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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锦云晚上也照顾毛吗篇1:毛泽东亲友
影响毛泽东一生的六个女人
母亲：旧中国善良女性的化身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勤劳善良、品德高尚。1867年生在距韶山冲20里的湘乡县唐家坨贫农家庭。18岁嫁给韶山冲农民毛顺生。1893年生毛泽东，后生毛泽民、毛泽覃，收养女儿毛泽健。文七妹没念过书，但忍耐、慈悲、布施，这些佛教思想在她身上有鲜活反映。毛泽东曾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损己而利于人的人。我母亲正是最后一种人。”母亲的美德对毛泽东影响极深，毛泽东从小就极具同情心。毛泽东六七岁时开始在私塾读书，一天，他向母亲提出要带着午饭到学校吃。母亲以为儿子为了节省往返的时间多读点书。可连续几天，文七妹发现儿子带的午餐一次比一次量多，但是晚上回家后依旧显得很饥饿。她担心儿子得了怪病，便盘问毛泽东。毛泽东只好如实说：“我们私塾新近来了一个叫黑皮伢子的同学，他没有午餐吃，我就带午饭去和他匀着吃。”文七妹没有责备儿子，反而非常欣慰。此后，她总是给儿子准备两个人的午饭。1918年毛泽东从长沙赴北京前，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请人开药方寄给舅父。1919年回长沙，把母亲接到长沙，住在蔡和森家，亲侍汤药。文氏和三个儿合影。文氏唯一一次照相。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忙于驱张运动，得知母亲病危。赶回韶山，母入棺两天，终年53岁。灵前含泪写《祭母文》》，镌刻在韶山冲他父母合葬墓的右侧石碑上。《祭母文》中写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心存表里。”
正是文七妹那种忠厚贤慧、勤劳简朴的品德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给了他一副眷爱天下穷苦人的心肠”，母亲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引路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寄钱给生活困难的父老乡亲和师友，邀请他们到北京叙旧。而他自己则生活相当俭朴。1959年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次日晨，爬上对面楠竹坨的小岗，瞻仰父母的坟墓。随行人员无准备，折来一束松柏交给毛泽东献上。毛泽东向合葬墓鞠躬，伫立良久。
罗氏：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毛泽东父母合葬墓旁边，有个平的坟丘，埋葬的是毛泽东的第一位妻子罗氏。罗氏是长女，亦称罗一姑。嫁时十八，丰满秀丽，温顺善良。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姊妹，即毛泽东的姑祖母。毛顺生对这位表侄女甚为喜爱，特向罗家提亲。亲上加亲，视为美举明媒正娶到毛家，帮婆婆料理家务。与弟媳王淑兰（毛泽民原配）相处很好，体贴丈夫。 顾及父母亲友的面子，毛泽东接受这婚姻，边劳动，边读书。1910年罗氏患痢疾去世。 据《韶山毛氏族谱》，罗氏生于1889年10月20日。修撰族谱时，特将杨开慧所生之子毛岸龙作为罗氏的孩子。1925年毛泽东同杨开慧带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住七个月。搞农村调查和发动农民运动，多次到大秀家。3月26日在罗家与罗合楼、罗合楼的堂弟罗立芳、罗合楼的侄儿罗石泉、罗立芳的妹夫黄可忠一起吃午饭。大秀的两妹妹，嫁给湘乡金石镇关王村杉树塘的黄谱臣和韶山冲的毛华村(解放后，她们不在人世)。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提起：“ 16岁，父母给我娶20岁的女子，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 毛泽东对罗氏却是记着的。解放后，罗氏胞兄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来京，毛泽东同意。当时许多亲属想去北京，都没有答应，对罗石泉却破例，这或许反映了他的歉疚。1950年连襟黄谱臣致信毛泽东，想回乡或到其他地方谋生。3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回京后，看到来信。5月复信： 一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只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 5月派毛岸英回湖南省亲。特交代毛岸英看望舅舅罗石泉。罗石泉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毛鉴公祠与他会面。毛岸英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和人民币旧币500万元。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冲。给父上坟，旁边是大秀的坟。第二天，他请亲友、乡亲叙旧，吃便饭，指名请毛华村。毛华村赤脚走到招待所说：“毛主席，我是一双赤脚来见您，对不住啊！”毛泽东说：“不要紧，随便一点好。”他当即叫人拿出自己的一双大皮鞋，送给毛华村。毛华村说，皮鞋大了，不能穿。毛泽东详问毛华村的情况。问几个子女，毛华村答：“我同您算是‘连襟’，前妻生了三个，后妻生了两个。”晚饭，毛泽东要毛华村与他同桌，为毛华村敬酒。饭后，座谈、合影。
王十姑：毛泽东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 毛泽东对罗氏这门婚事不情愿，也许是因为他心中早已有了王十姑。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在《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披露。50年代，毛泽东问在外交部任礼宾和记录的王海容：“那个王十姑——怎么样了？” 海容问奶奶——王季范的夫人肖老太太，毛泽东称她为九嫂。奶奶告诉海容：王十姑是她爷爷的妹妹，没有名字，叫她王十姑。王十姑和毛泽东是两姨表姐弟（毛的母亲是文七妹，王的母亲是文六妹），从小两人在外婆家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直至谈婚论嫁。和王十姑翘首以待好事成双时，算命先生结论，八字不合。表亲不能结婚。不久，王十姑结婚了。婚后不久就去世了，没有后人。海容面前，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到王十姑：“她是好人。人很白，性格很好，手很细——我们还拉过手哩！” 在海容得知王十姑一事后，王季范告诫她：“不要乱说！” 杨开慧：毛泽东一生的最爱
贺子珍：患难与共的革命战友
江青：一代伟人的政治包袱
毛泽东初恋情人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校定词《贺新郎·别友》，认为是赠给杨开慧的。作于1923年春，毛泽东与杨开慧已结连理。词写的是“别友”， “重比翼，和云翥”，写出对友人旧情复燃。此时毛泽东北上革命，友人不愿远走高飞，双方对自己的事业执著，两人依依惜别，去留互不让步，从此离别。“汽笛一声肠已断” 表露作者 “相见时难别亦难”。写给难以忘怀的友人的离别词。写给他的一位初恋情人，这人是陶斯咏。
陶斯咏，名陶毅，字斯咏，祖籍湘潭，出身富商名门，周南女中毕业，江南第一才女。长沙学界风云人物。和向警予、任培道号称“三姐妹”，同时由杨昌济推荐入新民学会，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毛泽东理事，陶斯咏副会长。同窗萧子升、易礼容回忆，陶斯咏是长沙著名美女，个高，才华横溢，倔强。1919年至1920年，毛泽东与陶斯咏在长沙共办文化书店，有分而复合的恋情，都个性强，一个指点江山逐鹿中原，一个好静文雅，致力女性教育，不合而分手。陶斯咏仅此初恋，未再恋爱，未结婚， 1931年初病逝长沙，35岁。
毛泽东一生，和身边七个女人有情感关系
第一位 罗小姐 第第二位 杨开慧
第三位 贺子珍
第四位 吴广惠 1911年生于河南，两岁迁北京。父亲在北京任盐务局局长。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北平的教会学校，1925年的五卅运动，给她很深的爱国主义影响。1926年3月18日北平学生举行抗议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她和同学们冒雨等候在段祺瑞政府门前，得到的答复却是有的学生被警察打伤，还有一名学生被枪杀。后来，她到上海一家商学院女生部专攻英语。班主任是一位曾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的广东人，常带学生参观上海的大小工厂。吴光伟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激发起希望去改善工人们悲惨生活的社会理想。班主任遭到学校的解聘。吴光伟作为女生部的代表，要求校长收回解聘班主任的成命。校长表面上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但几天过后还是解聘了那位班主任。1929年秋，她回北平经世中学。对教会学校管理制度和昏聩教师的反感，她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包括她在内的三十名学生被学校开除。不久，考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吴光伟对象是张砚田，在北平大学读书。1934年3月1日结婚， 8月，张砚田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吴光伟毕业后，在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兼做家教，月收入60元，自己用20元，其余都寄给丈夫。不久，她到日本。三个月后，回国， 1935年10月国立南京戏剧学校首届学员，同学中有叶仲寅、沈德蔚、左恭、贾耀恺、朱家训。
北平师大和南京戏剧学校与吴光伟两度同学的叶仲寅(叶子)回忆，自己在北平师大学的是国文系，吴光伟是外文系。1936年初，学校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巡视专员》(《钦差大臣》)，吴光伟扮演市长夫人，很受欢迎。演出后她却走了，学校挽留她，她以经济拮据而告辞。 吴光伟解释原因：“我把演戏看成是大众教育的一种形式。我在该校学习演技，但不久就发现训练很有限。虽然这是一所新式学校，但它没有什么前途，只不过是给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娱乐消遣罢了。” 回北平，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书。1936年夏，到西安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办公室里唯一女性，月薪60元。
她当时认为自己的婚姻处于维持状态。丈夫是进步的，但不够活跃，。她理想的婚姻是丈夫和妻子都在进步者的圈子里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涉，否则不如过单身生活。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吴光伟在西安事变后参加西北救国联合会妇女部的工作. 认识一位共产党员。渴望从事革命工作。 知识青年进入延安，需要经过党的外围组织或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后向各相关接待处报到。吴光伟通过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介绍，1937年2月19日到延安。熟悉英语，略通日语，抗大学习的同时，安排参加外事接待。3月，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到延安采访。吴光伟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 史沫特莱记载：“第一天他(朱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原来是女演员的吴莉莉(吴光伟)，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访谈中，遇到朱德不懂的美国文化内容，如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由吴光伟从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并翻译成中文，提供给朱德作参考。吴光伟的翻译兼秘书很出色的，得到史沫特莱和朱德的首肯。5月，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又名海伦·斯诺也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采访。6月20日，中国文艺协会在延安城里由基督教堂改制的大礼堂集会，纪念世界革命文学导师高尔基逝世周年。晚上，演出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母亲尼洛夫娜由吴光伟扮演，形象丰满、仪态端庄、话语不多，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着无私的母爱。在早期延安革命舞台上，多以反抗暴动和标语口号来表现革命的戏剧演出中，吴光伟的表演显得更加专业、艺术。当场观看的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记载：“吴广惠女士(译音，即吴光伟)扮演的母亲，她不忍心看小孩饿死而把他杀了，演得那么凄恻动人，观众中许多人都不禁暗暗流泪。”她为生活中吴光伟高贵优雅又时尚现代的气质所惊讶，专门请吴光伟作访谈。她记忆中，吴光伟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员，在舞台上独领风骚。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卷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
延安时期(1937～1947)文艺演出活跃。此次演出《母亲》，抗大二期第十二队、十三队学员为主，其他剧团演员参与，十三队学习的陈明为召集人。陈明记忆中的吴光伟，身材苗条，性情温婉，品貌端庄，思想进步。
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离婚，最后贺子珍出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礼送”出延安。
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工作，她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由于婚姻关系以及难以裁决的“吴光伟事件”影响，她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
1938年3月至7月，吴光伟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移到西安。吴光伟到西战团驻地，看望这支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队伍。多年过后，陈明还清楚地记得，吴光伟不止一次来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还为他带来肉包。从她委婉的叙述中，陈明感觉到似乎是其婚姻拖累了她。
朱家训回忆，1938年4月他从重庆到延安，改名朱丹，进抗大四期学习，未及毕业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 10月因生活不习惯而告退，搭乘八路军汽车到西安，在城门外被国民党守军拦截，押解到设在东厅门的干训四团受训，后来他参加该团艺术大队工作。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同学吴光伟也在这里，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任上校教官的还有连战之父连震东。朱家训离开延安前夕，接受抗大委托捎带200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一直与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的鲁明保持联系。吴光伟通过朱家训希望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经组织安排由办事处组织科长居敬与她谈话。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结果，便一直留在干训四团。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西安干训四团教育长是胡宗南，训练宗旨是“要以异党分子训练成为吾党分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施行各种训练”。据朱家训观察，吴光伟是身在“国”营，心仍然惦记着“共”，并努力帮助积极抗日的同学。
1939年2月，朱家训因被发现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联系，以参加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上山西前线名义离开干训四团。走到黄河边，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吴薇的信，原来是吴光伟托人带来的，其中说到她在西安过得很苦闷。1939年4月，朱家训再回到西安，因手头拮据，吴光伟给他40元钱，他乘火车到宝鸡，转到四川。此后，他们就没有任何联系。
吴光伟1937年2月到延安， 8月底9月初离开延安。8月底，贺子珍也离开延安。8月底，江青来到延安，在经历过政治审查和党校学习、鲁艺工作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吴光伟在延安的经历被所有关于延安的革命历史所遗忘。延安第一美女吴光伟 她虽然没做毛主席的夫人,却一生都在怀恋毛泽东!她原名叫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吴莉莉去美国留学，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在延安，史沫特莱鼓励设法引进一种新的娱乐：西方式的交际舞。到了三月份，她和吴莉莉晚上就在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吴莉莉成了交际舞的明星。 有一个晚上，史沫特莱已经睡下，突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有吵闹声。待史沫特莱跑到隔壁窑洞，就见贺子珍正用一个手电筒打毛泽东，毛泽东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贺子珍，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贺子珍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 毛泽东最后站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赶快回去吧。”贺子珍却突然转向吴莉莉，当时，吴背靠着墙。接着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揪她的头发。血从吴莉莉的头上流下来，吴莉莉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 毛泽东命令警卫员将贺子珍送回了家。 这件事发生后，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彻底破灭了，贺子珍很快就被送到苏联去了。
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西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当时也无法违抗；另一说法是：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泽东见面。 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后，被国民党拘捕。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研田，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两个人结了婚。 婚后二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芒和一个女儿张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吴莉莉根本不爱张研田。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奇特：虽然在人们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但是一关上家门，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就连张研田在外面终日和两个歌女鬼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不仅与丈夫关系不好，吴莉莉还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来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锻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1949 年中共建政前夕，张研田一家在成都，和张光祖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后来张研田带着两个孩子坐飞机去了台湾，吴莉莉竟然拒绝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锦章家，张研田到台湾一个月后，有一天，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送到了台湾。 到台湾后，张研田任台湾驻日的“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台湾农学院院长，兼职经济部政务次长，对台湾土地改革有杰出贡献。 张研田夫妇的儿子张小芒也死于帕金森病；女儿张小菲现在美国，是一位经营中药材的富商。吴莉莉在1975年去世，张研田1986年去世。
1937年3月底，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Earl Leaf)到延安采访。吴光伟受命出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
吴光伟1937年2月到延安，大约在8月底9月初离开延安。同年8月底，贺子珍也离开延安。也是在这个8月底，江青来到延安，在经历过政治审查和党校学习、鲁艺工作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从此，吴光伟在延安的经历被所有关于延安的革命历史所遗忘。
第五位 江青
第六位 张玉凤 与孟锦云是毛泽东晚年身边红人，谁要见毛主席，必经她两安排批准。张与毛相见时，十八岁的火车服务员，毛泽东马上要张玉凤作他的机要秘书，负责日间大小事务。后期帮助毛泽东批阅文件，江青要见毛泽东，得通过她！毛主席去世后，江青要拿一些文件，被张玉凤阻止，江青如此强悍女人都被吓走。一说法 任机要秘书时怀孕张玉凤， 1944年1月27日出生， 1962－1970年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工作，1970－1976年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1974－1976年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毛泽东晚年发音不清楚，张玉凤基本上就能解读出来。毛泽东与张玉凤冲突后，毛泽东将张玉凤驱逐出去。没有多长时间，毛泽东先自认输了，让汪东兴尽快将张玉凤找回来，并说下了很动情的话：我也这么大年纪了，脾气是有的，难道你的脾气比我还大？也还真是张飞的后代呀！
第七位 孟锦云歌舞团舞蹈员，选中到中南海为领导表演，后为毛泽东的看护。与张玉凤，毛泽东晚年身边，轮流照顾。她俩是毛最信任的人，是孟锦云劝服毛主席动白内障手术。
孟锦云参军时， 11岁，文革中进入叶群办公室、进入毛泽东的办公室， 18岁。看到叶群和吴法宪在摸毛泽东生活习惯的底，孟锦云觉得奇怪，便由她哥哥将情况向江青反映，以为这就是保卫毛主席。江青却将这信交给叶群来处理。孟锦云1968年3月9日被捕。 1973年1月释放，受尽折磨。1975年5月24日再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眼睛已看不清楚孟锦云长什么样了。孟锦云的悲伤故事，让毛泽东心怀恻隐，“他一直拉着小孟的手，抚摸着，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再也不会想到，这么个坦率真诚的小姑娘，怎么会打成反革命，竟然在监狱里蹲了三年……”毛泽东当即决定：“你不要再讲了，你来了，就什么都好办了，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
机要秘书是去年的10月22日定张玉凤担当的，护士长是俞雅菊，疗组成员都是北京各大名医院的名老医生、教授。考虑到她在林彪事件后被释放出来在医院任护士，让她以毛泽东的护士的身份出现在中南海医疗小组的编制里。
毛泽东喜欢这位半个老乡的出现的，毛泽东还借故辞退了另一位护士。孟锦云在毛泽东身边，为老人家读报，听老人家讲故事，或者说一些开心的话，也做洗嗽、接尿、通便。
后来，毛泽东让孟锦云念一些文件给他听，让她代他圈阅一些文件。张玉凤对这种变化，她不可能不敏感到这意味着什么。张玉凤对孟锦云开玩笑地说：“小孟，你这个非党员，可还替主席圈阅党中央文件，你可真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啊！”
张玉凤是中央任命的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是有文件的。孟锦云是不能看中央的高层文件，更不能代毛泽东圈阅党中央重要文件的，毛泽东让她这么作，也不合规矩。
张玉凤的话，刺痛了孟锦云敏感的神经。入党的问题就成了孟锦云迫切考虑的大事。为了尽快入党，请毛泽东当她的入党介绍人。毛泽东表态：“你入党我同意。但是我同意了不算数，你要去找党小组长，把申请书交给他。然后再找两个入党介绍人。你把申请书交给小组长后，要经过党小组讨论通过了才算数。” “这是组织原则问题。”孟锦云说：“您同意了都不算数，还有谁同意了算数呢？”毛泽东说：“要按组织原则办事嘛。我身为党的主席，我哪能带头破坏我同意制定的原则呢？”
孟锦云将申请书交给小组长。孟锦云又找了汪东兴做她的入党介绍人。还差一个，孟锦云不想找别人，还是想让毛泽东做她的入党介绍人。毛泽东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恐怕不合适。人家会说你拉大旗了。”
借着孟锦云入党并请毛泽东担任她的入党介绍人一事，张玉凤表现不高兴： “你什么事都找主席，你不知道主席的身体不好啊？你老打搅他做什么呀？你急什么嘛！早晚还不得都入！”
孟锦云知道，不能再晚了，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没有谁比她更清楚的。越是急，越入不了党。过了很久，党小组长找孟锦云：“你的入党问题，小组里讨论过了。有的同志给你提了些意见，说你骄傲自满，希望你再努力争取吧。”
认定是某天值班时两个党员工作人员临时缺岗，孟锦云批评她们，两位当场把孟锦云的批评顶了回来：“你干嘛对我们这么横？我们是平等的，你干嘛指挥我们呀？”
孟锦云在毛泽东身边时，没入党， 1986年入党
第一任妻子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11月6日生长沙县板仓。1913年父亲从欧洲留学归来。1914年毛泽东湖南省念师范学校，认识杨昌济教授，后到北京工读，又再度回校，常与杨家往来，与杨教授女儿杨开慧互生情愫。1920年冬，与毛泽东结合。不坐花轿，不要嫁妆，不用媒妁。共结同心时，毛泽东廿七岁，杨开慧十九岁。杨开慧服侍毛泽东最为体贴，毛夜间看书写文章，她半夜起床，为毛泽东准备一些热食，为丈夫加衣。，1921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以党龄而论，她在女性中仅次于北大的缪伯英. 1922年生毛岸英。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毛泽东。毛泽东赴上海，半年后，生毛岸青。翌年，杨开慧也到上海。不久，她随毛泽东返湘，又随同去广州、武汉。以党龄而论，她在女性中仅次于北大的缪伯英。一九二七年生毛岸龙。1927年夏，武汉国民党政府反共，杨开慧带着孩子回长沙郊外老家。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潜回湖南，秘密赶到板仓看望在此隐蔽的妻子和三个孩子。8月16日，他又在开慧的陪伴下潜入长沙，进行暴动准备。8月底，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开慧照顾好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杨开慧给丈夫带上草鞋，要堂弟杨开明送一程，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这次话别，竟成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永别。 1930年10月在板仓被军阀何键搜捕到。每天遭毒打，压杠子，打昏后又用凉水泼醒。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姆陈玉英和8岁的毛岸英。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杨开慧回答：“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她带着毛岸英坐牢，坚贞不屈，这时，杨母找到蔡元培等，请他们发电报保释。军阀何健接电后，马上下令行刑，并回复蔡元培等诡称接到电报前已经处决。 11月14日在长沙城浏阳门外识字岭被害， 29岁，留下遗言：“我死后，不作俗人之举。”三个儿子流离失所。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始终没忘记杨开慧和她一家。随着和平生活的降临，毛泽东对开慧的思念也越来越重。接见陈玉英时，详细询问了杨开慧的被捕经过和在狱中的情况，说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解放后，他分别派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给杨开慧扫墓。1957年，毛泽东在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对女子的称呼本应用“娇”字，章士钊问“骄杨”当何解释？毛泽东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毛岸青、邵华请毛泽东写这首词的时候，他又把“骄杨”写作“杨花”，并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从上井冈山后的二十多年中，毛泽东一直惦念着妻子杨开慧的家人。1949年8月，他收到杨开慧的哥哥、嫂嫂通过解放军电台发来的电报，马上复电，为他的师母和岳母向振熙还健在表示欣慰，向她致敬，介绍岸英、岸青的情况，询问“家中衣食能否过得去”，希望来信告诉他。他不断地向老人尽孝。1949年9月托人给岳母捎去一皮袄，老人感觉到女婿关心的温暖。 1950年，岳母八十大寿，他吩咐儿子毛岸英专程回湖南为她祝寿，带去两枝人参。岳母九十大寿时，他寄了200元钱，写信请杨开慧的堂妹转赠老人或买成礼物送给老人。他主动承担起了赡养岳母的义务。从湖南解放到老人去世，他一直从自己工资中出钱，给岳母寄生活费。一次秘书疏忽了，时隔半年，马上让秘书补寄。1962年，毛岸青与邵华结婚，毛泽东就让他们回湖南看外婆，给杨开慧扫墓。杨老夫人九十二高龄，一手拉着外孙，一手拉着外孙媳妇，激动流泪。 同年老人去世，毛泽东给妻兄发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 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与他们的儿子岸英、岸青于1924年在长沙的合影
第二任妻子 贺子珍 原名桂圆，又名自珍。生1909年中秋，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 “永新一枝花”， 1925年入团。1926年入党。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中央红军长征中三十女杰之一。“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是毛泽东脍炙人口的《西江月·井冈山》词里的两句。“炮声隆”指的是红军向进攻黄洋界的敌军发射迫击炮弹。8月30日敌军调集4个团兵力向黄洋界进犯，妄图从北大门打进井冈山。而红军加上赤卫队员不足300人。 团长朱云卿说，“要有炮就好了！”贺子珍说：“在龙源口战斗时，三十二团缴到敌军一门迫击炮，坏了一个地方，送到茨坪军械所去修了”
黄洋界到茨坪走小路9公里，贺子珍到前沿阵地叫来哥哥贺敏学等，在崎岖的山路上跑步前进，找到军械处处长宋乔生，抬出了炮。一百四五十斤，4人轮着抬。在去小井的岔路上，贺敏学和谭希林到小井军械所仓库，找到仅有的从敌军处缴来的3发炮弹。狭窄陡峭的羊肠小道，爬了近3个小时，把炮抬上了黄洋界。战斗仍在激烈进行，红军的抵抗越来越困难了。朱云卿命令把迫击炮架在黄洋界的哨口上，向敌军放炮。第一炮没响，第二炮也没响。朱团长凝神远望山下，见林木掩映中似有一茅棚，好像有人影不断往来出入，当即命令：“朝那儿打！”正好击中目标，林子里烟火弥漫，山下敌军一片慌乱。 第二天，准备迎击敌人的再度进攻。没有见到敌人踪影。后来才清楚，第三发炮弹正好击中敌军前线指挥所。敌军认为只有主力红军才配备有炮，以为主力红军回到了井冈山，连夜仓皇逃遁。
贺子珍在黄洋界战役中建立的奇功，至今在井冈山广为传颂。
杨开慧被捕时，毛泽东和贺子珍相爱。贺子珍十七岁，对毛泽东仰慕爱恋。贺子珍曾与国民党军队对阵，在前线运伤兵，到后方，调护病人，组织女军，给人感觉强悍。1928年毛泽东不理湖南的妻儿，不顾党员的反对，执意要与贺子珍同居，杨开慧去世后，他俩正式结婚。《韶山毛氏族谱》所记，毛泽东的第三个妻子是贺子珍。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贺子珍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和江西苏区时期的战友，也是毛泽东多次受排斥、落难时期患难与共的伴侣。 贺子珍能文能武，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一次，毛泽东、朱德等开会，贺子珍在场。敌人来了，贺子珍骑上一只光马（没有马鞍），手拿着两枝枪，东西各放一枪。把敌人引开，敌人顺着打枪的方向拼命追，她把敌人甩掉了。1929年1月随红四军主力下山，机要科科长。陪伴丈夫长征。路途里，生五孩子，全送人。战火中，毛泽东和贺子珍同生共死，度过了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 贺子珍以伤病之躯走过万里长征。长征中，在贵州盘县遭遇敌机轰炸，贺子珍为了掩护伤病员钟赤兵，浑身受伤17处，生命危在旦夕。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终生没有被取出，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她要求毛泽民夫妇向领导反映，把她留在当地，并要求不要把她受伤的情况告诉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以免让他担心。 当时红军抢渡赤水河，与“围剿”的国民党兵大规模迂回周旋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能离开指挥位置，无法看望贺子珍。毛泽东非常焦急担忧，他在指挥所回电话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里，一是无药可医，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死也要把她抬走。”他立即把医生傅连璋派到休养连，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同时，还把自己的担架调了过来，帮助抬贺子珍。 战事稍歇，他飞马去看望贺子珍。只见她的头部、脖子和身上，缠满了绷带。贺子珍说：“我不能工作，还让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我跟连里说了，不要抬我了，把我放在老乡家里，等伤养好了，我会找你们的。”毛泽东劝慰她说，不要想那么多了，会治好的……。 毛泽东与一女翻译来往。贺子珍受不了，终日吵架。长征中多处负伤，1937年赴上海动手术，途径西安时上海沦陷，于是改赴苏联，1937年冬中共以精神病，送她莫斯科就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38年10月到达莫斯科，坚持留在苏联。出生不久的幼子肺炎夭折。毛泽东得知后，便送娇娇（李敏）到苏联陪她。女儿娇娇因重病，贺子珍为护理女儿之事和一苏联人争吵，为此受到迫害，被送进了疯人院。1938年去苏联治伤，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入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儿童院领导发生争执，由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使，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1947年。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去苏联，几经周折，见到了贺子珍。他们向毛泽东打了报告，毛泽东同意她回国。江青阻挠，无法与毛见面。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1949年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上海市委组织部。1947年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放回国，但毛泽东已经和江青结婚。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江青阻挠，不允许回北京，南下任浙江省杭州市妇联主任，后赴上海养病。
毛泽东没有忘记相伴10年、患难两万里的贺子珍。夫妻名分不在，战友情还在。真诚关心贺子珍，又十分注意把握分寸。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也曾谈到他和贺子珍的关系，说自己有责任，贺子珍也有责任。他还说，感情方面的事情，有时候也是很无奈的，也很复杂。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发生了，发生以后怎么对待？要理智一些，忍耐一些。
1949年5月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到北京香山，强烈要求毛泽东与贺子珍复婚，要为贺子珍争得她“应该得到的”夫人地位。毛泽东综合考虑，没同意。后对人说：“贺怡想让我同贺子珍恢复关系，贺怡真不懂事，我怎么能与她再恢复关系呢，一个党的领导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同年夏，贺子珍到天津暂住。毛泽东派工作人员阎长林带着娇娇看望贺子珍。详细询问阎长林，当阎长林谈到贺子珍回忆往事时说的一段话时，毛泽东说：“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1950年，毛泽东接到贺子珍与兄嫂联名写来的信后，回信说：“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饱含毛泽东对前妻和老战友的深厚感情，对家庭团结和政治影响的细致考虑。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后，一直未婚。 1953年6月毛泽东与贺敏学长谈，要贺敏学劝贺子珍再婚。贺敏学回答：“子珍妹曾经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毛泽东叹了口气。
李敏沟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联系。毛泽东很少给贺子珍写信，是通过李敏转达他的问候。 毛泽东考虑贺子珍在外地寂寞，身体不好，就让李敏每个假期，去看妈妈。每次李敏奉父亲之命，背上东西，给妈捎去，带去爸对妈的问候。李敏又奉妈妈之命，拎着东西回北京，有毛泽东爱吃的食品和蔬菜，有给江青、李讷和毛岸青夫妇的东西。一次，贺子珍让李敏给毛泽东捎去一个精致的骨雕耳勺，她知道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毛泽东感慨万千，他从李敏的身上看到当年贺子珍的影子。
1954年贺子珍一遍遍收听毛泽东在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开幕词的录音，受到刺激，病重。毛泽东听说后，知道贺子珍为思念自己而病，和李敏一起流泪。他急忙让李敏去上海看护贺子珍，带给贺子珍一封信，劝贺子珍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吃饭，不要抽那么多烟。贺子珍收到毛泽东的信，开始吃饭吃药，烟也戒了。 毛泽东向陶铸夫人曾志谈贺子珍：“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与贺子珍的老友曾志谈话后，决定和已经分别22年的妻子见上一面。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人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贺子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不停哭泣。毛泽东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毛泽东询问了她的生活情况，详细地了解她在苏联的遭遇。贺子珍作了回答。毛泽东神色凄然地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毛泽东见夜深了，让人送她下山。江青即将来庐山，毛泽东为避免引起江青误会，影响家庭团结，没有再见贺子珍。这是毛泽东和贺子珍解放后惟一的会面。 见面后，贺子珍病倒，谁劝也不吃东西不喝水。毛泽东很着急，派刚结婚的李敏到南昌照顾她，要女儿“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他考虑到贺子珍不愿喝水，准备了两筐水果，让女儿带去给贺子珍解解渴。担心李敏遇事处理不了，派了一管理员与她同往。这次会面后，贺子珍对庐山格外眷恋，又先后三次上山休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8日是农历八月十五。八月中秋，正是贺子珍的生日。 三年后，贺子珍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进京。瞻仰毛泽东的遗容，毛泽东的坐像前，献上1.5米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花圈的形状、缎带的文字，贺子珍亲自过问。维护毛泽东现有家庭的团结，贺子珍服从党安排，回国后，住在上海、江西，毛泽东逝世后才到北京。与毛泽东分手，贺子珍从没怨过毛泽东，说：“是我不好，我当时太不懂事了，我太任性了。”她做到了 “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1979年五届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逝世。 毛泽东一生心中最痛爱的女人毛泽东第二任夫人贺子珍，1909年中秋生于江西永新云山，是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才貌出众，有名的“永新一枝花”，1926年毕业永新女子学校。1927年8月，18岁的贺子珍参加永新暴动，并跟随宁冈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11月初，贺子珍被调任前委秘书，到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陪同毛泽东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地区做社会调查，帮助毛泽东整理、抄写一系列调查材料。
贺子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发现了他磨伤化脓的脚，不由分说为他擦洗换药。这件事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工作两人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感情有了微妙的变化。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贺子珍不仅完成了著名的《永新调查》报告，而且互相也有了更多了解。毛泽东喜欢贺子珍是个有文化有性格有很高性情的漂亮才女，贺子珍也喜欢毛泽东的文才和豪情壮志，毛泽东向贺子珍袒露了心迹，表达了爱慕之情，贺子珍也感觉能与自己仰慕的人生活在一起是非常骄傲的。后经贺子珍的义兄撮合，他们最终定情，开始了他们在那凄风苦雨中相依为命，并肩战斗的十年夫妻生活。
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家乡的杨开慧，当时共产党人被通缉杀害，他与杨开慧的联系也已经中断。毛泽东与贺子珍成婚之前，曾神色黯然地告诉过贺子珍：自己结过婚，妻子杨开慧和3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久无音信，生死未卜。后来，杨开慧被军阀抓捕杀害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泣不成声，贺子珍也扑到毛泽东的怀里哽咽不已”。 1930年同时也传来贺子珍的恋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欧阳洛被捕牺牲的消息。 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攀龙书院八角楼时，他发现贺子珍总是将一个旧包袱另外放着，便问里边包的什么？贺子珍说：“我的行李。什么时候开慧姐来了，我什么时候离开。她带着3个孩子，多不容易呀。”她心中已把杨开慧当成的姐姐。从这件事中，我们不难看出贺子珍是一个多么有个性富于牺牲精神的女人。至于说杨开慧和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应当可以理解的，一是人在艰难困苦时都希望有感情的安慰，二是毛泽东的生活的确需要有女人照顾，三是贺子珍知道杨开慧的存在并愿意，而且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姐姐”，四是在那个时代社会还是允许娶二房太太的，毛泽东毕竟也是一个男人，他不是一个神。
在毛泽东最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同生共死，一起翻雪山过草地，走完艰难坎坷的长征之路，帮助他走出人生与政治生活中最低谷。1927年相遇， 1937年延安分手，共同生活的10年中，他们相濡以沫的婚姻是非常幸福的，共生育子女6人，除李敏外其余全部丢失或夭折。 有一次毛泽东、朱德等人开会时被敌人包围，贺子珍不顾别人的劝告，二话没说，骑上马手持双枪，她把敌人引开。这也充分表现出贺子珍的格性，贺子珍的刚烈脾气是出了名的，连毛泽东也爱称其为“女司令”。同时，这样的性格也为他们的爱情悲剧埋下了伏笔。
当延安成了抗日圣地时，国内外各种人物纷至沓来，毛泽东特别繁忙，并有了无数的崇拜者，回家后也顾不上贺子珍，贺子珍是个非常敏感、好强、倔强的女人，这使贺子珍感到空寂、苦恼、烦躁、猜疑、怨恨。她恨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想要多做些工作，却因伤病感到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她想动手术，把从上井冈山到下井冈山，从长征到延安，在身上留下17块弹片从体内取出来。可是，延安动不了这种手术，于是她便决定放下出生刚几个月的女儿李敏，转道西安到苏联去。毛泽东知道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执拗的贺子珍此时已听不进去劝告。后来毛泽东又给暂住西安周恩来处的贺子珍一连发过6封电报，劝她回延安，而她倔强刚烈的性格，让她依然执意不肯。
怄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身在西安，她的心却飞回了延安，贺子珍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晚上一个人能不冷吗？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来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给在延安的毛泽东。但是，倔强的性格，使毛泽东的6封电报也未能阻止她踏上赴苏联之路。毛泽东也是个性极强和性情中人，此时此刻她贺子珍没有顾及毛泽东的面子，没有体谅到毛泽东对她的感情，因此，毛泽东对她也有了一腔的哀怨，对她是又爱又痛，又无可奈何。
从此，两个同甘共苦整整十载的患难夫妻就此天各一方。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矛盾，主要是因贺子珍坚持出走苏联。国内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江青这一辈子也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谣传。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一个取而代之的绝好机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1938年5月这个爱唱京剧爱演戏写的一手好楷书的江青进入了延安！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开了，但是多年以来两人相互的关爱、关心始终保持着，贺子珍在莫斯科治病时，1940年初冬，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去苏联看望贺子珍，直到1949年春贺子珍回国，毛泽东才把非常喜欢的李敏接到中南海丰泽园，住在自己身边。而贺子珍一直在生活上照顾着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两个在苏联学习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毛泽东也通过他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带一方丝质的大手帕，是旧的”给贺子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情感非常丰富充满柔情的大男人，心中一直存有他痛爱的贺子珍。而贺子珍也非常关心毛泽东，她通过李敏送给毛泽东“一个骨头做的挖耳朵的耳挖勺儿”，因为她知道毛泽东喜欢掏耳朵，贺子珍住在天津时，“还会经常带一些南方的蔬菜、青菜给毛泽东”，因为她知道毛泽东是湖南人，喜欢南方蔬菜。也许此时此刻，他们才明白了当初的倔强，使两个患难与共的人痛失所爱，他们一定在为此而悔恨。
1959年7月贺子珍被接到庐山见到了毛泽东，分别后毛泽东时常挂念着贺子珍，常常叫女儿李敏带着中华烟、熊猫烟从北京到南昌去看妈妈，甚至于还派秘书叶子龙送钱给贺子珍。尽管两人仍彼此牵挂，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北京的大门，对贺子珍关闭着。正如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爱女李敏的女儿孔冬梅，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一书中就写道的：“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1979年9月3日，中央终于派专机把贺子珍从上海接到了北京。这个日子离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四天。在北京机场，贺子珍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冈山姐妹中组部副部长曾志。1959年当毛泽东在庐山与贺子珍相见后，准备接她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了。贺子珍经过30年漫长的苦苦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曾志对她说：“中央迎接她回家”，一句多么意味深长的话。
贺子珍在毛泽东纪念堂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献上一个心形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当她的魂牵梦绕的丈夫随水晶官突如其来的出现在眼前时，一直刚强的贺子珍泣不成声。两位老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最终演绎成一场撼人心魄的永久的爱情悲剧。
1976年是闰年，9月8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9月9日是八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八月中秋，也正是贺子珍的生日。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在月光照耀的下离开人世，离开了他眷恋的亲人。他所亲手缔造的国家失去了最伟大的领袖。此时，中秋刚刚过去十分钟。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在9月8号已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发现女儿站在自己面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左手便用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给李敏看。泪水模糊眼帘的李敏当时不解其意。毛泽东去世后，她把此事讲给朋友听，有人帮她分析：圆圈是否代表你母亲的名字桂圆呢？他放心不下她吧?因为，贺子珍的小名就是：桂圆，因为她出生在八月中秋，桂子飘香，花好月圆，所以得名桂圆。
此时的江青并没有守护在毛泽东身旁，而是跑到山西学习大寨经验去了。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 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1937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一身戎装的贺子珍贺子珍与女儿李敏1947年在苏联。当时9岁的李敏在照片上为刚出医院的短发妈妈加上“头发” 贺子珍1962年与外孙孔继宁刚到苏联的李敏和妈妈1947年贺子珍在沈阳贺子珍及其妹妹贺怡贺子珍与女儿李敏、外孙女孔东梅
第三任妻子 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1929年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初识黄敬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九·一八”事变后，他领导青岛大学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批准黄敬入党。黄敬影响了江青，江青和黄敬热恋同居。江青1933年2月入党介绍人俞启威。7月叛徒出卖，黄敬被捕。江青出逃。1933年夏，19岁的她来上海，改名李鹤，俞家不承认未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在魏鹤龄家暂住她要求拜见田汉。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些日子，田汉派弟弟田沅照料江青。田沅向田汉建议，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当教员。田沅陪着江青，到西郊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负责人徐明清。徐明清回忆，小俞 (黄敬)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小俞在北平工作，跟江青保持联系。1934年李鹤进入影剧界，成明星，改名蓝苹，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鹤”、“一冰”相称。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到延安去了一趟。黄敬促使江青奔赴延安。1937年7月到西安。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一冰！”“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学员徐明，于是她加个“清”字。江青请徐明清介绍前往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徐明清陪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叶剑英夫人。危带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翻阅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剧照，江青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嗬，上海的大明星嘛！”办理赴延手续，博古主管的，博古跟她谈话。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8月到延安，在第3招待所(西北旅社)暂祝登记，用“江青”。含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到延安后，受到审查。负责审查江青党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郭潜。他在抗日战争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台湾，改名郭华伦，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郭潜1974年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回忆：“江青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在招待所过了9、10两月。期间，巴结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恢复党籍，进党校受训6个月。郭潜的太太，在党校教过江青。”在上海,党籍不重要，而延安，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徐明清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证明她参加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活动，入过团，无法证明她是党员——如果是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江青十分沮丧。郭潜回忆，“黄敬10月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1933年2月加入中共，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江青进入延安后，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女记者。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满城风雨，黄敬心冷了，另择伴侣。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月——那时康生不在延安。经两月审查，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得到解决。11月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郭潜1976年在台北回忆：“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江青在党的会议上不敢发言。偶尔发言说：‘我不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都看不起江青。”htt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江青和康生，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干尽坏事。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高等小学校长。康生生1898年，比江青年长16岁。康生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20岁， 1918年，江青4岁。康生1924年夏离开诸城，26岁，江青10岁。康生被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任校长！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就成了她的靠山。p: 1938年7月7日纪念抗战一周年，延安钟楼东，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江青扮演的桂英，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好评。毛主席和其他首长观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向鼓掌的首长和观众致谢。尔后，她便化妆室去卸装。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亲切地谈着……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有人说，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江青是在1937年11月入校，毛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江青把自己照片送给毛泽东。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江青进入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海外有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 江青跟毛泽东恋爱，传得很快。组织上再找徐明清了解江青在上海的情况。徐明清提到江青生活上的浪漫事。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席言，倒是比较客观的：那时生活环境艰苦，斗争形势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毛泽东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长得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在陕北，把她当明星看待。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蛊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蓝色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晰，腰肢苗条，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江青任戏剧系指导员，该系负责人为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8月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毛泽东是中共最高领袖，江青是上海满城风雨的影星，那时毛泽东和贺子珍未办理离婚手续。江青和毛泽东恋爱，反对者大有人在。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认为，贺子珍是优秀的中共党员，有光荣的斗争历史，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个人私事.支持者激烈的是康生。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的婚事，同意毛泽东的意愿，对江青限制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这一规定，后传为“约法三章”：“不准参政；不准出头露面；要好好照顾毛泽东的生活。”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说：’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嘛。”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提及：今后20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台湾公布的资料，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24岁的江青，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了。时间，“1938年秋”。朱仲丽说是1938年11月。徐明清记得是1938年11月——那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即1938年11月19日。徐明清说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应是“前一天”——因为日本飞机那天一早就来轰炸，炸坍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当天是不可能举行婚宴的。婚后，江青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在毛泽东身边，照料生活。江青检点了，跟在上海时，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岗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贺子珍那样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78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蹭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支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握手，点个头，递上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员，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陈荒煤回忆，有一回他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江青在里面的窑洞里不时插嘴……和毛泽东结合前，江青有过4次婚姻，未生一子。她第2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怀孕，做人工流产
1939年冬，怀孕。1940年8月生一女儿，她26岁，毛泽东47岁。毛泽东为女儿取名“李讷”
江青究竟当没当过叛徒，社会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现在还有人写文章，言之凿凿地说江青曾被敌人抓到过，后来成了叛徒。对此，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的王文正老人不以为然。他说，“两案”预审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个问题，曾进行认真调查，查找了很多档案资料，但没有找到确凿证据，最终没有对此进行审判。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经说，她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并说当时在座的李大章可以作证。李大章曾与周恩来、邓小平等同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于1924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2年曾在青岛担任过地下党的市委书记，建国后曾任四川省省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对此没有说什么，这可以理解，但江青入党的事情好像就此被默认了。
江青的祖父名叫李纯海，是当地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地的地主。父亲李德文是个木匠，后来在县城兼开旅店度日。李德文娶了两个老婆，江青是李德文小老婆生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学名”——李云鹤。
1929年，只念过小学五年的江青以同等学历(中学毕业)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还在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这个班子经常到济南、青岛、烟台演出。
山东省实验剧院的院长名叫赵太侔，是一位与现代著名诗人闻—多—同留学美国的同学，后来剧院因经费问题停办，赵太侔到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担任校长。江青以后也跑到青岛找到赵太侔，在这所大学里担任了一名每月只有三十元工钱的图书管理员。
之前，江青曾有过一段婚姻，丈夫名叫裴明伦，是济南一个商人的儿子。后来一个名叫黄敬(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任天津市市长、市委书记，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年轻人，开始走入江青的生活。
黄敬原名俞启威，1932年在青岛秘密加入中同共产党，不久担任青青岛大学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和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经俞启威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33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江青如同惊弓之鸟，仓皇逃往上海。入党不久的江青，因此失去了组织关系。
她恢复组织关系，是1937年8月到延安以后的事情，证明人是黄敬。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前往延安参加苏区代表会议。黄敬与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同行，至于黄敬当时是否与江青有联系，江青又是如何知道黄敬去了延安，由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销毁了大量有关她的材料，这些都不得而知。会议结束后，黄敬被派往晋察冀军区担任领导工作，但后来还是如实为江青写了证明材料，使江青得以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江青到上海后，被田汉安排在“晨更工学团”工作，主要任务是在这个工学团的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这些店员识字、唱歌、读书。
江青在这里认识了“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这几句话恐怕很多人都能记得，那是毛泽东主席当年写给王观澜的。王观澜是一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资深革命者，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徐明清则是他的夫人。
徐明清又名徐一冰，比江青大三岁，各方面都显得比江青成熟。她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转为党员，1938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科任副科长，后与王观澜结婚，新中国农业部任人事司司长。
在徐明清领导的“晨更工学团”里，江青积极工作，表现进步，共青团支部吸收她加入了共青闭组织。
1933年冬天，俞家通过上层关系，将俞启威从青岛临狱里救厂出来，他便到上海来找江青。但是其母不让江青进门，他只好在外面花钱租了间小房子，与江青在一起重温旧好。
有—天，江青带着俞启威来找徐明清，要求恢复她的党员关系。俞启威也向徐明清谈了江青在青岛入党的情况，但俞启威却未能出示任何有关的党组织证明。根据当时的地下党工作原则，俞启威的这种联系是不能被认同的。这时俞启威早已化名为黄敬。
1934年1月28日，黄敬、江青同“晨更工学团”的部分人员参加了全市纪念“一·二八”抗战胜利四周年示威游游行，很多人被捕，“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暴露，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徐明清被警察局传唤，黄敬、江青面临被捕的危险。
黄敬带着江青前往北平躲避。到了北平之后，黄敬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有时还与江青一同到中国大学旁听李达讲马克思的《资本沦》。
几个月后，江青再次回到上海，找到徐明清，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浦东女工夜校当教员，化名张淑贞。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在公园里与原青岛地下党的乐若(又名阿乐)联系时被捕，关入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在警察局特务股楼上会同审讯。
审讯时，江青一口咬定自己名叫李云古，至于审讯时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晓。从前后被捕的一些人所写的情况也只能了解到一个侧面。一种说法是特务股的头头见李云古长得漂亮，经常叫她去陪他们喝酒。一种说法是特务头头在审讯别的人员时，说过李云古很活泼，京戏唱得好，不但给他们唱京戏，还给了他们剧照……
江青在狱中一个多月后，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出狱，后随徐明清回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的老家避难。后来，徐明清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科副科长，为江青写了——份证明材料，写了自己认识江青的过程，以及江青入团、被捕、积极参加地下党的各种进步活动，与她一同去浙江老家避难等事实。
江青被捕审讯时有没有叛变，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曾有很大反复，关键人物还是徐明清，其他相关人的说法如上文所述都不能确切说明问题。
由于徐明清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地下斗争中，曾经被敌人逮捕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业部造反派就将徐明清打成“叛徒”。徐明清被无辜关押，开除党籍。
江青知道徐明清被关押和开除党籍后，为了掩盖自己丑恶的过去，对于这位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给她以帮助的人，以怨报德，妄图借机暗害。江青多次提出，要来管徐明清的案子。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将此案接过来由他亲自审查处理。江青不服，多次闹着要管这件事情。周恩来理直气壮地指出，农业部是属国务院管的，当然应该由总理来处理，这是总理职权范围的事情。周恩来说得江青无言以对，就这样巧妙地保护了徐明清免遭暗算。
粉碎“四人帮”之后，徐明清刚获释不久她又突然被捕。中央专案组认为徐明清“包庇”了江青的叛徒问题，经领导批准于1976年12月逮捕了她，送进秦城监狱关押。徐明清在秦城监狱里写了“江青是叛徒”的揭发材料。1977年3月，徐明清的这份揭发材料被影印收入当时中央文件的有关资料，并下发到各级党委。
此后不久，徐明清被释放，她很快对她的揭发材料做了更正。1980年“两案”预审调查时，王文正见到徐明清写的更正材料。徐明清在这份材料里，说明她揭发“江青是叛徒”的材料，是由专案组人员口授，自己被逼迫执笔写成的。因而她不承认能证明“江青是叛徒”的问题。
徐明清这样做，无论从党性原则还是从人格方面来说，都是值得尊敬的。她不因江青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过自己而歪曲事实，也不因为江青成了“四人帮”而落石下井，更不因江青这个人以怨报德而像江青一样地陷害别人，她始终坚持实事求实的原则。在江青受到全国人民共讨之，即将被送到历史的审判台时，能够站出来讲如此的话，这也是需要一定胆量的。
至此，唯一能证明江青是叛徒的证明材料被推翻了。有关江青的“叛徒”一案，到此已经很清楚了，那么作为特别法庭到底是如何办案呢?
各种意见都一齐拥了上来，有人主张要审，有人主张不审，更有的认为不审就没有将江青的罪恶彻底算清。
1980年9月10日上午，王文正和参加“两案”预审的人员，在秦城监狱听取了对于未来法庭上是否审判江青“叛徒”一事的传达。负责传达的是王洪文预审组组长、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卫之民。传达的是9月8日彭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汇报的内容：江青的叛徒问题，在审讯中未追问，“两案”审判的是刑事犯罪，四五十年前的叛徒问题纵然核实，也不能判刑，只是党籍问题，现党籍已开除。江青的历史材料已被她销毁了，现在能够证明她是叛徒的材料和罪证都不足。如果在法庭上提出，江青必然反咬一口，反会冲淡林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这—点要向中央报告一下。
根据这一情况，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对江青都没有起诉有关叛徒问题，特别法庭在法庭上也未对此进行审判。
1976年10月被中央政治局审查。1977年7月永远开除出党。1981年判处死刑，缓期2年，后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保外就医自杀。携子之手，与子偕老。“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土来看你来了。”江青字。这是江青1991年5月13日自尽前4小时写在床单上的唯一遗言。毛泽东与江青有近40年的婚姻，关系也最为复杂。在战争年代，他们的关系是较为平静、和谐，但也小有波澜。建国后，毛泽东对江青有一种特殊的关注和期待。自江青登上政治舞台后，毛泽东对江青忽而器重，忽而冷淡，忽而关注，忽而批评。到最后，他们基本上是有名分而无实际。 江青原名李云鹤，艺名蓝苹，1914年生，山东诸城人。1928年，江青入济南一戏班学戏。1929年春进山东实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1930年底在济南同一黄姓商人之子结婚，几个月后离婚。离婚后，江青又去青岛大学图书馆谋了一份工作。在青岛大学，她认识了进步青年俞启威（建国后任天津市市长、市委书记、机械工业部部长）。1931年，她同俞启威结婚，受他的影响，参加左翼文化团体海滨剧社。1933年，俞启威被捕，两人婚姻关系随之结束，江青到上海，继续参加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10月江青被捕。出狱后，她跻身话剧和电影界，期间认识评论家兼编剧唐纳， 1936年和他结婚。最终，二人分道扬镳。 江青能吸引毛泽东的目光，一方面是由于她的主动追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当时的延安，她的确比较出众。头发乌黑，眼睛大而有神，京戏唱得很好，在当时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环境中很受欢迎。她喜欢打扮，也会打扮。会织毛衣、剪裁衣服，并做得漂亮而合体。她的着装很讲究，显出娇好的身段。字写得很好，楷书更为出色。也许，江青的出现，让毛泽东感到清新的同时，也让他因贺子珍出走而受伤的心得到了慰藉。 毛泽东对江青是讲原则的。1948年党内“三查三整”时，审查江青入党时间。她说自己是1932年，但找到的证明是1935年。江青找到毛泽东让他替她说几句话，毛泽东不答应。两人于是发生了争吵。事后，毛泽东心事重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唉，草率了。”毛泽东还说：“唉，我现在的情况，我的身份，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过，没大错，现在要胜利了，跟她离婚，日后也要有人说。没办法，背了个政治包袱。” 毛泽东与常人一样，需要一个温馨的家庭，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和战友，他愈发想念峥嵘岁月中的杨开慧和贺子珍。
唯一力挺毛泽东江青婚姻的共和国元帅 当时，尚未贺子珍办理离婚手续的毛泽东与江青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党内的一片反对之声。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
1938年11月19日，二十四岁的江青和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结婚。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
在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中，反对的人多，支持的人少，而贺龙则是这场婚姻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之一。
一次在大会上做报告，贺龙竟然顺口说道：“ 我贺龙把一切都献给党了，包括生命、财产，只有那个青衣美人薛明是属于我的！”
1944年9月，毛泽东给贺龙打电话，祝贺他半百得子。原来薛明生下了儿子贺鹏飞。这个名字还是关向应给起的。后来贺龙、薛明又生了贺晓明。
贺龙在延安整风时跟林彪说：“你老婆有问题，是薛明揭发的。揭发得好。你要提高警惕。我老婆有问题，你老婆也可以揭发嘛。”毛泽东向中央申请，要跟江青结婚，中央领导一片反对，只有贺龙大吼一声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
十个儿女
长子 毛岸英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２４日出生长沙。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又名毛远仁。８岁随母入狱，杨开慧就义后，释放。3个儿子流浪。杨开慧牺牲后，随姥姥生活。1931年与岸青岸龙被转移到上海，由红色牧师董健吾抚养。中间历经坎坷，岸龙病故，岸英、岸青经常流落街头。直到1936年毛岸英和毛岸青1936年被地下党找到，送苏联学习。两兄弟才由董健吾托张学良再托李杜带到苏联，途径巴黎时耽搁数月，康生专程从苏联前去迎接。１９４３年１月加入联共授苏联红军中尉。任苏军坦克连党代表。1946年，毛泽东患重病，根据中共中央要求，斯大林派少将军医阿洛夫和米大夫到延安给毛泽东治病，陆军上尉毛岸英同机返回。看到19年不见的儿子，毛泽东的病立刻好了一大半。之后，被分配在社会部工作，务过农，做过工，参加过土改工作队，还在中央机关进京前指挥过扫雷。1949年与刘思齐（刘松林）结婚。1950年10月参加志愿军，任司令部翻译、机要秘书兼参谋。11月遇敌机轰炸，光荣牺牲。妻子刘思齐，又名刘松林，张文秋与刘谦初的女儿。
１１月２５日５时，大反攻要在当夜开始，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极度透支的彭得怀睡两小时后。抬头看地图，心头火起：“警卫员，我的图呢？”
洪学智跑来：“彭总，我让警卫员把图拿到上面防空洞去了，大伙都等着你去研究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呢。”
昨天，哨兵发现几架美军侦察机在志司上空，邓华，洪学智等商量，认为有名堂，第二天必须疏散防空。邓华要洪学智拉彭总进洞。洪学智趁彭德怀睡着时拿走地图，那时候由不得他不走。
“洪大个子，去什么防空洞，你怕死你走，我看这里敞亮，好的很。” 洪学智说：“咱几个都报销了都没事，你这个总司令可是中央发了话要绝对保证的，不进防空洞怎么行呢？出事就晚了，走走走。”几个警卫员把彭德怀按到床扳上，硬抬进了防空洞。进洞不久，几架美国飞机飞过来，炸弹落在刚离开的木版房。变成一片火海。 彭德怀看看洪学智，不禁一阵愧疚。忽见救火的参谋大叫：“毛岸英！”
彭德怀楞住了， “快救人！”他边喊边向废墟冲去，旁边的警卫赶紧死死地拉住他。
９点多，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从休息的山洞回到志司办公室。没吃早饭，围着火炉热饭。美军飞机就来空袭了。秘书杨凤安见有敌机，大喊：“不好，快跑！”凝固汽油弹十几枚投在办公室周围，成普，徐西元和彭总的两个警卫员逃出了火海，离房门较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一下子没了。
彭德怀自语：“怎么偏偏是他呢？”他眼前仿佛又出现***将岸英托付给他那天晚上的情形。
毛岸英为何不安葬国内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中南海座挂着乾隆御书“永福堂”匾额的四合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办公室，他正坐在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审阅军委总干部部送来的一份电报。
几天前，志愿军总部就安葬毛岸英烈士给中央军委发来请示，军委总干部部起草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在朝鲜牺牲的团以上干部遗体，均已运回国内安葬在安东、沈阳等地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因此这样做并无特殊。 彭德怀觉得事关国家主席，自己不好擅专。他给周恩来写信： 总理： 昨二十四日赖传珠同志拟一封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以此教育意义甚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敬礼！
彭德怀 十二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认为说得有道理，毛岸英的尸骨不宜运回国内安葬，更不宜在北京安葬，应该和所有志愿军烈士埋在一起，这也是主席的意思，这样做政治意义更大。他将彭德怀的信批转给毛泽东阅示。
“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拿着文件夹走进菊香书屋，轻声说，“总干部部给彭总发来一个电报，说岸英是主席的儿子，要求将岸英的遗骨运回祖国，破格安葬在北京。彭总从大局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妥。这是彭总写给总理的报告，总理批给您阅示。”
秘书把文件夹递给毛泽东，接着又说：“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们希望把岸英安葬在朝鲜。”
“老彭说得对，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就给儿子搞特殊啊！”毛泽东在文件上批示：“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
周恩来当日在彭德怀的信上作 “尊重你的意见和朝鲜同志的要求，请（传珠）重拟复电”的批示。刘少奇、邓小平圈阅同意。
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毛岸英生前好友尤金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后来，刘思齐、邵华再次提出“迎岸英回家”的请求，毛泽东沉默良久，引用东汉初期著名老将军马援的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
毛岸英和与他一同牺牲的高瑞欣原葬在大榆洞后山上，朝鲜阿妈妮朴真真等义务看管，每年清明节都给祭扫和培土。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平安南道桧仓郡西北志愿军总部约一公里的高山坡上兴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占地面积九万平方米。陵园的大门朴实无华，上面用中朝两种文字书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用条石铺就的二百三十七级台阶（象征着二百三十七万参战志愿军官兵）的陵道，一道飞檐翘角、琉璃瓦顶的陵门，门楣上刻着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手书的“浩气长存”，背面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各军兵种的军人画像。走过陵门便是一座碑亭，飞檐斗拱，绿瓦红柱。亭中丰碑矗立，正面刻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烈士永垂不朽”字样，背面是抗美援朝战争简介；碑亭雕梁画栋，梁枋的四面是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的画像。碑亭后巍然屹立着志愿军战士雕像，通高七点五米，像高三点三米，为红铜塑制。像基前面有和平鸽，刻有“和平万岁”；左右两侧分别是郭沫若和彭德怀的题词。雕像后面是两组反映志愿军战斗和中朝友谊的大型群雕。墓地翠柏环绕，肃穆凝重。烈士墓组成一个整齐的方阵，烈士们头枕青山，面朝祖国（西南的北京方向）。除三个无名烈士外，每个烈士墓前都有刻着名字的石碑，每个墓旁都栽有一株中国东北黑松。
毛岸英的坟墓迁志愿军烈士陵园，一百一十五名党员、十六名团员和三名无名烈士的坟茔就安葬在一百三十四棵青松下。 毛岸英墓碑正面镌刻着郭沫若题写的“毛岸英同志之墓”，背面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撰写的碑文：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一九五○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的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主席去世后，刘松林回到中南海收拾东西才发现，竟然没有毛岸英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当她去有关部门补办时，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这不可能！谁不发也不能不发给你呀！”
查来查去，当年确实没发。
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那天，刘松林尴尬万分，因为按毛岸英当年的职务，一并补发了300多元抚恤金。回忆这段往事，刘松林的心情至今依然不能平静：“我很不好意思，真怕他们以为我是想要这笔抚恤金……”
1924年在长沙，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与他们的儿子岸英、岸青
毛岸英、毛岸青儿时合影
1940年1月周恩来、毛岸青、邓颖超、毛岸英在苏联
身穿苏联红军军服的毛岸英
参加苏联红军的毛岸英
1945年，毛岸英在苏联
1946年毛泽东同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长子毛岸英1946年毛泽东与毛岸英在延安王家坪
1949年毛岸英
1949年。毛泽东与毛岸英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1949年4月，毛泽东和毛岸英、刘松林(刘思奇)、李讷在香山刘思齐与岸英和主席，后来最左的江青被裁去毛泽东和毛岸英、刘思奇
毛岸英和妻子刘思齐的结婚照
毛岸英与刘思奇
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
“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
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是由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
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能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的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
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意是不
成的。我准备写封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而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
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
己的近亲戚，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
的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
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不会也决不能
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
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
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父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
脑子里也还有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父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
是坏的。
关于怃恤烈士家属问题，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转到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
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
整个解决主要市值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怃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于广大的贫苦大众的一样的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
时侯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怃恤的信也收到，因为此事给你信己处理，故不另发，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开始工作了吧，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作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
懂这个道理曾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为人民好好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
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的，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
样的。
信口开河，信己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请谅解。
祝你健康！
岸英上
1950年5月，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向苏联青年代表团献旗。（前排左起：廖承志、毛岸英、米哈依洛夫、阔日杜布、冯文彬）1950年5月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毛岸英(右二)担任翻译，时年毛岸英28岁
前排左一为毛岸英
身穿朝鲜人民军军服的毛岸英
毛岸英烈士墓朝鲜百姓在祭奠毛岸英烈士
次子 毛岸青１９２３年出生。又名毛远义。曾在马列主义著作编辑所工作。性格内向，喜欢下象棋、国际象棋，听音乐，读俄文。2007年病逝。杨开慧就义后，岸青与哥哥岸英到苏联学习。用名杨永寿。５０年代后期到６０年代初，大连疗养。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３日在北京逝世，８４岁毛岸青与邵华１９６０年在大连结婚。邵华1938年生，政协委员。邵华原名张少华。4岁时就随母亲关进盛世才监狱。1966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写过大量文史作品。中学语文课本上曾有她和毛岸青合写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曾任军科院百科部副部长，少将。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1970年，两人喜得儿子，叫毛新宇。毛泽东和次子毛岸青、儿媳邵华1962年春拍摄的全家福。左起：毛岸青、张少林(邵华三妹)、毛泽东、刘思齐、邵华、杨茂之(毛岸英死后，刘思齐改嫁的丈夫)
毛岸青、毛新宇、邵华全家福
毛岸青与邵华之子毛新宇，1970年生，1992年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1995年中央党校理论部学习，硕士。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全国青联常委、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中校 (毛新宇前妻郝明莉,夫人刘滨2003年12月26日生子毛东东
毛泽东诞辰116周年，毛新宇与夫人刘滨，带着毛泽东6岁的重孙毛东东、1岁4个月的重孙女毛甜懿到毛主席纪念堂献花并瞻仰毛泽东遗容
三子毛岸龙1927年2月武昌出生，1930年杨开慧就义后，和两哥哥在组织安排下，跟着外婆，舅妈到上海，到叔毛泽民、叔母钱希钧的身边住进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1931年地下党遭破坏，三兄弟流落街头，5月被痢疾夺去生命。另说失踪。
长女 杨月花（毛金花1929年秋，毛泽东指挥红军第二次打下龙岩，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一女孩。毛泽东第一次喜得千金。对贺子珍说：“就叫毛金花”不久，毛泽东托人寄养，对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到老乡家里，只能这样做。等到革命胜利后，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1932年4月红军再次来到龙岩，毛泽民按贺子珍的记忆，找到那位大嫂，回答是：孩子已不在人世。
杨月花原名毛金花，结发夫君姓杨,后嫁郑焕章１９７３年找到，确定身份。退休，有6子女，在福建省龙岩市，工薪阶层。一生豪侠的贺敏学认下了这个被他看准的外甥女， 1976年去世的毛泽东和1984年去世的贺子珍都始终未与此人相见，此事因此也无法确认。
第五个孩子 毛岸红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第二个孩子。是男孩，毛泽东说：人家叫我老毛，我的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哦!把他与杨开慧的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红大概是取自红区、红军。贺子珍患痢疾，给孩子找个奶妈。奶妈把孩子叫毛毛。他们的邻居战友古柏及其妻子曾碧漪也遇到同样的家庭烦恼。而每当两家爸爸们指着妈妈们，批评她们天天把时间用去带娃娃，不积极上进时，妻子就会齐刷刷把孩子塞到丈夫怀中，让他们自己带带试试。毛泽东和古柏只好双双“缴械投降”，夫妻们这才言归于好。长征开始，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的毛泽覃和贺怡。毛泽覃把他转移到瑞金一警卫员家，毛泽覃牺牲，毛毛下落不明。毛泽东刚进北京，贺怡对他说，毛岸红找到了。贺怡说了孩子特征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均不相符。贺怡专程赴江西吉安继续寻找，途中遇难。1953年贺子珍给江西省长邵式平写信，希望帮助查找 江西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打听到朱盛、黄月英夫妇1934年10月领养红军的一男孩，取名朱道来。 王家珍看到朱道来照片：“多么像年轻时的毛主席啊！”。 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送贺子珍。贺子珍：“朱道来像是毛毛。”她请组织上让朱道来和他的养母来上海。贺子珍喜泪纵横，颤抖说：“你就是我的毛毛！” 贺子珍带着朱道来去检查身体，血型与贺子珍一致。 黄月英把当年收到的小棉袍交给贺子珍，贺子珍颤抖着接过，流下热泪。 两个月过去。中组部打来电报，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中南海招待所。 朱道来照片通过周恩来转到毛泽东。毛泽东没说肯定的意见：“这孩子很像年轻时候的毛泽覃。” 这时，南京一女干部，找到中组部：“朱道来是我的孩子”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报告后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朱道来被送到帅孟奇家。帅孟奇收养一批烈士的遗孤和革命者的后代。当黄月英辞行返乡时，中组部的干部代表组织感谢。朱道来与养母分手时，哭成了泪人。 朱道来入清华大学附中，上清华大学，毕业到国防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不久，在南京突然病故。长子毛岸红
1934年重阳节，外婆在瑞金沙洲坝请父母做了团圆酒菜，但迟迟没人入席—外公正染疟疾，在几十里外的于都独自苦痛；泽民和希均匆匆赶来，告别后又匆匆离去——虽然外公当时正遭批判，而他的大弟弟掌握苏区财经大权，是须臾不可离的人才，因此可以参加长征(此时连外婆能否随军，都还没有定论)。随后进屋的，是泽覃和贺怡。说起小毛毛，外婆坚持带儿子走，但经不住众人的劝解，只好答应把他托付给受父亲牵连，留在苏区指挥战斗的叔叔、婶婶。等到外公病愈赶回，不见儿子，只见眼泪汪汪的外婆。得知原委的他不禁大发雷霆：你也太狠心!等我回来，再看一眼抱走不行么?你们真蠢……
当年为外公站过岗，跟外婆学过文化的一名红小鬼，晚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道出了外公失子后的情景：那夜，主席房里没有灯光。第二天清早，我看见桌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泪水泡过。一张写满了“红”，一张写着：
英(狗)、青(猪)
龙(兔)、红(猴)
岸英、岸青、岸龙、岸红，外公有过四个儿子，却一个也不能留住他们，爱子岸红更是连照片都没有一幅，如今音讯全无，惟有默念生肖属相。锥心之痛。
直到20多年后，外公在老战友曾志面前谈起岸红，说道：“最后一次看见这孩子，都会在队伍里向我招手了。谁知道，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此时，记忆中永远可爱的儿子让父亲哽咽失声，眼圈也红了，说得有同样失子经历的曾志奶奶百感交集，只有陪着落泪。
泽覃为了保证小毛毛的安全，又把他托付给了贴身的一名警卫员，自己不久就在战斗中牺牲。由于谁也不知道这位警卫员的下落，线索从此中断。而贺怡为了自己的姐姐，更为了姐夫，在北平把我妈妈娇娇面交给外公后就急急奔赴江西，为的是尽快找到小毛毛。然而赶路时夜深路险发生车祸，她与被自己当成小毛毛找到的古柏之子古一明当场死亡，同车的曾碧漪受伤。外公后来对曾碧漪说：你办事一向小心的，怎么这次……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50年代初，一个叫贺小青(亦称朱道来)的孩子似乎各方面都符合他的特征。但外公看了照片和材料后说：不像小毛毛，但总归是红军的后代，由党来抚养吧。60年代末，已在南京上大学的贺小青突然死亡，情况不详。
近20多年来，倒是没听说再寻访出的“小毛毛”。我却在报纸上发现了这样一件事，那便是斯诺在延安拍摄照片中著名的小红军主人公“山西娃娃”的回忆，当时十四岁的他在内务警卫连工作。文章写道：
毛泽东、周恩来常常在院子里一边谈问题一边散步，有时碰到他，总是老远就招呼他，抚摸着他的小脑袋，亲切地问寒问暖，拉拉家常。有一次他到毛主席室内送文件，看到毛主席正在欣赏照片，就凑了过去，毛主席看到他好奇的神态问道：“小鬼，送你一张怎样”?他如获至宝地接过毛主席亲笔签名的“全家福”，照片是毛泽东、贺子珍、毛岸英的合影。这张照片他一直珍藏在身边，转战南北都没有丢失，可惜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时弄丢了。
这里有一个明显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外公、外婆从没一起与岸英舅舅合过影(虽然我希望他们合过!)，那么这三个人里必有两个是错的(我想外公他是认识的，不会错)。会不会是他把毛岸红记成了毛岸英呢?或者，就是把杨开慧当成了贺子珍?但是无论那种结果，这张照片对我们家都是极其珍贵的。但它和岸红舅舅一样失落了，一起汇入万千人海，成为无形的历史，从而载入记忆。毛岸红，身份扑朔迷离死在“文革”中
当时贺子珍正患疟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托人给找了个奶妈。
奶妈是江西人，她把小毛岸红叫毛毛。入乡随俗，毛泽东和贺子珍很快跟着奶妈称岸红为小毛毛了。毛泽东非常喜欢小毛毛，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小毛毛已经两岁多了，呀呀学语，正讨人喜欢。
长征开始以后，毛泽东夫妇商定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打游击的毛泽覃和贺怡。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贺怡则是贺子珍的妹妹，把孩子留给他们夫妇带着，自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
瑞金和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小毛毛会遭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乡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不久，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小毛毛从此也下落不明了。
解放前夕，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也为了满足毛泽东、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贺怡曾四处寻找小毛毛。
毛泽东刚进北京不久，住在香山。一天，贺怡跑来对他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已经找到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还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贺怡仔细说了孩子一些特征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均不相符。
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了封信，说她曾生有一个男孩，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希望帮助查找……
江西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带着组织上的重托，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朱盛、黄月英夫妇曾在1934年10月领养了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
那天，当王家珍看到朱道来照片时，不禁愣住了:“多么像年轻时的毛主席啊！”她很快向领导报告了此事。
不久，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送到了贺子珍处。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朱道来像是我的小毛毛。”她恳请组织上让朱道来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她想亲眼看看他们。
王家珍、黄月英带着朱道来到了上海。贺子珍仔细地端详着朱道来。顷刻间她止不住喜泪纵横，声音颤抖着说:“毛毛，你就是我的毛毛！”
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带着朱道来去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毛毛。
当黄月英把当年收到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着接过，不禁又流下了两行热泪。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中组部打来电报，要朱道来、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3人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
其实，朱道来的照片早就通过周恩来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也传下话来:“这孩子很像年轻时候的毛泽覃。”
几乎是毫无疑问了:朱道来便是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遗落在江西苏区的“小毛毛”。
就在这时，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南京来了一个中年女干部，找到中组部，申明说:“朱道来是我的孩子，你们还给我……”
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起来了。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这一情况的报告后，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当时帅孟奇家里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和革命者的后代。
当黄月英辞行返乡时，中组部的干部代表组织感谢了她，并向她表示敬意。朱道来与养母分手时，哭成了泪人。
朱道来到北京不久，即被送往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后来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工科，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在南京突然病故。
第六个孩子１９３３年贺子珍怀孕随红军从瑞金转移，生育过密，条件艰苦，六子先天不足夭折。接生者是红军中传奇的“基督医生”傅连璋。1929年，外公在打下福建长汀后吐血不止，也是他救活的。
第七个孩子1935年2月长征中，贺子珍第四次怀孕。修养连来到贵州白苗族一村庄，敌人从后面追。贺子珍在担架上生一女孩后，担架员抬着匆忙上路。钱希钧用大衣把女婴裹好，贺子珍掏出仅有的4块银元：“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钱希钧说：“你赶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下个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贺子珍：“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后来，贺子珍查访，没下落。长征生下的女婴
1935年，红军二渡赤水河前后，外婆在行军途中又生下一个孩子。几十年来，这个孩子出生的地点和下落，曾一直是历史谜案。据党史工作者考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据长征时担任干部休养连连长回忆：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那天下着小雨，天灰蒙蒙的，她喊肚子疼的时候，敌人正在后面追来，枪声很紧。”“眼看孩子要出世了，得赶紧找个地方呀!说起来也真够运气，路上两头都没有房子，惟独中间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草屋。我们赶紧把贺子珍抬进草屋，屋里没有人，吊着的铜壶还在冒热气。”
当时希均外婆在一旁做助手，她说：“后来邓颖超大姐告诉我，说贺子珍生的是一个女孩。同时还有一位女红军生产，也是一个女孩，邓大姐给取了一个名字，叫‘双凤’。贺子珍生下孩子，只看了孩子一眼，便被担架抬着上路了。”
傅连璋则回忆：一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怀着孕上路的贺子珍肚子阵阵作痛，她预感到就要分娩了。休养连连长回忆：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我们放了三十块大洋，还有两碗鸦片烟土。两碗有多大?就是平时吃饭的粗碗，上下一扣，扣了两碗。烟土、条子一起放在孩子包里。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干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流传着张二婆曾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据调查考证，张二婆家住白沙河边长榜上，收养红军留下的女婴取名王秀珍。三个月后，孩子因长毒瘤医治不愈而亡。而这，就是我外婆贺子珍第四个孩子的故事。
第八个孩子李敏 1936年冬，东北军进攻瓦窑堡，中央机关迁到保安。贺子珍生女儿李敏。邓颖超说：“真是一个小姣姣。”毛泽东想起《西京杂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起名毛姣姣。1937年10月贺子珍去苏联。1940年姣姣到莫斯科。1947年回到毛泽东身边，取名：李敏。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敏，取自《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王美兰去苏治病时和贺子珍同住一室。当毛泽东从回国的王美兰口中得知贺子珍的遭遇后，。毛泽东忍痛割爱，把李敏送到苏联，以抚慰贺子珍受伤的心灵。 贺子珍带李敏在德军占领莫斯科前，随国际儿童医院退到伊万诺夫城。李敏患肺炎。贺子珍拼命工作。替别人缝补、织衣、做农活，多挣点钱，换回李敏急需的药品及牛奶面包。贺子珍不肯让她在保育院过夜，保育院女院长诬蔑贺子珍神经失常，把她送进疯人院。1946年王稼祥安排，贺子珍母女回国。李敏频繁往返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1959年与孔令华结婚。曾在国防科工委、总政工作。生子孔继宁、女孔东梅。据说，陈伯达之子陈晓达曾与李敏谈恋爱，后因江青干涉，李敏与陈晓达分了手。陈伤心不已，卧轨自杀。丈夫孔令华为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中将之子.李敏子孔继宁(妻子沈蓉),女孔东梅1951年夏，毛泽东和李敏一起翻看影集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与李敏和她的丈夫孔令华在中南海住地
第九个孩子1937年贺子珍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怀孕，与毛泽东出现裂痕，前往苏联。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到莫斯科，生一男孩，取名廖瓦。十个月大，肺炎夭折。次子廖瓦
这是我一位没有中文名字，只有俄文名字的舅舅，他也是外婆的最后一个孩子。他是不幸的，1938年出生在远离父亲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十个月时就染上肺炎去世。这对连续失去五个孩子的外婆来说，其打击之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但是，他却用短短三百天的人生，给16岁和15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我的岸英、岸青舅舅大概又想起了那在上海早夭的岸龙舅舅。他们看着这个襁褓之中颇似父亲毛泽东的小生命，是不是已经兴奋地想到了不久会出现新的“毛氏三兄弟”?
可幸福的时光总嫌太短，当外婆悲痛欲绝地告诉哥俩儿这个消息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外婆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外婆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两个舅舅第一次向外婆喊出“妈妈”!这个词从他们失去开慧外婆后，已经快八年没说出口了，怎不让人激动万分!
外婆失去了亲生儿子，却同时得到了两个儿子。这是她十年来以博大胸怀对开慧外婆母子的回报，用母爱赢得了儿子的爱。而这，是我的廖瓦舅舅以自己小小的生命换来的。
第十个孩子李讷1940年出生延安，江青与毛主席的独生女儿。李讷与李敏同取自《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以“肖力”姓名，供职《解放军报》。1967年1月13日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揭批胡痴（新华社代社长、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宋琼以及杨子才等领导，左右了报社的运动方向。1月17日，林彪签署的《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肯定这一行动“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先后担任军报版面组组长、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遵其父嘱“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 1970年嫁给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内部招待所服务员徐宁，毛泽东以一套马列选集相贺。育有一子徐小宁，离异而终； 1973年参加十大。1974年至1975年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后在中办秘书局工作。曾结婚又离婚，生一子李效芝（现改名王效芝），后经李银桥介绍，与昆明军区某军分区参谋长王景清结婚。1976年后曾一度赋闲；两周探望一次江青，1984年与王景清（1929年生，延安警卫团战士，怒江军分区参谋长）结婚。1984年江青保外就医时一度与其同住。1986年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1990年代退休。住北京万寿路四室一厅单元房。有一专用书房，喜读史书。书法学其父、其母。除了参加家族祭奠活动以外，深居简出。，父亲没有留给她任何财产，她现在仍然依靠退休工资过着节俭、清廉的生活。2003年政协委员。 徐小宁后改名王效芝、李小宁
毛泽东与李讷毛泽东重庆谈判归来，搀着李讷，右为江青 毛泽东与李讷1949年5月毛泽东和女儿李讷在香山毛泽东和女儿李讷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
毛远新：（1941-）毛泽民第四子。刚一出生就随母亲住监狱。
毛泽东对这位亲侄子特别宠爱。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时，毛远新只有两三岁，是在毛泽东身边生活的孩子们之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最矮的一个，人们称他为“小豆豆”。
毛远新的苦难童年是在新疆度过的，父亲被害后，他和母亲朱丹华被关进了监狱，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45年7月被释放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毛远新读完高中，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大学期间，他读书比较用功，对搞政治运动不怎么感兴趣。毛泽东把毛远新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带他游泳、教他读书，常常教导他，激励其上进。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特殊，犹如父子一般，可以无话不谈。有一次，毛远新陪毛泽东下水游泳，这一天天气较冷，毛远新上岸后说：“还是水里舒服些。”毛泽东就批评他道：“你这个人就是喜欢舒服，怕艰苦，不肯吃苦，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将来你不做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
1965年，毛远新毕业后，曾下连队当兵半年。“文革”爆发后，毛远新回到哈军工，并率先组织起红色造反团，将矛头对准校党委。由于毛远新的特殊背景，所以该校师生争先恐后地参加红色造反团，势力迅速扩大，连校外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前来挂钩联系，在哈尔滨形成了以哈军工造反团为核心的造反派联合组织。毛远新到北京时向毛泽东汇报了东北的局势，毛泽东嘱咐他要多留意一下辽宁的形势。事后，红卫兵组织将这次谈话整理印刷成传单，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广为流传，从此他成为世人瞩目的人物。70年代曾任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的联络员，
在“文革”中，江青同毛远新的关系非同寻常。毛远新公开称呼江青为亲妈，惟其马首是瞻，而江青亦待之如己出，关切备至。毛远新的婚事，是江青一手操办。毛远新在政治上也紧跟江青。表现之一是在1973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1974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1975年9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江青安插了毛远新当“联络员”，他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江青调毛远新充任“联络员”，下了一着“妙棋”，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毛远新进了中南海之后，在毛泽东的卧室另装了一部电话，归“联络员”专用，一头连接毛泽东，一头连接政治局。凡事都由他来上下传达了。他利用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地位，经常向“伟大领袖”吹阴风，干了一系列坏事。
1976年10月，“四人帮”集团被粉碎，毛远新被拘留审查。后来，在审判江青反党集团一案时，毛远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监禁在北京秦城监狱。1993年，毛远新刑满释放，他使用的是“李实”的名字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任高工工作。这个名字是1965年夏天毛远新下乡搞“四清”前，毛泽东给他起的；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时，正式向学院提出申请改名为“李实”。经批准，他的毕业证书及在空军部队工作时都用此名。毛远新的工资从1993年的600元逐渐长到了2001年的1600元.。2001年2月，毛远新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妻全秀凤，上海织袜厂女工，已退休。
毛泽东两代人婚姻“亲上加亲 毛泽东与三弟毛泽覃，分别娶了贺子珍与妹妹贺怡；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分别娶了刘思齐与妹妹邵华，两代人都是亲兄弟娶亲姐妹。 1929年2月欢迎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辗转来到东固西村。贺怡渴望看到姐姐，没见过面的姐夫。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东固村休整了几天。组织决定，毛泽覃留下担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指派特委妇女干部贺怡专门照料负伤的毛泽覃。 毛泽覃也向贺怡谈了参加革命的曲折经历，曾经有过的两次婚姻。当讲到曾与自己结成伴侣的赵先桂、周文楠因斗争需要及环境恶劣，现天各一方，音讯隔绝，婚姻已名存实亡时，毛泽覃充满了思念之情。
1928年8月贺怡到赣西特委工作。 刘士奇身任特委秘书长，工作上正缺一个文书，见贺焕文文字功底不错，便在特委会议上，推荐贺焕文担任特委文书工作。 贺怡母亲也在机关帮助做些杂事。 作为特委秘书长的刘士奇常常到贺怡家嘘寒问暖，帮助贺焕文夫妇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贺焕文夫妇对刘士奇感谢不已。贺怡也从内心感谢和敬重这位兄长似的领导。 刘士奇向贺怡表白了爱慕。 在接受护理毛泽覃的任务前不久，时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唐在刚，亲自为刘士奇提亲。贺怡本是孝顺的女儿，见事已如此，默认了。 1929年4月护理毛泽覃回到特委后不久，和刘士奇结婚了。 贺怡和刘士奇婚后并不愉快。客客气气，不冷不热，缺少夫妻真实感情。 1930年8月赣西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特委书记刘士奇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反对中央会师武汉”，被撤销特委书记职务。贺怡也被停止工作。父亲贺焕文被解除了特委机关文书职务，安排在一所小学教书。刘士奇被迫离开赣西南，再也没回过江西，和贺怡的婚姻自行解除。战斗中牺牲。 赣西特委在全面检查贺怡任特委妇女部长的工作表现后，恢复了贺怡的职务。 1931年6月，贺怡任江西永（丰）吉（安）泰（和）特委委员兼保卫局长，又负责妇女部工作。毛泽覃也调任永吉泰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五师政委。7月20日组织批准，毛泽覃和贺怡结为夫妇。 1934年10月长征。决定毛泽覃、贺怡留下来坚持游击斗争。贺怡身怀有孕，她的父母亲和孩子需要照顾，决定贺怡不随部队行动，携父母去赣州坚持地下斗争。12月 会昌县白鹅洲四码头一别，竟是他们夫妻的永诀！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率领的红军独立师被打散。 第二天一阵枪弹飞过来，毛泽覃右腿一阵剧痛，鲜血染红了草地。毛泽覃迅速从口袋里摸出一枚自己珍藏的红星奖章，这是苏维埃中央为表彰他卓越功绩而颁发给他的。 “不能让奖章落在敌人手里！”毛泽覃把奖章丢在小溪边的杂草中。解放后，人们在毛泽覃牺牲的小溪边寻找到这枚奖章。 红军的杰出将领毛泽覃牺牲了，年仅29岁。 1949年9月贺怡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长。11月，贺怡经组织同意先回到家乡永新，接回寄养在亲戚家的自己与毛泽覃的孩子贺麓成（又名毛岸成），然后转道赣南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长征前夕留在赣南的孩子毛毛。但是多方寻找，音信全无。 21日，贺怡怀着失望沮丧的心情返回吉安途中，驾驶员因疲劳而方向盘失控，在离泰和七八里路一个名叫凤凰圩的地方发生车祸，贺怡不幸遇难，时年38岁。儿子贺麓成腿胫骨折断，所幸生命无虞。 贺麓成由姨妈贺子珍抚养成人，后成为我国著名的导弹专家。他曾翻译了近百万字的导弹技术资料，拟制的图纸资料达数十本。尤为重要的是，贺麓成和另一位工程师经过反复钻研提出了自己创造的导弹控制方案，为1964年6月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第二代和第三代导弹研制方面，贺麓成均做出了独特贡献。1980年贺麓成成为总参系统第一个被评上高级职称的人，职称证书上印着“001号”。 二 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与毛岸英弟弟毛岸青的妻子邵华，是同母异父的姐妹。母亲张文秋，是中共早期党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多年。张文秋经历了失去两任丈夫的痛苦和两次入狱的磨难。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她是毛泽东的“双儿女亲家”。 1927年，在武汉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见到张文秋，知道她结婚才3天，就开玩笑说：如果你生了女儿，我们就结成儿女亲家吧。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没想到成了事实。长女刘思齐1949年与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次女邵华1960年也嫁给了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 刘思齐的父亲刘谦初，早年是毛泽东情投意合的战友。1931年，刘谦初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时，因被叛徒告密，与妻子张文秋一起被敌人逮捕入狱。4月5日，刘谦初遭枪杀。临刑前，他惟一的遗言是对张文秋说：“你怀的孩子，我再也见不到了。不过，今后你们不论流落到哪里，都要思念齐鲁这片热土，因此孩子出生后，就取名‘思齐’好了。” 1938年春节，毛泽东在延安观看话剧《弃儿》。当他知悉扮演小主角的女孩，便是刘谦初的女儿时，立即将张文秋和她的后夫陈振亚召来，郑重其事地交代说：“思齐是烈士的后代，我们都有责任好好培养她。”接着他抱起思齐说：“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就这样一言为定了。” 毛泽东再次见到“干女儿”，刘思齐已经16岁了。她刚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牢狱中出来，陈振亚已牺牲了。毛泽东对张文秋说：“你安心工作，思齐就交给我管吧！” 从此，刘思齐与毛岸英便以“干兄妹”相称，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８岁，但处得却十分亲密。1948年５月，毛岸英与刘思齐在平山县西柏坡村确立了恋爱关系。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齐的婚礼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西房里举行。新郎穿的一身标准制服，是他给李克农当翻译会见外宾时配发的，新娘的上衣，是灯芯绒布做的，半新不旧，方口布鞋是张文秋买的“陪嫁物”。 1950年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毛泽东更加关怀刘思齐，同意她赴苏留学。毛泽东对刘思齐一直有信必复，抬头不是称：“亲爱的大女儿”，就是“思齐儿”。在毛泽东的敦促下，刘思齐于1962年初，与空军学院教师杨茂之重建了家庭。毛泽东还亲手题书了“贺匾”：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但人们还是习惯叫她“思齐”。 邵华是毛岸青的妻子，毛泽东的二儿媳。1938年10月出生延安。父亲陈振亚，让女儿随母张文秋姓，取名张少华（北大毕业后，用谐音，取笔名邵华）。1954年，她创作的诗歌《黄继光》、散文《节日的夜晚》在《少年文艺》上发表。相继发表《刘谦初传》、《陈振亚传》。 1960年和毛泽东次子毛岸青结婚，婚后生有一子毛新宇。她与毛岸青合写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邵华已单独创作和与人合作编纂、出版采拍了画册、文学作品及各类丛书、电影、电视剧数十部、套、集。1984年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90年杨开慧烈士诞辰90周年之际，邵华主编《娇杨画册》，与家乡人民修复杨开慧烈士陵园。1993年毛主席百岁诞辰时，邵华和岸青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画卷》；与薛启亮主编《我们的父辈丛书》，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和首届“青年优秀图书奖”。邵华和毛岸青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计27册600多万字，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江苏出版社、海南出版社五家出版社联合出版。 邵华多次在重大摄影展播活动中获奖。2002年当选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和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第一位女主席。 邵华任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正军职)、少将军衔；兼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七、八、九届政协委员。 2008年6月24日去世，六十九岁。
弟毛泽民：（1896--1943）毛泽东的大弟，1922年由何叔衡介绍入党。曾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国家银行行长、国民经济部部长。1938年携钱希钧赴苏治病，途径新疆时因边境发生鼠疫而暂时留下。不久，盛世才要求中共派一名财政专家到新疆帮助整理财政，中央遂决定毛泽民正式留下，任新疆财政厅代厅长。德国入侵苏联后，盛世才开始撕下亲共面纱，1942年将毛泽民陈潭秋等人逮捕，1943年残忍杀害。毛泽民为早期中共第一理财高手，如不牺牲，建国后首任财政部长非他莫属。 王淑兰：（1896--1964）毛泽民第一任妻子，1926年入党。因小脚，工作不方便，回韶山居住。生三子二女。毛泽民因常年在外，提议离婚，双方解除婚约。 钱希钧：（1905--）毛泽民第二任妻子，1925年入党，印刷厂女工，1926年与毛泽民结婚。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战士之一。到新疆不久提出与毛泽民离婚，之后回了延安。后改嫁周小鼎，结婚时谢觉哉曾赠对联祝贺。 朱旦华：（1913-）原名姚秀霞。毛泽民第三任妻子。1938年陕北公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搞统战工作，1940年经邓发介绍与毛泽民结婚，生子毛远新。1942年与毛泽民同时被捕入狱，一直到1946年张治中主政新疆时才被释放，回到延安。1949年由帅孟奇介绍，改嫁方志敏堂弟方志纯。建国后任江西省妇联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毛泽民(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子毛远新(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1941-）毛泽民第四子。刚一出生就随母亲住监狱。50年代初回到毛泽东身边生活。文革前毕业于哈军工。70年代曾任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的联络员，1976年10月被逮捕，释放后在上海某单位任高工。妻全秀凤，上海织袜厂女工，已退休。
弟毛泽覃(红三军代政委,闽赣军区司令员)夫人贺怡(贺子珍之妹)毛泽覃：（1905--1935）毛泽东的二弟，1923年入党。参加过湘南起义，为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奔走联络。后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3年与邓小平、谢唯俊、古柏受到左倾中央的严厉处分，被撤职，到基层改造。红军长征后，毛泽覃留在苏区打游击，任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牺牲。周文楠：（1905--）毛泽覃第二任妻子。20年代初与毛泽覃结婚，1927年入党，生子毛楚雄。解放后任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庭长。 贺怡：（--1949）毛泽覃第三任妻子，贺子珍妹妹。既是毛泽东弟媳，又是姨妹。1930年与毛泽覃结婚。生子贺麓成。1949年11月任吉安地委组织部长时为寻找贺子珍失散的儿子毛毛，遭国民党特务暗算，出车祸牺牲。贺怡性格泼辣、刚烈。1940年她在广东被国民党逮捕，吞下金戒指自杀，但竟然不死。后周恩来与顾祝同谈判，用国民党将领把她换了回来。在延安动手术取戒指时，因无其他亲人，毛泽东亲自在手术单上签字。建国初期的贺子珍、贺怡姐妹俩毛楚雄：（1927--1946）毛泽覃同周文楠之子，1927年9月8日出生于长沙。他不到半岁时，母亲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刚3岁的小楚雄由外婆抚养，外婆每天熬点米汤喂育他。为了安全起见，外婆将楚雄由毛姓改为周姓。
红军长征后，毛泽覃留在中央苏区，担任红军独立师师长，在1935年瑞金的一次战斗中牺牲。这年8岁的楚雄在上小学，已渐渐懂事了。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外婆把小楚雄拉到身边，将爸爸牺牲的事告诉了他。小楚雄听后，失声痛哭。从此，本不爱多讲话的他，便更加沉默寡言了。
1938年，日寇火烧长沙，楚雄随外婆搬到韶山。外婆激动地对他说：“楚雄，从今天起，你是韶山人，不姓周，改姓毛了。”已经10岁的楚雄，很懂事地点点头说：“好！我本来姓毛，我叫毛楚雄！”
1945年9月，王震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途经湖南，韶山党组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送毛楚雄参加了八路军。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鄂东、豫南地区的中原解放军。我军奋起应战，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不等战争结束就分路突围。6月底，楚雄随部队突围，途中碰上了王震。王震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上下打量着他：小伙子英姿勃勃，身材魁梧，穿着一身灰布学生便装，眼睛大大的，脸上有颗黑色的平痣。王震高兴地说：“小毛，跟我走。”楚雄笑了笑，立即向首长敬了礼。随后，他就跟着三五九旅，继续西征，奔赴延安。
8月7日，毛楚雄跟王震抵达陕西镇安县。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部正在陕西集结重兵，对秦岭实行严密的封锁，战事频繁。为了使部队更好地投入战斗，三五九旅旅部决定动员部分人员化装分散前进。于是王震便把毛楚雄委托给新四军供给部部长吴先云带领，他们一行五人，化装成商人，抄小路去延安。这天黄昏，来到一个叫做文家庙的山村，便分别在两户农家住下来。当地一个伪保长，发现他们一行，就起了歹心。结果，五人全部遇难，毛楚雄牺牲时年仅19岁。1946年随新四军五师干部旅旅长、军调部汉口第九小组中共代表张文津赴西安谈判时，被胡宗南扣押并杀害。 贺麓成：（1935--）原名毛楚成。毛泽覃之子，毛泽东的侄子兼外甥。出生刚三个月父亲就牺牲了。从小被老乡抚养，直到1949年才回到母亲身边。母亲牺牲时贺麓成也受重伤。后来与贺子珍和贺敏学一起生活。贺麓成是毛泽覃烈士和贺怡的儿子。贺麓成本叫毛岸成。“岸”是辈分，表明他与毛岸英、毛岸青同辈。“贺”是母姓，“麓”是湖南岳麓山之意，表示对故乡的怀念，“成”是革命事业必定成功之意。他之所以长期用贺麓成这个名字，是年幼时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姓毛会暴露他的真实身份。成年后不姓毛，是他不愿意暴露与毛泽东之间近亲的关系。出生刚三个月父亲就牺牲了。
1934年10月，毛泽东的弟弟——当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赣南独立师师长的毛泽覃和妻子贺怡(贺子珍的胞妹)，被组织上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第二年1月，贺怡在赣南山区生下了贺麓成。同年4月，毛泽覃在作战中英勇牺牲。贺怡把出生不久的贺麓成寄养在群众家里，然后又送到老家江西永新山区的一个亲戚家里抚养，贺麓成从小就离开了母亲的怀抱，生活在井冈山下的一个村庄里。
从小被老乡抚养，直到1949年才回到母亲身边。
1949年8月，永新获得解放。麓成被妈妈接到了吉安。这年年底，贺怡决定亲自去赣南、粤北寻找毛泽东的爱子小毛，便带着贺麓成一起出发了。不幸路上发生车祸，贺怡遇难，贺麓成左腿骨折，受了重伤。从此，贺麓成就在贺子珍和舅舅贺敏学关怀教育下健康成长。
1952年，贺麓成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中学，同年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化专业。1956年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留苏研究生。他埋头钻研导弹专业知识等许多高深的理论。我国航天研究机构组建后，贺麓成成为早期的研究人员。为了研制我国自行设计的导弹，他夜以继日地辛劳着，他拟制的图纸资料达数十本，翻译的资料近百万字，经过几年的努力，他成了研究单位的骨干。1961年，贺麓成成为我国航天史上第一批航天工程师之一。一直从事导弹科研工作，对我国导弹事业有重要贡献，但默默无闻，不事张扬。毛泽东逝世时，治丧委员会以为他和贺怡同时牺牲，经过李敏提出才把他找来。1980年在总参系统第一个被授予高级职称，证书编号001。
嗣妹毛泽建：（1905--1928）毛泽东的堂妹，后过继给毛泽东的父母。1923年入党，1925年嫁给陈芬。陈芬后任衡阳县委书记，毛泽建任县委委员。夫妻两人曾积极领导了衡阳暴动，暴动后毛泽建任游击队长。1928年双双被敌人逮捕并杀害。
贺子珍之兄贺敏学(福建省副省长),之妹贺怡
江青男友黄敬(天津市市长兼市委书记),前夫唐纳,章泯
毛岸英夫人刘思齐(后嫁杨茂之)
毛岸青夫人邵华(刘思奇同父异母妹),子毛新宇
李敏丈夫孔令华(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中将之子),子孔继宁(夫人沈蓉),女孔东梅
孔从周：（1906--1992）毛泽东的亲家，孔令华之父。原杨虎城部属曾在杨虎城的西北军工作，西安事变时任十七路军警备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参与指挥了当年“捉蒋”的全过程。，1946年起义。解放后曾任炮兵副司令，55中将。
孔令华——毛泽东女婿，李敏的丈夫，原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
孔继宁——毛泽东长外孙，李敏和孔令华的儿子，1962年出生在中南海，孔继宁的名字是“继承列宁遗志”的意思。孔继宁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夹着尾巴做人。他从不说自己是谁的后代。1976年外公去世，孔继宁在学校无故缺席半个月，其身世才由猜测转为证实。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孔继宁进入解放军总参谋部，先后被派驻中国驻巴基斯坦和英国大使馆，任助理武官，从事了8年外交工作。1997年离开部队后，孔继宁投身商海。现任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青基会“东方昆仑”公益基金管理委员会会长。。
孔东梅——毛泽东的外孙女，李敏的女儿，孔继宁的妹妹。1972年生于上海，尽管从未与外公谋面，但名字却是毛泽东起的。“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北大博士
杨月花前夫杨某,丈夫郑焕章,六子女
李纳前夫徐宁,丈夫王景清,子徐小宁后改名王效芝、李小宁
王景清——毛泽东女婿，李讷的丈夫，八路军战士，做过毛泽东的卫士；早已办了离休手续，靠离休金生活。
王效芝——李讷儿子、毛泽东外孙，1970年，未婚的李讷随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起下放到江西干校，并在干校与一位徐姓青年结婚，一年后生育一子，取名效芝，即效仿外祖父毛润芝的意思。1984年，李讷与王景清建立了新家庭。北京市旅游外事服务职业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一家饭店工作，当服务员兼管理。目前在北京一家公司打工，每月几百多元的工资，安于贫穷，至今没有媳妇。
毛新宇——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岸青与邵华的孩子，生于1970年。毛泽东亲自为他起了一个寓意很深的名字———新宇。现供职于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为正团职研究员。2002年，与刘滨结为夫妻，
毛新宇前妻郝明莉,夫人刘滨于2003年12月26日生子毛东东
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右二）、孙媳刘滨（右一）、外孙女孔东梅（左二）、外孙王效芝（左一）向地震灾区捐款10万元。
毛东东——毛泽东的重孙，毛新宇和刘滨所生下了儿子，在200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这一天出世。毛新宇之子毛东东
2009年9月9日毛泽东辞世33周年，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时为大校)和夫人刘滨、六岁的儿子毛东东到毛主席纪念堂敬献鲜花，花篮上的缎带落款还有毛新宇刚满周岁的女儿毛甜懿
39岁毛新宇，近日晋升少将，解放军最年轻的一位将军，第一位也是唯一的70后将军。之前，比较年轻的少将包括航天英雄杨利伟(生于1965年)等。毛新宇现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副军职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 毛新宇最近出席湖南省国际旅游节开幕式、为某驻京单位讲党课时所用的身份均已是“少将”。 毛新宇生于1970年1月，毛岸青与邵华之子。毛岸青是毛泽东次子，他与邵华2007年去世。 邵华生前是少将，解放军中少有的女将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毛岸青生前长期患病，享受副总理级医疗待遇。
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军事科学研究机构，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的中心，正大军区级。现任政委是刘少奇之子刘源， 7月晋上将。
杨开智：（1894--1982）杨开慧的哥哥，北京农大毕业。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1982年病故。母亲向振熙与妻子李崇德曾在1931年千里迢迢将岸英三兄弟送至上海交给毛泽民夫妇。 杨开明：（1905--1930）杨开慧的堂弟。1925年入党，1928年任湘赣边特委书记，对著名的“八月失败”负有重要责任。毛选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中曾提到他。后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1930年被捕牺牲。
张文秋：（1903--2002）毛泽东的亲家母，刘思齐、邵华母亲。1926年入党，1927年与刘谦初结婚。1930年曾与林育南假扮夫妻组织地下机关。1931年加入共产国际情报处佐尔格小组，曾任南方站站长。1937年到延安，后与陈振亚结婚。1939年与陈振亚携思齐邵华同赴新疆，飞机加油时被盛世才强行扣押，陈振亚牺牲后，张文秋在狱中生下烈士遗孤张少林。直至1946年张治中主政新疆时才被释放，回到延安。解放后任盲人福利会总干事。曾认高玉宝、祁建华等为义子。出版有《张文秋回忆录》。 刘谦初：（1897--1931）张文秋的第一任丈夫。刘思齐生父。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1931年被韩复榘杀害。 陈振亚：（1903--1941）张文秋第二任丈夫。邵华生父。曾随黄公略参加平江起义，同时入党，任红五军连长。后与李聚奎等随黄公略组建红六军，后在战斗中受伤，左腿截肢。未参加长征。抗战开始后一条腿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参加抗大。毕业后任115师留守处政治部主任。经林伯渠介绍，与张文秋结婚。1939年携张文秋赴苏治病，途径新疆被盛世才留下，1941年被盛世才害死。孔从周：（1906--1992）毛泽东的亲家，孔令华之父。原杨虎城部属，1946年起义。解放后曾任炮兵副司令，55中将。贺敏学：（1904--1988）贺子珍的大哥。1927年任永新县委书记，后与袁文才王佐上井冈山，毛泽东在井冈山上住的著名的八角楼就是贺敏学让出来的。曾任红24师代师长，红军长征后随陈毅打游击，龚楚叛变时曾将贺敏学打伤。抗战时期任苏浙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任10兵团27军副军长。建国后一直在福建工作，任福建省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等。王季范：（1885--1972）毛泽东的二姨表兄。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老师，解放后曾任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政务院参事。 王曼恬：（--1976）毛泽东的表侄女，毛泽东大姨表兄王星臣之女。文革时曾任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天津市委书记，76年自杀。 王海容：(1938.9.25～ )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季范的孙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74.7～1979.2)。湖南长沙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1965年11月入外交部。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参与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1972年5月至1974年7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礼宾事务。1984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文革时暴光率极高，毛主席接见外宾时，旁边总能看到她的身影。至今未婚。
孟锦云晚上也照顾毛吗篇2:毛泽东与“半个小同乡”孟锦云的轶闻趣事
在毛泽东晚年的岁月里，有两个不得不提的年轻女人：一个是机要秘书张玉凤，一个是护士孟锦云，是她们陪伴毛泽东走过了最后两年岁月的幕后人物。至于张玉凤，为大家所熟知，而对孟锦云，则较为陌生。然而，这位毛泽东誉之的“半个小老乡”，她不仅是聆听毛泽东在世的最后一句话和毛泽东的最后守灵人，而且与毛泽东之间还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孟锦云，1948年出生湖北，毛泽东誉之“半个小同乡”。聆听毛泽东人生最后一句话和毛泽东的最后守灵人。
半个小老乡
孟锦云是个湖北姑娘，1959年考入了空政文工团，成为了舞蹈演员。1963年4月，孟锦云还不满15岁。但已经出落得楚楚动人，身材苗条，皮肤白晰，特别是双眼明澈如水。被选上到中南海“出任务”。
孟锦云第一次进入中南海陪中央首长跳舞，心禁不住砰砰地直跳，紧张、兴奋、好奇、胆怯。第一曲舞乐响起，孟锦云没有入池，第二曲响起，毛泽东用微笑和点头向这位新来的小姑娘发起邀请，孟锦云立即步入舞池和毛泽东跳舞，她的心突然猛烈地跳动，舞曲、节奏都成了模糊的一片……毛泽东轻轻地对她说：“小同志，别紧张，你的舞步不错嘛。”跳着跳着，小孟又找回了轻松的感觉。“你是新来的？”“第一次。”“怪不得没见过你，叫什么名字？”“孟锦云。”“孟锦云，跟孟夫子同姓。这个名字好听，锦上添云。你是什么地方人？”“湖北”“湖北，一湖之隔，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呢！”……一边跳，一边闲聊着，小孟的紧张、慌乱感全部被驱散了。
孟锦云和毛泽东在中南海舞会
就这样，孟锦云结识了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的“专职”舞伴，几乎每周都来都和毛泽东跳舞，毛总是称她为半个小同乡，结下了结下特别的情谊。
有一次小孟说：“主席，您嘴下巴有一个痣子，听奶奶讲这是有福气。”
毛泽东看了看小孟，发现她的脸蛋上也有个痣子，便笑着回答：“你脸上也有个痣子，那你也有福啦。”
“那可不是，你的湖南痣子和我的湖北痣子长得地方不一样。”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没想到，你还是个小九头鸟呢！”
“什么？九头鸟？”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你知道吧？”
“当然知道，九头鸟可厉害呢。”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小九头鸟很厉害啦。”
“我可不愿意当九头鸟，我不愿意人家说我厉害。”
“噢，还有这么大的顾虑？我可愿意当个九头鸟呢，只是想当而当不上噢。”
“我觉得九头鸟不好听，怪可怕的。嗳，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
小孟又转了个话题。
“黄鹤楼？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提到黄鹤楼，主席显然是想起了他写的那首词，脱口便吟了两句。
主席和小孟交谈着。武昌鱼的鲜美，孝感麻糖的甜香，东湖的美景，龟山蛇山的故事，武当山的传奇毛泽东都是那么了解。那熟悉的神情，仿佛是在谈论自己家乡屋前的水塘、屋后的翠竹一样。
小孟在主席面前显得很少有框框，稚气十足，又妩媚动人。她脸颊上常出现的，似乎特意酿成的小酒窝，更增添了她的娃娃似的可爱。她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总有一种探索的神情。
主席对新来的小同志很喜欢，而对他的半个小同乡——孟锦云，尤其喜欢。
渐渐地，这些小同志，已取代了那些老同志。
中南海的舞会，仿佛是一座桥梁，联系着这些文工团员和中南海里的大人物们，周复周、月复月，年复年。
中南海的舞会啊，瞬间的快乐，曾带给人们永恒的回忆。
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把中国闹得翻天覆地，中南海的舞会也彻底停了。文革初期，孟锦云和其他几位军内“小将”找毛泽东告另一派“打着红旗反红旗”，她万万没想到空军大有“通天”人物，自己后来会因之被打成反革命，1968年年被逮捕，然后劳改。
还是孟锦云的战友小丽见到毛泽东，提起孟锦云的事情，毛泽东发话了：“空政必须放人！”1973年，孟锦云才得以释放出狱，并很快被分配到武汉军队医院。可是，孟锦云在出狱时被告之：对谁也不准讲自己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孟锦云想到她为什么突然出狱了？为什么待遇低于其他同伴……种种迹象表明她的档案里仍有黑材料。孟锦云东奔西走，要为自己讨个清白。
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1975年5月24日，身着空军装的孟锦云在张玉凤的带领下，走进了那道以前封建社会时的“紫禁城墙”，当时社会主义的神秘的“红墙”。
张玉凤告诉毛泽东有人来看你了，毛泽东点头同意。小孟怯生生地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记忆力惊人。
八年了，他接触了多少人物、事情，已经八十多岁了，而在他的脑海里竟仍为孟锦云这个小姑娘留了一席之地。
孟锦云兴奋地走上去：“主席，我是湖北来的孟锦云。”
“记得，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
“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她自己都难以置信，脱口而出。
毛泽东拉着孟锦云的手，轻轻地模着。他又用手模着小孟的面颊，仔细端详。毛此时正患白内障，只有一只眼有微弱视线……
“你这么多年不来看我，见面就让我给你平反，这个反莫法平啊。”
“我怎么不想来，只是来不了啊。”
小孟不顾一切地诉说了自己的遭遇，从办学习班，到蹲监狱，到劳改，到回老家，到干了护士，一一诉说。
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着，一直拉着小孟的手，抚摸着，渐渐眼睛湿润了：他真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坦率真诚的小姑娘，怎么会打成反革命，竟然在监狱里蹲了三年。她还稚嫩的心啊，怎么能承受如此重大的折磨。
毛泽东，一代政治巨人，他天性喜动而多情。他一旦决定了事情，不容易改变，他一旦动情了的事情，也会表现得顽强执著。
“你不要讲了，你来了，就什么都好办了，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
小孟被毛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弄的将信将疑，留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怎么可能？我行吗？“我是找您来平反的，我的档案里肯定有黑材料。”小孟又把话题转回来时的目的。
“你在我身边工作，就是平了反，你是我的女儿，也是朋友。”
毛泽东郑重地对孟锦云说：“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
孟锦云万万没有想到。
然而，毛泽东所作出的这个决定，应该是孟锦云这三个字，包含了毛泽东多年来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女人情结——杨开慧。这个情结越到晚年，越在毛的心头挥之不去，人越到晚年越想早年，毛泽东亦然，不然，他就不会读《枯树赋》落泪了。
杨开慧尽管杨不是毛的初恋，但杨为毛生了三个儿子，晚年对毛泽东困扰最大的是接班人问题，毛越寻思这事儿便会越想毛岸英，越想岸青、岸龙这三个儿子，便会想起他们的母亲杨开慧，甚至还会想起他的老泰山亦是他的恩师杨昌济。杨开慧号霞，人称霞姑，字云锦，这时，孟锦云又出现在毛泽东面前，于是，他当即留下这个女孩子。应该说，孟锦云为毛泽东情有独钟，应该源于此。
事情竟然如此离奇，往往又很简单，就这样，1975年5月24日，小孟又进了中南海，留在了主席身边，成了主席身边的一名医护人员，成了主席生命之路上的最后一名护士。作为毛泽东晚年少数的身边人之一。
小孟的一号问题，从此告终。尽管人们仍有疑惑，但无论哪一级的领导已不再追究。
进中南海的第二天，小孟和主席聊天。
“主席，我这么匆匆地来，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来，我想请几天假，去拿我的衣服。”
“看来，你在我这里还是不安心噢。在我这里工作，是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住房不要钱，看书管够。你的衣服可以在这里做。我出钱。” 小孟听了，也顽皮地对主席说：
“您可真大方，我的衣服放在武汉，不也浪费了吗？要不然，我让小裴给我送来吧。”
“这倒也是办法，你这个孟夫子，要不是你的档案里放了黑材料，你还不来看我呢。一去就是八年啊，看来档案里还是放了黑材料好。”毛泽东也半真半假地开着玩笑。
“您怨我有什么用，您这么大一个领袖，能想来就来吗，您要早叫我来，我不就来了吗。”
“是啊，你有你的难处，我有我的环境，中南海的红墙把你挡住了。”
小孟进中南海，到了毛主席身边的事情，很快地传遍了空政文工团的上上下下。
至今，仍然有人认为这实在是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谜，受迫害的人何其多，去中南海做客的姑娘何其多，为什么唯独小孟留下了？
小孟在主席身边工作之后，很少回家来。每周有一天回家，也是来去匆匆，多少亲朋好友都想去看看她，都想从她那儿得知点滴机密，但都不敢去打听，不敢去问，大家都知道这是慎之又慎的问题。
这之后，孟锦云与张玉凤两人每天轮流照顾毛泽东，寸步不离。任是谁人要见毛泽东，必须经由她们两人的安排。可见孟锦云亦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事实上毛泽东对她工作相当满意，经常让她读报纸、文件，有时甚至让她处理信件、代毛圈阅党中央文件等等。孟锦云与毛泽东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共同度过了489个日日夜夜，成为了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
晚年毛泽东,得到孟锦云像亲女儿一样精心护理,特别满意。毛泽东也像父亲对待女儿一样,听孟锦云的许多建议,他迟迟不做眼睛手术,就是孟锦云的劝说下做的。毛泽东的眼睛看得见了，还特意送一条红裙子给孟锦云，所以毛泽东一生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向孟锦云讲的。
几个月过去了，小孟仍心里不放心自己的平反结论。毛主席年事已高，小孟想着自己更长远的事情。有一天她对毛讲了自己的担心：“主席，我觉得我的问题还是有个书面结论才行，光您说了谁能证明。”“孟夫子，还在耿耿于怀吗？倒也是，空口无凭。不过，我的历史上也曾被扣过许多帽子……没人给我平反，那些帽子早不翼而飞了。”“您是主席呀，我是什么？……”“这个好办，找汪东兴办就可以。”果然，不久，小孟就收到了她的书面平反结论: 空政文工团歌舞团舞蹈演员孟锦云，女，1948年生，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1959年入伍，1964年入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孟锦云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曾向中央首长写信揭发叶群、吴法宪在空政文工团所搞的阴谋活动，并对叶群、吴法宪在空政文工团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林彪死党叶群、吴法宪出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捏造罪名，于1968年3月9日将孟锦云同志逮捕。1969年6月7日，空政部党委根据空政文工团革委会的报告，报吴法宪批准，将孟戴反革命分子帽子，送兰州军区空军农场监督劳动，后转至兰空高炮雷达修理所，直至1973年1月，近五年时间。现已查明，这完全是叶群、吴法宪对孟锦云同志的政治迫害。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现决定撤销??政治部党委1969年9月7日的报告，给孟锦云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团的生活，分配工作，过去凡整了与本结论不符的有关孟锦云同志的一切材料，予以清理，一律作废。
空军政治部党委
1975年8月13日
在空军政治部党委的落款上面，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委员会”的红色印章。这是一份郑重其事的平反结论。又过了几天，就在中南海的湖边上，一个环境极为幽雅的地方，汪东兴、张耀祠、孟主任、孟锦云，四个人在一起，烧掉了一份材料。随着一把不大不小的火的燃烧与熄灭，小孟成了历史清白的人。
一个人的历史，一夜之间，甚至一瞬间，也可以改变。
中国有“红学”，西方也有“红学”
毛泽东遇到他感兴趣的话题时，会滔滔不绝，有时忘了自己的身份。即使到了晚年，他依旧谈锋甚健。那还是小孟刚进中南海时，毛精神尚可，虽然视力已完全不行，但说说笑笑的时候还比较多。
一天，毛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块儿看电影。影片的名字是“红与黑”。看过以后，大家不免对影片的情节议论一番，客厅里出现了少有的热烈气氛。毛泽东只是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等大家走后，毛看了一眼仍坐在那里的小孟问，孟夫子，对刚才的电影有何意见哪？没等小孟回答，毛就接着说，有何高见，今日可以不谈。你去借一本“红与黑”，至少看一遍，然后再谈。你不是读过“红楼梦”吗？可以再借一本“红与黑”，对比着看一遍，也许会更有意义。小孟真去借了书，仔细读了，并记下了很多问题。
一天，毛泽东问，怎么样，两本书都读了吗？小孟点点头。毛说，真是无巧不成书，“红楼梦”和“红与黑”两本书的名字第一个字都是红字，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今天我们先谈西方的“红楼梦”。你看了书，有发言权，先谈谈。小孟说：那个于连是个无事生非、大胆包天的坏蛋。他无耻地勾引市长夫人，破坏别人的家庭……
等小孟讲完了，毛十分自信而又肯定地说，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看，他是有些胆大，却没有包天。他只敢在小桌下面摸夫人的手，还是夜晚没有人的时候。他到夫人的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啊。即便是胆大包天，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看那个夫人就是欣赏他的这个胆量……
此时,毛侃侃而谈,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谈话的对象,忘了国情,无所顾忌。
小孟睁大眼睛惊奇地听着毛的“奇谈怪论”。那么，您说于连是大好人了？那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去看，角度不同，结论也就不一样。你说于连不值得同情，我可是多少还是有些同情他。你看他多可怜,想说的吞吞吐吐,想干的躲躲闪闪。为了感情影响了他的职守，我看也不足深怪嘛！那也不能光凭感情用事呀！小孟不同意。你说于连破坏了别人家庭，是幸福的就破坏不了。破坏了,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我看于连是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
毛兴奋地接着说，你不了解那时，也就是19世纪，西方的家庭，尤其不了解那些家庭的虚伪和残忍……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数是凑凑合合地过……那于连把人家的家庭搅得四分五裂总不好吧，小孟说。毛哈哈大笑，不破不立嘛！那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不象个堂堂正正男子汉，小孟还是不同意。照你的看法，堂堂正正男子汉，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当往下爬？毛说，当然了对于连还要分析一下，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不能走，不能跑，只能爬……
毛泽东停了一下，突然问：如果于连是个有钱有势的人，而夫人是个穷人家的奴女，结果将会怎样？小孟想不到毛会问这样的问题。她怔了好一会儿，说，那就好办了，于连就娶这个奴女吧。毛说，你看，换个位置就好办多了。有钱有势就可得到一切。关键是那夫人没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说到底，还是阶级的压迫，阶级的较量。
同样具有普通老人病的毛泽东
在毛泽东身边最后的护士孟锦云的回忆里，和自1954年到毛1976年去世，一直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达22年之久的，被人称为“狐狸面孔”的李志绥大夫在西方发表的回忆里，都提到一件让人膛目结舌的事情，那就是张玉凤骂毛泽东是“狗”！一个是在中国国内很谨慎的公开发表，一个是在西方的任意漫谈和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但在张玉凤曾骂过毛这一点上，描述却基本相同，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据小孟回忆（郭金荣著），那天她睡觉之后来接张玉凤的班。刚走到主席卧室门口，就听见里面大声吵嚷的声音：“你给我滚！”小孟听出是主席在大声吼着。声音显得又高又细,是竭尽全力发出来的。“滚就滚,谁不让我走谁是狗！”小孟听到小张那不太高但也显得很激动的声音。“你骂我是狗,你……”主席显然是气得在发抖。小孟听到这里不知是该进去，还是该退出，她心里又是紧张，又是好奇（是啊，这对一般人，岂止是好奇！）。后来小孟听说主席还把张玉凤骂她是狗的话写在一张纸上，这张纸还交给了有关工作人员。
据李志绥回忆，1975年6月10日，李和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陶桓乐去会诊毛泽东的病情。他们一进去，毛就叽叽咕咕说了一大套（当时，毛说话已不清楚了）。张玉凤不肯翻译。毛发了脾气，举拳跺脚，张才说明真相。原来是6月8日张玉凤出去了。毛要读文件，等了很久，张才回来。毛生气了，写字条说：“张玉凤，滚。”张玉凤回骂毛泽东：“我要不滚，你就是狗。”毛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朱、陶二大夫是第一次来，听完后都不禁愕然。张在旁边说，这些话也要同医生们去讲，有什么意思？
小孟当然和张玉凤不一样了。在她眼里，毛泽东也是人，也是一个爱发脾气的老人，他也和普通人一样，要吵架，要发怒……
小孟记得1975年夏天，她来到毛的身边4个月后，对她很热情的毛泽东突然变得冷漠起来。小孟几次想同他说话，毛都不愿理睬，要不然就用手示意让她出去，显得心烦的样子。这是怎么啦？主席过去不是这样啊，讲故事、开玩笑、唱京戏……小孟思前顾后，找不到答案。经张玉凤问询，毛告诉她，毛让小孟吓着了。毛房间里特别静，小孟进房时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常常把毛吓一大跳（这或许是一个82岁体弱病人的普通反应）。张让小孟以后进屋时，先给他点声音，比如咳嗽一声，或出点儿粗气。这样毛好有个思想准备，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据小孟回忆（郭金荣著），身居“夫人”地位的江青对张玉凤百般殷勤。“小张啊，我从杭州带来一块真丝双皱的料子，是淡粉色的，送给你做连衣裙，可再合适不过了……”“小张啊，送给你一块瑞士金壳小表…… .”一有机会江就找张聊天，照相，吃饭，打电话。张玉凤见毛不同意见江青，有时就撒娇地说“你干什么老不见人家啊，人家老太太怪可怜的。”“你就见她可怜了，你还没见到她可恨的时候呢！”毛这样回答。有一次，张穿上江送给她的衣裙，站到毛的面前：“您看我穿这条裙子好看吗？”毛说：“好看，好看，谁给你的？”“你猜不着。”“还不是小刘送给你的。”“嗨，他上哪儿去买这么漂亮的衣服啊。告诉你吧，这是江青同志送给我的，我特意穿给你看看。”毛马上把脸一沉：“快去脱下来,一点都不好。以后不要要她的东西！”
有一天，孟锦云把朱老总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感到奇怪，为什么不打电话，或叫秘书传话呢？这是文革以来仅有的一次。信的开头仍然称“润之兄”，毛笔行书，寥寥几语，毛一下满脸阴云，顺手拿起铅笔在信下写道（指江）：孤陋寡闻,愚昧无知,30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然后重重地签上“毛泽东”。原来朱老总的信就是向毛反应有关“红都女皇”的事件。毛被激怒了，批示转到总理处,周恩来却批示“暂缓执行”,当然周这样办是有他的考虑的……毕竟如果毛真的彻底下决心搞掉江,周何乐而不为？
毛泽东和江青在实际生活中是什么关系呢？李志绥曾提到毛和江早已分居，他认为毛允许江在政治上出头是作为生活上的一种“交易”。这毕竟是李的个人见解。据小孟的回忆，毛泽东有一段时间，情绪非常坏，冲小孟也发脾气。有一天，毛突然问小孟：“孟夫子，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和江青离婚的消息会怎么样？”小孟楞了一会儿，才说：“您不是没跟江青离婚吗？”显然，毛的问题不是问小孟，而是问自己。毛泽东很和蔼地给孟锦云说：“孟夫子，不要你回答，你是回答不上来的。离婚，我到哪里去起诉哟。离婚总要办个手续吧。到那时，不知是法官听我的，还是我听法官的。那可能要大热闹一番。总有一天，一了百了，统统解决。”
据孟回忆，毛后来根本不愿见江青。江青每次想见毛都十分困难。毛的房间只有两个人可以随便出入，那就是张玉凤和孟锦云。不管是谁，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亲友，无论是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或孟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她们两人24小时轮流值班。甚至连毛服用的饭食，都是放在客厅后，由张或孟拿进去。就是江青，这个不可一世、对谁都霸道无理的泼妇，对张、孟却是一反常态，格外热情。江青为了接近毛泽东，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情和本性。尤其是对张玉凤的“巴结”、“献殷勤”，在小孟的回忆里和在李志绥的书里都被提到多次。李称有一次，第一“副主席”、总理华国峰要见毛泽东，正好张在睡觉。华在外等了一、两个小时，张未醒，华最后只好回去了。不知李的这些描述的真实性。当然，即使是在中国公开的“四人帮罪行”材料里也可窥见一斑
“最高指示”也不管用
小孟进中南海半年多了，主席对她工作满意，经常让她读报纸、文件，有时甚至让她处理信件、代毛圈阅党中央文件。而小孟还不是共产党员！小孟总感到心里很不安。
有一次，毛又叫她代毛圈阅文件。小孟说“您知道我可还不是个党员呢，这可违反了组织原则。您这么大一个主席也不发展我入党。”
“孟夫子，我可没权力发展你，你可以写个申请嘛。”
小孟写完后，给毛读了一遍。
毛泽东说：“你18岁就申请入党，已达10年了。你的决心不小哩，我同意你入党，我同意。”
“你要同意就行了。”
“不，我同意不算数，你要找党小组长……”
“您同意都不算数，还有谁同意才算数。”
“要按组织原则办事嘛……”
小孟按主席的要求把申请交给了党小组长。张玉凤听说了，不高兴地说：“你不知道主席身体不好，你老打搅他干什么……”
小孟没说话。过了许久，小组长找她谈话：“小组会上讨论过了，有的同志说你有些骄傲自满，希望你再努力吧。”
小孟在中南海一直没能入党。1986年，她终于被批准入党，那是她离开了中南海十年之后！
读了十七遍的“资治通鉴”
毛泽东读书成癖，这是众所周知的。江青也标榜自己爱读书。但他们的不同是毛常常看书看得忘了一切，别人走进来都不知道；而江是拿起书来就看不下去，所以她是听到有人来了，才拿起书装作爱看书的样子给人看。
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有时候一看好几个小时。有一次他告诉小孟，这部书他看了“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哟。恐怕这是最后一次了……”毛让小孟好好读一下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书，然后来和毛讨论。
小孟看后问毛：“这书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王23年写起呢？”听到这个问题，毛眼睛一亮异常高兴：“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国为诸侯，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喽。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
小孟说：“开头明白了，为什么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本朝人写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去写。”
“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小孟问。
毛说：“这两个人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朋友……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
小孟说：“你也有对手？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
“怎么会没对手呢？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要我吃药，我不要吃，不就成了对手？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哟。”
“我可不敢和您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小孟说。
“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 。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
毛详细介绍了“通鉴”的写作。
小孟说：“这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司马光在48岁到60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的原因呢。”
毛接着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
毛又说“这本书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做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云，秀才造反，3年不成。我看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哟。”“为什么？”“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焚书坑儒，以为就可以天下太平了……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毛泽东说着，高兴得哈哈大笑。毛又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明君……都不能离开秀才啊。”“资治通鉴”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
毛泽东和疾病尾声：三块巨石陨落，周、朱、毛纷纷离世
中国古代有“天上一颗星，地上一盏灯”，和“流星陨落，灯灭人亡”的说法。中国的闰历又有“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之说。
第一个说法无疑毫无科学根据，第二个说法也很容易被简单地归结为“迷信”。然而如果你统计一下历史数据，或许会惊人地发现在闰八月的年份里发生的“天灾人祸”平均下来有可能就是比其它年多。远的有“五胡大闹中华”之说，近的最令人惊奇的莫过于1976年（闰八月之年）3月8日下午在东北吉林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其中三块儿大的都超过了100公斤，而最大的一块儿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世界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而就在这一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先后与世长辞。也是这同一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丧生。
中国的历法是月历，是根据地球和月亮的相对位置而计算的，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位置直接控制潮汐，或许也影响气候，甚至地壳的构造运动……中国的一些说法或许有它经验之谈的一面。过去我们所说的历史上胡人侵入中华和世界上许多落后民族对文明古国的大规模入侵，以及历史上一些民族大迁移，现在发现很多是和气候的剧烈变化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为自然所迫，谋求生路。而我们中国的历法或许恰巧和这些变化更紧密。老人、病人当然对这些变化更敏感。这或许算推理，或许算猜测……
据孟锦云回忆，那天她给毛泽东念了那段陨石雨的消息。毛听得非常认真。听完后，他让小孟停下来，扶他到窗口。他望着夕阳渐落的天际很久，望得出了神。“主席，天上怎么会落下那么多石头呢？也怪了，还没伤人。”“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啊。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就更多了。”主席又讲：“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呢。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小孟说：“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您真信吗？”毛没有马上回答，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是回答？还是提问……
尽管李志绥对毛泽东，特别是对新中国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和语气（据一些人分析里面有捉刀者的影子），但从他描述的字里行间偶尔又流露出自相矛盾的东西，因为实际李的一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毛的保健工作。我们从这本书里应当可以感觉和分析出一些资料。跟据李大夫的描述和孟锦云护士的回忆，都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毛泽东对于疾病治疗，态度十分固执，很不耐心。李曾大篇幅描述毛不愿意检查身体，也不太配合治疗。他谈到毛特别相信自己的游泳疗法。到了不能正常吞咽，甚至呼吸都困难，还下水试了一次，结果马上呛水，只好上来。李在描述这些情节时，语气上带有极大的攻击和仇视。而小孟则说，毛不爱运动，很难劝他活动。从孟的描述上你感到一个比较真实的，力不从心的八旬普通老人，有时甚至象小孩儿。从时间上看，孟到毛身边开始工作时到毛去世才一年多时间，也就是毛生命的最末一点时间，到那时，李接触毛的机会已比较少了。
孟锦云成功说服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
孟锦云来到毛泽东身边时，白内障很严重，基本失明，很多人劝他做个手术，他却总是不愿意，就像劝他吃药一样。他常说：“医生的话不能听，最多只能听一半。”
一天上午，小孟见毛泽东心情很好，就劝他：“主席，你做个手术吧，很简单，手术之后，你就能看清楚我了。”
不知为什么，这次主席没有表示反对，但也没有当时点头答应。主席的习惯就是这样，同意做的事不一定立刻答应，要做的事马上就去做。就在这天下午，主席对小孟说：“我要做手术。”小孟听了，立刻打电话通知主席的医务人员。半个小时后，一切准备就绪。
尽管很多人多次劝他动手术，但他没有同意，不过眼科医生们却早在几个月前就做好了准备。就在他从卧室去客厅的宽宽通道上，早就布置了一个小手术室，预备好消毒及手术用的器具。而且在这之前，眼科专家唐由之大夫，给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做了四个这样的手术，都相当成功，当然，这也为给主席做这个手术取得了经验。
次手术，就是唐由之大夫来做的，是用了针拨的方法。先把主席推到小手术室后，不一会儿，唐大夫问主席：“可以开始了吗？”主席轻轻点点头。唐大夫在主席的左眼眼角部位打了一针麻药，部位找得准确无误。打完针后，主席突然提出要听京剧。小孟赶紧找来唱片，用电唱机放了京剧《李陵碑》。她知道，这是主席平时最喜欢听的。主席边听京剧，大夫边给他做手术，前后用了近一个小时，非常顺利。手术后，唐大夫给主席戴上了眼罩。
手术后的第二天，唐由之大夫给主席打开眼罩，上点眼药水。刚摘掉眼罩，主席一下子觉得眼前那么明亮，眼前一切都清清楚楚。他很兴奋，忙说：“好了，好了，手术做得好，我看不用戴上眼罩了。”就这样，本来应该再戴三天的眼罩就戴了一天。
毛泽东做了眼手术复明后,特别高兴,他与医生唐由之、孟锦云、吴旭君、张玉凤、唐闻生张耀祠等合影
从此，主席又配了副眼镜，因视力的恢复，他有好长一段时间很愉快。不久的一天下午，小孟穿着一条米黄色的裙子出现在主席面前，主席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她。然后摇摇头说：“这条裙子颜色不好看，你去做条红裙子穿吧，玫瑰色的，算我送给你。”
小孟去“红都”做了件红色凡尔丁的连衣裙，做好之后，立刻穿起来给主席看。主席看着，已显得灰暗的眼睛里放出了光彩。他说：“我就喜欢这样的玫瑰红，好看。”小孟穿着这件连衣裙，工作在主席身边，像一朵俏丽的玫瑰花在主席的房间里闪着光，一段时间，毛泽东特别高兴。
孟锦云想要个孩子
1975年12月26日这天，毛泽东度过了他最后一个生日。他的精神比平时好一些，但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仿佛并不愿意过自己的生日，这和年轻人的心境迥然相异。
对年过八旬的老人毛泽东来说，这个日子并不意味着走向辉煌，走向新生。这已是日落西山了，尽管晚霞满天时，也有片刻的绚丽，但这终究是转瞬即逝的景色了。这时的生日，大概不会给他带来多少欢乐。
这天，毛泽东又重复了他平时常说的一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但毛泽东毕竟是个伟人，对于生生死死，对于宇宙万物，有着较为深刻、较为清醒的认识。
早在50年代，当他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时，他的儿媳妇刘思齐悲痛万分，毛泽东没有用一般话去安慰她，只是抄录了李白的诗句送给她：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刘思齐看了这首诗，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这首诗不正是毛泽东对生生死死，对天地宇宙的看法吗？李白的豁达气度，开阔胸襟，对自然、对人生的达观，不正是毛泽东所欣赏的吗？
毛泽东很知道自己的身体，凭着他对客观事物的洞察力，对自己也会有相当的认识。
正是这天，孟锦云眼见主席心情很好，她想袒露想要孩子的想法，又不敢给毛泽东说，于是，孟锦云便对张玉凤透露了自己的想法：
“张姐，我都快30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
“主席，孟夫子想要个小孟夫子啦。”
张玉凤果然把小孟的意思告诉了主席。
“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吧。”这是毛泽东的回答。
毛泽东也许早已感到，他已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最后一年里，他常常说着那句在中国世代流传下来的话：“七十三、八十四……”
这话是人类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生死之后，得出来的经验之谈。有其经验性，有其哲理性。一代伟人，也和一个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一样，很重视这句话。
但就是毛泽东这句话，孟锦云在毛泽东逝世前，一直没敢要一个孩子。
1975年12月26日这天，毛泽东的住宅里，比平时增添了些热闹，毛泽东比平时添了些欢乐，但同时也添了些悲哀。
“最后一个守灵人”
1976年，既是一个举国同悲之年，也是一个举国同欢之年。当然，举国同欢就是粉碎“四人帮”，其余那就是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逝世和唐山大地震，自然是举国同悲。
孟锦云和李志绥都提到周总理对毛的病一直是十分关心。尽管李志绥对周恩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持否定态度。但他还是承认周待人的和气和周到。李志绥曾提到，1972年，毛泽东第一此昏厥过去后，通知周。总理当时正在人大会堂开会。周恩来听说后，当场大小便失禁。周在最后已知道自己不行了，仍关心毛的病情。李志绥说，周的病都和普通人不一样，膀胱、结肠和肺三个部位分别各自是原发癌，从来未见过先例。1975年11月，毛泽东让李看望周总理。周恩来说，我是不行了，你们要好好照顾主席。
但李志绥说，毛泽东对癌症的看法是，不要开刀，反正也治不好。周恩来验尿发现大量癌细胞，毛泽东起初不信，觉得周恩来不象有病。后来大量尿血，毛泽东才同意周开刀。后来又需要第二次开刀。毛泽东对李志绥说，你看，我说不要开刀。现在是开了一次又二次，还会有第三次、四次，直到死。对于周总理的去世，当时全国人民的悲痛是众所周知的。但李志绥说毛泽东的毫无反应。大家要求悼念。张耀词说一不许去医院，二不许戴黑纱。
据李志绥讲，相反，那一年总理去世后，不久春节，张玉凤提出要放鞭炮热闹热闹。自1949年，中南海内任何人不许燃放花炮。张玉凤一句话就打破了这道禁令。张耀词马上让买了许多鞭炮，在中南海里大放。
孟锦云描述毛泽东听到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完全不一样。她讲，那一天，孟锦云自己值班。看到总理去世通知主席的消息，她把纸放进口袋，走进毛的房间。到中午饭后，毛又睡了一觉，精神较好，孟锦云才决定让毛知道。在给毛读报时，她突然大声念起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
毛泽东闭上眼睛，流下泪水，直流到面颊、嘴角、脖子。在周的追悼会前，氧气袋、轮椅都准备好了，毛的病又反复，坐都坐不起来，孟锦云就没有问他是否参加。
1976年7月6日，毛泽东得知朱德委员长逝世的消息，已经病入膏肓的毛泽东，只有老泪充盈眼眶，一言不发，他没有支撑参加朱德委员长追悼会的力气和想法了，只有默默寄托对战友的哀思。
紧接着，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大地震，更是对毛泽东更大的打击，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孟锦云回忆，毛对吃的东西不很讲究，喜欢吃的就吃，不听医嘱。毛自己讲，他认为，想吃什么东西，说明你身体里某种程度需要这种东西。毛说他自己也说不请为什么，这里可能有目前不清楚的机制。医学、科学都有还没搞清楚的东西，否则为什么还要研究呢。他认为医生的话最多听一半儿。李对类似的描述就更多了。当然叙述的态度不一样。但李承认，到了最后，毛的脑子反应仍很敏捷，如中美问题，后来任命华国峰时，毛都是在生命危险、抢救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
李讲到张玉凤多次干涉医疗方案。毛已心肌梗塞，十分危险需要休息。张却要看一些国外电影，而且把毛也搬去看。1976年5月11日，毛心脏出现早跳、反常，张玉凤不让医生检查。后来进行了检查、抢救。护士小孟和李玲诗告诉医生，毛会见凯山总理后，张就和毛大吵一架。到了毛完全不能阻止任何事时，江青又来大闹。非要给毛翻身，医生说十分危险，她大闹非要弄，似有置毛于死地而后快的劲头。
据小孟讲，毛最后不行了，政治局的成员围在床边，当叶剑英过来时毛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小孟长时间照顾毛，意识到他想说什么。就告诉了叶帅。叶走过去，拉住毛的手，毛张开嘴，却说不出声音……
9月8日晚7点10分，毛很低声地对小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就昏迷了过去。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他再也没有醒来。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的心电图显现出一条平平的直线……
新华社播发为毛泽东守灵的名单中，这位忠于职守的姑娘孟锦云跃然其中。
（参考资料：《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南海纪实》、《在毛主席身边的岁月》等文章编辑配图。）（杨国选）
孟锦云晚上也照顾毛吗篇3:毛泽东和他的妻女们（图）
毛泽东（1893～1976）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
毛泽东的母亲文其美(1867—1919 )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1896--1943）
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1905--1935）
罗一秀（1889年10月20日～1910年春），又名大秀，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1907年与毛泽东结婚，当年毛泽东才14岁。
她在毛泽东家生活了3年，无后。1910年春因为痢疾而病逝，年仅20岁。《韶山毛氏族谱》中记载，罗氏（即罗一秀）为毛泽东原配。
由于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据说毛泽东并不承认这桩婚事。但毛泽东在罗氏逝世后，曾多次去罗家拜望，体现了他还是对罗家有感情的。
毛泽东与第二任妻子杨开慧（1901年—1930年11月14日）
毛泽东与第三任妻子贺子珍（1909年8月--1984年4月19日）
毛泽东与第四任妻子江青（1914年3月—1991年5月14日）
杨开慧之长子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1950年11月25日）、刘思齐（1930年～）夫妇
杨开慧之次子毛岸青（1923年11月24日～2007年3月23日）、邵华(1938--2008)夫妇
刘思齐（左）与邵华（右）是亲姊妹（同父异母）
贺子珍之女李敏（1936年─）、孔令华（1935--1999）夫妇
江青之女李讷（1940年—）、王景清（1929年—）夫妇
李敏（左）和李讷（右）笑逐言开
毛远志（右二，1922年5月5日--1990年7月6日）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之女
毛远新（1941年2月--）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之子
毛楚雄是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之长子（1927年9月8日--1946年8月22日）
贺麓成（右，本名毛岸成，1935--）则是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之次子
毛岸青之子毛新宇（1970年出生）
毛新宇与第一任妻子郝明莉（1972年--2003年12月29日）结婚照
毛新宇和第二任夫人刘滨（1977年--）、儿子毛东东（2003年12月26日--）
毛新宇在台上讲话，小女毛甜懿为老爸欢呼！
毛新宇之女毛甜懿（2008年8月28日--）
孔继宁（李敏之子，1962年出生）
孔东梅（李敏之女，1972年出生）
王效芝（右，李讷与前夫徐宇之子，1962年出生）
附：毛泽东身边的十个女人
第一个是王十姑。她是毛泽东姨姨的女儿，与毛泽东是表亲，俩人从小在一起玩儿，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双方大人也都看出他俩有意思，但经人看过八字后认为不合，于是一桩美事没能撮成。解放后凡有湘人入京，毛泽东总要问:那个王十姑,怎么样了?问得有些年龄小的乡党一头雾水。有一次毛泽东对王海容说起王十姑:她可是个好人，性格很好，人很白,手很细，我们还拉过手呢。在清末民初封建礼教浓重的情况下,两个少男少女敢于拉手,说明俩人的亲近程度。王十姑显然是毛泽东的初恋。
第二个是罗大秀。与王十姑八字不合，毛的父母不久便为毛泽东物色了新人，并且很快就张罗着给他娶了回来。这就是罗大秀又叫罗一姑。罗过门时二十岁，比毛大四岁。不幸的是第二年的大年初二，也就是一九一零年的正月初二,罗大秀因重病驾鹤西去。虽然夫妻名分只有一年多,但总归是明媒正娶。故罗去逝后,毛一直与罗家走亲来往。湖湘有句俚语:没媳妇,崽难留。因此有人说,如果大秀不死的话,毛泽东就不会离开家乡。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怎么会死守在韶山冲呢。一九二五年,毛搞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偕杨开慧及岸英岸青回韶山长住了近七个月,其间,毛多次到罗大秀家,拜访岳父罗合楼及家人。一九五二年,连襟黄谱臣给毛写信求职,毛复信并将其安排在铁路工作,而对其他亲戚，毛则不与考虑,可见毛对罗家还是独有情份的。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故园三十二年重游，上完父亲的坟后,对随从的人说：旁边这个就是罗大秀的坟。能入毛家祖墓坟地的女人,普天之下,能有几个?罗大秀无疑在毛泽东心目中占居着很重要的地位。
第三个是陶斯咏。一八九六年出生于湘潭富商大户,陶不但长得清秀高挑属古典美女型,有“江南第一美女”之称。而且陶才气过人,当年陶担当湖南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毛泽东只是个理事。所以毛自然向其发起了猛烈的追求。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零年,由陶出资两人在长沙合伙开了个书店,毛陶一度陷入了深深的热恋。毛二一年在上海参加完一大后,还专程饶道南京看望了陶斯咏。但是毛陶之恋遭到了陶父的坚决反对,加之毛陶两人个性都很强,不久两人分手。分手后陶曾谈过几次恋爱,但最终没有嫁人。一九三二年陶病死于长沙，终年三十六岁。
陶斯咏
第四个是杨开慧。杨是毛泽东老师的女儿,出身书香门第聪慧而又美丽,使来自山沟里的毛泽东非常着迷。加之杨老师也很欣赏这个门生,所以毛杨结合便成了自然。一九二一年俩人结婚到二七年离别,毛与杨度过了美好的七年,其间,他们有了三个儿子。一九三零年开慧被军阀何键逮捕，是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长沙被杀害。毛泽东闻讯哀叹：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一九五七年,当见到二十年代家中女佣陈玉英时,毛含泪道:看见你就如同见到了开慧。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词里,毛泽东起首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一个"骄"字饱含着对亡妻的追忆。 解放后对开慧的母亲,毛曾托人捎去皮袄,老人家九十大寿时,又命岸英专程回湘祝贺,老人家死,又命人送去五百元钱。
第五个是贺子珍。毛贺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在井冈山相识。贺当时被称作:“永新一支花”。在异常艰苦的深山老林里，在一群衣衫裥褛的男人堆中,俏丽迷人活力四射的贺子珍令毛泽东眼睛一亮。很快贺就成了毛的秘书,翌年夏天,俩人同居。这真是一场英雄美人殊死恋,贺子珍陪伴毛泽东度过了毛一生最艰难最黑暗的十年。一九三七年底,贺因无法忍受毛与其他女人的来往，从延安愤而出走苏联。五四年,贺在广播里听到毛在人大会上的讲话录音,突然精神受到刺激后发病。毛得知后谴女儿李敏到上海看护。毛曾对李敏说:你妈妈小名叫“桂圆”,你知道为啥子叫“桂圆”吗?她的生日是中秋,桂子飘香,花好月圆,所以你妈妈小名叫“桂圆”。说来也巧,毛逝世那天也是中秋。毛也曾对陶铸夫人说过:“我与子珍是有感情的,十年夫妻嘛。 我怀念她,长征中吃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一个,年尾一个”。一九五九年八月,毛突然想见贺。俩人在庐山见面后,贺泣不能语,毛问了问贺在苏联看病的情况。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庐山一晤,是俩人自延安分手后的唯一一面,也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永别。
第六个是吴莉莉。吴莉莉,原名吴宣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早年留学美国,后在上海遇美记者史沫特莱,一九三七年初吴随史氏来到延安。是年,吴二十六岁,烫卷发描眉毛涂口红,这样洋里洋气的女人来到小城延安，立即引起了轰动。吴与毛泽东的接触起于充当史毛之间的翻译,加上随后的交际舞,毛吴总是搭伴。吴年轻貌美见过世面才华横溢,在与毛泽东频繁的接触中,吴向毛充分展示了她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的才华，使得战争间隙中的毛泽东大有迟遇红颜知己之感。俩人常常交谈得喜笑颜开十分欢悦,这一切引起了贺子珍的嫉妒和反感,于是那几个月里贺常常因小事与毛泽东争吵。终于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刚进了吴的窑洞,被贺子珍尾追而来,并大打出手,此事在延安闹得是满城风雨,不久,贺子珍愤而出走,先西安,后苏联。事情闹到这一步,中共采取了措施,将吴莉莉秘密遣出了延安。吴后来在西安遭国民当逮捕，所幸胡宗南手下有一军官是吴大学同学名张研田将其救出。之后该张与吴结婚。但吴对张毫无感情。吴始终没有忘情于毛泽东,每次吃饭总要举杯高声念道:为北方的伟人祝福!一次吴与同学雷锦章闲聊,吴说:中国的希望在毛泽东身上。说着说着,烟灰落在白缎旗袍上竟全然不顾,最后竟失声痛哭人莫能劝。四九年张要吴一同去台,吴躲至雷锦章家,但不久被发现后强行送往台湾,一九七五年,这位当年心气和才气颇高的女子,在台湾香消玉陨。
吴莉莉,原名吴宣晨
吴莉莉酷似大S
毛泽东与吴莉莉合影
第七个是江青。江青原名叫蓝苹,山东诸城人。早年在上海演艺界厮混。一九三七年八月江来到延安，这一年江青才刚二十三岁,风华正茂,潇洒动人。加上是演员出身,举手投足,气质高雅。所以江青一出场便格外引人注目。江一开始在中央党校学习,每次总坐第一排,很快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江先是给毛写信,接着到毛的窑洞当面求教。一来二往毛对其颇有好感。不久,江被安排到军委当秘书,这里距毛的窑洞很近,俩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毛江结婚。婚后,蓝苹改名江青,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是年,毛四十五岁,江二十四岁。此后,一直到毛泽东逝世，江都是毛的合法夫人。江青三七年到延安,她也伴随了毛三十七年。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大名一度红遍中国妇儒皆知;江青的大名也曾使无数人胆颤心惊夜不能眠。粉碎四人帮后，江被审判,最后病死秦城。
第八个是左大玢。左大玢是湖南湘剧院的演员，一九五六年进京演出，当时左只有十三岁,她演着演着看见了台下的毛泽东,这一惊非同小可，一句台词反来复去念了好几遍,惹得毛泽东哈哈大笑,毛记住了左大玢。一九五九年毛回湘,左为其演出，并陪其跳舞。此后,毛泽东每次返湘都由左陪伴。一次毛问左:你为何姓左不姓右呢?左道:我爸爸姓左嘛。毛说：那你怎么又叫左大芬呢?左道：主席念错罗,不念fen，念bin。毛大笑说：这个字呀是多音字,也念芬。一次陪毛聊天,左见毛喝的茶一根根的立在杯中,便好奇地问。毛说这是岳阳毛尖,好茶哩。左说我口渴也要喝,毛说那咱俩喝一杯吧。还有一次,左握住毛的手问:你有几个箩呀?毛反问你呢?左道：我才一个箩,一箩穷哩。毛说难怪你总穿一件花布衫呢。左看完毛泽东的手大惊：哎呀,你十个箩,难怪你当皇帝哩!毛泽东笑得前俯后仰乐不可支。在毛泽东如日中天半神半人的那个年代，试问天下能有哪个女人敢与毛同饮一杯茶?哪个女人敢握其手而无所顾忌地嬉笑言谈呢？左大玢就是这个幸运的女人。一九七三年,左因演“园丁之歌”,被江青发难,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五千人大会上作检讨。毛得知后,回到湖南专点该剧要看。有人说此剧是大毒草，毛说:什么毒草,毒在哪里,我看很好!左随之避免了一场厄运。左大玢八十年代在西游记里出演过观音菩萨,现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毛泽东生命病重之际仍喃喃着要看湘戏。
左大玢
左大玢颁演的观音菩萨
第九个是张玉风。张玉风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兄弟姐妹八个,张排行老四。由于家境贫寒很早就参加了工作。但张玉风的命运无疑是很好的，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零年，她被选在毛泽东出访的专列上当列车员。接触几次,张给毛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一天，毛在稿纸上随手写下了张玉风三个字，被汪东兴看见，一九七零年七月张被通知到中南海工作。是年,毛七十七岁,张二十五岁。张玉风学历不高又没有受过医护方面的专修，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张把毛的一切事情都打理得舒舒贴贴,使得英雄暮年的毛泽东对张产生了深深的依赖和信任。一次，正赶上张玉风不高兴,对来客有点轻慢,事后毛批评了张几句,张竟睹气回家不干了。最后还是毛妥协了,张又被叫了回来。毛说张:“你呀,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还有一次据工作人员回忆,毛张发生争吵,毛说:你给我滚!张说:滚就滚,谁不让我走谁是狗!那次把毛气得发抖,但毛很快就没事了。到后来连江青都巴结张玉风，给张送衣物想见毛泽东。毛泽东的私人保险柜的钥匙都是张掌管,那里面有许多机密,毛去世后,江青问张要钥匙,张没有给她而是交给了华国锋，可见张玉风的人品没问题。毛逝世后，张先是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返铁道部,二00四年退休。
毛泽东与张玉凤（1944年--）
张玉凤的全家福
传说中的张玉凤之子（右）
第十个是孟锦云。孟锦云，生于1948年，是个湖北姑娘。12岁就考入了空政文工团，成为了舞蹈演员。1963年4月，孟锦云还不满15岁。但已经出落得楚楚动人，身材苗条，皮肤白晰，特别是双眼明澈如水。被选上到中南海“出任务”。那时，中南海经常为中央首长们举行舞会。几乎每周一、两次。军队文工团不需政审，调动容易，姑娘们又年青、漂亮，所以经常被调去“完成任务”。由于文工团里经常去的“老同志”渐渐有的结了婚、生孩子或演出任务忙，因而上级决定选一些小学员进去见习见习，而孟锦云就是其中之一。孟锦云于1968年到1973年被捕、劳改整整5年。1973年孟锦云出狱，并很快被分配到武汉军队医院，从一个舞蹈演员，变成了病人的护理员。一次在北京偶遇以前的“战友”小丽，才得知，原来是小丽见到毛泽东时提到她的“文革”时期的遭遇，毛泽东下了“最高指示”要空政放人，她才得以被释放的。为此，孟锦云于1975年5月在小丽带领下再次走进了那道神秘的“红墙”，在获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首肯后，孟锦云见到了毛泽东。孟锦云兴奋地走上去自我介绍道：“主席，我是湖北来的孟锦云。”“记得，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完后对孟说“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时为1975年5月24日。从此孟锦云成了毛泽东生命之路上的最后一名护士。据孟锦云后来回忆，作为毛泽东晚年少数的身边人之一，她与张玉凤两人每天轮流照顾毛泽东，寸步不离。任是谁人要见毛泽东，必须经由她们两人的安排，可见孟锦云亦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据说有一次还是孟锦云劝服毛泽东动白内障手术。事实上毛泽东对她工作相当满意，经常让她读报纸、文件，有时甚至让她处理信件、代毛圈阅党中央文件等等。孟锦云与毛泽东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共同度过了489个日日夜夜，成为了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
孟锦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