族企业中负责经营管理，羽翼已丰。一场围绕着荣家大房和二房之间的权力争夺开始了，荣家内部分裂为三股势力：以大房荣宗敬之子荣鸿元为代表的总公司系统，辖一、六、七厂和上海福新各面粉厂；以二房荣德生为代表的“申新总管理处”系统，辖二、三、五厂和茂新各面粉厂；以李国伟为代表的汉口“申四福五系统”。出身贫寒的李国伟是荣德生长婿，一直被荣视为有“大局之才”，他在负责工厂内迁中渐生离心，后与一批少壮派经理人在内地自成一个独立系统。
虽然家业近毁，这个工商业家族仍然显示了顽强的生存能力：上海租界内的申新二、九厂利用“孤岛”的特殊繁荣时期，挂上外资牌，开足马力扩大再生产；地处无锡的申三厂通过行贿敌伪关卡获得棉花、电力等生产原料，在恶劣环境里坚持生产，荣德生在上海每日通过电话遥控调度；内迁的申四、福五，历经艰辛把机器设备运输到宝鸡和重庆，也在战时环境下获取了丰厚利润。
回想1937年正月初，荣德生为公司沉重的债务心情烦闷，扶乩请仙。乩示云：“三年内还清，且可有余。”他将信将疑。“不料后来竟能实现”。乱世风雨中，荣氏家族非但未被击垮，反而获得了惊人的财富，并借货币兑换，一举还清了所有的陈年旧债。
8年之后，荣氏家族重新夺回对企业的控制权。
选择共产党
多年来，研究近当代中国史的外国学者都在试图解答一个疑团——1949年前后，上海资本家们为什么会普遍离弃国民党、投向共产党？
1949年5月25日那个早晨之前的日日夜夜里，对于未来出路，荣氏家族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荣德生父子在这一时刻的抉择，使其之后的命运成为半个世纪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写照。
抗战胜利时，荣德生欣喜万分，却对政府接管日本纱厂提出异议，“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很快，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政府收罗逆产这么简单了。接受敌伪产业加上美国的经济援助，国民政府的国营资本在战后迅速膨胀，从交通运输到金融、能源、机械制造和粮油纺织，都组建了庞大的国营企业。这些企业普遍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生产恢复得很慢。政府还大力发展“与民争利”的轻工业：1945年，经济部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由宋子文的亲信掌控，而粮食行业的垄断公司——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则是孔祥熙的领地。
与此同时，棉纱、面粉行业受到越来越严厉的管制。到1947年12月，政府成立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完全恢复战时管理。因为原料和产品销路均被政府“卡”住，茂新、福新各厂后来只得靠为国民政府和军队代磨面粉为主要业务，尤其自“五厂公记”成立后，企业的产供销业务完全处于政府控制之下，流动资金几乎全靠未付栈单来维持。
本意再展宏图的荣家三股力量，只得放弃自创业以来“重积累”的扩展策略。1946年，仅申新二、五厂两厂一年就分红5次，荣家两房从中获利达30亿元以上，折合黄金11000两以上。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申新厂长赚了多少钱的故事。这些半真半假的传闻，自然招来了贪婪的目光。
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和儿子、女婿外出，在家门弄堂至路口的转弯处，突遭人拦车袭击。匪徒出示毛森签发的第三方面军红色逮捕令，随后将荣德生强行架入一辆印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标记的小车里，劫持而去。
棉纱面粉大王被绑票的消息走漏后，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淞沪警备司令部和毛森均插手“破案”。荣家最后与绑匪商量以50万美元赎回荣德生。交款当日，正当荣家带着两皮箱美钞等着交易，稽查人员忽然从天而降，搜走巨款，随即发还。第三天，警备司令部再次上门取走50万美元，次日晚荣德生被绑匪雇车送回家中。之后，军警接连向荣家索取破案“酬金”共计60万美元，分摊酬金的申新各厂只得靠出售棉纱的价款来支付。种种证据表明，淞沪司令部与上海滩第一绑票案脱不了干系。
时隔两年半，荣宗敬长子荣鸿元因“私套外汇”又遭牢狱之灾，被扣押77天，前后被勒去财物折合50万美元。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紧急处分令，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等罪名逮捕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其中华侨王春哲因把存款汇到纽约被处以死刑，官方广为宣传，说是“杀鸡儆猴”。外国驻华报纸评论：国民政府出现“反企业家”的倾向。
荣德生四子荣毅仁在上海解放3个月前被控“贪污罪”，被法院勒索黄金10条、美金5000。更令他悲痛的是，决定去港台发展的三子荣一心赴港途中坠机身亡。
接连发生的牢狱之灾，军警法庭的敲诈勒索，国家垄断资本的野蛮扩张，使得荣德生、荣毅仁父子逐渐对南京政权失去了信任。抗战后日益尖锐的官民经济矛盾，最终将这对父子推向了共产党这一边。
中共一度在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上摇摆不定。直到194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逐渐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政策路线：把资产阶级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商”利益集团区别开来，将其定性为“民族”的，宣称愿与之合组联合政府，从而成功地分化了社会富裕阶层，博得了多数人的同情与支持。
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就利用各种公开、半公开的方式与工商界接触。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在重庆举行茶话会招待产业界人士。为防止机器设备和资金外流，恢复生产建设，以及充实革命部队中的经营管理人才，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政权迫切需要留住一批资本家。
对实业大亨荣氏家族的统战工作，成为地下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荣德生创办的公益小学从1947年9月起，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秘密的机关所在地。地下党员薛明剑通过她父亲(荣德生的老部下)，向他宣传中共对工商界的政策，已向中共靠拢的钱孙卿父子也去做他的工作。
荣德生心情很矛盾：一旦离开大陆，毕生事业将去之大半。作为赤手空拳打江山的创业一代来说，这样的结局毕竟很凄凉。年轻的荣毅仁也很彷徨，若一走了之，到海外很可能就是做一个寓公，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
对于荣毅仁此刻和之后的选择，计泓赓个人感同身受。上海解放的前两三年，她不满20岁，在《大公报》就职，是个典型的“不问政治”的上海小姐。因为朋友的影响，经常能看到秘密流传的进步刊物，1948年夏，她和另一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解放区。“那时，真觉得被一个更伟大的使命所激动的幸福。”
这种源自信仰的幸福感和崇高感，对刚入而立之年、充满着理想与激情的荣毅仁来说，一样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文革”期间，受到冲击的荣毅仁精神上非常苦闷，然而每当夫人杨鉴清抱怨如果他当年不留下来，一家人不至于遭此境遇，涵养一向很好的荣毅仁就会朝她雷霆大发——“这就是我和你之间的差别！”
红色资本家是怎样锻造出来的
1949年，33岁的荣毅仁肩负起管理家族在大陆余下产业的责任。这位原本在荣家二代中并不突出的二房四子，成为荣氏家族百年历史上最富传奇的人物。
进城之际，擅长统战的中共政府尤为注意团结工商业界，不仅保护私有财产，而且倡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给予种种扶持和优遇。不少原本已逃往香港的老板，放不下留在大陆的产业，纷纷回来。在中南局赴港统战人员的工作下，李国伟于当年12月把“申四福五”系总管理处迁回内地。
分任市长、副市长的陈毅和潘汉年一登场就给上海工商界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这些有着戎马生涯的红色官员，明朗豪爽，生气勃勃，与企业家们往日熟悉的充满陈腐气的国民党高官形成鲜明对比。
考虑到荣家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国内外的影响力，中共中央对留在大陆的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尤为关切，对年轻的荣毅仁尤其刮目相看，希望他在工商界起到榜样作用。被视为新政府和工商界“桥梁”的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著名“红色小开”盛康年常常找荣毅仁吃饭聊天，向他宣传党的工商经济政策。荣毅仁每遇资金困难，总能从主管私营企业贷款的上海人民银行副行长孙更舵那里得到帮助，孙后被戏称为荣的“财神爷”。
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荣德生心绪烦乱。不断激化的劳资冲突，也令他心力交瘁。1952年，他怀着复杂的心态离开了这个纷乱的新世界。
1951年3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曝出资本家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勾结官员以盗取经济情报的大量问题，上海地区尤为严重。解放初期权钱交易的泛滥，一方面是因为政策的宽松，另一方面是因为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轰轰烈烈进行，行政权力广泛介入到经济生活之中，几乎所有大订单都来自党政部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立马认定：这是资产阶级有预谋有计划的行为，是“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
一年后，一把针对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物、反偷工减料”的熊熊大火烧到黄浦江畔。这是中共建国以来对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第一次重大运动。
荣毅仁一开始是有抵触情绪的。根据军管会的精神，上海民建分会会员被分成6组，限期10天之内坦白交代违法事实。一份报告称：“大资本家荣毅仁、吴蕴初、刘靖基、郭棣活等，三催四请仍不参加小组，坦白书亦未送民建会。荣毅仁、经叔平等并书面声明，绝对‘不能’经常出席(会议)。”
随着运动升级扩大，从未见识过“革命威力”的工商业界很快陷入巨大的恐慌。杨奎松在《上海五反运动情况》一文中披露，“仅据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到4月2日，荣毅仁已如坐针毡，一早跑到事务所去等开会通知，打电话到市工商组，原来通知送到他家里去了，等他赶到会场，已经迟到半个小时。
在互评互助会上，资本家们争先恐后“坦白罪行”。最初，荣毅仁交待违法获利280亿，随后追加到300多亿，最后竟报出2096亿这样的天文数字。因数额巨大，他只得向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表示：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他退款，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
随着生产停顿、资本家自杀事件上升，薄一波受命到上海指导运动。在他建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对“五反政策”的调整方案。新方案特别提到，“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荣毅仁、郭棣活、刘鸿生、经叔平、吴蕴初一类大资本家实行保护过关的政策。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后，把荣家定为基本守法户，当即汇报中央，毛泽东大笔批复：再大方一点，划分为完全守法户。
经过这场运动，资本家再也看不到私营企业的发展前途了。在压倒一切的人民专政面前，交出企业是惟一的出路。之后几个月，各地资本家纷纷要求公私合营，或抵厂还款。一场原本计划需要1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随后几年以惊人的速度完成。
1956年1月20日，身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的荣毅仁和盛丕华一起，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当时的曹荻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那天的联欢晚会上，荣毅仁清唱了一曲《草桥关》，讲的是东汉刘秀赦免功臣姚期父子的故事。
这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不少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地把自家产业送去“公私合营”，晚上躲在家里抱头痛哭。曾帮助荣宗敬摆脱宋子文“国有化”企图的陈光甫，得知自己一手创办的上海银行在职工大会上通过公私合营的决议后，激忿不已，与来港向他汇报的总经理大吵一架，决意不再回大陆。后来，他在香港、台湾又另创上海银行系统。
荣毅仁内心也很挣扎，在薄一波的回忆中，周恩来谈到荣毅仁时曾说过：“他是全国第一号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的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计泓庚曾向荣毅仁求证过这一细节，“他回忆说自己没有流泪”。
之后，中共中央有步骤地把一批有名望的资本家吸纳进政府，给予较高的政治地位。荣毅仁的上升更是一路绿灯：先全国人大代表，后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调任纺织部副部长。在种种力量的助推下，荣毅仁逐渐化身为红色中国的一个特殊政治符号。
“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命运”是毛泽东50年代送给荣毅仁的一句话。曾年少气盛、说过“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就是投降”的荣家少爷，后来公开自我检讨，说“现在要举起双手拥护共产党”。
1957年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后，荣毅仁在接受上海报纸采访时，表示要改变过去不问政治的态度，还引用了陈云的一句话：“从一个资本家转变到国家的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惟一的道路”。
在后来越发复杂的政治环境里，荣毅仁变得日益谨慎，从不轻易吐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他后来创办中信的经历来看，他对经济规律有很清楚的认识和把握，眼光和心态相当开放。而对国家经济生活中种种扭曲的怪现状，他始终保持着沉默。
相比其他资本家，荣毅仁一家是相当幸运的。历次运动中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从“三反五反”、“荣盛小集团”，到后来的“文革”，都被中共高层列为重点保护对象，或“保护过关”，或“从轻发落”。“文革”期间，政府机构瘫痪，周恩来特别找到纺织部党组书记，反复叮嘱要力保荣毅仁：“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
在目前公开的所有关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料中，都没有提及政府在公私合营中对荣家实行的具体方案。然而，从荣智健对少年时代的回忆可一窥真相——“家里有很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别克凯迪拉克，后来换了一辆梅赛德斯－奔驰300。”那时，国外打拼、扎根的荣家亲戚都十分羡慕荣毅仁一家在上海的优渥生活。
荣毅仁的姐夫李国伟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主持的宝鸡申新四厂，是荣氏企业中最早和地方政府实现公私合营的，“文革”期间，他本人受尽折磨。
无论怎样，中信不会破产
“文革”后，如果不是一个伟人的决定性的复出和卓越的眼光，作为符号的荣毅仁的余生可能只是在平淡中度过。这个人就是三落三起的改革家邓小平。他的点将，让荣毅仁得以重新回归企业家角色。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荣毅仁、猪鬃大王古耕虞、钢铁大王胡子昂、新民机器厂创始人胡厥文等工商界五老座谈。他阐述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他们的意见。据原中信香港董事庄寿仓回忆，“五老”中有几位要求摘除资产阶级的“帽子”，惟独荣毅仁提出了吸引外资兴办实业的建议。
邓小平很感兴趣，让他写份报告。赋闲十多年的荣毅仁异常兴奋，他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以“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实现四个现代化”。
事实上，荣毅仁最初的想法是成立一家私人企业。荣家在晚清和民国的经历，使他对官商不分的弊端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中央的意图——这只能是一家国有属性的企业。
1979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信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是一个奇特的公司：荣毅仁挑选的核心团队由一批老资本家和新中国的高干子弟组成：王兼士、吴志超、吴光汉、雷平一、杨锡山、经叔平(后创办民生银行)，叶剑英的侄儿叶选基，王震之子王军等。
这多少可以解读出中信的若干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公司遵循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规律和经验，尽管这些经验可能已经过时；此外，它不仅是一家国务院直辖的企业，还拥有特殊的政治背景，这将为之后的各种制度突破提供某种特殊通路。
公司注册资本是2亿元，因为国家财政困难，改为1亿，第一次只拨了2000万，荣毅仁自己“借”了1000万给政府。产权一开始就成为敏感话题：当时外界传闻是荣毅仁投资的，以至于电影明星赵丹有次碰到著名的荣老板，也好奇地问起产权归属。当时中信第一财务部经理闵义民这样回答他：“公司没有荣毅仁的股份，他把钱借给公司不是个人投资，公司到时会如数奉还。”
荣毅仁很快就表现出卓越的商业才干。在封闭已久的红色国度，他使用的资本主义金融手段之多、手笔之大，让当时许多高层人物惊诧不已：1982年，以中信名义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率先搞房地产开发，接连建了北京的商业地标——国际大厦、京城大厦，然后在全国各地投资兴建饭店、宾馆、高档写字楼；1981年从日本租小轿车400辆……荣毅仁也喜滋滋地自称“包龙图”(无锡官话，音同“包弄大”)——是个喜欢弄大事的人。
国门初启，党内路线之争依然存在。在保守派眼里，对外窗口试点的中信像一部“无轨电车”令人不安，总想把它纳入他们的管控体系。每当阻碍很大时，荣毅仁就向邓小平“打小报告”，寻求支持。多年的体制内生存，使他掌握了调和部门之间复杂关系的技巧。计泓赓在《荣毅仁》一书中披露，为了公司的一个大方案得到支持和理解，到了春节和元旦，荣毅仁和中信副董事长、总经理往往分头或联袂出马，与相关部门联络恳商。
这是荣毅仁后半生最辉煌的14年，也是他最充实、心情最畅快的14年，他实现了一个企业家的价值和使命——创办了一家巨型企业集团，引进了巨额外资，促成了一桩桩大项目的实施。可以说，荣毅仁成就了中信，中信也成就了荣毅仁的后半生。他之于中信首先具有符号意义，中国政府借此对外传递改革开放的决心。正如《远东经济评论》1987年一篇文章指出：“无论中信公司的试验产生什么结果，这家公司是不会破产的。因为，正如一位分析家所说的那样，倘若它真的破产了，也就意味着中国开放政策的失败。”
荣氏家族子孙众多，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德国和港澳地区，大多延续着祖辈道路，在实业界颇有建树和影响力。
1986年，邓小平提议，乘荣毅仁70岁生日和金婚之际，由中央统战部和中信党组邀请，组织荣氏亲属回国观光。浩浩荡荡的2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彭真的接见。对一个家族的海外亲属接待规格如此之高，这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
大团圆后，荣毅仁的侄女、德国著名商界女强人荣智美就开始为中信的矿产项目四处奔走。之后，荣家后人陆续回国投资。
1993年，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直到他去世，人们才从中央发布的悼词中读到一条隐藏多年的信息——这位红色资本家已于198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考文献：《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荣家企业发展史》(许维雍黄汉民著
人民出版社)；《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美］费维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荣毅仁》(计泓赓著中央文献出版社)；《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吴晓波著 中信出版社)；《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中共党史出版社)；《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建国前后中共党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杨奎松)等。
荣智健和他的儿女们
如果不是一桩金额巨大的“澳元门”事件，荣智健和他的儿女们大约仍然隐匿于大众视野之外。只在胡润每年发布“中国富豪强势榜”时，人们才会感慨一番这个家族不可思议的财富与权势。
定居香港的荣智健一家行事极为低调。即使热衷追逐豪门子弟绯闻艳事的香港狗仔队，也挖不到关于他们的八卦。只有透过财经新闻版上中信泰富的勇猛搏杀，才能看到荣氏隐约的身影。
初试身手，资产增值400倍
1978年，父亲创办中信的前一个夏天，36岁的荣智健告别妻儿，带着一张单程通行证南下香港。从这一天起，他告别了工程师身份，回归父祖两代的战场——自由的商业世界。
1942年生于上海的荣智健是荣家红色血脉的惟一男性继承人。出身无锡望族、“比秦怡更有风度”的荣毅仁夫人杨鉴清难免对这个独子偏爱一些。少年时，荣智健就是上海滩知名的公子，兴趣广泛，精力充沛，开着拉风的红色皮座跑车——那是父亲送的生日礼物，常常请朋友到和平饭店、红房子下馆子。
天津大学读书期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荣公子依然能开小灶吃小排。那时，他全副心思都在棒球上，每天忙着练球，大学第一年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几乎一天课都没上。
养尊处优的公子生活一度因“文革”中断：他从水电部下放到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在零下30摄氏度严寒中劳作，睡东北大炕；次年，再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在山间搬机器、挖土方、抬石头、架设高压电缆……因为这段受难经历，他给儿女取名时将他们原该使用的“信”字辈(荣家家谱第四代)改为“明”字辈。在荣智健看来，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比“信”更重要。直到1972年，荣智健才调回北京，在电力系统做科研工作。
这当然不是他天生的战场。荣氏家族的财富智慧在这个时候得以显现——荣毅仁早年和叔侄们在香港有一些合股企业，多为纺织工厂。30年来他们从没动过这笔钱，本金加股息竟积下几十万元，这成为荣智健的起家资金。
在香港，他和大伯荣伟仁之子荣智鑫、荣智谦合股开办爱卡电子厂。几年后，又通过堂妹唐芙生，结识了美国电脑业享有盛名的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3人合伙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
短短6年，小荣办了两家公司，都在行情最好的时候套现，资产增值400倍。对于自己的“第二桶金”，荣智健也爽快地承认：那时自己还是个大笨蛋，业务是美国的搭档在负责，只是这俩搭档实在太能干了！事实上，香港爱卡公司当时生产的电子表、集成电路和电脑存储器是直接销往大陆的，这是其他港商那时除了铤而走险的走私外不敢想象的通路。
父辈能给予他的，远非区区几十万和家族人脉。1986年，当荣智健投资的香港商业楼宇市场转淡时，他收到了一份比红色跑车更大的礼物——北京方面邀请他以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的身份加盟中信香港。
44岁的荣智健站在中信香港的平台上。荣家的辉煌，现在翻到了他这一页。
跻身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
荣智健心中的榜样是李嘉诚、霍英东这样世界级的金融实业家，他要为自己的家族续写新的财富传奇。
当时，中信香港的资产规模还很小。荣智健从国务院争取到8亿港元后，在香港发起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收购：最后，中信香港拥有了国泰航空12.5%、香港电讯20%、港龙航空38.3%、东区海底隧道23.5%、澳门电讯20%的股权，总资产接近200亿港元，成为中资公司中的航空母舰。
在父亲老朋友李嘉诚的点拨下，雄心勃勃的荣智健在1990年成功买下一家壳公司，将之更名为“中信泰富”，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之后，他以此为平台对香港第一大贸易行恒昌发起收购；李首富此时再助他一臂之力，联合郑裕彤、郭鹤年，以中信泰富为核心组建财团，购得恒昌97.12%的股份。接着，中信泰富又从股市上圈来25亿港元，收购三富豪手里的股份，把整个恒昌吞入腹中。
李嘉诚等商界巨头这么给小荣面子，除与老荣的私人交情，看重的是荣家的政治背景。当时，香港有两家中资背景的企业——中信和光大。
继承了家族商业天赋的荣智健迅速成长为资本高手，之后中信泰富收购并购的经典案例之多，足可写成一部MBA教科书。短短几年间，中信泰富从一只小蚊子变身为庞然大物，横跨地产、金融、电信等诸多产业，1992年起成为恒生指数33只成分股之一。
财富道路如此顺畅，连最棘手的国有企业产权问题都取得了顺利的突破。
直到2003年卸任中信董事长职位，王军才在接受采访时披露这桩MBO内情：1996年底，在荣毅仁即将退任国家副主席之际，荣的继任者王军私自决定以25%的折让价，配售3.3亿股中信泰富给荣氏为首的管理层，其中2.91亿股由荣智健独得。这次配股使荣家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因为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王军本人后被国务院点名批评，还被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找去谈话。
尽管期间起伏波折，立下汗马功劳的荣氏父子终于通过阳光的方式确立了股权。在一家国有企业任职，凭借个人持有的股份而四度坐上“中国首富”的宝座，荣智健是全中国绝无仅有的。
荣智健也承认，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依仗了父亲。然而，他也自信地说：“假如我仅仅只是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儿子，而没有经商办企业的才干，我也不会得到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登上这个举足轻重的显赫之位。”
相比父祖两代浓重的家国情怀，荣智健的人生态度更自由，也更自我。他对外从不回避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他喜爱养马，拥有游艇、飞机，甚至森林，每个夏天带着厨师到英国南部的城堡度假。赛马场是他惟一高调出现的场所。荣智健坦率地认为：有钱再扮穷，无疑是“伪善”；自己赚得比人多，有资格过得比别人好一些。
舆论哗然，荣家出局
在香港人眼里，中信泰富是一个“紫筹股”——蓝筹的外面，还蒙着一层红色。紫色，是中央权力的象征。
相比父亲，荣智健给自己的定位是一名更纯粹的商界人士。据接近他的人向记者透露，荣智健曾婉拒中央政府邀他出任全国政协要职的意思；他也有意加强对中信泰富的控制，随着个人增持股份达4亿股以上，公司的家族色彩日浓，他开始高调宣称，中信泰富不再是一家红筹企业，并无特权，不过是“消息灵通些”。
另一方面，荣智健也习惯性地享受着紫色荫庇下的“双赢”：赚钱在香港，背靠中央政府的资源和无限信用；一旦碰到危机，母公司中信集团总会出手相助。多年来，他已经养成一有难题必跑北京的习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香港，荣智健很快就从北京带着10亿救急金归来。
荣家一直有与望族联姻的传统。荣智健之妹荣智婉是澳门富豪马万祺的儿媳，夫人任顺弥则是解放前“汗衫大王”任士刚的孙女。他的两子一女都先后进中信泰富：长子荣明杰低调稳重，是公司董事局最年轻的董事；次子荣明棣是个“80后”，外形酷似偶像明星。荣智健最宠爱的，是外貌与他最像的女儿荣明方。为满足爱女出海畅游的爱好，他专门为她购买了一艘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
37岁的荣明方个性强硬，事业心极强。起初，她并不在父亲考虑的接班人之列。2005年，她担任香港东区海底隧道公司董事期间，东隧公司申请过道加价，未能得到特区政府批准，荣明方后以合约中规定合理经济回报率达15%为由，启动合约中的仲裁机制，把加价申请交予国际仲裁，打赢了官司，结果东隧过道费足足加价67%。
荣明方由此博得父亲的肯定，追随兄长进入董事局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这桩与民争利的加价案，却让荣家在香港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待到中信泰富炒汇巨亏案曝出，舆论对荣家尤其是荣明方讽刺挖苦声一片。
2008年，因为看涨澳元，中信泰富在几个月里和13家国际大银行签下了24款风险和收益完全不对等的外汇累计期权合约。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澳元一路狂泻，中信泰富总损失高达147亿港元。消息披露后，股价一度暴跌7成，市值蒸发超过200亿港元。
媒体普遍认为，身为财务董事的荣明方负有第一责任。然而，中信泰富的内部调查声称：荣明方只是低级别的财务部主管，不负主要责任，仅处以调离财务部、降职减薪的轻微处分；内部调查认定的主要责任人张立宪和周志贤则引咎辞职。
香港舆论一片哗然，认为张、周二人不过是荣家的“替死鬼”。香港著名股评人戴维德·韦伯公开质疑，称“根据该公司2007年报，荣明方才是集团的财务部董事，张立宪及周志贤只是副董事总经理及执行董事”。
在舆论的炙烤下，2009年4月8日，荣智健宣布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5月传出消息，荣智健卖出6000万股公司股权，最多套现7.32亿港元。荣家出局已成定局。母公司中信集团再次扮演拯救者角色，为泰富划拨18亿备用金，接任荣的是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
种种迹象表明：国资委有意对这家曾被荣智健像家族企业那样经营的公司加强控制。
商海沉浮，本是商人免不了的命运。难堪的，是荣智健家族在这场危机中的被动与局促——出局中信系后，一个如此显赫的商业家族竟无自己独立之事业，面临着重新创业的首要任务。自1986年荣智健加盟中信后，荣家子弟再无独立创业，都在中信与中信泰富的大船上享受其成。
官商不分，或许是荣智健在荣家百年家业中的最大失误。20多年，他和他的儿女享受着身披紫色外衣的特权与好处，却忘了父亲当年“督办”中信的无奈，更忘记了大伯父荣伟仁在上世纪家族另一场重大危机中一番忧心忡忡的话——“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
三：[荣毅仁家族有多少钱]荣毅仁家族的创富之路
荣毅仁
●191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荣氏家族
●1949年，决定留在大陆
●1956年，将自己的商业帝国上交给政府。
●1979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993年—1998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荣智健
●1942年，出生于上海。
●1959年，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
●1978年，只身南下香港创业。
●1982年，与人歙为在美国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
●1986年，加盟中信香港公司。
●1993年，荣升香港赛马会董事。
●1998年，正式掌管中信香港公司。
●2000年9月，荣毅仁家族在香港上市企业中信泰富公司拥有18%的股份，价值19亿美元。
2000年荣毅仁及其家族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1位。其个人及其家族财产为19亿美元。
1979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创办“中信”，借中国改革开放春风，荣毅仁运用荣氏经营家法，呼风唤雨，得心应手，荣毅仁与国家获得了“双赢”，“中信”成为荣氏财富的引擎。
荣毅仁祖籍江苏，父亲荣德生清朝末年已是企业界名人，人称“棉纱大王”，且与兄弟合办面粉厂，在中国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荣毅仁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与杨鉴清结婚。其时，抗日结束，荣毅仁接掌家族在无锡的面粉厂，又先后任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1949年是决定荣毅仁及其长子荣智健一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因为在这一关键时刻，荣氏家族其他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中国，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
1957年，荣毅仁首次出任政府要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老市长身份，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因为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
在文革中，荣毅仁身处逆境，周恩来总理给予了他无限的关怀。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荣毅仁开始了新生。
1979年10月，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在北京诞生了一个新型企业——中国中际信托投资公司。根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章程》及有关补充规定，该公司经营的业务范围主要是：
（1）吸收国外和港澳地区的信扎存款、信托投资和商业信货。
（2）在国外发行债券、股票。
（3）利用外资在同内组办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
（4）接受国内用户委托，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5）在国外投资或与外商合作办企业，开拓海外资源。
（6）发展租赁业务，引进技术设备，促进我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7）经营房地产业务。
（8）提供经济、法律、技术等咨询服务。
荣毅仁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这位20世纪3年年代即投身民族工业的“荣老板”，独树一帜，创业伊始即大刀阔斧地开辟出一条令当时许多人费解的创业之路，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千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千多人次，在引进外资、技术、设备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来。
首先是发行海外债券。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中国急需化纤产品，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经慎重研究，提出了向海外发行债券的办法。1981年2月中信公司成功地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这次集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今天各种企业债券，国库券纷纷上市，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而当时中信的这一举动，一度引起过争议，习惯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封闭式思维的人们，对此确实难以理解，一些思想较为保守的人，也不赞同债券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贷款，说中信干了一件赔钱买卖。但事实终究胜于雄辨，现在江南仪征化纤厂以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之一的突出效益，证明了中信的选择是正确的。
随着仪征模式的成功，在海外发行债券之举陆续为各企业所效仿。中信公司本身，在以后数年间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多次不同币种的债券。仅1984年一年就在海外成功地发行四次债券：第一次是1月份在日本发行300亿日元公募债券；第二次是8月份在香港发行3亿港币公募债券；第三次是9月份在联邦德国发行1亿5000万西德马克的公募债券；第三次是12月份在日本发行了1亿美元债券。发行时机和发行条件都很好。
1990年12月，上海黄浦江畔敲响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开张的铜锣，被视为“资本主义”特产的股票引进了中国，作为现代社会“朝阳无烟囱业”的证券业在中国蓬勃展开。从现在看，当时中信发行海外债券，是改革开放中第一次“吃螃蟹”的举动。
在对外发行债券的同时，中信公司大胆地开拓租赁业务。1981年，中信与北京机电公司、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赁汽车各二百辆，中信公司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尽管这一计划初提出时被一些人指责为变相进口，但在不到两年时间，两家出租汽车所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自此以后，租赁业务在中信大张其帜，甚至发展成为一大系统。该系统包括：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与外资合作经营的中国东方租凭有限公司，中信实业银行的租凭部等。
由于荣毅仁主持的中信公司勇于创新，与海外建立广泛的联系，业务发展十分迅速，至1986年底，在香港、日本、美国、西欧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业务往来，与国内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公司还先后投资兴建了140多个企业，其中40个是中外合资企业。此外，在经营外汇银行、国内外租赁、房地产业、咨询服务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992年12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在中信迎新招待会上说：“中信‘八五’期间总资产要达600亿元，‘九五’期间达1200亿元。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以来，中信公司的业务有了新的发展，不久前，中信与浙江、宁波签订协议，共同开发宁波大榭岛，准备将这个30平方公里的岛屿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深水港和出口加工区。中信香港集团大举投资上海的电力、运输、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中信的外贸、金融、咨询服务等也取得稳步发展。”
中信公司冲破当时计划体制的束缚，率先向国外发行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房地产商品化，在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中国发射，收购香港银行和公用事业的股权等方面也都敢为人先，在当时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荣毅仁被选为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说：“无论是国家制度上，还是国家惯例上，我都不适宜在中信的工作了。”他把“中信”的指挥棒交给了他的助手魏鸣一和王军。
荣毅仁领导的“中信”既给我国改革开放开了一个窗口，也给其儿子荣智健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是在他儿时铺就的，但他相信在后来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1978年夏，荣智健36岁，留下妻儿，持通行证，自己南下香港，努力学讲粤语，1985年即成香港居民。同年，中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港成立。
“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曾多次这样说。
然而他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
对荣家，对荣智健，1949年是分水岭，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那时候，荣家上海大宅环境幽静如画，大厅典雅古朴，室内有红木家具和瓷器、古玩、盆景，当中高悬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
后来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
他十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那是辆红色皮座的开篷英国跑车。
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说，荣智健一家当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好一点。荣有境况的突变，是在荣智健上大学之后。
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适值父亲从上海副市长任上奉调进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
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但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
“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练。”他说。
虽然荣氏的私人企业已全部公私合营，但即使是动荡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荣家也非同一般，荣智健念大学初期，生活也显然优越于其他同学。“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荣智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
学校生涯结束后，他孤身到吉林省长白山区一个水电站实习。不久，文革爆发。“我觉得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可以说是没有吃过什么苦。”
1966到1973年间，荣智健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一个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
那段日子，几乎什么粗活都干，抬路轨、搬大石、背烧焊用的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高压电缆等。
他回想那些往事时说：“八年下放，吃了不少苦，也得益不浅。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这些，使我懂得了许许多多深奥的道理，使我学到了顺境中学不到的知识。”
然后他调到北京参加电力系统研究工作。
文革期间，荣氏家族受到残酷的迫害，红卫兵搜查了他们的住所，砸毁古董家具瓷器等收藏器，没收家产，鞭打荣毅仁夫妇。荣毅仁“被逼成为‘无产者’，充当一年看门人。”
荣智健大学毕业后不久与任顺弥结婚，长子荣明结在他“下放”四川时出世。调返北京的第二年女儿荣明方出生，老三荣明棣1983年生于香港。
荣智健表示，他的子女应该是“信”字辈的，但文革期间，他觉得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比“信”更重要，文革对他的影响，可谓至深，所以都以“明”字起名。
1976年“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恢复了工作，政治气候不久稍趋宽松，在大陆的荣家，才得到一些关怀。
即使是生于荣华世家，没有宏大志向也难成气候。荣智健决不坐享其成，他要做出震惊世人的伟业，让荣氏家族焕发青春，更上一层楼。
1978年，荣智健的两个堂弟荣智鑫、荣智谦在香港经营电子生意，他就拿着“单程探亲”的签证，南下香港去闯世界。
荣智健的父亲在香港还剩下一些资产，大都是纺织股份，如南洋纱厂、九龙纱厂等，股息近三十年没有动用过，如此日积月累的资本也相当雄厚。
荣智健首先凭那笔本钱，和两堂弟开办电子厂，初时产品是电容器、电子表等，后来转而生产集成电器和电脑随机存储器。荣智健所占股本也由初时的三分之一，后渐增为60%。
对搞过电力工程的人来说，电子厂的生产程度并不复杂，他发觉困难在于市场的开拓和财务的安排，除此之外，还有人际关系。但他知难而进，任电子厂总经理，由于他洞悉国内本行业的市场行情，产品都卖得出去，利润都投资在研究发展上，公司的资本不断增加，前景是十分可喜。
这个工厂后来让一家美国电子公司高价收购。荣智健于是用电子厂赚得的钱，在美国搞了一项创业投资。
1982年，荣智健出卖爱卡赚得5600多万港元。在他看来，5600多万港元在财阀成群、富豪遍地的香港，简直算不了什么。在他心目中，像李嘉诚、霍英东这样的世界级富豪，才是真正的富豪，才是他崇拜的偶像和英雄。他要像他们那样，做出让世人震惊的伟业出来，让荣氏家族重新焕发青春，并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荣智健又与几位原来在IBM公司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合作，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Ssanjose）合资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简称CADI。这是全美第一家专门从事电脑辅助设计软件的公司。荣智健的搭档Michael feuer、林铭博士等都是全美著名的软件专家，负责公司的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荣智健本人则个体负责开拓香港和内地的市场。最初投资大约是200万美元，荣智健个人占有60%的股份。
由于CADI公司产品新颖，质量优良，加上管理有方，市场前景看好，盈利丰厚。创建不到一年，即被美国一家生产电脑设计硬件的Mentor Gaphics公司收购的28%的股份。1984年公司上市，是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设计设备厂商。股民踊跃认购，价格一路狂涨，翻了40多番。
荣智健还对过渡期的香港政局发表过独到的见解：“香港在过渡期中，很多人在讨论政治问题，却很少人强调具体动作的这套班底。我们应该看到，香港今天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一部分应该归功于大陆，一部分归功于港方的阶层管理。”
“管理靠什么？就是靠一套运作班底。如何把这套管理班底平稳地过渡到97，使其97后保存下来，我认为是决定97年后成功与否的关键。”
“我对97后外籍公务员问题有些看法。我认为可以适当地考虑用些外国人，我这里就有许多外国人，包括我们的经理。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工作者，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才能为政府服务，这并没有什么不妥的方面。”
大企业首脑的身份分析，认为香港过渡要尽量保持这一套班子，这个问题是关键，这一套班子对香港的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并容易得到香港人民的拥护。
荣智健视李嘉诚为“非常知心要好的朋友”，尤佩服其身份这么高，生活却非常朴素。
他不喜欢开快车，住舒适的房子，拥有加拿大和英国房产物业，在香港有游艇、多部跑车和房车、高级音响，也收集古董和字画，兴趣广泛；此外他也喜欢打高尔夫球、钓鱼、赛马。
1992年2月，荣智健在一次驾驭Acura NSX路车时被指控超速驾驶，判罚6500元。
赛马是他的新兴趣。1993年他用100多万元买了一匹马，取名“天河”，这使他晋身为香港赛马会马主，又当选为马会董事。有一次他落注赢了3700万元彩金，他用这笔钱在美国史丹福大学成立一个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
他的左右手范鸿龄也养了一匹出赛马，取名“天风”，与“天河”同属“天”字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