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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华国锋不让位]华国锋成为指定接班人内幕解密
华国锋成为指定接班人内幕解密
2011-07-26 深圳新闻网
文章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1969年4月，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之中。从此，华国锋不再是“列席”中共中央全会，而是正式的中共中央委员了。
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华国锋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便面临一场尖锐的斗争。在会上，毛泽东猛烈抨击了他的“接班人”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林彪集团要员陈伯达沉重的一击……在这一激烈的斗争中，华国锋理所当然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
1970年秋，华国锋担任湖南“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在中共九大之后，中共着手重建党的各级委员会。这一重建工作由上而下，先重建各省委，再重建各地委、各县委。
湖南省在建立“革命委员会”时虽然落后，在全国排名第十九，而在重建省委时却一马领先，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的新省委。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华国锋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通过“斗批改”，整个国民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会议讨论制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工作任务：一、继续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二、继续搞好“斗批改”；三、掀起工农业生产高潮；四、加强党的领导。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三届一次全会选举华国锋为第一书记，卜占亚为省委书记，杨大易为省委副书记。
中共湖南省委重建之后，华国锋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忠诚，迎着寒风，带领省委委员们去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全会。
毛泽东亲自点名，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毛泽东亲切地称华国锋是“老人”，表明了他对华国锋的关注和信赖。当时，华国锋不过49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从毛泽东跟斯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印象颇好。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垂青，最根本的一点，当然是因为华国锋多年来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毛泽东怎么说，华国锋就怎么做。
另外，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也是他得到毛泽东信任的很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曾多次称赞华国锋是老实人。
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最初确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戴，内中的原因之一，也因为华国锋为人朴实。
华国锋具有可贵的“平民情结”。虽然他步步高升，仍一直保持着“平民作风”。在“宣传华国锋”热潮中，曾出现一幅华国锋帮助一位老太太拾菜的宣传画。这多多少少反映了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在湖南湘潭，流传着华国锋和三个孤儿的故事：
1951年6月，华国锋调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他到任才一个月，便在湘潭医院门口见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华国锋把这个小女孩收留，请县招待所负责照料。接着，在这年10月、12月，华国锋又收留了在湘潭街上遇见的另两个孤儿。华国锋分别为这三个9岁、8岁、3岁的小女孩取名华平、华清、华湘。内中，华清、华湘都双目失明。华国锋决定由政府拨款抚养三个孤儿，并托付湘潭县招待所的职工刘秀英照料，而他自己仍不断关心这三个孤儿。后来，这三个孩子都相继成人，结婚成家。
华国锋平日坐机关不多，他常在农村。他衣着朴素，总是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人们这么回忆1966年华国锋在湖南郴州、衡阳地区“欧阳海灌区”工作时的情景：
华国锋同志生活上艰苦朴素、毫无特殊的作风，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居住在指挥部的那些日子里，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坚持自己提水、洗衣，和民工在一个食堂里排队端饭。有时外出检查工作，别人要为他多添几道菜，他总婉言谢绝。常宁县白沙公社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灌区筹建初期，一天，华国锋同志和指挥部几位同志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出发到桂阳湖溪桥去为大坝实地定点，路经白沙公社吃午饭。事先华国锋同志怕公社同志特殊照顾他，不让给公社打电话。那天正巧公社的领导同志都外出了，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家。这位工作人员没有见过华国锋同志。当时天下着毛毛雨，车子停稳后，跳下六七个人，手里都挽着雨衣。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满身泥迹的同志，热情地和这位工作人员握手，讲明来意。这位工作人员赶忙准备了普通饭菜招待他们。吃过饭，如数付清了饭钱。临走时，那位为首的同志紧紧地拉着这位工作人员的手，表示感谢。事后，这位工作人得知他就是省里的华书记，感动得到处逢人便说：“华书记可朴素啦，做着大官不像官，不坐小车坐卡车，这样的领导，真好啊！”
以上的回忆虽说是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发表，但大体上符合事实。
华国锋多次以普通家长的身份，亲自参加学校的家长会，也是颇为感人的。
华国锋在湖南工作时，他的几个孩子先后都在长沙北区中山路小学上学。华国锋好几次步行到学校里去，征求老师对孩子的意见。他的孩子在学校里，从不享受特殊待遇。华国锋曾被这所小学推选为“优秀家长”。
1974年3月21日晚上，北京166中学召开1973届高中毕业生家长会。华国锋的最小的女儿苏莉是这一届的毕业生，华国锋作为家长，接到学校的通知，步行前往这所中学，在教室的后排座位坐下来。当时的华国锋，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仍如一位普通的家长一样，去出席家长会。
当时，正是毛泽东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时候。学校领导要华国锋讲话。华国锋以家长的身份表态：“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儿，身边就这么一个了。我还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
后来，小莉插队落户到北京市平谷县许家务大队。1975年2月5日上午8时，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祥和几位大队干部到北京进行家庭访问，华国锋以家长身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谈话中，陈永祥从华国锋那里得知，昨天夜里，辽宁营口、海城一带发生了地震。华国锋马上要乘飞机赶往那里。华国锋是利用出发前的一点时间接待他们，因为他自觉是家长，一定要亲自接待他们来访。
1976年8月4日，唐山刚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后不久，华国锋就赶到那里。华国锋乘坐一辆北京吉普车，在唐山的一片废墟中奔驰，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当华国锋向群众发表讲话时，余震发生了，附近的屋架倒塌，发出响亮的轰鸣声。华国锋仍坚持讲话，鼓励大家战胜自然灾害……
2006年，为了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一篇署名为智青仁的《唐山大地震中与华国锋的零距离接触》，回忆了当时赶往唐山的华国锋：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使我想起了地震刚刚过后与华国锋零距离接触的一段往事。
1976年8月4日上午，正在忙于抗震救灾的开滦吕家坨矿接到上级通知——下午，中央领导来矿视察（没说哪位领导）。
8月4日下午3点钟左右，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一列由大约20多辆军用吉普车组成的车队鱼贯驶入开滦吕家坨矿东大门，一直开到在矿办公楼广场用简易棚搭成的矿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前停下来。等待迎接的领导及我们工作人员看到第一个走下车的竟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喜和兴奋。陆续走下车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谢静宜、煤炭部长肖寒、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以及北京军区、省军区、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还有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开滦党委书记赵成彬等。
时任开滦吕家坨矿党委书记的马庆云把各位领导迎进简易棚搭成的整个南面敞开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请领导入座后，他开始向华国锋总理汇报吕家坨矿抗震救灾的工作情况。当时我作为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领导指定在现场作记录，因此有机会零距离与华国锋接触（两米左右），亲身目睹和聆听了华国锋在吕家坨矿的音容笑貌。
华国锋当天身穿一身灰色中山装，由于天气炎热，加上纽扣没有解开，因此满脸淌着汗珠。他的面色红润且严肃、凝重。他最关心的是职工群众的生活问题。当他问到生活用水是否解决时，马庆云回答已经解决并当即把已倒在大瓷碗的热水端到几位领导面前，请他们品尝。华国锋端起大瓷碗就喝了几口，并点点头，面部显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而副总理陈永贵则端起一碗一饮而尽。
之后，华国锋又询问了地震前矿井情况及地震后遭受损失、设施破坏、影响生产、抗灾措施等情况，马庆云一一做了汇报。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鲜为人知。当时可能是想把矿山的一切情况一股脑都向总理道出来，这个解放前老工人出身的矿党委书记的汇报始终没有停顿，忘记了给总理插话的机会。这时，坐在马庆云身后，拿着本子等待记录总理指示的煤炭部长肖寒有点着急，于是就在后面用手拉了一下马庆云，示意他多听总理的指示。他回头看看肖部长，好像没什么反映似的又继续不停顿地汇报起来。我在旁边看到此情景差点笑出声来。
后来华国锋停止了问话并作了重要指示，主要精神是要求广大职工要采取有力措施，抗震救灾，恢复生产，早日出煤。接下来，在局、矿领导陪同下步行到被震坏的矿井主井井架下和洗煤厂厂房前看遭受破坏的情况，并和矿洗煤厂、机电科的几名中层领导询问具体情况，并提出希望。大约在4点多钟，华国锋等领导怀着对广大开滦矿工的殷切期望离开了吕家坨矿。
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视察后，开滦吕家坨矿的广大职工受到了巨大鼓舞，并以此为动力，掀起了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新高潮，恢复生产的胜利捷报一个接一个传来。到1976年11月28日在开滦实现了第一个全面恢复生产。11月29日，我亲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节目中听到了国务院专门为开滦吕家坨矿全面恢复生产发的贺电，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此贺电。
当时毛泽东正在重病之中，见到《人民日报》刊登的华国锋在唐山的照片，连连地点头……
正是由于华国锋在个人品质方面有着令人感佩的一面，所以毛泽东称他是“老实人”。
据中央警卫部队的退役战士回忆，华国锋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事务繁忙，可他仍经常自己洗衣服，亲自带领战士们大扫除。他对下级从不乱发脾气，总是和蔼可亲，乐于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对于工作人员签字、合影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
也正是因为华国锋具有“平民情结”，所以普通老百姓往往对于华国锋持好感。
1971年2月，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来升任组长)，主管全国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工作。这样，华国锋由县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国务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迈，终于进入中央。
这时，华国锋仍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由卜占亚主持日常工作。
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也不时去湖南。
1971年4月，毛泽东来到长沙，当见到几个湖南的接待人员胸前佩着毛泽东像章，便说“讨嫌”，要他们摘掉。
毛泽东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后，又把自己读过的16开本的《共产党宣言》送给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嘱咐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毛泽东这些细节，透露出他对林彪所搞的“四个伟大”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走捷径”之类的厌恶。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10多天后，又来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住了5天，于8月31日前往南昌。
华国锋作为陪同人员，在武昌、长沙两地听毛泽东讲党的历史和庐山会议情况。
毛泽东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吹风”，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了结去年庐山会议没有了结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
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对华国锋说：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泽东此言，一下子使华国锋警觉起来，意识到路线斗争是当今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气氛显得非常严肃，非同往常。毛泽东在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华国锋以及卜占亚作了一次谈话。
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奉毛泽东之命赶来长沙。毛泽东和他们谈话一次。
最后，毛泽东又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毛泽东当着华国锋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华国锋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对华国锋等人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后来，毛泽东还带头指挥唱起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
毛泽东离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决定。
后来，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叫做“吹风”，又叫“打招呼”。毛泽东在此前后几次谈话后来整理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在谈话中直截了当地点了林彪的名：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的是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唱《国际歌》，为的是说明世上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跟华国锋谈话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华国锋虽然跟叶剑英不熟，但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倚重叶剑英，最初就是始于毛泽东的这句话。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又一次表示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忠诚：带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故，中间一度由李震代理，后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部长。
谢富治，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病故于北京。
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还是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
前已述及，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过，毛泽东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1971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另外，毛泽东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于1916年，比华国锋大5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毛泽东把黄永胜调上庐山，和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所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之后，先是让他在北京“读书”，出席各种会议。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根生曾这样回忆当时与华国锋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其实，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就曾对陈云的来信作了批示。
当时，陈云跟邓小平一样，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谈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区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在信中写道：
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访的时间。
翌日，毛泽东便在陈云来信上批示：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泽东又在陈云来信的信封上批示：“请总理办。”
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批示，陈云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陈云能够从江西回到北京，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于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信，同样也从江西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所以，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很快地，在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
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泽东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泽东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
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四人帮”又渐渐得势，借助于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基本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
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1月31日，毛泽东在《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
不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毛泽东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借此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毛泽东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当时华国锋在国外的知名度并不高。外国记者很惊讶中国突然“冒”出个华国锋，称华国锋为中国政坛上的一匹“黑马”。
5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这匹“黑马”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2) [如果华国锋不让位]华国锋淡出政坛的真实内情（组图）
华国锋淡出政坛的真实内情（组图） (2010-04-13 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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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以后，担任了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然而，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华国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从显要到逐步“淡出”政坛的过程，却鲜为人知。
1976年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后，中央要求在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并列悬挂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标准像。
1976年12月2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全体常委和省委机关干部在省委机关大院举行仪式迎接华国锋的标准像
华国锋“淡出”政治舞台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虽然中国的实际领袖已经由华国锋转为邓小平，但是华国锋在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不知内情的人，只是从《公报》第五段中关于华国锋提议“少宣传个人”那一段话中，隐隐约约感到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发生了一点麻烦。不过，这只是“隐隐约约”而已。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主席台上。 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决定对中共高层领导“只增不减”、“只进不出”的原则。但是，该“减”该“出”的，毕竟还是要“减”要“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初的人事大变动发生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全会决定增选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还批准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人事变动，意味着华国锋虽然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是这个主席已经成为“空头主席”了。
1980年5月6日至9日,华国锋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总统葬礼活动。华国锋应罗马尼亚邀请,从南斯拉夫前往罗马尼亚进行短暂访问。
1980年5月17日，华国锋主持刘少奇追悼大会。
1980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文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言而喻，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针对华国锋的。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说：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指示，同样暗含对华国锋的批评。
赵紫阳除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外，尚未安排其他职务。但是，不久之后，便显露了对赵紫阳的重要安排。
那是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这样，华国锋失去了他在“政”方面的最高职务。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是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行党政分工的决定。
1980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指出：这次会议的革新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上。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把党的工作和政府工作切实地明确地分开，各级党委第一把手已不兼任政府职务。正因为这样，不光是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也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应当说，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属正常人事变动。
9次政治局会议解决华国锋问题
198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华国锋提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
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公共场合并排悬挂毛泽东和华国锋画像的现象不复存在。华国锋的画像纷纷被取下。华国锋语录以及题词也被纷纷取下。至今，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华国锋题词，那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镌刻在大理石上的金字。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职务的最大变迁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全会总是由华国锋主持。
然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却是这么写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共中央历届全会公报或新闻公报上所没有过的。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耀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原因，公报中是这么写的：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也就是说，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之后，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共计出席者29人。
召开这9次会议的原因，是自从1980年8月中下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对此进行讨论，并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胡耀邦说：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5条表现，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胡耀邦还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还有人在会上对华国锋说：“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还指出：“国锋同志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叶剑英在发言中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叶剑英回忆了毛泽东临终时欲言未语的难忘情景，说道：
“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留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
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
会议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
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婉言谢绝。他认为，在60多岁的人当中，胡耀邦政绩显著，所以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
邓小平说，他自己只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通报》向全党打招呼
当时，考虑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
这个《通报》，实际上是向中共全党打招呼。《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共五条：
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
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
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通报》还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
在华国锋即将辞职而未辞职的这一段微妙的时间里，华国锋虽然身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实际上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已经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已经很少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公开出面。
1981年元旦，华国锋拒绝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话会。
1981年2月4日，这一日子对于华国锋是难忘的。这天，是中国农历鸡年的除夕。胡耀邦建议由华国锋出面宴请越南黄文欢。华国锋拒绝了，不愿露面。胡耀邦求助于邓颖超。邓颖超是黄文欢的老战友,要出席这次宴请的。邓颖超给华国锋打了电话,希望华国锋能够主持这次宴请。华国锋只得答应了。于是，在除夕夜，华国锋来到钓鱼台18号楼——这是华国锋最后一次出席国宴。
席间，当招待员给华国锋递上一盘煎鸡蛋时，使华国锋意外惊喜：因为这煎鸡蛋非同一般，是在去掉蛋黄之后煎的。华国锋平时最喜欢这道菜。国宴厨师知道华国锋将要辞职，今后没有机会再来这里，所以特地做了这道他喜欢的菜。宴会结束后，华国锋送走了黄文欢，特地回身跟招待员、厨师一一握手，说道：“同志们的情，我领了!”
从此，华国锋再也没有在国宴上露面……
邓小平对华国锋的评价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华国锋究竟犯了哪些“左”的错误有如下具体的论述：
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曾谈及了《决议》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的问题：
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邓小平指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华国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保持到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12日-13日，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华国锋落选了。当然，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也就不复存在。从此，华国锋一直是一名中共中央委员。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华国锋一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之外，华国锋没有再担任别的职务。
2002年11月，由于年事过高，华国锋没有作为十六大中委候选人，但他仍是十六大代表。华国锋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
2007年10月，华国锋出席了中共十七大。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会场上（后排左一）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3) [如果华国锋不让位]揭秘1976年叶剑英确认华国锋是自己人的全过程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43期，作者：杨中旭，原题：《谁促成了华叶联手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18日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18日粉碎“四人帮”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在1976年之前，两人并不熟悉。那么，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呢？
1976年1月10日夜，一个中等个头的男子出现在朔风呼号的天安门广场。从外表看，他与广场上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那晚的广场人山人海。在官方似乎刻意降低两天前辞世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治丧规格的情况下，人们自发涌向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悼之情。
“文革”开始整整10年之后，压抑在人们心头的愤懑情绪已燃到了顶点。总理病重时，邓小平曾经给大家带来希望。但好景不长，从1975年底起，邓小平的“钢铁公司”开不下去了。
那个中等个头的男子，默默地走在送花圈的人流中，观察着身边的人。在场的人没有谁知道他的身份，甚至他自己也不曾预料到，自己会为9个月后粉碎“四人帮”做出一份独特的贡献。
1焦虑
这个人，是熊向晖，就是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十余年、被毛主席称为“一个人顶几个师”、后来被誉为中共情报保卫“后三杰”之一的那个传奇人物。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多年地下工作的历练，使熊向晖很少情感外露。据他的女儿熊蕾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甚至在家中，也很少看到父亲情绪上的波动。
但从1975年的秋天开始，25岁的熊蕾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父亲的焦虑。在家中，熊向晖常常叹气。
熊蕾知道，这是因为周恩来的病情加重、邓小平的日子变得艰难、极左派愈发嚣张所致。
以往很少聚会秋游的熊向晖，此时去八火处、香山“游玩”的次数比往年明显增多。同行的人，通常是一些可以交心的老战友。说是秋游，实际上并没有观赏风景，而是互相唉声叹气。还有一次，熊向晖在和罗青长通电话的过程中，谈到总理的病情，说着说着就开始流泪。这给熊蕾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女儿的记忆中，几乎找不到父亲流泪的片段。
事实明摆着，老干部这股政治力量正在陷入群龙无首的危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高层政治斗争中能够对“四人帮”有效制衡的，只有这些开国元勋们。
他们中间，熊向晖对周恩来还有着特殊的感情。周是中共情报工作创始人、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领导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熊向晖最为敬重的长者。他和老战友们猜测着，邓小平再度靠边站以后，谁会接任总理。
谁接任总理，对当时的中国至关重要。按照国务院的排位，周、邓之下，就是张春桥了。熊向晖等人聚会之时，一是出于安全，二是出于轻蔑，对张春桥一直以“眼镜”称之，而那个女人的名号，则是“三点水”。如果“眼镜”接掌行政权力，这个国家会继续乱成什么样子？老百姓要接着吃多少苦头？
对这一局面，老干部们有束手无策之感。不仅如此，另一位老干部的领军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也陷入了困境。“三点水”在一些高层级的场合公开宣称，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邓小平)，一个是广东(叶剑英)。“四川”既倒，火力开始向“广东”集中。
“四川”与“广东”两个敌人的说法，熊向晖还是从叶剑英那里听来的。
他们的交情，始于1969年。被诬称“二月逆流”干将的4位老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受毛泽东指示，集中研究国际形势。熊向晖由周恩来总理指派，给4位老帅当助手，集会数十次，从未缺席。思想感情和立场的一致，使熊向晖很快与4位老帅变得无话不谈。
1976年1月21日，熊向晖见到叶剑英。叶帅告诉他，自己的处境现在也变得很困难。
熊向晖的朋友很多，身处决策层的朋友也不少。“文革”中，4位老帅是他的挚交，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局常委当中亦有他清华的校友。但他有一条原则：你只要还在位，我就不会去找你；如果你有事，请随时找我。
这一次，也是叶帅主动找来熊向晖吐露心扉：政治局的“批邓”让他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
此时，邓小平已经实质倒台，“四人帮”风头正盛。有人建议，叶帅到南方去避一下风头。叶帅因此想要去广西。
叶帅处境艰难，无疑加重了熊向晖的忧虑。他问叶帅：如果你去广西，军委怎么办？叶帅回答：军委我还可以掌握。
熊向晖的建议后来得到叶帅的采纳：不去南方，留在北京，称病不出，进可攻，退可守。
随即，叶剑英以健康为由向中央请假。
2观察
就在与叶帅会面13天后，一个几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任命，让熊向晖们的焦虑情绪变得更为复杂。2月3日，经毛泽东提名、政治局同意之后，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5天之后，叶剑英告诉熊向晖，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和大多数人一样，熊向晖庆幸大权没有落到“那些人”手中，但心中的疑虑又增添了一层。这个平步青云的华国锋究竟是什么人？他和“那些人”是不是一伙的？
老干部们的往来仍很频繁，但没有人能说出华国锋的政治倾向。
很快，熊向晖得到了与华国锋相处的机会。这个机会，源自杨振宁的来访。
周恩来向来重视科学工作，杨振宁与李政道等知名华裔科学家每次访问故国，都能见到周恩来。如今周总理已经病故，谁来会见杨振宁，成为接待方负责人熊向晖亟须请示的问题。
他的电话先是打给华国锋的秘书。很快，就接到了华国锋要他当面汇报的指示。4月17日凌晨2时许，在人民大会堂，熊向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这位新任总理。
他先给新任总理讲了杨振宁此前在上海的故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在会见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时，大谈“批邓”，并送给杨一批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科学家不露声色地予以婉拒，说箱子装满了。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华国锋说：原来安排是我见，我不见，谁见呢？
熊向晖很敏锐，他揣测华国锋的意思是：不让张春桥见。因为按照国务院排位，华国锋之下，就是张春桥。
当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结束，110分钟的时间内，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尽管华国锋也谈到了人民群众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事，但熊向晖注意到，华国锋没有说邓小平是这次事件的后台，这与当时的主调无疑有着云泥之别。
回到家，熊向晖把自己的判断告诉熊蕾：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熊蕾相信父亲的眼力。她回忆，父亲还在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时，对妹妹的一个同学一见钟情，第二面就表露了爱意，同时坦承自己是地下党。“父亲当时对母亲说，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熊蕾告诉记者。
有点兴奋的熊向晖把自己的判断告知圈中朋友，引起了圈中一人的莫大关注。这个人，是叶选基，叶帅的侄子，总参二部参谋。
熊向晖另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身份，恰恰是总参二部的副部长。圈中老友罗青长，是这个军队情报系统的主管，正部长。
叶选基当时身负另一项使命。4月2日，叶帅在和熊向晖谈话时提到：在这个非常时期，熊向晖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有不便。以后还是让侄子选基到熊家去，沟通消息。
在得知熊向晖对华国锋的初步印象后，6月4日，叶选基和叶帅的女婿刘诗昆来到熊家。叶选基说，叶帅长期病休也不好，华国锋贵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叶两人最好能见上一面。我们说话没分量，希望熊叔叔和伯伯谈一谈。
3天之后，叶选基来接熊向晖，前往叶帅在西山的住所。熊向晖带上了两份材料，决定向叶帅挺华。
关于熊向晖同志向叶帅汇报对华国锋政治态度和立场的看法，《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此问讯叶选基同志，答复是事实。
叶剑英看到的第一份材料，是华国锋1975年9月26日在听取科学院领导汇报时的插话。这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调子，和同时在会上讲话的邓小平完全一致。他首先谈到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随后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实验室，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最后，他对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也提出了质疑：他们搞“三突出”，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熊向晖对叶帅说：你看他这些话，讲得很尖锐啊。
第二份材料则是华国锋会见杨振宁的谈话记录。
熊向晖还告诉叶帅两件事：一件是“文革”期间公安部的一件命案，涉及高级干部，华国锋的处理很得当。
另一件，就发生在公安部命案处置的第二次会议后。一边步出人民大会堂，华国锋一边问熊向晖，怎么好久不见老罗(罗青长)了？
在得知罗青长身体不佳、政治上被边缘化、无法住进北京医院之后，华、熊二人已经走到人民大会堂外的台阶上。华国锋站住，就在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拽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你看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熊向晖说。
叶剑英颔首：“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熊向晖建议：“华国锋立足未稳，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剑英说，“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3欣慰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探望熊向晖，并且告诉他，叶帅已经见过了华国锋。
叶选基说，华、叶会面之后，叶帅赞赏熊向晖“说得对、看得准”。
8月15日，应叶帅之邀，熊向晖再赴西山，两人在地震棚里交谈。叶帅告诉熊向晖，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不露声色地支持了与“四人帮”意见相左的叶剑英。
在政治局起草关于毛泽东健康问题的通知时，“四人帮”坚持要写进“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这句话，叶剑英和汪东兴表示反对。华国锋当时未置可否，但后来叶帅看到发出的电文，不禁一乐。他不同意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剑英还说，华国锋本来要来拜会他，但考虑到华国锋出行目标太大，叶帅遂亲自登门。未曾想，叶帅抵达华府时，华国锋已经候在门口——当时没有手机，华国锋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守望。这让叶帅很是感动。
及至叶帅下车时，华国锋亲自上前搀扶，扶着叶帅步入院子，到客厅就坐，并且称叶剑英是“九亿人民的元帅”——又令叶帅动容。
交谈中，叶剑英先是抛出了治国方针的问题，华国锋的回答很让他满意，尤其是，他谈到了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无疑是在修正“文革”路线。
而在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上，华国锋的表态让叶剑英心里更有了底：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当时的背景是，极左派正在酝酿，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若要挡住极左派的蠢蠢欲动，绝非易事。
轮到华国锋向叶帅征求意见的时候，叶帅的回答异常简单：注意民兵——极左派在动不了军队的情况下，民兵异动成为叶帅最为担心的事情。
叶剑英告诉熊向晖，他对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
10月6日晚问，“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叶选基和叶剑英次子叶选宁一起，乘车前往西郊机场、永安里，分别告知叶帅家人喜讯。晚10时左右，叶选基给熊家打来电话：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
值得一提的是，叶选基知会熊向晖在先，告知家人在后。
熊向晖当时已经就寝，听到喜讯后把全家人都喊了起来，还一迭声地喊老伴开启叶帅赠送的茅台酒，自斟一杯之后，一饮而尽。
次日清晨7时30分，叶选基赶到王震家中告知之时，王震尚未起床。这个坚持与“四人帮”对抗的斗士激动得几难自已，并立即赶往陈云家中报信。
10月8日早晨，叶选基再次来到王震家中，发现这位三五九旅的老旅长手中多了两个核桃并不停把玩。看到叶选基纳闷的表情，王震大笑：这是陈云送给我的，他让我慢慢说，手别抖。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