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陕西】
金钱公务员篇(1):不追求金钱的公务员追求什么？
不追求金钱的公务员追求什么？
2014.01.22 20:19 来源： 求是理论网 作者： 王丹华
初看来，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公务员，执公器者，当然应当心忧天下，满怀决心，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奉为心中不易的圭臬，追求的应该是天下为公，江山社稷，百姓福祉。可在现实面前，人性面前，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面前，这样的结论似乎过于轻松写意，脱离实际了一些。贪官并不罕见：杨国忠、严嵩、和珅......这样的名字可以一直罗列至今，古今中外，几乎无一处一时可以幸免。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念光荣伟大正确，行径庸俗卑鄙不堪。
然而，即使抛开现实生活中种种与公务员理想、信念、追求相违背的案例不说，在当代之中国，一名公务员应当追求什么呢？
细想来，“
不追求金钱的公务员追求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因为，直观的逻辑判断告诉我们，凡人皆不能免俗，大部分公务员都是凡人，不是圣人，因此，大部分公务员皆不可免俗。这里的“俗”，指的就是个人所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这并不难理解，一个人既然无法摆脱历史条件的限制，则必然被周围的人、事、物所影响，他见到别人都在拼命赚钱，自己就很难产生排斥赚钱的冲动；他见到人人都在从事以赚钱为基础目的的工作，自己就很难不为了钱而去做同样的事；他满眼瞧见的是灯火酒绿，声色犬马，明码实价标好了的万事万物，自己就很难不会去想用钱来得到它们。
可是，这样的剖析到了公务员身上似乎就不那么容易被人理解了，原因或许正在于人们对拿着纳税人的钱生活度日的公务员有着与生俱来的、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如果一名公务员和俗气的常人一样，只知道去想如何把自己的钱包胀满，不为公共利益思索、谋划，尽心尽力，那凭什么他来当官？这种想法与国家目前的择人用人标准不谋而合，为官者，应当“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可问题是，而今的社会能有足够数量的“翩翩君子”吗？选人用人的标准能够保质保量地操作执行吗？这样的要求又会不会背离了作为人的本性呢？我们不搞个人崇拜，一是已深刻意识到个人崇拜下“人治”的危害，二是早已明白，人无完人，皆有七情六欲，都会犯错。可为何在当下的语境下，我们为什么又会寄望于广大公务员能够抵御住金钱的诱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呢？
道德判断毕竟模糊且
难以量化，故选人任人上道德的考量更多的是靠考官直觉和被考察人员的个人历史来作为依据，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充满“看走眼”几率的无奈之举，毕竟，一个人外表谦逊有礼，骨子里则可能下流卑鄙，他今天扶了老奶奶过马路，并不代表他明天不会去收受贿赂。因此我们常常能在电视中看到许多贪官被揭露出来后，周围的人却纷纷表示惊讶和不解，也就是说，他们也和考官一样，看走眼了。
回到我们的问题：不追求金钱的公务员追求什么？在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政权独霸天下的时期，已经很难再有另外一种经济体制的力量能与之长期对抗了，即使这股力量背后的支持者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市场经济的本质必然决定了市场分配资源（即有用物）的基础格局，而在市场上获得资源的唯一合法途径是靠货币——也就是“钱”，不是关系，不是暴力，因为这些最终也都将兑换为货币购买力，即使是拥有军队的政治组织也要通过货币采购的形式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哪怕印刷纸币也会有相当的顾忌。货币在这个时代里就好像是一道特殊的、象征着身份和权势的经济令符，赋予拥有它的人横行于经济社会的权力。
那么结论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了：一个普通人必然受制于人性和历史条件；当下是属于市场经济的时代（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是否完全在这里不那么重要），货币是它分配资源的关键媒介；大部分经历了到的挑选后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其实也是普通人，不比从事其他行业的人高尚多少。那么，公务员队伍中存在趋利心态和赚钱动机必然是普遍存在且天经地义的。于是乎，当法治思想并不根深蒂固，法制制度仍不完善，人情关系和丛林法则依然是社会主流认识时，可以明显借职务之便谋取一些利益的公务员想靠个人道德自觉抵制住金钱的诱惑，恐怕有点天方夜谭，即使能抵制一时，随着官越做越大，生活水平却没能同步上升时，他还能继续抵制得住吗？所以，我国自古以来从道德角度出发批判贪腐行为，加强对官员道德教育的做法实际上走错了道，成效微微，反而致力于权力公开透明化制度建设的一些西方国家在反腐倡廉这一块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因为他们相信，缺乏遏制的权力放谁手上谁都有作恶的可能，对此从柏拉图讲述的那个著名的牧羊人与隐形戒指的故事便可知一二。
一些物质条件富足，其他条件也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如香港、新加坡）早已明白了这点，他们相信经济学者和人类学研究人员的判断多于政客们的政治教育，明白马斯洛“需求定理”的一般适用性，认同人是趋利避害的复杂动物动物的基本判断，纷纷推行高薪养廉的公务员薪酬制度，取得了不错的反腐效果。同时，他们也明白公务员的天职是维护和做大公共利益，因此也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当然，任何一项措施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万能钥匙”，人的欲望无止境，高生活水平并不意味着绝对清廉，可我始终认为，较高的生活水平即便不是清廉的充要条件，也绝对的是必要条件。
想让公务员完全不追求金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忽略了人的本性，违背了社会心理的历史发展规律，然而，当官若只是为了谋求金钱收益，这样的人渣则必须清除出官员队伍。保障民众生活无忧，殷实富足是每个时代政府的职责和追求，公务员也不能例外。设想一下，在人人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情况下去追求个人理想和社会进步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这篇文章若非要有什么结论，可以概括三点：一是普通大众不应苛刻地要求公务员不能追求个人利益，公务员追求金钱本身并无可厚非，但是必须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当然，除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公务员需要具备更加严格的道德自律，必须拿着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服好务，不能高高在上，坐拥地位和财富；二是需要有甄别度更大的选拔制度来严控公务员进入机制，把道德水准偏低的个人排在公务员队伍外要比引狼入室后打“老虎和苍蝇”来的轻松些；三是必须吸引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和仁才到公务员队伍中来，在保障他们的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做大和捍卫公共利益。
金钱公务员篇(2):公务员该拿多少钱？
大陆公务员是否应该涨薪的话题，进入9月中旬再一次热络起来。多年来，“铁饭碗”的公务员职业在大陆备受青睐。每年公务员考试都吸引着数量庞大的参考者。工作性质的稳定，社会中较高的认可度，在社会保障中的优越条件，以及传言中的各种公务员隐性福利以及灰色收入，都使无数人对公务员职业趋之若鹜。但在“八项规定”实施之后，大量福利被取消，财务记录被规范，公务员中要求加薪的呼声开始抬头。然而，多年来公众的反对之声，使得涨薪话题成为公共舆论场中官员碰不得的禁忌。谁提涨薪，谁必被骂。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的公务员提薪的提案，立即引来大量网上骂声。今年1月，中国青年报舆情监测室抽样2000多条网民留言显示，有67%的网民反对公务员涨薪。
但调整公务员薪酬的进程似乎并未停止。
工资单记录。其福利项目之多足以说明政府部门在发放福利上管理的混乱。通过访谈，研究人员还得知，公务员报酬中还存在大量不公开或半公开的福利项目。这些福利项目通过一定财务手段的掩盖，无法从一般的财税程序上找到。图二为河北省某厅2005年春节发放过节物品清单，此清单中物品折价相当于该部门公务员月收入的1-2倍，但这些支出大多不在基本福利支出中体现，而是以其下属单位行政经费或其他预算外支出列支，因而具有更大的隐蔽性。研究人员还在访谈中发现，近一半的公务员表示，自己所获得的并不在工资条上体现的福利能够占到其总收入的相当比重。例如：在公务招待、出国培训费中的结余，以及差旅报销凭证中，都能获得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在不同地区，公务员福利性收入的比例也大不相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工资表上的货币性福利，相当于工资的比重基本都维持在100%-200%左右，约占公务员总收入的50%到70%，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也一般维持在30%-40%，也占到总收入的20%以上。而东部地区公务员工资表上的薪酬收入，约是中西部地区的2-3倍。该研究还总结出，在同级部门中，行政部门福利高于党及人大系统；经济发达地区高于中等、欠发达地区；在同类部门中，管理规范的部门福利支出少于不规范的部门，因而一些中央部门的福利支出可能低于一些省市级部门。而在同一个部门内，高职务级别公务员待遇优于低职务级别公务员；在同级别公务员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一般待遇都高于“非领导职务”公务员；而在低级别公务员中，“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往往比“综合管理类”公务员更有机会享受到职务消费的便利。在支出经费来源上，不同部门的福利支出能力就有所不同。一类是福利支付基本依靠财政拨付的，如信访、工商等部门，由于预算外收入机会少，福利支付能力也较弱；第二类是部分依赖财政拨付，如路政、交警等有自己创收途径的；第三类是几乎不靠财政拨款，而靠自己创收来支付福利的，如政府临时办公室等，大部分没有列入行政事业编制，却有大量获取预算外收入的机会，福利水平通常也高于完全依赖财政的机构。混乱之源预算外资金该报告指出，预算外资金处于预算监督管理之外，是导致公务员福利支出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关系。由于中央对地方财政拨付的不足，不得不允许地方进行创收，通过获得预算外收入的方式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该研究报告甚至认为，“长期以来，政府对各部门的创收采取的是一种默认的态度。”行政性收费由此成为获得预算外收入，进而提高执法人员福利的途径，使得行政性收费成为执法人员寻租的工具。而当时，大陆推行的行政性收费“收支两条线”管理也并未全面起到监督的作用。所谓“收支两条线”即是将所有行政性收费全部上缴当地政府财政，需要支出时再由财政从上缴的收费中划拨。但该研究报告指出，财政部门对有关单位究竟收了多少钱，需要花多少钱都无法知晓，从而无法行使监督。一些地方预算外资金只是在地方财政“走一次账”便又回到了原单位。同时，享有福利设置权力的部门众多却缺少监督，也使得公务员福利泛滥。在调研中发现，在2006年第三次工资改革以前，享有福利设置权力的部门就有：中央组织部及其管辖的老干部局、人事局，财政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卫生部、建设部、全国总工会等。此外，各个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人事厅（局）、财政厅（局）、各个省党委组织部及其管辖的老干部局，各个地级市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也能以文件等形式出台福利规定。地区附加津贴制度曾是1993年提出的改革目标，即是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物价水平、工作环境等因素补贴，从而建立全国统一的补贴体系，但在实践中只建立了对贫困地区的少量补贴。在深圳、珠海等沿海特区城市通行的特区津贴是另一项不能忽视的补贴，其在1995年由国家人事部批准发放，是为了补贴特区公务员生活需要，但经过十余年特区经济的发展，特区津贴水涨船高。在调查中发现，特区津贴的发放金额，已经超过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的30多倍。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公务员存在补贴福利滥发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公务员却令人惊讶地遭遇着欠薪的问题。2012年，《华夏时报》曾报道安徽宿州、浙江温州等地公务员面临工资拖欠的问题，而时任财政部部长的谢旭人表示，全国有113个县的财政无法满足基本支出需求。与一般企业职工欠薪不同的是，公务员欠薪不仅体现为不足额发放应发工资，还表现为地方政府不响应中央的调薪指令。吴木銮曾对湖北省两县进行调查，发现截至2008年，两县并未完全响应中央对公务员调薪的指令，尽管中央为了让调薪令得到贯彻向地方提供了充足的转移支付资金，但地方政府并未将调薪列入其优先考虑的范围，而是将资金更多地投向经济建设及其他可以体现政绩的政府项目。由于缺乏问责机制以及公务员欠薪问题公众认可度低，相关官员并没有因未履行中央指令而受到处罚。公务员该拿多少钱 2006年的工资改革无疑直接地塑造了
9月10日,中组部研究室巡视员、副主任张景虎接受人民网访谈，解读8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张在期间透露，该方案明确提出“健全干部的激励保障机制”的目标。两天后，《人民日报》刊出《公务员工资该涨还得涨不涨也得好好干》一文，外界将之解读为，官方为传闻已久的公务员涨薪作了明示。
在民间对公务员优待的怨愤情绪并未消减之时，公务员加薪似乎已板上钉钉。然而大陆公务员薪酬福利的真相仍旧模糊，制度建设的方向更需厘清。
今天公务员薪酬的格局。这次被称为“阳光工资”的改革在地方各部门之间进行“削峰填谷”，降低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以平息各部门由于级别相同而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不满。同时，此前泛滥的公务员津补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理。 2013年初推行的“八项规定”延续了“阳光工资”的改革精神，再一次削减了公务员原有的各种福利。 2013年8月，监察部、人社部、财政部、审计署联合发布《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明确对违规发放津补贴、奖金、加班费、值班费、过节费和超标缴存住房公积金，以有价证券、商业预付卡、实物等形式发放津补贴等行为进行惩处。在经过“阳光工资”与“八项规定”后，调整公务员工资必然面临着确定其应然标准的问题。“就现阶段来看，我觉得公务员的月薪平均应该在5000元左右，其中最好的能达到8000元至1万元。”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的这句话近日被众多媒体所转载。一些被曲解为“最好能达到1万元”的报道和网帖立即引来潮水般的板砖与唾沫。公务员应当拿多少钱？可以从他国例子得到启示。据苏海南研究，美国2010年联邦政府公务员年均收入为69198美元、州政府为48960美元、基础地方政府为43493美元，而私营部门为46455美元。同年英国公共部门收入为26276英镑，私营部门为27544英镑；而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典等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基本处于社会平均工资中等偏上水平。苏海南认为，考虑到其承担的责任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公务员收入应高于社会平均工资。但从其工作的稳定性、创新性、技能水平等考虑，其收入不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过多。不过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由于福利待遇与私营部门间的差距明显，单纯的比较薪酬收入或许并不完整。特别是当公务员薪酬过低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时，质疑者针对的并非公务员薪酬本身，而是公务员的各种福利待遇，特别是在获得房产方面的优越待遇。《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在2009年和2010年的两篇文章中指出，从1998年公务员房改之后，尽管名义上公务员的福利分房制度已经结束，但各种变相的福利分房却在全国各地普遍，方式主要有向开发商低价团购商品房、瓜分经济适用房、国家机关集资自建房屋分发给职工等几种方式。在北京等一线城市，商品房每平方米均价达到数万元，而公务员则只需付每平方米数千元，一套房的差价就能达到数百万，远远高于其从工资薪酬中得到的收入。董保华认为，对于公务员的福利问题仍然要回到对政府部门权力的约束上，减少政府部门寻租机会，才可能根除公务员福利中的乱象。现在李克强总理所推动的削减政府审批项目，就是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全文详见《凤凰周刊》2014年第28期总第521期封面故事《大陆公务员薪酬调查》）本期电子版已同步上架，kindle版购买链接: http:www.amazon.cndpB00NXMZYXK 公务员工资到底拿多少
关于公务员薪酬的报道众说纷纭。三年前，地处苏北的邳州运河镇党委书记王金兵因受贿罪被判处13年徒刑后，当地机关便按惯例，内部播放关于王金兵的反腐倡廉宣传片。在镜头前，王金兵哭诉称自己即使不贪污，一年下来也能有30多万元收入，在当地也能过上优渥的生活。据一位邳州基层公务员介绍，在邳州境内的各镇，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一般在每年年终颁发的奖金中，几乎能够拿到全镇奖金总额的一半，这一分配方式已在当地形成了惯例。而在四川泸州，当地公务员似乎没有这么优厚的待遇。据《新京报》2013年7月报道，四川泸州一位28岁的副镇长因收入太低，生活压力大而辞职，并自称其每个月到卡工资3046元，住房公积金422元，电话下乡补助400元，年底有几千元目标考核奖金。在西南某省会城市，一位处级公务员告诉记者，自己一个月应得的工资扣除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实际拿到手的约为4800元。该市区处级公务员一般均是这个数字，而在该市区县一级的处级干部，则会比市里的处级干部少大约500到1000元的补贴。该市某区一位普通科员则称，自己一个月拿到手的是2000元左右，而自己认识的一些县里的公务员一个月则只有1500元上下。在北京，《新京报》今年3月的一篇报道称，根据对石景山区预算公开情况的测算，该区八宝山街道办年人均工资福利支出达到了21.42万元，金顶街街道办人均工资福利支出也达到了19.73万元，但石景山区政府随即回应称，媒体计算有误，并未将社工和协管员等编外人员计算在内。似乎并不缺乏关于大陆公务员薪酬状况的信息。在大陆网络中搜索“公务员晒工资”等词组，都会出现大量论坛中公务员自曝薪资收入的帖子。甚至有网站根据网上爆料的个案整理出所谓“全国31个地区公务员工资一览表”。其中省会城市副处级以下公务员月薪3000到4000元，全年收入50000元左右，而一般地市级政府公务员则多在2000到3000元之间，一些较贫困的县市则不到2000元。尽管网上曝出以及记者调查获知的公务员薪酬基本处于偏低水平，但公众指向的并非只有公务员工资条上能够见人的工资，还有各种“灰色收入”、“隐性福利”，更不用提在养老保险上，公务员相对于广大非公务员群体的优越待遇，但由于这些信息的隐蔽性，使得公众的怀疑无法得到证实或证伪。长期研究大陆财税体制的香港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吴木銮告诉记者，今天民意在公务员涨薪问题上的对立，源于长期以来大陆政府部门对公务员薪酬问题一贯秉持的保密态度。在1985年工资改革所印发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的末尾，明确写明“上述改革方案不公开报道”。吴木銮认为，至此以后，对公务员薪酬福利制度的“不公开”逐渐成为大陆各级政府的惯例。他在各地调研公务员薪酬状况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官员也往往拒绝公开相关信息。这一惯例不仅使得公众、媒体与学界常年来对公务员薪酬福利状况缺乏了解，舆论无法进行理性的讨论，同时在封闭又缺乏外界监督的状态下，各种乱象也在黑箱中滋生。今天，大陆公务员工资水平偏低，也与此前一度混乱，后又重典整治不无关系。
黑箱下的乱象
工资单记录。其福利项目之多足以说明政府部门在发放福利上管理的混乱。通过访谈，研究人员还得知，公务员报酬中还存在大量不公开或半公开的福利项目。这些福利项目通过一定财务手段的掩盖，无法从一般的财税程序上找到。图二为河北省某厅2005年春节发放过节物品清单，此清单中物品折价相当于该部门公务员月收入的1-2倍，但这些支出大多不在基本福利支出中体现，而是以其下属单位行政经费或其他预算外支出列支，因而具有更大的隐蔽性。研究人员还在访谈中发现，近一半的公务员表示，自己所获得的并不在工资条上体现的福利能够占到其总收入的相当比重。例如：在公务招待、出国培训费中的结余，以及差旅报销凭证中，都能获得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在不同地区，公务员福利性收入的比例也大不相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工资表上的货币性福利，相当于工资的比重基本都维持在100%-200%左右，约占公务员总收入的50%到70%，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也一般维持在30%-40%，也占到总收入的20%以上。而东部地区公务员工资表上的薪酬收入，约是中西部地区的2-3倍。该研究还总结出，在同级部门中，行政部门福利高于党及人大系统；经济发达地区高于中等、欠发达地区；在同类部门中，管理规范的部门福利支出少于不规范的部门，因而一些中央部门的福利支出可能低于一些省市级部门。而在同一个部门内，高职务级别公务员待遇优于低职务级别公务员；在同级别公务员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一般待遇都高于“非领导职务”公务员；而在低级别公务员中，“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往往比“综合管理类”公务员更有机会享受到职务消费的便利。在支出经费来源上，不同部门的福利支出能力就有所不同。一类是福利支付基本依靠财政拨付的，如信访、工商等部门，由于预算外收入机会少，福利支付能力也较弱；第二类是部分依赖财政拨付，如路政、交警等有自己创收途径的；第三类是几乎不靠财政拨款，而靠自己创收来支付福利的，如政府临时办公室等，大部分没有列入行政事业编制，却有大量获取预算外收入的机会，福利水平通常也高于完全依赖财政的机构。混乱之源预算外资金该报告指出，预算外资金处于预算监督管理之外，是导致公务员福利支出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关系。由于中央对地方财政拨付的不足，不得不允许地方进行创收，通过获得预算外收入的方式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该研究报告甚至认为，“长期以来，政府对各部门的创收采取的是一种默认的态度。”行政性收费由此成为获得预算外收入，进而提高执法人员福利的途径，使得行政性收费成为执法人员寻租的工具。而当时，大陆推行的行政性收费“收支两条线”管理也并未全面起到监督的作用。所谓“收支两条线”即是将所有行政性收费全部上缴当地政府财政，需要支出时再由财政从上缴的收费中划拨。但该研究报告指出，财政部门对有关单位究竟收了多少钱，需要花多少钱都无法知晓，从而无法行使监督。一些地方预算外资金只是在地方财政“走一次账”便又回到了原单位。同时，享有福利设置权力的部门众多却缺少监督，也使得公务员福利泛滥。在调研中发现，在2006年第三次工资改革以前，享有福利设置权力的部门就有：中央组织部及其管辖的老干部局、人事局，财政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卫生部、建设部、全国总工会等。此外，各个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人事厅（局）、财政厅（局）、各个省党委组织部及其管辖的老干部局，各个地级市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也能以文件等形式出台福利规定。地区附加津贴制度曾是1993年提出的改革目标，即是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物价水平、工作环境等因素补贴，从而建立全国统一的补贴体系，但在实践中只建立了对贫困地区的少量补贴。在深圳、珠海等沿海特区城市通行的特区津贴是另一项不能忽视的补贴，其在1995年由国家人事部批准发放，是为了补贴特区公务员生活需要，但经过十余年特区经济的发展，特区津贴水涨船高。在调查中发现，特区津贴的发放金额，已经超过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的30多倍。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公务员存在补贴福利滥发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公务员却令人惊讶地遭遇着欠薪的问题。2012年，《华夏时报》曾报道安徽宿州、浙江温州等地公务员面临工资拖欠的问题，而时任财政部部长的谢旭人表示，全国有113个县的财政无法满足基本支出需求。与一般企业职工欠薪不同的是，公务员欠薪不仅体现为不足额发放应发工资，还表现为地方政府不响应中央的调薪指令。吴木銮曾对湖北省两县进行调查，发现截至2008年，两县并未完全响应中央对公务员调薪的指令，尽管中央为了让调薪令得到贯彻向地方提供了充足的转移支付资金，但地方政府并未将调薪列入其优先考虑的范围，而是将资金更多地投向经济建设及其他可以体现政绩的政府项目。由于缺乏问责机制以及公务员欠薪问题公众认可度低，相关官员并没有因未履行中央指令而受到处罚。
从2004年至2005年，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等数十位学者对11个省、直辖市的2.58万名公务员进行了薪酬福利调查。尽管已经过去十年，但此项调查几乎是现今公开发布的最为翔实的公务员薪酬福利状况的研究报告。在此项调查中，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印证了社会舆论对公务员福利丰厚的指责。“低工资、多补贴、滥福利”是大陆公务员薪酬的主要特点。图一是一份中央国家某单位的福利项目明细。该单位福利不仅多达21项，而且以两条工资单记录。其福利项目之多足以说明政府部门在发放福利上管理的混乱。通过访谈，研究人员还得知，公务员报酬中还存在大量不公开或半公开的福利项目。这些福利项目通过一定财务手段的掩盖，无法从一般的财税程序上找到。图二为河北省某厅2005年春节发放过节物品清单，此清单中物品折价相当于该部门公务员月收入的1-2倍，但这些支出大多不在基本福利支出中体现，而是以其下属单位行政经费或其他预算外支出列支，因而具有更大的隐蔽性。研究人员还在访谈中发现，近一半的公务员表示，自己所获得的并不在工资条上体现的福利能够占到其总收入的相当比重。例如：在公务招待、出国培训费中的结余，以及差旅报销凭证中，都能获得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在不同地区，公务员福利性收入的比例也大不相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工资表上的货币性福利，相当于工资的比重基本都维持在100%-200%左右，约占公务员总收入的50%到70%，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也一般维持在30%-40%，也占到总收入的20%以上。而东部地区公务员工资表上的薪酬收入，约是中西部地区的2-3倍。该研究还总结出，在同级部门中，行政部门福利高于党及人大系统；经济发达地区高于中等、欠发达地区；在同类部门中，管理规范的部门福利支出少于不规范的部门，因而一些中央部门的福利支出可能低于一些省市级部门。而在同一个部门内，高职务级别公务员待遇优于低职务级别公务员；在同级别公务员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一般待遇都高于“非领导职务”公务员；而在低级别公务员中，“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往往比“综合管理类”公务员更有机会享受到职务消费的便利。在支出经费来源上，不同部门的福利支出能力就有所不同。一类是福利支付基本依靠财政拨付的，如信访、工商等部门，由于预算外收入机会少，福利支付能力也较弱；第二类是部分依赖财政拨付，如路政、交警等有自己创收途径的；第三类是几乎不靠财政拨款，而靠自己创收来支付福利的，如政府临时办公室等，大部分没有列入行政事业编制，却有大量获取预算外收入的机会，福利水平通常也高于完全依赖财政的机构。
混乱之源 预算外资金
该报告指出，预算外资金处于预算监督管理之外，是导致公务员福利支出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关系。由于中央对地方财政拨付的不足，不得不允许地方进行创收，通过获得预算外收入的方式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该研究报告甚至认为，“长期以来，政府对各部门的创收采取的是一种默认的态度。”行政性收费由此成为获得预算外收入，进而提高执法人员福利的途径，使得行政性收费成为执法人员寻租的工具。而当时，大陆推行的行政性收费“收支两条线”管理也并未全面起到监督的作用。所谓“收支两条线”即是将所有行政性收费全部上缴当地政府财政，需要支出时再由财政从上缴的收费中划拨。但该研究报告指出，财政部门对有关单位究竟收了多少钱，需要花多少钱都无法知晓，从而无法行使监督。一些地方预算外资金只是在地方财政“走一次账”便又回到了原单位。同时，享有福利设置权力的部门众多却缺少监督，也使得公务员福利泛滥。在调研中发现，在2006年第三次工资改革以前，享有福利设置权力的部门就有：中央组织部及其管辖的老干部局、人事局，财政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卫生部、建设部、全国总工会等。此外，各个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人事厅（局）、财政厅（局）、各个省党委组织部及其管辖的老干部局，各个地级市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也能以文件等形式出台福利规定。地区附加津贴制度曾是1993年提出的改革目标，即是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物价水平、工作环境等因素补贴，从而建立全国统一的补贴体系，但在实践中只建立了对贫困地区的少量补贴。在深圳、珠海等沿海特区城市通行的特区津贴是另一项不能忽视的补贴，其在1995年由国家人事部批准发放，是为了补贴特区公务员生活需要，但经过十余年特区经济的发展，特区津贴水涨船高。在调查中发现，特区津贴的发放金额，已经超过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的30多倍。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公务员存在补贴福利滥发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公务员却令人惊讶地遭遇着欠薪的问题。2012年，《华夏时报》曾报道安徽宿州、浙江温州等地公务员面临工资拖欠的问题，而时任财政部部长的谢旭人表示，全国有113个县的财政无法满足基本支出需求。与一般企业职工欠薪不同的是，公务员欠薪不仅体现为不足额发放应发工资，还表现为地方政府不响应中央的调薪指令。吴木銮曾对湖北省两县进行调查，发现截至2008年，两县并未完全响应中央对公务员调薪的指令，尽管中央为了让调薪令得到贯彻向地方提供了充足的转移支付资金，但地方政府并未将调薪列入其优先考虑的范围，而是将资金更多地投向经济建设及其他可以体现政绩的政府项目。由于缺乏问责机制以及公务员欠薪问题公众认可度低，相关官员并没有因未履行中央指令而受到处罚。
今天公务员薪酬的格局。这次被称为“阳光工资”的改革在地方各部门之间进行“削峰填谷”，降低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以平息各部门由于级别相同而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不满。同时，此前泛滥的公务员津补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理。 2013年初推行的“八项规定”延续了“阳光工资”的改革精神，再一次削减了公务员原有的各种福利。 2013年8月，监察部、人社部、财政部、审计署联合发布《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明确对违规发放津补贴、奖金、加班费、值班费、过节费和超标缴存住房公积金，以有价证券、商业预付卡、实物等形式发放津补贴等行为进行惩处。在经过“阳光工资”与“八项规定”后，调整公务员工资必然面临着确定其应然标准的问题。“就现阶段来看，我觉得公务员的月薪平均应该在5000元左右，其中最好的能达到8000元至1万元。”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的这句话近日被众多媒体所转载。一些被曲解为“最好能达到1万元”的报道和网帖立即引来潮水般的板砖与唾沫。公务员应当拿多少钱？可以从他国例子得到启示。据苏海南研究，美国2010年联邦政府公务员年均收入为69198美元、州政府为48960美元、基础地方政府为43493美元，而私营部门为46455美元。同年英国公共部门收入为26276英镑，私营部门为27544英镑；而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典等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基本处于社会平均工资中等偏上水平。苏海南认为，考虑到其承担的责任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公务员收入应高于社会平均工资。但从其工作的稳定性、创新性、技能水平等考虑，其收入不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过多。不过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由于福利待遇与私营部门间的差距明显，单纯的比较薪酬收入或许并不完整。特别是当公务员薪酬过低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时，质疑者针对的并非公务员薪酬本身，而是公务员的各种福利待遇，特别是在获得房产方面的优越待遇。《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在2009年和2010年的两篇文章中指出，从1998年公务员房改之后，尽管名义上公务员的福利分房制度已经结束，但各种变相的福利分房却在全国各地普遍，方式主要有向开发商低价团购商品房、瓜分经济适用房、国家机关集资自建房屋分发给职工等几种方式。在北京等一线城市，商品房每平方米均价达到数万元，而公务员则只需付每平方米数千元，一套房的差价就能达到数百万，远远高于其从工资薪酬中得到的收入。董保华认为，对于公务员的福利问题仍然要回到对政府部门权力的约束上，减少政府部门寻租机会，才可能根除公务员福利中的乱象。现在李克强总理所推动的削减政府审批项目，就是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全文详见《凤凰周刊》2014年第28期总第521期封面故事《大陆公务员薪酬调查》）本期电子版已同步上架，kindle版购买链接: http:www.amazon.cndpB00NXMZYXK
公务员该拿多少钱
2006年的工资改革无疑直接地塑造了今天公务员薪酬的格局。这次被称为“阳光工资”的改革在地方各部门之间进行“削峰填谷”，降低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以平息各部门由于级别相同而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不满。同时，此前泛滥的公务员津补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理。
2013年初推行的“八项规定”延续了“阳光工资”的改革精神，再一次削减了公务员原有的各种福利。
工资单记录。其福利项目之多足以说明政府部门在发放福利上管理的混乱。通过访谈，研究人员还得知，公务员报酬中还存在大量不公开或半公开的福利项目。这些福利项目通过一定财务手段的掩盖，无法从一般的财税程序上找到。图二为河北省某厅2005年春节发放过节物品清单，此清单中物品折价相当于该部门公务员月收入的1-2倍，但这些支出大多不在基本福利支出中体现，而是以其下属单位行政经费或其他预算外支出列支，因而具有更大的隐蔽性。研究人员还在访谈中发现，近一半的公务员表示，自己所获得的并不在工资条上体现的福利能够占到其总收入的相当比重。例如：在公务招待、出国培训费中的结余，以及差旅报销凭证中，都能获得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在不同地区，公务员福利性收入的比例也大不相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工资表上的货币性福利，相当于工资的比重基本都维持在100%-200%左右，约占公务员总收入的50%到70%，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也一般维持在30%-40%，也占到总收入的20%以上。而东部地区公务员工资表上的薪酬收入，约是中西部地区的2-3倍。该研究还总结出，在同级部门中，行政部门福利高于党及人大系统；经济发达地区高于中等、欠发达地区；在同类部门中，管理规范的部门福利支出少于不规范的部门，因而一些中央部门的福利支出可能低于一些省市级部门。而在同一个部门内，高职务级别公务员待遇优于低职务级别公务员；在同级别公务员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一般待遇都高于“非领导职务”公务员；而在低级别公务员中，“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往往比“综合管理类”公务员更有机会享受到职务消费的便利。在支出经费来源上，不同部门的福利支出能力就有所不同。一类是福利支付基本依靠财政拨付的，如信访、工商等部门，由于预算外收入机会少，福利支付能力也较弱；第二类是部分依赖财政拨付，如路政、交警等有自己创收途径的；第三类是几乎不靠财政拨款，而靠自己创收来支付福利的，如政府临时办公室等，大部分没有列入行政事业编制，却有大量获取预算外收入的机会，福利水平通常也高于完全依赖财政的机构。混乱之源预算外资金该报告指出，预算外资金处于预算监督管理之外，是导致公务员福利支出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关系。由于中央对地方财政拨付的不足，不得不允许地方进行创收，通过获得预算外收入的方式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该研究报告甚至认为，“长期以来，政府对各部门的创收采取的是一种默认的态度。”行政性收费由此成为获得预算外收入，进而提高执法人员福利的途径，使得行政性收费成为执法人员寻租的工具。而当时，大陆推行的行政性收费“收支两条线”管理也并未全面起到监督的作用。所谓“收支两条线”即是将所有行政性收费全部上缴当地政府财政，需要支出时再由财政从上缴的收费中划拨。但该研究报告指出，财政部门对有关单位究竟收了多少钱，需要花多少钱都无法知晓，从而无法行使监督。一些地方预算外资金只是在地方财政“走一次账”便又回到了原单位。同时，享有福利设置权力的部门众多却缺少监督，也使得公务员福利泛滥。在调研中发现，在2006年第三次工资改革以前，享有福利设置权力的部门就有：中央组织部及其管辖的老干部局、人事局，财政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卫生部、建设部、全国总工会等。此外，各个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人事厅（局）、财政厅（局）、各个省党委组织部及其管辖的老干部局，各个地级市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也能以文件等形式出台福利规定。地区附加津贴制度曾是1993年提出的改革目标，即是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物价水平、工作环境等因素补贴，从而建立全国统一的补贴体系，但在实践中只建立了对贫困地区的少量补贴。在深圳、珠海等沿海特区城市通行的特区津贴是另一项不能忽视的补贴，其在1995年由国家人事部批准发放，是为了补贴特区公务员生活需要，但经过十余年特区经济的发展，特区津贴水涨船高。在调查中发现，特区津贴的发放金额，已经超过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的30多倍。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公务员存在补贴福利滥发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公务员却令人惊讶地遭遇着欠薪的问题。2012年，《华夏时报》曾报道安徽宿州、浙江温州等地公务员面临工资拖欠的问题，而时任财政部部长的谢旭人表示，全国有113个县的财政无法满足基本支出需求。与一般企业职工欠薪不同的是，公务员欠薪不仅体现为不足额发放应发工资，还表现为地方政府不响应中央的调薪指令。吴木銮曾对湖北省两县进行调查，发现截至2008年，两县并未完全响应中央对公务员调薪的指令，尽管中央为了让调薪令得到贯彻向地方提供了充足的转移支付资金，但地方政府并未将调薪列入其优先考虑的范围，而是将资金更多地投向经济建设及其他可以体现政绩的政府项目。由于缺乏问责机制以及公务员欠薪问题公众认可度低，相关官员并没有因未履行中央指令而受到处罚。公务员该拿多少钱 2006年的工资改革无疑直接地塑造了
2013年8月，监察部、人社部、财政部、审计署联合发布《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明确对违规发放津补贴、奖金、加班费、值班费、过节费和超标缴存住房公积金，以有价证券、商业预付卡、实物等形式发放津补贴等行为进行惩处。
在经过“阳光工资”与“八项规定”后，调整公务员工资必然面临着确定其应然标准的问题。“就现阶段来看，我觉得公务员的月薪平均应该在5000元左右，其中最好的能达到8000元至1万元。”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的这句话近日被众多媒体所转载。一些被曲解为“最好能达到1万元”的报道和网帖立即引来潮水般的板砖与唾沫。公务员应当拿多少钱？可以从他国例子得到启示。据苏海南研究，美国2010年联邦政府公务员年均收入为69198美元、州政府为48960美元、基础地方政府为43493美元，而私营部门为46455美元。同年英国公共部门收入为26276英镑，私营部门为27544英镑；而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典等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基本处于社会平均工资中等偏上水平。苏海南认为，考虑到其承担的责任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公务员收入应高于社会平均工资。但从其工作的稳定性、创新性、技能水平等考虑，其收入不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过多。不过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由于福利待遇与私营部门间的差距明显，单纯的比较薪酬收入或许并不完整。特别是当公务员薪酬过低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时，质疑者针对的并非公务员薪酬本身，而是公务员的各种福利待遇，特别是在获得房产方面的优越待遇。
大陆公务员是否应该涨薪的话题，进入9月中旬再一次热络起来。多年来，“铁饭碗”的公务员职业在大陆备受青睐。每年公务员考试都吸引着数量庞大的参考者。工作性质的稳定，社会中较高的认可度，在社会保障中的优越条件，以及传言中的各种公务员隐性福利以及灰色收入，都使无数人对公务员职业趋之若鹜。但在“八项规定”实施之后，大量福利被取消，财务记录被规范，公务员中要求加薪的呼声开始抬头。然而，多年来公众的反对之声，使得涨薪话题成为公共舆论场中官员碰不得的禁忌。谁提涨薪，谁必被骂。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的公务员提薪的提案，立即引来大量网上骂声。今年1月，中国青年报舆情监测室抽样2000多条网民留言显示，有67%的网民反对公务员涨薪。但调整公务员薪酬的进程似乎并未停止。 9月10日,中组部研究室巡视员、副主任张景虎接受人民网访谈，解读8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张在期间透露，该方案明确提出“健全干部的激励保障机制”的目标。两天后，《人民日报》刊出《公务员工资该涨还得涨不涨也得好好干》一文，外界将之解读为，官方为传闻已久的公务员涨薪作了明示。在民间对公务员优待的怨愤情绪并未消减之时，公务员加薪似乎已板上钉钉。然而大陆公务员薪酬福利的真相仍旧模糊，制度建设的方向更需厘清。公务员工资到底拿多少关于公务员薪酬的报道众说纷纭。三年前，地处苏北的邳州运河镇党委书记王金兵因受贿罪被判处13年徒刑后，当地机关便按惯例，内部播放关于王金兵的反腐倡廉宣传片。在镜头前，王金兵哭诉称自己即使不贪污，一年下来也能有30多万元收入，在当地也能过上优渥的生活。据一位邳州基层公务员介绍，在邳州境内的各镇，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一般在每年年终颁发的奖金中，几乎能够拿到全镇奖金总额的一半，这一分配方式已在当地形成了惯例。而在四川泸州，当地公务员似乎没有这么优厚的待遇。据《新京报》2013年7月报道，四川泸州一位28岁的副镇长因收入太低，生活压力大而辞职，并自称其每个月到卡工资3046元，住房公积金422元，电话下乡补助400元，年底有几千元目标考核奖金。在西南某省会城市，一位处级公务员告诉记者，自己一个月应得的工资扣除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实际拿到手的约为4800元。该市区处级公务员一般均是这个数字，而在该市区县一级的处级干部，则会比市里的处级干部少大约500到1000元的补贴。该市某区一位普通科员则称，自己一个月拿到手的是2000元左右，而自己认识的一些县里的公务员一个月则只有1500元上下。在北京，《新京报》今年3月的一篇报道称，根据对石景山区预算公开情况的测算，该区八宝山街道办年人均工资福利支出达到了21.42万元，金顶街街道办人均工资福利支出也达到了19.73万元，但石景山区政府随即回应称，媒体计算有误，并未将社工和协管员等编外人员计算在内。似乎并不缺乏关于大陆公务员薪酬状况的信息。在大陆网络中搜索“公务员晒工资”等词组，都会出现大量论坛中公务员自曝薪资收入的帖子。甚至有网站根据网上爆料的个案整理出所谓“全国31个地区公务员工资一览表”。其中省会城市副处级以下公务员月薪3000到4000元，全年收入50000元左右，而一般地市级政府公务员则多在2000到3000元之间，一些较贫困的县市则不到2000元。尽管网上曝出以及记者调查获知的公务员薪酬基本处于偏低水平，但公众指向的并非只有公务员工资条上能够见人的工资，还有各种“灰色收入”、“隐性福利”，更不用提在养老保险上，公务员相对于广大非公务员群体的优越待遇，但由于这些信息的隐蔽性，使得公众的怀疑无法得到证实或证伪。长期研究大陆财税体制的香港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吴木銮告诉记者，今天民意在公务员涨薪问题上的对立，源于长期以来大陆政府部门对公务员薪酬问题一贯秉持的保密态度。在1985年工资改革所印发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的末尾，明确写明“上述改革方案不公开报道”。吴木銮认为，至此以后，对公务员薪酬福利制度的“不公开”逐渐成为大陆各级政府的惯例。他在各地调研公务员薪酬状况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官员也往往拒绝公开相关信息。这一惯例不仅使得公众、媒体与学界常年来对公务员薪酬福利状况缺乏了解，舆论无法进行理性的讨论，同时在封闭又缺乏外界监督的状态下，各种乱象也在黑箱中滋生。今天，大陆公务员工资水平偏低，也与此前一度混乱，后又重典整治不无关系。黑箱下的乱象从2004年至2005年，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等数十位学者对11个省、直辖市的2.58万名公务员进行了薪酬福利调查。尽管已经过去十年，但此项调查几乎是现今公开发布的最为翔实的公务员薪酬福利状况的研究报告。在此项调查中，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印证了社会舆论对公务员福利丰厚的指责。“低工资、多补贴、滥福利”是大陆公务员薪酬的主要特点。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在2009年和2010年的两篇文章中指出，从1998年公务员房改之后，尽管名义上公务员的福利分房制度已经结束，但各种变相的福利分房却在全国各地普遍，方式主要有向开发商低价团购商品房、瓜分经济适用房、国家机关集资自建房屋分发给职工等几种方式。在北京等一线城市，商品房每平方米均价达到数万元，而公务员则只需付每平方米数千元，一套房的差价就能达到数百万，远远高于其从工资薪酬中得到的收入。董保华认为，对于公务员的福利问题仍然要回到对政府部门权力的约束上，减少政府部门寻租机会，才可能根除公务员福利中的乱象。现在李克强总理所推动的削减政府审批项目，就是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全文详见《凤凰周刊》2014年第28期 总第521期封面故事《大陆公务员薪酬调查》）
金钱公务员篇(3):公务员挣多少钱
不是不告诉大家，是俺真不知。 这是国家机密。但拧巴的是，这是人民该知道的事——仆人挣多少银子，主人能不知？ 靠，主人有时就是这么窝囊。 由于公务员收入隐藏得很好，主人便对公仆产生了误会，普遍认为他们都像文强那样不差钱。 误会深了，就有些仇官，搞得社会不和谐，影响祖国在GDP二了后继续从辉煌走向辉煌。 其实，俺相信多数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好儿女，是奉公守法的，基层清水衙门估计挣的比农民工多不了多少——这其实也没啥抱怨的，咱共产党人不就讲求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嘛。 所以，俺不喜欢公务员哭穷——作为执政党的一份子，要像革命先烈学习，甘于清贫，坚强些。 由于人民公仆像人民一样成分复杂——一个同时涌现王宝森和孔繁森的队伍，偶尔还出现个别猛一看像孔繁森仔细一看原来是王宝森的人，着实甄别起来有难度，收入差距估计和社会贫富不均程度相当，不能一概而论。这也提醒那些削尖脑袋要混进公仆队伍中的革命群众:想靠当官发财不一定靠谱。 单从工资看，国家领导人都没几个银子，基层小吏要没外快，估计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连维持温饱都困难，谁还有心思为人民服务呢？做个不恰当比喻吧——中国目前官员收入有些类似明模式——工资过低，结果几乎招致无官不贪，害得朱元璋杀都杀不完。 目前中国反腐力度空前，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低薪官员利用发展市场经济暗中大量寻租。 单靠堵是行不通的，于是政策上开了口子——发津贴。1993年公务员薪资制度改革时，为使收入分配适应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国家层面提出建立“地区津贴制度”，各地可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制定自身的“津补贴”。 主要来源是预算外资金。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全国预算外资金为3855亿元，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90%以上。到了2006年，全国预算外收入总量已与3.9万亿元的国家财政收入不相上下。这两年迎战金融危机，这笔银子主要拜托卖地获得的出让金——2010全国达2.7万亿。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一，各部门权力不一，结果天然形成了津贴差异，终演变成发钱大赛。 复旦大学博士孙琳曾专门研究过中国的公务员薪酬问题，据其不完全统计，各地擅自发放的津贴补贴名目达到300多项。 于是开始治理。2006年7月，中国实行新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同时开始对中央机关、各省市津贴补贴发放进行清理规范，计划用3年时间，将地区差控制在合理范围，并通过行政手段“削峰填谷”，使同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津贴补贴水平大体相当。目标是“阳光工资。” 对于各地区公务员津贴补贴标准，国家出台了一个范围，平均值不能低于年2.1万元，也不能高于4万元。 但由于预算外资金监管制度和手段的缺位，问责乏力，加上"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趋势严重，发钱大赛始终在暗中竞速，甚至蔓延至二政府垄断央企，黑洞越来越大，民怨水涨船高。 权威媒体披露，审计署2009年度抽查56个中央部门，发现5170张为假发票，列支金额为1.42亿元。其中，利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9784.14万元，主要用于发放职工福利补贴等。2010年6月，审计署再度指出，一些中央部门及所属单位仍存在违反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报告显示，一些部门及所属单位挤占挪用财政资金和违规发放津贴补贴10.95亿元。 然而，这些管中窥豹的披露除了为沸腾民怨添柴之外，也没见负责干部被严厉问责，官员具体收入仍旧是个令人浮想联翩的谜团。 现在限制个公车私用都费劲，何况查清官员收入？难啊。 背后是预算不公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此进行了明确回应——“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但前提是权力运行公开、依法行政并接受人民的监督，而这又牵扯到深彻的体制变革。 当务之急是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哪怕先从房产公开做起，给中国声势浩大的房产税变革一个面子。 不冤枉一个清官，不放过一个贪占纳税人银子的贪官，既是党和政府的愿望，也是公民的心声。 其实，公务员收入增长到合理水平，过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人民不会有意见。前提是：您的收入得公开透明，您得踏踏实实地为人民认真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