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嫁河南人


河南 2019-10-02 14:45:11 河南
[摘要]第一篇为什么不能嫁河南人:嫁给河南人的好处1,河南男生不修边幅,所以家里你不用收拾得太整齐,省下时间去逛街; 2,河南男生不像其他地方的男生那样无聊,所以不必特别花心思去取悦他; 3,河南男生很会修东西,所以不高兴时可以摔东西; 4,河南男生厨艺超好,所以你不会被厨房的油烟呛到。 5,河南男生很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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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为什么不能嫁河南人:嫁给河南人的好处

1,河南男生不修边幅,所以家里你不用收拾得太整齐,省下时间去逛街; 2,河南男生不像其他地方的男生那样无聊,所以不必特别花心思去取悦他; 3,河南男生很会修东西,所以不高兴时可以摔东西; 4,河南男生厨艺超好,所以你不会被厨房的油烟呛到。 5,河南男生很幽默,所以你不会觉得无聊。 6,河南男生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陪老婆逛街,业余嗜好就是给老婆提包 7,河南男生IQ都不低,生的儿女智商也不会差,将来读书了可以跟邻居炫耀儿女的成绩; 8,河南男生重事业很难有时间待在家,所以嫁给他之后你还是很自由; 9,河南男生口才绝对没你好,你可以任意地跟他吵; 10,河南男生最讲理,只要你跟他不讲理,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11,河南男生不知道青菜多少钱一斤,但是能很快地算出多少年的购房贷款最合算; 12,河南男生孝敬长辈,特别是自己的父母和妻子的父母。 13,河南男生居室可能很简陋,但至少有一张看起来很大很舒服的床; 14,河南男生不在公共场合谈论文学青年狂热的黄色话题。 15,河南男生天空有飞鸟飞过,但是没有痕迹,爱过就是爱过了,绝不再提起,干脆利索。 16,河南男生找他们的最好方式——E-mail、MSN、QQ。 17,河南男生拒绝陌生人,拒绝圈子,他们的圈子可能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固定。 18,河南男生喜欢小动物和小孩,超有爱心。 19,河南男生是天生的手工业爱好者,大到电脑,小到灯泡,一律自己动手。 20,河南男生都是环保主义、简约主义,要享受,但决不浪费。 21,河南男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绝对拥护者。 22,河南男生疼老婆指数最新统计居全国第一。
 

第二篇为什么不能嫁河南人:第四章 站在丑化与歧视的背后——为什么丑化河南人


第四章 站在丑化与歧视的背后——为什么丑化河南人
  沧海横流,泥沙俱下。
  显然,时间是会见证一切的——时间就像黄河一样,只有坚稳的磐石才会在它那巨大而平坦的河床上面留下一丝纤细的痕迹,除此再不会有别的什么。
  但是,我们决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时间去见证。如果那样,我们走过的路还会重走,爬过的山还须再爬,犯过的错还会重犯,吃过的亏还会再吃,那种没有智慧的生活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
  看来我们必须总结,总结别人,也包括自己。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河南人被歧视的问题现在并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它至今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加入WTO,北京申办奥运成功,包括我们的足球队豪迈地登上了世界赛场——新世纪之初,仿佛一切都在向国人昭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刻的即将到来。
  是啊,我们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强盛的标准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它不仅包括物质上的丰富,也应该包括我们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健全和卓越。
  与我们一水之隔的日本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被称作经济上的强国。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满怀岛国意识的大和民族却始终难以对自己的过去坦荡面对。一次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荒唐闹剧,一次次篡改教科书的拙劣表演,都让我们洞见了他们民族中那些“右翼分子”内心的病态和虚弱。
  客观地看待一切事物,是我们进行下一步思考的前提。
  我们不妨就此开始,并且深人下去。
  在我们的生活中,歧视是一个常见概念,它通常是指:一定范围内,此类人对彼类人在丧失社会公正的情况下而产生的厌恶和鄙视。
  社会心理学认为,歧视应该基本包括以下几个类别:阶层(阶级)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宗教歧视等。当然,它还包括被用来划分诸如“北方人”、“南方人”、“河南人”、“安徽人”、“北京人”、“上海人”此类优劣等级的所谓“地域”。
  地域歧视是发生在地域人群间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它所涵盖的内容也极其广泛,政治、宗教、经济、文化,每个意识形态领域都可以作为地域歧视的成因之一;它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和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有着相当密切的因果关系,科学文化的发展与回旋、新旧观念的更迭和交替,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地域歧视也都会以不同的形态出现。
  歧视实质上就是一种态度,它的外化形式是“丑化”之类的攻击性行为,它的内在核心是由于社会心理畸形而导致的种种世俗偏见。现在,在某些地域肆意流传的针对河南人的种种不实之词,大多也是按照从“偏见”到“歧视”,再从“歧视”到“丑化”这样的逻辑发展蔓延开来的。
  歧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财富、观念等方面的不平等而产生的,所以它理应属于人的社会性范畴,而绝非人的本性。
  没有汽车、洋房,没有尊贵的血统和良好的修养,都并不妨碍人们和平的、有价值的生存。在生命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公平对等的机会和尊严,这些机会和尊严绝不应该随着人们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优势占有而成为被唾弃的垃圾。
  但有时候,事实却恰恰相反。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把一些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摆到生活的前台——这一口遭殃的是河南人。
  河南惹谁了?河南人惹谁了?为什么耻辱的“金印”要打在他们的脸上?那些恶言相向的诽谤者们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动机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站在公平的肩膀上,从歧视的背后看过去——看看那里到底是埋藏着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一、“精灵”的路程
  在西方神话传说中,人世间曾经非常美好,一片光明。
  后来,有一位名为潘多拉的仙女为美仑美美的人间带来了一只神秘的盒子,盒子打开后从里面逃出了无数的精灵——“嫉妒”、“仇恨”、“恐惧”、“迷茫”、“血腥”、“瘟疫”、“悲痛”、“战争”、“欺骗”、“扯谎”,还有就是“偏见”和“歧视”。
  从此,人类就不断地受到这些“精灵”的骚扰和攻击。
  “歧视”的精灵现在已经降落到我们的身边了,我们必须进行反击,必须把这个骚扰我们灵魂的恶魔赶出去。否则,它就完全有可能毁掉我们平静的生活,毁掉我们在创造幸福的过程中付出的所有努力。
  搞清楚这些“精灵”从哪里来是非常重要的,这将有利于我们看到这个“精灵”在歧视人者内心搭建起来的认识积变的阶梯,也将有利于我们看到被歧视者在“精灵”的鼓噪下一步步变成妖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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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们尚没有进化到产生自我意识的地步,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猫们绝不是因为被狗歧视才望风而逃、四处奔命的。
  无疑,歧视是人类自己的伴生。
  原始社会中,个人对抗自然的能力相对低弱,一个种群的生存必须依赖于另一个种群的支撑(歧视只能使他们各自孤立,孤立则意味着他们都放弃生存),再加之社会剩余财富的稀有,所以,在生存的命题面前人类只能够选择合作,而“歧视”的因子只是在个人之间的很小范围内存在和流行。但当社会劳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出现剩余并为某一阶层稳定占有的时候,原来只在个人之间出现的“歧视”因子就会在种群和阶层之间产生并成长。当这种因子被放大为一种阶层的共识的时候,歧视就成了阶层间自我区分的重要标志。
  作为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歧视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从古至今的每一次艰难跨越。它让我们一再毁灭掉自己心中的人文理念,盲目地跟从着它由文明的、智慧的巅峰来到蛮荒的、感性的旷野,一路弥漫着的到处是思想的腐臭和血腥的气息。
  随便翻开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历史你就会发现,河南人并不是歧视的惟一受害者。尤其在人类社会的荒蛮时代,歧视更是成为了人类灭杀同类的极端利器。
  欧洲的中世纪是宗教歧视像毒蛇一般蔓延的年代,许多优秀的人物和无辜的平民都成为了“歧视”肆意残害的靶子。还记得因为宗教信仰而引发的“十字军”东征么?铁蹄过处,流血漂橹,几乎半块欧洲的版图都被浸泡在浓浓的血水之中了;还记得“圣女贞德”么?这位保家卫国的巾帼豪杰最终也是被侵略者以“妖魔”的名义夺取了年轻的生命,只给后人留下一段遗憾的传奇;还记得哥白尼么?这位“日心说”的创立者同样也被以“异教徒”的名义押上了宗教裁判所的法庭,去接受血与火的“洗礼”。
  在古印度,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首伦罗“奴隶们不仅不可以与上等人说话、齐肩,人们甚至认为看到他们的人都会有灭顶之灾。在南美洲的雅玛古国,高等级的人犯了罪只需交纳些许赎金,而低等级的人犯了同样的罪却要被剖腹剥皮。
  当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从精神和体制上砸开了中世纪的沉重镣铐之后,世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近现代科学与文化的不断发展,世界也越来越重视人们彼此之间的自由和公平。但是,“歧视”的目光依然没有离开人们的眼睛。黑人被歧视,怀着一个美好“梦想”的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得·金倒在血泊之中;犹太人被歧视,千百万犹太人遭到希特勒法西斯的残酷屠杀,牲畜一样被送进了灭绝人性的集中营;中国人被歧视,面对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着凶狠残暴的日寇,四万万同胞一起发出了“抗战到底”的呼声。
  歧视让人变为野兽,也让人与人之间变为仇敌。
  所以有人才这样说:“除了人类,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动物会以如此同类自残为快事的了。”
  在此我们不得不将歧视后面的东西摆上台来,那就是可怕的偏见。
  消极意义上的偏见是指对于根据错误或不完全的信息概括而成的可辨识团体的敌对或负面的态度。  ——阿伦森(美)
  历史为什么会常有“极其相似一幕”呢?偏见应该是它的重要成因之一。
  这种对客观事物“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式的认识方式让所有固执己见的人们反复品尝到了过去曾经品尝过的苦头,即使在今天也不例外。如果刚才笔者所提及的“古代歧视录”还没有让大家感到某种切肤之痛的话,那么,看看今天的“现代歧视录”,一定会更让你觉得触目惊心。
  不幸的犹太民族历史上屡遭劫难,但至今还在经历着偏见和歧视的侵扰。
  就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军界最有权力的官方长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将军在一次《关于犹太人对国会山的影响》的公开演说中说道:“现在,犹太人的影响力已经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你们知道,他们拥有这个国家的银行、控制这个国家的报纸。请看看犹太人的钱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意图就都一目了然了。”
  还是在美国,1977年,总统尼克松先生在“水门事件”中的录音带被公开以后,几乎所有的人也都从中听到了他所表达的类似对犹太人的负面情绪。
  假如这些国外的例子还不能让您感受到由偏见的惯性带来的强大破坏力的话,那么,再看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歧视录”,也许让你对它会有些更深刻的了解——如果大家还没有对诸如“右派”、“地主”、“资本家”、“走资派”、“大毒草”、“坏根苗”这类词语感到陌生的话,就一定记得那个充满了政治歧视的年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是“轰轰烈烈”,棍子横飞,鲜血四溅。无端的歧视竟然可以让我们自己动手切开了那位名叫张志新的女士的喉管,目的就是不让她喊出自己的声音;可怕的丑化竟然可以让我们自己动手打碎了祖先留下的无数价值连城的遗产,目的就是不让“孔老二”复辟变天。
  从偏见、歧视,到“打倒”、“消灭”,当时已经失去理性的国人把歧视延展出来的攻击性也发挥到几乎疯狂的境地。
  刘少奇,这位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卓越领袖同样也是在这样迫害下,在河南开封某处的一间地下室里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死去的时候,他的头发有整整一尺多长。
  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复兴、国力的强盛都给我们带来了难以言表的豪迈和惊喜。但是,就在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时候,歧视的因子也在随着我们的生活悄悄发生着变异。
  当初,我们嘲笑过邓丽君,蔑视过喇叭裤,反对过小胡子和蛤螟镜;我们也曾经看不起万元户,批评过牛仔服,甚至拒绝过摇滚乐和企业股份制。
  可今天呢?当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吸收、被消化,并被为我所用之后,人们当初的所谓“正统看法”反倒成了笑谈的把柄。
  如今,我们中的一些人又开始把歧视的目光对准了河南这个特殊的地域,大家开始嘲笑他们那里的人“很农民”,鄙视他们的“粗野俭啬”、“奸诈滑头”,甚至把他们全部丑化为带着“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和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的刁民和盲流。
  吃过一个河南人的亏,他们的结论便是:你看,河南人都是这样的野蛮;上过一个河南人的当,他们的结论便是:你瞧,河南人都是这样的骗子。
  遇见一个河南庄稼汉,他们就会说河南人全都是农民;得知河南有一个艾滋病村,他们就会说河南人全都是艾滋病人。
  对事实的偏见必然带来恶意的歧视,而在恶意歧视之后紧随的必将是对被“丑化”一类人的强烈谴责和人身攻击。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
  转型期的巨轮飞驰,带给人们一些迷茫和困惑但也带给人许多新的观念和机会。新旧交融、中外交汇、东西交流,新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在调整中不断地更新,以适应社会的多方面、多层次需求。
  伟大的民族必将拥有伟大的文化,而伟大的文化则必将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在阶级社会中,歧视始终与我们人类为伍,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就一定有歧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可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区别于低级动物的话,就应该看到——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开放的和合作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偏见和歧视就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而是负面文化(包括来自父母、社区、媒体、舆论等方面的)在有意无意中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把负面的特征和归因强加在了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身上。”懂得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只有在掌握了歧视特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对它进行有效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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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歧视虽然和其他类别的歧视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横向的结构上却往往十分近似:既有着十分相似的成因,也有着十分相似的形式和结果。
  对此我们并不难理解。现在某些人对河南人的歧视和有人对垃圾清运工人的歧视在心理逻辑方面是类似的,只不过一个是出于对地域的误解,而另一个则是出于对职业的错误认识。那么,造成这些人怀有偏见和歧视目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一个人偏见与歧视程度的最好预测指标是他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兴衰。
  美国社会心理学专家珍尼弗。克罗克及其同事们在调查中发现:来自社会底层的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比来自社会地位高一些的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对其他女大学生联谊会成员表现出的偏见和蔑视更多。同样,他们在调查白人对黑人的偏见或异教徒对犹太人的偏见时发现,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或日益衰落的人,比社会地位高或不断上升的人更容易产生偏见。他们还发现,在教育、收人、职业等方面处于或接近底层的白人,不仅对黑人的敌意深刻,而且他们为了阻止学校取消种族隔离,最喜欢诉诸暴力。
  社会地位低下者有实际生活的危机感,有被压迫后寻求平衡的挫折弥补的欲望,他们缺少反抗社会舆论的勇气和信心,精神的压抑往往还会使他们产生异样的人格及需要。
  所以,心理学家阿伦森在自己的社会心理学专著《社会性动物》一书中将造成偏见和歧视的原因概括为以下四种因素:(1)经济和政治的竞争或冲突(2)转移攻击目标(3)人格需要(4)对现在社会的遵从他还这样说道:这四个原因不是彼此割裂而是同时发生作用的。
  但是,确定每个原因的重要程度对我们将是极为有用的,因为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减少偏见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是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认为偏执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我将绝望地摊开双手得出结论:我们不能对那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进行深度的心理治疗,大多数怀有偏见的人将永远怀有偏见。这会使我嘲笑那些企图通过减少竞争或遵从压力来减少偏见的任何尝试。  ——《社会性动物》
  下面,就让我们拿这四种因素与“河南地域歧视”的问题对照一下,看看那些流言和舆论的制造者到底在社会中居于什么样的状态,也好便于我们为道德的法官提供一张“缺德者”的素描。
  首先,我们从“政治和经济的竞争”入手。
  从整体上看,河南人对于全国其他各省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和粤、闽、浙相比,在经济上自然居于劣势;和北京等直辖市相比,在政治上更要差得很多。“竞争”,当然是实力相差无几者之间的游戏,如果我们硬要把自己与各位老大放在一起较量,确实显得有些自不量力。
  可是如果我们把视点集中到我国现有体制的最基本元素——单位中去的话,那情况就会是另一番样子。以河南人的勤劳品质和吃苦精神,在任何一个单位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会构成“竞争”威胁的,他们卓越的表现、良好的素质也足以让每一位心怀嫉妒的人对他们产生刻意的偏见和歧视。
  河南人在北京搞建筑工程的不在少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来自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山区农村。在北京日渐激烈的建筑工程招标竞争中,河南人总是把价钱压到最低,利润降到最少,工期缩到最短,质量提到最高。他们不怕吃亏,以此来赢得更多的挣钱机会。
  我们由此也可以想见,一贯吃苦耐劳、渴望机会的河南人是如何让对手心烦头疼,怎样叫人家顿生厌恶。
  假如被竞争对手歧视尚属“有证可考”的话,那么,被那些因生活挫折而导致人格缺损的人们所歧视就完全等同于“无辜”了。
  生活不是没有这种由于无端的愤怒而到处寻找“替罪羊”的事例。
  他们被欺骗之后,便把道听途说的“骗子”罪名强加到河南人的头上,并且还要在脑海里为自己画上一幅真实的图画;他们被击败之后,便把凭空捏造的“刁民”罪名也强加到河南人的头上,并且还要四处散播所谓“亲身感受”的谣言;他们被歧视之后,也会把“滑头”的罪名强加到河南人的头上,并且还要变本加厉地侮辱和谩骂。
    他们因为自己需要平衡就忽视了别人的感受,因为自己需要公平就要剥夺别人的自由。这些人都很可怜,可怜的就像拳击台上被打得晕头转向的蹩脚拳手一样,因为自己没有能力爬起来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只能向台下的观众挥舞拳头。
  再之,对河南人的歧视还满足了那些具有“专制人格”人的人格需要。
  有证据表明,在仇恨的一般倾向上存在着个体差异。换而言之,有些人易于接受偏见,这不完全是由于当时的外部影响,而是由于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阿伦森(美)
  我不知道河南人在外地供职的单位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同事或者领导,他们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信仰坚定,往往持有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容忍自己和别人的一丝脆弱,喜欢严厉的惩罚,十分多疑而且极其仰慕权威。
  本文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叫中国工人下跪的外国老板大致属于这种偏执的“专制人格”,如果她也歧视河南人、甚至中国人的话,我想我们当然会有更多不下跪的理由。
  盲目的从众也是导致人们产生偏见歧视的原因之一。
  那些无聊的看客、无脑的听者,在得知河南人被侮辱和歧视之后依然对所谓“段子”津津乐道,实际迷途而惘然不知返者大概都应该归入此列。
  偏见与歧视是一种并不突显的社会现象,它背后隐藏着的东西要比已经暴露出来的东西可怕得多。要治疗这种病态,我们必须号召大家都来擦亮自己的眼睛,把潜藏在自己内心自私的东西全部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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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视和偏见是对双方的伤害,它既会使歧视者原本就失去平衡的内心更加地异化,也会使被歧视者最后的尊严出现另类的质变。
  这已经是一个共识。
  找到歧视原因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和消除歧视,而减少和消除歧视最好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使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双方能够相互依赖。
  为此,我们还必须尽力改造舆论,创造新的环境。
  河南人当然需要好的经济环境。
  假使我们听任某些地方某些人士把攻击河南的“段子”继续讲下去,其后果是,势必会在全国兴起一种抵制河南的“潮流”(现在已经出现了若干苗头),那么,河南人的处境一定会更加艰难(因为歧视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所提到的任何问题)。可如果我们劝说那些人从现在开始就“口下留德”,并和大家一起把所有的骗子都送上法庭,那我们河南乃至于全国的经济环境都会好很多。
  河南当然也需要好的文化环境。
  假使我们中的那些讲“段子”的、传“段子”的以及一切对河南人怀有不良印象的人,从现在开始都能够反恭自省,真正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平自由理念的倡导与传播者,那对我们所有的事业都必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可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优秀传统文化依附于人,公平自由理念讲求人本,而在我们很多人的内心都缺少最基本的人文信念,非人性的道德评判有时候甚至会遮蔽我们原本和善的良心。
  从古代的“株连九族”到文革时期的“棍打一大片”,从骂人总要习惯性地捎带人家父母到因为看不起一个河南民工发展成歧视所有的河南人,我们一直都在把这种错误的观念向外延展,也向后延展。
  你打我一拳吗?好,我还你两脚。  你坑我一次吗?好,我坑你三遍。  你害我不成吗?好,我反过来就把你消灭。  你肉体上折磨我吗?好,那我就叫你在肉体和精神上加倍偿还。
  变本加厉的复仇,不遗余力的打压——这种弱小者身心脆弱的最具体体现,是我们民族的缺点,也是人类的缺点。
  前些年,当对中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口号在全国叫响的时候,曾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我们的民族如此苦难深重,难道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的下一代多“吃些苦”、“多受些罪”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吗?报纸上洋洋洒洒;电视上也是慷慨激昂,甚至列举出了日本的“惩罚式教育”等。他们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让孩子们在压力中成长,以便将来能挑得起祖国建设更重的重担。
  笔者不愿意再去评价日本这个民族了,只是想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他们要担负的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究竟是把一个东方大国的前途交到那些从小饱受压抑、心理健康、胸怀坦荡的人手中呢?还是要把它交到那些心胸狭隘、英雄气短的人手中?
  结果虽然不言自明,但我们深知——在我们民族人文主义思想的提倡和教育方面,确实任重而道远。
  前文所提到的某些“段子”确实编造得十分机巧,这恐怕也是它广泛流传的一个原因。但有一点,从这些“段子”上精彩的言辞、绝妙的构思上面看——它的作者大概应该算作一个文人。
  这让我又感到十分的悲哀。
  中国的文人不容易,屡遭劫难,家境贫寒,“穷且益坚而不坠青云之志”——我们原本有着深厚的文人传统和智慧良心。
  可是关于河南人的所谓“段子”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当下文人身上的弱点。
  巨变的时代同样在震撼着文人的心灵。时代的车轮把他们中间积极进取的一部分人送上了通向未来的思想列车,也把无所事事的那一部分人赶进了无聊寂寞的饭店、茶楼、酒吧、歌厅之类的交际圈——他们成了物质生活的附庸,成了享乐观念的俘虏,没有了自主思想、自我意识的文人只剩下了清闲的杂谈(确切地说是“瞎侃”)和残余智慧的斑点(确切地说是“花招”)。
  他们已经和理想告别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游戏人生,自己的,别人的,大家的,所有的。
  由于职业的惯性,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看到事情的关节,也更熟悉编造的技巧和词语的修饰。茶余饭后,为了显示自己的风雅(实际上是为了给出钱请客的人捧场,要不他以什么回报人家呢)便开始讲述自己新近的大作——“段子”。
  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一种是时代的超前者,他们走在所有人的前面,面对未知内心时有茫然,但他是充实的;另一种是时代的落伍者,他们走在所有人的后边,眼看着前路迢迢不由心生寂寥,他是空虚的。
  这一类文人已经被世界和时代远远地抛弃了,他们只能这样生活。
  我尊重文人,但却鄙视这些无聊的“师爷”和“弄臣”,我们当然用不着去堵他们的嘴(他们巴不得有人去招惹他们,以借机犯事),我们也用不着和他们理论什么,因为,河南人本来就不“尿”他们。
  假如我们的社会有了足够的人文精神,假如我们的身边没有了无聊的颓废文人;假如我们的四周都是身心健全、积极进取的朋友,那么——对“农民”的歧视不会发生,对“下岗工人”的歧视也不会发生,对“河南人”的歧视就更不会发生,对所有弱者的歧视都不会发生,歧视就根本不会发生,我们这个伟大国家该会是多么的强盛啊。
  潘多拉魔盒内飞出来的那个叫做“歧视”的精灵已经在我们头顶飞翔了许多年了,有时近,有时远。单单依靠河南人的手把它捉住再放回到盒子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恐怕要等到很多年以后,还要靠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才行。
  但,即使它在也并不可怕。
  因为,仙女潘多拉打开盒子后,在飞出来的许多精灵中间还有特别的一个——她飞得很缓慢、很小心,而且一直飞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她的名字是:希望。
                                      二、为什么丑化与歧视河南人
  毫无疑问,丑化与歧视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最原始、最丑陋的劣根性。数千年来时骤时纤的传统政治歧视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消失殆尽,但不幸的是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以“经济”为标准的另一种丑化与歧视又头角渐露,其典型体现便是对河南人的整体丑化与歧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这种分配制度和“斗私批修”风潮的影响,人们的经济水平差别不大且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因此在经济上的歧视基本不存在。而今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是产生新的歧视的大的社会背景。纷繁复杂的价值观中“金钱崇拜”、“蔑视贫穷”一类,正是对河南人丑化与歧视的理论与思想基础。
  为什么偏偏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答案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
  说它简单,因为有这样一种观点可以明确:河南不少人做的坑、蒙、拐、骗的勾当只是一些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表面的借口和由头,绝不是答案的实质与核心,对河南的丑化与歧视缘于河南的贫穷与落后。
  说它复杂,就是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新时期以来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波丑化与歧视的目标并非发达省市的广东、上海和浙江,亦非贫困地区的青海、甘肃和宁夏,而是直指位于中原地带的河南?
  河南不沿边靠海,但不是很闭塞的;河南经济不发达,但不是最穷的;河南人市场经济头脑不丰富,但也不是最匾乏的。应当说,单纯一个闭塞、一个贫穷或是一个思想保守都不是河南被丑化与歧视的推一原因,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能成为被歧视的对象需要同时具备多个条件,而河南不幸兼而有之,在地域、经济、传统和现实的观念方面都显现出独特个性,构成了足以使其被丑化与歧视的“罪状”。
  河南拥有足以引人瞩目的显性特征
  一个地区的人被丑化与歧视首先必须具备一些显性特征,也就是他们必须有着足以引人注意的传统的或者是现时的“资本”,河南便同时拥有多种这类不菲的“资本”。
  河南被学者称为“中国之中的中国”,这本身包括了多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为河南位于中国的中心部位,因此也被称为“中原”,古语中“逐鹿中原”即显示出其在地域上的重要性,“占领中原,辐射四方”成为古代政治家和当今商家的立身安天下的出发点,商周时代的君王时常发出“天保未定”的感叹后将都城定在河南一带也证明了当时的人们甚至认为这里是宇宙的中心。即使从今天来看,中国两条主要铁路大动脉京广线和陇海线即在河南省会郑州交汇,从这里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的距离都基本相等,特别是今天交通、通讯的日益发达,河南的信息更是可以迅速传递到四面八方。河南便因地域的原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其二为河南是中国的缩影。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河南应该说是中国最大的“发展中省份”——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人均水平位于中下;河南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五,而人均只占全国的第十八位。
  其三为河南人是“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黄河流域的河南人文经济历史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悠长。老庄哲学、程朱理学在此发源,儒、释、道文化在此繁衍兴盛,仁义礼智信在此像黄河水一样淳厚绵长,“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被岳母刺在黄土般宽广的中原脊梁上。同时,由于这里的地域位置,水旱灾难以及战乱时常发生在这里,有关资料显示,历史上发生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战争超过了其他地区的总和,多灾多难的河南如同多灾多难的中国。同时,南来北往、三教九流在此汇集、交流,君臣。官匪、流民以及“东邪西毒”们在此安营扎寨,传统中国人的性格、品行在此形成完善。忠厚也罢,愚昧也罢,聪明也罢,狡诈也罢,这就是中原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是全体中国人剪不断的根。尽管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但中国人品性的DNA都是相仿或一致的,每个人身上都有河南人的影子,当然包括河南人“德性”中的优点和毛病。用著名作家张宇先生的话说,“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娘”,河南人与生活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见一斑。
  只此三点便可以看出河南在其他省市人心目中因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而备受关注的程度,尽管他现在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经济中心,但这丝毫不影响上苍仍将其放在人们的视角中——“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不是中心是什么?假若中国有人对河南视而不见,那便是有点“一叶障目”了。
  将少数素质低下的河南人视为河南人的代表——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表层原因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河南人总是显现在人们视野里。随着观念、交通、通讯等方方面面情况的变化,河南人开始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在昔日“足不出户”、“父母在不远游”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岁月里,即使是坏事也不可能远播万水千山之外,而现今的世界,地球已经成为村庄,何况中国一邦?这也是河南人被关注直至被,些人丑化和歧视的重要原因。哲人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
  单就人口数量而论,河南拥有近一亿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3,加上河南位居中部,交通畅达,随着国内外、省际间经济的日益活跃和民工潮的一波波涌起,河南人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顽强地显示其存在,由于河南历史上的贫穷和重教传统的悠久,外出求学者在全国各省中应是名列前茅的,单在北京一地学业完成后留下工作者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他们由于知识层次和素养的原因,大都隐匿于机关、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其整体的影响力显示并不太多,倒是外出务工的民工人数目前已达680 多万,于是他们就成了外地人认识河南人的主要对象。
  由于河南人多地少,本地工商业又不发达,能够容纳的劳动力相当有限。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青年迫于生计,除了外出打工,没有别的出路了。可以说是历史上河南人大规模以群体形象在外地登台亮相、他们的足迹南至广东、海南,北至黑龙江、吉林,繁华都市如北京、上海有之,尚在开发的西藏、新疆有之,正如人们形容的那样,“在中国那里有人烟,那里就有河南人。”
  在中国的外出务工队伍中,湖北人擅于租摊卖小商品,河北人大都经营食品买卖,河南人则大多集中于建筑、卖菜卖水果、收废品等领域,要么成群结队活跃在马路两侧的建筑工地、在工地旁一堆堆地蹲着肆无忌惮地大口吃着馒头、在人潮涌动的路边挤车回工棚,要么就穿行于胡同巷陌,高声吆喝,他们生活在大都市的屋檐下,闪人市民的眼帘中,使他们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觉:怎么河南人都跑出来了?
  河南民工大都操一口地道的方言,也即河南话,河南话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方言差异较大,但和普通话同属北方语系,除了阴、阳、上、去的四声和普通话不同外,别的方面基本一致。所以民工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说一口地地道道的河南话。由于这一方言产生于农业大省的背景下,因此在许多人眼里便显得“十分土气”。这一点河南人和南方人的情况不同,南方许多地方的语言更是难懂,但这样倒是逼得来自这些地区的民工们只好学说普通话。虽然说得不一定地道,但毕竟不像河南话那么“土气”了。都市人从语言上一般不容易听出他是浙江人、湖北人,还是湖南人、广西人。因此,地道的河南话成了河南人的标志,讲河南话就等于在向世人宣示:我是河南人。在某种程度上讲河南话也成了从事低下层劳动的外地人的象征。
  应当说,到外地务工经商的河南民工绝大部分是遵纪守法、勤劳诚实的,他们从事着第三产业,许多领域都是当地人不屑一干的职业,在服务社会、服务市民,推动所在地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许多民工由于贫困和受教育程度低,衣服破旧,不讲卫生,由于生计的压力和风吹日晒,皮肤粗糙黝黑,与大都市日益繁华的风姿相比是有些不协调,更有极少数河南务工经商人员违法乱纪、制造假货、坑蒙拐骗、小偷小摸,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外出务工经商的河南人成为外地人通过感性认识河南人的主要对象,他们表现出的缺点和毛病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被许多人非理性地在心理上放大,使他们产生了错觉,以为河南民工都是这样,河南人也都是这样。
  同时,媒体的大量炒作,也使河南人的一些不良表现给外地人心理上造成冲击。以目前媒体报道河南的事件来看,主要集中在民工违法乱纪、河南假货和坑骗事件严重、人为灾难如车祸、火灾较多上,这些报道应该说作为单一案例大都是真实的,同时这类事件在国内其他省份也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但由于媒体有意无意间对此类新闻的报道中相对集中地选择了河南,于是对受众产生了“轰炸效应”,自然在客观上让人感到是“洪桐县里无好人”了。
  亲身的感受加上媒体的不断渲染,于是使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全部河南人产生极为不好的印象,他们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角色”,本来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丑化与歧视的“妖魔”自以为找到了对象,便纷纷外化出来,于是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的现象在得到了阳光、水分、土壤和种子后便自然生长起来。
  河南是发展中穷省——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内层原因
  表面上看,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原因似乎就是因为河南及河南人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全国各地都存在,并且有的地方更为突出,而针对河南人的丑化与歧视目前已发展成全国全社会性的问题,其原因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探究下去,可以发现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河南还是一个“穷省”,一个“发展中穷省”。
  河南是一个穷省——贫穷而非最贫穷对河南人的歧视表面上看是地域文化歧视,实质上却是经济歧视。其实这个世界上,单纯的文化歧视是很少的。无论是种族歧视、地域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如果我们深究其最深层的原因,都是经济歧视。你看看有过哪一种歧视,歧视者会比被歧视者更穷?绝对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歧视是人类最原始的歧视,却也是最深层的歧视。
  为什么白人看不起有色人种?为什么香港人看不起大陆的穷“表叔”?为什么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追问到最深处,无非是因为后者贫穷。上海人的优越感保持到改革开放以前。后来广州、深圳发展起来了,就不大把上海人当回事了。近几年上海发展起来了,又不把广州、深圳的人看在眼里了。甚至台湾人在上海也被一些人轻蔑地称为“台巴子”,就像香港管我们叫“表叔”一样。这在中国内地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上海近几年发展比较快了。
  对河南人的歧视当然也不例外,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河南人穷。尽管很少有人直接嘲笑河南人的贫穷,而是嘲笑河南人其他方面的缺点。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对河南人的嘲笑根本上都是因为河南人穷,至于段子中所涉及到的那些河南人的缺点,有的是恶意的诽谤,其余的都不过是贫穷的派生物。
  河南人土吗?河南人是土。但这样回答其实太过于简单。其实人类的很多习惯,究竟是土还是洋,有时根本没法下定义的。关键得看这些行为的主体是谁。比如,河南民工吃饭的时候喜欢蹲在地上,这显然是土。河南人说话的口音,显然也是土气。这些都是河南人土的标志和证明。但是如果这些习惯是由香港人传过来的,那又如何呢?那大家一定会觉得这很时尚,至少不土吧。而且绝对会有人追随。
  别以为这是故作怪论,绝对不是的。过去z、zh不分本来是要受嘲笑的,但是80年代港台流行歌曲刚刚传过来时,全国包括北京在内的人都跟着不分了。其实港台人是分不清这两个音,其实广东人在北方根本不敢带出广东口音,生怕人家说自己土。但现在,连标准国语都带上了港味了。香港人还传来的一个坏习惯一一剧牙。在80年代以前,当众剔牙几乎和当众抠脚丫子一样令人恶心。但现在你看,哪一个餐桌上没有牙签呢?就因为它是香港人传过来的,而香港人是有钱人。
  所以,河南人的土,说到底是河南人的穷的派生物。
  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不断调整、改变、异化着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包含着是是非非的旧价值观还没消失,仍为成型的新价值观又产生新的是是非非。但一条具体的标线却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在重新架构的社会阶层和人际关系中,金钱和财富的分量越来越重要,这也许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但不少人已把金钱与财富的重要性推向了极端,金钱和财富的多寡正成为他们衡量人们身份与地位的惟一标尺。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会根据金钱与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与之相应的对人态度,在这种所谓的“新观念”中,河南这样一个穷省,河南人这样一群穷人,自然是成为他们丑化与歧视的对象。
  长期以来,河南人就是一个弱势群体。远的不说,从二十世纪30年代末蒋介石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造成百万民众流离失所开始,接着是40年代的水旱汤蝗,五六十年代的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70年代的大面积洪荒,河南人在勤劳地耕耘之后并未得到勤劳的果实,他们依旧贫穷。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由于地域、政策、观念等问题,河南始终没有跟上发达地区的步伐,近年来通过全省上下的努力,目前经济总量已居全国第5,但人均只排第18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用句当地通俗的话说是“有饭吃,没钱花”。
  因为河南穷,尽管交通位置十分重要,但至今仍没有一座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
  因为河南穷,河南人的穿着丝毫显不出高贵与洋气,早已成名的河南豫菜不知蒸发在何处,人们吃饭简单而不讲究营养,即使在外地有点名气的比如“红炯羊肉”、“郑州烩面”之类的仍在大都市里散发着“穷气”。
  因为河南穷,这里尽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仍是现代教育落后,至今没有一所在全国叫得响的高等院校,两院院士中河南籍的更是少得可怜。
  因为河南穷,这里丰富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开发,资源优势没有变成经济优势,所以“穷山恶水”依旧是河南山水的别称。
  因为河南穷,这里拥挤的人们为求生计而不得不远走他乡,南下北上的务工经商人员成为全国之最,也是同样的原因,即使在民工中也有着三六九等。河南民工因其贫穷和从事的职业而位居“老九”,在大公司打工的地位要高些,租摊练活的次之,即使出自东北和南方的坐台小姐似乎也因其工作条件的优越和收人的丰厚,而显得比河南收废品、卖菜的更有点“尊严”,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对于东北小姐和四川小姐的评价是“比较漂亮”,而没有说东北或四川女孩都是“道德败坏”的说法。
  都市中一些人看不起河南人正是因为穷的结果而对穷产生歧视和厌恶,也是因为穷而丑化和歧视河南人。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有钱即是高贵,贫穷即是下贱。
  《汉书·食货志》说:“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拉布。吕歇尔说:“当生意人破产时,达官贵人会骂他们无耻;当生意人发财时,他们会去向他的女儿求婚。”简直是一针见血。这是人类中普遍存在的劣根性。民间谚语说得尖锐:“有钱能使鬼推磨。”现代人又进一步指出:“有钱能使磨推鬼。”你有了钱,甚至都不需要把钱给别人,别人都会对你产生敬仰之情。别人还真不一定图你的钱,但会对你刮目相看。
  但现实社会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真正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人,其实很少提到河南人的穷。如果说是笑贫不笑娼,那么又为什么不直接笑你穷呢?这是因为直接嘲笑贫穷,容易显示一个人的浅薄。许多人骨子里其实是鄙视穷人,但又不敢真的过于嘲笑人家穷,这会让别人觉得浅薄。但这种优越感总要表现出来吧,总得要嘲笑嘲笑你吧。那怎么办呢?就找别的理由嘛。
  贫穷派生出许多东西。比如“土气”,比如“文化水平低”,比如不卫生等。这些说到底也不过是贫穷的派生物而已,是贫穷的另一种表现。既然嘲笑这些最安全,那就没有必要直接嘲笑穷了。反正嘲笑的目的也达到了,还不会显得自己浅薄,反而显得自己“幽默”,何等赏心乐事。“畏惧其力量,却解释成为我喜欢他;蔑视其贫穷,却解释为我讨厌他骗人。这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既狡猾又卑怯的品质。
  在河南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今年50岁了,他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用股份制的形式完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与大市场的顺利对接,短短几年时间,带领大家把西辛村由一个贫困的小村庄变成了家家拥有小别墅的小康村。2001年7月在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50名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上,这个农民紧紧地拉着江泽民总书记的手,激动地用河南话这样介绍自己:“江主席,俺是河南农民。”
  我相信,听到这句话的人谁也不会嘲笑他这句河南话的土气。
  无论如何,有钱和没有钱就是不一样。因此,河南人可以给人打赌:“无论找出多少个河南人的缺点,证明河南人‘应该’被嘲笑,只要有一天河南能够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所有对河南人的歧视都会烟消云散。”
  现实中的另一面是,河南穷,但在全国范围内又不是最穷的,它毕竟在经济上还是有着不少的优势和成就,为什么这种针对贫穷的歧视会指向他们?为什么没有针对比河南还要穷的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甘肃等省区?
  这个现象也许包括了这样一种微妙的情形,除了这些省区还没真正进入歧视者的视野中外,歧视者往往有这样一种心态,那就是不少人在做任何事情时内心都有一个度,很讲“中庸之道”的。民间素有“打瞎子坏良心”的说法。也就是说,他们也认为可以欺负一个比他相对弱小和贫穷、愚笨的人。但你如果公然欺负一个盲人,或者一个真正的弱智的人,那你就会弓!起公愤。自己在心理上也会受到更多的压力。
  同时,欺负一个过于弱小的人,既不能显示出他们的优越感,也不能显示出其“英雄”气质。反而显得自己“很小人”。西方古代的骑士一般只和骑士比武,而不会把刀枪杀向妇女。儿童,即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武林高手是不会和武功低劣人交手的。因为那样未免小了身份。比如黄药师、欧阳锋那一级的大师,顶多只会和全真七子动动手,但决不会和江南七怪动手的。因为全真七子武功虽然比不上黄药师和欧阳锋,但毕竟出自名门,而且也有了相当的造诣,而江南七怪在江湖上实在没有名气,同他们交手太没有面子了。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一个人总是肆无忌惮、得意洋洋地丑化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低下的边疆人民或少数民族同胞,讲他们如何愚昧、凶悍的各种“段子”,即使他不怕被冠以“破坏团结”的帽子,恐怕也会被听众指为肤浅和厌恶,绝不会得到“幽默”的赞扬,即使他本人也会自感无聊。
  但是嘲笑、丑化和歧视河南人则没有这样的危险。因为河南人毕竟不是边疆地区没有“开化”的同胞,毕竟不是穷得没有基本的衣食,嘲笑河南人,还不至于“小了身份”。毕竟,河南的经济虽然比不上沿海发达地区,但也有了初步的基础。
  对河南人的嘲笑,也就是一个比较强的人对一个相对弱小的人的嘲笑,相当于东邪、西毒找全真七子的晦气。
  河南是发展中的穷省
  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规律:运动的事物比静止的事物更容易被人发现和关注。
  今天的河南就是一个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快速发展、相当活跃的“事物”。
  关于为什么偏偏丑化与歧视河南人,我曾听到过一个“天才”的比喻,内容还相当长,现摘录于下: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犹如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东南沿海和一些大都市凭借天时地利依靠政策的“轮船”、努力的“快艇”以及许多人完成原始积累的“走私舢板”达到了彼岸。而西部相当多落后地区才刚刚走到此岸岸边,正挽着裤腿准备下河,这两者基本处于相对稳定阶段,而河南则是已跳进水中,正奋力向彼岸游去——他们并不是最落后者。而此刻正在看河南人笑话,对河南人进行无情丑化和歧视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站在河的彼岸,因为距离和动静的原因,这些丑化者与歧视者是无暇也无兴趣对于未渡河者投以关注目光的,他们看到了这些河南人在水中挣扎,他们的划水姿势千姿百态,自由泳、蛙泳。仰泳,自然也有许多是“狗刨”,有埋头搏浪者,有体力不济者,也有乘“假”船而最终被急流卷走者。
  这些人——当然不是彼岸的全部——没有伸出他们本应伸出的热情的大手拉其一把,而是在放声大笑,笑河南人没他们游得快,笑河南人身上水多——完全忘了自己是怎么过的河,忘了自己也不过是刚刚占领市场经济的“滩头阵地”,更忘了他们自己浑身上下正滴着水。由这个比喻笔者联想到了一个叫“五十步笑百步”的成语和由这个成语演化来的“百步笑五十步”。
  “五十步笑百步”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原文是:“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彼岸上的某些人嘲笑河南人身上有水,同时因为有水而歧视他们,这些“水”就是缺点与毛病。河南人身上是有不少毛病,河南也出了许许多多诸如造假、拐骗、无赖、吹牛的事端,但这不能成为整个河南人的总体形象特征,即使河南有不少具有这些毛病与缺点的人,是否就应该去嘲笑与歧视呢?河南人身上的缺点全体中国人都有,发生在河南的不良事件,在其他地区也时常发生。只不过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人群中表现多寡的问题。因此这些人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典型的“五十步笑百步”,正应了过去的那句民谚:“老鸦落在黑猪身上,看见人家黑,瞧不见自己黑。”再联想上述比喻,得出一句话:只见别人身沾水,不见自己水沾身。
  河南人是典型的中国人,其身上表现出的国人固有的传统也相对多一些——不管是传统美德还是传统劣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坚持着勤劳朴实、自强不息的秉性,同时也有着观念保守、市场经济知识匮乏的问题,更有一些人缺乏市场经济的“诚信”观念,这些优点和缺点在商海搏击中都会表现出来,河南人也会在这场搏击中付出代价以“吃堑长智”,他们作为不甘落后的群体是应该得到支持与鼓励的。
  即使真有不少河南人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也需要外人真诚而善意地提出指正,而不是借此来嘲笑、挖苦,一直以此来丑化和歧视全体河南人。
  同时,一个人嘲笑别人缺点时,他首先应该肯定自己身上没有这个缺点才对,这是个最起码的道理,且不管他所指出的缺点到底是什么,或者这些所谓的“缺点”到底是不是缺点。以某些人所指责的河南人“造假”为例,浙江、福建等地在经历了鞋、药的假案后是不是真的就没了造假?据报载,在俄罗斯及东欧地区的中国商人——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商人仍在造假,只不过是“冲出中国,走向世界”了,假酒、假羽绒服、假烟、假化妆品——只要有真的,就有假的。
  北京有几个著名的小商品市场。其中一个是“国际著名”的秀水街。秀水街以世界“名牌”服装而著名。所有的名牌一一鳄鱼、阿迪达斯、花花公子、皮尔·卡丹呀,伊夫圣洛朗等应有尽有,并且大家都知道这些名牌全是假的。北京市曾经大张旗鼓地进行过两次打击,各大媒体上都有报道,工商机关表示一定要彻底禁绝假货。但是查过之后,我们专门到秀水街看了看,假名牌依然如故。不知道为什么以北京这么强大的工商管理力量,这么强的警力,为什么不能在这么短短几百米的小街上禁绝假货。
  秀水街紧挨着三里屯使馆区,就在外国人的眼皮底下,要说丢脸,可以说在国际上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可是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很少有人说北京爱卖假货。也不明白北京一些人为什么还好意思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的段子呢?
  这么说,外地一些人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虽然不好说是“贼喊捉贼”,但至少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从国内外的历史来看,一个地方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或者叫现代化起步阶段,经济秩序总是有点混乱,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只限于中国。19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的诊所医生都自称是医学博士。其实哪有那么多的医学博士呀?10个有9个以上都是假的。现在英语中医生和博士是同一个词,不知道和这段历史有没有关系?
  南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假冒伪劣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福建的假药,浙江的各种假冒小商品,广东的假冒电器,不一而足。当时的河南,还没有条件制造假冒产品,因为那时河南根本连制造假冒产品的资金和技术都不具备。
  时间到了20世纪叨年代,当沿海地区都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摇身一变,致力于创自己的名牌的时候,河南人开始自己艰难的起步。当然,河南人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足够的技术,没有足够的管理和经销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河南的市场很不发达,市场管理欠缺,这是导致产生一些造假现象的原因。
  笔者在此不断回顾沿海及河南走过和正在走着的路,绝不是要肯定造假的社会合理性——不管它出现在社会发展的初期还是原始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造假毫无理由地应该遭到法律的惩罚和舆论的谴责。也许这些以“造假”来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的“闲暇之士”应该与河南真心地合作一回,主题就是结合双方出现过和正在出现的造假问题,来探讨如何避免假货的产生与泛滥,而不是拿“造假”来说整个河南人的事儿。
  “造假”问题如此,其他方面也是这样,一些河南人身上的毛病,其他地方的人也或多或少存在,河南出的事儿别的地方也在照出不误,既然大家共同的目标是致力于民族的全面复兴,为什么不能共同来改进这些问题?而因为自己经济发达了,就以没有传统劣根性的高尚人自居来丑化和歧视其他发展中的省份,是地地道道的“五十步笑百步”,与己无助,与人无补,与世无益。
  下边再看看“百步笑五十步”的问题,如果把脱贫致富的过程比喻成一次征途,那么先富起来的地区可以说是比河南人先行一步,我们姑且打个比方,他们已经走了一百步,而河南人才刚刚走了五十步。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嘲笑河南人,其实可以说是一百步笑五十步。
  俗话说:“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紧接着就说最终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注定了要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起来的人如何对待落后地区的人,目前已到了亟须研究的时候了。一个地区的发展快慢决定于许多种因素,除了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商品意识,还要受努力程度。政策条件等多种条件的影响。比如广东省在地理上紧邻香港。澳门,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给予许多包括招商、税收、财政上的优惠条件,使其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加上本地人的精明肯干,使其很快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再以上海为例,浦东在开发之时,中央也是给予很多政策和资金,上海凭借其地理位置与商业都市在经验人才上的传统优势很快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发展同样不能排除包括河南在内的兄弟省市的各种支持。
  目前一些人对河南这样经济起步较慢、相对落后的地区的丑化与歧视,还大体局限于街头巷尾的民间层次,但笔者在沿海某省采访时曾听到一位相当级别的官员竟洋洋得意地说:“本省人又精明又肯干,不像北京人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更不像某省人(西北某省,所幸不是河南)是又笨又懒,一块咸菜吃半年。”我对这样一位发达地区领导的言语表示极大的震惊,沿海地区的确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这也是多种因素的作用,并且这样的成果也是与自身和国内其他落后地区相比来说,如果和美国、日本,甚至新加坡、韩国比较,这个省的人均国民产值恐怕是难以启齿的。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盲目的自傲,而是他所表现出的对于落后地区的冷漠与歧视态度,这句话本身也是一种丑化。先富起来的地方要首先搞清楚自己是如何富起来的,在加快发展自己的同时应该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支援欠发达地区,动物尚且知道反哺,不少企业尚且知道回报社会,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为什么就因为别的地区发展没自己快而去丑化和歧视别人呢?
  在体育竞技场上,我们常看到的是胜利者的自豪与欢喜,失败者的坚毅、沮丧或者无奈,很少见到有冠军对于亚军,或者是最后一名的运动员表现出趾高气扬,这也是一种体育道德,人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道德广泛地涵盖于今日的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呢?
  中国古代讲君子厚德载物。一个人如果没有恢宏的气度,就一定难以承担重任。因为承担大业需要调动许多人的力量,许多方面的力量,一个器小易盈的人是绝对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同样的道理,一个城市,一个集体,一个群体如果没有这种气度,也绝对不能想像会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如果一群人连自己的同胞都不能以兄弟之谊平等看待,那肯定不会是成熟的、有前途的人群。
  从“五十步笑百步”和“百步笑五十步”的现象可以看出,河南遭受丑化与歧视的内层原因就是河南与他们距离(传统文化、经济方面)近,丑化与歧视者认为,河南人缺点毛病比他们多,经济发展比他们落后。
  以“丑陋的河南人”来否定国人,自外于国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深层原因。
  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都在发生着变化,旧有的观念与信仰在种种冲击下已经破碎,而新的价值观并未被完全建立起来,甚至出现种种不健康的东西,他们只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也知道“再也不能那样过”,而何去何从却是一片茫然,即使得到的所谓西方观念也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表象式的东西,却如获至宝,以此为本,与中国传统的东西做着毫无理性的对比。于是他们只能不停地全盘地否定自己,否定过去,对于老祖宗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弃若敝履。
  记得上个世纪中期,台湾作家拍杨所写的《丑陋的中国人》曾在不少人中引起很大反响,该文将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个“大酱缸”,从各个方面论中国人的诸如“虚伪”、“自私”等劣根性之所在。当时的舆论曾将该文与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性作过比较,普遍认为,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剖析一针见血,但即使对于像阿Q这样的人他仍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胞心态,他对国人仍旧是抱有满腔希望的。而柏杨先生的文章对一些具体的事例论述应该说也是持之有据,但有冷漠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之嫌。
  也就是从《丑陋的中国人》流传之始,社会上不少人开始对中国人的品性发生怀疑,“丑陋的中国人”、“劣根性”被无限制地在口语或文章中使用,见到有人随地吐痰,就会不屑地说:“看中国人的劣根性”,谈到社会上种种不良的事情,就会很时髦地发出感慨:“真是丑陋的中国人啊!”同时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得要领地钦慕之至,有的人希望恨不得将自己的皮肤换成白色,恨不得将自己置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一句“要是中国经历100年的殖民地统治,早就富裕了”便充分显示出当时某些人的心态。
  没想到时过境迁,到了近年这些人的身上又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其一是随着国门的洞开,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西方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进入中国,这些人已自觉不自觉受到较深的影响,崇尚西方已成为流行时尚。但与此同时,这些人也会觉得一个中国人动辄就骂中国人,于人于己都有失厚道,于是终于发现了一个替代物——河南人。
  河南人确实有替代中国人的“资格”,河南人与中国人的密切关系本章已有论述,悠久而源远的中国传统文化便诞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强烈的传统文化氛围塑造出的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典型,中国人有的优点他们有,中国人有的缺点他们也有。于是那些将中国文化与品性说得一无是处的人便可以通过对河南人的批判、丑化和歧视来发泄对传统中国人的愤恨,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因为他们在骂中国人的时候很难自外于中国人——无法改变自己的血统和移换皮肤,而骂河南人的时候便可以悠哉游哉地置身于河南人之外,“享受”着肆意丑化与歧视的“快感”。
  一些人说河南人造假、拐骗、无赖、奸滑、土气,就可以向世人显示出自己是多么的诚信、高贵和洋气,丑化和歧视河南的落后就可显示出自己无论是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以及价值观念是何等的先进和时尚,大有君临天下,傲视苍生之势。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河南人的段子、对河南人的品性表示极大愤慨,可以使听者,也使他自我心灵出现幻觉:我是个上等人,有别于河南人、中国人的上等人。这就是一些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深层的原因。
                                  三、歧视者的心理素描
  所有对弱者的丑化,都是为了借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显示优越,显示高贵。尽管一个人在歧视、嘲笑别人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动机,但在潜意识中这种欲望一定是存在的。
  这是人类天性中丑陋的一面在作祟。这种天性是人类在几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是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但却不是天性中高尚的部分,而是原始和野蛮的部分,低劣的部分。
  还是先让我们看看吧。在猴群中是没有平等的观念的。猴王对于它的任何一个子民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猴后则常常剥夺其他雌猴与猴王的交配权,发现其他母猴试图引诱或响应猴王,便死命地殴打,甚至弄瞎眼睛。猴王总要作出各种显示自己优越地位的举动,而其他猴子则必须表示臣服。
  人,有时真的像猴子。当一个城里人欺侮一个乡下的农民时,当一个小贩恣意呵斥一个收废品的民工时,当一个商人在眉飞色舞地讲一个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时,他其实都在向所有的人宣示:我比他优越。人在没有受到高尚情操感染的前提下,总是很容易表现出动物本能的一面。毕竟,几千万年遗传下来的基因,是很强大的。但人之所以是人,正是因为他能够超越动物的本能,将精神升华到崇高的境界。
  当然,世界如此之大,人与人的差别如此之大,歧视河南人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呢?还是让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吧。
  “一览众山小?”——某些大城市居民的心态
  每一个地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地域歧视。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大城市的人看不起小城市的人,我们在县城里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对农村同胞深深的歧视了。在每一个省会城市和较发达的城市都能够感觉到对其他相对落后的地方的歧视。东部沿海地区不大看得起内陆地区的人,而最大、最发达的城市的居民则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这是地域歧视的规律。尽管这种歧视有时表现得十分显著,有时比较含蓄。有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城市人,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成为地域歧视最严重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先看看北京吧。北京的段子文化特别发达,关于河南人的段子多数来自北京。常常有一些北京人问河南人:“你们那里是不是很穷啊?”被问的往往是刚刚走进大学的学生,当地穷不穷其实跟这些宰宰学子并没有多大关系,他自己也不知道河南是不是很穷。其实问你这个问题的北京人也并不想听你的解释,他只是想把这句话说出来而已,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穷地方来的穷鬼。
  北京人的骄傲是有原因的,毕竟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千年古都,王气所钟,中国数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有雄伟壮丽的紫禁城,有秀美绮丽的颐和园,有比比皆是的王公府第。整个城市无处不显示着一种尊贵无比的皇家气派。北京城人精神面貌也和外地人大不一样。他们见多识广,什么事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在外地,一个县委书记、县长是何等的威风啊,但县处级干部在北京不过是一个小兵而已。据说,北京军以上的干部就能编一个军,一个县处级干部又算什么呢?
  在改革开放以前,北京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入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者和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所有的外地对于北京人来说都意味着基层。不过,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一些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些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在这种气氛下,产生地域歧视其实是很容易的事。一些北京人大有“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概,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觉得自己比外地人见多识广,比外地人能说会道,自己说话、做事比外地人有派头。我们经常可以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两个北京青年骑着自行车,大声呵斥一群河南民工,责怪他们挡了道。真是莫名其妙,这是人行道啊,谁挡了谁的道了?北京的一些面向市民的报纸,也是常常一不小心就流露出对外地人的歧视,而且笔者总是怀疑它是故意的。
  上海也是地域歧视比较严重的地方。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似乎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许多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苏北人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上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
  上海的骄傲主要出自文化上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上海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旧社会的上海是十里洋场,中国几乎所有现代的玩艺都是先出现在上海。西服、西餐、电灯、电报、电话、洋房、洋车、马路、汽车、警察、银行、照相馆,无一不是先出现在上海。外地人绝大多数还没有见过报纸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上海已经拿报纸包杂物、贴墙了。在一些上海人眼里,连北京人也还属于乡土气息很重的人。中国文化界的京派和海派之争,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之争。如果说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而上海就完全是一个殖民地了。在这个殖民地区域,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殖民文化。上海的“老克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非常西化的中国人,他们以西方的生活方式为荣,以与西方人交往为荣。如果没有西方人,他们就相互之间交往。即使在六七十年代那种岁月里,他们还顽强地保留着昔日的习惯,到80年代后更加发扬光大。他们以西方文明的代言人自居,不仅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甚至也看不起其他的上海人。这些“老克腊”,是极端的上海人。
  一些上海人总喜欢当着别人的面说上海话。他们是故意这么做的,他们总是要用一种看似漫不经意的东西把你和他区别开来,提醒你,咱们不是同类,所以才把你“晾”在一边。这些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一些北京人和上海人以贵族自居,追求所谓“贵族气质”。一个以东方的旧贵族自居,一个以西方化的新贵族自居。不过很遗憾,中国是不会有贵族的,将来没有,现在没有,过去也几乎没有。中国从来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的贵族文化。中国古代的贵族不同于西方的贵族。中国早在西汉王朝就废除了分封制度,贵族只是一种封号而已,没有领地,也不能干涉地方行政事务。说白了,也就相当与一个大财主而已。尤其是中国历代实行爵位递减制度。如果本人是侯爵,儿子只能是伯爵,孙子就只是子爵。请记住,巴尔扎克告诉我们:“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在中国,等一个家族形成贵族文化,这个家族已经不属于贵族了。况且中国贵族数量极少,满清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只封为侯爵,李鸿章和左宗棠只封为伯爵,曾。左、李以下多数功臣根本没有爵位。所以,在中国,永远不要再做贵族梦了。当然,我们还是承认北京人和上海人还是有一种不同于外地的雍容气度,毕竟与某些暴发户是不同的,他们有一种别的城市没有的从容和自然。
  本来,河南同这两个城市的关系并不密切,北京、上海存在的地域歧视问题与河南人也没有什么密切关系。北京的地域歧视者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原也没有专门对着河南人。上海人主要是看不起苏北人,至于河南,那太遥远了,阿拉上海人不晓得。不过,这几年河南人开始漂流四方,与北京人和上海人发生了直接的接触,餐馆里,菜市场上,民工队伍里,到处都是河南人身影,少数北京人和上海人就把对外地人的歧视一古脑地发泄到河南人身上。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听到一些北京人和上海人把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城市环境的脏、乱、差归罪于打工的河南人。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河南人为这个城市承担了多少辛苦、劳累甚至危险,他们做着当地人不愿做的工作。
  歧视一旦存在,就会将一切恶行都归于河南人。同样的事别人可以做,河南人却不可以做。北京的几个著名的商品批发市场,笔者不敢说里面全是冒牌货,只能说找一件非冒牌的商品实在是困难。这么说,某些北京人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虽然不好说是“贼喊捉贼”,但至少是“只许北京骗你,不许你骗北京”吧!
  对此该怎么解释呢?我们只能说,某些北京人没有把河南人当成自己的同类。自己是高等公民,而河南人是贱民;自己是天上的星辰,而河南人是地上的灰尘!
  歧视河南人,本质上是歧视外地人,歧视乡下人,歧视农民。且不说在世界范围内歧视乡下人有没有“道理”,在中国谁都没有资格歧视农民。因为,每一个中国的城市人都欠着中国农民一笔债务,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是靠农民数十年的贡献才建立起来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末,中国农民为城市工业化奉献了数千亿元。每一座城市都是靠民工一滴汗水一滴汗水地建立起来的。这一点,不知北京人和上海人是不知道,还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基础是建立在农民的无偿奉献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中国农民几十年的无私奉献,中国的工业化无从谈起。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的人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洋气”和傲气,中国的农民不会像现在这样穷,勤劳、朴实的河南人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穷、这么土,为了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农民付出的代价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难道换来的却是某些大城市人的嘲笑和戏弄?
  我想,在社会上,如果一个人用着别人的,拿着别人的,还在骂着别人,那么世人应该怎么看他?一定觉得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但一个城市呢?一个城市的公民呢?我们中国人曾经举国一致地骂某个国家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可是我们自己又是在怎么做的呢?
  不是说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建设靠的全是河南人,也不是说这些大城市的繁荣靠的全是中国农民。我只是说,中国农民为你们作出了重大贡献,河南人也为你们作出了巨大贡献。歧视河南人,实际上就是歧视全体的农民。要知道,在他们默默地作出这些奉献的时候,他们的碗里只有红薯糊糊,他们的身上穿着褴缕的破衣。
  所以,我真是想劝劝某些北京人和上海人,虽然你们见多识广,虽然你们已经习惯了看不起所有的同胞,但希望你们能够多想一想那些曾经为你们城市的繁华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农民吧,这样你们的骄傲也许会减少一点。你们的骄傲应该少一点。实际上,无论你有多少骄傲的资本,当你嘲笑一个不应该被你嘲笑的人的时候,显示给别人看的都只是你的浅薄。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那些上海人尽管看不起外地人,但不包括山东人在内。他们对山东人印象相对较好。上海女孩嫁给山东籍男人的事屡见不鲜。我曾经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却百思不得其解——山东人有什么好,不是和河南人一样土里土气吗?不过是一个爱吃葱,一个爱吃蒜而已,竟能使骄傲得像天鹅一样的上海人刮目相看?后来请教了一个博士毕业留在上海工作的“新移民”,才得要领:原因很简单,因为上海的领导人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干部,而三野的干部多是山东人。山东人沾了子弟兵的光,在上海有一定的地位。——原来那些上海人的骄傲也不是无条件对任何人的。世间的事真是让你捉摸不透,你只好摇摇头,叹口气说:“人啊!”
  “我是贵族了!”——某些暴发户的心态
  有些省份的人本来是不存在歧视河南人的问题的。本来他们的经济状况跟河南人也差不多。但特殊的历史机遇使他们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而且使他们适时地遇见了河南人——在他们刚刚成为大小业主的时候,河南人开始形成了打工潮。于是他们的刚刚生长起来的优越感便找到适时的渲泄出口。每当听到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的人们用那种调侃中带着轻蔑的口气嘲笑河南人的时候,笔者总是想到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人一阔,脸就变”。我由衷地佩服鲁迅先生,先生把人性看得太透了。
  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当他突然发迹时,总想否定自己贫寒的过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其中一个可爱的人物是关羽。这位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原来的出身并不高,但他成了大将以后就不得了了,看不起出身寒微的黄忠,甚至闹到不接受“五虎上将”头衔的地步,直到诸葛亮亲自写信安慰,才算给丞相一个面子。后来更是骄傲得丧失了理智。孙权派人来求亲,关老爷子竟然轻蔑地说:“虎女焉得嫁犬子?”这个错误是致命的,导致了关羽最后走麦城的结局,更导致了吴蜀之间的全面战争,蜀国在彝陵之战中惨遭失败,国力大损,一统中国的理想化作一场春梦。
  其实关羽自己不过是粮贩子出身,也没有什么高贵的。不过当了大将以后觉得自己已经是贵族了,就得有点贵族的派头,高人一等。关公一代英杰,可是在这方面的表现却同小人得志没有什么区别。
  朱元璋残杀穷哥们的事是又一个“人一阔,脸就变”的形象诠释。朱元璋当时还没有当皇帝,但已经是吴王了,当年和他一起放牛、一起偷吃财主的牛肉的伙伴们相约去投奔他。对于他们的到来,朱元漳内心并不欢迎,这些人太了解他的底细,而朱元璋的事业正需要他神化自己。不过他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内心当然希望这些人不要乱说乱动。这些穷哥也有点烧包,到处讲他们和吴王的交情,讲朱元璋少年的各种轶事,弄得朱元津大为光火。剩下故事很简单。当风言风语传到朱元璋耳朵里时,朱元璋恼羞成怒,立即下令把这几个穷朋友给杀了。笔者丝毫不怀疑朱元璋当初与穷哥们之间的情谊,穷哥们初来的时候,他对那些朋友还是很好的。但突如其来的成功使他那强烈的虚荣心极度膨胀起来。他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就绝对不能容忍这些穷朋友来瞎八道。
  朱元津杀穷老乡的事见诸野史,而他登基后的那些神经过敏的做法则—一见诸正史。他对臣下们的谈话言词奏章文字反复揣摩,注意其中是否有讽刺挖苦他的地方。他早年当过和尚又是起自红巾军,这在封建社会可谓是卑微的出身,因而他不许人家提到他的这些出身经历,对于臣下的言辞文字也特别留神是否犯了这方面的禁忌。甚至吹毛求疵,总把一些成语典故往坏处想。教谕许元为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二句,被疑为讽刺、挖苦而砍头。因为“法坤”与“发髡”同音,“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徐一资在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漳读了大怒:“这个腐儒竟敢这样侮辱我!‘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者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字音近于贼,骂我做过贼。”下令将其斩首。
  关羽,朱元璋,一个是千古名将,一个是一代开国君王,尚且如此,那些等而下之的人更不用说了。许多暴发户都有过人的才识和胆略,或者说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的浅薄。如果说北京、上海某些人对河南的歧视上还有一点点文化歧视味道的话,那么这些暴发户对河南人的歧视则纯粹是金钱上的歧视,甚至找不出一点可以遮掩的东西。当然,他们想当贵族的心理使他们对河南人的歧视加倍了。
  李,是一个在河南长大的款哥。他出生于广东,四岁的时候回到河南老家。在河南上的大学。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从来没有见他说过河南有什么不好。但他1995年离开河南回到广州,经营医疗器材,并且发了财,大概有个1000万元的资产。不知为什么,当着别人的面,他总是用很恶毒的语言嘲笑他生长近30年的河南,贬低河南人,似乎所有的河南人都对不起他。当我比较认真地问他河南究竟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答不上来,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河南人素质太低,河南人文明程度太低。我请他举几个例子,他却无言以对。
  后来经常听他谈自己很羡慕英国贵族的风度,很想到英国去。联系到他平日的言行,我终于明白,他对河南的一切诅咒,都不过是想声明自己是新贵族,是与河南老乡不同的人类。但这种隐秘的心理是不方便告诉别人的,于是就转化成为对河南的恶意的诅咒。
  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房产业以豪华、贵族气派来招徐生意,而且很有效果。正是由于他们满足了这些想当贵族的暴发户的心理。
  谁都知道,那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等等,在不久前也和河南一样的穷困,也和河南人一样遭到某些大城市居民的歧视,但今天他们急不可待地把曾经受过的待遇转加到河南人身上,从对河南人的歧视中体会到人上人的感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对他们一点都不发生作用。我们可以想见,如果这些同胞今后更加发达,他们歧视的对象就不会是河南人了。到那个时候,河南人已经不在他们眼中,连被歧视的资格也将失去。下一个轮到谁呢?
  其实,一个出身低微的人,敢于承认自己的身份,更能衬托出自己的聪明才干。出身低微,说明你的起点比别人低,能取得现在的成就,不是更了不起吗?对于比自己穷的人表现得宽容一点,厚道一点,更能显出自己的器量,更能得到别人由衷的尊敬。越是急不可待地歧视曾经和自己处于同一个水平面的同胞,越显出自己的器小易盈,沐猴而冠。许多最早暴发起来的人纷纷走向破产倒闭的结局,回想起当初他们春风得意时那种不可一世的样子,人们不禁想知道,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着必然的联系呢?
  对于那些公开声称不和河南人做生意的商人,你也大可不必相信。只要有钱赚,他们同谁都可以做生意。不同河南人做生意,他们表面的理由是说河南人不可靠,河南人没有信誉——“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其实这只是个托辞罢了。真正的原因是河南人没有多少资本,都是小本经营,同河南人做生意赚头不大。与其如此,还不如拿他们调侃一下,显得自己多么重视对方的信誉,同时更重要的是显示出自己多么有信誉。所以,不同河南人做生意这句话其实是一句广告词:“我是一个多么有信誉的商人,因为我不同没有信誉的河南人做生意广而那些声称不雇用河南人的公司,多半是因为河南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不一定适合公司的需要,而并不是品德方面的问题。既然河南人的声誉不怎么好,拿他们开涮一下,又有何不可?公开声称拒绝河南人,至少可以显示出自己对公司员工的素质要求是多么高,自己公司的管理质量和经济实力是多么高。
  说到底,这一切都不过是在做秀。贬低别人,反衬出自己的高贵。这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学会做的游戏,成人们还在乐此不疲,甘之如饴,想来真是人类的悲哀。他们反反复复地向社会显示他们对以河南人为代表的穷人的歧视,就是在反反复复地向世人声明,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是高贵的。朱元湾登基后不也堂而皇之地发布过布告,将红巾军将士骂为“贼寇”吗?
  人类的许多不健康心态,都是缘自想做上等人的心理在作怪。可是真正的上等人对待穷人并不是这样的。
  1834年,玻利瓦尔将军最后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把西班牙人赶了出来,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国家,并享誉“五国之父”之荣。其中秘鲁独立后曾敦请玻利瓦尔出任第一任总统,但被他谢绝。他认为有比他更有条件接受这一殊荣的人。可是秘鲁仍坚持一定要献给将军一些特殊的东西以表示对他的感恩之情,于是最后便送了100 万比索给他。将军若有所思地接受了这份厚礼,沉吟片刻,然后开始询问秘鲁境内有多少奴隶。答曰:3000人。将军又问每个奴隶售价多少,答日:身体健壮的350 比索一个。于是玻利瓦尔告诉人们,除了他刚刚接受的这100万比索之外,他还愿意尽其全部资产,买下秘鲁所有的奴隶,然后放他们自由。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上等人,玻利瓦尔将军,南美洲的“解放者”,百战百胜的英雄,不仅才华是上等的,品质也是出类拔革的,这才是流芳千古的精英,两百多年过去了,人们依然怀念着他。这样的人,是那些一心只想当贵族的浅薄的人所望尘莫及的。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高贵,同情心是个重要的标志。哥德曾经说过:“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疏远所谓下等人以保持尊严,那他就跟一个因为怕失败而躲避敌人的懦夫一样可耻。”真正的贵族,即使矫揉造作,也会装出一副体恤下人的样子,只有那些浅薄的暴发户才会在下人面前表现出无比的优越,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有钱人。
  “不歧视河南人我们还能歧视谁?”——寻求心理平稳者的心态
  最让我们惊奇的是,无论在哪一个城市,在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的群体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的民众。他们同河南人一样的勤劳,善良,他们的生活也同河南人一样艰辛。说得尖刻一点,他们并没有多少比河南人优越的地方。无论是金钱。地位、学识、修养,各个方面。这些普通人,他们的朋友中一般没有河南人,所以他们很少有机会兴致昂然地谈论关于河南人的段子。但他们总是用轻蔑的口气呵斥收废品的河南人,用厌恶的眼光瞥一眼河南的民工。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吗?不是说“亲不亲,阶级分”吗?对于比自己处境更加艰难的同胞为什么不是饱含同情而是充满了歧视?
  他们也歧视河南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知道,贫寒的生活其实并不总是与善良和同情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往往掩饰不住对富裕的向往和对富人的艳羡,也掩饰不住对贫困的恐惧和对穷人的蔑视。这其实是人类本能中令人失望的一面。在经意和不经意中,许多人都曾经对来自农村的民工和小保姆,对来自遥远的边境地区的在街头卖玉石项链的少数民族妇女,对那些穿着60年代军装的每一个农村人表示过不应有的歧视。当然,对于那些在街头卖羚羊头骨的藏族同胞大家还是敬而远之的,因为他们剽悍,还带有藏刀。但对于其他来自农村的同胞就远远没有这么客气了。
  在国际上,人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这些年来,人们总是掩饰不住对美国人财富的向往和对美国人的钦羡。尽管也恨他们动辄干涉人家的内政,但毕竟还是以钦羡为主。因为美国人很富,很强大。相反,对于那些落后的大国和小国,大家就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好脾气。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内心深处总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人总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自己的尊严,找到自己的信心。或者是金钱,或者是地位,或者是学识,或者是活动能力,如果这些都没有时,就是理想或者希望也行。为什么那么多的失业工人宁肯艰难地忍受,也不愿登记领取救济金?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丢不起那个人。但有些人确实已经生活在最底层了。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每天要在流水线上工作到筋疲力尽,或者在田里干到月上西楼,没有机会同那些有财产、体面的人成为朋友,没有机会引起经理的注意,一句话,找不到人生的尊严和生活的信心。但又不甘心这样下去,承认自己是最没有能力和地位的一个群体。怎样找到自己的优越感呢?改变自己的实际处境是最理想的途径,但谈何容易?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挣钱和提高社会地位更艰难的事情了,因为竞争是那样的激烈和残酷,而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实力。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找到比自己处境更低劣的人。他们平常在自己的社区不大摆得起谱,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心态。不幸的是刚刚走出乡土的河南人又遇到了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
  看到那些普通民众对河南人的歧视,笔者不禁想到我曾经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小镇。所谓的镇,也就是有那么一条小街道,街道两面有一些店铺,店铺的后面就是农田了。在我的概念中,这里都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村,但是镇上的农民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也说乡下人,但不包括自己,而是指其他村子里的农民。他们自称是“街上的”。他们绝对不能容忍把自己混同于乡下人。他们瞧不起村子里的农民,这种瞧不起是真正的轻视,而不是装出来的。他们有时也用轻蔑的口气说城里人,但那口气还是能让人感觉出来,并不是真正的轻视,而是嫉妒。而他们看不起乡下人,就像城里人瞧不起他们一样,认为他们没有见过世面,土气。我在最初的几天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当我最终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很震惊。我深深地为人类寻求优越感的强烈本能感到吃惊。后来,我和那个小镇的一个青年熟悉了,彼此有了较深的交情,我直言不讳地问他:“大家都是农民,你们为什么老歧视人家村里的人呢?”他反问我:“我们不歧视他们,又歧视谁呢?我们歧视你们,可能吗?难道只许你们城里人歧视我们,我们就不能歧视一下别人吗?”这个小镇并不重要,当然也不出名。它只不过是中国上万个镇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但正是它的普通,使它具有了很强的代表性。我相信,这种最基层的歧视,在中国的每一个小镇都存在。
  笔者从来没有问过这些歧视河南人的普通劳动者,但我想如果他们能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心声,大概也就这句话了。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种族歧视者多是劳动阶级的原因。本来,按我们的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劳动阶级应该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处境,同情他们的斗争,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我上大学的时候读了美国史,这才知道,美国臭名昭著的“三K党”;其成员多是工人和农业工人。相形之下,中产阶级和富豪们,无论是由于所受的教育,还是出于天生的同情心,还是为了故意显示绅士风度,对与被压迫民族,常常要表示出一定的同情来(不管真正的同情,还是虚伪的表演)。他们不需要特别歧视落后民族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优越感,他们在同胞中就有足够的尊严。
  在“文革”期间,我曾经见过乡下的“地主分子”。他们在外表上看和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但神情却不太一样。他们总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村里人可以任意地对他们呼来喝去,小孩子常常向他们扔石头,吓得他们不敢出门。当我逐渐成年的时候,才明白不是所有地主都是恶霸。当他们已经交出了土地,不再剥削农民的时候,他们也就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歧视他们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对于恶霸地主,当他们偿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之后,也没有理由再歧视他们。即使对于屠杀过我们的日本侵略者,我们也没有这么残忍,何况是对于自己的同胞呢?更何况对于他们的孩子——那些同我们一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呢?我们不否认极“左”思想对农民的毒化,误导了农民。但也不能否认,这些质朴的农民在对地主、富家、资本家这些“贱民”的歧视中,也获得一种“优越感”。极“左”思想的引导只不过迎合了他们内心的一种需要。
  当1978年,一代伟人邓小平决定把所有改造好的前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帽子”的时候,我的一位远房伯父,一位朴实、厚道的农民很伤感地说:“以后地主、富农的孩子就同咱们的孩子一样了。”他当时的失望模样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许多年后的今天,伯父早已不在世了,我回想起他当时的表情,不禁替他想了很多。我们老家村子里的那两家地主,说实在的,并不是很大的地主,也不是什么恶霸,相反人缘都还可以。伯父和他们没有什么仇恨。但是有他们的存在,伯父会觉得自己不是村里处境最悲惨的人。当时伯父有7个孩子,生产队每天的工分只值9分钱,粮食根本不够吃。有那两家地主存在,至少使像伯父这样的农民能够产生一种翻身做主的感觉,一种虚幻但又持久的优越感。对于一个最贫穷、最老实的农民,这种翻身做主的感觉是很有必要的。它是黑夜生活里的一支火炬,是干旱沙漠里的一朵鲜花,是贫穷生活里的精神支柱。但必须指出,这种虚幻的精神支柱是不能持久的。
  因为它是假的。
  我相信许多老实的普通市民对河南人的歧视是出于这种心理需要。就像镇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一样,就像农民看不起当年的地主、富农一样,就像西方的产业工人看不起黑人一样。他们有这种心理需要。在艰辛和缺乏尊严的日子里,他们精神受到过严重的伤害。但他们奈何不了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有时是因为惹不起人家,有时是因为这种伤害无从说起,它是无形的,却又无处不在,有时仅仅表现在轻蔑甚至只不过是漫不经心的语气中,但确实令人懊恼。这种愤懑和懊恼发泄在孤立无助的河南人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
  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笑话:经理遇到了窝火事,无处发泄,就把员工教训了一通;员工窝火,就把妻子骂了一顿;妻子不平,就把孩子打了一顿。河南人在许多城市就扮演了那个孩子的角色。
  在笔者居住的小区,守门的保安人员是一个河南小伙子。有一次,一家居民搬运家具的时候,长时间地把车停在大门口,挡住了别人的路。保安善意地提醒这一家的主人,并表示可以帮她把车子拉到合适的位置。这位中年妇女大概觉得保安的提醒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她不仅强辞夺理地说自己没有影响别人的来往,还侮辱小伙子:“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教训我?你们河南人只配给人家当保安,当狗!”直到小伙子反过来低声下气地向她赔不是,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还曾经见过一个售货员,与要求换商品的河南顾客发生争执,她不仅用挖苦和嘲讽赶走了这个可怜的顾客,得胜后还洋洋得意地对周围的同事说:“一个臭河南人还想当‘上帝’?也不照照自己。”中年妇女和这位售货员的言行让我们想起了阿Q。阿Q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先是宣称自己是赵太爷的本家。后来被赵家禁止后,只能安慰自己“先前阔多了”。他先是欺侮王胡,遭到痛打,又把目标指向小D,结果只打了个平手。实在找不到可欺侮的人了,只好去欺侮小尼姑。
  我同情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境遇,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有一点必须清楚: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尊严”建立在欺侮别人的基础上,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如果说那些“城市贵族”和暴发户对河南人的轻蔑让我们感到愤怒和厌恶的话,这些普通劳动者对河南人的歧视则使我们感到悲哀。就像读到曹植的《七步诗》时的那种感觉。是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盲从者的心态
  有些人对河南人的歧视纯粹是出于偏见。这些人其实根本不了解河南人,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河南人。河南人三个字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他们对河南人的印象完全来自于道听途说。
  段子听多了,自然就会对河南人产生负面的印象:河南人穷、河南人土、河南人脏、河南人不诚实……这就是偏见,并且一旦形成,接着就产生歧视。偏见不知不觉中对人的行为发生微妙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卡尔沃德及其同事首次训练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对求职者进行面试。他们的观察揭示了考察者在黑人面试求职者与白人求职者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面试白人相比,当求职者为黑人时,考察者无意中坐得与求职者稍微远一点,谈话中语误出现的更多,面试时间缩短25%。
  偏见和歧视相互作用,越来越强烈。有了偏见,就会加倍歧视,有了歧视,就有了更多的偏见。对河南人的印象也是这样的。当你听到的丑化河南人的“段子”太多的时候,你脑子里的河南人印象一定是很差的,尽管这是不正确的。当你形成这种错误的印象后,你就会有意无意地表露出来,进而影响其他人。这种相互感染,其结果是可怕的。
  笔者问过很多对河南人有偏见的人,他们究竟对河南人了解多少?回答竟是出奇地一致:没有接触过河南人。再问,那么你对河南人的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也是出奇的一致:听人家说的。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在电视上当众宣示“坚决不嫁河南人”的年轻女子。她对外地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不过“人家都说外地人不好嘛。我总不能嫁一个大家都看不起的人吧,那多没面子”。如此决绝的态度,原因竟是如此简单。
  人都有接受暗示的倾向。古人说“三人成虎”,本来谁也不相信通衢大都会有老虎光顾,但听好几个人说过之后,就不由得你不相信。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大城市娱乐性媒体起了添油加醋的作用。很多“白领”阶层向来以晚报为主要读物,而这些读物上面关于外地人尤其是河南人负面报道实在是太多了。有的题目上直接显示河南人的劣迹,有的则在文中“适当”的位置点出“犯罪嫌疑人系河南某地在京务工人员”。即使在一些很“中性”的报道中,这类歧视倾向也十分明显。
  请看2001年11月7日《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醉倒街头得人救本报12月4日晚上11时30分左右,阚绪军和女友经过北京电视台附近时,发现栏杆旁蹲着一个20多岁的女孩,满头散发,不停地摇头。上前询问,才发现这个女孩喝了好多酒,一个劲傻笑,“我这样用不着你管,你算老几?”阚先生和女友将她扶回自己的住处,给她服下解酒药。
  姑娘醒来,才知她姓张,是从河南驻马店来京打工的。今年3月结识了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卢某,不久他们就相恋了。可几天前,卢某说自己想换一部手机,需要4000多元钱,问张小姐有没有钱,张小姐于是就从自己的存折里取出了2000多元钱,给了男友。拿了钱后的卢某再也不见了,张小姐怎么呼他也不回电话,最后到了卢某的公司,却发现这个所谓的公司也早已蒸发。上当受骗的张小姐感到无脸再见亲友,想狂饮白酒醉死街头,没想到遇上好心人救她活命。
  应该感谢这两位北京公民,他们的确是助人为乐的好人。但我不满意作者的写法。这篇报道的点睛之笔在于“是从河南驻马店来京打工的”这句话。本来这件事跟地域歧视没有任何关系,这么一来就有了关系。请看作者笔下的河南女孩“借酒浇愁愁更愁,醉倒街头得人救”、“满头散发”,“一个劲地傻笑”。这就是河南人的形象。其实我相信作者并没有故意伤害河南人。但这类报道太多了,无形中就等于告诉大家,河南人就是这个样子。
  有人会说,许多类似的报道,主角是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等,为什么他们可以说,而河南人不可以说呢?这还是有差别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效果是不同的。无论全国的电视如何拿上海人开玩笑,都不足以令人对上海产生歧视。但对河南人就不同了。对一个弱势群体轻微的丑化,都足以严重损害其形象。百万富翁偷走饭店的银餐具,是好奇,是幽默,是个性,而一介平民偷走这些东西就是真正的偷窃。过去内地人剔牙是一种恶习,而广东人带来这个风习后,就成了一种正常的活动了。形式上的平等其实仍是不平等。在舆论宣传上,即使你“如实”地报道河南人的种种缺点,也会强化对河南人的丑化。而你无论如何报道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的不雅之举,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形象。一富遮百丑!一个女孩如果在背后鄙夷她的女同事:“哼,找个河南乡巴佬。”那么其他的女孩听到一定会觉得找个河南人做丈夫是很没面子的。至于为什么,她不会去深究的,她只知道找个河南人是没有面子的事,这就够了。
  当然,这些随大流的人,他们内心还是有深深的不平等的观念存在的,只是一开始并没有指向他们并不了解的河南人。当听了太多的关于河南人的“段子”,他们这种深深的歧视就本能聚集在河南人身上。
  过去人们常常说,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我相信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从一件小事上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也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盲从就是我们民族最令人不愿回忆的性格之一。因为盲从,我们曾经相信几年内就能“超英赶美”,共产主义马上就能实现,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盲从,我们居然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受苦,结果自己瞎折腾了那么多年,什么都耽误了;因为盲从,我们自己内部斗来斗去,既伤害了感情,又什么也没有得着。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我危言耸听:只不过开句玩笑吗,何必小题大作呢?你们河南人真农民!这么说是不对的。没有傻瓜就没有骗子。一个人盲从确实不是多大的事,很多人都盲从事情就麻烦了。众人盲从作出的事,危害甚至比个别人恶意作出的事危害更大。当年汪精卫投降日本,那么多的军政人员相从。这里当然有许多铁杆汉奸,但也有众多的盲从者。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头脑,既然“汪先生”跟日本人合作了,也就稀里糊涂跟着走了。真正有意低毁河南人的相信不占多数,正是因为盲从的人太多,才形成了众多一致丑化河南人的现象。
  一个盲从的民族,还是一个没有成熟的民族。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某些知识分子的心态
  笔者一直怀疑,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有许多是知识分子的创作,因为许多段子都挺有“文采”,似非下里巴人所能为。假如果然是这样,其无聊如斯,令人无话可说。不过知识阶层其实没有太多的地域歧视。即使段子是他们编的,也多半是出于无聊,并不是真的歧视。
  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哪位教授招研究生时声称:“坚决不收河南人。”我想着大概是因为知识阶层的人毕竟不同于民工,即使歧视也找不到多少“歧视点”吧,在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地域差异已经很小。笔者曾在高校学习了多年,同各系的研究生、博生、教授、博士生导师都有接触,好友中不少都是各大学的研究生或导师。给我的感觉是其实没有什么人当真歧视河南人。至少,无论男生女生,找对象的时候也都没有谁考虑对方是不是河南人这个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知识阶层没有调侃河南人的现象存在。我曾经在不止一个场合听到教授、博导甚至院士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拿其中的河南人开开玩笑。不过知识阶层的调侃,更多的不是出于歧视,而是出于精神的空虚和生活的无聊。由于空虚和无聊,他们需要一个发泄的契机。但是他们这种善意调侃,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有趣,反而令人觉得失望。
  让人失望的倒不是他们对河南人的调侃,因为这种调侃不含多少嘲笑的成分在内。在圈子里,他们理性地知道河南籍的同行们的学术水平并不低于自己,而在学术圈外,河南人根本就是距离他们很远的一群人。他们的生,他们的死,他们的幸福与不幸,都与自己无关。真正让人们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在这种调侃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麻木不仁。
  我一再重申,对河南人的丑化,实质上是现代社会存在的一种很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如果作为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都失去了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敏感,那么可以说就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堕落。
  中国目前的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不断涌现。比如社会各阶层的贫富距离越来越大,地区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还有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许多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他们经常谈论某某某提前升了教授,谁谁谁在哪个著名刊物发表了论文,至于这些人的成果究竟有什么思想性,有什么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他们并不关心。许多导师对学生津津乐道的是如何把一篇论文做得很好看,很规范,看起来好像很有分量,很有水平,要引用多少国外的材料。这些事情,说白了就是一些高级匠人的活。
  王朔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一书中说某位大师的学术既无新思想又无新方法,只是一些材料的堆砌。此言说得有些尖刻,但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大师尚且如此,“小师”就更不用说了。本来,提出新思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求每个学者都有很独到的思想确实也不现实。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根本就不去想这些事。这就要命了。他们很少真正关心学问,更很少真正关心社会问题。当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没有传统学术皓首穷经的耐心,也没有“五四”知识分子关心劳动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荣誉和地位。比如什么时候评上教授,什么时候当上博导。如果某个人在某年要退休,那么一定争取在退休手续办理之前当上博导,以便退休之后还可以带一个博士——学术圈外的人可能不知道当上博导有多大意义,但圈子里对这一点是十分重视的。另外一些人则忙于制造一些文化快餐、文化“口红”之类的东西,拿所谓的“文化”来糊弄淳朴的百姓。
  无论是按传统知识分子所遵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训,还是按“五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劳工神圣”的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仅不应该津津乐道这些无聊的话题,而应该起来说话才是。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只知道关心个人利益,对社会,对人生疾苦早已失去了热情。有人说这是成熟了,不错,对于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成熟了,至少可以安全地有保证地名利双收,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则可以说是堕落了。
  总之,对河南人的所有的歧视、丑化,反映了我们民族心理中存在的那种深深的不平等的观念。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有许多过人之处,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但是我们的文化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不客气地说,传统的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同情弱者的文化。“胜者王侯败者贼”,一句话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残忍的一面。鲁迅用“吃人”二字点出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虽然难免偏激,但确属真知灼见。中国民族性的这种缺陷,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已经表现得入木三分。
  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正是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最大的区别

第三篇为什么不能嫁河南人:河南人就是这样

河南人就是这样
话说有一天,东北人、广东人、安徽人、上海人、北京人、浙江人和河南人共乘一架飞机,飞机升空后发现超重,需要一个人跳下去才能确保安全。谁该跳下去?广东人掏出一张支票:“哪位跳下去,这张支票就是他的了。”北京人慷慨陈词:“生命是能用钱买的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就一条命吗?我——”当众人敬佩地看着他的时候,北京人却话头一转:“我今天要和联合国秘书长特使谈论国际维和问题,事关全人类的大事,我不能死,只好把青史留名的机会留给诸位了。”上海人说:“我认为谁该跳下去,要由一个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来决定。我的宝贵生命是为大上海的经济地位服务的,没有理由不珍惜!”安徽人忽然泪流满面:“俺是农民,俺该跳下去,可俺家还有80岁老娘。”东北人不耐烦了,亮出拳头说:“整那么多废话干吗?谁的拳头硬谁就留下!”于是大家都看着瘦小的浙江人,浙江人拿出一个小秤说:“我才80斤4两,即使我跳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这时河南人站出来了,啥也没说就拉开了舱门。从驾驶舱又过来一个河南人,拍着他的肩膀说:“关键时刻还得看咱河南爷们,老哥陪着你一起跳!”机舱里一片赞叹声!突然,飞机剧烈下坠了——陪老乡一同跳下去的河南人是驾驶员。河南人天生不爱表达,忠厚老实,外粗内秀,心里的话从来就羞于表达,有时急得脑门冒汗;河南人说话不好听,一口浓浓的河南口音,伴着憨厚的朴实的语言,仍不被人理解甚至让人误解;河南人只会踏踏实实的去做,跟河南人交朋友,你要有耐心,其善良纯朴的心要慢慢去领会。河南人很难说出动感情的话,一旦说了,那可是一般人没有的勇气啊。河南人,只可放心地去交往,绝对可交!忠诚,是河南人历来的优良品德,最近感叹于一则调查报告,河南人的离婚率全国最低。河南人眷恋着自己的故乡,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证明自己是好样的,是实实在在的河南人。河南人热爱自己的故乡,河南人特别重视老乡关系,共同的生活地域,共同的生活背景和氛围,共同的乡音,使出门在外的河南人在相互交流中既找到了亲切感,又驱逐心中的寂寞。忠诚构筑了河南人生生不息的本质,而这忠诚的信念厚厚地渗透沉淀在河南人的心灵深处,一旦他们认准了值得为之忠心耿耿的事或人,就会忠诚有加,不会有丝毫懈怠,为朋友同生死,共患难,两肋插刀,忠于爱人,忠于家庭,终于朋友。河南人老实,擅长政治,擅长经商,河南人做生意不愿到南方来,南方人太精明,河南人没心计,不习惯勾心斗角,河南人宁愿吃亏,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本分,以诚待人,不管别人对自己怎样,我要真诚对待每一个人,这种为人处世之道,眼前亏可能会吃些,但最终笑到最后还是河南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请信赖我们河南人。做人要厚道,眼光放长久点,这世界还是我们老实人的。河南人是优秀的,细心的你就会发现,河南人各方面都不差,经济、文化、体育,甚至读书的孩子,都是那么的刻苦、勤奋,天南地北的河南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撑起一片天,没有河南当年的大规模移民,就没有现在的东北三省,东北人往上数几辈,就会发现祖辈原来是河南人。河南人很少谈及爱情和自己爱的人。因为河南人骨子里面认为这是他们最宝贵的东西。河南人一旦选定自己爱的人,就会和他死心踏地好一辈子,哪怕一开始不喜欢,也会慢慢变得喜欢,并好好地去爱去付出。河南人极不愿意提及分手,因为他根本不会去伤害一个人。河南人不擅长花前月下,不擅长花言巧语,甚至不懂浪漫,但能对自己心爱的人笨拙地尝试去做,你不要打消他的积极性,这份认真和诚意迟早你会感受到的。据调查,90%的美女愿意嫁给河南人。是河南人就给我转转了就会幸福一生!!!“--”&“--”……
是河南人的就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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