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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代人口篇(一):中国历代人口及面积
中国历代人口
秦：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总人口呈大幅下降趋势；秦始皇二十六年时人口约2000万。
东汉桓帝：5600万以上。
西晋（280年）：1600万。
隋（606年）：4600万。
唐（755年）：人口恢复到5000万，安史与黄巢之乱时有所减少。
宋：初年三千余万，至南宋时达七千余万。(王曾瑜：鼎盛时达一亿。)
元一代，人口略有增加而不显著。
明：以元末五千余万人口起家，到满清入关时官方统计为六千余万，史家估计还应再加上“隐户”，约数也只能恢复到南宋盛时的标准。
清：绝对人口过亿，遥遥领先于其他各朝。二十世纪常说的“四万万五干万同胞”，就是清朝创造的人口数字。
清代人口大量增长原因分析
清代人口增殖率起初还是较慢的，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增长最快，从1.2亿增到3亿。以后又渐缓，呈下凹曲线。1851年爆发了金田村起义。这在人口曲线上的反映就是1852年到1870年总人口减少了8200万，从将近4.4亿降到3.5亿。到了清末才恢复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水平。
（一些学者认为，13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
由于高产作物的栽培推广、耕地面积的扩大、单产的提高和复种指数的升高，所以中国粮食总产量在清代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以致能够养活四亿多人口，这是清代人口空前增加的物质基础。最重要的高产农作物品种就是玉米和草棉、红苕、马铃薯、高粱、大豆和花生。
特别应当指出，康熙五十年颁布了“自康熙五十二年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到了雍正时代，进一步实行“摊丁入地”。人口的增殖完全摆脱了赋税和差役制度的束缚，于是人口的发展就象脱缰野马似的狂奔起来。
人丁数与人口数
所谓“人丁”就是载入户册、负有赋役义务的男性劳动者。户册人丁数不是全部人口数，也不是全部成年男人的数目，要按照一定比例换算为口数，这个比例就叫“口丁比”，即平均每个户册人丁相应有多少实际人口。一般说来，每户一丁，口丁比接近五。
一战打了四年多，伤亡人数达3000多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死于战争及与战争相关原因（如因战争导致的灾害、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屠杀等）的人约为7000万（欧非战场约占三分之二，欧非战场死亡人员中的三分之一是死于纳粹集中营或是被纳粹行刑队集体屠杀的，占二战中遭刻意屠杀的平民及战俘总数的80％以上），其中苏联死亡2660万人（1941年－1945年，军人占35％，苏联方面因战争造成的伤病人数也是及其巨大的，仅在册军人的伤病累计数便高达1830多万人次），中国死亡约1850万人（1937年－1945年，其中军人约占15％，另外因战争造成的伤病者累计约1600万人次，因此伤亡累计约为3500万人）。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不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是13世纪的蒙古扩张战争，13世纪的蒙古战争可称得上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战场覆及欧亚两洲，面积达2500万平方公里，造成上亿人死亡，仅仅在中国，人口便从战前的11000多万降至战后的5000万人（人口减少与死亡还不是同一个概念，因为它已抵消了出生的人口，因此实际非正常死亡人数要比人口减少数大得多），其中中原地区从768万户降至87万户，南方则从1267万户降至900万户，而当时世界人口不过4亿左右。
国祚 汉四百一十年（西汉214年，东汉196年），清二百九十六年，唐二百八十九年，明二百七十六年，宋一百六十七年，元—百六十二年，晋四十五年，隋三十七年，秦十五年。秦是中国的创立者，从“始皇帝”算起是十五年；从秦王政即位算起是四十年；从秦灭周室，史家以秦代周纪年算起是四十九年。秦以外，所有的朝代都从立国者建立的“小王朝”算起，至退出中原统治地区截止。因而不包括东晋、南宋、残元、南明：这一算法，与史家通常定义的开国皇帝和亡国之君较为相符。 两汉实可分为两个王朝，因为中间出现了大的断裂，即王莽的新朝，十五年。东汉末自建安元年起，习惯上认为已进入曹魏、三国时代，因而东汉实际可只算作一百七十二年。唐代，其中武则天的“周朝”也可算作一个断裂，也有十五年。断裂是应该给予大大扣分的一个重要参数。如果把连续性考虑进去，清朝的国祚应排诸朝之首。
宫廷
秦建阿房宫，后宫佳丽过千。
高祖、文、景三帝，宫女仅十几人；武帝、元帝时后官三千嫔妃,有六七万人投入牢中.多被净身充为太监，如司马迁。
晋武帝大选嫔妃，几千人入宫，灭吴后姬妾近万人。
隋文帝极为节俭；炀帝造迷楼，宫女数千人。
唐玄宗时代，宫女四万人，太监四千余人，其中三至五品的太监逾千。
宋太祖限定宫中宦官为五十人，历代皇帝都未超出此数。
元以蒙古贵族子弟入宫侍候君主，因而太监人数不会很多。
明堪称太监帝国，明末时竞达十万之谱；宫女九千人。
清宫女一百三十四人(不计慈宁官)；康熙时太监仪四、五百人，最多为乾隆时的二千八百余人，光绪时减至不足两千人。
中国历代人口普查：中国古代人口曾八落八起
大禹：传说中最早的人口普查，人口数字具体到个位令人生疑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的徐铭东老师说，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一书中曾讲到，从原始社会末期大禹治水以后，就有统计人口的数据，为13503923。但专家认为，这个数据肯定不能作为准确数据，因为并没有文献流传下来，且这个数据具体到个位数，更难使人相信了。
西汉：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人口普查，为“避税”夸大官奴婢数量
《汉书·萧何传》中记载，在反秦战争时，刘邦的军队进入秦都咸阳，萧何就先把秦朝丞相御史收藏的图书收缴上来了，所以刘邦知道此时的人口已由原3000万降到1300万左右。可见秦朝时期是做过户口统计的，但是后来这些户口资料全部散佚。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最早的人口调查数据是在西汉末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数，这是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户口统计。
不过这些户口统计数据还是存在误差，主要是夸大了官奴婢的数量。徐铭东分析，这是当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西汉时期，很多奴仆被编入官府的户籍，没有徭役，但要对官员加倍征收人头税。但是有一种是不收税的，就是官奴婢。元帝时朝廷各官府奴婢就有十余万，很多贵族官僚也是奴婢成群，他们将其他人员也算作官奴婢不上报。
东汉：最为细致的古代人口普查，人口普查与选美同时并进
西汉末年，战乱和天灾使人口从6000万降至2100万。这2100万的数字是经过东汉对户口调查得来的。
东汉对户口调查，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东汉时的户口调查称为“案比”，即案验、比较。常常在每年8月举行，同时，宫廷还会派人来“算人”，就是朝廷派人挑选少女入宫，凡是良家少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如果姿色端丽的就可以入宫选妃子。
东汉每年的户口调查规模也是非常之大，从县到乡，上至80岁老人，下到6岁以下孩童，都要一一进行调查。东汉户口调查的内容也很细，连身高、相貌都要调查。因为东汉重视人口管理，所以人口数量比之前增长不少。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桓帝永寿三年有口56486856，是史籍记载的东汉最高人口记录。
隋朝：古代比较近于实际的人口普查，挨家挨户当面看相貌
东汉末期群雄割据混战。公元3世纪初，中国进入三国鼎立时期，，三国战乱又使人口下降至1660万。西晋统一全国后人口恢复到4000万左右。但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使人口降至1200万。
隋朝建立后，对户口管理很严格，多次进行全国规模的户口大检查，并且实行“貌阅”，就是对每户的家庭成员都要当面验视，看性别、年龄是否符合，防止有成丁年龄人口脱漏。并发动检举，凡是户口不实的，不仅户主要受罚，乡长里正也要发配服苦役。所以史学家一般都认为隋朝户口统计比较近于实际。据隋朝大业五年清查，当时的户总数是8907546户，人口总数是46019956人。不过经考证，这只是中原地区人口，江南和边远地区还有大量人口没有统计进来。
唐朝：
唐朝中期，因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急剧增长，最初的户口管理也很严格，但从高宗开始，管理逐渐松弛，由于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日益加重，户口逃亡现象越来越严重，到玄宗开元年间后期，户口管理十分混乱，长期不做调查统计，“死不除名，生不入籍”，每年只是按照上年的户籍，稍事增减，然后就上报了。并且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在《旧唐书·玄宗纪》里记载了两个数据，天宝十四年比天宝十三年，户数突然降了740815户，但人口却增加了38821口，这都是户口管理混乱造成的结果。
宋朝：最具有性别歧视特质的人口普查，女性不算人口数
宋朝初建，人口已由唐时的5300万锐减为1628万。
宋朝政府对户口统计又设立了一些新的制度，比如丁籍制度。丁籍专指用于征役催税的簿籍，又称丁簿。在宋代的户口调查统计系统中，以丁籍使用时间最长，也最为重要。但是，徐铭东说，所谓的丁籍制度和现代人口普查是不一样的，丁籍制度只调查每户家中的壮丁，“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就是说这个调查只统计壮年男子，对老人、小孩和女子都是不统计的。
除了丁籍制度，宋朝还有保甲簿统计，这是王安石提出的主张，但不管是丁籍还是保甲簿，都只统计男性人口而不包括女性。所以这时的每户平均人口都很少。但专家估计宋鼎盛时期的人口达到1.1亿。
明朝：古代内容最为宽泛的人口普查，人口、家产、牲畜通通查
经过元末战乱，明初的人口甚至没有明确数字。1370年，朱元璋为了整顿元末的混乱局面，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贴制度。由政府发给每户户贴，要求各户详细填写人丁的数目、姓名、年龄、与户主的关系以及该户所有的产业。登记完成后调派军队协助地方政府去核实，对隐瞒或做假的，进行严惩。户贴登记完成后由户部负责管理，各地每年上报户口增减情况，以便及时更正。
这时候的户贴制度登记可没了性别歧视，男性女性都包括，比如有个洪武四年（1371年）的户贴，上面就包括：成丁二口、不成丁一口、妇女二口等。并且还有他们的年龄。
但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该制度被黄册制度取代。黄册把户口、田产和赋税三者合一，是明代主要的户口册籍，并且十年就重新登记一次，上面登记的有丁口、田地、房屋、牲畜、赋役等，以及十年间的变化情况都详细写了进来。
清朝：古代最为实际的人口普查，“摊丁入亩”致人数突破亿口大关
明末战乱使得人口数量下降很快，只有四千二百多万。
清朝的户口制度发展为每三年编审一次。但是，清代的人丁编审又出现了变化，直接为了收税而将人划分等级进行登记。清初的所谓“丁”，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16~60岁的男丁，而是承纳丁银（赋役）的人丁定额，不是实际的人数，是丁银的代名词。他们把贫富不均的人分几等，不同等级的人收的丁银都不同。在赋税记载中会出现“半丁”以及分、厘、毫等数，所以这时候所记载的人丁数已经不是实际人数，只是统治者为了收多少税而设计的。
徐铭东说，这其实是清朝摊丁入亩制度的一部分，摊丁入亩就是不收人头税了，根据田产来收税，因此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导致清朝人口激增。因为之前生一个孩子就多收一份税，现在没有人头税了，农民敢多生孩子了，而且多个人多干活，可以多点收获。于是从乾隆开始，中国人口数字首次突破了1亿，接着突破2亿、3亿，到清朝末年已经超过4亿。
三国是汉族最接近灭族的时期
按照杜佑《通典》里的说法，蜀国在公元221年刘禅登基时，人口是90万，到了公元263年蜀国灭亡时，人口增长到94万，这一年平定蜀国的魏国将魏蜀人口“通计”，中国北方加上四川，一共是537万人。而《晋书》里记载，吴国在蜀国灭亡时的人口，有230万。这样加起来，中国的总人口也不超过800万。这还是三国时代进入了相对和平期后，长期恢复人口生产后才恢复到的数字。
甚至在现代，许多研究者提出了更为惊人的结论：史料上的人口数字，依然还是注水的。三国时代中国人口的损失要更大，在《历史不忍细看》中就曾有观点：三国赤壁之战后，中国人口只剩下了140万。如果这样的话，真可以说是“百不存一”了。
东汉末至三国早期的人口锐减原因
1. 战争：从黄巾军起义开始，这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的最惨烈阶段，应该是从董卓进京开始，到赤壁之战结束。
2. 瘟疫：与匈奴的战争以及后来南匈奴的归附，产生于北方草原地区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被不断地带到了中原地区。
3. 自然灾害：从东汉中前期开始，
在《三国演义》小说里，夷陵之战双方动用的兵力，蜀国有70万，吴国也有10多万，真实的数字，却是蜀国8万，吴国10万，小说的数字严重“注水”。
在三国之后，中国人口下降最快的时期，应该是宋末元初。在蒙古帝国灭金朝与宋朝的战争中，中国人口大约下降了40%左右。
中国各个朝代领土面积
1．夏 210万，包括长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苏，陕西的一部分
2．商 320万，除上述土地外，还包括陕西江苏的剩余土地，辽宁，甘肃，湖南，浙江，重庆和四川的一部分。
3．周 340万，基本与商差不多，在辽宁和重庆四川的范围更大。
4．秦 360万，还包括整个宁夏并包括重庆全部和更大的几乎整个四川的土地，东周各诸侯国的国土总合与西周基本相同。
5．汉
在两汉最顶盛的时代，由西汉武帝和后人西汉宣帝、东汉光武帝、东汉明帝打下了惊人的国土。现在朝鲜的几乎全部，越南的北方。大半的新疆，包括中亚相当大的土地都在汉的西域都护府范围中，还有全部的四川和云贵的大片土地，辽宁的全部土地也在汉治下，和吉林的一片土地，内蒙也有相当大的土地在汉的治内，估约国土为1040万平方公里。东汉后期出现严重缩水，失去了云贵和内蒙的土地，新疆北部的土地也丧实殆尽，国土应为890万平方公里。
6．三国
魏 590万平方公里，所有的长江以北的汉人地区和在新疆甚至少量中亚的土地，也包括朝鲜的极少量土地；
吴 260万平方公里，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和越南北方。
蜀 190万平方公里，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青海的一小部分，缅甸的极北方。
7．晋
西晋的国土大小为920万平方公里。在云贵上略少于蜀的控制，在越南和朝鲜的土地缩小了。
8．南北朝
国土总合约为935万平方公里。
9．隋 国土为840万平方公里，突厥占领了甘肃和宁夏相当大的土地，云南和贵州也正走向独立，丧失了在越南和朝鲜的土地。
10．唐 强盛时国土大的非常惊人，比现在中国少黑龙江和西藏与云南，多了中亚的大片土地，大半个蒙古国和俄贝加尔湖，共1240万平方公里，在数十年后竟缩为1030万平方公里，安史之乱后更是缩为800万平方公里，可谓史上巨大的缩水。
11．宋 国土为460万平方公里，与现在中国比没有新疆，甘肃，宁夏，内蒙，整个东北三省，青海和西藏，云贵和台湾。
12．元 1680万平方公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视其是中国，忽必烈也自称是中国之主。国土包括整个中国和蒙古，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大片土地。
13．明 国土最大时，比现在少一小半西藏和大半新疆，内蒙古全部和东三省小半土地，俄罗斯极少土地。共710万平方公里。后来大为缩水，丧实西藏新疆和东北台湾，到灭亡时只剩下350万平方公里。
14．清 国土1310万平方公里，整个中国和外蒙和俄罗斯及中亚的一些土地，中国历代第二。
15．中华民国 国土1133万平方公里，整个中国加上外蒙和唐努乌梁海，面积在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三。
16．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土约960万平方公里，面积在中国历史上勉强挤身前四名，如果严格来算，只能排名第七。
中国各代人口篇(二):2017年中国人口数量
我们国家的人口总数一直都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那么中国2017年人口到底有多少呢?以下是学习啦小编整理了2017年中国人口数量，一起来了解吧。
2017年中国人口数量
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上年多增131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95‰;死亡人口977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0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86‰，比上年提高0.9个千分点。对于广大单身一族来说，这些数据中可能蕴藏了一个重大利好!
“单身”人数又减少了
上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性别结构看，截至2016年年底，男性人口70815万人，女性人口67456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98(以女性为100)。
将男性人口数减去女性人口数，会得到3359万的差值，如果假定每一对男女都会结为夫妻，那么这3359万人就会成为当之无愧的“单身”。而在网上，“3000万单身”时不时就会成为热门词。
不过好消息是，与2015年(3366万)相比，2016年的男女人口差距略微缩小了7万;男女性别比也从105.02降至104.97。小编梳理往年数据发现，自2010年以来，男女人口差距已连续6年缩小，而男女性别比则是连续7年降低。
仅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单身”的数量在减少，每年都有几万单身汉顺利脱单。不过，2016年的变化与全面二孩政策的关系有多大呢?
此前，各方曾预测，全面两孩政策落实后，将会出现一个生育堆积集中释放的高峰，预想增加的人口数量从几百万到上千万不等。但一财网指出，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全面两孩第一年的实施效果并不乐观。预想中增加数百万出生人口的情景并没有出现，仅比2015年1655万出生人口总量增加了131万人。
从此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尚无法确定去年出生人口中二孩的数量到底是多少。但是根据此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出生人口动态监测课题组的预测，去年出生人口中二孩的数量有可能超过一孩，出生人口数量将超过1800万。
根据卫计委的数据，全面两孩政策目前人群约在9000万对，其中年龄在35岁以上的育龄妇女占到60%。多家机构的生育意愿调查表明，这批人群是生育意愿相对较强烈的，而且由于年龄已经接近育龄期末端，更有可能会在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后迅速采取生育二孩行动。从2016年出生人口增加幅度看，这批人在全面两孩第一年成功受孕的比例很低。
据中新网报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人口学者陈剑表示，男女比例失调的溢出效应将给正常婚配带来巨大冲击，生活质量差、文化水平低的男性未来可能很难找到配偶。
“性别比是下降了，但跟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性别比)数值还是稍微偏高的”，陈剑表示，若以后能够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则有望在男女比例问题上有更大程度的改善。
我国老龄化压力加大
除了性别构成外，年龄构成也值得关注。
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为9074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6%。这也意味着，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349万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已连续五年净减少。
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并存的，是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根据统计，2016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23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6.7%，比上年增加了0.6个百分点;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8%，比上年增加0.3个百分点。
一方面是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五年净减少，一方面是老龄人口持续增加，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的赡养负担越来越重，未来的养老压力将越来越大。
据一财网报道，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此前曾表示，不能简单地以人口多少判断是否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虽然下降，但是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的数量仍然持续增长，劳动力供给并没有减少。”
据中新网报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则指出，目前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加之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一旦未婚人群数量提升，未来将增加整个国家社会保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保障的难度。
据人社部、全国老龄委等有关部门预测，到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
人口的老化程度被认为是人口影响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老龄化加深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年龄的老化也日益突出，值得各方关注。
除性别比例和年龄构成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人口总量平稳增长的同时，城镇化率继续提高。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8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8973万人，减少1373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7.35%。
2017各省全国人口总数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827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0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为12.95‰;死亡人口977万人，死亡率为7.09‰;自然增长率为5.86‰。
需要说明的是，各统计公报中，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采用的单位是千分比(‰)。第一财经记者在统计常住人口增速和城镇化率等指标时，采用的单位是百分比(%)。
广东人口增量最大
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增量最大。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末，广东常住人口为10999万人，人口总量比上年净增150万人，增长1.38%，增幅比上年提高0.21个百分点，是全国唯一一个增量突破百万大关的省份，遥遥领先其他省份，广东增量占全国增量的18.5%。
在这150万的增量中，自然增长人口和外来流入人口几乎各占一半。2016年，广东出生人口129.45万人，出生率11.85‰;自然增长人口81.28万人，自然增长率7.44‰。剩下的则是外来流入人口。
不过，在广东省内，常住人口的分布和增长十分不均衡，目前常住人口向珠三角超大城市集聚势头未减。数据显示，2016年，广东分区域常住人口数量依次为：珠三角5998.49万人、东翼1735.58万人、山区1672.47万人、西翼1592.46万人，分别占人口总量的54.54%、15.78%、15.20%和14.48%。
与上年相比，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的人口数量分别增长2.11%、0.48%、0.58%和0.5%。在珠三角快速增长的同时，粤东西北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珠三角内部，广州、深圳两个超级大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增加最多，分别比上年净增54.24万和52.97万人，两市人口增量占同期珠三角常住人口增量的86.31%。
可见，2016年广东人口的增长，主要与广深这两大一线城市的增长有关。地处珠三角的广深两个一线城市，2016年人口增量都超过了50万。数据显示，2016年广州市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400万人，达1404.35万人，比2015年末增加了54.24万人，位居全国各个城市之首。
广州常住人口的增加与近两年广州产业发展有关。其在四个一线城市中较低的房价和生活成本，所以不少制造业巨头将广州作为重要的投资地。近两年思科、GE、富士康等知名大企业先后布局广州。
山东人最敢生二孩
在广东之后，山东去年常住人口增量达到了99.48万人，接近百万大关。山东之所以增量大，主要与出生率较高有关。山东省卫计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山东省人口出生率有明显上升。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7.06万人，相当于全国的1/10，比上年多出生53.48万人;其中二孩出生占比更超过六成，达到63.3%，远超一孩。山东也成为全国最敢生二孩的省份。
2016年山东出生率17.89‰，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根据山东省统计年鉴，2016年人口出生率已经达到了1991年以来最高。201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10.84‰，比上年提高4.96个千分点。
为何山东人最敢生?专家分析认为，这与山东省长期累积的生育意愿集中释放有关。
另一方面，山东县域经济发达，城市发展以中小城市为主，房价相比北上广以及江浙等地都要平稳很多，较低的养育成本也让人们更敢于生育。
在广东、山东之后，四川、河南、安徽和浙江去年人口增量也超过了50万。其中，四川、河南、安徽均是中西部的人口大省，浙江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吸引了不少外来人口进入。
相比之下，第二经济大省江苏的常住人口虽然接近8000万，位列全国第五，但去年人口增量仅有22.3万，位居全国第十五位，这与江苏城镇化水平较高、生育率较低有关。除了本身的生育率较低，外来人口流入也不算多。
在榜单尾端，有5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增量低于5万人，分别是东三省和上海、北京。其中京沪人口增量分别只有2.4万和4.43万，这是因为目前京沪人口都已经超过了2000万，出现人口过多、交通拥堵、生态环境等“大城市病”，为了从病根上破解这些问题，京沪相继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并设立了严格的人口红线。
东三省去年常住人口都出现负增长。其中吉林和黑龙江分别减少了20.29万和12.18万，辽宁减少了4.6万。
在去年12月13日的国家发改委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官员介绍，剔除人口自然增长因素，最近五年(2010~2015年)东北三省人口净迁出约24万人。从纵向看，与前十年相比并没有加速流失的趋势。
该官员表示，东北地区人口变动主要是受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流动两方面因素影响造成的。近年来东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加快，而东北地区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技术工人和部分高校毕业生到东北以外寻找工作机会和发展平台的数量在加大。同时，也有一部分退休的职工和其他的人员，由于气候的原因迁到南方去居住。
东北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确实较低，这与东北三省长期以来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是有关系的，2015年末，东北三省城镇化率达到6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较高的城镇化率之下是较低的生育率，数据显示，去年东三省的出生率都低于7‰，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为负数。
表1：2016年各省份人口增量
出生率：西部、山东、华南高
从常住人口的增速来看，共有6个省份的增速超过了1%，分别是西藏、新疆、广东、重庆、宁夏、山东。除了广东和山东这两个沿海大省，其他省份都位于西部，出生率也都比较高。
除了这6个省份，天津、浙江、福建和广西的增速也名列前十。从大的范围来看，增速比较靠前的主要集中在西部边疆省份以及东部的山东、华南地区。而在榜单尾端，东三省的常住人口均出现负增长，北京、上海、江苏的人口增速也都比较低。
表2:2016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增速
从出生率来看，有14个省份的出生率超过13‰，高于全国12.95‰的平均水平。其中山东以17.89‰的出生率位居各省份第一位。西藏和新疆分列二、三位，都超过了15‰。此外，青海、海南、福建、广西和宁夏分列四到八位。
从地域分布来看，出生率高的地区一部分集中在西藏、新疆、青海等西部边疆省份，这些地方地广人稀、城镇化率较低，人们的生育意愿较高。另一部分则是东部的山东和福建、海南，这三个省份的生育意愿也都比较高。
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率的提高，一些原本生育意愿较高的地方，出生率也会随之降低。比如过去广东的生育率一直比较高，其中潮汕地区一直都是我国生育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随着广东城镇化的加快，大量的人口向珠三角尤其是广深两个一线城市集聚，生育率也随之降低。
也就是说，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往往伴随的是生育率的下降。这是因为，大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房价过高等原因，必然会带来生育负担，高房价等经济压力正越来越多地影响到许多家庭的生育决策。
在今年1月2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卫计委新闻发言人表示，照料压力、养育成本、女性的职业发展，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约束增强了。近年来，大中城市房价攀升，许多家庭也由于这些因素在考虑推迟生育，或影响再生育的决策。
根据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60.5%。
腾讯的一份“中国人‘二孩’生育意愿调查”问卷于2016年1月28日~2月2日投放，共回收有效问卷10万份，其中：男性23.1%，女性76.9%，70年代以前出生1.1%，70后18.6%，80后56.6%，90后(包括00后)23.7%。
根据上述调查统计分析得出的“中国人‘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报告”，再抚育一个孩子时间精力不足(24%)、经济状况不允许(21.9%)，是国人不敢生二孩的主因。而男性多因经济原因不生二孩，女性更多考虑时间精力因素。此外，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不完善(15.3%)，基础教育设施不健全(10.4%)，公共卫生体系不完善(7.6%)，身体状况不允许(5.7%)，家庭成员反对(1.9%)，对求职或职业发展有不利影响(8.2%)，一个孩子正好(1%)以及其他原因(4%)，都会影响二孩生育意愿。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大城市化带来养育成本的不断增大，因此未来我国还是要着重做好公共保障服务，解除生育的后顾之忧。
在榜单尾端，有8个省份的出生率低于10‰，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东北三省都不到7‰，此外，天津、内蒙古、上海、北京、江苏也都低于10‰，而这些地方都是目前城镇化率比较高的地区。
表3:2016年各省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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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代人口篇(三):2016年中国最新人口数据,中国最新人口数据统计（精确版）
2016年中国最新人口数据,中国最新人口数据统计（精确版）
发表时间：2016-04-18 17:43:17 文章来源:三思教育网 www.srs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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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655万，比上年减少32万。由于单独二孩政策于在全国逐步开始实施，2015年是该政策完全实施后的第二年，因此也应该是政策新增人口的高峰年。然而，2015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这说明低生育率形势比之前的普遍估算更低，也更加验证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远低于卫计委之前的估算。
在2015年2月9日召开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研讨会上，国家卫计委官员预计，“2015年受单独两孩政策影响，出生人口将比多100万左右。”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说，在出生人口跳跃式上升的基础上，2015年出生人口可能再度较大幅度攀升，或将逼近1800万。他判断,单独两孩的出生可能会大量出现，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
最新的数据再次证明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严重高估了生育水平，也说明卫计委一再声称的“单独二孩政策基本符合预期”的判断是罔顾基本事实的歪曲。首先，出生人数比减少了32万人，远不是国家卫计委预计的增加100万左右。其次，出生人口为1687万人，比2013年仅增加47万人，幅度仅为2.9%，完全不是翟振武所称的“跳跃式上升”；而2015年出生人口仅为1655万，也远不是翟振武所称的逼近1800万；
导致出生人口下降有两个因素，一是适龄女性数量在减少，二是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在降低。2015年出生人口不增还减，说明单独二孩政策带来的出生人口增幅要远小于上述两个因素带来的减幅。虽然我们一直认为单独二孩政策对中国生育率提升的效果是杯水车薪，但2015年出生人口比减少32万的数据，也比我们之前悲观的预测还要严重。
2015年10月30日，在全面二孩政策宣布之际，我们曾在财新网上发表文章《让全面二孩政策成为鼓励生育的起点》预测：“2016年的新生儿会显著多于2015年。而生育高峰将出现在2017年，新增新生儿估计在300万到800万之间，以500万为估计中值；当年出生人口约在2000到2500万之间，以2200万为估计中值”。但从政策实施后生育群体的反应，特别是2015年的最新数据来看，我们的估算太过乐观了。按目前的数据来推断，2017年高峰期的出生人口将很难超过2000万。
中国生育意愿的低迷早已经被各种证据所印证。比如，基于1980-2011年间开展的227项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在减少，心目中的理想子女数平均在1.6至1.8之间，远低于2.2的更替水平。而且，实际生育率通常低于生育意愿。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近10年来都在1.05到1.45之间。即便是在中国生育意愿较高的农村，生育意愿也不到1.9，比日本、韩国还低。正是基于这些数据以及各种深入的分析，我们早就断定中国早已经陷入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然而，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第二年的2015年，出生人口不升还降，说明中国生育意愿的低迷比我们之前预料的还要严重。
2015年最新的人口数据也再次说明，长期误导中央决策的计划生育部门早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在2016年1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声称“计划生育国策的长期坚持起码是二十年、三十年，到一个时期以后，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随着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化，会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根据我国的政治架构，计划生育这种涉及到国家战略的重大决策，其决定权完全在党中央和全国人大，而不是在国家卫计委。即便从国务院行政序列来看，人口政策的酝酿和设计也属于国家发改委，而不是属于政策执行部门的国家卫计委。在中央没有表态之前，王培安这种给未来几十年的政策定调的言论有越权之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提到：“中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这些都对中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段讲话中，习总书记明确地表明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构成了新的挑战的是老龄化、少子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不是人口太多。而王培安把人口众多作为长期坚持计划生育的说辞，这完全有悖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人口理念。
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未来几年出生人口的增加，但随着堆积势能的释放，出生人口将至2018年前后开始快速下跌，这背后是适龄女性大幅减少和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未来10年，我国22岁至29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将萎缩42%。即便自然生育率能提升并维持在比2000到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出生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萎缩到约800万人。
这种变化从世界视角来看，更是触目惊心。我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目前还有18.7%，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12%。而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也只相当于届时世界的5%。我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我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可能跌破3%。
面对如此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我国需要的是立即取消生育限制并尽快鼓励生育。即便现在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依然是全球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可以预料，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却不及时鼓励生育，生育率在经历短暂的反弹之后依然会一路下滑，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不可避免，规模和幅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空前的。其后果将是经济长期低迷甚至萎缩，国力衰退，甚至中华文明式微。我们相信，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地位将取决于在人口问题上的抉择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说，中国人口将会在2025年达到14.13亿的峰值，而到2050年中国人口数量却会比现在还低。
基于这些预测，如何保障劳动力持续供给以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专家们表示忧虑。
中国人口将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达到峰值，这些预测已经被作为背景报告呈递给领导层，以供制定十三五规划参考。车伟正带领一个中国专家团队在布鲁塞尔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就有关经济转型与就业结构变化的议题在周一和周二与欧洲专家进行交流。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人口在底达13.7亿。张车伟团队预测在2025年达到峰值后，中国人口将可能在2050年左右降至13亿。
尽管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严峻挑战，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在2013-2030年间将基本保持稳定。
中国在2013年至2030年间的年劳动力供给量将会保持在1.493万至1.698万间浮动。但到2030年，中国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也会持续提高，尤其是研究生毕业人数会不断增加。
尽管面临挑战，但如果有合理的政策组合，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会保障这个国家至少十年的中速经济增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室主任林宝在会中表示，面对低生育率和劳动力供应的双重挑战，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会“完全放开”。
“我们已经放松政策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二孩，但直到目前为止，这项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我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将会很快全面放开。”
欧盟委员会官员Jorg Peschner称，中国与欧盟都面临着同样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挑战。他说：“人口红利为之前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中国和欧盟现在必须转向提升生产力红利来维持经济发展。”
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经济系退休教授Gunther Schmid警告说，如果中国发展政策还依赖如劳动力等低成本战略，中国将会陷入困境。
但他补充道，“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当然还保持着竞争力，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受到很好的教育。如果他们充分就业的话，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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