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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
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
以后就不断讲这个事。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
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
毛泽东觉得时不我待，就在73岁那年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
命”。批判《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
但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情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
也说成是阶级斗争，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阴暗面的问题，毛泽东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说：“只有发动群众才
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
但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看法。他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样，在放弃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平时的积怨，就在自发的、失控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和极端的形式，集中地爆发出来，
造成社会动乱。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又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法，所进行的一场所谓的“革命”。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个
人的权力之争，归结为毛刘之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二、“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吗？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形势趋于和缓，毛泽东曾表示，“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并确定九大以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但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林彪集团正在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有两件事集中暴露了林彪及其集团的政治野心。一个是发布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一个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1969年10月10日，在苏州的林彪向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
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一号命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命令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
方式报告毛泽东。
未经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事先又不报告，林彪居然擅自发布这样的军事命令，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不能不引起毛泽东
的警觉，作出强烈反应。
如果说“一号命令”是林彪为夺取更大权力而作出的带有某种试探性的行动，那么，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则公然向毛泽
东进行挑战，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第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后，大家一致同意。林彪在苏州得知后，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此后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林彪一反常态，顽固地、一再地同毛泽东唱反调，显然已经超出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叶群把这个问题挑明了，道出了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面目。她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
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带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8
月23日，二中全会开幕。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其他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本来，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开幕会上讲话。林彪却来了个突然袭击，事先也不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讲话。林彪拿着讲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根据林彪、叶群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与吴法宪还准备了一份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一切活动都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家可以想想，是林彪在“逼
宫”，还是毛泽东在“逼”林彪？答案是很清楚的。www.shanpow.com_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的不正常现象，立即制止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
国家主席！”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巡视，同各地负责人谈话，他指出：这次在庐山，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同时又指出，要保护林副主席，当然他要负一定的责任。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便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的阴谋败露，便紧急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此计不成，乘飞机北逃国外，所乘专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坠毁，落得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的下场。
【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年迈之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呢？是路线斗争还是权力斗争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已经说过，那就是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中国走上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道路。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就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而不是有些人污蔑的是权力斗争。
当时的情况是：国际上苏联出了赫鲁晓夫，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国内的一些老干部在革命胜利之后，发生了变质，脱离了群众的监管，利用自己的职权违反党的政策，拉关系，走后门，搞不正之风，官僚主义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形成了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有的人甚至想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想走资本主义道路。www.shanpow.com_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 毛泽东认为：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毛泽东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搞土地革命，搞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目的就是要根据我们中国的国情搞集体主义，充分发挥“人多势众”和“万众一心”的优势，搞大生产和实现农业机械化，既可以有效地抵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又可以团结人民共同奋斗、共同前进......现在有人主张搞单干，刮单干风，从根本上讲是路线问题；分田到队可以，分田到组也可以试一试，但分田到户不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毕竟是集体所有，单干绝对不行！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工具落后，如果分田到户困难户怎么办？劳力不足怎么办？时间长了怎么办？如果那样，不要多少年，一年就可以见分晓，穷的穷，富的富，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几十年，难道还要学洪秀全？还要退回去？难道还要像过去的地主那样向农民收地租？
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
不搞集体化怎么行啊？不搞集体化，就没得办法搞大生产，也没得办法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管理，一家一户也抵御不了大的自然灾害„„”
毛泽东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
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我快要见马克思去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王震所说，毛主席看得比我们早五十年啊。毛主席是伟大的预言家，伟大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实践家。在井冈山革命最困难的时期，他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同样的，在他的晚年，毛老人家忧党忧国忧民之心更盛，担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看到了中国革命有变色的危险，所以他不顾年迈之躯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中国变色，想力挽狂澜，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魄力，是人民给了他力量和勇气，最终人民把老人家永远放在心中。
毛主席的心是始终和广大老百姓贴在一起的，是始终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利益的，这也是许多人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
要打倒跟随自己的身边人的原因，因为他们违背了共产党人的信仰，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毛主席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得失和照顾自己身边的人。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其正确性。这正如共产党历史上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一样，只有通过实践来证明它们是错误的，因而反对的人不少。实践证明，这正如中国革命一样，离开了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就要遭受挫折和损失，中国建设也是这样，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已证明毛泽东的正确伟大，未来必将进一步证明毛泽东的正确伟大。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也是真正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一个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伟人。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奋斗的一生。中国人民为有这样的领袖而自豪，人民将永远怀念毛泽东。
【三】: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指1966年0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那么， 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呢?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夺权，主要是夺刘少奇的权。其他人，包括无数的基层干部，甚至“黑五类”，都是陪同，殉葬品。这跟如今的左派说的大民主和反腐败简直风马牛的事儿。记得那时候“革命小将”批斗干部的时候，主要追问为什么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没有要他们坦白交代贪污多少，并且地方头头儿们后来大都官复原职，谁也没有因为经济问题坐牢。倒是上边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吃苦了，都放下自己要紧的工作去蹲牛棚(干校改造)。
在文革之前，有个运动叫“小四清”，那是真反腐败。天天查账，把干部们弄得灰溜溜的。我父亲那时候干部没当了，在好友帮助下当了村里的“代销员”，结果对不上账，给撸了下来，打了490元的欠条，同时把我家翻了个底儿朝天。后来我都当了民办教师，大队里通知欠账者还款，我才知道我父亲欠了这么一笔巨款!这个“巨款”可不能加引号，那个时候它就是巨款。保证20个家庭一年也收入不了那么多。
新时代的“红卫兵”同志，毛时代有腐败没有?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小小代销员，就贪污了集体的490元!
所以文革不是反腐败的，主要目的是夺权。
实话实说，文革开头儿“疾风暴雨”，后来渐渐恢复了秩序。中间“整党”搞过几次。开始大家检举揭发，也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干部，积极性比较高。过后这些被整的干部多数没有撤职，他们得势就打击报复，群众就学乖了，再整党谁也不说了，成了走过场。
为什么整党流于形式?根本原因是干部让谁当不是群众说了算，而是上级说了算，群众检举的时候有顾虑。如果是真民主，群众就不怕，就敢来真的。
那些说文革是“大民主”，让鸡都能笑飞。哪儿有一丁点儿民主啊!开始是强暴，后来是独裁，什么时候也轮不到老百姓说话。
左兄反腐败没话可说，但是不能寄希望于文革那种形式。你们与其要文革重来，还不如搞第二次“解放”呢。把天下财产打乱重分，那多过瘾?!
文化大革命影响
文化大革命矫枉过正的批判使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出现了断层红卫兵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份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这一时期全国动荡的重要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建国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来说，1966年8月18日，是一个不应忘却的日子。就像人们提到“文化大革命”就会说到“红卫兵”。说到“红卫兵”就不能不说到“八·一八”。正是这一天，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四】: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指1966年0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那么，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1965年11月10日，上海 《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文化大革命背景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间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政治运动，历时10年。是由于毛泽东同志错误的估计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而发动的，被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影响
文化大革命矫枉过正的批判使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出现了断层红卫兵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份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架构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这一时期全国动荡的重要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建国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来说，1966年8月18日，是一个不应忘却的日子。就像人们提到“文化大革命”就会说到“红卫兵”。说到“红卫兵”就不能不说到“八·一八”。正是这一天，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五】: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毛泽东曾经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学习啦小编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吧!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一、无法避免的较量
要正确解读文革，首先要清楚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脱胎而出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虽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但尚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一步迈进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补上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课，通过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积累，然后再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高积累和低消费，集中快速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积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计划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必须过渡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列宁去世后的苏联都选择了暂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中国很快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政权和主要生产关系上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在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暂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积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唯一现实的道路。之所以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那就是需要建立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由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来实行计划性管理，不仅管理成本巨大，而且必然导致严重的长官意志和个人专权，与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发生矛盾，存在依靠官僚精英、时刻制造新的不公平、威胁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官僚主义倾向。
并且，在这个官僚体制所根植的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土壤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私有制小生产成分，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还滞后于业已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携带着以往私有制的各种烙印。封建官本位等级秩序的残余和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并作为思想意识形态顽固盘踞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各类文化形式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影响成为体制官僚主义的催生剂，时刻侵蚀执政党队伍，与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执政宗旨相对抗，使行政管理体制逐渐显露出脱离人民的官僚化统治迹象。毛泽东对此恨之入骨，把这种官僚主义叫做“死官僚”，认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对已经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官僚管理体制很不满意。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必然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去无产阶级性质，成为一场历史曾反复上演过的轮流坐天下的普通农民起义，像前苏联一样导致修正主义，进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体制的官僚主义倾向和旧时代的腐朽思想文化，正在反制着中国社会刚刚开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进步。
在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社会主义主张大多数底层普通民众的利益，而资本主义则主张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就在于它的大众公平性。这种体现真正社会公平的先进社会制度，对于只体现少数资本家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和超越。阶级斗争则是实现这个进步和超越的社会内在动力和必经途径。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继续完成两大历史使命才能最后完成这个超越。一是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制改造，用惠及人民群众的公有制来代替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为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发展创造前提。二是必须对上层建筑领域中排斥人民群众利益的官僚精英文化逐步加以消除。否则，权力体制的官僚化，必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再次退回到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状态中去。
《共产党宣言》曾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只是完成了第一个决裂。因此，改造上层建筑实行第二个决裂，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免的重要任务。www.shanpow.com_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恰恰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殊国情构成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国是否需要补上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课的历史争论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依旧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
因此，新、旧中国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里的对抗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自身矛盾使然，并且必然转化成无法避免的政治较量。这种对抗和较量是无产阶级同已被推翻的所有剥削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延续，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夺取政权后能否打破所谓周期律，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亟待解决的历史命题。
怎样解决这个重大而复杂的命题，在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没有现成答案。马克思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时发现，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列宁实践了这一伟大理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没有解决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斯大林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不承认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导致官僚主义泛滥、苏共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上台，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演了共产党下台、国家分裂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性悲剧。这个悲剧，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最具说服力的回答。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和国际共运的修正主义动向中，敏锐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使践行这一理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了史无前例的深远意义。
进入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文章，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同否认阶级斗争、主张“全民党”和“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苏共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公开的激烈论战。理论一经提出，剩下的就是如何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重大课题。毛泽东曾为此尝试过许多方法，但都遭到了体制官僚的百般干扰和破坏，收效不大，最后不得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人民起来批判一切腐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让人民群众直接参政议政，监督执政党，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众民主，来识别和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响了迎头痛击封资修、防修防变的人民战争。
二、自下而上的必然性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对全党提出了执掌政权后不要做李自成的告诫。但是，建国后干部队伍的情况并不乐观。从旧中国一步跨入新中国的共产党人，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并没有发生相应的跨越，灵魂深处仍然保留着许多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把革命成功当做得了天下，把人民看成是治下的黎民，自己则是高高在上的官员，把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理解成了明镜高悬的为民做主，摆错了自己和人民的位置。在革命辞藻掩盖下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政治理念，使他们的价值观悄然离开了革命原则，以功臣自居，图享受、比待遇、争地位，贪污受贿，甚至更换老婆等腐化堕落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毛泽东下令枪毙高级干部刘青山等贪污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但没有使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长期的封建统治使民众盲目服从官员意志的旧习惯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封建官本位的意识和行为，资产阶级法权合理存在的现象，得不到来自人民群众的有效抵制和监督。另一方面，层层管理机构和只对上级负责的体制性缺陷，难免越来越走向官僚化，不仅成为对待人民和下级唯我独大的官僚主义分子的温床，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体制上的有效庇护。
当人们还满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时，毛泽东已看到了国家管理体制官僚化倾向的危害性。他毕生追求人民大众的彻底翻身解放，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做共产党人的最高政治原则，决不允许共产党的政权机构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精英权贵。毛泽东相信，跟随他从战火中走过来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具有和他相同的信念，在建国之初的十年中，又带领他们打了两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一个是禁毒、禁赌、改造妓女，扫除文盲，颁布新《婚姻法》，提倡男女平等、移风易俗，发动爱国卫生运动等扫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的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旨在清除旧思想意识的社会土壤，取得了明显成效，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第一回合较量的巨大胜利，世界也因之对文明向上的新中国刮目相看。再就是在各机关、学校、团体和党派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整肃党政官员的官僚腐败作风和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随后又动员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诚恳地请他们帮助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不料极少数资产阶级民主派人物借此发难，置疑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要求共产党下台。共产党不得不给予反击，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
“三反五反”运动所反对的社会丑恶现象，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今天，正是由于否认阶级斗争，才使这些社会毒瘤恶性膨胀，积重难返，危害日深。号召人民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矛头不仅对准私营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同时也指向体制内的官僚主义，引发了党内官僚精英的不满和暗中对抗。他们借反右之机，用形左实右的隐蔽手段，拨转矛头，对准诚心诚意给共产党提意见的基层干部群众、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使反右斗争走上了扩大化歧途，改变了运动初衷，使体制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不仅没有得到清理，反而更加老虎屁股摸不得，强化了其权威性。党内官僚精英为了维护其特权利益，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手制造了反右扩大化，又利用扩大化错误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为口实，淡化阶级矛盾，在政治路线上偏向修正主义，否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在这次政治较量中大获全胜，权力体制也因此在官僚精英特权道路上越走越远，社会生活在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科教卫生等许多方面越来越资产阶级化。
对此，毛泽东深感忧虑。怎样才能走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没有经验，只能参照苏联样板，把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正统理论照搬过来当做经典使用。这套形而上学的教科书理论，实际上默认了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合理性。资产阶级法权恰恰是滋生和形成官僚精英利益集团的根本原因，从苏联的教科书里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
官僚精英利益集团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它们必然会在压制无产阶级的同时麻痹人民群众，不敢承认阶级斗争，彻底倒向修正主义，进而走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官僚精英统治压制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力，就是匈牙利1956年发生暴乱的主要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继续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首先承认阶级斗争将始终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这一不容置疑的客观现实。
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1962年，毛泽东便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严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3年毛泽东又指出，现在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用不了多少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的反复警告引起了全党高度重视，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教育党员干部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资本主义，要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一次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首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继反右斗争之后，再次对羽翼渐丰的官僚主义精英构筑的堡垒发起的进攻。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同传统旧观念实行决裂的一次具体的社会实践。政治嗅觉极为敏感的官僚精英特权利益的代表人物们，迅速拿出了以攻为守、主动出击的应对策略，把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化为“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的四清运动，由各省、地、市派出大量四清工作队进入基层，仅河北省派往所辖十个县的工作队就达十万余人。工作队自上而下直插到底，甩开基层组织直接领导整个运动，并称之为大兵团作战，把运动牢牢掌控在手里。工作队依照所谓“桃源经验”，在群众中秘密扎根串连，诱导群众揭发基层党员干部。在体制结构中，基层党员干部是最贴近群众、受到群众监督最为直接、最了解群众诉求、官僚主义倾向最少的组织群体。工作队对他们吹毛求疵、小题大作，甚至大搞逼供信，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故伎重演了形左而实右的障眼法，偷梁换柱，避重就轻，把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了矛头向下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大清查。上层官僚精英因此而躲进避风港，没有受到波及。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个错误，并下发“二十三条”，采取了补救措施。但是，四清运动中打击一大片的做法，如同反右斗争扩大化一样，留下了难以消除的人人自危的政治后遗症。四清运动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官僚体制丢卒保车，勉强获得了这次政治较量的胜利。
反观四清和反右两次运动，可以看出体制官僚的群众观和组织运动的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那就是表面上时刻把群众挂在嘴上，左得不能再左，实际上却把群众看作是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他们则是治理天下的明君、清官或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是党的化身。群众运动必须在他们这些政治精英领导和驾驭下，通过行政命令，从上而下、内外有别地在官僚体制层层掌控下有序展开。因为只有这样，官僚精英在维护特权利益时付出的政治成本才能最小化。在运动方式上，他们是简单粗暴、无中生有、侮辱人格、伤及肉体、残酷打击迫害普通干部群众的行家里手，首创了建国后最为极端的形式。后来在文革中发生的那些极端行为，都源自这些样板，贻害无穷。
与之相反，毛泽东的平民思想是尊重群众，历来提倡大众民主，反对官僚精英独断专行、越俎代庖，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允许干部群众有不同认识，要让人说话，充分表达意见和看法，通过争论辩明是非，以理服人，让广大干部群众在斗争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现在有人避而不见这两种群众观和民主观的本质区别，分不清是谁在搞专制，把存在极端方式的群众运动，统统解释为毛泽东的部署。这种人如果不是糊涂透顶，则只能是别有用心。
毛泽东的努力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其中一个原因是党内很多人看不到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另一个原因是受到了体制官僚的制衡。体制组织作为管理机构，天生含有官僚特性。通过体制割除官僚恶疾，必然遇到来自体制自身的本能抵抗。抵抗的结果，便是促使为人民大众服务还是为官僚特权精英服务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博弈，最后转化成相互对抗的政治斗争。
“四清”运动后，毛泽东对已经形成的官僚体制和中上层官员感到了失望，认为党内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但他对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则仍抱有充分信心，开始寻找既能摆脱体制掣肘，又能有效遏制体制官僚化和修正主义倾向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多年后，在一次与外国友人交谈中，毛泽东曾讲到过当时的思考：“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修正主义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毛泽东在同体制官僚两次激烈较量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意志，使体制官僚利益的代表人物嗅到山雨欲来，采取了在党内拉帮结派，强化对党政体制掌控和架空毛泽东的应对办法，直至迫使毛泽东拿出党章和宪法申明基本权利，才得以出席中央高层党政会议。
寻找途径，突出重围，已经迫在眉睫。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他充分信任的人民群众身上。由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批判和清除体制官僚势力，就成了对防修防变可行途径的探索和实验，也成了唯一能突破围困的必然选择。但是，这条以民治官的探索道路充满变数，没有人预先知道最后结果。毛泽东彻底维护人民利益的革命原则不能改变，视王侯权贵为粪土的平民思想更是与生俱来，他甘愿粉身碎骨也要向修正主义官僚势力公开宣战，让管理者刀枪入库，接受人民大众的批判，义无反顾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30华里的惊人之举，充分显示了他大无畏的独具魅力的政治家风范，向世人表达了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