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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何晋:何晋：文学史上的奇葩
汉画像石女子形象
《妄稽》篇题及第1、2、3简
汉代文学以赋闻名， 令人遗憾的是，《汉书·艺文志》着录的西汉赋后来大多亡佚。2009年入藏北京大学的一批西汉竹简中，发现有两篇赋体文学作品，其中一篇便是《妄稽》。随着整理和解读的深入，《妄稽》被归入汉赋中的“俗赋”，“俗赋”作为一种文学类别，过去因为文本遗存较少而不太为后世研究者所知。《妄稽》收入《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四），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底出版。
在文学史上，有汉一代，以赋著名。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已成为中国历史上各时期文学代表体裁的专名而为大家所熟知。以西汉刘向所编当时国家所藏图书目录为基础而成的《汉书·艺文志》，把天下图书分为6类，专有一类“诗赋略”，来着录“赋”与“歌诗”的著作，其中“歌诗”有28家，314篇；“赋”则有70家，1004篇，可见该类着录的作品主要还是赋，尤其是西汉赋，有894篇。可惜，《汉书·艺文志》着录的西汉赋，后来大多亡佚。据费振刚先生等人辑《全汉赋》统计，西汉、东汉合计留存至今的赋，基本完整的只有100篇左右，加上残篇一共还不到300篇。
令人惊喜的是，2009年入藏北京大学的一批西汉竹简中，发现有两篇赋体文学作品，一篇题名《妄稽》，一篇题名《反淫》。尤其是其中的《妄稽》，令人称奇。此篇入藏时，简册本来的原始排列顺序已完全散乱，经过整理和分类，归属于该篇的竹简，缀合后完整的简有73枚，残简15枚，所存文字共约2700字。这批竹简的长度为31.9—32.2厘米，大致相当于汉代的1尺4寸；竹简的宽度为0.8—0.9厘米。完整的一枚简，不包括简上的重文符号和句读符号，抄写的文字一般大约在32至36字上下。根据竹简上的契口和编痕，可以知道简册有上、中、下三组编绳。大部分竹简的背后，发现有倾斜的划痕，推测可能原来是用来标记竹简顺序以防止错乱的。若按照简册背后的划痕分组，大约8至9枚简一组，共约12组，竹简总计100枚左右；若按平均每简34字计算，共约3400字，这大概就是《妄稽》原文整篇的总字数。
这是一篇长幅叙事的汉赋，基本上四言一句，隔句为韵；有时也用韵较密，连续几句押韵。由于《妄稽》明显的世俗文学与故事特征，在它发现之初，曾被视作一篇中国最早、篇幅最长的“古小说”，随着整理和解读的深入，现在将其归入汉赋中的“俗赋”来看待和研究是合适的。这类“俗赋”的特征之一是往往以叙事为主。程毅中在《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一文总结这类叙事俗赋有四个主要特征：①基本上是叙事文学；②大量运用对话；③带有诙谐嘲戏的性质；④大体上是散文，句式参差不齐，押韵不严（参《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俗赋”作为一种文学类别，过去因为文本遗存较少而不太为后世研究者所知，随着近代敦煌藏经洞中一批以叙述故事为特征的赋文的发现和研究，其体裁与特征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和熟悉；1993年江苏尹湾西汉墓中《神乌赋》的出土，将出土俗赋文本的时段上推200年提前到了西汉成帝元延年间，曾被研究者称为“西汉俗赋第一篇”。大致抄写于西汉武帝时代的《妄稽》的发现，将俗赋的历史又提前至少半个世纪。
《妄稽》流传的时代，正是汉赋产生与兴盛的时代，其著名者如汉景、汉武时期司马相如的许多赋，名垂千古，流传至今，但这些大赋之所以都能被《史记》等书载录，不仅在于辞藻华丽绝妙，更在于其格调高雅，意旨深邃，乃越世高谈。而《妄稽》却与之不同，它讲的是人间烟火，世俗故事，完全以当时现实生活为背景。但也可能正因为这类作品多为民间喜闻乐见，但不被上层看重，更为高人雅士所轻，不入载籍，所以流传不远，往往湮没亡散，后世留存下来的很少。今天，《妄稽》因为其世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家长里短的详细记载，成为研究那个时代的家庭、女性与婚姻的重要史料。可以说，《妄稽》因其稀有及价值，在史学和文学上都可称一奇。
《妄稽》入藏时，已有不少简册残缺，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使得篇中部分情节及文字衔接有时不太明晰。现在经过整理，其所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西汉时荥阳一位出身名族名叫周春的士人，有很好的品行和相貌，人见人爱，却娶了一位又丑又恶的妻子，名叫妄稽。周春厌恶妄稽，向父母请求买妾，虽然遭到妄稽反对阻挠，但最终周春还是买了一位叫作虞士的美妾。周春很爱这位美妾虞士，妄稽却十分妒恨虞士并虐待她，后来抓到虞士并对她进行辱骂和残酷折磨。最终妄稽生了大病，临死时反省自己的妒行。《妄稽》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荥阳（西汉时属河南郡，在今河南郑州西北），但其作者是谁已不得知，其传抄者或者说阅读者的生活地域亦因考古发掘信息的缺失而不明，他们可能是荥阳地区的，也可能不是。从《妄稽》文辞上华丽的铺陈风格来看，当出于文人之手；再据其精美的抄写字体和较长的竹简形制看，其拥有者（读者）可能亦非一般平民，当属士人贵族之列。如果我们把此篇和同时入藏于北大的其他竹书如《老子》《苍颉篇》《周驯》《赵正书》《反淫》的拥有者视为同一人，综合书体和简材，推测《妄稽》可能流传在楚地，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没有坚实证据的推测。
以《妄稽》作为篇名，可见作品叙述的中心人物是妄稽，“妄稽”疑即“无稽”，无可查考之意，汉赋中常用这类名称来命名虚拟人物，如“乌有先生”、“无是公”之类。但此篇起首，先叙述的却是完美男人周春：
荥阳幼进，名族周春。孝悌慈诲，恭敬仁逊。
乡党莫及，于国无伦。辞让送揖，俗节理义。
行步周还，进退矜倚。颜色容貌，美好姱丽。
精洁贞廉，不肯淫议。血气齐疾，心不怒暴。
力劲决觡，不好手扷。勇若孟贲，未尝色挠。
这位周春不仅出身名门，年轻漂亮，品行端正，而且还勇武有力。可惜的是，他却娶了一位世间少有的丑妻妄稽，妄稽有多丑？请看以下描写：
妄稽为人，甚丑以恶。肿肵广肺，垂颡折额。
臂八寸□，指长二尺。股不盈拼，胫大五□。
……
目若别杏，蓬发颇白。年始十五，面尽魿腊。
足若悬姜，胫若棪株。身若猬棘，必好抱躯。
口臭腐鼠，必欲钳须。
其中有个别字词我们还不能明白其准确含义，但也可大致知道妄稽之丑，她的额头、手臂、手指、大腿、小腿都长得极其难看，此外眼睛像剖开的杏仁，头发斑白，年纪轻轻，面色却像干鱼和腊肉，脚长得像生姜，小腿像树桩，身上长毛如刺猬，口气难闻如腐鼠。感觉作者不把妄稽写得丑死，似乎誓不干休。面对如此丑恶的妄稽，周春痛不欲生：
周春见之，憎弗宾视。坐兴太息，出入流涕。
遍告乡党，父母兄弟：必与妇生，不若早死。
于是周春父母只好为之买来美妾虞士。虞士有多美，请看以下描写：
靡曼白晳，长发诱绐。馺沓还之，不能自止。
色若春荣，身类縳素。赤唇白齿，长颈宜顾。
……
手若阴蓬，足若揣卵。丰肉小骨，微细比转。
眺目钩折，蚁□□管。廉不签签，教不勉兖。
言语节检，辞令愉婉。好声宜笑，靥辅之有选。
发黑以泽，状若葥断。臂胫若蒻，奇牙白齿。
姣美佳好，至京以子。发黑以泽，状若纤缁。
问其齿字，名为虞士。
其姑卒娶之，以为子妾。
通俗地讲，就是皮肤嫩，头发好，嘴唇红，牙齿白，身材丰满，婀娜多姿，言语可人，面颊还带史上最美酒窝。除上述所引内容外，《妄稽》中还有不少描写妄稽、虞士的文字，篇中这些对丑妇、美女极尽能事的形容与夸饰，是这篇西汉竹书在文学史上的又一奇。
美妾虞士，自然令周春欢喜不已：“周春闻之，喜而自幸。”然而，这个家庭的矛盾也就此开端。先是买妾之前，妄稽即极力阻挠，与公婆之间产生矛盾；买妾之后，妄稽讨好周春失败，又嫉妒虞士，从而与周春、虞士又产生激烈矛盾。让人惊异的是，在这个家庭的冲突之中，周春的软弱和妄稽的强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周春娶妻之前，一切听从于父母，娶妻的标准为其母所定，“其母曰：苟称吾子，不忧无贤”，周春甚至都没有见过妄稽，就被母亲安排娶妻回家；而后亲自到市场上去选购美妾的仍是周春父母；周春娶妻之后，又处处受制于妄稽，面对如此丑恶的妄稽，只能“坐兴太息，出入流涕”，赶紧向父母哭诉；后来心爱的美妾被妄稽残酷折磨，周春也只能“为之恐惧”，处处唯唯诺诺，常常默默忍受。而妄稽不仅敢于在买妾前与周春父母辩驳，极力阻拦买妾，而且动辄对丈夫周春“大怒”，斥责周春“错我美彼”，甚至当着周春之面打骂虞士，完全不把丈夫放在眼里。后来趁周春外出，妄稽又抓来虞士对她残酷折磨，“昏笞虞士，至旦不已”，并且恐吓周春赶紧卖掉虞士，否则诉诸官司，“速鬻虞士，毋羁狱讼”，凶悍无比。周春之软弱，妄稽之强势，也许是二人本来的真实形象，此种情形，古往今来并不罕见；但也有可能，是在文学上故意为之，目的是为了要突出作品中女主人公妄稽的形象，要突出妄稽的丑恶不仅在于外貌，还在于她在夫妻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对夫权的凌驾。
妄稽的强势，可能来源于她背后的力量。读者可能会问，周春这样的男子，“乡党无有”、“于国无伦”，享誉远近，为何娶丑妻妄稽？周春之母乃按照“苟称吾子，不忧无贤”的标准为周春娶妻，
“媒妁随之，为娶妄稽”，可见妄稽虽丑，但必有可与周春相匹配的地方，可惜这方面的情况，篇中并无交待，但也可见一些端倪。首先，妄稽反对买妾陈述理由时，除了担心花费买妾“君财恐散”，还引用嫫母与妲己的故事，陈述历史上的丑女之贤、美女之祸：“殷纣大乱，用彼妲己。杀身亡国，唯美之以。美妾之祸，必危君子。”其次，妄稽的赀财衣饰甚丰，人脉甚广，生病之后曾召其少母，再联系到周春对妄稽的态度，我们推测，妄稽不仅受过较多的教育，而且应该出身富贵大族，其强横跋扈，有恃无恐，可能即与其出身、地位相关。这与汉代婚姻的通常情况也是符合的，史书所载的大多数汉代人婚姻个案中，男女双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都是十分接近的。《大戴礼记·本命》说：“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记载了妇人若有以上七个方面的恶行，丈夫便可将其休去，其中嫉妒就是可以休妻的恶行之一。汉代妇人因妒而遭弃者，在史书中也不乏记载，《汉书·元后传》：“（元后）母，适妻，魏郡李氏女也，后以妒去。”又《后汉书·冯衍传》：“衍娶北地任氏女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儿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妄稽“妒闻魏楚，乃骇燕齐”，完全可以出之，但周春及其父母却并无相关考虑和言行，可见妄稽背后的力量，这也说明汉代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占有较高地位。相较之下，从市场上“与牛马同栏”的美妾虞士，被买到周春家中，则毫无地位可言，几乎任由妄稽鞭笞折磨：“柘修百束，竹笞九秉。昏笞虞士，至旦不已。”
现实如此令人绝望，看起来没有解决之道了。然而文章末尾突然记载“妄稽大病”，痛苦万分，日夜呼号，竟死去了。恶人自有天收拾，读者终于出了一口气。这个故事好像仍然落于恶有恶报的窠臼。但若仔细揣摩妄稽临死时的忏悔之言：“我妒也，不知天命乎！祸生乎妒之。”可知本篇要告诉读者的是，妄稽的丑并不是最大的错，妒才是给自己带来祸害与毁灭的关键。悔恨之余，妄稽死前召来虞士，告诉虞士：“吾请奉汝，以车马金财，綦组五彩，尽尽来取，不告无有。”将自己的赀财嫁妆尽数赠予虞士。妄稽临死前悔恨的这些言行，述说了《妄稽》篇作者这样一种道德伦理观：妇人之妒是祸害与悲剧产生的根源。也就是说，本篇的创作与流传也许并非只是供人消遣和猎奇，它还有劝诫的目的，作者对读者是有所期待的。
妄稽悲剧的发生，述说者告诉我们乃妇人之妒所致。但倘若我们追问一下，妇人之妒因何产生？无疑是丈夫对美色的追求所致。作为追求美色的丈夫周春，是否也应该对这一家庭悲剧作些反省呢？在这篇赋中我们看不到。这也许说明，在这篇赋产生和流传的那个时代，男人对美色的追求是一种当然和正常，重德不重色还没有成为士人道德上的主流。
《妄稽》篇基本四言一句，隔句为韵。
类似体例的四言赋，可以追溯到战国晚期《荀子》中的《赋篇》，学者一般认为这一类赋与北方的四言说唱文学有关。四言赋在西汉得到了继承并略有发展，但以咏物为主，兼有说理、抒情者，如刘安《屏风赋》、孔臧《鸮赋》《蓼虫赋》、刘胜《文木赋》，此外枚乘《七发》、扬雄《蜀都赋》也大量运用四言，这些赋仍然雅致有格调。但类似《妄稽》这样的长篇叙事之作，讲述家庭世俗故事的，现在一篇也看不到！《妄稽》的发现，提醒我们，文学史上的汉赋时代，除了流行格调高雅
的大赋，也还有叙述家长里短的俗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有“杂赋”一类，着录有12家，共233篇，可惜均已失传，不可得闻。这类“杂赋”，
据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说，与那些大赋风格是不太一样的，今天有学者认为，它们主要就是民间性质的俗赋，若果如其然，则更说明了文学上的雅俗，从来都如硬币的两面。《妄稽》即为我们翻开了历史上长期尘封的另一面，岂不称奇！
第二篇何晋:何晋：秦国为何被同时代人普遍称作“虎狼”
原标题：《秦称“虎狼”考：兼论秦文化遇到的对抗》
一、“虎狼之秦”的观念，是在战国晚期六国与秦之间产生的，是东方六国只针对秦一国而形成的观念。
《战国策》所载策士之辞，在述及秦国时，常常称秦为“虎狼之国”或“虎狼之秦”，如《楚策一》载苏秦说楚威王曰：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1]
楚王也回答说：
“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
又《西周策》“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章，游腾（西周臣）对楚王说：
“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
《赵策三》“秦攻赵于长平”章，虞卿对赵王说：
“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其求无已，而王之地有尽。”
《魏策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章，苏子说魏惠王曰：
“然横人谋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国患，不被其祸。”
《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章，魏将与秦攻韩，朱己谓魏王曰：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BC262）
“虎狼之秦”的说法，在《史记》述及战国史的文字中，也常常可以见到，由于《史记》记载战国史事所据材料多来源于《战国策》中的一些篇章，这样的说法出现在《史记》中实属当然。[2]此外《史记》还记载，秦末楚汉相争时，樊哙在鸿门宴上对项羽也说：“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3]，《淮南子要略》亦云：“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可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盐铁论褒贤篇》也说：“秦以虎狼之心，蚕食诸侯。”[4]《战国策》一书中的材料，大多也形成于战国晚期到秦汉之际，可见，在战国晚期到秦汉之际，“虎狼之秦”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
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此段历史时期中的东方六国，却极少被冠以“虎狼”之名。那么，“虎狼之秦”到底是什么含义？为什么战国晚期以来人们称秦为“虎狼之国”？
考查“虎狼”一词及其相关语，在春秋时代的使用，大抵包含三层意义。《左传》文公十三年载，晋人设计诱获仕于秦国的士会，秦人中计派遣士会去与晋人相见，士会推辞时即说：“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又《左传》哀公六年，齐国的陈乞说：“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云云[5]。这两例中，“虎狼”一词均表示为人凶残暴虐而无信义。
《左传》宣公四年，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说：“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又昭公二十八年载，叔向的儿子伯石生下来时，叔向母亲听到伯石的哭声，说：“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6]《国语晋语八》对伯石亦有类似的记载。这里，“虎狼”被分别用来形容一个人的音容相貌，具备这样特征的人往往被视为不祥，有狼子野心。从上面所举二例中二人的行事及结果看，这样的人最后都能灭家毁国。
“虎狼”的第三个含义则与“戎狄”有关，《左传》闵公元年载，狄人伐邢，管仲对齐侯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国语周语中》载富臣对周襄王说：“王不忍小忿而弃郑，又登叔隗以阶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7]在这里，戎狄被视为豺狼，被视为贪而无厌，在中原国家的眼中成为另类，受到排斥。
“虎狼”的这三种含义，均尽数保留存在于“虎狼之秦”这一词中。秦被看作凶残暴虐而无信义，《战国策》、《史记》等书中屡有记载，例如屈原劝说楚怀王不要去会见秦昭王，所举原因就是：“秦虎狼之国，不可信”[8]；陆贾言秦是“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9]；汉代文学儒士也说秦的残暴是：“纣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慄，…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于骨肉相残，上下相杀。”[10]《战国策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章载，鲁仲连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11]此事又见载于《史记鲁仲连列传》，《史记集解》引谯周云：“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天下谓之‘上首功之国’，皆以恶之也。”此处《史记索隐》云：“秦法：斩首多为上功。谓斩一人首赐爵一级，故谓秦为‘首功之国’也。”[12]秦人自商鞅变法，奖励军功后，对国内刑法之酷烈，对国外征战之凶残，东方六国皆有目共睹。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推断，战国时虽屡遭战祸，但人口尚有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秦统一全国后在其暴政下，更是“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13]根据马非百《秦集史》中“首功表”所列[14]，从秦献公二十一年至秦王政十三年（BC241-BC234）这107年里，有明确数目记载的，经统计，秦军共斩首敌军约1678000人。对于文献记载的战国晚期秦军斩首敌军之数，已有学者表示怀疑，以为有夸大之饰[15]，但秦人在战争中的残酷无情和崇尚首功，则是毫无疑问的，《商君书》言秦“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16]。项羽所言秦“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在当时恐怕是多数人普遍的观念。
如果说凶残暴虐是在秦的征战中，人们对秦国统治下一般民众和兵士的印象，尉缭对秦王的造访则给我们透露了当时秦统治者另一方面的信息。据《史记》记载，大梁人尉缭事秦，秦始皇“衣服食饮与缭同”，仔细观察后尉缭发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17] 尉缭对秦王政相貌的描述，自然使我们想起《左传》对楚越椒和晋伯石的记载，在人们的眼里，这样的人无疑是“狼子野心”。《史记刺客列传》又说“以雕鸷之秦，行怨暴之怒”，这里的“雕鸷”也即指秦的凶暴，与“虎狼”同义。
至于秦被视为“戎狄”则由来已久。据《史记》记载，秦之先祖，有“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18]，后来秦族的中潏(Jue2或yu4)保有西垂，他在西方戎族中似乎很有威信，能使西垂和睦，直到秦孝公时虽然宠爱善于养马的非子，但也不敢得罪中潏的子孙，就是因为中潏一系在西方与戎族关系密切，左右着那里的局势。周宣王时，宣王利用秦仲及其子庄公诛伐西戎，并封庄公为西垂大夫。后犬戎攻杀无道的周幽王，庄公之子襄公将兵救周，派兵护送周平王，到此时才因为立功，襄公被平王封为诸侯，赐以岐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19]秦与中原诸国才开始来往。由以上可见，秦之先祖与西戎相处，关系十分紧密，或和或战，在秦和西戎长期相处接触的过程中，秦受到西戎文化、风俗上的影响是明显的，一些与中原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已开始根植入秦，再加上秦与中原诸国来往不多，所以《史记》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20]，秦被中原诸国视为戎狄，这种观念，一直保留到了战国，公元前262年魏国想与秦联合攻韩，朱己就对魏王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21]关于秦族的确切起源，虽然现在学界尚无定论，但秦在春秋、战国一直被目为“戎狄”是较明显的。有学者指出，春秋时期中原诸国指斥周边国家为“夷狄”，大都是从文化而非种族的意义上而言，文化落后于中原的边缘之国常常受到歧视而被称为“夷狄”。秦的情况似乎正是这样，偏居西陲，建国封侯也都比较晚，春秋时期与中原之国的来往也较少，在文化上可能落后于中原国家。
正如上述《左传》、《国语》中所说“夷狄虎狼”贪得无厌一样，在《战国策》中记载秦如虎狼贪得无厌的材料也十分常见，如《赵策四》“齐将攻宋”章云：“夫秦人贪。”（P769）《魏策三》“秦败魏于华”章：“夫秦贪戾之国而无亲，蚕食魏，尽晋国，战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而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P889）《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章：“皆知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P908）《魏策四》“秦攻韩之管”章：“以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P933）《韩策一》“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章，苏秦说韩昭侯：“且夫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P968）《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今秦有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餍。”（P1192）均言秦非贪食吞灭天下而不足以满足其贪。《楚策一》载苏秦说楚威王曰：“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东汉高诱注云：“秦欲吞灭诸侯，故谓虎狼国也。”正是从这一角度作解。
也许秦的上述三个特征，正可以用来解释它被称为“虎狼”的原因。但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秦被称为“虎狼”有着两个特殊性。一是时段上的特殊，春秋时期秦从未得过“虎狼之国”的称号，秦有“虎狼”之称始盛行于战国晚期。也就是战国晚期对各国外交和军事上影响重大的“合纵连横”时期（待查：“合纵连横”盛行于何时期？）。《战国策》中记载最早称秦为“虎狼”的篇章，是载苏秦说楚威王和魏惠王，清代学者顾观光《战国策编年》、于鬯《战国策年表》等均系于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这两篇如果确是苏秦行事，其实际年代当更晚一些，[22]其它各篇所载在时间上则比这篇更晚。“虎狼之秦”的说法正是产生于各国政治、军事发生激烈冲突的这一时期。
二是“虎狼”一词的特殊针对性。以上述“虎狼”三个特征而论，战国时并非只有秦一国独具，虽然这些特征于战国晚期的秦国来说较为明显，例如，楚国亦被中原诸国视为夷狄之国，楚国的兵士在战争中也并不以怯懦闻名，但楚国却从未有过“虎狼之国”的恶称。事实上，《战国策》中“虎狼”一词的指向性相当明显，也就是说当时只有秦一国如此醒目地被多次称为“虎狼之国”，称秦为“虎狼”的是全部东方六个国家，而东方六国彼此之间却从不这样称呼，也不被秦这样称呼。
可见，“虎狼之秦”的观念，是在战国晚期六国与秦之间产生的，是东方六国只针对秦一国而形成的观念。
第三篇何晋:何晋：怎样读《国语》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认为，《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历史上确有左丘明其人，《论语》里记载有孔子谈到左丘明的话：“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可见左丘明在历史上还是个大人物。《史记》中还记载，这位鲁国的左丘明担忧弟子们在读《春秋》时出现误解，失去了孔子的原意，所以还专门编著了《左传》，来解释《春秋》。《史记》的这个说法影响很大，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即认同此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意思是孔子在鲁国史书的基础上作了《春秋》，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编著了《左传》，同时他又把一些或同或异的材料用来编著了《国语》。所以在汉代，《国语》和《左传》曾被看作是记载春秋历史的姊妹著作，称《左传》为《春秋内传》，称《国语》为《春秋外传》。虽然《国语》从来并未得到像《左传》那样的重视，不过从东汉开始也有一些大的学者为其作注，如当时贾逵、郑众曾为之作注，三国时有虞翻、韦昭、唐固为之作注，只是后来仅韦昭注留传下来。 但宋朝时就有人开始怀疑司马迁的这个说法，宋人陈振孙已发现《国语》与《左传》在内容上存在一些相异之处。例如，齐桓公举兵伐楚，在陈述讨伐原因时，《左传》中记载是斥责楚国不向周王献贡苞茅，而在《国语》中则是让楚国向周王贡丝；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国大败楚军，连楚共王眼睛也中了箭，晋军能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晋军中有楚国人为晋国提供楚军的详细情报，这位楚国人，《左传》中记载是苗贲皇，《国语》则记载是雍子。齐桓公的那次征楚，以及晋楚之间的鄢陵之战，这两件事都是春秋时期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然而在《国语》《左传》二书中的记载却存在如此差异。近现代以来，中外皆有学者对《国语》的作者为左丘明提出质疑，关于这个人本身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争论，问题很多，例如他的名字，有人说他姓左名丘明，也有人说他复姓左丘名明；又如关于他的时代，有人认为他比孔子早，有人认为他和孔子同时，也有人认为他是孔子的学生，时代要晚于孔子。不管怎样，现在看来，实际上都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表明左丘明就是《国语》的作者。此外，二书的写作文体也不太一样，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对《左传》文法进行了详细考察，证明《左传》与《国语》二书的语法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可见二书并非一人所作。 《国语》中《晋语》的内容最多，差不多占全书一半的篇幅，《齐语》《郑语》《鲁语》各一卷，内容较少；此外书中没有关于秦国的记载，可见编撰者应该不熟悉秦国或得不到秦国的有关资料。近代学者卫聚贤根据《国语》对吴、越历史的详细记载及其他迹象，认为《国语》可能是楚人的作品，其编定时间大约在战国中前期。 《国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它记载了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之交约500年间周王朝及诸侯国的历史。“国语”可以理解为“各国之语”。“语”是先秦时期历史记载书籍中的一个类别，其特点是重在记言，而所记之言语大多是关于国事的对话或议论，往往充满政治警句和统治智慧。楚庄王请人教育培养楚国的太子，教授太子的内容中就有“语”这一类书籍：“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国语·楚语上》）意思是用《语》教授太子，从而让太子懂得先王们的治国经验，在于以明德治民。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见记“言”在历史叙述中的重要。比《国语》更早的《尚书》，其中就已有不少君臣之间的政论、谋议、对话如“谟”、“诰”这类的记言内容，《国语》记各国之语，可以看作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光大。我们不太能确定其中不少那些看起来比较私密的谈话是否真是当时原始的档案记录，或许更多是后人整理加工亦未可知，但显然这些内容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当时不仅仅是被看作档案记载或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还认为可以作为历史借鉴和政治智慧，用于治国治人。由此可见，中国的史书从一开始产生，便有明显的资治目的和功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就是读《国语》的意义。 《国语》全书分八国记事，依次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除了其中《周语》记载西周、春秋之事，其他各国，则基本都只记春秋之事。总体来说，《国语》全书记载西周的事并不多，所记主要还是春秋时期各国之事。所以，这使得《国语》和另外一本也记载春秋历史的史书《左传》，在内容上便有一些重合的地方，但《左传》是编年体史书，把鲁国及各国历史纳入到鲁国十二公各年之下，按年代先后逐年、逐月记载，融各国为一体；《国语》则把全部所记内容分为240多个条目，分散到8国之中，而各条目前后彼此之间互不连属，在内容上也没有什么紧密必然的联系，若把此书看作是一资料汇编，大概也不为过。此外，《左传》重在记事，往往详述史事的过程；而《国语》则重在记言（但也不完全排除记事），往往通过言论来反映一些史事。《国语》虽然在系统叙事上比《左传》要逊色不少，但它在个别史事的记载上也有比《左传》更详细的地方，可补《左传》的不足。例如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历经千辛万苦后回到晋国作了国君，尽力于百姓之事，但《左传》只笼统说晋文公“入务利民”，而在《国语》中则详细记载了晋文公“利民”的具体措施：“弃责（债）薄敛，施舍分灾，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贾宽农，务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不过，《国语》中的绝大部分内容还是以记言为主，正如上所述，记言可能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从中得到成败得失祸福的借鉴，所以基本句句充满警醒，篇篇都有训诫。我们就来看看《国语》的首卷《周语》中记载的一些篇章。首章记载周穆王将征伐犬戎，周王的卿士祭公上谏阻止，说：“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意思是周的先王们昭显的是德，而不是显摆武力，即便召集军队，也是农闲时该出动的时候才出动，而一旦出动就必须威震天下。显摆军队是滥用武力，滥用武力就没有震慑。祭公在谏言中陈述了周先王后稷、不窋、武王的事迹，认为现在不当征伐犬戎。这一整章几乎都是祭公的话，只在章末有简短的一句叙事：“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然而这一句，却是全章的点睛之笔、旨意所归。是说周穆王不听劝阻，遂征犬戎，获得犬戎献上的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而归，看起来似乎是打了胜仗，实际上却失去了在诸侯那里的威信，从此远方的诸侯就不再来朝了。第二章是个小故事，讲周恭王出游于泾水之上，密国国君密康公随行，有人私自送来三位美女，密康公之母谏言康公：“众以美物归女（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意思是众人送美女给你，你有何德可以享受？连周王可能都不能享受，何况你这样在下位的。在下位的人若铺张享受，终归会灭亡。同样，章末缀以简单的一句：“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最终密康公不听谏言，没把美女献给周王而自己留了下来，最终被周王灭国。第三章讲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件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民批评厉王，厉王就派人监视，发现有人批评就抓起来杀了，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高兴地告诉邵公说：“我终于能让大家的批评意见消下去了！”但邵公说：“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邵公说你这不是消下去而是堵住了。想要堵住人民的口，比堵河还难。河堵不住了而溃流，会严重伤人无数，堵住人民的口也是一样的。所以治理河流的人一定是疏而不是堵，管理百姓的统治者也一定要让大家有意见就能表达出来。邵公的话远不止这里引用的几句，其他内容读者可自行去翻阅。总之，邵公的谏言仍然占据了这一章的主要内容；还有，章末也仍然有这么一句：“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周厉王不听邵公之谏，从此国民没有人敢发声，三年之后，国民暴动把周厉王驱逐出国都流放到彘地。通过举例的这三章，我想聪明的读者已能从中略微领会到《国语》记言训诫的模式了。 不过，《国语》中也不是所有的篇章都像《周语》中这样，大致来说，其中《鲁语》《晋语》《楚语》和《周语》相似，在一国之中，记言均按时间先后，且所记甚多，这是一类。还有另一类比较特别，即《齐语》《郑语》《吴语》《越语》，只专记一国中之一事。如《齐语》，则只记载了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一事之始末；如《郑语》，纯粹只记郑桓公与史伯之间的问答；如《吴语》，则基本可视为吴王夫差一人之传记；如《越语上》与《越语下》，虽都记勾践灭吴，但却大有出入，《越语上》只记越王勾践兵败复仇之事，是以勾践为中心，而《越语下》则多记范蠡之事，无疑是以范蠡为中心。我认为，这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之滥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