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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和毛主席长征诗]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诗词
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诗词
一. 长征 七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注释】
长征：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行程二万五千余里。
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或称南岭，横亘在江西、湖南、两广之间。
逶迤：弯弯曲曲延续不绝的样子。
乌蒙：云贵间金沙江南岸的山脉。
走泥丸：《汉书·蒯通转》，“阪上走丸”，从斜坡滚下泥丸，形容跳动之快。
铁索：大渡河上泸定桥，它是用十三根铁索组成的桥。
岷山：在四川和甘肃边界，海拔四千米左右。一九三五年九月红军长征经此。
【鉴赏】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壮举，《七律.长征》是诗歌创作史上不朽的杰作。
56个字，负载着长征路上的千种艰难险阻，饱含这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无论对革命史而言，抑或对诗歌史而论，它都是里程碑之作。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首联开门见山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也是全诗的艺术基调。它是全诗精神的开端，也是全诗意境的结穴。“不怕”二字是全诗的诗眼，“只等闲”强化、重申了“不怕”；“远征难”包举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过程，“万水千山”则概写了“难”的内外蕴涵。这一联如高山坠石，滚滚而下，牵动着全篇，也笼罩着全诗。“只等闲”举重若轻，显示了诗人视自然之敌若梯米，玩社会之敌于鼓掌的统帅风度。“只”加强了坚定的语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对红军蔑视困难的革命精神作了突出和强调，表现了红军在刀剑丛中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无往不胜的铁军风貌。收联是全诗的总领，以下三联则紧扣首联展开。
从首联开始，全诗就展开了两条思维线，构造了两个时空域，一个是客观的、现实的：“远征难”，有“万水千山”之多之险；一个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怕”“只等闲”。这样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衬，熔铸了全诗浩大的物理空间和壮阔的心理空间，奠定了全诗雄浑博大的基调。
颔联、颈联四句分别从山和水两方面写红军对困难的战胜，它是承上文“千山”和“万水”而来。诗人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选取了四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理名称，它们都是著名的天险，高度地概括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万水千山”。在毛泽东诗词中，有很多直书地理名称，且大多是用来表示行军的路线。例如『清平乐.蒋桂战争』“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有“百万工农齐努力，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等等。这些都是工农红军军事活动的真实记录。那么，由此可看出毛泽东诗词是怎样与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其他诗词相比，以地名入诗的作法在本篇更为集中，所显示的空间距离也更大。尤为不同的是：上面所例举的四句词，要强调的是红军行军速度迅猛，气势不可阻挡，红军在画面中具有强烈的动感；而在本词中诗人则是围绕“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中心思想展开，强调红军对困难的蔑视，是红军指战员内心世界的呈现，所以描写红军是隐态的，借山水来反衬红军的壮举。“腾”、“走”两个动词使山化静为动，是红军精神的外显。一般说来，以地名入诗很难，地名多了很容易出现败笔。但毛泽东却运用得很成功，这不仅是他具备挫万物于笔端的诗才，更具备吐磅礴于寸心的诗情，同时也反映出毛泽东对祖国语言文字锤炼的功底。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一联是写山，也是写红军对山的征服。五岭、乌蒙本是客观的存在物，但当它进入诗人的视野，也就成了审美的对象。所以它不再是单纯的山，而是被感情化了的对象。“逶迤”、“磅礴”极言山之高大绵亘，这是红军也是诗人心中的山，极大和极小正是诗人对山的感知，这里重在小而不在大，愈大则愈显红军长征之难；愈则愈县红军之不怕。重在小也就突出了红军对困难的蔑视。通过两组极大于极小的对立关系，诗人充分地表现了红军的顽强豪迈的英雄气慨。从艺术手法上说，这是夸张和对比。写山是明线，写红军是暗线，动静结合，明暗结合，反衬对比，十分巧妙。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联是写水，也是写红军对水的征服。红军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在长征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金沙江宽阔而湍急，蒋介石梦想利用这一天险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如果说巧渡金沙江是红军战略战术最富有智慧、最成功的一次战斗，那么强渡大渡河则是红军表现最勇敢、最顽强的一次战斗。大渡河的险恶也不亚于金沙江，且有敌人的重兵把守，狡猾的敌人还拆掉河上泸定桥的木板，只留下十三根铁索。但是英勇的红军硬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闯过了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阴谋。所以这两句所写的战斗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五岭”“乌蒙”两句通过红军的主观感受直接表现了红军的英雄气慨，这两句则是通过写景来记事，通过记事来表现红军的英雄事迹。
颈联中的“暖”和“寒”这一对反义词，是诗人精心设计的两个感情穴位。“暖”字温馨喜悦，表现的是战胜困难的欢快；“寒”字冷峻严酷，传递的是九死一生后的回味。两个形容词是精神的巨变，又是感情的裂变，含不尽之意于其中，显无穷之趣于其外，摇曳多姿，起伏跌宕，张驰有致。
足联“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是对首联的回应。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华了诗旨。“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的感情收束。红军过五岭、越乌蒙、度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而现在，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前面的种种喜悦相比，它自然更胜一愁4 。“尽开颜”写三军的欢笑，这是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欢笑，以此作结，遂使全诗的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兀现。
二. 清平乐·会昌
毛泽东
一九三四年夏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注释
〔会昌〕县名，在江西省东南部，东连福建省，南经寻乌县通广东省。早在一九二九年，毛泽东为开辟赣南根据地，就率领红军到过会昌，以后又常途经和居住在这里。这首词是一九三四年夏天作者在中共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时所作。
〔莫道君行早〕旧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踏遍青山人未老〕作者自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本句的“人”和上句的“君”，都指作者自己。
〔这边〕指中央革命根据地南线。
〔会昌城外高峰〕指会昌城西北的会昌山，又名岚山岭。作者在六十年代曾回忆说：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
〔颠连〕起伏不断。
〔东溟(míng明)〕指东海。
〔南粤〕古代地名，也叫南越，在今广东、广西一带。这里指广东。
《清平乐 会昌》背景介绍
一、会昌与会昌山
会昌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在今江西省赣州市东部，东接福建，南临广东，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自古有“三省通衢”之称。全县大多数是山林丘陵地带。会昌县城三面环水，绵水河绕城而过。
一九二九年二月毛泽东等人率领红四军进入会昌，一九三○年四月，毛主席再次率领红军进入会昌，不久打进会昌县城，从此，会昌县成为的中央根据地的一部分。随着红军不断胜利，红色根据地在会昌的地域也一天天扩大，终于红遍了全县，会昌也就成为中央根据地的“全红县”。以后毛泽东常途经和居住在会昌。
会昌南面不远处，是广东筠门岭——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为了更好向西南扩大根据地，在南方战线上作战，开发钨矿和发展出入口贸易，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央根据地政府决定在根据地南部江西（简称“赣”）广东（简称“粤”）两省交界一带设立粤赣省，省政府即设在会昌。
会昌县人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为红色根据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全县青壮年男子大多参加了红军。
会昌山，又名岚山岭，横卧在会昌城西北，是武夷山脉的一部分。站在上头，眺望过去，山峰逶迤起伏向东南延伸。会昌山虽只海拔四百多米，由于与会昌县城仅一水之隔，从山上向下望去，会昌城似乎就偎依在会昌山下。相衬之下，会昌山就显得高峻挺拔了。
二、写作背景
1933年10月，蒋介石亲自指挥约一百万国民党军队开始了第五次“围剿”。当时极左路线控制中央领导权，他们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为宗旨，否定了前几次反“围剿”采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让装备简陋的几万红军与优势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与敌人对攻。结果红军人数急剧下降，根据地日益缩小。而此时毛泽东已经被调离红军领导岗位，被排除在党内决策权外。
在中央根据地北大门——广昌、南大门——筠门岭先后失守之际，毛泽东从瑞金赶到会昌，发动群众，激励部队。在当地民众支持下，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身份指挥当地红军连打几个胜仗，终于扭转南线的被动局面。以后中央根据地只有南部战线比较稳定，其余三面都是节节败退，损人失地。
在这种情况下，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多次向极左路线领导人提出改变打法，结果反而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眼看自己一手创立、无数先烈鲜血换来的根据地越打越小，自己又有力无法使，毛泽东心境可想而知。
1934年7月，敌军重兵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形势十分严峻，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毛泽东建国后回忆此时：“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此时，毛泽东正在会昌县城东门外的文武坝参加粤赣省委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的一天拂晓，毛泽东会同中共粤赣省委几位干部，从文武坝出发，渡过绵水，登上会昌山。
夏日的会昌山满目葱笼，生机勃勃。极目远眺，宏伟壮丽的江山引人遐想。在会昌城外的高峰，眼见红军战士守卫在各个山头，与战士们交谈后，目睹眼前群山晨景，想到当前危急形势，毛泽东顿生感慨，于是吟诵《清平乐 会昌》的初稿，回到文武坝住处挥笔写下了《清平乐 会昌》。
《清平乐 会昌》赏析
《清平乐 会昌》一词通过登临会昌山的所见所想，表现了作者对中国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但也流露出一种忧郁之情。
由于极左路线的错误领导，当时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十分严峻。但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激情充盈着作者之心，所以本词写得轻松随意，所涉时空似乎只是登上山巅的片刻和眼中有限的景物，但作者以心驭景，以景写心，却在短短的词中写出了深远博大的内涵。
上阕写登山的时间和感受。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欲”渲染出破晓时的特征——夜色即尽而未尽，天色将亮而未亮。“君”这里是指作者，因为红军战士早已守卫在山上，和他们比起来，早起的作者还不能算早。
“踏迫青山人未老”一句既指作者又指红军。是作者忆起在以往征战岁月转战南北时踏遍的众多山峰及艰难险阻，斗志依旧坚定，精神依旧旺盛。作者相信，有这颗与的革命事业熔铸在一起的青山般不老之心，胜利终会来到。
“风景这边独好”表面是赞美会昌山风景美丽，实际是对红色根据地的赞美，与对国统区形成对比。
整个上阕里，充满朝气的景物与人的不老精神交相辉映，构成了悠远深长而又充满生气的意境，读者透过那朦胧曙光，仿佛已看到了那轮即将喷薄欲出的灿烂朝阳，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无限希望。
下阕具体描绘了会昌山风景和与战士的接触，表达了作者坚信革命虽然曲折艰难，但必然成功。
一开始，“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表明作者的视线便从近处县远处展望，把连绵无际的逶迤山峰和目光之外的遥远的东海呈现在读者眼前，使画面无限拓展。既印证上阕的“风景这边独好”，也暗示中国革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守卫在会昌山上的红军战士向作者介绍这里的一切，并主动给作者“指看南粤”，表现红军战士警惕守卫红色根据地，包含了作者和红军战士对根据地的深情热爱。“郁郁葱葱”具体是描绘南望广东时看到树木茂盛的景象，实际是作者在预示革命的将来一定形势大好，表明作者的乐观之情。
尽管当时根据地形势危急，在下阕里，作者依旧在充满激情地吟咏，体现了作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里，会昌山上这个破晓时的片刻景观已超越时空，负载着深远的历史内涵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这首词在语言上浅近而又深沉，结构紧密而不拥促，在亦情亦景中，以豪迈的气概把宏大的主题轻松道出，显示出作者的领袖气度。
三. 十六字令 三首 1934-35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原注】
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
【注释】
锷（e4）：剑刃。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
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神话中有以山为撑天之柱的讲法。
【题解】
作于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湘贵一带群山间。
四. 忆秦娥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1935年2月
【译诗】
西风正壮烈地吹送，
大雁鸣霜、晓月当空。
晓月当空啊，
嗒嗒的马蹄令人心碎，
军号声声沉郁低回。
群山起伏长路漫漫恰似黑铁，
如今让我们重振旗鼓向前。
重振旗鼓向前啊，
茫茫青山如大海，
夕阳光华赤如血。
【赏析】
据笔者所见，毛泽东这首《忆秦娥·娄山关》是他所有诗作中绝对第一流的作品，写景状物、抒发胸臆，堪当精品。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诗人自己对这首诗的解释（毛主席在1962年5月9日读了郭沫若对这首诗的赏析后，将郭沫若的内容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口气在清样的四边空白处写了一段对这首诗的注释性文字）：“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这首诗慷慨悲烈、雄沉壮阔，从内到外描写了红军“风萧萧兮易水寒”般的铁血长征中征战娄山关的这一节情景。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党中央和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了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此诗所写的就是当年2月26日红军先锐重占娄山关后，毛主席及中央领导机关跟进途中经过娄山关时的情景。按前面所引毛主席所解释的情况：“词是后来追写的，……”毛主席追忆了当时的风物及心情。
此诗上半阕，一开始三个字“西风烈”，悲声慷慨高亢，英雄落寞之情划破寒空，直上云天。其中尤其这个“烈”字，让人读来不禁泪雨磅沱，犹如置身凛冽的西风之中耸然动容，凭添悲壮。
接着第二句，凄婉悠长的景致出现了，音律前（第一句）急后（第二句）慢，在鲜明的对比中产生回肠荡气之感。长空浩大无涯，大雁哀凉清幽，“霜晨月”虽读上去是三字一顿，但这个画面可以剖成三个字组成的意境，一幅晓月寒霜图，而在图中美丽的大雁也为这美丽晨景感动得如歌如泣了。就在这霜、晨、月（有意分开，让我们细细品一品这三个字本身的美）中，在肃杀的西风及大雁的凄声中，在声、色、音的交融中，人物出场了。
第四、五句，嗒嗒的马蹄与呜咽的军号声远近唱和，起伏迭荡，在山间回环向前。前面三行已层层铺开了这样一个悲烈的风景，就在这霜华满地，残月当空的风景中，红军的长征壮怀激烈犹如易水之寒。诗人仅用“马蹄”“喇叭”代表红军，又用“碎”与“咽”形容心境，用字凝炼、准确、优美，情景相得益彰。整个上半阕一气读到此处不由得立马想到稼轩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在断鸿声里，忧愁风雨中：“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稼轩这几行千古绝唱在毛泽东的这首诗尤其上半阕得到了完美的应和，可堪英雄苍凉之气难分伯仲。
而且毛主席自己的话也说明当时这种一代英雄苍凉之心境：“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指本篇以下《十六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七首诗），反映了这一种心情。”
下半阕上来起始二句，一破上片的凄厉悲壮，豪气再升，一笔宕开，并不写攻占娄山关激烈的战斗，而是指明即便关山漫漫，长路艰险，但已定下从头做起。因当时确立毛主席为最高军事统帅的遵义会议已经于1月召开，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王明的错误路线，选举了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并确立了他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当口，诗人毛泽东在上半阕正视了红军的现实处境，但在下半阕激抒自己一腔英雄豪气以及对获胜的信心。所以这二句虽表面写实，却的确有象征意义，诗人感到即便过去遭过一些失败，但可以“从头越”。“从头越”这三个字凝结了多少内心的奋发突破之情。“真如铁”这个“铁”字用得极妙，让人有超现实之感。
最后二行让人有一种仿佛亲眼见到诗人伫立于娄山关之巅，遥望万里祖国壮丽江山之英姿。他看见了如海的青山，如血的夕阳，画卷之美正符合苍凉沉雄的大写意之境界，而这种大写意之境界正是汉风众美之中一类。李白《忆秦娥》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曰：“寥寥八字，遂关千年登临口。”而毛主席这最后二行博大苍茫之气与李白有同气相呼应之感，同时毛主席这二行还更多一些英雄之气与壮丽之气。
另外，“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两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极为广泛。当我们在生活与工作中遇到挫折或困难时，我们情不自禁或下意识地说出这两句诗，以此来表达我们心中强烈的感受，以及我们将暗自下定决心，树立必胜之决心，克服万重困难，以致于最后获得成功。它对于升华我们的精神起到了某种神奇般的效应，有某种神秘的符语般的力量。
篇二:[和毛主席长征诗]【聚焦】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汪建新带你从毛泽东诗词感悟长征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英勇红军的伟大创举，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光辉奇迹，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一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让我们跟随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汪建新教授一起赏析毛泽东在长征时期创作的诗词作品，来领略毛泽东的伟岸人格与非凡气度，感悟长征的波澜壮阔与精神价值。毛泽东在长征时期的诗词创作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战略家，同时他还是一个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他的一生波澜壮阔，在缔造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创作了气吞山河的宏伟史诗。
毛泽东自幼酷爱诗词，一生都在进行诗词的研究和创作。但有三个历史阶段，他的诗词作品相对集中一些，创作热情更加高涨一些。这三个时期分别是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长征时期，五十年代末大跃进至文革之前的历史时期。
这三个历史阶段，既有战争年代，又有和平时期，但也存在某些共性特点：要么他所处的环境险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巨大，要么他身处逆境、人生坎坷。越是处在这样的状况，越能激发出一个人的创作激情。
长征时期血雨腥风，红军处境艰险，毛泽东也是九死一生。然而，这恰恰刺激了毛泽东的创作欲望。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对陪同前往的苏联人尼·费德林说了这样一番话：“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
美国学者保罗·安格尔在《革命的领袖，浪漫的诗人》一文中，也这样描述：“毛泽东曾多次遭遇到生命的危险。在长征中，他有三次差一点死去。他常常能在战斗发生后就写出一首诗来。其中有几首诗是关于长征的，作于那变幻莫测凶险异常的征途中。可以肯定，那时没有什么人的头脑里会想到诗歌。”
1955年，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时，曾颇有感慨地说：“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战争环境不仅培养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也成就了毛泽东的军旅诗词。
毛泽东在长征时期一共创作了八首诗词，分别是《忆秦娥·娄山关》 《十六字令三首》 《七律·长征 》《念奴娇·昆仑》 《清平乐·六盘山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长征，是指毛泽东本人所经历的长征，也就是中央红军的长征，时间是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而党史意义上的长征是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的长征，时间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
有人把《沁园春·雪》也算作毛泽东长征时期的作品，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这首词是1936年2月写的，当时中央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开始东征了。
毛泽东长征时期的心境状态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会见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率领的代表团时指出：“现在全世界都说二万五千里长征伟大，你们相信吗？我是相信，又不相信。那是因为犯错误，不得不跑，跑的结果，三十万人只剩二万五千人。”
在中央苏区时期，博古等人不断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顽固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几乎把中央苏区断送殆尽。毛泽东一直受到排挤和打压，处于人生的逆境状态。早在长征出发之前，毛泽东就已经陷入深深的焦虑、不安和痛苦之中。
1934年夏天，毛泽东填写了《清平乐·会昌》一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这是他在中央苏区写的最后一首词，实际上他是在向中央苏区告别。尽管这首词也表现了高度的乐观、坚韧和从容，但是字里行间也表露出无法掩饰的忧虑和愤懑。
1958年，毛泽东对“踏遍青山人未老”进行了解释，反映了他当年情绪状态的实际情况：“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唐代诗人唐彦谦《道中逢故人 》一诗有这样一句：“愁牵白发三千丈，踏入青山几万重。”毛泽东极力克制，不在别人面前流露自己的情绪，努力把忧愁埋藏在心底，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如清朝沈德潜所云：“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
长征开始之后，博古、李德又采取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和搬家式的行动，致使中央红军遭受更加惨重的损失。毛泽东的精神状态雪上加霜，可谓是郁闷和痛苦达到了极点。
1935年2月，毛泽东创作了《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西风凛冽，大雁嘶鸣，霜花遍地，残月高悬，这俨然是黎明前的黑暗。山路崎岖，马蹄声细碎杂乱，军号声时断时续、时强时弱，战斗的气氛异常紧张。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临危受命，重新执掌兵权，这时又攻克娄山关，打了个大胜仗。按说此时的毛泽东应该心情舒畅，但是他写的这首作品，却显得极其苍凉凝重、忧患沉郁。因为此时红军依然处于困境，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攻克娄山关的胜利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红军的被动局面，还远远无法扫除毛泽东内心深处的纠结和郁闷。
1958年，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刊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对《忆秦娥·娄山关》批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心情沉郁说明毛泽东对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怀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
按照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编排顺序，毛泽东所说的“以下诸篇”，是指《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
诗人毛泽东在长征时期的心境状态，可以用《忆秦娥·娄山关》作为分水岭。在它之前，毛泽东的心情基本上是沉郁的；在它之后，毛泽东的情绪不断好转，逐渐告别郁闷，变得越来越舒快。
由于蒋介石政权内部分崩离析、各怀鬼胎，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从来就做不到战略协同，而重新指挥红军的毛泽东运筹帷幄、用兵如神，使红军得以绝处逢生。在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之后，红军最终把长征演绎成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宏伟史诗。长征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就充满传奇色彩，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而又意味深长。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通过这样一些诗句，红军战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于胜利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从“不怕”到“更喜”，红军战士的高大形象显得更加活灵活现，更加栩栩如生。
1935年10月，红军翻越了六盘山，长征胜利在望，毛泽东创作了《清平乐·六盘山》。第一句是“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毛泽东立于六盘山顶峰，久久凝望着大雁飞向南方，直到它们在视野中完全消失。这句话蕴含丰富，耐人寻味。
自古以来，大雁传书，能够引起人们的思乡之情和羁旅伤感。毛泽东这深情一“望”，一定是思绪万千，百感交集：这是对长征艰难困苦的回味，是对一路上壮烈牺牲的烈士的缅怀，是对中央根据地老百姓的牵挂，是对仍然在南方打游击的战友们的担忧，也是对没有参加长征的弟弟毛泽覃的思念。也许还有很多很多，我们难以揣测。
毛泽东长征诗词的主要内容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诗词作品，每一首都有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创作缘起，都有各自的具体内容。今天，我没有办法对每一首作品逐字逐句地分析和解读。我主要是从共性方面去梳理它们的主要内容。
1、雄关漫道真如铁
2012年11月29日，习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时，畅谈实现中国梦。他用《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来形容中国的昨天，来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
长征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遭遇重大挫折之后的凤凰涅磐，是中国革命漫漫征途的重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历程的沉重一页，也是中国革命史的辉煌篇章。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诗词作品像纪实文学、像电影或电视连续剧那样全景式地呈现长征的整个过程或者各种细节。
毛泽东以真实的感受、开阔的视野、浪漫的情怀、深厚的功力谱写了光辉灿烂的长征诗篇。这些作品生动形象地反映和再现了长征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如攻打娄山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战胜千里雪，翻越六盘山，割尾巴战斗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诗词的确是英勇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苦难辉煌的真实写照，是众志成城、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的高度浓缩，为我们深入解读长征和长征精神提供了鲜活教材。
2、踏遍青山人未老
毛泽东来自山区，与山有不解之缘。他有不少作品以山为题，写山的诗句则更是不胜枚举。长征诗词中, 毛泽东描绘最多的也是山，比娄山关、五岭、磅礴、乌蒙山、岷山、昆仑山、六盘山等等。
毛泽东以山记史，以山言志，以山造境。山的深沉, 山的坚韧, 山的博大, 与他的诗词浑然一体。最典型的就是《十六字令三首》，他把山写得瑰伟雄奇，绚丽璀璨，流动回旋。
《十六字令三首》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用夸张手法突出山的高度，反衬红军飞越高山的英雄形象。在这里，山是客观的，是审美的对象，更是征服的对象。
《十六字令三首》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毛泽东化静为动，强调山的宏大。他把群山比作汹涌澎湃的巨浪和奔腾厮杀的战马，宛如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在这里，山是主观的，是主体的形象，是审美的联想。
《十六字令三首》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山把天捅破了而自身完好无损，天塌下来有山顶着。山，无私无畏、无坚不摧，真可谓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山，顶天立地，勇于担当，俨然就是救国救民的红军队伍的化身。在这里，山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体。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毛泽东诗词中多次出现红旗这个意象。比如，“旗号镰刀斧头”“红旗越过汀江”。红旗是革命的象征，既代表红军，代表红色政权，又代表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南征北战，红旗就是他的生命。
而毛泽东又常常把山与红旗联系在一起。如，“山下旌旗在望”“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不周山下红旗乱”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等等。
山加红旗意象是毛泽东长期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毛泽东为了追求知识走出韶山，为了思索救国救民真理而登临岳麓山，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引兵井冈山。毛泽东的人生道路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成功之路是在山里寻求到并延伸出来的。
长征时期的《清平乐·六盘山》中也有山＋红旗这个意象，“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中国革命的红旗，从井冈山一路打到中央苏区，又打到六盘山上，不但没有倒，反而更加鲜艳夺目。在六盘山上迎风招展的红旗，昭示着万里长征的革命性质，也是红军战士革命意志的艺术再现。
3、坚定执着诗言志
“诗言志”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他的创作指南。诗词不仅生动记录了毛泽东一生的奋斗足迹，也形象地寄寓了他领导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励精图治的价值取向与使命担当，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追求和理想境界。
长征所追求的直接目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彻底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一个是迅速北上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长征诗词中，有两句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长征的这两个目的。
第一句是《清平乐·六盘山》中的“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苍龙，本意是指凶神恶煞。毛泽东1958年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中，对苍龙的具体含义专门进行了说明：“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
很显然，抵抗蒋介石是万里长征的当务之急。不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红军自身难保，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是实现伟大理想的具体行动，直接抒发了英勇红军一定要战胜敌人的坚强决心。
第二句是《念奴娇·昆仑》中的“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昆仑山长年积雪。夏天冰雪溶化，会导致水灾，危害中国。于是毛泽东决心倚天抽剑把它劈为三段。然后，“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还东国”原作“留中国”，1958年，毛泽东批注道：“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侵略中国，而毛泽东在分配昆仑山时却还能想到要照顾日本人民，这是何等的博大胸襟！“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天下太平和世界大同，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但是，只要还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一理想就不可能实现。
《念奴娇·昆仑》的寓意十分深刻。毛泽东想改造昆仑山，其实质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1958年，他在解释这首词的主题思想时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这首词的主旨广阔而且重大，堪称旷世罕见，塑造了一个立足中华、放眼世界、胸怀全人类，比昆仑山更加伟岸的光辉形象。
4、红军不怕远征难
1936 年10 月，毛泽东接受斯诺的访谈时，曾经深有感触地说：“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山口。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攻坚克难是长征诗词的一个重要内容。“西风烈”“山，离天三尺三”“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六盘上山高峰”“山高路远坑深”。长征路上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是一个个鬼门关，都是对红军的严峻考验。
毛泽东勇于面对一切挑战，他傲视万物，藐视一切艰难险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别以为娄山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英勇红军一越而过。“五岭逶迤腾细浪”，横亘于南方数省之间的五岭山脉连绵起伏，在毛泽东看来只不过是小溪流中翻滚的几朵浪花，简直是不足挂齿。
“乌蒙磅礴走泥丸”，山势险峻、高耸入云的乌蒙山，毛泽东也根本不把它当成一回事，充其量也就是在红军脚下滚动的小泥团而已，实在微不足道。“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红军到达六盘山，吃尽了苦头，可毛泽东屈指一算也也只有二万里行程，实在很不过瘾，感觉意犹未尽。
5、英雄群像真伟岸
古往今来，以诗歌形式记载英雄业绩、表现英雄行为、歌颂英雄品质、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不计其数。但是这些作品往往侧重表达个人之志，抒发个人情怀，所讴歌的对象要么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英雄人物，要么是由个体英雄形象组成的集合。而毛泽东的长征诗词却自成体系、独树一帜。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 中写道：“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毛泽东诗词所表现的内容不是他个人的奋斗史或征战史，所塑造的形象也绝不是他本人的自画像。他不是着眼于描述个体英雄形象，而是致力于塑造红军英雄的群体形象。他们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昂扬的战斗意志，刚毅的英雄性格。这一英雄形象顶天立地、光辉灿烂，具有排山倒海的无穷力量。
除《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专门颂扬彭大将军之外，其他作品的主人公都没有具体所指。长征诗词所描写的任何军事行动，如攻打娄山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等等，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红军的统一行动。
毛泽东不少诗句中有“我”字，如“春来我不先开口”“我返自崖君去矣”“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里“我”就是作者本人。但在长征诗词的“而今我谓昆仑”“唯我彭大将军”当中，“我”就不光是作者本人了，既是自我，也是我们；既是个体，也是群体；既是作者，也是红军。
在“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军过后尽开颜”“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些诗句中，已经看不到“我”这个字了。表面上“我”已然淡出，可明明又身处其中，只是不再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小我”已经完全被红军队伍的“大我”所涵盖所替代，已经进入到“无我”的境界。
毛泽东经历了从小我走向大我，然后走向忘我，最后变成无我的过程。诗言志的中国诗歌传统，被毛泽东升华为小我与大我，有我与无我合二为一的全新境界。
毛泽东长征诗词的艺术魅力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毛泽东的长征诗词艺术地描绘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万般豪情壮志，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
毛泽东的长征诗词新颖别致、气势磅礴、寓意深刻、意境高远，描绘出了前人和同时代其它诗人不曾创作的锦绣中华新图画，塑造出了文学史上未曾出现过的英雄人物新形象。不仅形象地记录了中央红军所走过的漫漫征程，而且还以诗人独有的浪漫情怀和卓越的艺术才华，热情讴歌了崇高之美、自然之美、人格之美，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第一、诗人的心路历程和革命的曲折发展相统一。
第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统一。
第三、清醒地认识困难和磅礴的英雄气概相统一。
第四、通俗的诗词语言与深邃的哲理思想相统一。
第五、战争画卷的纪实与历史规律的把握相统一。
第六、个人情感的起伏与红军命运的悲欢相统一。
第七、英雄主义的人格与崇高理想的追求相统一。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长征波澜壮阔，而毛泽东的长征诗词蕴含丰富。限于时间关系，我的能力有限，加上诗词的解读见仁见智，从毛泽东诗词感悟长征，我既不能把长征说清楚，又难以把诗词讲明白，不当之处，请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专家简介
汪建新，教授，1964年9月出生，江西婺源人。1989年6月进入江西省委党校工作。2001年2月至2003年4月担任南昌市青山湖区区委副书记。2004年9月调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先后担任对外交流与培训开发部主任和教务部主任，2015年8月担任学院副院长。任何媒介转载须注明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学习微平台（cpcnews）”，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篇三:[和毛主席长征诗]和毛主席长征诗
和毛主席长征诗
袁国平
2014年06月30日12:35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万里长征有何难？
中原百战也等闲。
驰骋潇湘翻浊浪，
纵横云贵等弹丸。
金沙大渡征云暖，
草地雪山杀气寒。
最喜腊子口外月，
夜辞茫荒笑开颜。
袁国平（1904－1941）：湖南邵东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曾任工农红军第四师党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教导师师长兼政委、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袁国平同志在战斗中牺牲。
1937年10月，周恩来与新四军部分领导人在皖南，左二为袁国平
1941年1月6日 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中被围攻的新四军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面驳斥这种无理要求，一面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到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一个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
6日，当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有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的文章，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新华日报》上周恩来的题词
新四军军长叶挺
皖南事变前高层失和：项英常用有色眼镜看叶挺
作者：何立波
项英（左）与周恩来、叶挺的合影（资料图）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项英一见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周恩来亲赴皖南调解，项、叶矛盾缓和 叶挺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内，职权行使难免受到一些限制。作为党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项英无视党中央的重托，始终以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待叶挺，与叶挺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加之叶挺无法出席某些会议和看不到党中央的指示电报，在工作时心情不愉快，甚至产生了想摆脱项英离开新四军的想法。 1938年6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来到武汉。他向驻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工作，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又有职无权的苦衷，并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叶挺的困难处境，周恩来和叶剑英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们当天便向延安发了一个电报，请求中央批准叶挺的建议。
党中央很重视叶挺的意见，很快作了批复，回电表示“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但由于项英对此抱有抵触情绪，新四军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叶挺依然没有发言权。自尊心很强的叶挺感到难于忍受，遂致电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复电表示挽留：“项英赴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你实际负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去一人帮助检查整理新四军工作。”9月，项英去武汉述职，随后又由武汉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叶挺遂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 在粤期间，叶挺接受执掌广东大权的余汉谋的邀请，准备出任东江游击司令。但对于这一任命，中央认为不妥。中央认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若叶挺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中央通过在粤的廖承志，将这个指示传达给了叶挺。叶挺的出走，在国民党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2月，在西安开会的蒋介石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说：“是你们共产党排挤、打击叶挺，逼他出走与辞职。这样一位优秀人才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能与你们合作。”国民党当局扬言，将对新四军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2万。 在这种情况下，刚参加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接替王明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原长江局撤销）的周恩来一回到重庆，便发电报请叶挺返渝。鉴于此，叶挺只好回到了重庆。周恩来把党中央希望叶挺留在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意见，再次面告叶挺。叶挺表示，愿意顾全大局，但仍有与项英难以相处的种种顾虑，不愿再回皖南。他问周恩来，可不可以让他到八路军去直接带兵打仗，如可以，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他都愿意。 周恩来紧握叶挺的手，内疚地说：“我代表毛泽东同志向你赔礼道歉。项英给你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真对不起你。”针对叶挺想去八路军的想法，周恩来明确指出，华中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经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职务，不好随意变动。同时告诉叶挺，经过他的建议，党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由叶挺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对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针和内部团结方面所犯错误，党中央很重视，正在设法纠正。鉴于项英在六中全会上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态度暧昧，中央对他在会后能否在新四军中贯彻执行会议精神很是担心，故授权周恩来在适当的时候到皖南去一趟，就新四军贯彻六中全会的决议和解决叶、项矛盾等问题，给予指导和推动。 1939年2月，周恩来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为了保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战略方针在新四军中真正得到贯彻，他在军部进行了许多重要活动。由于项英对于党中央早在1938年5月便已决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始终抱着将信将疑、既执行又打折扣的错误态度，而是总想实施他自己的向南发展的想法，因此周恩来此行还负有重申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纠正项英在这方面错误的重要责任。为调解叶、项关系，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意义，就由来已久的叶、项关系问题批评了项英。周恩来专门指出:“中央认为叶挺作为党外人士是暂时的，这对国共合作更为有利，如果不是考虑这一点，他的党籍问题很容易解决的。”周恩来要求项英主动地采取团结叶挺的具体行动，并严肃指出：团结叶挺是新四军内部团结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犯错误。 对于周恩来这些富于原则性与情感的耐心劝导、批评，项英表示愿意接受。他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 高敬亭事件后，党中央极力挽留已提出辞职的叶挺 正当叶、项关系开始缓和时，高敬亭事件发生了。 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军长。红二十五军长征后， 他临危受命，独立领导红军游击队千余人在湖北与河南、安徽边境坚持了极为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了队伍。新四军组建时，红二十八军改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高敬亭对敌斗争坚决，作战指挥上有自己的一套，但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养成了谨慎从事和顾虑多疑的性格。新四军实施东进政策之后，高敬亭一直舍不得离开大别山，担心东进后被国民党军队吃掉。 叶挺对此很生气：“高敬亭目无中央，蔑视军部，骚扰友军，太不像话了。”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上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的意见，他提醒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来到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限四支队7天之内开赴皖东指定地区。见军长发火了，高敬亭不得不有所行动。翌日，高敬亭带着四支队七团、九团和手枪团开拔。两天后，叶挺接到高敬亭急报，说四支队发生了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团投奔桂军李品仙的事变。叶挺立刻飞马赶往出事地点，与邓子恢主持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高敬亭因病缺席。本来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反杨、曹斗争，但很快大家就联系到了高敬亭的责任问题。对于高敬亭许多人很有意见，只不过平日不敢说，现在见叶挺军长来了，纷纷揭发他。叶挺疾恶如仇，但做事欠思考，容易为表象所迷惑。他对高敬亭的“罪行”深信不疑，同时致电延安毛泽东和重庆蒋介石，要求严惩高敬亭。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批转叶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叶挺收到蒋介石的批复后，在没有得到延安毛泽东回电的情况下，仓促地将高敬亭处决。 叶挺回到军部，项英责备道：“希夷，你怎么这样不冷静，冤杀高敬亭，上蒋介石的当了。你看，他高兴得要向你发奖章了。”此时，叶挺才得知中共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己太鲁莽了，但为时已晚。 高敬亭事件后，一度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又出现阴云。项英认为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是自己掌舵，于是又大权独揽。叶挺也感到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 针对着日军是一支高度现代化军队的状况，叶挺提倡加强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克服游击习气，以提高战斗力。但项英对叶挺这个主张不以为然，担心叶挺反游击习气，会把我军应该永远保持的“优良传统”也一起反掉了。叶挺认为这完全是糊涂观念，因而非常生气。叶挺年初去江北，离开项英，相对独立地执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干得比较顺心，解决了江北部队的东进问题。但当他回到云岭汇报工作时，项英却表示并不完全满意。 1939年8月，叶挺再赴重庆，就全军经费和新四军江北部队扩充后的编制问题向蒋介石进行交涉。叶挺这次出行，内心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再次要求辞职，离开项英。辞职的原因：在外部是由于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执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地制造进攻、限制新四军的摩擦事件，国共关系愈来愈紧张，他在两党两军间调解的作用愈来愈小；在内部则是他和项英的关系。高敬亭事件后，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加剧，使他觉得当这个军长，实际上徒有虚名。 10月初，叶挺经桂林飞赴重庆。11月，叶挺应召去见蒋介石，提出辞呈。以前叶挺要求辞职，蒋介石都是讳莫如深，但这次却一反常态，爽快地答应了，还假惺惺地向他征询新的军长人选。叶挺说最好是叶剑英。蒋介石很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叶挺辞职后，蒋介石借机大作文章。他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扬言要另派新人当新四军军长。毛泽东得知叶挺辞职后，当即致电周恩来，指示他立即找叶挺做工作，彻底解决新四军的领导问题，要叶挺主动收回辞呈，打消蒋介石重新委派军长的企图。 1940年5月，从苏联疗伤刚刚归来的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找到了已返渝的叶挺。周恩来向叶挺指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利用叶挺要求离职这个机会，另派一个所谓“能够完成他的希望”的人担任新四军军长，借以达到既可从政治上打击共产党，又可为以后进攻新四军作准备的罪恶目的。他们希望叶挺能从他的去职会给新四军和抗战前途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去考虑问题，不计个人处境困难和委屈，与新四军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抗战到底。叶挺听后很感动，爽快地答应了。 征得中央同意后，周恩来致电项英，要他派一名高级干部来重庆接叶挺，并与南方局讨论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的问题。对这个电报，项英比较重视，立即指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执行这个任务，并立即启程赶往重庆。袁国平抵渝后，周恩来对他作了大量的工作，指出：党中央从组建新四军开始，便要求项英处理好与叶挺的工作关系。但项英做得很不好，以致弄得叶挺感到呆不下去了，再三要求辞职。党中央要求项英必须立即改正对待叶挺的错误态度，尊重他的军事首长的地位和职权，避免再发生叶挺出走的事。周恩来还告诉袁国平，如果项英以后继续坚持不改，可以在团级以上干部的范围内，批评他的“左”倾右倾错误。右倾就是害怕国民党，不敢斗争；“左”倾就是排外，关门主义，不团结叶挺。但周恩来这个指示在实际中很难贯彻。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袁国平一个政治部主任怎么能随便批评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 7月底，叶挺回到了皖南。这次叶挺回来之后，项英主动向叶挺表示友好，工作上尽量做到多和叶挺商量，生活上也有所关照，隔三差五还到叶挺那里，和他一起吃顿小灶，有时饭后还要下几盘象棋。 叶挺为了顾全大局，也做出了友好的姿态。经过一番思考，叶挺给自己定下了行动准则：凡属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情，应该做而又能够做的，一定要努力做好；凡属叶、项两人职权范围的事情，自己应该做，但项英不采纳他的意见，或不愿让他多参与的，那就满足项英“大主意由我来拿”的欲望，让他去决定。
项英为了执行中共中央有关尊重叶挺地位、职权的指示和表示自己的坦诚，所有电文都送叶挺过目，由两人联合签署，并将自己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告诉了叶挺。对于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项英一开始并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殷切关怀，中共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项英由于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与发展，仍然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不少很长的电报，还是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 叶挺认为，中共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的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又能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皖南事变前后的叶、项仍是分歧不断 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国民党方面以7个师8倍于新四军的兵力，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地，布成袋形包围圈，企图歼灭新四军。但项英还没有下定决心按时北移和在北移中打破顽军围攻，他的思想还在撤和不撤两者之间打圈圈。叶挺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心情极其难过，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 194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1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11月30日，毛泽东做了如下分析：“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1940年12月，皖南的形势日趋严峻，项英急电中共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 毛泽东代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这个批评深深震动了项英。叶挺作为军长，在新四军收到中共中央严历批评后，感到惭愧，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项英极力劝解，没有把叶挺辞职的电报发出去。 随后，项英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电报。电报念完后，项英心情沉重地说：“大家再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叶挺严历地指出：“什么时候了，还要讨论行动方针？现在需要的不是讨论，而是决定走哪条路线。”项英也感到自己说得不妥：“就按军长说的，挑选决定一条路线。”参谋长周子昆提出三条路线供选择。在确定突围路线上，叶、项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会议不欢而散。 听到项英死讯后，叶挺称“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 最终的突围路线是按照项英提出的方案走的。由于转移时间和转移路线都是在受到党中央批评之后临时决定的，因而全军的序列编组和政治动员也都显得很乱。这时我皖南部队共有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新四军前进到茂林地区时，已经进入国民党顽军袋形包围圈之内。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顽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终于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得已经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 1941年1月9日，阴雨绵绵。军部到达高坦后，项英与袁国平、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人听着茂林方向传来密集枪声，感到形势不妙。这时军部参谋叶超建议军首长在一起再研究一下行动方案。周子昆即让他去请叶挺军长。叶超来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向正在里边烤火的叶挺汇报了情况。还没等叶超说完项英正在等他去商议，叶挺就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见此情况，叶超不敢回去，就蹲下一起烤火。这时，项英一行久等不见叶挺，也不见叶超，在雨中听到密集的枪声，错误地以为敌人很快就会逼近，便与一行人爬上北面的山坡。叶超在叶挺那里烤了一会火，对叶挺说到外面看看情况，去回复项英等人。叶超到项英等人原来的地方一看，人都不见了，就回来报告叶挺。叶挺找当时来东南局任副书记才两个月的饶漱石商量。叶、饶马上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踪不明”。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 在失去星潭突围这一最好战机之后，叶挺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 最后突围出去的总共有1000余人。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项英、袁国平、周子昆3人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项英与周子昆携带着作为新四军经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他们在一个叫蜜峰洞的山洞中熟睡时，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存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决定还说项英、袁国平“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决定提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中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英、袁国平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听到项英的死讯后，已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对探狱的朋友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叶挺1946年经党中央营救出狱后，不幸罹难于“四八”空难。
本文原载于《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