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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七军]桂系王牌第七军
桂系王牌第七军
一、1925年-1937年间
1923年，新桂系集团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投靠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国民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至1925年取代了旧桂系在广西的反动统治。1926年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广西方面对于这个“两广统一”措施的主要目的，是想达到财政上的两广统筹，以减轻广西所谓“地瘠民贫”的财政困难，达到他们扩张军事实力、统治中国的政治野心。这从蒋、桂分裂后，新桂系集团高喊什么“建设广西、复兴中国”这个口号，即可得到了充分证明。他们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就得扩张军事力量。这得从他们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兴亡谈起。 1922年5月，新桂系集团头目李宗仁充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仅辖三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李石愚，第二支队司令何武，第三支队司令黄绍竑。这就是新桂系起家的军事本钱。其后李（宗仁）、黄（绍竑）分头发展，扩充武力，继又合力铲平旧桂系残部的各路自治军以及自树一帜的沈鸿英部（此时黄绍竑受广州国民政府命为广西讨贼军，李宗仁自称为定桂军），并将侵桂的滇军驱逐出境。1925年间，新桂系军队都是以支队、纵队为单位，有事时则派专人为指挥官，指挥作战，事毕撤销指挥机构，认为这种办法很灵活。广西统一归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李宗仁受命为广西军务督办、黄绍竑为会办后，始将所部合编为九个旅：第一旅旅长白崇禧，第二旅旅长俞作柏，第三旅旅长夏威，第四旅旅长黄旭初，第五旅旅长伍廷飏，第六旅旅长刘日福，第七旅旅长胡宗铎，第八旅旅长钟祖培，第九旅旅长吕焕炎，这算是新桂系军队的雏形。 1926年春，新桂系在广州的“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上，讨论编成军队，准备出师北伐问题。广西方面要求成立两个军，受到蒋介石的极力反对，这就成为蒋、桂后来多年斗争的伏笔。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挑动下，只准新桂系成立一个军，因而新桂系的李、黄、白对蒋介石非常不满。新桂系力争两个军无成，只得抱着一肚子闷气编成一个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新桂系在南宁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讨论哪些部队留在广西和北伐部队的编配。决定李宗仁充任第七军军长，黄绍竑任军党代表，白崇禧任军参谋长，遂形成新桂系的三巨头。第七军是由原广西新桂系的定桂军、讨贼军两部合编而成的，在军下辖9个旅共21个团，仍保有两个军的基本实力，为将来扩张作好准备。这时旅长稍有变动，第一旅旅长俞作柏，第二旅旅长白崇禧兼，第三旅旅长刘日福，第四旅旅长黄旭初，第五旅旅长伍廷飏，第六旅旅长夏威，第七旅旅长胡宗铎，第八旅旅长钟祖培，第九旅旅长吕焕炎，9个旅共辖21个团和炮、工各一个营。当时新桂系内部的人事安排上，初时由于语言的关系，无形中就分成桂林派（官话）与容县派（白话）。李宗仁、白崇禧领兵北伐后，黄绍竑一人独揽广西的军政大权，不但桂林方面，而且省内外其他方面的人都有烦言，这就成为蒋介石后来用分化手段瓦解新桂系的有利条件。当时第七军编配部队和调整人事，其出发点是对内要和，对外要有利于扩张。编成出发部队的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参谋长白崇禧）只辖两个纵队（有四个旅，八个团）。第一纵队指挥官白崇禧兼，后因白被调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由夏威代，下辖两个旅。第二纵队指挥官胡宗铎，下辖第七、第八两个旅。第八旅长钟祖培，辖尹承纲的第十五团和周祖晃的第十六团。在广州国民政府未誓师北伐之前，1926年夏，北洋军阀吴佩孚援助湖南赵恒惕，向唐生智部进攻，唐部败退到衡阳一带。新桂系为了挫败北洋军阀势力的气焰，稳住唐生智部的阵脚和粤、桂北面门户，先派钟祖培旅的一部入湘援唐。 以上是新桂系第七军建立的历史背景，下面概述它的主要人员更替和兴亡过程。 第一任军长系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白被蒋调任副总参谋长后以王应榆接充。政治部主任系黄日葵（中共党员）。1926年夏，军长李宗仁，参谋长白崇禧统率北伐的第七军部队出发（留在广西的部队，统由党代表黄绍竑统率）。尹承纲团为先遣部队，经全州向衡阳前进。当时唐生智部正与北洋军阀集团叶开鑫部在湖南衡宝一带相峙，北洋军阀吴佩孚派余荫森旅急进援叶。第七军先遣部队配合唐生智部在余荫森未到前迅速反攻叶军，一举攻破，叶军纷纷溃退，嗣后余荫森旅又遭迎击溃败。 7月，广州举行北伐誓师，主力指向江西，第七军、第四军向湖南陆续出师北上。以后第七、第四两军协同作战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取得辉煌战绩，及后第七军转战江西的箬溪、德安、王家铺取得显著战绩，主要是国共合作所致。当时第七军各部都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军队政治宣传工作搞得很好，有的政工人员，能做到身先士卒，鼓舞士气很大。加之沿途人民群众，久经北洋军阀的残酷压榨，听到国民革命军喊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都争先恐后地起来大力支援军队，为北伐军队带路，送信、运输、救护、慰劳。还有许多工人、农民直接武装起来参加战斗，尤其是破坏道路，断绝北洋军阀的接济和供应，予北洋军阀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第七、第四两军在湖南的安仁、攸县、醴陵、平江和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攻克武昌城诸战役，对整个北伐作战的进展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26年初秋，北洋军阀吴佩孚亲率精锐部队刘玉春、张占鳌、靳云鹗各师南下增援，又收容由汀泗桥败退的孙建业、陈嘉谟残部据守贺胜桥一带，凭险固守，企图决一死战。第七军进到咸宁，配合第四军作战，反复冲击，吴佩孚部队纷纷败退，溃不成军，吴佩孚遂仓惶乘火车向武昌逃去。第七军经金牛向鄂城追击，8月下旬配合第四军进抵武昌城附近，李宗仁受命为攻城司令。武昌城还未攻下时，闻五省联军孙传芳部向江西南浔线进军，第七军奉命向江西疾进。攻武昌城任务，由第四军负责。李宗仁率第七军部队向江西南浔线急进，当面之敌为孙传芳部谢鸿勋师，凭险据守箬溪市附近高地，企图阻止第七军前进。经激战，第七军乃占领箬溪市，全歼敌人，尽缴其械。这是1926年9月下旬的战斗情况。第七军为了策应友军第三、第六军作战，策划迅速进占南浔铁路中心的德安重镇，断绝敌人后方的联络。当时德安附近高地均为孙传芳所部毕化东、段承泽两部占领，第七军向敌猛攻，战斗异常激烈。第九团团长陆受祺阵亡，全团除团附、连长和排长各一人外，余均负伤或阵亡。尽管如此，第七军却很快占领了德安。孙传芳派兵增援，第七军又从德安转回箬溪，在王家铺又与孙传芳部之王普、陈调元两部发生遭遇战，战斗激烈，该军第二团团长吕演新阵亡，由于第十五团巢廷勋第二营猛攻敌军司令部，使敌军指挥系统混乱而溃败。第七军击退王家铺之敌后，又由箬溪向德安作第二次进攻。部队到达德安附近，又与孙传芳部之卢香亭师作战，敌不支，向吴城、深家埠方面溃退。第七军乘胜追击，协同友军程潜的第六军进攻南昌，守城敌军邓如琢师见援绝，开城投降。第七军进驻九江，稍事休息，即转武汉。第七军德安战役的辉煌胜利，赢得了“钢军”的称誉。1927年春，蒋介石在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声中，出于其阶级本能，嫉妒共产党在北伐军中的积极作用，竟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以及新桂系头目之一白崇禧等，都参与了这一反革命政变的策划。至此，在北伐大革命中曾显赫一时的钢军——第七军，经过“清党”运动后，部队中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进步分子都被清洗了，从此也就变成国民党的服务工具，转入参与新旧军阀之间，新军阀集团之间的混战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时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破坏了国共合作，出现了宁汉分裂局面，孙传芳便利用北伐军内讧局势，集结残部，号称10万，大举渡江，企图攻占南京。孙传芳到龙潭车站督战，还狂言“要到南京度中秋节”。当时新桂系的第七军，和何应钦的第一军等部队，协同作战，在龙潭将孙传芳渡过长江南岸的部队全部歼灭。这一军事胜利，新桂系的第七军是功居第一的。是役第七军伤亡约5000余人，战斗极为激烈。 以上是李宗仁任第七军军长时期的概述。 继李宗仁任第七军军长的是夏威，这时期的主要情况如下： 夏威，号煦苍，广西容县人，与白崇禧、黄绍竑同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与第七军党代表黄绍竑是大同乡，他们三人又同时曾在旧桂系时代的马晓军模范营担任连附。 1921年孙中山派陈炯明率部入桂驱逐陆、谭旧桂系，黄绍竑、白崇禧在桂西百色以马晓军名义，致电响应孙中山讨伐陆、谭，拥护马君武任广西省长。马晓军接受马君武委为田南警备司令，并扩编部队（成立一个团），以黄、白、夏分别擢任第一、二、三营营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回师粤境，广西各路自治军蜂起。李宗仁此时亦自封为广西省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黄绍竑、夏威等率部归附李宗仁，这是夏威接替李宗仁任第七军军长的远因。 1927年秋冬间，夏威接任第七军军长，李明瑞副之，参谋长黎行恕，政治部主任麦焕章（麦原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监委），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兼，第二师师长李朝芳，第三师师长尹承纲。当时第七军留在广西后方的部队有13个团，也按照李、黄、白等原来的意图，扩编成一个军——第十五军，以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兼任军长，黄旭初任参谋长（黄旭初原任第七军后方留守部参谋长）兼第四师长，伍廷飏任第五师长，吕焕炎任第六师长。 夏威接任第七军军长后，积极执行李、白布置的任务，大造渡江继续北伐的假相，暗中配合江南的程潜第六军和胡宗铎的第十九军挥戈“西征”唐生智。当时唐生智的“东征”军已推进至安徽境内芜湖一带。以新桂系第七、第十九等军为主力的“西征”军，士气旺盛，他们夹长江两岸追击唐军，所向无敌。不到一个月，就进占武汉，席卷两湖，成立第四集团军和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分会主席。与此同时，白崇禧则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直接指挥第三十、第三十六、第十二等军兼程北上，参加扫荡关内军阀张宗昌所部并准备乘胜推进关外。这样，一年多点时间，新桂系的势力，就从广西扩展到山海关，南自两广北至平津。军事实力从一个军（第七军）扩大到七个军（第七、第十五、第十三、第十九、第十八、第八、第三十六等军）。 新桂系“西征”的胜利，第七军功居第一。然而，以第七军为主力参加“西征”击溃唐生智部之后，收编唐部时，除保留其原第八、第三十六两个军番号，并分别以其桂籍将领李品仙、廖磊任军长外（北伐时李、廖均系唐生智部的师长），还扩编了以陶钧（湖北人）为军长的第十八军，但未提升李明瑞（陶钧北伐时任第七军的团长，后升任师长。李明瑞在北伐时已任第七军的旅长，后升任第七军副军长）。如是人事安排引起第七军中许多高级军官的不满，故有“打仗冲锋是广西佬，升官发财是湖北佬”之说，从而加深了新桂系内部的不团结，上下离心离德，这就使早已把新桂系看成眼中钉的蒋介石有隙可乘。 1928年一二月间，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并得冯（第二集团军）、阎（第三集团军）的支持，于1928年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其主要矛头是对着新桂系的。蒋用高官厚禄诱买新桂系失意政客俞作柏，策动李明瑞倒戈投蒋（俞、李是嫡表关系），肢解了新桂系王牌军（第七军）。继则取软硬兼施瓦解了新桂系的胡、陶部（第十九、第十八军），同时起用了唐生智，拉拢其旧部李品仙、廖磊等倒白（崇禧），最后消灭白直接指挥的第十三军。就这样刃不染血地瓦解了新桂系盘踞两湖和平津的十数万部队，仅存在广西的第十五军，在北伐战争中显赫一时的新桂系第七军，从此告一段落。 当新桂系十数万部队在武汉、平津被蒋介石瓦解时，李宗仁、白崇禧只身潜逃回广西。李、白与黄绍竑密谋，不惜孤注一掷，以仅有原是第七军老本的第十五军，全力直扑广东，开辟反蒋新局面。结果以孤军作战，寡不敌众，损兵折将（师长黄旭初负重伤，士兵伤亡近万），大败而回。此时蒋介石一面派粤军追击桂军，一面派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率部（经蒋改编后的第十五师和第五十七师）兼程回桂。桂平一仗，俞等获胜，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见势已不可为，通电下野，出走香港。蒋介石任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并由吕焕炎（素对李宗仁、白崇禧不满）收编第十五军两个师残部，新桂系原第七军的老本第十五军至此也完全分崩瓦解，这是1929年4月至6月的事。 1929年秋，张发奎在湖北宜昌发难移师南下时，在香港的汪系人马陈公博等便煽动俞作柏、李明瑞等响应张发奎反蒋。俞、李于1929年9月27日宣布广西独立，并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正、副总司令。原打算以吕焕炎师（驻梧州）为先头部队，黄权师（驻桂平）为后继，作为张发奎部回粤声援。张部南下到广西东北边境后，俞、李集团内部发生异变，吕焕炎投蒋。蒋即免去俞、李等本兼各职，并宣布以吕焕炎接任广西省主席职，同时着陈济棠派兵入桂协助吕焕炎图谋稳定广西政局。俞、李势孤力单，俞被迫出走香港；李明瑞则在俞作豫、张云逸等支持下，撤入左江，在邓小平领导下，1930年2月在龙州起义，任红七、八军总指挥。当俞、李等被蒋介石免去本兼各职并宣布由吕焕炎主桂时，遭到原李、黄、白旧部的反对，并拥护李、黄、白重新回主桂政。吕失败逃广州，后被白崇禧派人刺死。李、黄、白重回广西后，着手重建第七军和第十五军。仍以黄绍竑任广西省主席兼第十五军军长。第七军则以杨腾辉任军长，廖磊为副军长，王哲渔、陈良佐先后任该军参谋长。辖两个师，杨腾辉自兼一个师师长，后改为第十九师，以雷飚任师长（驻柳州）；梁重熙任一个师师长（第八师后改为第二十一师，驻桂林，笔者当时从第七军军部调该师工作）。 第七军重新建立之际，正是张发奎率部南下桂东企图与俞、李合力攻粤之时。新桂系头目李、黄、白等为了维持其在广西的统治，严饬第七军梁重熙师迅即构筑桂林城防工事，掩护部队集中，阻止张发奎部进入广西。俞、李垮台后，新桂系李、黄、白同汪精卫取得谅解，一致反蒋。张、桂合力进军粤省，企图攻取广州，拥汪组织反蒋政府。新桂系的第七军从梧州三水转清远铁路之西南下，张发奎部沿铁路之东合攻广州。当第七军所辖的雷飚第十九师与梁重熙的第二十一师攻抵广州北郊白云山北麓时，张发奎怕桂军先入广州，影响其整个战局的主导地位，因而对白崇禧说，他的部队可以夺取广州了，请饬第七军停止攻击。粤军陈济棠则趁机集中全力反击张部。张部伤亡惨重，结果败退，与第七军星夜分路撤回桂境。以第四、第七两军为主力的张桂联军攻粤战争，以失败告终，这是1929年冬至1930年初春的事。 不久，蒋介石以为张、桂军仍盘踞广西，如不及时灭除，终成心腹之患。除派朱绍良、毛炳文（原东北军）、许克祥（湘军）等部进入桂北贺县一带集结外，并派粤军蔡廷锴、余汉谋、香翰屏等三个师和滇军卢汉部，分东西两路进入桂境。兵力共约15万人，企图一举聚歼张、桂军。此外右江方面的红军，亦乘粤、桂军阀混战之际，由李明瑞指挥，进军隆安，窥伺南宁。新桂系头目李、黄、白与张发奎等，面对如此严重局面，在贵县黄练圩（距贵县约90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与会有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薛岳、吴奇伟、黄鹤龄等。黄绍竑当时在右江指挥部队与红军作战，未参加会议），决定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倾巢入湘策应中原冯、阎反蒋战争，谋求打开新局面。出师入湘时，留凌压西、覃兴、岑建英、杨森、马伟新、何之武、廖正光、韦灿、李绍安等残缺不全的团、营（兵力共2000余人），由韦云淞指挥，守备自百色至南宁之线，牵制红军与入侵滇军。由于兵力分散，防线过长，守百色城的岑建英团曾被红军攻破，全军覆灭。岑建英仅以身免。 此次桂、张军入湘，是打着“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的旗号（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号称三个路军，另有两个教导师（梁翰嵩任第一教导师师长，第十五军副军长黄旭初兼第二教导师师长），但兵力不及4万。其中第七军实力较雄厚，全军兵力亦仅是万人。当时该军仍以杨腾辉担任军长，王哲渔为参谋长，下辖第十九、第二十一两个师，仍由雷飚、梁重熙分任师长。第七军是入湘部队的主力，醴陵、渌水一仗，与张发奎第四军并肩作战，大败湘军何键部，缴获枪械七八千，俘敌千人。第四、第七两军乘胜进占长沙后，分两路北进。蒋介石为了牵制桂、张军北进，急调入侵广西的粤军蔡廷锴、李扬敬等部折回广东北江，由蒋光鼐指挥，沿平汉线向北疾进，占领衡阳，腰斩了桂、张军的长蛇队形，把桂、张军的先头部队（第七、第四两军由白、张直接指挥）与后续部队（第十五军和两个教导师，由黄绍竑、黄旭初指挥）截成两段。与此同时，冯、阎对桂、张军疾进，直捣武汉，亦存戒心。因此致电李宗仁，表示他们可以攻取武汉，希望桂、张部队向九江方面进展，共同会师南京，意即武汉由他们占领。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处此情景之下，决定回师，合击衡阳之敌，取胜后再定入粤抑回桂之计。 第七、第四两军回师南下到达耒阳一带后，白崇禧感到衡阳之敌如不先扫除，对下一着棋（攻粤折回桂）均属不利。他未取得李宗仁、张发奎的同意，即命令警卫团及第四十三师（该师原属第十五军入湘时划归第四军），去攻击湘江东岸粤军阵地。因对方守军阵地坚固，且地形不利于攻，损失颇大，未能取胜。此时，李宗仁为了统一步调，在洪桥（衡阳西偏南）召开师长以上的军事会议。会上白、黄、张三人意见分歧，争执不下。最后李宗仁尊重了黄绍竑的意见：不攻坚，把部队集中固守祁、宝（祁阳至宝庆）之线，占领有利阵地，采取攻势防御，以逸待劳，引敌出击，然后聚歼敌人于衡阳外围，但结果战败。入湘的三个军，除第十五军损失较轻外，第四、第七两军损失很大，第四军的基本部队，剩下不到2000人；第七军损失过半，此次入湘失败，白崇禧、张发奎把责任归之于黄绍竑，李宗仁默不作声。黄从此抱消极态度，终于投蒋去了，这是1930年五六月间的事。 桂、张军倾巢入湘失败回师后，在桂林重行整编，补充实力，准备驱逐入侵的粤、滇军余汉谋、卢汉等部，恢复他们在广西的统治，继续与蒋介石争斗。第七军经此次调整，仍以杨腾辉任军长，廖磊任副军长，王哲渔为参谋长（不久以陈良佐接任），下辖第十九、第二十一两个师。第十九师长莫树杰，第二十一师长由廖磊兼任。该军经此次整补后，开赴宾阳集训候命，不久便投入驱逐滇军的战斗。杨腾辉是搞垮新桂系集团叛将之一，他在武汉倒戈投蒋时是第七军第二师副师长兼团长，今天为何还能这样安稳任第三任第七军军长呢？这是因他后来参加反俞（作柏）李（明瑞），拥李、黄、白重新出山有功，但这是暂时的，具体情况下面另有补述。 入湘溃败回来的第七军，经这番整补，军容大有改观，在驱逐侵桂的各路客军（粤、湘、黔军）时，它的主要战绩是： 在解南宁之围战斗中（当桂、张联军入湘之际，滇军由卢汉指挥，孙渡、张冲、朱旭等四个师，入侵桂境，围攻南宁），第七军的莫树杰第十九师，护送黄旭初携带饷项、弹药潜入南宁城。之后，其莫师主力向武鸣腾翔圩附近疾进，监视滇军孙渡部；其余各部，由副军长廖磊指挥，配合张发奎第四军，穿过银屏山经葛圩从山路插入宾、邕武路之间三角地带，抵达邕宾路四圹附近，并与城内部队约定日期（10月12日前后）夹击敌人。当时围南宁城之滇军张冲师布防在邕宾路南宁城郊至昆仑关之线；朱旭师主力扼守邕武路高峰坳一带；卢汉的一个加强师，布置在邕武路大王坟、二、三圹至南宁心圩一带。10月13日战斗开始，城内外桂、张军互相呼应，猛烈夹击敌人，经两昼夜激战，滇军溃败，夺路西撤。是役第七军的第十九师参谋长覃广亮和该师第五十五团副团长孔繁权阵亡，指挥官韦云淞也受了伤，战斗极为激烈。 南宁解围后，第七军军长杨腾辉为追击指挥官，追击溃败滇军，从武鸣、果德向田东前进。孙渡师为滇军后卫，在武鸣罗圩附近，曾进行顽强抵抗，企图阻滞桂军追击，由于追击部队越来越多，加之沿途各地民众因滇军纪律败坏故对其十分痛恨，主动协助桂军袭滇军，使滇军处处挨打。滇军溃败夺路到达田东县境后，又企图集结残部，阻击追击的桂军。但由于桂军总指挥官白崇禧已亲率部队，乘电轮溯右江先占领了平马镇，并指挥追击部队在平马镇北马鞍山与滇军鏖战，一面抽派部队从右江南岸向百色疾进，与岑建英警卫团配合，布置阻击滇军。滇军腹背受敌，遂避开百色绕道进入七里山地（百色东北山区），经罗里向滇东广南逃走。沿途被第七军罗活团尾追，遗弃辎重马匹无数，这是1930年冬的事。 滇军被驱逐出桂境后，入侵宾阳芦圩一带的粤军余汉谋部，因孤军深入桂境，被迫向梧州撤退回粤。其他入侵桂境的湘、黔军，亦同时撤离桂境，广西又重新为新桂系所统治。 第七军参与驱逐侵桂各路客军出境后，1930年冬由新桂系首领李、白提出，在南宁召开一次部队整训会议，说是“为了减轻军政开支，休养生息，以解民困，军队首先缩减，裁军留师”。第四军改为第十二师，以吴奇伟充任师长（张发奎调任闲职）。第七军改为第十九师，以廖磊充任师长，莫树杰为该师参谋长。杨腾辉被以不满裁军罪名，扣送龙州软禁（杨后来经越南出走香港，因生活潦倒，精神大受打击，病死于香港）。李、白如此对杨腾辉，实为雪旧恨报旧仇。不久，又恢复了第七军番号，以廖磊任军长（廖在1929年蒋介石策划解决新桂系武装力量时，是白崇禧的救命恩人），算是第七军的第四任军长，副军长为周祖晃。莫树杰、李画新、郭凤岗、刘清凡先后任参谋长，下辖两个师：第十九师师长由周祖晃兼，第二十四师师长为覃连芳，军部驻柳州。 九.一八事变后，原第四军将领张发奎、吴奇伟等，借“援黑”为名拉部队（即第四军缩编的第十二师欠一个团）离开广西，并恢复其第四军番号。廖磊的第七军，转入直接对革命势力的摧残，自1932年春天起，屡次派部队（沈久成、阚维雍、罗活等团）扫荡右江革命根据地，掳掠人民财产，烧毁村庄无数，杀害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数以千计。1934年冬，派周祖晃的第十九师和覃连芳的第二十一师，开赴湘、桂、黔边境防堵红军长征，伪造自欺欺人的所谓“七千俘虏”影片，到处放映，丑化红军。1936年夏，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导演的“六一”假抗日运动（实为倒蒋），该军各师奉命东移，会同陈济棠部队出韶关北进反蒋。此时该军增编一个师（第二十四师），全军三个师，军长廖磊，副军长周祖晃，军参谋长刘清凡；第十九师师长周祖晃兼，副师长徐启明，参谋长杨赞模；第二十一师师长杨俊昌，副师长漆道澂，参谋长方钦；第二十四师师长程树芬，副师长罗活，参谋长陈大敦。第十九师为先遣部队，向梧州推进，到达梧州戎圩后，正要经三水北进之际，忽得电报粤军将领余汉谋受蒋介石收买倒陈济棠成功，陈已通电下野逃走香港。此时，新桂系便成了蒋介石攻击的主要对象，第七军也就成了阻击蒋介石武装进攻的主要力量。 蒋介石以余汉谋为攻桂先遣部队，并以其嫡系陈诚部为余的后续部队。余汉谋部进至广西边境后，曾借英舰掩护其小股部队潜至梧州附近的江面，刺探第七军布防情况，遭到第七军第十九师一线部队射击后退去，双方处于箭在弦上状态。 此后，双方互派代表谈判，1936年9月，蒋桂言和，李、白通电服从蒋中央领导，“六一”运动至此结束。 这时，原新桂系的第七、第八、第十五等三个军，缩编为两个军，撤销第八军，第七军仍保留其番号，第十五军改为第四十八军。第七军移驻桂、柳之线，军长廖磊，副军长周祖晃，军参谋长刘清凡。辖第一七0、第一七一、第一七二等三个师；第一七0师师长徐启明，副师长罗活，参谋长陆廷选；第一七一师师长杨俊昌，副师长漆道澂，参谋长方钦；第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参谋长陈大敦，这是1937年春的事。
二、1937年秋-1949年间
1937年8月1日，新桂系第七军的先遣部队，从广西柳州步行到衡阳，乘火车开赴连云港担任海防，军长为廖磊，副军长周祖晃，军参谋长刘清凡，军参谋处长杨赞模。下辖三个师共六个旅。第一七0师师长徐启明，副师长罗活，师参谋长陆廷选；第一七一师师长杨俊昌，副师长漆道澂，师参谋长方钦；第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副师长张光玮，暂留广西后方，负责编组第七军的三个新兵旅），师参谋长陈大敦。第七军军部驻海州车站，第一七一师在连云港，第一七二师在赣榆，第一七0师在新埔。 1937年10月，新桂系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白崇禧已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1938年元月任该会副总参谋长。 1937年10月，廖磊调升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赴上海督战，军参谋长刘清凡调集团军总部任高参。第七军军长为（第五任）周祖晃，副军长徐启明（兼第一七0师长）军参谋长杨赞模，参谋处长李人翘。1937年12月，第七军奉命开赴南京，归南京城防警备总司令叶肇指挥，连云港防务交第八军黄杰所部接防。第七军抵达南京，正在南京中华门一带防地加紧构筑工事之际，忽接电令用汽车输送该军至浙江吴兴、长兴，抗击从杭州湾登陆的日本侵略军，阻其向南京推进。副军长徐启明率第一七0师驰赴吴兴布防，并派旅长夏国璋到八字桥阻击日军，军长周祖晃率军主力在长兴布防，在激烈战斗中，第一七0师旅长夏国璋在八字桥阵亡，第一七二师团长韦健森在长兴防地阵亡。因部队伤亡惨重，奉命撤到浙江桐庐休整。赴上海作战的第七军部队，是第一七二师副师长张光玮所指挥的三个旅，在上海陈家行一带，同日军作战，旅长庞汉祯、秦霖和团长褚兆月等阵亡，营以下官兵，伤亡巨大。第二十一集团军所辖第七、第四十八两个军，经过参加上海作战，伤亡奇重，战力大减，奉命撤回第二线。第七军军部驻桐庐的黄栗树村，进行整补。1938年初春，从桐庐经山池口渡长江到安徽合肥，归第五战区指挥。是年夏，第七军从肥东梁园开赴河溜集的涡河一带，参加徐州外围的战斗，阻击日军向怀远前进。是时该军第一七二师奉命调蒙城，归第四十八军指挥，第一七一师调宿县，归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第七军仅能指挥第一七0师在河溜集布防。徐州战役失败，第七军率第一七0师从涡河防地经阜阳撤到商城整编，第一七二师、第一七一师也先后到商城归建。徐州外围作战，宿县失守，第七军第一七一师师长杨俊昌被撤职扣留送重庆法办，以第五一一旅长漆道澂升充第一七一师师长。军长周祖晃撤职，遗缺以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张淦接充（第六任）。宿县弃守，对徐州战局影响很大。追查责任，第一七一师长杨俊昌应负直接责任，其次则在宿县直接指挥该师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亦不能辞其咎，实与远离宿县百多里的第七军军长周祖晃无关。当时军参谋长杨赞模为周打抱不平，电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恳请与周一并撤职。李宗仁对杨的电报，置之不复。而长官部副参谋长黎行恕（黎是杨的陆大同学）发来了个人电报，大意是：这件事使德公（指李宗仁）大费苦心，先发布处分杨俊昌、周祖晃等电令，并报蒋介石，免中央来电追查责任，咎及燕公（即廖磊）。你过去助了敬公（周祖晃号敬生），今助洁公（张淦号洁斋），都是为了团体等语。意思是怕蒋介石追查撤办廖磊，为了保廖磊而以周祖晃来替罪。张淦到了商城和周祖晃谈了一夜，周泪下几次，张淦也苦苦地安慰他。第二天周祖晃要离开商城，而张淦偏偏要在这时间去对部队讲话。张淦交代杨赞模说：“周敬公要离开商城，你安慰他，等我讲话回来才送行。”但周祖晃乘张淦讲话之时，就叫侍从副官易炳中收拾行李装上小轿车离开军部了。张淦讲话回来，见周祖晃已走，便对杨赞模说：“我要你劝周敬生等我回来才走，为何办不到呢？他坚决要走，也得交代经理处送川资给他呀。”杨赞模说：“周敬公坚决要走，他眼泪横流，我也热泪盈眶，我劝得住吗？”张又说：“连川资也不送给他太失礼了。” 宿县失守，徐州三面受敌，李宗仁不得不下令从徐州撤退。30万大军全面撤至平汉线东侧黄河以南地区，第七军从豫南商城开往鄂东广济作战，进入保卫大武汉作战序幕，这是1938年夏间的事。1938年初秋，日军攻占田家镇要塞，大部队从长江南岸直扑武汉，另一支部队从豫东南方面进占息县、信阳。第七军又奉命调鄂东麻城配合川军阻止日军南下，武汉失陷（1938年10月）后，第二十一集团军奉命进入大别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此时第七军军部主要人员略有变动，副军长以第一七四师师长王赞斌调充，政治部主任林中奇。下辖第一七一师师长漆道澂，副师长曹茂琮、参谋长马拔萃；第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参谋长刘文潮。第二十一集团军部队进入大别山区后，集团军总部设在立煌（现金寨县），第七军军部驻罗田的滕家堡，其第一七一师师部驻麻城木子店夏家湾，所部布防在麻城至黄安（今红安县）一线的山区；第一七二师布防在罗田、英山一带。 1939年春，日本侵略军袭击第七军第一七一师防地，第一0二二团团长周文富指挥所部勇敢迎击，将日军击退，确保了阵地，但损失了步兵一个连。廖磊总司令责备说：“目前士兵来源补充不易，应注意保存实力，一次战斗就损失一个连，有多少个连够他损失呀！你们军长、师长干什么的！游击是这样打法吗？漆道澂师长严责了周文富团长一顿，周气愤不已遂自杀。1939年夏间，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为了解决部队军饷枪械弹药问题，指派第七军参谋长杨赞模赴渝组织办事处，遗第七军参谋长缺以羌一华接充，军政治部主任陈汉流。 在这一段期间，第二十一集团军部队在敌后大别山区，由于国共合作，共同对敌，军民抗敌情绪很高，使日本侵略军活动受到很大牵制。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第七军军长张淦，在新桂系将领中原是反共最力的人物。此时，他们都从经验教训中，体会到在敌后大别山区所以出现这种生机勃勃的局面，国共合作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因此，1939年夏间，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将军到达大别山视察高敬亭第四支队时，廖磊曾邀请他到立煌对新桂系部队干部讲话，讲授游击战术，彼此感情很融洽，这是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 1939年10月，廖磊在立煌患脑溢血病死后，李品仙（原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接任安徽省主席，并接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品仙到任后，执行蒋介石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在军事上重新作了布署。第七军调皖西负责大别山东北区防务，以所辖第一七一师（师长先是漆道澂后是曹茂琮）插入淮南铁路以东的巢、含、全、和、定、滁、肥东等县边界地区，以黄山附近的古河镇为中心，其主力面对滁定解放区新四军的罗炳辉部进行布防。第七军所辖的朱乃瑞第一七二师驻防六安、肥西、舒城一带，第七军军部从鄂东罗田滕家堡移驻六安的独山镇。他们与汪伪“心照不宣”，共同防共剿共。如第一七一师移防皖东，部队越过淮南路时，以及弹药补充的运输，都得到驻在淮南路附近的汪伪军团长陈振之部队的庇护，来往无阻。第一七一师自插入皖东地区后，对日作战毫无进展，却多次进犯解放区。在战斗中，遭到了新四军的沉重打击，该师第五一二团团长蒙培琼，副团长谢尧先后被解放军俘虏。第七军这种积极反共行径，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帮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忙。 1944年冬，张淦调任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以第二十一集团军参谋长钟纪接充第七军军长（第七任），副军长李本一，军参谋长马拔萃。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第七军奉命开赴皖北蚌埠执行接收任务。他们接收了大批敌伪移交物资，大部分进入私囊。据说钟纪个人所得物资价值黄金数以千两计。钟大发这批洋财后，在南京建造公寓，耗资黄金多两，还派人在南京、上海大搞投机买卖。 1946年，第七军在蚌埠改为整编师（学美式部队编制）。不久蒋介石发动内战，该师在于是年冬开往鲁南临沂参加国民党对沂蒙解放区的进攻时，又恢复第七军番号，辖以张瑞生为师长的第一七一师和刘月鉴为师长的第一七二师（刘昉的一七三师撤销）。1947年春，国民党部队两个军在莱芜战役惨遭覆灭，新桂系部队的第四十六军于是役全部被歼，高级将领甘成城、杨赞模、海竞强、巢威等被俘，局势急转直下。第七军被迫从鲁南撤回武汉外围。该军在鲁南时，军部进行改组。据说钟纪一因劫收分赃不均受攻击，二因缺乏战场指挥经验故他调。遗第七军军长缺以副军长李本一升充（第八任），副军长以凌云上调充。1948年秋，军参谋长马拔萃调任整编第九十七师师长（后改为第五十六军），遗缺以邓达之接充。 1949年春，李宗仁代理总统，在酝酿和谈期间，将第七军和第五十六军收缩于武汉附近之宋埠、应城、云梦、孝感、花园之线。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渡长江，国民党部队望风披靡，白崇禧在仓皇中命令新桂系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属张淦第三兵团）掩护“华中长官部”向西南撤退，白崇禧原打算到达长沙后，力图挣扎一时，以待美援。不料陈明仁部在长沙起义，白的华中长官部被迫撤至衡阳。这时，白仍掌握有张淦、黄杰、鲁道源、宋希濂、刘嘉树等五个兵团的兵力（约20万人）。为了“等待美援以图待机反攻”，白崇禧坚持华中长官部留在衡阳，并作保卫衡阳的军事布置，以阻止解放军。这样新桂系的第七军就很自然的是担当这一任务的主力之一了。不料衡宝一役，这个一向自吹战无不胜的钢军——第七军被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打得昏头转向。只经过一昼夜激战，所有新桂系部队，除第一三八师一部窜回广西外，其余都陷于各自为战，各被围歼，全军覆没的可耻下场。是役，第七军副军长凌云上、军参谋长邓达之，第一七一师师长张瑞生，第一七二师师长刘月鉴（以上属第七军），第一七六师师长李祖霖均被俘。其余官佐除伤亡外，均同时被俘。这是1949年10月上旬的事。 新桂系重要头目白崇禧经衡宝战役惨败后，仍不甘心。他逃回广西后，不几天便匆匆忙忙地在桂林召开军政会议（原则上专员以上的行政人员和部队将领均出席）。决定重整党、政、军阵营，妄图作困兽犹斗。在这种情景下，又把第七军这个僵尸抬出来，仍以李本一兼任军长，马展鸿为副军长，江棠为军参谋长，把广西几个保安团编入该军第一七一、第一七二两个师。该军在广西战役中（1949年12月上旬）又被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全歼。兼军长李本一、副军长马展鸿和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一起就擒，新桂系第七军至此寿终正寝。
二：[第七军]国民革命军第7军-“钢7军”
国军杂牌军中的王者之师——“钢7军”
第7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广7军”,号称“钢7军”! 是李宗仁 白崇禧的看家部队，既是桂系部队中王牌中的王牌,也是国军中的精锐.擅长山地作战，以近战夜战出名,战斗力相当强，战术也很灵活.
北伐时在著名的“贺胜桥战役”中与叶挺独立团并肩血战,大败吴佩孚精锐之师.吴佩孚用尽全力,大刀队共砍下7颗团长2颗旅长的头，吴也手刃几名逃兵。但总挡不住北伐军的冲锋。到下午，杀红了眼的桂系第7军竟齐向吴军枪声最密集处冲锋。面对着凶悍不惧死的敌人，吴军终于大溃。几万人竟对督战队发起反冲锋，一哄而过，夺路逃命。吴佩孚的副官也在乱军中被打死。吴佩孚，这位直系领袖，常胜将军。到这个时侯，他的政治生命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另一场著名的“龙潭战役”中,也是这个第7军拼死连续猛烈冲锋,不惜伤亡惨重攻占南京城制高点栖霞山,然后发起反击,以少胜多,把背水一战的数万孙传芳亡命大军压迫于八卦洲及其以东地区聚歼,血战七天七夜,杀的孙传芳六万大军尸横遍野,大败而逃,孙传芳从此退出中国政治舞台. “广7军”也从此享誉全国.
抗战中第7军先后参加淞沪会战 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后长期驻守大别山地区.
解放战争中与解放军多次交手互有胜负,1946年7月泗县战役,华野山东部队将第7军的172师(1937年该部一个团参加桂林的出桂抗日阅兵仪式,号称“桂军之花”)包围在泗县城里，打了二天，华野损失惨重,第7军的171师也突破阻击逼近泗县,内外夹攻,华野不得不撤围.其中华野核心主力之一的鲁南第8师遭受重大损失，22团(原为鼎鼎大名的铁道游击队)伤亡过半.从此第7军中便流传着“钢军硬，共军不敢碰一碰”.
国军中一直就流传着“川军 滇军 黔军是只羊,湘军是头狼,桂军是虎又是狼!”的谚语.桂系部队除非有切肤之痛,一般也不会主动向解放军邀战,因为蒋介石一直就视桂系为其心腹大患,也是地方实力派中唯一没有被其征服的,而桂系的支柱就是以第7军为首的十余万桂系部队,如果桂系部队和解放军血拼,蒋嫡系部队和桂系部队一直以来也不和,蒋嫡系部队是很难施以援手的.当刘邓大军挺进到大别山后,固然避开了蒋系军队，但对桂系的利益有直接威胁，白崇禧立即亲自指挥以第7军 整编第46师 整编第48师等桂系部队为主的30多个旅围攻。桂系部队历来有战斗力，抗战结束后未有大规模军事行动，兵力未受损，加上白崇禧有“小诸葛”之称，善能用兵，而且实力又占优，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就逼得刘伯承先后两次分兵，他本人也离开主力部队和大别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不能怪刘伯承无用兵之方。《毛泽东文集》里有电报指示刘伯承不要直接和桂系的几个师(军)作战，不管该电报是否实际拍发，桂系的实力是不容置疑的.
1948年初当中央军委准备让粟裕率华野主力第1 4 6纵组成第一兵团渡长江南下,在南方数省执行机动作战任务,以求迫使蒋介石改变战略部署,吸引国民党军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时,粟裕在力陈不可行的理由中就有一条是:可以调动部分蒋军回防江南,但估计很难调动蒋军在中原战场上的4个主力军.即第5军 整编第11师 第7军和整编第48师.第5军 整编第11师是国军五大王牌就不用说了,而第7军和整编第48师都是桂军.可见以第7军为首的桂系部队在解放军将领眼中的地位.
解放战争后期当林彪率四野大军杀向江南时,在林彪眼中也只视桂军为劲敌,紧盯着以第7军和第48军组成的第三兵团,特别是紧盯着第7军,第三兵团的兵员不仅全是广西子弟,而且全是老兵油子,兵龄最短也有五六年,是桂军中的精锐主力.但是1949年8月17日四野里号称“猛虎将军”钟伟的第49军146师还是进入到了第7军在湘南青树坪精心设计的埋伏圈,造成重大损失,第49军146师元气大伤,这个师基本上打残了,很长时间没有恢复过来.这就是有名的“青树坪战役”!这是所向披靡的四野大军杀入关内后唯一的一场败仗,是解放军淮海战役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最大失利. (也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九次大失利之一!)(在八一厂的电影<<大进军-南线大追击>>中仅仅一笔带过,镜头里是只一匹马逃回来,实际情况解放军也是被打的很惨的,被围在山间盆地中间,全是石灰岩,无法构筑工事,拥挤在一起,炮兵都无法展开,而对手早已埋伏多时,各种口径的炮都已对好了标尺,空军和地面部队刚刚装备了美军最新的陆空对话机,空军可直接指示地面炮瞄目标,衡阳机场离青树坪太近了,轰炸机空中飞行只需五六分钟,飞机起飞才刚刚拉起,就已到战区上空,马上投弹扫射后,又立即返航装弹,再飞回战区,反复轮番轰炸,最多时达三十架次,加上精确的炮击,可以想象解放军的伤亡情况!就这样从清晨7点直到下午1点,整整炮击轰炸了六个小时后,第7军才发起总攻......)
后来参加过此战的解放军连长回忆到此战时还说:“我们从东北打到湖南,打败过蒋介石嫡系五大主力中的主力,王牌军中的王牌新一军和新六军,但从没见过如此顽固勇猛的国民党军.” 的确,整个四野从东北到湖南,全歼了蒋介石嫡系五大主力中的王牌新一军和新六军,29小时攻克天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全军上上下下傲气十足,不把国军剩下的部队放在眼里,十分轻敌.部队政治思想又没跟上,许多来自东北翻身农民的中下级官兵由于想家,加之进入江南后不服江南水土,纷纷当了逃兵,对整个南下部队士气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而部队在行进中很多时候竟然连前卫侦察兵都不派!(49军146师进入地形如此险要的青树坪时就是连前卫哨都没派,还排成个一字长蛇阵!) 除了这些客观的原因外,以第7军为首的桂军素来战斗力就很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而到了衡宝战役(1949.10.2--10.12)时,双方都高度重视,四野方面精心策划,准备了近十倍于对手的绝对优势兵力大迂回 大穿插,而白崇禧首先就犯了自大的毛病,不能清醒认识整个战局,又在未能弄清对方主攻方向时,竟以弱势兵力主动进攻,四野判断白崇禧想在衡宝线上决战后,又改变战略,想诱使白崇禧部深入,于四日深夜和五日上午两次电令各穿插和迂回部队“即在原地停止待命”“等候我兵力集结”. 白崇禧先是集中第7军 第48军和第71军各一部在西线进攻,受挫后又将主力东调再攻,当白崇禧在进攻受挫后,终于清醒的认识到了错误,还好部队前出得还不远,立即下令全线撤退.林彪等白崇禧部后撤后,才发现根本没上自己的圈套,但只到七日晨才下令全线追击,并庆幸135师没有按原计划停止前进.(四野第45军135师当按原计划在强行军途中,并没有接到野司和兵团的电报,竟然前进160多里,到达了灵官殿地区,正好在白崇禧部后撤的必经之地.)整个战役就此定局! “小诸葛”空有满腹妙计,也没想到这着!只能怪天了!即使这样,第7军指挥所属171 172师和第48军的176 138师努力突围,在四面被围,没有粮弹补给,建制全乱,失去联络的情况下,依然战斗的很顽强,只至弹尽粮绝! 在后来四野战史和许多解放军官兵的回忆中都有这样的描述:“...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在135师的各个阵地上,在每一条水渠,每一道田埂,每一片森林,每一座房屋都必须经过反复争夺,甚至白刃相搏,才能为敌所战领.有的连队打到最后自己也只剩下二 三十人...” “...桂军非常熟悉山地作战,重机枪的支架都是特制的,有一米长,非常适合山区的地形,给我部以很大的杀伤.我部重武器却无法发挥火力优势.桂军到了粮弹尽空,竟敢于与我军白刃作战,在国民党军中是很罕见的...”
衡宝战役,林彪真的要感谢135师,当林彪从北京参加完开国大典回到四野司令部作战室后,得知135师所处的位置后,十分担心会暴露作战意图,立即下令该部隐蔽东撤,(当时他还不知道白崇禧发现我军诱敌深入的意图后,已全线后撤.)电令还未发出,135师已开始了阻击.第7军指挥所属171 172师和第48军的176 138师在灵官殿地区被耽误了整整一天一夜,而林彪的主力只到八日拂晓才赶到,要是没有这一天一夜,白崇禧的部队早就不知撤到哪里呢.也就不会有这场战役了.只能说歪打正着.试想桂军四个师被四野主力十三个师(足有十六、七万人,加上外围部队共计二十三、四万)团团围住,没有粮弹补给,建制全乱,失去联络,依然未被全歼,172师一个建制团以及138师师长率师部和一个团突围成功.被围剩下的29890人被歼灭.
到了广西战役时,第7军只是由剩下的一个未被围的师和衡宝战役突围出来的部队加一部分其他桂军划拨过来的混编而成的,战斗力已不能和老7军同日而语了.即便如此还是被四野部队视为剩下国军中的主力.
广西战役结束后,<<长江日报>>评论说:“广西战役胜利结束,桂系匪军以及华南蒋匪残余的歼灭,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因为在我国大陆上,再也没有一支像桂系匪军这样骠悍的反动武装了......” 这其实也是对以第7军为首的桂军战斗力的另一种肯定,毕竟来自对手的评价更能说明问题.
毛泽东一直以来也把桂系部队特别是第7军视为大敌.1951年抗美援朝第五战役结束后,毛泽东5月26日给彭德怀信中再次提到第7军:“......以往采取大迂回包围美军一个师甚至一个团都难以实行歼灭，以后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 新六军 五军 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 (在毛泽东眼里国军中除了五大王牌外就是第七军了!也是毛泽东认为的国军里唯一能和五大王牌相提并论的一支精锐!) 怎么说第7军都应是国军中排在前几位的王牌军.
新桂系在民国的历史中为何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桂系的团结!和整个桂系集团的浓厚的家乡观念和地域观念!在所有桂军上至将军下至普通一兵的眼里,广西是不允许任何势力染指的!
这点中国当时政坛上的各种势力都清楚这点,就连毛泽东都非常清楚,毛泽东1949年4月2日在北京会见桂系代表刘仲容时谈到:"白崇禧是很喜欢带军队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多万,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赶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桂系的这种浓厚的家乡观,连毛泽东都考虑到了,想想毛泽东对那个地方势力能够说出三年解放军不进入的话!
三：[第七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军的前身是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
194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八路军第120师、晋西北新军和留守兵团等部编成晋绥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后高岗代）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陕北各军分区和各警备旅。
1948年7月，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在山西省汾阳县，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吕梁军区机关一部及独立第10、第12旅组成第7纵队。彭绍辉任司令员，孙志远任代政治委员，陈刚任参谋长。全纵队共1.1万余人。
10月初，在华北军区第1兵团指挥下，由清源（今清徐）东渡汾河参加太原战役，至11月13日，先后攻占城东北高地风阁梁及城东四大要点之一的牛驼寨，控制了城北机场。16日后，奉命转入围困太原。
1949年2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7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军，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彭绍辉任军长，孙志远任代政治委员，黄忠学任政治部主任，王兰麟任参谋长，盛克全任供给部部长。独立第10旅改称第19师，何辉燕任师长，朱绍田任政治委员；
第12旅改称第20师，张新华任师长，龙福才任政治委员。全军1.1万余人。
4月20日至24日，参加太原外围作战和城垣的总攻，共歼灭国民党军1万余人，俘其第19军军长曹国忠和第40师师长、参谋长。5月，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所辖独立第5旅改编为第7军第21师，范忠祥任师长，李健良任政治委员。下旬，军部率第19、第20师由晋入陕（第21师暂留太原执行警备任务）。6月中旬，编入第1兵团。7月中旬，参加扶眉战役。下旬，参加陇东追击战，会同第1军在陇县固关镇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骑兵第14旅。8月3日，解放甘肃省天水，俘国民党军国防部少将杨殿科。17日解放西和、礼县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244师一部。随后，留驻天水地区，配合第18兵团行动，箝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掩护野战军主力西进。11月初，第21师抵天水归建。中旬，第7军转隶第2兵团建制。12月参加陕南陇南战役（暂归西南军区指挥），先后解放陕西省略阳县城和甘肃省陇南各县。此后，第19师随第18兵团入川作战，12月30日进驻四川省金堂地区（1950年10月归建）。1950年初，第7军分别在陇南和四川省金堂地区执行剿匪任务，并改编国民党军起义部队4.3万余人。3月，参加修建天（水）兰（州）铁路。
11月，第20、第21师奉命分别开赴济南、锦西改编为炮兵部队；军部仅辖第19师。1951年10月5日，第7军番号撤销。军部一部充实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另一部与西北军区航空处合并组成西北军区空军司令部。1952年8月，第19师改编为空军第16师。
第7军在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在战争中，涌现出范来宝、阎三毛、边子正等英雄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