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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饥荒]1942年河南大饥荒
真相1942：蒋介石是罪魁祸首吗？
1942年河南大饥荒，是天灾与人祸双重打击下的产物。天灾状况，资料文献与媒体报道大致相同，无需多谈。
值得细讲的是“人祸”。时下媒体也热衷于谈1942年河南饥荒背后的“人祸”因素，但可惜其分析大多很不到位，甚至采纳的是伪历史。
本期专题，即试图勾勒出这场“人祸”的真实历史逻辑，并澄清一些广为流传的伪历史。
2012-11-30 第92期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百姓以树皮为食
重庆方面：蒋介石“不愿救灾、不愿听灾”不是事实
“蒋介石不惟是不愿救灾，而且是不愿听灾”，张仲鲁、王芸生60年代撰写“文史资料”时均如此说；这也是当下媒体在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最常见的表述 [详细] 。但这种简单粗暴的表述，并不是事实。
1942年6月全国粮政会议：蒋介石要求加大对地主富户的征粮力度，以减轻平民负担
因通货膨胀，国民政府1942年的征粮工作采取“征实”模式，即拒收货币，要求民众缴纳实粮。同时，整个征粮工作被分为征收与征购两大块。征收即按固定标准无偿向政府缴纳，征购则是政府按规定价格向社会上购买。之所以分做两大块，既为保证征粮数量，更为保证粮食政策的平均和平等。1942年6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全国粮政会议，尤其强调后者。蒋氏要求“征购的数额要超过征收的数额，必须作到征收一分，征购一分以上”。因为征收针对全民，而征购主要针对有余粮的地主富绅：“征购多于征收，才能使小户负担减轻，而对于大地主富户要他多出余粮来应购，必须如此才符合我们粮食政策平均和平等的原则。”
显然，蒋氏希望通过加大征购量，将负担更多地转移到“大地主富户”身上，以减轻“小户”负担。在这次会议上，蒋氏毫不掩饰他对“地主富绅”的厌恶：“现在各地兵役……大多数仍旧是平民的子弟居多，甚至很多鳏老寡妇不惜他孤子单丁，送他来当兵服役，而富绅地主有多数的子弟反而设法躲避，不肯应征，一般保甲长又从而庇护舞弊。各位看这种地主富绅，如果将他们冷酷自私的事实揭露出来，该是何等的羞耻”；“（地主和富绅）若果征粮再逃避，不肯依照法令应征，遭逢国家这种大难，看到同胞流血牺牲，而他们连自己所多余的粮食都不肯贡献一点。这种不知自爱自助，而只知自私自利的人，不要说不能作民众的表率，就是作一个现代普通人民的资格都没有了。”所以，蒋氏要求在座的各省主管粮政的官员必须做到让“富绅地主”更多地出粮：“今年政府的粮政工作，为求合乎平等和平均的二大原则，必须实行累进的比率，使粮多者多征购，粮少者少征购。惟其如此，我们对于一般富绅地主，格外要尽其督导劝谕的职责，要使他们知道自己责任之所在，明白他们对于国家贡献粮食的意义之重大。”
同时，对一些官员所反映的征粮难问题，蒋氏认为真问题在于粮食的分配不合理，而非粮食的总量不够：“须知目前的粮食问题，并不是粮食有无的问题，而是粮食供求不能适当的配合，以致产粮的地方粮食太多，而歉粮的地方则民食不足，……所以此次，对于以后粮食供求的计划，粮食运储的方法与技术，应切实讲求改进，总要使人民虽劳不怨，这就要我们粮政人员上下一致的殚精竭虑，苦心焦思的来如何减少人民的痛苦。”（《蒋介石：对于粮政的期望与感想》）
此次会议召开时，河南虽已有旱情，但尚未成灾，蒋氏也尚未得到任何关于河南灾情的报告。
河南1942年国统区、沦陷区示意图（深色地带为沦陷区）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河南军、政两家给了蒋介石两份矛盾的河南灾情报告
1942年9月9日，蒋介石在西安王曲军校召开军事会议。军粮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河南的军粮问题也列入讨论议题。蒋氏再度强调须对“富绅地主”加大控制力度：“我这次回去以后，即可嘱军政部颁布命令，授权各战区长官部调查民间粮食，……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
同时，针对地方粮政官员的诉苦，蒋氏在会上再度施加压力：“现在所谓军粮问题，完全是由粮政人员办事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道而发生，并不是因为粮食缺乏之所致。我们地方政府与粮政局军粮局等，都是要负责的。当然，现行制度的运用，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制度决非主要症结之所在。……如果说机构运用不灵，主要的还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是干部的问题，而不是法规的问题。”为督促地方官员征粮的积极性，蒋氏在会上宣布新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百分之三十五，兵役也占百分之三十五，其它占百分之三十。”（《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
会议期间，河南灾情已见端倪。蒋氏也得到了报告，但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似乎截然相反。据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晚年回忆：“（1942年）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按于氏的说法，蒋铭三、刘书霖给蒋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河南的灾情，而李培基则反之。刘书霖晚年也有回忆：“委员长在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第七分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奉命登上讲台，报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粮政之后，刚步下台阶，就听到委员长拍案责骂管粮政的人，使他惊吓得不敢举步。”
军、政两种报告，蒋氏究竟相信哪一种呢？就目前所见资料推测，蒋氏似乎取了折中值。一方面，“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据时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另据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的说法，该年河南原来的军粮配额是420余万石），同时决定自陕西运粮入豫：“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据刘恩茂晚年回忆）另一方面，则如前引，蒋氏在总结性的《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中，再度强调“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所谓“此项办法”，即对“富绅地主”们的粮食加大控制力度。换言之，因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互相冲突，蒋氏在本次会议上，对河南灾情的严重程度的估计是很不足的。
西安军事会议，本是一个避免大饥荒惨剧的极好的机会，此时灾情初发，河南军政要人也有足够的机会向蒋介石报告真相。但因为军、政两方对灾情认知的冲突，这次机会被遗憾地错过了。
河南方面：省主席、省粮食局长均未向中央实情报灾
媒体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尤喜引用冯玉祥的一段回忆：“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详细]——可惜的是，冯玉祥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一味瞒报灾情，根本不曾向蒋介石报告过灾情实况。
省主席李培基向重庆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当时各省灾情，原则上均以地方政府呈报为准，其他渠道送往重庆的灾情报告，有参考价值，但须得地方政府之证实，虚报灾情者有政策严惩。之所以如此，与蒋介石本人对“地主富绅”严重缺乏信任有关。一般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送来的报灾信息，蒋氏都抱持一种怀疑心态，认为官吏有可能是“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有可能“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42年8月，河南本地著名官绅马乘风向重庆上书报灾，但因河南省政府报告河南无灾，并不能产生效果。稍后，驻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前赴重庆面见蒋介石，也曾报告过河南的灾情，蒋氏闻知后要李速去找何应钦，何应钦的回答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不难看出，河南灾情能否如实报告给重庆，重庆能否及时采取赈济措施，实取决于河南省政府对灾情的预判和报告。但非常遗憾的是，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直到大灾已成，才不得不承认河南有灾的事实。关于李培基的不报灾，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杨一峰晚年有过一段回忆。杨氏在1942年秋由河南省赈济会推举，同刘庄甫、任兆鲁一行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据杨氏回忆：“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迭经开会及向有关机关呼吁，中央始决定推派张溥泉、张厉生两先生赴豫实地查勘，既经证实，始决定不但未满余额免征，并饬部队发余粮赈灾。但为时已稍晚矣。”杨氏还说，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杨氏还说，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曾因为军粮问题扣押了河南的财政厅长（彭若刚）和粮政局长（卢郁文），其理由是：“我是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 ；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
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也有相似的回忆：“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民国）卅一年弟曾写有《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数字，均作详细记载，省政当局未允发表。原文存粮政局档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犹觉可惜。……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于镇洲还说，洛阳军方曾将灾情实况报告给重庆，但因与省府报告相反，而遭到重庆方面的申斥：“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编辑按：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因此事引起极大的不快。”
李培基自己是怎么解释迟迟不向中央实情报灾的呢？刘恩茂晚年回忆说：“当张溥泉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察灾情时，……张厉生先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丰秀，不会不下雨，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但李氏的这种辩解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据金汉鼎回忆，在中央派张溥泉和张厉生前往河南调查时，“李培基主席率领有关人员在赴会途中，告知专员李杏村向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
河南1942年灾情图。红色表示灾情最重，黄色次之。白色部分是缺乏数据的日占区。
省粮食局长卢郁文很清楚本省粮食困境，但仍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上报
省主席李培基之外，影响重庆对河南灾情判断的最关键人物，莫过于河南省粮食局局长卢郁文。前一小节所引河南省粮食局秘书于镇洲的回忆，曾提到卢郁文与李培基一般不肯向重庆实情报灾；此非孤证，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一份名为《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的文件，也谈到了卢郁文的不肯实情报灾。该报告的调查者张光嗣“于（1943年）五月三十日自渝起程”，带助理一人、勤务二人，历时四个月，遍走“灾重各县”。报告说：
“河南去岁麦秋二季之平均收成，仅有一、二成，在豫居住之人均极明了，因去岁荒旱数月，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未丰收非丰年也，在洛阳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目睹各地灾象已成，且严重之程度出人意外，曾不避越俎代庖之嫌，竭力为灾民向中央呼吁。豫省政府报灾较迟，已不无遗憾，竟尚有邀功心盛之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等谎报灾轻，并闻该局长等曾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呈报上峰，该局长等主管粮政等事，中央自必确信无疑。……中央在万分困难中尚拨发巨款救济豫灾，诚令人感激涕零，不意不明大体之粮政局长卢郁文等在灾民奄奄待毙之际，仍分派委员严令各县逼迫人民缴纳征实征购。”
但奇怪的是，李培基固然可以用两个“谁知”来为自己的失职搪塞，但卢郁文本人却是实实在在非常清楚河南本省1942年的粮食困境的。1942年7月16日，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印，在重庆出版的《经济汇报》第六卷一、二期合刊，曾刊登有卢郁文的一片篇文章《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卢氏在文章中说道：“河南去年发收仅有三成，本年旱象已呈，收获量恐更少，加之豫南产粮食各县，接近敌区，往往于发收后，信阳方面敌人向南阳、汝南各县侵扰，因此粮食被抢去者亦不在少数，是以实计算，则本省之余粮数目，必不足政府之征购，现各县欠缴三十年度（1941年）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虽一再严令交缴，而各县屡陈困艰，盖以本省已十室九空，市面无大量粜发者，人民虽乐于输收，奈无粮食何！”
卢氏此文发表时，尚是7月，秋收未到，灾情也尚未发生。但其对本年收成的预估，应该说是准确的。但费思量的是，卢氏既然已经预估到河南本年收成到不了三成（实际情形是仅有两成），何以却不愿向中央呈报实情呢？粮食局长卢郁文既已知道本年收成实情，自然没理由不告诉省主席李培基。所以，很显然，以玩忽职守、判断失误等原因来解释李、卢二人拒不报灾的行为，是说不通的。
李培基和卢郁文为什么不愿意向中央实情报灾
李培基1942年1月20日以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提前“接印视事”；卢郁文担任河南粮政局长的时间则是1942年1月30日。据张仲鲁的回忆，李培基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是蒋介石因戴季陶的推荐而信用的：“民政厅长方策，在1940年省府改组之前，本已内定提升主席，不知为了何故，蒋介石忽听戴传贤（季陶）之言，临时改任李培基。”方策曾一度担任过河南省政府代主席，清廉干练，官声极好；戴季陶也曾有“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是李培基，另一个完才是朱家骅”之语。张仲鲁的回忆应该是准确的。蒋氏启用李培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戴季陶的推荐，同时也应该与李氏在人事处理方面颇有心得有关——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出版发行的《考核汇刊》等刊物，此前已刊登过李氏不少关于人事制度方面的论文。而蒋氏在1942年6月的全国粮政会议上，就曾重点谈及人事处理对完成征粮任务的重要性。
卢郁文是经济学家，此前曾担任过全国粮食管理局主任秘书。他被蒋介石选中，去抗战最艰苦、粮政最难办的河南担任粮食局局长，也应该与他的粮政思想与蒋氏高度合拍有关。卢氏1941年10月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刊登的论文《粮食管理中之量的问题》，其主要内容，简直就是1942年6月蒋介石在全国粮政会议上的讲话的翻版。尤其是在“粮食总量足不足”、“粮食运输问题”、“地主富绅的出粮问题”这三个要点上，卢氏的意见和蒋氏的谈话高度一致，以致于不免让人揣测蒋氏1942年6月的粮政会议讲话，很可能出自卢氏之手，或者至少参考了卢氏的论文。
显然，李、卢二人1942年初执政河南这件事情，寄托着蒋氏在粮政方面的深切期望。蒋氏的信任与期望，对李、卢二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重的压力。如此，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在已经预知1942年粮食收成将不及1941年时，卢、李二人仍坚持不向中央报灾请求减免粮食征购——此外：1941年河南的粮食收成只有三成，据卢氏在1942年7月说，现各县欠缴1941年度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而1942年度河南摊购之军粮，较之1941年度已减少80万石，李、卢二人或许认为该数目尚在河南民众可承受范围之内，正如卢郁文自己在该年7月份所说：“现三十一年（1942年）上期田赋已征收完毕，军粮则尚未征购，若随下期田赋征收，则在七月以后，时间恐嫌过晚，不仅有误军粮供给，且征购之期在发收一个月后，办理必增加困难，故本年度军粮拟在麦收以后，即一次购足，不随田赋征购。”（《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一次购足”之语，足见卢氏对完成本年粮食征购任务的乐观。但身为经济学家的卢氏似乎忘了：1941年河南民众之所以还能在收获仅三成的情况下还能勉强负担沉重的军粮摊派，与1940年、1939年、1938年相对较好的收成是有关系的，民众是拿了往年的积累来填补了1941年的空洞。
地方基层：诸多贪腐成性的县长为征粮不顾百姓死活
1942年6月的西安军事会议，将粮食征购的完成情况，具体量化为县长考绩的百分之三十五。这直接导致河南境内诸多贪腐成性的县长们堂而皇之地加大了对民众的压榨程度。许昌县长王桓武，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典型案例：许昌县长王桓武暴政虐民，使许昌成为饿死民众最多之县
在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中，各种不同的统计数据均显示，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最多的——河南省政府1943年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记载的许昌县死亡人数是82224人；张光嗣1943年9月的调查数据，则显示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183472人，其次为。之所以许昌民众死亡如此之多，县长王桓武的暴政，是最主要的原因。
大饥荒期间，杨却俗先生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对王桓武的暴政有近距离的了解。据他晚年回忆：“当时的许昌县长是河南省内乡县的王桓武，他预报当年许昌的农收为八成，不料旱、蝗连续成灾，不仅只许昌一县，从郑县沿平汉线到许昌附近的各县，麦的收成大都是一成许，秋收则还不到一成，拥有数百亩田地的富农还能够有些可吃的东西，贫户人家就不免饿肚子了。这还是灾况初形成时候的较好现象。王桓武为了做官，不敢实报灾况，只是狠着心按预报的八成数字催农人缴粮，缴不够的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所说的坐催，就是住到欠缴实物的农民家里，吃着农民的，要着农民的，农民宁可自己没有饭吃也不能不先打发催粮的人走，于是乎卖衣物，卖牛马，卖耕具，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来购粮缴粮。”杨先生的幼子也因为灾中营养不足，患了严重的脾肿而不幸离世。
另据记载，早在1941年，王桓武为向上级邀赏，就曾主动“把田赋税额大加提高，超过四邻各县许多”，但王氏做得太出格，田赋数额提高得太多，以至于正为征粮问题焦头烂额的省府也看不下去，替他砍掉了一部分。王桓武1942年的征粮口号是“宁可饿死十个老百姓，不叫饿死一个兵，为抗战军事第一也。”逼得老百姓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弃家四逃者不计其数。许昌市档案馆保存有一份材料，对王桓武逼粮一事记述甚详，内容如下：“民国三十年、三十一年，连年凶岁。饥寒交迫，死亡枕藉。王桓武与田粮处副处长刘化洁(禹县人)勒逼灾民交粮。以树皮草根罗雀俱尽之饥民，当然无粮可交。王桓武就于四乡互相派车催粮，派车数目至800辆。每一辆车，车户4人，保安队勇2人，牲口3头。凡有四五十亩土地之户，即往车一辆坐催，3头牲口之喂养及6人之伙食，均需该户供给，且保安队勇须食白面鸡蛋，直至将粮运走，不准空回。以致四五十亩田地之家，因此全家饿死者十之六七。许昌士绅曾劝王将派往四乡征粮之车辆撤回，遭到王的反对，说‘不将粮催齐，不准撤回。有人反抗，即行拿办。’”（赵谨，《王桓武》，《许昌县文史资料·第2辑》）
这段档案材料与杨却俗先生晚年的回忆相当吻合，当属确实。王桓武后来升任南阳专员，其在许昌的劣迹引起当地士绅多次联名控告，并在1944年春上诉成功，王桓武被免职押往洛阳军事审判处受审，但稍后日军攻陷洛阳，审判不了了之。另据杨却俗先生回忆：“胜利后不久，曾任许昌县长的王桓武企图叛国，被他故乡——内乡——的团队发现，予以活埋，可见上天的报应是丝毫不爽的。”
1942-1943年河南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媒体在报道河南1942年大饥荒时，关于饿死人数，几乎无一例外使用的是“300万”[详细]。但这个数据，只不过是记者白修德的一个估计而已，并非统计数据。
救灾方式犯了方向性错误，是死亡人数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
赈灾时间太晚、河南三面受敌交通堵塞赈灾粮食运输艰难、乡绅富户们不肯出粮赈灾、各级赈灾官员贪污腐败，都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程度越趋严重的重要因素，媒体这方面的报道也已很充分。但有一个更关键的因素，似乎很少被媒体提及。
这个因素就是：河南省政府的救灾方式，犯了方向性错误。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镇洲晚年如此回忆：“中央因全国各地物价涨幅甚巨，制订限价政策通令各省施行，河南省政当局，执行限价最力。当时粮食市价已上涨甚高，表报中央数字，仍按官方限价填写，中央根据表报粮价，认为河南灾情并不严重。邻近各省，因河南限价关系，商民集有余粮而亦不愿运豫销售。”
于镇洲所言，并非孤证。许昌的救灾情况也是如此：“王桓武……不仅将粮价压的很低，而且派人查封各粮行的存粮，令其按他所定的低价出售。当时许昌周围各县所定粮价均高，而许昌独低，外粮不仅不来，许昌境内仅有的存粮还有私自运出者。因之粮源断绝，粮食奇缺。穷苦人民变卖田产可以得钱，但拿钱却无处买粮。”（赵谨，《王桓武》，《许昌县文史资料·第2辑》）在政府运输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本应该更多地利用民间资源来救灾，但河南省政府的限价政策，直接导致外省对河南的民间粮食贸易陷于停顿。
所谓“死亡300万人”，并非调查结果，而只是记者白修德的揣测
河南1942年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最常见的数据是300万，也有说500万的。这两个数据其实都来自记者白修德灾区之行的揣测。白氏说：“我们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我们计算了一下，从我们在这里的3月份起，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收获，如果到5月或者6月还不能接上，那么将还会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的估计，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
白氏在河南采访的时间并不太长，所得资料也很有限，他的这些推测的数字，并无太大的参考价值。目前尚可见到的统计数字有两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河南82县的因灾死亡和逃荒人数，总计：死亡人数288006，逃荒人数1526662。但这份数据的真实性很成问题，因为1943年重庆已经将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救灾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职。各县为表明自己的救灾力度，对死亡人数和逃荒人数往往选择尽可能少报。
另一份数据，来自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张光嗣此行，调查统计了河南29个重灾县的人口死亡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
▲河南各县灾区死亡数目之调查统计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孟县
95121
禹县
151028
长葛
58802
潢川
37392
荥阳
30347
尉氏
29654
新郑
34353
密县
34593
广武
15875
汜水
14306
许昌
183472
鲁山
13822
临颖
79715
襄县
118433
鄢陵
108498
临汝
36446
宝丰
11539
郏县
34458
郾城
40835
叶县
103737
方城
38974
扶沟
44210
西华
51989
商水
25899
项城
32147
沈邱
12815
登封
23517
陕县
19100
偃师
7916
总计
1484983
相对《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张光嗣的统计数据显然要更为可信。但张氏的数据具体如何得来，目下也并不清楚。不过，在某些具体县的死亡数据上，张氏的数字似乎是各种有来源的数据中最大的。譬如许昌县，张氏的调查数据是18万余人；曾任三青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先生则回忆称：“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28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13万多的人口”；而据建国后1953年许昌县计划统计科的资料，许昌当年饿死的人数则只有4.3万。数据如此之多，相差如此之悬殊，只能说，1942年大饥荒河南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是一个谜。
结语
本专题虽然澄清了一些问题，但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的历史真相还远未揭开。对这样一场复杂的历史悲剧做道德判断是容易的，但要做事实判断，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下许多媒体所乐于引用的史料，很多都是靠不住的。下期专题，我们就专门来谈一谈这些广为流传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的伪历史。
篇二:[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饥荒]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真实场景（组图）
导语：国统区300万民众活活饿死了，1942年的河南大灾也结束了。除了极少数尽职的中外记者为这场大灾留下的片断记录外，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竟然如此地被人忽视甚至遗忘，这是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新闻的结果。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生命的流逝让我们不禁为之感叹，不过正是由于这些宝贵的照片，才让我们深深地记住了这次灾荒，并值得后人深深地思考。
篇三:[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饥荒]谌旭彬：关于1942年河南大饥荒，坊间流传的说法，大部分是假的
文 | 谌旭彬
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无论是冯小刚的著名电影《一九四二》，还是作为脚本的刘震云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
一、政府封锁消息，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封锁消息，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
1、《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任。换言之，报导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2、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
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
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所谓国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政府。
3、《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
或许仅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例，对部分读者而言说服力还不够。毕竟这是一份共产党的报纸。但即便是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二、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1、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
冯氏所谓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事实恰恰和冯玉祥所言相反，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李氏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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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考证：省主席李培基给重庆的报告是“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1）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当时各省灾情，原则上均以地方政府呈报为准，其他渠道送往重庆的灾情报告，有参考价值，但须得地方政府之证实，虚报灾情者有政策严惩。之所以如此，与蒋介石本人对“地主富绅”严重缺乏信任有关。一般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送来的报灾信息，蒋氏都抱持一种怀疑心态，认为官吏有可能是“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有可能“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42年8月，河南本地著名官绅马乘风向重庆上书报灾，但因河南省政府报告河南无灾，并不能产生效果。稍后，驻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前赴重庆面见蒋介石，也曾报告过河南的灾情，蒋氏闻知后要李速去找何应钦，何应钦的回答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不难看出，河南灾情能否如实报告给重庆，重庆能否及时采取赈济措施，实取决于河南省政府对灾情的预判和报告。但非常遗憾的是，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直到大灾已成，才不得不承认河南有灾的事实。关于李培基的不报灾，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杨一峰晚年有过一段回忆。杨氏在1942年秋由河南省赈济会推举，同刘庄甫、任兆鲁一行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据杨氏回忆：“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迭经开会及向有关机关呼吁，中央始决定推派张溥泉、张厉生两先生赴豫实地查勘，既经证实，始决定不但未满余额免征，并饬部队发余粮赈灾。但为时已稍晚矣。”杨氏还说，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杨氏还说，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曾因为军粮问题扣押了河南的财政厅长（彭若刚）和粮政局长（卢郁文），其理由是：“我是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 ；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
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也有相似的回忆：“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民国）卅一年弟曾写有《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数字，均作详细记载，省政当局未允发表。原文存粮政局档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犹觉可惜。……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于镇洲还说，洛阳军方曾将灾情实况报告给重庆，但因与省府报告相反，而遭到重庆方面的申斥：“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编辑按：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因此事引起极大的不快。”
李培基自己是怎么解释迟迟不向中央实情报灾的呢？刘恩茂晚年回忆说：“当张溥泉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察灾情时，……张厉生先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丰秀，不会不下雨，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但李氏的这种辩解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据金汉鼎回忆，在中央派张溥泉和张厉生前往河南调查时，“李培基主席率领有关人员在赴会途中，告知专员李杏村向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
（2）省粮食局长卢郁文很清楚本省粮食困境，但仍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上报
省主席李培基之外，影响重庆对河南灾情判断的最关键人物，莫过于河南省粮食局局长卢郁文。前一小节所引河南省粮食局秘书于镇洲的回忆，曾提到卢郁文与李培基一般不肯向重庆实情报灾；此非孤证，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一份名为《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的文件，也谈到了卢郁文的不肯实情报灾。该报告的调查者张光嗣“于（1943年）五月三十日自渝起程”，带助理一人、勤务二人，历时四个月，遍走“灾重各县”。报告说：
“河南去岁麦秋二季之平均收成，仅有一、二成，在豫居住之人均极明了，因去岁荒旱数月，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未丰收非丰年也，在洛阳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目睹各地灾象已成，且严重之程度出人意外，曾不避越俎代庖之嫌，竭力为灾民向中央呼吁。豫省政府报灾较迟，已不无遗憾，竟尚有邀功心盛之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等谎报灾轻，并闻该局长等曾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呈报上峰，该局长等主管粮政等事，中央自必确信无疑。……中央在万分困难中尚拨发巨款救济豫灾，诚令人感激涕零，不意不明大体之粮政局长卢郁文等在灾民奄奄待毙之际，仍分派委员严令各县逼迫人民缴纳征实征购。”
但奇怪的是，李培基固然可以用两个“谁知”来为自己的失职搪塞，但卢郁文本人却是实实在在非常清楚河南本省1942年的粮食困境的。1942年7月16日，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印，在重庆出版的《经济汇报》第六卷一、二期合刊，曾刊登有卢郁文的一片篇文章《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卢氏在文章中说道：“河南去年发收仅有三成，本年旱象已呈，收获量恐更少，加之豫南产粮食各县，接近敌区，往往于发收后，信阳方面敌人向南阳、汝南各县侵扰，因此粮食被抢去者亦不在少数，是以实计算，则本省之余粮数目，必不足政府之征购，现各县欠缴三十年度（1941年）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虽一再严令交缴，而各县屡陈困艰，盖以本省已十室九空，市面无大量粜发者，人民虽乐于输收，奈无粮食何！”
卢氏此文发表时，尚是7月，秋收未到，灾情也尚未发生。但其对本年收成的预估，应该说是准确的。但费思量的是，卢氏既然已经预估到河南本年收成到不了三成（实际情形是仅有两成），何以却不愿向中央呈报实情呢？粮食局长卢郁文既已知道本年收成实情，自然没理由不告诉省主席李培基。所以，很显然，以玩忽职守、判断失误等原因来解释李、卢二人拒不报灾的行为，是说不通的。
（3）李培基和卢郁文为什么不愿意向中央实情报灾
李培基1942年1月20日以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提前“接印视事”；卢郁文担任河南粮政局长的时间则是1942年1月30日。据张仲鲁的回忆，李培基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是蒋介石因戴季陶的推荐而信用的：“民政厅长方策，在1940年省府改组之前，本已内定提升主席，不知为了何故，蒋介石忽听戴传贤（季陶）之言，临时改任李培基。”方策曾一度担任过河南省政府代主席，清廉干练，官声极好；戴季陶也曾有“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是李培基，另一个完才是朱家骅”之语。张仲鲁的回忆应该是准确的。蒋氏启用李培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戴季陶的推荐，同时也应该与李氏在人事处理方面颇有心得有关——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出版发行的《考核汇刊》等刊物，此前已刊登过李氏不少关于人事制度方面的论文。而蒋氏在1942年6月的全国粮政会议上，就曾重点谈及人事处理对完成征粮任务的重要性。
卢郁文是经济学家，此前曾担任过全国粮食管理局主任秘书。他被蒋介石选中，去抗战最艰苦、粮政最难办的河南担任粮食局局长，也应该与他的粮政思想与蒋氏高度合拍有关。卢氏1941年10月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刊登的论文《粮食管理中之量的问题》，其主要内容，简直就是1942年6月蒋介石在全国粮政会议上的讲话的翻版。尤其是在“粮食总量足不足”、“粮食运输问题”、“地主富绅的出粮问题”这三个要点上，卢氏的意见和蒋氏的谈话高度一致，以致于不免让人揣测蒋氏1942年6月的粮政会议讲话，很可能出自卢氏之手，或者至少参考了卢氏的论文。
显然，李、卢二人1942年初执政河南这件事情，寄托着蒋氏在粮政方面的深切期望。蒋氏的信任与期望，对李、卢二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重的压力。如此，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在已经预知1942年粮食收成将不及1941年时，卢、李二人仍坚持不向中央报灾请求减免粮食征购——此外：1941年河南的粮食收成只有三成，据卢氏在1942年7月说，现各县欠缴1941年度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而1942年度河南摊购之军粮，较之1941年度已减少80万石，李、卢二人或许认为该数目尚在河南民众可承受范围之内，正如卢郁文自己在该年7月份所说：“现三十一年（1942年）上期田赋已征收完毕，军粮则尚未征购，若随下期田赋征收，则在七月以后，时间恐嫌过晚，不仅有误军粮供给，且征购之期在发收一个月后，办理必增加困难，故本年度军粮拟在麦收以后，即一次购足，不随田赋征购。”（《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一次购足”之语，足见卢氏对完成本年粮食征购任务的乐观。但身为经济学家的卢氏似乎忘了：1941年河南民众之所以还能在收获仅三成的情况下还能勉强负担沉重的军粮摊派，与1940年、1939年、1938年相对较好的收成是有关系的，民众是拿了往年的积累来填补了1941年的空洞。
河南1942年国统区、沦陷区示意图（深色地带为沦陷区）
2、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
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据郭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全然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报告有关。
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蒋介石。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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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考证：蒋介石“不愿救灾、不愿听灾”不是事实】
（1）1942年6月全国粮政会议：蒋介石要求加大对地主富户的征粮力度，以减轻平民负担
因通货膨胀，国民政府1942年的征粮工作采取“征实”模式，即拒收货币，要求民众缴纳实粮。同时，整个征粮工作被分为征收与征购两大块。征收即按固定标准无偿向政府缴纳，征购则是政府按规定价格向社会上购买。之所以分做两大块，既为保证征粮数量，更为保证粮食政策的平均和平等。1942年6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全国粮政会议，尤其强调后者。蒋氏要求“征购的数额要超过征收的数额，必须作到征收一分，征购一分以上”。因为征收针对全民，而征购主要针对有余粮的地主富绅：“征购多于征收，才能使小户负担减轻，而对于大地主富户要他多出余粮来应购，必须如此才符合我们粮食政策平均和平等的原则。”
显然，蒋氏希望通过加大征购量，将负担更多地转移到“大地主富户”身上，以减轻“小户”负担。在这次会议上，蒋氏毫不掩饰他对“地主富绅”的厌恶：“现在各地兵役……大多数仍旧是平民的子弟居多，甚至很多鳏老寡妇不惜他孤子单丁，送他来当兵服役，而富绅地主有多数的子弟反而设法躲避，不肯应征，一般保甲长又从而庇护舞弊。各位看这种地主富绅，如果将他们冷酷自私的事实揭露出来，该是何等的羞耻”；“（地主和富绅）若果征粮再逃避，不肯依照法令应征，遭逢国家这种大难，看到同胞流血牺牲，而他们连自己所多余的粮食都不肯贡献一点。这种不知自爱自助，而只知自私自利的人，不要说不能作民众的表率，就是作一个现代普通人民的资格都没有了。”所以，蒋氏要求在座的各省主管粮政的官员必须做到让“富绅地主”更多地出粮：“今年政府的粮政工作，为求合乎平等和平均的二大原则，必须实行累进的比率，使粮多者多征购，粮少者少征购。惟其如此，我们对于一般富绅地主，格外要尽其督导劝谕的职责，要使他们知道自己责任之所在，明白他们对于国家贡献粮食的意义之重大。”
同时，对一些官员所反映的征粮难问题，蒋氏认为真问题在于粮食的分配不合理，而非粮食的总量不够：“须知目前的粮食问题，并不是粮食有无的问题，而是粮食供求不能适当的配合，以致产粮的地方粮食太多，而歉粮的地方则民食不足，……所以此次，对于以后粮食供求的计划，粮食运储的方法与技术，应切实讲求改进，总要使人民虽劳不怨，这就要我们粮政人员上下一致的殚精竭虑，苦心焦思的来如何减少人民的痛苦。”（《蒋介石：对于粮政的期望与感想》）
此次会议召开时，河南虽已有旱情，但尚未成灾，蒋氏也尚未得到任何关于河南灾情的报告。
（2）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河南军、政两家给了蒋介石两份矛盾的河南灾情报告
1942年9月9日，蒋介石在西安王曲军校召开军事会议。军粮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河南的军粮问题也列入讨论议题。蒋氏再度强调须对“富绅地主”加大控制力度：“我这次回去以后，即可嘱军政部颁布命令，授权各战区长官部调查民间粮食，……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
同时，针对地方粮政官员的诉苦，蒋氏在会上再度施加压力：“现在所谓军粮问题，完全是由粮政人员办事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道而发生，并不是因为粮食缺乏之所致。我们地方政府与粮政局军粮局等，都是要负责的。当然，现行制度的运用，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制度决非主要症结之所在。……如果说机构运用不灵，主要的还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是干部的问题，而不是法规的问题。”为督促地方官员征粮的积极性，蒋氏在会上宣布新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百分之三十五，兵役也占百分之三十五，其它占百分之三十。”（《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
会议期间，河南灾情已见端倪。蒋氏也得到了报告，但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似乎截然相反。据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晚年回忆：“（1942年）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按于氏的说法，蒋铭三、刘书霖给蒋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河南的灾情，而李培基则反之。刘书霖晚年也有回忆：“委员长在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第七分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奉命登上讲台，报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粮政之后，刚步下台阶，就听到委员长拍案责骂管粮政的人，使他惊吓得不敢举步。”
军、政两种报告，蒋氏究竟相信哪一种呢？就目前所见资料推测，蒋氏似乎取了折中值。一方面，“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据时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另据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的说法，该年河南原来的军粮配额是420余万石），同时决定自陕西运粮入豫：“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据刘恩茂晚年回忆）另一方面，则如前引，蒋氏在总结性的《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中，再度强调“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所谓“此项办法”，即对“富绅地主”们的粮食加大控制力度。换言之，因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互相冲突，蒋氏在本次会议上，对河南灾情的严重程度的估计是很不足的。
西安军事会议，本是一个避免大饥荒惨剧的极好的机会，此时灾情初发，河南军政要人也有足够的机会向蒋介石报告真相。但因为军、政两方对灾情认知的冲突，这次机会被遗憾地错过了。
3、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
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和冯玉祥一样说了不实之词。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年代时杜撰的。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的特殊环境中，随大流捏造了这段历史。
三、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但事实并非如此。
1、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的报道。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2、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
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几乎所有桥梁都被破坏了。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和智慧。”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时代》刊文的时间。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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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考证：所谓“死亡300万人”，并非调查结果，而只是记者白修德的揣测，真实数据要小很多】
河南1942年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最常见的数据是300万，也有说500万的。这两个数据其实都来自记者白修德灾区之行的揣测。白氏说：“我们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我们计算了一下，从我们在这里的3月份起，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收获，如果到5月或者6月还不能接上，那么将还会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的估计，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
白氏在河南采访的时间并不太长，所得资料也很有限，他的这些推测的数字，并无太大的参考价值。目前尚可见到的统计数字有两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河南82县的因灾死亡和逃荒人数，总计：死亡人数288006，逃荒人数1526662。但这份数据的真实性很成问题，因为1943年重庆已经将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救灾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职。各县为表明自己的救灾力度，对死亡人数和逃荒人数往往选择尽可能少报。
另一份数据，来自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张光嗣此行，调查统计了河南29个重灾县的人口死亡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
相对《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张光嗣的统计数据显然要更为可信。但张氏的数据具体如何得来，目下也并不清楚。不过，在某些具体县的死亡数据上，张氏的数字似乎是各种有来源的数据中最大的。譬如许昌县，张氏的调查数据是18万余人；曾任三青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先生则回忆称：“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28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13万多的人口”；而据建国后1953年许昌县计划统计科的资料，许昌当年饿死的人数则只有4.3万。数据如此之多，相差如此之悬殊，只能说，1942年大饥荒河南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是一个谜。
四、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学者们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日占区不仅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压力。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1、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至于基层政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疾。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政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更何况，河南省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2、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
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38军。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据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党员调到关键岗位。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对付突然事变。”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出：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五、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1、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2、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
《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属胡说八道。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没有救。
河南1942年灾情图。红色表示灾情最重，黄色次之。白色部分是缺乏数据的日占区。
3、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回到冈村宁次。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至于日军在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19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这虽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灾民。”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田氏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出去，田氏别无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回忆，此人“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其他逃往更广阔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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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此次饥荒期间，八路军冀南军区亦“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实际上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这场大饥荒蔓延的范围，还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因其恶劣的抗战环境，灾情最为严重。但其他地区，灾情也相当惨烈。为更清晰地看清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在中国近代的真实历史定位，很有必要参考此一时期其他政治派别治下其他地域的灾情数据。譬如，据宋任穷回忆，他所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冀南军区：
“一九四二年春，天旱无雨，夏粮收成无几。春旱持续发展，旱情波及十几个县，许多地方大秋作物无法下种，致使秋收所获甚微。一九四三年灾情更为严重。先是旱灾，自春到秋久旱无雨长达八个月。许多水井干涸，河水断流，甚至人畜的饮水都成了问题。……我们除遇到旱灾、水灾外，还有雹灾和虫灾。冰雹大者如鸡蛋，实为少见。蝗虫之多，遮天蔽日，也是罕见的。蝗虫飞过来，简直像天阴了一样，太阳也看不见了。这样说并非夸张。大的蝗群方圆几里，一落地，顷刻间就把几亩、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农作物吃得一干二净。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据南宫、巨鹿、隆平三个县统计，有524个村的庄稼完全被蝗虫吃掉。……冀南人民灾病交加，苦不堪言。巨鹿县因饥饿而死者5000余人，因霍乱而死者3000余人。清河县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中死亡400余人。垂杨县段芦头镇一个集日因饥饿、疾病倒街而死者30人。当时，冀南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添新坟，村村有哭声’。有些老百姓为了糊口，拆了房屋，拿着木料到冀鲁豫、冀中去换粮食。那一带比冀南好些。还有不少人为了求生，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外地，有的村成了‘无人村’。”（《宋任穷回忆录》）
宋任穷的这段回忆，可以与1943年3月2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对照阅读，该文件称：“目前五、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
六、为何独以河南灾民之死亡情况最为严重？
如前所言，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实际上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那么，为何独独以河南受灾最为严重，饿死上百万人？（按惯常但无统计依据的说法，是300万；张光嗣的重灾区统计，则是148万有余，后者显然更为准确；当然，具体死亡数据已不可考）
这与当时河南唯一的铁路交通枢纽陇海线的运输能力很弱有极大关系。
此次灾荒，发生在全面抗战的第六个年头，河南地处抗战最前线，三面受敌，境内百姓的余粮，已被战争耗尽。本省无粮，成为制约当局救灾的最大瓶颈。而要将本省灾民运出去，或将外省粮食运进来，则又受制于交通条件。此一时期，河南唯一的交通枢纽，即自西安经潼关至洛阳的这一段陇海线的一部分。但就是这唯一的一段陇海线，其运输能力也相当有限，尤其是1941年中条山战役之后，黄河北岸渡口均被日军占据，潼关、会兴段其间各站，几乎无一日不受炮击。且黄河北岸高于南岸，敌军炮位居高临下，有些路段又距黄河太近，铁路行车完全置于日军的监视之下，一有行车，日军就立即发炮。白天无法行车，晚上行车也只能关闭灯火，高柏至东泉店间甚至被迫停开列车，改用汽车盘运。为坚持行车，陇海局铁路员工一直努力抢修各种荫蔽的山洞，便道、便桥，但列车运行和铁路线路始终无法摆脱日军的炮火袭击和威胁，1942年5月间的一次列车运行，曾被炮火击中，死伤旅客和路员40多人。
这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下，洛阳经潼关到西安这段陇海线的运输能力可想而知。1936年，国民党陇海铁路特别党部曾调查过整个陇海线的客运能力，其具体数据如下表（据《陇海铁路调查报告》）：
1942-1943年，河南外逃出省的灾民达300万之多。其中陇海线是最主要的途径，大部分灾民选择通过这条路线逃往陕西。以半数计，150万灾民，按照1936年整个陇海线的客运能力，需10个月才能输送完毕。当然，这其中要考虑超载的问题，就福尔曼当年所拍摄的照片来看，整个列车扒满了灾民，其超载量至少在一倍以上；同时，还要考虑1936年陇海线的运输能力远高于1942年的因素，且还需考虑上述图表所统计数据，是整个陇海线的客运能力，而非洛阳至西安段。综合这些因素，可以说，当局在通过陇海线往外运输灾民这个问题上，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至于货运能力，关系到外省粮食运入河南灾区的问题。陕西是河南省府采购粮食的最重点的地区，其缘由就是因为这段残破的陇海线的存在。但恰如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所调查到的那样：“粮食现在也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按照谢氏调查的数据，意味着这段陇海线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
谢氏的调查究竟准不准确？恰好编辑手头上有一份1942年12月份陇海线的铁路机车车辆调查表。据该表显示：整个陇海线，当时只有货运机车17辆，客运机车15辆；因遭日军破坏，加之修理配件极度缺乏，有19辆机车处于修理状态，70辆机车处于无法使用的“存放”状态（据金士宣《铁路与抗战及建设》，1947年，商务印书馆）。这意味着，较之正常时期，整个陇海线的运输能力已下降了70%，至于状况最为恶劣的西安至洛阳段，其运输能力削弱到何种程度，更可想而知。谢伟思的观察与调查，毫无疑问是相当准确的。换句话说，无论当局如何努力在外省购粮，这条孱弱的陇海线，也救不了省内的1000多万灾民。而这一交通线的岌岌可危，同时又导致重庆乃至河南省府均不能下定决心要求军队将其储存的军粮全部拿来赈灾——事实上，汤恩伯40万部队半年的储粮，供1000万灾民食用半个月尚且不足；何况当局还要以防万一陇海线被切断，届时这40万部队将会彻底丧失后方的给养，其储粮将成为唯一的救命稻草。
结语
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各种流行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譬如说为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三个字，是白修德自己在猜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然后这个据白猜想可能存在的电报员，又被白二次猜想可能被蒋介石杀害了。在伪历史中“反思”，恐怕是得不到什么“历史的教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