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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内参揭幕网篇1:中华网揭幕内参
首先三峡大坝的修建过程等就不一一阐述了。本以为已经风平浪静，但最近不少龙鬼蛇神跑出来，抛出了什么“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的噩梦 无人担责”“黄万里预言成真，三峡最终要炸掉”“国务院罕见声明：中国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的噩梦”“中国政府终于向全世界承认：三峡工程是出问题了”等等，标题骇人听闻与从别处剪贴来的内容牛头不对马嘴。
三峡大坝在人大通过是1992年，我当时非常关注。之后的修建我更在成都。下面就几个三峡大坝的问题进行扫盲式回答，如果有问题请继续提。
三峡大坝有问题原因如下：
有人认为：“人大通过时投反对派的人特别多。那时的代表还是有良心的，竟然有841人没投赞成票。”
实际情况如何：
赞成票 1767票
反对票 177票
弃权票 664票
未投票 25票
在这之前，的确中国的所有人大投票议案中，最多的一次是三票弃权票。（这都是当时我关注的）。可见反对的的确多。但这些人巧妙将弃权票算入不赞成票。这样我也可以说“在反对与赞成票中，赞成的占90%。”
为什么有这么多反对和弃权票。我来解释一下。反对票中以四川最多，反而大坝修建地湖北几乎没有。难道湖北不受污染之苦吗？弃权票则主要来自上海和广州等地区。为什么？
1、区域之争。这是反对票、弃权票的来源。
因为一旦通过修建三峡大坝，重庆就要从四川中划分出去，成为直辖市。这是四川的灾难，四川的财政收入的大头来自重庆，而这笔经费却主要用于四川成都的建设（一句话：重庆养活成都）。所以四川代表极力反对，最后重庆成为直辖市的头几年，重庆、成都视为死敌。重庆的火车事件、著名的李伯清事件就是如此。不知道？去搜搜吧！当时我就在成都。
而为什么这些发达地区弃权呢？因为经费太大了，相当于中国当时一年的国民收入，一旦投入三峡，那么上海等地的投入就会减少。请不要混淆视听，说什么良心呀等等。
2、财政压力太大？最主要的顾虑。
其实这是当时反对的人中最多的一个顾虑。当时上马三峡工程时，第一条反对意见就是这个。但现在某些人为什么不提了。因为解决了。当时的解释是：这是一个20-30年的长期投入工程，看起来总费用是大，但是摊到20-30年中就不大了。实际上，我们的财政表现更好。10年后，几乎每年都要上马几个三峡工程似的建设。由于这条实在上不了台面了，就被华丽的忽视了。
3、污染、生态问题？某些人最后的法宝。
三峡大坝有没有污染和生态问题，让我们看看当时提交的报告：（内容较多可以不看）
国家对三峡工程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极为重视，从五十年代开始就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研究工作更加广泛、深入，并列入了国家“七五”科技攻关计划。最近，有关部门编制的《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已通过了主管部门的预审和国家环保局的终审。
三峡工程建设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有利的影响主要有：可以有效地减少洪水灾害对中下游地区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减缓洞庭湖的淤积和萎缩；增加中、下游枯水期流量，改善大坝下游枯水期水质，并可为南水北调提供水源条件；与火电相比，可减少大量废气、废水、废渣对环境的污染。
不利影响主要在库区，如水库淹没、移民和城镇迁建，若处理不当，会加剧库区原已紧张的人地矛盾，可能产生新的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对库尾会有影响；库区部分水域水质污染会加重；部分文物古迹被淹没，三峡自然景观会受到一定影响；对水生生物和珍稀物种也会有影响等。
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本着对人民负责和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对不利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采取得力措施将其降低到最小程度。结合三峡工程的建设，必须认真做好包括上游水土保持以及城乡建设、移民安置、资源开发、水质保护、环境整治等在内的库区综合规划；库区新建项目要选无污染或少污染的产业，必须切实执行在审核项目的同时也要审核环保的制度；积极治理老污染源；建立生态与环境监测网络，对生态环境实行监测、管理和研究；要制定三峡库区的环境保护办法；对文物古迹要尽可能地搬迁和保护。各方面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支持，以保证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
由此可以中央其实也遇见到这些问题了。而且也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意见，而且大多已经落实下去。实际上，这些问题大多的到解决。但也存在问题：只能说将其降低到最小程度。
4、移民问题？
这个真的是问题吗？我们这儿是湖北恩施，巴东属于我们管辖。当时巴东移民去了上海，我可是看着眼红不已。有移民吗？站出来说说自己的生活吧！
5、船运问题。
三峡工程根本不能使万吨轮船直达重庆，最多只能使万吨船队在一年中的五、六个月的时间内直达重庆。三峡两线五级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不可能达到每年五千万吨，最多只能保证单向通过能力每年三千万吨左右。
如果说那位仁兄说的有道理的话，这句估计是唯一没有问题的。的确如此。但为什么没有达到，原因我也知道：当年我从重庆去武汉，看见江边到处是造船厂。这就是原因。三峡设计时，只考虑到中国所有当时的船型，即几家国企的，谁知一个改革春风，结果全民造船。导致原先估计20种船型后来变成上百种，导致无法批量过船闸。
这确实是没有考虑到。如果就这点提意见，我会支持你，但拆掉三峡大坝？你秀逗了吧！难道为了怕吃饭噎着，就直接打个洞到胃里。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进行了相关的改进。以上问题已经是老黄历了。2009年三峡双线船闸的通过量有七千多万吨，有业内人士估计可能三年后就会达到最大设计通过能力的一亿吨，而设计时估计2030年才达到一亿吨。有水运界人士担心三峡船闸将成为长江黄金水道的新瓶颈。会不会这样？
三峡开工时长江航道单向年通过能力只有一千万吨，双向两千万吨，设计一亿吨觉得很大了，那时还有很多人认为没有必要搞这么大的船闸。当初确实没想到发展这么快。尽快建成升船机、改进船舶的标准化、改善调度，总运量还能在一亿吨基础上再提高一些。如果没有三峡工程，长江三峡河道就是一个航运的瓶颈，现在有了三峡水库才大大促进了长江航运。说三峡船闸是一个新的瓶颈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确切的。
6、环境问题。
这是最说不清楚的问题，但也是最好混淆视听的问题。某些人将什么：05年重庆水灾, 05年江西地震, 06年四川旱灾的时候就有学者多次提出三峡是元凶。06年国际水利专家费理森就预言过三峡摧毁了整个长江中下游的气候,大旱之后还有大雪。结果真的就是08年的特大雪灾，08年的汶川大地震。
好家伙，一个三峡大坝把中国全影响了。哦！还有卡特琳娜飓风、海地地震、智利地震、欧洲洪水可能都是三峡的问题。三峡影响世界呀！
这个我真的辩解不了，日本用当时世界第一快的计算机去研究日本地震，也没得出个什么结论。结果爆发个日本大海啸（个人认为此次地震属于公海应该叫做：近日本大海啸），我该如何解释。
但个人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中国是三峡大坝引起的。那么欧洲、美国、日本、大洋洲的各种地震、海啸、洪水、干旱，是由哪个巨型工程引起的？请告诉我。
最后说说我对三峡工程的看法。三峡工程 可不可不修建。从当时申请议案一段话就可以看出来了：长江百余年来发生了五次大洪水，自1954年以来，已有近40年没有发生全流域性的大水。洪水的出现有一定的周期性，在一定意义上讲，发生大洪水的威胁在不断增长。去年渭河、太湖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提高了全社会的水患意识，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对兴建三峡工程更为关切，增加了及早决策兴建三峡工程的紧迫感。当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现在决策兴建三峡工程，时机也是比较适宜的。长江流域森林乱砍滥伐造成的水土流失，中下游围湖造田、乱占河道带来可怕后果。长江两岸有4亿人口居住，5O年代中期，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为22％，由于不断进行的农地开垦、建厂和城市化，使两岸80％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另一方面，长江中下游有蓄洪功能的湖泊则在迅速地萎缩着，洞庭湖水域面积从1949年的4350平方公里缩减到2145平方公里，鄱阳湖在40年间缩小了1／5，还有数百个中小湖泊已经永远地从地图上消失了。千湖之省的湖北只拥有湖泊百余个。
而更可怕的一个潜台词都没说出来：
如果不修建，而重新去扩大湖泊，其动用的人力、物力远远大于三峡工程。除非直接灭掉其中2亿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已经不够了。两全其后取其轻，只有修三峡大坝。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政府是有远见的，但由于牵涉太多的利益问题。使得三峡大坝终于没有赶上1998年那场惨剧。“抗洪救灾”，250万大军、2500万民众守在长江边上。中国只有核武器部队没有调动了。这时如果再爆发一场战争中国将无兵可用。
与1998年情况类似的是，2010年我国长江流域再次出现集中降雨，并形成较大洪水。长江多次出现较大洪峰，全流域水位上升。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事件也将越来越多，如何值得欣慰的是，2010年三峡大坝已成功拦截两次洪峰，耗时多年的防洪工程终见成效，我们成功的将“抗”转变成“防”。如果没有三峡大坝的拦蓄作用，恐怕2010年又是全国军民大调动，集中抗击洪灾了。那一会，不是有人在说，是三峡造成了大洪水了吗？今天怎么又反过来说是三峡造成了大旱灾呢？可见，三峡工程的首要目的和用途是防洪抗灾，而不是发电。其造福中国的效果，应该还不是特别明显。以后再遇到1998年的那样流量和持续性的大洪水，中国人民就会看得清楚了。今天主流媒体重提三峡问题，是为了响应国企混合制，这是好事不是坏事，中国穷了几千年了，不改革不行呀，党的威信是一天高过一天，这证实了小平同志的改革是得人心的，是为人民所拥护的，电力系统腐败问题太过严重，必须改革。
中华内参揭幕网篇2:中华网揭幕内参
2009年4万亿刺激政策付作用显现，曹妃甸玩不下去了
2013-05-27 07:02:16.0
曹妃甸工业区烂尾：巨债每日利息超千万 官员不愿任职 “曹妃甸不行了”、“曹妃甸玩不下去了”、“曹妃甸成了烫手山芋，哪个官员都不愿意去”……流言，如同一个可怕的幽灵，在曹妃甸、在唐山徘徊。
位于渤海湾西侧、隶属河北第一经济强市唐山、规划面积380平方公里的曹妃甸工业区，自2003年启动开发建设以来，累计填海造陆超过230平方公里，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高峰时期号称日均投资4亿元，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单体工地”、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其不仅承载着唐山城市和产业双重转型的“蓝色之梦”，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河北建设沿海经济强省战略的成败，更被视为重塑京津冀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之举。
“十一五”时期，曹妃甸与天津滨海新区相互竞逐，共同构成中国区域开发中最受瞩目的双子星座。然而，似乎是一夜之间，曹妃甸就从荣耀的巅峰坠落，挣扎于生死边缘：原计划构建的四大支柱产业——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力——正在落空，而早期用于基础设施开发的巨额投入，正迎来偿债高峰期，紧绷的资金链随时有断裂的危险。
“如果曹妃甸能撑过这几年的艰难期，也许还有重新崛起的可能；如果撑不过去，曹妃甸就完了……”多位接受本报采访的官员和学者表示。
一度的“明日之星”曹妃甸何以陨落？
本报记者奔走京津冀三地，历时近月余的调查显示：这其中有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形势的误判，有2009年那波4万亿刺激政策的推波助澜，有强势官员的好大喜功，也有河北、唐山区域开发操盘者的经验不足，更有中国过去30年土地开发、投资拉动式发展模式的不合时宜，等等。
而且，曹妃甸或许只是一个缩影，其遭遇带来的昭示之一是，在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投资拉动的土地开发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今天各地热衷的大规模的新区开发建设，亦存在走向“曹妃甸式败局”的可能。
1. 被搁置的国际生态城建设
曹妃甸优先建设临港商务区，意味着生态城将被无限期搁置，已经停工的项目，也极有可能长期烂尾
一圈蓝色的建筑施工围挡圈起了滦(县)曹(妃甸)大桥施工现场，黄色的起重吊、白色的混凝土搅拌机静静地矗立，预制好的桥梁横卧在荒草丛中，已经扎好钢筋骨架而未及浇筑的桥梁则锈迹斑斑、扭曲变形，木料和钢筋杂乱地堆放，两排尚未架上桥梁的桥墩整齐地伸向看不到尽头的远方，桥墩上预留做连接之用的钢筋裸露在外，被雨水侵染的锈迹一缕一缕染黄了桥墩，印刻着岁月的沧桑。
忽然，“汪汪”几声犬吠划破午后荒野的寂静，惊动建筑工地移动板房内一位中年男人推门而出。他是该项目施工方葛洲坝[0.20% 资金 研报]集团在这个工地上的唯一留守者。他告诉本报记者，项目2010年开工，建了一年便停工，至今仍无重启的音讯。
滦曹大桥是被誉为“明日之城”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最重要的基础交通设施滦曹公路的关键节点。不仅大桥烂尾，这条规划全长12.4公里、路基宽52.5米、计划投资9.4亿元的一级公路也已烂尾：公路只修了一段，而这一段路以绿化隔离带为界，一半已经铺好柏油路面，另一侧路基尚未完工，裸露的黄土上已草色青葱。
滦曹大桥东南约500米，是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科教园区，计划为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河北联合大学搬迁后的新校区。根据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奠基仪式现场留下的项目简介，这两所高校新校区的总投资接近10亿元。如今，科教区内，整栋整栋未完工的大楼废弃在荒野之中，有的已经封顶，有的框架尚未完工。
科教园区项目施工方之一中铁十五局的留守人员汪师傅告诉记者，这一项目从2011年底停工至今，公司只拿到过2000万工程款，垫资7000万元。
从科教区往南，是彩虹家园、美和城、万年丽海花城等住宅楼盘，彼此相距遥远，中间是大片的荒地，有的楼盘尚未完成外立面装修；已经建好的万年丽海花城，虽然房屋已经大部出售，但基本无人居住，小区唯一的两家餐馆的服务员都感叹，“闲的太无聊”。
虽然生态城内人迹稀少，曹妃甸国际生态城规划馆依旧照常开放，生态城筹建处也依旧挂着牌子。“筹备处不能撤的原因是有大量外债。”曹妃甸管委会一位前官员说，“筹备处一旦撤销，就都成了政府债务”。
该官员介绍，生态城目前一共投资280亿元。不过，据一位曾在生态城管委会高层任职的人士介绍，280亿元有夸大的成分，实际投资可能在100亿元左右：投资公司融资二三十亿，施工方垫资二十亿，吹填造地十亿，滨海大道十亿左右，再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开销，基本也就在一百亿。
留守生态城项目部的中铁十五局的汪师傅说，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早点结束这个项目赶快撤离。但他不知道的是，唐山官方早已调整发展思路：战略收缩，优先建设曹妃甸工业区内的临港商务区，为曹妃甸工业区提供生活、休闲、居住配套——而根据最初的规划，曹妃甸工业区的配套生活区就是远期规划人口80万的生态城。这一调整意味着生态城将被无限期搁置，已停工的项目，也极有可能长期烂尾。
曹妃甸国际生态城虽然烂尾，但其只不过是曹妃甸工业区的配套城区，其建设也只是刚起步，与之相较，已累计投资超过3000亿元的曹妃甸工业区的烂尾风险则更为可怕。
2. 四大产业战略规划落空
这迫使唐山市向几十年的“冤家对头”天津低头，希望与天津港[0.84% 资金 研报]合作，形成类似于宁波港[0.41% 资金 研报]与上海洋山港的协作关系。
5月初的一天上午，曹妃甸临港商务区大街，几个东北人在街边万居昱海澜湾建筑工地大门前徘徊。他们慕名而来，以为曹妃甸的工作机会要比家乡多。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万居昱海澜湾和附近的君瑞联合农贸市场在2013年春节前就曾发生过农民工集体讨薪事件，并在今年“两会”期间成为“维稳”的重点“关照”单位。
自2003年曹妃甸通岛公路开工、曹妃甸大开发正式拉开序幕以来，曹妃甸先是在2008年前后遭遇一轮欠薪停工潮，继而又在2011年后再次陷入困境，延续至今。
比这些建筑项目遭遇挫折更可怕的是，曹妃甸工业区最初规划的“四大”产业正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曹妃甸工业区建设之初，基于其港口、资源和区位条件，确定了“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力”四大战略产业。然而，如今其港口吞吐业务虽发展迅速，却只是“过路财神”。
从全球港口发展情况来看，无商不富，无贸不活。曹妃甸港虽然已经成为集疏运大港，吞吐量在2012年逼近2亿吨、跃入全国十大港口之列，却没有贸易功能。曹妃甸新区发展改革局局长刘文彬之前曾披露，曹妃甸吞吐量1.75亿吨中近1.6亿吨为过境货物，吞吐货物总市值虽突破1000亿元，但除运输环节外基本不在本区域产生效益。
“港口只提供装卸和临时堆放，一吨煤港口只能收一元钱。”曹妃甸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卢泽祥说，“如果能提供选煤、洗煤、配煤等服务，一吨煤港口可收取10元，商家则可多卖几百元。”
在效益微薄的情况下，曹妃甸还面临着新的码头建设任务。这迫使唐山市向几十年的“冤家对头”天津低头，希望与天津港合作，形成类似于宁波港与上海洋山港的协作关系。但对于长期龃龉的曹妃甸与天津港而言，由竞争走向合作显然需要时间解开心结。
曹妃甸赖以上马的关键项目、也是其“大钢铁”产业的寄托者——首钢千万吨炼钢项目，亦遭遇困难。自一期1000万吨精品钢铁项目上马以来，事故频发，损失惨重，且成本远高于同行业竞争对手，至今仍未扭亏。而由于首钢一期项目的严重亏损，二期项目遂变得遥遥无期，至今尚未报发改委开展前期工作。
让一位曹妃甸管委会前官员更为忧虑的是，近年来中国钢厂向南方布局的趋势愈加明显。“中国的钢铁消费主要是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南方地区，钢厂布局正逐渐向这些地区倾斜。”该官员表示，包括首钢收购水城钢铁和贵阳特钢在内的北方钢企布局南方的举动就是明证——目前，北方大钢企除包钢外，几乎全都在南方布局。
尤其是拖延多年的宝钢湛江项目去年获批，更是被视为钢企向南方布局这一战略思路的有力证据。此外，中国钢企越依赖进口铁矿石，在南方布局钢厂优势就越明显。而这毫无疑问将为曹妃甸的“大钢铁”之梦罩上一层浓厚的阴影。
曹妃甸工业区“大电力”产业的关键，是规划总装机容量6600兆瓦、总投资规模近300亿元人民币的华润电厂。目前，华润一期600兆瓦发电项目已于2009年6月投入商业化运行。二期2000兆瓦项目尚处于跑前期准备工作批文的阶段，何时能够落地，还难以确定。
对曹妃甸而言，更为关键的是，电厂作为工业区的配套基础设施，意义非凡，但作为一种产业，其带动作用颇为有限——尽管，作为循环经济示范区，电厂是基础环节，但目前循环经济仍仅限于口号和规划。电厂的余热，并未按循环经济的要求成为下游产业的原料。
曹妃甸的大石化产业，则喜忧参半而又夹杂着滑稽与荒诞。曹妃甸设想中的大石化产业，一是就近利用本地冀东油田的石油资源，尤其是南堡10亿吨整装大油田的资源，一是利用深水码头的优势进口原油。
但曾经令温家宝总理“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并于2007年五一节前往曹妃甸与冀东油田工人共度节日的南堡发现10亿吨整装大油田的消息，最终被证明勘探并不准确。
对于前者，目前，中石油、中石化在曹妃甸的商业储备基地已经建成。据唐山市发改委官方透露，中石化下辖燕山石化1200万吨炼油、100万吨乙烯项目已通过国家发改委的核准，只剩下环评收尾工作，“最快将于7月开工，至迟下半年也肯定开工”。
但上述曹妃甸管委会前官员告诉记者，“中石化不会马上动工”，他肯定地说，“我和中石化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谈合作，历经中石化几任领导，且100万吨乙烯项目都列入‘十一五’规划了，但到现在都没见实效”。
他的分析解释是，“十一五”期间中石化已经在天津启动了1200万吨炼油、100万吨乙烯的炼化一体化项目，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和如此近的距离内再开工这么大的项目。而且“即便项目已经批下来了，中石化开不开工还要看中央的脸色行事”，在其看来，直到今天，曹妃甸在中央的决策支持上，依然无法和天津滨海新区相提并论，“这样一来，曹妃甸的石化根本弄不成。”
远期来看，由于中俄大炼油、中(国)沙(特阿拉伯)大炼油都已确定落户天津滨海新区，从产业布局的角度看，中央几乎不太可能再在距滨海新区不足百公里的曹妃甸部署大的石化项目。
这位曹妃甸管委会前官员还认为，唐山的大炼化应该与中石油合作——年产量500多万吨的中石油冀东油田就靠近曹妃甸，但后来的实际决策却选择了与中石化合作，其决策过程亦有需反思之处。
3. 中日生态产业园停滞不前
曹妃甸几乎成了烫手山芋，领导更换频繁，任职时间一个比一个短，官员都不愿意去曹妃甸任职。
除四大战略产业之外，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访问中国期间，唐山市与日本合作的中日曹妃甸生态工业园，河北和内蒙古力推的内蒙古在曹妃甸建立的临港“飞地”产业园，如今也都遭遇困境。时至今日，记者看到，中日曹妃甸生态工业园落户项目寥寥，大片的土地闲置荒芜，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首相下台后，更是缺乏推动力；内蒙古在河北的“飞地”产业园，见诸公开报道的只有承德产业园在2009年在9月有两个项目开工，此后便再无项目开工的消息。
除了上述产业，曹妃甸整个招商和项目建设形势也面临着严峻考验。“虽然调子一直喊得很高，号称每年有几百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但你在岛上看到的主要项目还是好几年前的，最近几年并没有太大的项目落地”，上述曹妃甸前官员透露，2011年曹妃甸曾经举行过有主要领导剪彩的项目集中开工奠基仪式，“但140多个项目至今一个都没建成。”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曹妃甸工业区的投资近年来呈现下滑态势。2008年，曹妃甸工业区完成投资327.6亿元，增长36.6%；2009年曹妃甸新区完成新增投资1023亿元；2010年1000亿元；2011年下降至600.9亿元；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600亿元以下。“2012年的投资计划并没完成，后来被迫在人大会上重新调低投资计划目标。”唐山市一位参加过前述人大会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曹妃甸的发展，关键是在产业。”唐山当地的一位经济研究人士说。但他对曹妃甸目前规划的产业前景感到悲观。
“曹妃甸的产业布局是重型化的，正赶上中国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这是最要命的。”这位经济学者分析道，“中等收入国家是什么概念？就是国民经济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过去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到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基本上都建起来了，只不过是修修补补提升的问题，就不需要大规模消化基础能源和原材料；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开始从实物消费转向第三产业的服务消费……这将对曹妃甸布局的传统产业造成巨大冲击”。
这样的发展形势和悲观的预期，使曹妃甸甚至是唐山市都弥漫着消沉的气息。“最初到曹妃甸工业区的人，包括政府部门的选调生，个个都豪情万丈，有一种大开发建设者的自豪感，但现在已经不行了。”唐山市一位处级官员感叹。
“曹妃甸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一位参与过曹妃甸早期开发的官员说，曹妃甸几乎成了烫手山芋，领导更换频繁，任职时间一个比一个短，官员都不愿意去曹妃甸任职，“甚至连不分管经济的政法委书记都派过去做过管委会主任，可见情况之糟糕”。
然而，比起产业发展，曹妃甸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融资。巨额债务偿还压力，使其资金链处于崩溃的边缘。
4. 巨额债务迷局
唐山市一位资深金融界人士透露的曹妃甸债务规模要更加巨大。“600亿元？连边都不沾！”她说，“曹妃甸两年的投入就要600亿！”与中国几乎所有的新区开发一样，曹妃甸开发采取的也是“管委会+融资平台”借贷负债开发的模式。但对于千亿元级天量投资的曹妃甸而言，“注资-负债-再注资”的循环模式，显然难以支撑。
曹妃甸最初的开发资金，来自于国家开发银行110亿元贷款中的90亿元。其后，国开行的贷款增至200亿元，并获得工商银行[0.00% 资金 研报]的200亿元贷款。从2003年开发至今，已历十年，曹妃甸正逐步进入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
对于曹妃甸目前的债务总规模，唐山市政商两界的流传说法是600亿元。不过，一位曾在曹妃甸管委会任职的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可信，曹妃甸的贷款可能也就在三四百亿元左右。
“曹妃甸号称投资3000亿，实际上估计也就在2000亿元左右，这其中，首钢自己投入600亿，电厂、码头、石化企业也都是自己投资，曹妃甸平台公司的投入也就在600亿左右，主要是用来填海造地等基础设施建设，减去土地出让收入，债务规模也就在三四百亿”。这位前曹妃甸管委官员分析称，对于总投资两千亿元的曹妃甸而言，政府平台公司有三四百亿的债务规模“也算正常”。
曹妃甸工业区最主要的平台公司是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其次是曹妃甸控股。根据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的公开资料，该公司注册资本34.2937亿元，总资产870亿元人民币 ，目前集团已累计实施工业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24项，总投资650多亿元，截至2011年11月底，其从各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共计459.13亿元。这一公开资料，似乎印证了上述前曹妃甸管委会官员的部分说法。
但另一位曹妃甸管委会前官员则认为，曹妃甸的债务规模至少不会低于600亿元。“唐山市现在每天支付的银行利息都在1000多万，曹妃甸可能也是这个数。”他据此推测，曹妃甸的债务规模应该在600亿元之上。“不过，要弄清曹妃甸的真实债务情况不太容易——没有人敢准确的说这个事情，包括唐山市、曹妃甸的主要领导在内，也可能说不了太多”。
与上述两位官员提供的数字相比，唐山市一位资深金融界人士透露的曹妃甸债务规模要更加巨大。“600亿元？连边都不沾！”她说，“曹妃甸两年的投入就要600亿！”
该金融界人士透露，曹妃甸的融资结构中，包括银行委托贷款在内的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只占2/3左右，还有1/3是民间融资，其中主要是基金。此外，曹妃甸还有大量的施工方垫资建设。“因此，就更不清楚曹妃甸的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了”。
5. 债务危机命悬一线
“曹妃甸现在正处于艰难时期，就看这段时间能不能挺过去；如果挺不过去，那就死掉了。”唐山当地一位经济学者明确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曹妃甸曾通过信托、金融租赁等方式融资，与工银租赁、昆仑租赁、交银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累计到账19.63亿元。其2012年10月委托五矿国际信托发行的一只4亿元的信托产品，年利率达8%-10%。
而这还不是资金成本最高的。“曹妃甸甚至还用过月息4分的资金！可见其资金紧张到什么程度。”前述唐山金融界资深人士介绍，“民间借高利贷也不过如此，而其规模只不过是几千万，不像曹妃甸动辄以亿计。”
据其介绍，曹妃甸岛上的资产，除了企业名下的，包括公用设施在内、甚至连路灯都已被抵押了。“金融圈都知道曹妃甸是负资产，只是没有人愿意挑明——各家都坚持支撑着，也许曹妃甸就度过去了；另一方面，也是打感情牌——即便哪天曹妃甸欠的钱要黄了，也不能先黄我的。”
唐山市银监局去年的一份调研报告亦承认，曹妃甸的“平台贷款风险较为集中”。该报告披露，曹妃甸新区目前正处于建设阶段，建设项目融资多以平台公司为承贷主体。“在逐步完善抵质押手续和合同条款后，上述贷款仍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据悉，2011年以来，曹妃甸新区已有11.9亿元贷款到期后申请展期。
这份银监局报告还显示，截至2011年末，共有1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曹妃甸新区各家企业建立信贷业务关系，贷款余额625.56亿元。此外，国开行等域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向曹妃甸新区贷款余额超过400亿元。不过，尚不清楚这总额超过1000亿元的贷款中，曹妃甸平台公司所占具体份额。
风险之下，2011年曹妃甸新区新增贷款同比减少69亿元，一些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存量缩减。这直接导致曹妃甸资金紧张。
为此，2012年1月30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在唐山市召开加快推进曹妃甸新区开发建设现场办公会，专题研究部署曹妃甸新区开发建设，并要求各相关单位现场表态支持。河北省政府和唐山市政府带头表态给予资金支持：从2012年起，河北省连续3年每年给予曹妃甸30亿元资金支持——10亿元贴息，20亿元周转资金，唐山市每年给予15亿元支持。
在这次现场会上，工商银行唐山分行拒绝表态支持后，唐山市一度要求终止工行在唐山开展业务。之后，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以停止工行对河北省的全部贷款相要挟下，此事才低调收场。
与曹妃甸巨额债务相对应的是，其收入渠道狭窄。据曹妃甸管委会前官员介绍，曹妃甸的土地利用率不足1/5，这意味着曹妃甸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的收入并不会太多。并且，曹妃甸初期为吸引项目落地，曾低价甚至免费出让土地——最初，曹妃甸是希望通过低价出让土地招徕产业落户，以财税弥补土地价差，形成资金良性运行。如今，随着产业落地放缓，资金循环遂遭遇压力。
“曹妃甸的工业用地出让一般在20万元/亩，高一点的港口码头用地28万/亩，最贵的住宅商业用地50万元/亩。”一位曹妃甸管委会前官员介绍。而曹妃甸最初的填海造地成本，平均约7万元/亩，后期飙升至30万/亩，加上地上基础设施投入，土地出让能够保本就已不易。
前述唐山市银监局调研报告也承认，曹妃甸“财政收入偿债面临较大压力”。2011年，唐山市全部财政收入为555.5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255.6亿元，“仅靠地方财政资金还款及继续融资压力较大”。
“曹妃甸现在正处于艰难时期——不能说它以后就没有前景了，就看这段时间能不能挺过去；如果挺不过去，那就死掉了。”唐山当地一位经济学者明确表示，曹妃甸现在命悬一线，处于生死边缘。
6. 争议是否败于决策失误
另一种观点认为，曹妃甸今天的处境只是4万亿投资种下的苦果。4万亿后，一地鸡毛，曹妃甸只不过是其中最耀眼的一羽。
然而，这漫天的悲情，都是在最近几年内才出现的。
仅仅是在四五年前，曹妃甸还风头正劲，“北方深圳”、“明日之城”的光环，令其一度有赶超顶着国家战略头衔的天津滨海新区之势。然而，只不过短短几年时间，曹妃甸的形势便急转直下，直至跌入烂尾崩溃的边缘。原因究竟何在？
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曹妃甸今天的困境是决策失误，而更愿意将曹妃甸今天的困境归结为形势的转变：经济危机的突然来袭。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曹妃甸是整个京津冀区域一体化非常重要的一步棋，特别是对北京产业发展的纾解，曹妃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位曹妃甸管委会前官员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如果金融危机来得不这么早，如果曹妃甸过去的形势再持续一个周期，可能现在我们谈话的这些基础就没有这些了。”唐山当地一位经济学者分析道，“曹妃甸刚刚出了地皮，然后就下了一场雪，一下把它闷回去了——你说是机遇不好还是前期预测的不好？”
“形势转变得这么快，谁都没想到，包括国家领导人也很难预料到。”上述唐山学者说，曹妃甸现在遇到的这种形势是很突然的，“如果让你决策，你当时雄心勃勃、轰轰烈烈准备大干一番，可能也会想到有风险，但你没有别的选择，形势在那里，只有往前推……但是你不会想到这么大面积的不景气，那能怪当时的决策者对这个事情没看透？”
另一种观点认为，曹妃甸今天的处境只是4万亿投资种下的苦果。“4万亿的时候曹妃甸很热，中央政策一变，曹妃甸的资金就成了问题。”曹妃甸管委会一位前官员对记者分析。
“4万亿刺激政策一开闸，银行争着抢着要给曹妃甸贷款，中交集团旗下上海航道局、长江航道局、广东航道局、天津航道局齐聚曹妃甸，争着垫资填海造陆……形势推着人大干快上。”这位官员回忆道，“现在出问题了，你不能都把责任怪到决策者头上。”
在其看来，2008、2009年左右中国经济到了一个转型期，但是中央政府选择了一条相对急切的路，“没有通过结构优化去转型，而是走了一条投资优化的路”。沿着他的逻辑来看，4万亿后，一地鸡毛，曹妃甸只不过是其中最耀眼的一羽。
金融危机和4万亿刺激政策之外，中日关系的起伏无常、鸠山由纪夫首相的下台，则被认为是曹妃甸中日工业园区进展缓慢的原因。
但另一位曹妃甸管委会前官员显然不完全认同“形势说”。“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就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是‘震荡经济’，隔几年一个周期，这一轮经济井喷期从2000年延续到2006年，不能指望2008、2009年后经济形势还这么热。”
该官员称，他们当时为此准备了近2000亿元的产业投资清单。“但到市领导那一汇报，嫌产业太低端了，都想要高新技术产业、循环经济项目，直接就把这个投资计划给否了。后来，这个单子里相当一批项目落户到了天津。”
“如果当时这些项目能够落地，到经济下滑期，有这些前期项目投入，企业主会想办法支撑，曹妃甸不至于惨到今天这个地步。”该官员认为，唐山市主要领导从2007年开始在曹妃甸问题上一直唱高调，使曹妃甸错过了“十一五”的黄金机遇期。“错过了‘十一五’规划里国家批准的项目，‘十二五’就有了新的规划；错过了‘十一五’这个最佳机遇期，九常委来曹妃甸考察是再也不可能了。”
7. “败于天津”的共识
一位唐山市官员对记者表示，相对于天津一年几千亿的投资，如果挪几百个亿的小头给曹妃甸，曹妃甸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虽然上述受访者在“败于形势”还是“败于决策”上存在争议，但几乎都认为，曹妃甸的失败某种程度上是“败于天津”。
与相距仅38海里的天津滨海新区的关系，一直是曹妃甸从建立之初就不能回避的问题。如何处理与滨海新区的产业关系，涉及到曹妃甸未来往什么方向发展。
曹妃甸与天津相隔如此之近，而其依托的资源——港口、石油——是如此雷同，甚至瞄准的产业结构也都偏于重化工，迎头相撞似乎不可避免。
除了前述石化产业和港口方面曹妃甸与天津的竞争外，两地整个产业布局更是反向而行：曹妃甸的重点是重化产业，而天津将紧邻曹妃甸的北部规划为商贸服务、休闲旅游、居住等功能，而越过海河向南大规模填海造地已部署重化产业；同时在传统的港区吞吐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并未考虑借重曹妃甸的港口优势，而是花大代价在滨海新区南部重新开挖航道、建设码头。
尽管两地有着如此直接的竞争关系，诸如2006年唐山市长张国栋“曹妃甸与滨海新区之间存在竞争，主要的竞争在炼化方面”的率直发言仍然罕见，更多的时候，曹妃甸与天津则是心照不宣、私下较劲儿。
在很多唐山官员看来，在曹妃甸与滨海新区的区域竞争中，天津虽有自身的优势，但主要是政治优势。
一位唐山市官员对记者表示，相对于天津一年几千亿的投资，如果挪几百个亿的小头给曹妃甸，曹妃甸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曹妃甸的发展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萧何就是京津冀区域合作、首都经济圈。”曹妃甸管委会一位前官员认为，曹妃甸从建立的第一天就不仅仅是着眼于唐山自身的发展，而是着眼于整个京津冀的区域协调发展——如果着眼于唐山自身，根本用不着开发曹妃甸。
京津冀合作虽然学术界和舆论呼吁多年，但真正动真格去做的时候，仍然比较落后。有官员事后分析，如果当时采取区域合作，由天津港[0.84% 资金 研报]入股曹妃甸港作为它的主要股东，以天津港良好的货源、曹妃甸良好的港口资源强强联手，走一种市场化合作的道路，包括土地合作，曹妃甸港也就做起来了，“但由于中国不完全的市场化经济催生了一系列问题，各地都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谋发展”。
“事后冷静地分析，对于天津滨海新区的问题和曹妃甸的问题，还是应该从国家大的环渤海战略来看，从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战略来看。”该官员说。
8. 受累于河北省内战略摇摆
干部调换太频繁，换一个领导就换一种思路，会造成区域发展的瓶颈。
虽然曹妃甸开发号称河北省的“一号工程”，但事实上，无论是河北省还是唐山市，对于曹妃甸开发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开发始终存在分歧，政策也在不停变换，甚至是同一个主政官员在不同时期也思路多变。
“与辽宁省自李克强书记提出沿海‘五点一线’后的持续坚持、一直作为全省工作重心来抓相比，河北省的战略重点一直在变。”一位唐山市前官员介绍。
曹妃甸开发最初的决策，在河北省层面，举全省之力全力支持。为此，专门形成曹妃甸开发议事会议制度，省委省政府唐山市官员共同参加。
其后，河北省事实上的“一号工程”一度变为城镇改造的“三年大变样”工程。三年间，河北完成城市基础设施投资7131亿元人民币，是曹妃甸10年累计投资总额的两倍。
而据唐山官员介绍，即使是沿海开发方面，河北省侧重的临海新区也有不同，比如，一度更青睐沧州的渤海新区而不是唐山的曹妃甸，“因为渤海新区离石家庄更近，更有可能带动冀中南”。再往后，河北沿海发展战略包括的是秦(皇岛)唐(山)沧(州)三地，“三个点同时动，以河北有限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
在唐山市层面，其对曹妃甸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从唐山市自身发展来看，可以说并不需要曹妃甸，曹妃甸开发实际上动了唐山市的奶酪、花了唐山的钱。”有官员分析道：如果不做曹妃甸开发，唐山还是唐山，依旧是河北老大；而一旦进行曹妃甸开发，唐山就不再是唐山——曹妃甸的开发是着眼于整个京津冀，其开发必将超越唐山市层面的掌控。
在2006至2010年赵勇主政唐山时，其强势推进曹妃甸开发，但赵勇之后“虽然官员都说支持曹妃甸开发，但支持力度和抓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此外，唐山广为流传的分析是，为了配合曹妃甸开发而外调进来挂职和任职的官员，与唐山本地官员在对待曹妃甸开发上，也一度产生分歧，投射到曹妃甸便形成复杂的局面。
在曹妃甸新区层面，其管委会主任自2008年以来，便频繁走马换将，5年间先后经历了4任主任。“第一届班子还都是搞开发的内行人，后来甚至连管政法的都派来曹妃甸做主任了”。有官员愤愤不平地表示。
“干部调换太频繁，换一个领导就换一种思路，带来的影响挺要命，会造成区域发展的瓶颈。”一位曾在曹妃甸工作的官员感叹道。
9. 曹妃甸的非典型膨胀之路
前来参观考察的院士、专家在感叹曹妃甸开发场面之震撼之余，就告诫说，“曹妃甸太大了，你控制不了这个大盘子。”
在外部形势、发展思路之争以外，曹妃甸开发中“摊子铺得太大”被认为是其遭遇困境的又一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最初的经济区开发——14个沿海城市的经济开发区，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小规模起步、滚动开发。然而，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区域开发，动辄数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曹妃甸则是这股园区开发浪潮的一个缩影。
在经济形势、宏观政策、区域发展格局等多种力量推波助澜下，最初规划仅为30平方公里的曹妃甸逐渐膨胀。当其膨胀到足够庞大时，也就足够脆弱，以至于形势一有风吹草动，局面就近于失控。
原曹妃甸工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薛渤珣此前接受采访时曾介绍，曹妃甸工业区最初规划仅30平方公里，后来改为250平方公里，接着是310平方公里，最后经扩展到1000多、2000平方公里，“变数很大”。
曹妃甸的正式开发始于2003年，但其谋划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展开。“当时河北沿海三个城市，秦皇岛最早被纳入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而唐山一直没有被纳进来，唐山就希望通过曹妃甸开发推进外向型经济建设，有建设深水码头优势的曹妃甸就成为了重点。”唐山当地一位经济学者介绍。
在唐山谋划开发曹妃甸的同时，首钢也打起了曹妃甸的“主意”。由于首钢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日益严重，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秘密开展搬迁的选址工作，并登上曹妃甸。首钢与唐山的一拍即合，使曹妃甸开发建设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本世纪初，时任唐山市委书记张和明确提出唐山发展的“蓝色战略”，并决定在未获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化整为零”、先由唐山市出资建设到曹妃甸的通岛公路。
此路一通，形势大变。“中央领导接踵而至，有影响力的领导一来，凡是对曹妃甸有反对意见的人就都不表态了。”一位唐山市官员回忆道。
2005年，国家发改委批准首钢搬迁曹妃甸，则是曹妃甸发展进程中又一里程碑事件。此前，唐山市曹妃甸的规划还只是在曹妃甸岛前端填海造地30平方公里，布局矿石原油码头、钢厂，形成一个小三角，后边修一条铁路连接大陆。随着首钢搬迁——仅首钢就需要占地20平方公里——和其他大项目的落地意向，曹妃甸的规划一下扩大到60多平方公里，加入了石化、电力产业园区。
再后来，唐山拿到国家规划部门审批的时候，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交通部的规划部门提出意见，认为曹妃甸规划得太谨慎，至少应该多增加若干公里的海岸线，增加若干码头。他们提出了300平方公里的规划方案——在中国严控土地规模的情况下，很少有地方规划能在国家审批的时候得到这种待遇。
国家领导人的频频视察，使曹妃甸的光环愈来愈亮。而在视察过程中给曹妃甸提出的定位和表述，也使得曹妃甸的发展很自然的超越唐山市最初的“蓝色战略”层面，开始被诠释到发展循环经济以及环渤海崛起乃至东北亚合作的“国家使命”层面。
并且，彼时整个中国经济处于2003年以来的持续高速发展期，依托钢铁行业的井喷，唐山的发展犹如坐上了火箭。整个环渤海地区也在此时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平衡中国发展格局的热点地区，“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环渤海”的豪言令人热血沸腾。
2006年10月，赵勇以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身份执掌唐山市委书记一职。甫一到任，赵勇就于2006年底开始推行“大曹妃甸”计划。扩容后的曹妃甸向西与天津滨海新区连成一片，向东则把京唐港开发区收入囊中。
之后，唐山又效仿日本的“东京湾”，提出了“唐山湾”的概念。所谓“唐山湾”，是指位于渤海湾的中心区域，于唐山沿海区域近230公里的海岸线上形成的一个弧形断面。这一区域，区位优势独特，背靠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有曹妃甸和京唐港两大港区，有深达36米的天然港址，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待开发土地。
时任唐山市委书记的赵勇坦承，之所以要提出“唐山湾”的概念，有两重用意：其一是用唐山湾来与日本东京湾对比，激励出唐山人赶超世界的复兴梦；其二是帮助认识唐山湾的整体概念，把唐山沿海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规划开发，依托港口建设现代工业体系，建设生态环保新城，从而实现在沿海区域再造一个新唐山的飞跃。
这一时期，曹妃甸的声势可谓一日千里，“打造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践行科学发展观示范区”口号响彻曹妃甸。
即便到了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2009年，曹妃甸的发展形势也未受冲击，反而逆势而上，投资规模由300亿跃升至千亿级。
红火的形势，使曹妃甸在2009年达到声誉的高峰。当年10月中旬举办的首届曹妃甸论坛，包括多国政要在内的来自全球的精英云集。
然而，危机总是在荣耀之后登场。
“现在回想，如果曹妃甸不是铺那么大的摊子，一下就填海造地200多平方公里，而是根据需要一步一步来，情况也许就不一样。”唐山当地一位经济学者说。
曹妃甸前官员亦有类似观点：“曹妃甸这个秤砣太大，靠河北省也好，靠唐山市也好，肯定背不起这个大秤砣”。
该官员回忆说，他在曹妃甸时曾接待一批前来参观考察的院士、专家，他们在感叹曹妃甸开发场面之震撼之余，就告诫说，“曹妃甸太大了，你控制不了这个大盘子。”
结果，一语成谶。
10. 并非无解的曹妃甸困境
曹妃甸的债务困境，并非没有解，“当前是过渡期，不能让债务崩盘、银行贷款还不了的情况出现”。
在针对曹妃甸今天的发展困境的反思中，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曹妃甸前期投资特别大，如何形成可持续运转的投融资体制就很关键，而唐山乃至河北在投融资和大规模园区开发方面的经验不足，是曹妃甸遭遇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曹妃甸这样大规模的开发，具体先花多少钱，后花多少钱，需要有经验的人掌舵，最好是政府与大国企合作。”一位曾在唐山任职的官员告诉记者，而河北一向就财力基础薄弱，改革开放后又缺乏成功开发产业园区的经验，“现在一下就玩曹妃甸这样几百平方公里的大开发区，根本玩不下去的。”
在他看来，推动曹妃甸大开发，“战略上是对的，战术上值得商榷，关键是河北的支撑体系——开发、投融资等经验、人才，都不足以支撑”。
而事实上，在赵勇主政唐山期间，对曹妃甸开发曾经有过“很大的一盘棋”。在金融方面，其曾提出成立300亿元产业基金的计划，希望以此撬动5-10倍的资金投入曹妃甸开发；还曾提出将曹妃甸旗下资产整合上市融资以及组建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的计划；组建国开曹妃甸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曹妃甸开发的计划，得以在2010年3月实施。为了推动中日曹妃甸循环经济产业园区，赵勇先后邀请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唐文弘、外交部黄惠康到唐山挂职担任副市长。
但是，随着赵勇离任，曹妃甸产业基金、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整合资源上市的计划，至今均无明显进展。
唐山当地的经济研究人士则认为，曹妃甸之所以今天背负沉重的债务包袱，关键在于政府“越位”、“手伸的太长”。“比如说，政府先把地造好了，把产业放在这儿，自然有人来盖房子，但政府非要自己去建房子、建生态城……很多事本不应该由他去做，但他都干了。”
老的问题还没解决，新的更迫切的困局却需要化解。
“曹妃甸的未来很难说清楚：如果经济全部回暖，如果还有一轮投资热卷土重来，曹妃甸依然有春天；如果冷一年，再拖一年，就有可能把曹妃甸拖黄了……这个事情在两可之间。”唐山当地一位经济学者审慎地表示。
而记者采访的官员们则要乐观得多。“毕竟曹妃甸的平台太好了，过去只是没有把握好时机，现在应该冷静下来调整下思路。”曾参与过曹妃甸早期开发的一位官员表示。
“如果区域发展有一个大的布局调整，曹妃甸还是有希望的。”一位已经离开曹妃甸的人士表示，“曹妃甸最终能否起来，在于国家是否能把它放到首都经济圈区域一体化战略的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做”。
在其看来，“曹妃甸现在是艰难时刻，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有些事情顶顶就过去了——几百亿的债务也没影响到国家的发展，而且地已经造出来，再过两年，环境也成熟了，很多东西迎刃而解。”“曹妃甸是一步很好的棋，关键在于怎么走，走的快慢的问题。”
对于当前曹妃甸的债务困境，该人士认为，如果曹妃甸能在城镇化、工业化之中找好平衡点，并非没有解，“当前是过渡期，不能让债务崩盘、银行贷款还不了的情况出现”。
但他亦认为，曹妃甸开发必须由国家来抓。“国家不能只批个新区的帽子就放手不管，而且，在新区开发方面，国家应该吸取曹妃甸的教训，有管有控。”
中华内参揭幕网篇3:中华网揭幕内参
王立军走进了美领馆
摘要：据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近日回忆称，“王立军出现在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并告诉我们薄熙来的妻子谋杀了英国人”。希拉里称，“他有腐败和凶残的过往，他是薄熙来的刽子手”，“我们告诉王立军，他不能进驻领馆，美国也没有依据向他提供避难援助”。
2012年1月，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慰问干警。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2年2月6日下午14时31分，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前公安局长王立军，走进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33小时零4分钟后，他才从里面走出来。
王立军曾是重庆唱红打黑运动中的打黑英雄，他主持并领导了当地的打黑运动。研究这一运动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之伟称，被打黑对象均为民营企业家，打黑运动使得那里最大的一批私营企业家都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王立军告诉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他掌握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夫人杀害一个英国公民的证据。他要求美领馆为他提供庇护，并提出了政治避难申请。
这一行为后来被认定为“擅离岗位”、“叛逃”。
重庆打黑运动自此宣告终止，无数人的命运也因此逆转。
矛盾激化
王立军所提到的那个英国公民是尼尔?海伍德。尼尔?海伍德是薄熙来夫人薄谷开来的密友，和薄熙来一家关系密切。2011年11月15日，尼尔?海伍德被发现死于重庆市一家酒店的客房内。
王立军是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据后来的法庭文件显示，王立军“明知薄谷开来有杀害尼尔?伍德的重大嫌疑，且已掌握重要证据”。
为徇私情，王立军“指派与其本人及薄谷开来关系密切的（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负责该案”，并认可其作出的尼尔?伍德系酒后猝死的结论，使薄谷开来不受刑事追诉。
法院还称，“后王立军与薄谷开来产生矛盾并不断激化”，为图自保，王立军重新调取整理了尼尔?伍德死亡案的证据。
王立军与薄谷开来之间有何矛盾，至今仍是一个迷。薄熙来后来在法院上称，王立军“暗恋着谷开来，情感纠结，他不能自拔”，“谷开来和他是如胶似漆，谷开来对他是言听计从”。
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决裂在2013年1月28日变得公开化了（至少在一个小圈子内公开化了）。
当日，王立军向薄熙来汇报薄谷开来涉嫌杀人的事情。
据王立军后来在法院上回忆称，“我记得大约三分钟之内，没谈任何事情，就是骂，骂得差不多了，走过来指着我鼻子说，‘你必须把此话收回去，谁是杀人犯？’”
王立军称，薄熙来当时还打了他一拳，“他后来一拳打过来，打到我的左耳朵，绝不是一巴掌的问题。”
5天后，王立军公安局局长的职务被撤销了。
政治避难
王立军被撤职后，他身边的另外3名工作人员又被非法审查。王立军后来在法院上宣称，“当时很危险，首先我受到暴力（威胁），我身边工作人员和案件的侦办人员失踪了。”
法院判决书则称，“王立军感到自身处境危险，遂产生叛逃的想法。”
但王立军叛逃的真实原因，目前仍不清楚。据后来的媒体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在尼尔?海伍德被害之前，王立军正因滥用职权的指控而受到调查，王立军担心，一直为其提供保护的薄熙来将不再愿意保护他。
2月6日，据新华网后来报道称，“王立军以洽谈工作为由，借故取消原定公务安排，于当日14时31分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张说法。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在2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王立军是以重庆市副市长的身份，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与美方会面。该发言人还强调称，这次会面是提前预约好的。
但重庆方面后来否认这一说法，重庆期间“没有安排包括王立军在内的副市长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开展外事活动”。
据后来的媒体报道称，王立军还要求与英国驻重庆领事馆人员会面，但他没有现身，而是前往320公里之外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新华网后来援引法院文件报道称，在美领馆内，王立军与美领馆官员就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等事项作了短暂交谈后，称自己因查办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求美方提供庇护，并书写了政治避难申请。
主动离开
尽管王立军对美国具有极大的情报价值，但他并不符合政治避难的资格。
据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近日回忆称，“王立军出现在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并告诉我们薄熙来的妻子谋杀了英国人”。希拉里称，“他有腐败和凶残的过往，他是薄熙来的刽子手”，“我们告诉王立军，他不能进驻领馆，美国也没有依据向他提供避难援助”。
这和美国国务院当年的表态相左。2012年2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Victoria Nuland）在谈到此事件时，否认双方谈论了涉及避难的内容。
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希拉里称，“薄熙来和王立军两人或许相处得不和睦，王立军想要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领事馆也很快被其他警察所包围”，“很快，这就演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局面”。
当时，有传言称，重庆市长黄奇帆带了70辆警车去成都，但重庆官方后来否认了这一说法。当年3月5日，重庆市政府发言人称，“只有黄奇帆、陈存根、徐敬业三位重庆市领导和市政府秘书长受市委、市政府委派一起去的，根本不存在70辆警车一说”。
希拉里还表示，王立军在知悉无法获得政治避难后，强调想让中央政府知道真相。希拉里称，美国方面告诉王立军，“这个我们可以安排”。
据后来的媒体报道称，王立军用随身携带的至少三部手机与中央政府进行了沟通，沟通持续了三个小时。最终，2月7日晚间23时35分，在警方办妥手续后，王立军“主动”离开了美领馆。
此时，距其进入美领馆，有33个小时零4分钟。
休假式治疗
11个小时后，2月8日上午10点54分，重庆市政府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王立军正接受休假式治疗。
（本文作者尹守革，综合新华网、南都周刊、经济观察网、财新网、华尔街日报等编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