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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茂书篇(一):长歌祭壮士-尧茂书
金沙江对面的竹巴笼，是一座小村镇。和天津老王过江后，十八年前见过的——长漂英雄尧茂书的纪念碑还在桥头，由于纪念碑很小，如果不是我指给老王看，他还不知道。老王当下拍了几张照片。
尧茂书是四川省乐山市人，酷爱摄影，而且对探险充满了热情，他的摄影当时在乐山很有名气，所拍摄的九寨沟很早就上了《四川画报》，那时候外界对这个地方还几近无知。
他生前好像是西南交大的老师，而漂流长江的念头源自于在《国家地理》上看见日本的探险家植村漂流了亚玛逊河。他认为日本人做得到的事，中国人也应该做得到，而长江边长大的他就应该漂流长江。
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人们的观念还相当保守，这类的举动往往被视为性格不成熟，不稳重。但尧茂书的可贵之处在于——敢为天下先，敢第一个吃螃蟹。
他本准备当年（1985年）9月份水浅时进行长江漂流，但由于听到有个美国人肯、沃伦要漂长江，遂提前行动，为的是抢在美国人前面。那时认为时间上抢在美国人前面是爱国举动。当然用今天的观点看则值得商榷了。
沃伦是美国著名的漂流探险家，1977年，当沃伦成功地漂流了恒河上游后，别人问他下一次的目的地，沃伦指着喜马拉雅山说：“只有山的那边，伟大的长江没有被人征服。”
沃伦的语言改变了尧茂书的计划。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烈士的遗体至今也没有找到。而沃伦，也没有来中国漂长江。
当然尧茂书决不是个盲目的行动者，相对而言他还算专业，他进行过体能训练，每天坚持长跑，并利用假期到云南、西藏等地考察长江上游的虎跳峡、沱沱河水势。1984年春节，他用一条旧橡皮船试漂虎跳峡成功，信心大增，因为虎跳峡是公认的长江中最难漂流的一段。
1985年，尧茂书向朋友及家里借到4000块钱，到上海以1500元一艘的价格购得两艘橡皮船和一套潜水服，开始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长江探险漂流。5月27日，尧茂书和三哥尧茂江携带两艘被命名为“龙的传人号”的橡皮船，一台16mm电影胶片摄影机，一台美能达相机，几十盘电影胶片以及吃住用品等乘火车离开成都，转道西宁，格尔木等地，最后搭乘货车、牲口等，于6月11日抵达长江源姜古迪如冰川，开始了他艰难而浪漫的旅程，他的目的：1、单人挑战长江，2、写一本漂流日记，3、拍一部纪录片，4、出一本画册。全程用时100天，最终抵达上海。
长江最初的源头沱沱河长达三百公里，由他三哥尧茂江陪同漂完。然后兄弟两人分手，哥哥先回四川，采购一批食物及用品后，准备在巴塘迎接弟弟。
７月１６日，“龙的传人号”安抵川、藏、青三省区交界处的直门达，以下不远，便是令人胆寒的金沙江了。在距此不远的青海重镇玉树，他受到了热情欢迎。人们安排他参观文成公主庙，邀请他出席州里的宴会。７月２３日，尧茂书船离直门达，向险恶的金沙江漂去。次日午后，藏民发现他的橡皮艇翻倒在江心的一块石头上，遗体无影无踪。
原计划在巴塘接应尧茂书并随其漂流采访的《四川日报》记者戴善奎，在得知尧茂书遇难的确切消息后，写下长篇报道《长歌祭壮士》，于是尧茂书的名字，像旋风般卷过中国。
遗憾的是，尧茂书历尽千辛万苦拍到的10多本电影胶片，由其三哥尧茂江带回成都后，却因为请人带到北京冲印的过程中意外失窃，这样尧茂书的遗作未能面世。
我个人认为，尧茂书遇难倒没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终有一死，只是时间排列次序不同而已，但所拍的电影胶片失窃，才是尧茂书真正的巨大损失！
我之所以再次追述尧茂书，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廿多年前的中国，曾有这么一个悲壮的故事，有这样一位蜀中壮士，进藏摩友们也没有提到。
更为悲壮的是：从1985年尧茂书首漂长江开始，两年间，共有18名勇士在长江和黄河漂流运动中遇难，这是项凝结着难以言语的悲剧色彩的运动，是几千的中华民族史上未曾有过的。
我将毕生缅怀这些铁打的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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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江河捆绑的命运（80年代洛漂壮士的长江图）
来自: 胡人(洛阳5x5短片计划) 2016-08-30 14:02:29
《户外》（《outside》） 文/本刊记者袁颖 生命如树的年轮，因为漂流改变形状。如果是荣光的话，他们是真正的漂流者。如果是痛苦的话，那是共有的体验，铭在我心。——随队记者马挥 1979年，四川西南大学电教室职员尧茂书在一本美国《国家地理》上看到了日本探险家植村木直单人漂流亚马逊河的故事，漂长江的念头悄然在尧茂书心中生起。他计划用六年的时间去做准备，包括体能训练和勘察江河。计划在1985年9月开漂。 年初，坊间传言美国人肯·沃伦以35万美元向我国购买了长江的漂流权。据说听到这消息后，尧茂书便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提前！提前！”。 1985年，在《四川日报》刊载了一篇名为《长歌祭壮士》的报道，讲述尧茂书漂流长江不幸遇难的事迹。报道的作者戴善奎在在多年后补述道：尧茂书的勇气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对艺术的热情。尧茂书本身就是一个玩命的摄影爱好者，他拍摄的冰川消融照片曾登上过《中国摄影》的封面。如果换在今天，尧茂书的故事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被表达，而当时，作者着力表现了尧茂书要抢在美国人之前漂长江这一点。这个角度正好符合了当时的主流，“中国的长江要中国人首漂”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信息匮乏的年代，一篇文章就是一枚炸弹。 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到80年代中期，人们接收资讯的渠道是是极其有限的，除了电台和只有几个频道的电视，就是报纸。相对现在的资讯海洋，那时候资讯传载量顶多也只是公共澡堂。于是，每条官方认可的信息都能有效传播，且在适宜的时候，它能裂变成“重磅炸弹”。 《长歌祭壮士》这篇报道首先在四川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各地媒体纷纷转载。尧茂书一句“不能让外国人抢先漂我们的母亲河”瞬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热情。 一篇文章再加上一支即将到来的美国队伍，揭开了中国漂流的第一页——中国人首漂长江。这是1986年春天。 我想问，如果尧茂书没有看到植村的故事，还有另外怀有漂流梦的中国人吗？如果没有那篇报道，有多少人在乎一个在长江失踪的普通人？如果当年肯·沃伦没想到要漂流长江，中国人会那么急切投奔长江吗？如果当年首漂没有牺牲那么多队员，今天中国漂流运动的成长是否可以向“登山”那么蓬勃？86-87年两河的首漂，是中国漂流发展“早产儿”吗？ 去年记者曾跟随一个美国的漂流学校漂流了长江的金沙江段。两岸陡峭的岩壁把这一段围抱作世外桃源。过了几个3-4级滩，中间也有队员遇险脱险。但敲打我心最强烈的是：为什么美国人能这么熟悉这条江河，而中国人只能含糊其辞？中国在首漂后，与江河就渐行渐远了吗？ 从金沙江回来后，记者开始寻找那些曾漂流长江黄河的中国人。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当年所发生的一切。 时间的大手不断挥动它的抹布，事情大体的脉络在当事人的记忆力也开始模糊，他们只能在某个点上给你抛出连串的故事。以至记者错觉当年也就是两帮人漂了两条河。 随着寻访轨迹的延伸，线索和结点的不断丰富，我们终于把这场首漂连成了一张网—— 这是关于两条江河，6支队伍，10个队长，百多名队员和上百名记者的故事。 这不但是人与波涛搏击的故事，也是队伍之间竞逐的故事，甚而也是以江河为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故事。 以最简约的方式去表述这次竞赛式漂流的赛果：在长江上，肯·沃伦带领的中美合作队在巴塘宣告解散，途中1人死亡；其余两支中国队伍以牺牲10人的代价漂完长江。在黄河上，三支队伍以牺牲7人的代价漂完黄河。 请容许我首先讲述遭遇挫败的肯·沃伦队伍离开中国后的信息。 两条相对立的新闻：在1987年的美国的《划艇》杂志把肯·沃伦带领的长江漂流被评为本年度全球十次最伟大漂流之第二位。在同年5月的《Outside》杂志上，迈克·麦克瑞（Michael McRae）撰写的名为《扬子江上的哗变》，阐述了肯·沃伦队伍在长江上是如何的糟糕。 肯·沃伦返回美国后陷入舆论的误解和漫长的官司，使他面临沉重的心理和经济压力，不久宣告破产，在1989年去世，享年62岁。肯·沃伦为世人留下了一部90分钟的长江漂流纪录片，还有一本回忆录。那是证词，让当时和后来及局外的人们继续关于他的褒贬和争论。 关于肯·沃伦，在他从巴塘决定上岸那一刻起，对于中国来说，已是无足轻重，不足挂齿。沃伦的队伍如被离心力飞速抛离的一滴水，消散在空气里。 提起沃伦，其实是上面《划艇》杂志评选同时把我一巴掌拍醒。中国两支队伍从长江源头一直漂到东海，中途越过美国人认为“天堑”不可漂的虎跳峡。这些都有影像为证。信息通畅的美国媒体——《划艇》杂志并没有把这些成果列单其上？ 如果当时中国人知道这个评选结果，他们又以怎么样的方式回应？ 我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评比的公平性。而是惊觉当年中外信息流动的不对称。我们全民上下力扑一个“首漂我们母亲河”的外国队伍，使尽浑身解数，一拳击出，其实击中的只是空气。对方在谈论的是困难、规则、水情、技术和成果。也就是说，他们关心的是哪里有更刺激的急流，怎样才可以漂得更好。他们的对手是河流，我们的对手是人。 在采访到北京黄漂队队员丁凯的时候，他说：“我们漂流长江黄河都是因为一个‘肯·沃伦’，但，我们有多少队员了解他，知道肯·沃伦长什么样，他们的队伍怎么样漂？他们在美国的状况如何?。”他在当时队员心中就是一个“影子对手”。
1987年9月11日中午12点，河南队由李朝革和朱磊用敞船在离黄河壶口主瀑布6米以下一块较小的水帘闯过壶口。图/王琦 中国式漂流 美国的汉堡包和西安肉夹馍的整合原理是一样的，只是材料不一样，名字不一样，味道不一样。 所幸的是，也因为信息交流不畅，也造就了我们一个有想象力的时代。在美国人争论该有多少独木舟配合橡皮筏在险处派上用场的时候，中国人想的是如何找到替代橡皮筏漂过险滩的工具。中国的漂流队想：既然要过虎跳峡，既然坚持是“无动力漂流”，那使用“密封舱式”的漂流器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这在老外看来，那完全是另外一项极限运动。）于是在我们的历史图像里，出现了好几款的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密封挺。如果换在今天，我们会马上从外部资料里“抄”学，别人根本没有的东西，我们连想的胆识都没有了。全球化进程让 “游戏规则”都成了舶来品。 中国人说的“漂流”，美国人惯用的词汇是River trip（江河旅程）。由语言传导到意识形态，造就了一种运动方式在不同民族的认知有了先天差异。 20年过去，人们对长江首漂的“赛果”已经冷漠或忘却。因为那是干枯的历史枝条，并不是花叶和甜美的果子。 历史书描绘的常常是大历史，充满细节和感情的故事，才是真正有生命的历史。有了聚焦才有温度。 1986年初夏，三支队伍先后在长江源头集结。这是否一个最适合漂流长江的季节到20年后的今天仍在争论中。中国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美国人能掌握的长江水文资料并不充分。所以连肯·沃伦的队伍他们也只能从匮乏的资料里判断长江源头和上游的水文地理状况。 他们定出了出发的时间，迫使中国人必须在他们之前踉跄出发。 同在1987年，也是应为争“黄河第一漂”的心理，来自北京、洛阳、马鞍山的三支队伍也在不适宜的季节提前到了黄河源。 在两条母亲和的源头，都面对同样的困难。江源还是冰冻中，在高海拔地区忍受寒冷、饥饿，还要拖拉着皮筏在坑坑洼洼的冰沼里行进。几天几夜看不到任何人烟，没有通讯设备。这样的行进对任何人都是困难重重的。最折腾人的就是迷路，还有个别小分队的失踪……人在极限环境里，且在没有装备没有经验没有技术的时候，唯一的资本就是年轻，心理和身体的承受力是可以无限地挖潜。而且是为“民族荣誉”而战，所以他们也就这样走过来了。 漂流队里除了队员，还有记者和医生；在满眼雄性气息的汉子堆中，也穿插着几个女性。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篇幅里读到黄漂队员女队员舒辉在源头的困苦与尴尬，她不无遗憾地意识到：探险世界里不接受性别差异。而在长漂队伍里活跃的另一位女性吉胡·阿沙，她为了争得和男性平等的漂流机会做出很多让人张口结舌的事情以明志：“你们不应该轻视我。”她是对的，时间是证人，20年过去，在我们翻开她刚刚出版的自传后，才发现，长漂只是她传奇人生里的一个章节而已。 走到水能载舟的地方，１人摆舵，４人划桨，渐下，渐下，时间很漫长，队员们轮流着唱歌。可他们都知道，大河要从海拔5000米跌落到海平面，需要下很多的楼梯。这些大自然造的阶梯并不以人的尺度……河流突然去了温柔，突然换了个脾气，也换了嗓门，怒吼咆哮…… “我们过滩时只有50%的机会，要不顺利通过，要不翻船。翻船后也有50%的机会，不是生，就是死。”说话的是前后经历了长漂和黄漂、从死神的指缝间逃出来的袁世俊。（他是在拉加峡五位落水队员中的唯一生还者。）记者心中升起另一个念头：“其实还有50%的机会，可以选择过，也可以选择不过”。但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在当时他们的生命语境里，没有不过的道理。
1986年10月12日，雷建生和袁世俊进入舱体，这对好朋友即将冲刺长江滩王老君滩。密封舱为球体，上半球捆绑车轮内胎保证浮力和减震，外部底面捆着两个外胎以稳定重心不易反侧。此船是被媒体称为漂流个体户的王殿明设计订造，他用这密封舱单人漂过虎跳峡后，与洛阳队合漂，后在雷波分开。图/李永孚 张新生提供 大河和她赤裸的儿子 当有人攀登了一座山峰，漂过一条河流，穿过一片大陆，其他人便确信这样的事情在人类能力的范围之内。在现今时代，很少有人愿意做探索未知的第一人，大多数人永远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安索·南斯 “落水后的感觉是怎样的？你下沉时所看到的世界首先是白色，然后是黄色，慢慢变成灰色，随后是黑色。但你无法左右自己的身体。水流像洗衣服一样，它爱把你甩到哪就是哪，一会儿功夫就到了水底，一会儿又把你托上来，然后再甩下去。”北京队队长于忠元回忆道，“水的力气无比大，能把你给扒个精光，首先是外面的裤子，然后连裤叉也扒下。如果救生衣穿不正确，它就马上从你头顶脱出。”记者在去年金沙江漂流的时候穿的是防水服，在颈脖手脚处都有密封圈。防水服的功能除了抵挡水的侵入外，还有良好的保温功能。在拉加峡牺牲的队员里，就是因为失温而无法坚持下去。 “大约在河里泡了一个小时，身体被仅5-6度的水冰的渐渐麻木。又一排浪打来，紧靠我的宝洛首先没了。……‘建生，我受不了了！’朱红军又凄厉的哼了一声。朝建生望了最后一眼，手臂慢慢地从船绳滑脱，随波而去……没多久，张宁生轻微的呻吟也停止了，头耷拉着消逝了……”而同在一船的雷建生是被礁石击中头部昏迷而死。袁世俊的每次回述都是痛苦的。在聆听中，感受到他们的漂流征程犹如斯巴达里赤裸的壮士。记者快速打开记忆的闸门，八十年代的建筑工人们作业时需要配戴头盔吗？ “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上漂流，如果你没有穿戴头盔和救生衣会被罚款的，水上监察员愿意的话，他还会把你拽下水，让你感受失去保护的严重性。”美国漂流手文大川对记者说。
来自洛阳的郎宝洛、雷建生和队长王茂军在勘察水情，前两者一起首漂长江成功，被当时媒体称为漂流王子，但翌年，两人同时牺牲在黄河拉加峡上。图/李永孚 死亡，总是在突然间到来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这次探险很感兴趣，这是他的一次职业机会。 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两条河流共夺取了17条生命。在这17中，有15人是在闯滩时遇难的，其中14人是在敞船翻船后遇难，有１人士在密封船里被强大的水压从密封船中挤出遇难。而剩下的两个人，是在陆上罹难的，他俩的职业都是记者。 “大卫·夏普（Dave Shippee）是《爱达荷人报》的摄影记者。他为什么要来这条未知的河流？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这次探险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他的一次职业机会。”他的队友安索·南斯（Ancil Nance）在《1986年中美联合长漂纪实》里对他的描述。“大卫在我们进入唐古拉山北侧5280米的长江源头前就病倒了，不得不返回格尔木休整。两周后，大卫看起来好多了，肯·沃伦答应他回来。大卫告诉我他已经完全做好准备继续漂流。也就是说他一定要去，无论身体是否彻底恢复。这是他个人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一路都没有后援，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到达880公里外的玉树为止。谁也不希望在这段漂流中遇到麻烦，没有人能听到我们的呼救。我记得那时我告诉自己，在旅途中连一个小伤口都不要出现。两天后，大卫又病了，我们只好把他从筏子上弄下来。大夫想办法让他喝些液体，他看起来明显脱水。但是他摇头说：‘没用了。’就昏了过去，在午夜咽气前也没恢复意识。大夫尽了全力，但他还是死了。” 至于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外界的救援。 据当时的《中国建设》随队记者回忆：“据说那时即使最先进的美式黑鹰战斗直升机, 也由于空气稀薄, 都无法抵达无人区。”另外中美合作队的中方队员张继跃也补充道：“在和中国官方磋商漂流活动的后援问题时，肯·沃伦被承诺他们将有直升飞作必要的救援。但就在沃伦整个队伍已经在广州入境的时候，才被遗憾的告知，没有办法为他们提供直升飞机救援服务。即使飞机能飞抵该地区，但也没有可供应飞机加油的地方。”但是所有船只和队员摄影组都来了，沃伦并无回天之力。 外界都认为美国死了一个人，所以就退缩了，不漂了。大卫的死并非解散队伍根本的原因。据说当时队伍已经没有办法依据本来的时间表去行进，且皮筏遭到了严重的损坏而没有修理的工具和设备，粮食基本已经消耗殆尽。且最致命的是，队伍里出现了巨大的分歧。甚至有人希望重新投票选出新的领队。 “一旦回家的渴望从心里涌起，其他一切都索然无味了。大足石刻和大熊猫都没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大家都疲惫了，一心只想回家。”安索·南斯回忆道。 肯·沃伦因为大卫的死在美国遭遇了官司，最后还是沃伦胜诉。 沃伦的队伍里有好几个由媒体委托的记者和摄影师，还有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在后面篇幅里接受采访的保罗就是摄制组里的成员。 安索·南斯回忆道，他们的行程有时不得不为迁就拍摄而拖延。 摄影师保罗说，虽然那段90分钟的片子在美国造成很大的反响，但其实那都是在没有危及生命的河段拍摄的，而他们所经历的真正危险段落，在观众根本无缘看到。 就在肯·沃伦宣布解散漂流队的同时，从中国的漂流队里得到了另一位记者身亡的消息： “《世界青年》杂志记者万明，他在虎跳峡采访中国长漂队归途中，被飞石击中头部，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就这样，长江首先收进怀里的，是两名记者的生命。
叶巴滩位于四川甘孜的白玉县，装备精良的美国人在此失败，也是中国长漂队队员首次牺牲的地方。1986年11月19日，长江科漂队的王建军、杨前明、王振补漂叶巴滩牺牲前的最后照片。图/王烈诗 最真诚的想法是最简单的原因 站在灵堂的台上，我浑身绷紧，突然产生恨意——强烈的愤恨。不是悲伤，是愤恨。不知道谁能让我打一顿，谁能为这事情负责？谁造成这一切？——随队记者马挥 让记忆换一个场面。追悼会。 雷醒那时候５岁。舅舅带着她坐火车从洛阳赶往西宁，她记得很清楚，她睡的是下铺，火车加速时把她从床上甩到地上。“我从此坐火车再也不愿意坐下铺了。”她也是从乘上这列火车开始，成为一名没有父亲的女儿，不论她愿意不愿意。 记者在一段录像里见到过追悼会上的雷醒，孩子双手托着和她身体不成比例的相框朝着灵柩哭着。相框里人就是雷建生。 “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来到一个充满未知、危险重重的地区探险，先驱者会为后来者铺平道路，平安归来的探险者让其他人知道什么是可做的。而那些没有回来的，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驱驶他们做好更充分的准备。”肯·沃伦队的队员安索·南斯的这段话放在雷建生身上尤为贴切。雷建生既是那个平安归来的人，也是没有回来的人。 “漂流王子，梦断黄河”这是1987年报纸里的醒目的标题。他参与了1986年的长漂，“长江上主要的险段叶巴、虎跳峡、老君滩、白鹤滩，洛阳队每次冲滩他都有份，是全队唯一。洛阳队７次历险，每次他都在船上挥楫，浪里拼搏，水下挣扎也是全队唯一。”——《探险在中国》 这位中学历史老师从长江来到黄河，过任何大滩，都是他在前面开路。其他人和别的队伍都等这位河南队长拿主意。 “他没有在长江牺牲，他去漂黄河，若他没有在黄河牺牲，他还会去漂密西西比河，然后是其他的河流，他注定要把生命结束在哪一条河流上。”雷的队友刘毅这样说，雷的女儿也这样说。 “雷建生是职业探险家的类型，在战争年代里，他是将军。和平年代，他探险。”不只一个人这样定义雷建生。从他给家人的书信和他的漂流日记里，记者深信这一点。 “拿破仑讲了：‘中国是一头睡狮，如果一旦醒来，它将震惊世界’”这是雷建生在长江首漂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的一句话。换到现在的记者会上，可能只有周星驰敢于调侃式地引用。他们为什么漂流？不就是要像狮子一样吼一声吗？每个时代都是一级落差，哗哗逝去的时代淹没了20年前那些美好又单纯的人最原始近乎赤裸的初衷。 我们为何不马上相信这些理想并为之感动，那是因为河流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泥沙俱下，大浪淘沙。金子最后会被淘出来的。”长漂队员黄列诗感概，“如果让每个人都写２万字的回忆录，哪怕只有１０个人写，那就是２０万字的书了，长漂将会是另外一个故事，更真实的故事，而不是断章取义的故事。” 雷建生在女儿出生后为她取名雷醒，也是他对“民族”这个概念，最为朴素锥心的愿望。 镜头回到20年前。送完爸爸回到洛阳的雷醒还像其他小朋友那样白天在幼儿园，晚上回家。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母亲给我一个很完整的成长环境，给我的爱一点都不少。” 你能用三个词去形容你的父亲吗？“坚毅的，坚强不足以表达；健康的，别人眼里他是英雄；也是残忍的，对于我和我母亲而言，他是残忍的……”问者和答者的喉咙被铅块哽住了。长途电话的两头都没有了语言能力，十秒，二十秒，只有湿漉一片。有千万个抱歉，雷醒，我不该打开这闸门。虽然之前你父亲的队友们都提醒你是个坚强、大气、低调的孩子。２５岁的雷醒前年结婚了，她说她找所是普通人，不要英雄，但得有男子气。她的婚礼上，父亲生前的队友都来了。其中一个揪着新郎：“可不要亏待咱家的闺女。”
老婆啊，不要哭！ 画家黄永玉曾出版一本记述他被打牛棚后的生活琐忆，虽然故事都只与一帮臭老九的劳动生活有关，但他把书取名《老婆啊，不要哭！》。 当黄河漂流结束后，《解放军报》记者周涛到了洛阳，找到雷建生遗孀朱梅英。 “人没了，总催我去派出所吊销户口。……派出所人的脸色，那扫过来扫过去的目光，两个人还在一边嘀咕‘没把丈夫看好’‘要不，能出这种事！”可去年呢？去年呢？建生长漂回来，又是进级，又是奖金，又是给予这个称号那个称号，全洛阳都争着把他往身边拉……”20年后，从她的孩子雷醒哪里，知道了这位遗孀现在爱上网，看朋友们的博客，也搜索与雷建生有关的内容，然后搜藏。“她有自己的朋友圈，她生活得很平静。” 不论是做英雄的妻子，还是英雄的遗孀，都很难。“白天在幼儿园里我就会暂时忘记，但晚上回到家会感觉压抑。” 这是朱梅英的感受“我能感受母亲为父亲而焦灼痛苦和担心。那时候通讯不发达。”女儿看在眼里。 《走进空气稀薄地带》的作者乔恩·科莱考尔曾经这样写道自己的妻子：琳达开始接受我的攀登，她看到这正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重要方面。攀登，在她看来，是我人格中某种像眼睛颜色一样无法改变的本质体现。她看到我对登山欲望的真正内容，害怕起来。“如果你死了，”她带着失望和愤怒争辩道,“不仅仅是你要付出代价，我也要，你知道吗，用我的后半生。这对你无所谓吗？” 乔恩逃过了灾难。雷建生永远离开了妻子。 在黄河上游漂扎陵湖时，极度严寒孤寂，记者张新生甩出一个话题：“现在最想家里什么人？父母、孩子还是老婆”几个大汉的回答都是孩子，只有雷建生英雄气短：“不，我想老婆，我真想她。” 逝者，都是大写的人，除了雷建生，还有郎宝洛——长江上的另一位“王子”。 他和朗宝洛一同来到了黄河，也和朗宝洛一起葬身黄河。但，他们之前的生命轨迹、气质、性格都折然不同，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都“大河之子”。河流，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就像电影里连个不得不出现在同一个故事的两个男主角。 在洛阳市政府家属院的一个楼房里，郎保洛的母亲给记者一份复印件，那是郎保洛在1986年3月写给某报社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希望报纸向呼吁社会能支持长江首漂。文句拙朴，心绪焦急，是赤手空拳的坦诚， “肯·沃伦长江漂流的时间是1985年（一篇《梦断长江》的文章让郎误会肯·沃伦已漂长江），设中国人漂流长江的年份为X，1985－X＝A则肯定是个负数，是个“赤字”，现在只能尽力使这个负数的绝对值小一些，这是中国人的责任。……意大利哥伦布为了横渡大西洋，居然能说动西班牙国王，给他一个船队。中国社会现在这个情况去哪儿活动呢？中国怎么没有个冒险公司呢？……碰了一鼻子灰，心情惆怅、阴沉、茫然，给你们写信，想看到点光芒。盼你们回信。……若你们也为难，看完后就销毁它吧……” 在黄河出海口，马鞍山队队长张大波抱住张志珍老人：“大妈，我们回来了，却把他落在那里了！”失声痛哭。 记者见到的母亲不是祥林嫂，而是一个身体健康、思维清晰，特别照顾客人的可爱老人。老人递给记者一罐暖暖的露露，待记者喝完一瓶，她要我再喝一瓶。张志珍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郎宝洪17岁那年去栾川县老君山探险，从悬崖跌落身亡。二儿子1987年在黄河漂流遇难。老人现在一个人生活，丈夫儿子的遗照放在床边。
图：在最前面划桨的朱磊当时还不是正式队员，所以他还穿着自己的衣服。身后是河南队长郎宝洛(中)和朱红军。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考察后，郎被朱磊的执拗所打动，把朱磊收编到队伍里来。图片提供/郎宝洛母亲 岸上的漂流孤儿们 吴泉民在90年代初逝世，按照他的遗愿，把一半的骨灰埋在北京顺义的青年公园，一半撒到黄河入海口。 黄河首漂北京队的组织方是北京青年联合会，吴泉民是联合会的代表——漂流队的总指挥。出发前，他被授予的终极职责是让队伍以最小的代价“一寸不落地把黄河漂完。” 若有特殊情况，跳过的河段，得把船抬到原地补漂。 从原来的文质彬彬到后来的蓬头垢面，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半年下来，他所面对不是一个角色单一的漂流队，而是一个复杂社会的浓缩体——里面的人极富个性——理想家、探险家、甚至机会主义者。队员之间的矛盾，队伍之间的竞争随着出发的第一天已经接踵而来。执行既定任务同时，处理纷纭复杂的人际，且心力交瘁的——横在他面前的还有陌生的黄河。他比谁都难。 当各队先后出现伤亡后，那就更是雪上加霜。国务院办公厅突然发出41号通知《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的管理通知》，三支队伍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夭折。“漂流是民族精神的弘扬”过渡到“漂流过热”几乎就是一夜间的事情。通知指出当时中国有一哄而起“漂流热”的现象，出现了19个漂流队……纵观全局，除北京队尚具条件外…… 漂黄河除了激情燃烧，同时也背负着“完成任务”的。那就是为什么在长江上的漂流英雄，最后在黄河上被“流寇”化的原因。 记者询问一个正为登珠峰做准备的朋友：“你当时知道1987年的黄漂吗？”“知道。”“有想过参加吗？”“没有。”“为什么？”“那是运动。” 运动？他指的不是体育运动，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场运动。 在过了壶口后，三支队伍更是进入冲刺阶段。北京队3个月没有出青海，壶口到入海口1600公里，11天划完。 这让人想起《河殇》中的预言：当有一天中国人以玩的心态去国外漂流，就能真正感受到这项运动带来的乐趣。 在记者写稿的当下，当年的黄漂队员朱磊和杨明正在从北京前往拉萨的列车上。他们计划从拉萨飞往尼泊尔，开始他们的“闲逛”之旅。另外两名黄漂队员丁凯和王琦也将在数日后出发，他们四人会在加德满都回合。 丁凯说他现在的职业是“兽医”。因为他拥有很多马，需要照顾他们的健康。他在北京郊区拥有一个马场。20年前，也在北京郊区，他和其他两名队员一起养鸡。“在最困难的时候，卖过粥，也做过自行车保管员，两个人喝一碗牛肉面汤。当时大家都很苦难，但没有办法，但兄漂流队员们就像一家人，没有保留地分享自己仅有的东西。成朴卖血300元请我上大饭馆，王琦卖血请羊肉串。” 在郑州的越秀酒家里。几位当年的漂流队员围坐在佳肴酒香前，喝得差不多了：“逝去的都是英雄，活着的怎能是英雄，顶多狗熊。”他们都有自己的物业、公司和座驾，但一路走来，其实坎坷不少。 生活不容易。尤其在中国社会转型最激烈的20年，如没有栅栏的高速列车，它大拐弯时，可以把人载向理想的方向，也能把人甩下车去。 漂流队上岸后，开始了在陆地上的漂流。他们回到原来的单位，或者搞个体户、结婚、离婚、再婚、再离婚……经历下岗创业、打工失业、经济纠纷、牢狱之灾、出国回国、患病早逝，甚至有的成了失踪人口。 “我们什么都经历了，什么都能经历。”他们就是那代人：要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三年自然灾害”，要长知识的时候遇到“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回到城市刚好赶上“只生一个孩子好”，到了不惑之年迎接他的是“下岗”。当然还有比江河更难以预测的沧海桑田在等待他们，比如还没有完全建设好的深圳，还没有开始建设的海南岛。他们中的好些人也拽住了这样的橄榄枝。采访的队员年龄大多分布在1951-1961之间，张艺谋和王石（1951年），崔健和潘石屹（1961年）也是那个年代的弄潮儿。
尧茂书篇(二):尧茂书
折叠 编辑本段 人物简介
尧茂书（1950年4月1日－1985年7月24日），男，四川乐山人，1950年出生在乐山市市中区。1985年7月24日在漂行了1270公里后，于金沙江段触礁遇难。生前尧茂书是西南交大电教室摄影员，他是第一位漂流长江的人。[1] 折叠 编辑本段 漂流长江
折叠 向往长江
尧茂书与长江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当他一次意外地发现中国国家考察队拍摄的《长江》画册时，他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从此，长江源头那片壮丽而奇美的风景便扎根在他的心中。“我要对长江做一次完整的考察”，他立下誓言，并开始做周密的准备。他阅读和研究了上百种有关长江水文、地理、气象方面的资料，整理出从长江源头到渡口市沿江寺庙及藏民游牧点的详细图表。他常年泡在水库里用廉价买来的运动员们用旧的橡皮筏学习驾驶技术。
1983年，他自费到长江源头实地考察，并到大渡河、沱沱河等地对橡皮筏越险滩技术作了尝试。尧茂书请教在1981年徒步考察黄河的杨联康，还用简筏在金沙江中段前后试漂十多次。准备工作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尧茂书预备于1986年下水。折叠 实施计划
1985年，美国将派“激流探险队”于秋天从长江源头漂流而下的消息，促使早在1979年便萌发漂流长江念头的尧茂书决定捷足先登漂流长江。他说：“漂流长江的先锋应该是中国人！征服中国第一大河的第一人，应该是炎黄子孙！”尧茂书本着一份民族的情感，毅然决定和三哥尧茂江提前实施漂流长江计划。
尧茂书弟兄俩要漂流长江的消息传出后,尧茂书和尧茂江的同事都不理解。折叠 告别亲友
尧茂江到单位请假时，同事问他:长江江面又平又宽，需要漂吗？需要送吗？尧茂书的一些同事认为，漂长江就是“不务正业”，就是“出风头”。
尧茂书的一位同事事后解释，因为准备漂流，尧茂书一些分内工作，不得不转由其他同事完成，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在学校为尧茂书举行的欢送会上，电教室很少有同事参加。
行前的尧茂书作出了一个决定：说服怀孕4个月的妻子刘健蓉打掉孩子。
尧茂江并不认为弟弟不爱妻子。当年刘健蓉与尧茂书同在电教室工作，接触多年后两人相爱。婚后，尧茂书带着妻子到丽江度了蜜月。在尧茂书眼里，比自己小近10岁的刘健蓉，“和我认识的其他成都女孩不一样”。
临行前的那天晚上，父子三人吃了尧茂书最爱吃的回锅肉。在告别时，尧茂书突然跪在父亲面前，哭着安慰老人。折叠 考察之旅
1985年3月底尧茂书弟兄俩取道兰州、西宁，过青海湖，越柴达木盆地，经西藏翻过唐古拉山，6月上旬赶到长江源头。
1985年5月31日，尧茂书和三哥尧茂江带着“龙的传人”号橡皮艇和大批行装乘火车抵达青海省会西宁，然后乘汽车、马和牦牛在高原奔波11天，于6月11日到达长江发源地———格拉丹冬雪山脚下，踏着松泡的雪，爬上姜根迪如冰川，把我国五星红旗和西南交大校旗插在冰川上，用摄影机摄下了这不同寻常的镜头。尧茂书一下子扑倒在冰盖上，倾听着水珠的叮咚声，冰盖下有细流在涓涓地流淌。“多少年了，想不到我这一辈子真的到了长江源头”，此时，这位壮汉泪流满面。
对长江源头冰川进行几天考察后，尧茂书兄弟乘“龙的传人”号橡皮艇，计划用100天左右的时间，漂到长江尽头。长江的源头水浅汊多。特制的橡皮筏只能在水深5米时才能漂起来，尧氏兄弟常得在冰水里推着橡皮筏前进。一个月下来，两人掉了10多斤肉。由于缺乏维生素和高原强烈紫外线的照射，他们嘴脸几度脱皮溃烂，稍一张嘴，就会拉烂嘴皮。
6月24日，300公里的沱沱河漂完，尧茂书哥哥假期已满，带着第一批成果———18本彩色电视胶片和几十个胶卷，告别了尧茂书。此后的路只有尧茂书一个人去承受。
孤独是难耐的，“最不能忍受的，是一个现代人孤身进入无人区所遭受寂寞的痛苦，有时我简直要发疯。……上游气候恶劣多变，河道复杂。水浪、冰雹、雨雪交替打进舱内，我几乎整天泡在湿淋淋的水舱内划行。天黑露宿，头一件事就是晾被子和衣服。一遇到有人的地方，我最大愿望就是烤一烤火。”
7月3日，船到通天河，进入了万里长江的第一个峡谷--“烟障挂”（音）。一入峡口，劲风逆流而上，巨浪迎面扑来，船行十分困难。
尧茂书遇到过泥石流爆发的惊险场面，曾以一把匕首与狼群面对面对峙。一次，他上岸拍摄，一头棕熊占据了橡皮筏，将筏上能吃的都吃了，不能吃的扔入江中。回到橡皮筏，哭笑不得的尧茂书只好饿肚子了。直到两天后，遇到游牧的藏民，买下糍粑和牛肉干才得以果腹。进入通天河后，江流开始咆哮起来。一个接一个峡谷，江水如万马奔腾。
7月6日，尧茂书写道：“在船上选好角度，拍了照。只听前面水声大吼，吃惊不小。匆忙系好机子，躲也来不及，只见波浪排出倒海向我压来……我奋力划桨，越过浪峰，又陷进浪谷，一个几米高的飞浪对着船首劈来，我心想‘坏了!’波浪涌进船舱里，将我一身打湿，舱中积满了水。我拚命划桨，全身神经集于一念：‘翻过浪’。”终于，尧茂书战胜了激流，他称7月6日为最惊险一日。
7月10日，他漂到七渡口。七渡口以下便是通天河的下游了。江岸山峰并拢，江中峡谷险滩甚多，水势更大。茂书的漂流更加危险和艰难了。
7月15日，他漂经一处。当地藏民正进行祭神活动，突见江上漂来一个身穿红衣驾红舟的人，以为是活佛显灵，纷纷向他顶礼膜拜。尧茂书走下橡皮筏，被藏民簇拥至扎西寺。当寺中住持喇嘛听完尧茂书的叙述后，为他念了一卷消灾经，将他送回江边。 折叠 编辑本段 触礁遇难
尧茂书和“龙的传人”茂书随后独自驾艇继续向通天河漂去。
7月16日下午4时，茂书终于闯过了通天河，胜利完成了长江上段人迹罕至、气候极为恶劣的1187千米的航程，到达川、藏、青三省区交界处的直门达，很快就要漂完通天河了。在青海省东南重镇玉树，他受到了当地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安排他参观访问，给他以各种帮助，与此同时，西南交大也派人送来了一支双筒猎枪和50发子弹。7月23日，漂完通天河的尧茂书经过短暂休整，开始了他漂流金沙江的历程。7月24日，他在漂行了1270公里后，于金沙江段触礁身亡。7月24日下午，在直门达下游几十公里处，藏民发现在江心的石头上倒扣着红色的橡皮船"龙的传人号"，散落着尧茂书的猎枪、相机、笔记、证件……首漂长江的勇士尧茂书在漂流33天、行程1270公里后，长眠于万里长江的滚滚波涛之中。 折叠 编辑本段 人物影响
尧茂书的行动揭开了长江漂流的第一页，并掀起了一股漂流长江的热潮，也唤起了当代中国民间环境意识的觉醒。
尧茂书离开已经很多年了，然而，在不少人心中一定还有一块角落储存着他的音容笑貌。他带着未尽的心愿走了。在他离去后的第二年，中国人完成了长江全程漂流。1986年4月21日，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成都成立，并于6月中旬开始全程漂流。3个月后，他们最终抵达吴淞口，但队员孔敏、王建军、王振、杨前明和记者万明为此献出了生命。 折叠 编辑本段 人物评价
尧茂书的事迹被四川的媒体报道以后，立即在四川燃烧起了许多青年人内心深处的一种莫可名状的激情，这样的激情后来又燃烧到了全国其他地区。他的壮举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并不缺乏征服大自然的勇气和力量，中国人完全具备为实现宏伟理想而勇于探索、勇于开拓、不怕艰难、不怕牺牲的勇气！ 折叠 编辑本段 获得荣誉
1986年初，《沈阳青年报》、《当代青年报》等5家报纸经读者投票，推荐尧茂书为1985年“中国青年十杰”之一，4月，共青年四川省授予尧茂书“首漂长江、勇于献身祖国的优秀青年”光荣称号，1987年5月，中共乐山市委命名他为“当代乐山青年四杰”之一。乐山市人民政府、共青团乐山市委、乐山市青联学联，于1989年在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汇流的肖公嘴广场，建成了一座尧茂书雕像勇士碑，作为永久的纪念。后该雕像被移至长江市场附近，如今雕像面貌焕然一新，勇士英姿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尧茂书篇(三):1980年代漂流长江勇士今何在：或搞房产 或继续漂
核心提示：26年过去了，1986年的长江漂流已成为人类全程漂流长江的绝唱，当年的英雄们也逐渐褪去光环。浪花淘尽英雄，那些参加长漂的勇士们，有的投身商界，事业有成；有的转向环保，保护江河；还有的人，一直没有离开漂流。本文来源：《成都商报》2012年11月19日第17版，作者：梁凡 王思捷，原题：《长漂勇士今何在：有的搞房产，有的还在漂》 6月3日晚，长漂勇士之一的王列诗因肝癌去世。11月14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长江漂流纪念馆落户安仁，将在明年6月3日――1986年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出发的日子开馆。26年后，长江漂流再次进入公众视野――1985年，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室摄影员尧茂书只身漂流长江，在金沙江通珈峡触礁遇难，拉开了长江漂流的序幕。1986年6月3日到11月25日，由中国人自己组建的漂流探险队完成了人类首次全程漂流长江的壮举。在全长6300余公里的长江中，有10位勇士长眠于汹涌的江水中。 长漂，一个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英雄故事，一个全民关注的话题，一个爱国主义的高潮。26年过去了，1986年的长江漂流已成为人类全程漂流长江的绝唱，当年的英雄们也逐渐褪去光环。浪花淘尽英雄，那些参加长漂的勇士们，有的投身商界，事业有成；有的转向环保，保护江河；还有的人，一直没有离开漂流。 张国宪 58岁 文化公司老总 筹建长漂纪念馆联络队友收集资料 58岁的张国宪每天都会到人民南路四段一家文化公司上班。虽然已是公司的老总，但张国宪一直牵挂着长漂纪念馆的进展。 1986年，张国宪在成都色染织整厂上班。他设计的一款“冲锋衣”被科漂队选中，成为队员们的漂流队服。后来，张国宪也加入了科漂队，参加了1986年的长漂。结束长漂后，张国宪进入《四川工人日报》当了摄影记者。1998年，张国宪离开了报纸，自己创办了一家文化公司，主营商业广告。几年前，张国宪又在广州成立了工作室。 虽然事业有成，但张国宪一直忘不了当年的长漂队友。当年的长漂中，张国宪的同事杨前明遇难，由于当时还未加入科漂队，他和杨前明没有穿越800里无人区。1993年，张国宪组织了一支8人的探险小组，成功穿越了无人区，了却了这桩心愿。 一年前，张国宪就准备长漂纪念馆的筹建。经过多次沟通，长漂纪念馆落户建川博物馆。目前，张国宪和冯春正忙着联系以前的队友，收集更多的长漂资料。 沈大刚 50岁 副主任医师 以普通人的心态，去从事环保 在长漂勇士中，沈大刚显得极为低调。1986年杨欣长漂，在渡口电厂医院工作的沈大刚给了他200元路费。后来，沈大刚也加入了长漂队伍。 长漂后沈大刚回到了原来的单位，继续当医生。如今，50岁的沈大刚已是副主任医师，工作稳定。 工作之余，沈大刚也在关注环保。这些年来，他帮助杨欣考察长江源生态环境，筹建绿色江河、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都有沈大刚出谋划策。此外，他还是绿色江河的特别志愿者。“我不可能不要工作去做环保，我就是他们（杨欣）的后盾。”沈大刚说，虽然有长漂勇士的头衔，但他更希望以普通人的心态，去从事环保。 何平 52岁 房地产老总 一次翻船后，他再也不漂了 何平是科漂队的副队长，长漂前在攀钢工会上班。长漂后第二年，何平来到中国青年旅行社，专门负责徒步、长漂等旅游。1991年，何平又南下海南，开始从事房地产开发。四年后，何平重新回到成都，继续从事房地产，事业逐渐走上正规。 虽然做起了生意，但何平仍然关注着长江。他参与了绿色江河的创建，并组织了纪念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十周年活动，出版了文集。1999年的一次漂流中，何平遭遇了翻船，此后他再也没有参加漂流了。 尧茂书 1950年出生 长漂前是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室的摄影员 不能让外国人首漂长江迎来尧茂书 1986年的长漂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和一个人是分不开的――他就是第一位长漂勇士尧茂书。尧茂书是乐山人，长漂前是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室的摄影员。 1985年上半年，传出了美国探险家肯?沃伦将漂流长江的消息，“他说，如果外国人首漂成功，我们中国人脸上还有什么光！”尧茂书的哥哥尧茂江说。为了赶在美国人之前漂流长江，尧茂书决定将原计划在1986年的漂流行动提前。出发前，尧茂书说服怀孕4个月的妻子打掉孩子。1985年6月11日，两人抵达长江源。6月20日，“龙的传人号”从长江源下水。在300公里的沱沱河漂完之后，尧茂江由于假期已满，带着尧茂书拍摄的电影胶片返回成都。 1985年7月24日，在金沙江通珈峡，当地居民发现江心的石头上倒扣着红色的橡皮船“龙的传人号”，散落着尧茂书的猎枪、相机、笔记、证件……首漂长江的尧茂书在漂流33天、行程1270公里后，长眠于滚滚波涛中。 杨勇 55岁 专职研究长江 每年都到长江考察一去就是几个月 长漂回来后，杨勇辞去了渡口矿务局机关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长江研究中。26年来，几乎每年杨勇都会到长江进行考察，一去往往就是几个月。 他说，26年前的长漂经历，不仅经历了生死磨练，也让自己找到了一生去追求的事业。 冯春 55岁 着手培养竞训科漂队员 我们学费交得太多，不希望后人重蹈覆辙 “人需要精神，不然怎么行？”15日下午，在高笋塘附近一小区内，55岁的冯春仰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后脑勺，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这间套一的房屋只有60余平米，客厅内，一个大纸箱内存放着当年长漂的各种物件：外套、队旗、救生衣…… “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捐出来，纪念长漂。”虽然已时隔26年，但对于每件物品，冯春都能讲述背后的故事。冯春说，自从长漂结束后，他们几名队员就有了建立纪念馆的想法。 长漂结束后，冯春回到了攀钢，继续之前的工作。1986年那次长江漂流经验彻底改变了冯春的生活，他从此踏上一条漂流探险之路。 长江、雅鲁藏布江、红河、澜沧江……26年来，冯春的足迹遍布各大河流，也多次处于生死一线。几乎每年年假，冯春都会到各地参加漂流，或是户外运动。 在业内，冯春的技术首屈一指。但他却认为自己的颠峰期尚未到来，“我预期的成熟期是六十岁，我还要继续漂下去。”同时，他开始培养竞训科漂队员。 目前，冯春在西藏和新疆都带有学生。每年夏天，他都会和学生们呆在一起，培训他们。“我们的学费交得太多，不希望后人重蹈覆辙。”冯春说，他想把自己26年来的漂流技术和经验教授给学生，不希望再有人在漂流中丧命。 长漂纪念馆即将落成，冯春也圆了多年的梦想。 长漂 一个时代的热点 “那绝对是万人空巷！”虽然已过去了26年，但回忆起当年的长漂，科漂队员、55岁的冯春还是激动地挥舞起了双手。冯春手上拿着一张照片：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大家或是兴奋、或是惊奇，都睁大眼睛盯着河面。 这是长江边的一个小镇，当科漂队来到这里时，整个镇子都沸腾了。人们如同过年一样，全镇出动，蜂拥到江边，迎接队员上岸。 毫不夸张地说，长漂是80年代全民关注的话题，是那个年代最轰动的事件。科漂队每取得一次进展，报纸都是头条报道。人们每天都追着报纸和电视，关心长漂的情况。 1986年11月25日，长漂结束后。鲜花与掌声包围着队员们，人们称他们为“长漂勇士”，还有人总结出了“长漂精神”。虽然已经过去了26年，但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只要提起长漂，就会引发他们内心深处的共鸣。因为，“长漂”二字所代表的，不仅是那件举世轰动的事情，更能表现当年那股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荣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