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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剿匪篇1:中南剿匪之：广西剿匪
广西剿匪
平息宾东暴乱；
1950年4月下旬，“广西反共第13纵队”等股匪乘广西军区调整兵力部署之机，在宾阳县以东地区煽动暴乱，先后攻陷6个乡人民政府，杀害25名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第45军第133师闻讯，即集中2个团的兵力，在宾阳军分区部队配合下，在上述地区展开进剿和镇压。29日至 5月7日，该师在宾东山区及横县百合乡一带歼灭股匪980余人。5月4日，第397团3营由百合乡冒雨奔袭70多公里外的陈村一带，全歼“广西反共第13纵队”司令部，俘匪纵队司令陈鸿豪以下66人，并与宾阳军分区部队在樟木、蒙公地区协同作战，歼灭该纵队匪众700余人。至此，宾东地区暴乱遂高平息。
镇龙山剿匪；
镇龙山位于广西永淳、宾阳、横县、贵县4县交界地带，方圆数十平方公里，地形险要复杂，为桂南土匪麇集藏匿的重要地区之一。1950年4月14日至18日，人民解放军第45军第133师组织近4个营的兵力，以奔袭合围战术，对盘踞于镇龙山之匪展开第一次重点围剿，歼灭阴谋暴乱的“广西左右两江反共别动军”第1师800余人，但“反共救国军”新编第7军第22师梁俭伯部继续盘踞山中，煽动暴乱，为非作歹，并两度围攻云表、龙来、青柏等乡政府。10月中旬，第133师组织第二期进剿。为迫使土匪汇聚集中，第133师首先用2个团的兵力进行外围搜剿，歼灭土匪近600人。10月18日，剿匪部队又集中7个营的兵力，多路奔袭几个主要目标，又歼灭土匪580余人，余匪溃逃。进剿部队随即进行8昼夜反复拉网扫荡。尔后，以一部兵力驻剿，主力则集结在9个重点地区搜集情报，寻机歼匪。11月2日，该师第397团奔袭50公里一举歼灭聚集于永淳县邓村之匪340余人。随后，该师又连续组织几次歼灭战，使余匪日益惊慌动摇，纷纷投降。至12月上旬，共计歼灭土匪5600余人，镇龙山地区之股匪基本肃清。
大容山剿匪；
大容山位于桂东南容县、玉林、桂平交界地带，方圆约200公里，横跨13个乡。1949年冬广西战役中，国民党军第7、第48军被击溃后，其流窜官兵组成“桂东南反共救国军”暂1军，继续危害民众，并于1950年2月参与玉林地区暴乱，后撤往大容山。5月16日，人民解放军第45军第135师和第133师第399团共10个营的兵力，奔袭合围大容山。因敌情不明，未能形成严密的包围圈，仅歼灭“暂1军”200余人，其余匪众大部化整为零，四散潜伏。不久，第135师主力大部和第133师399团调往别地，第135师第403团留置当地驻剿。第403团组织小分队主动出击280多次，先后捕捉、歼灭潜伏的国民党军残部及土匪2900多人，缴获枪2600余支。11月1日，第135师3个团与玉林军分区1个团协同作战，对大容山再度展开全面进剿。各团按划分的区域，连续奔袭，捕捉散潜兵匪，还公审和镇压了150多名匪特首恶分子，使“暂1军”残部及土匪受到极大震动，纷纷投降。至12月10日战斗结束，共歼国民党军残部及土匪2100余人。
钦廉剿匪；
钦廉地区，辖钦州、合浦、防城、灵山4县，原属广东，后划归广西。由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该地较晚，加之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一时无暇顾及，该地灵山以南、钦州以东、合浦以西地区匪势一度猖獗，至1950年8月发展到90余股、1万多人，控制了33个乡。9月，人民解放军第43军第127师奉命进剿该地股匪。10月11日，该师在钦廉军分区配合下，对匪发起进攻。经20余天战斗，歼灭匪支队司令梁仲洲以下2200余人。11月中旬，各部队分别向旧州、陆屋、和小董圩北展开围剿。经10余天战斗，又歼匪4300余人。匪遭打击后，被迫外窜或分散潜伏。第127师随即组织6个营的兵力，对小董圩以东、旧州以南之匪展开清剿。至12月中旬，基本肃清该地股匪及大部散匪，计毙、俘、降“粤桂湘赣黔五省反共救国自卫军第二路军”代司令杨腾以下1.1万余人。1950年12月18日，第127师奉命集结整训担负海防任务。钦廉军分区在第45军的统一指挥下，继续以4个营及县区武装对上述地区潜散之匪展开清剿，又歼灭土匪2300余人。1951年3月至5月，在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第217团的配合下，钦廉军分区部队对残匪发动最后攻势，在灵山、钦州、防城等地歼匪数千人，钦廉地区的匪患基本消除。
灵山、永淳、钦州剿匪；
人民解放军进军广西后，桂南是土匪活动猖獗的地区之一。1950年11月，广西军区根据中南军区关于实行重点进剿的指示，决定由第45军指挥17个团的兵力，划分灵（山）永（淳）钦（州）、十万大山、六万大山3个区域，分头进剿桂南土匪。第133师奉命进剿灵（山）永（淳）钦（州）地区之匪。12月29日，第133师2个团由镇龙山区南下，以突然秘密的奔袭动作，对盘踞于娄山西南、永淳以南、钦州东北之煌墩、旧州、陆屋、武利地区股匪实施合围进剿。由于情报准确，行动迅速，部队首先在那浪村将匪钟业裕部360余人全部围歼。随后又在桥亘、沙扩、烟墩、断唆寨、山降、卢圹等村歼灭土匪主力1000余人。至12月底，灵（山）永（淳）钦（州）区股匪基本肃清。部队随即分散发动群众，收缴枪支，清剿散匪。至1951年2月下旬，共歼匪1.6万余人，缴获各种机枪104挺、长短枪3.9万余支。
十万大山剿匪；
十万大山位于广西南部，面对大海、毗邻越南，山中林木参天，路少人稀。人民解放军进军广西后，“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韦秀英、韦雨庄等匪帮数万匪众以该地区为依托，并与逃往越南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相勾结，肆意作乱，危害人民及边防安全。1950年，毛泽东主席两次对广西剿匪工作下达指示，限于1951年“五一”劳动节前彻底肃清广西土匪。11月，在中共广西省委、省军区的统一部署下，广西军区在广东军区钦廉军分区配合下，首先堵绝土匪逃往越南之路，对十万大山土匪实施合围，布下天罗地网。11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歼灭横县、灵山、合浦股匪。12月初，人民解放军第134、第219师及龙州军分区1个团组成进剿部队，分别开到十万大山外围集结。面对人民解放军的攻势，韦秀英等匪首率匪帮骨干1000余人，向十万大山以西方向流窜，企图逃入越南。剿匪部队原定12月20日发起进攻，因接到土匪企图逃窜越南的情报，剿匪指挥部当机立断，令各部队轻装疾进，提前进剿。经3昼夜的连续奔袭、迂回，切断匪之逃路，并将匪主力合围于境内九特、俊仁、大平、公安等地。龙州军分区第452团在边境九特以北宁明地区截击向越南逃窜之匪，歼80余人。余匪夺路东逃，又遭剿匪部队阻击，在太平山一带被歼大部。残匪自知入越无望，便向防城那勤方向回窜。刚到那勤，遭到人民解放军“五一”大队阻击截断去路。韦秀英匪帮迅速占领大包岭高地，居高临下进行顽抗。战至黄昏时分，土匪不敌解放军的攻势，向大菉方向逃窜。是夜，五一大队3营在当地区中队引路下，连夜向大菉方向进发追剿。12月13日，追剿部队在那厚村将韦秀英匪众包围。14日11时，剿匪部队展开猛烈攻击。经激烈战斗，将被围之匪全部歼灭。至1951年2月下旬，基本肃清十万大山地区股匪，计歼匪3.1万余人，其中包括“粤桂边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韦秀英、“两广反共救国会”主任韦雨庄等主要匪首，缴获各种炮58门、机枪33挺、长短枪39844支，电台3部。
六万大山剿匪；
六万大山地处广西玉林、灵山、博白之间，人民解放军进军广西后，从六万大山至博白一带，盘踞着“桂南反共救国军”别动第三纵队等大小股匪1万多人，为桂南匪患重灾区之一。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第45军集中3个团，在广东南路军分区独立第24团配合下，进剿六万大山南部土匪，歼匪1400余人。1950年12月20日，第45军第135师和玉林军分区第460团、独立团协同作战，向六万大山地区土匪展开全面进剿。玉林军分区独立团包剿六万大山北部之匪；第460团与第135师第403团包剿六万大山南部之匪；第135师第404团包剿博白县凤山、宁潭、英桥、民治、王科、六水一带股匪。各部队相互配合，分途进剿，12月23日在六万大山南部歼灭土匪300余人。之后，部队转入分散驻剿。各部队深入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大力搜剿散匪。到1951年2月下旬，基本肃清六万大山地区土匪，计歼匪首杨凤池、达欧、曾仲荣等以下1.5万余人，缴获和收缴各种炮14门、机枪86挺、长短枪1.6万余支。
瑶山剿匪；
瑶山位于广西中部偏东，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至1950年初，聚集在此的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土匪武装约4万人，许多重要匪首也麇集于此，瑶山成为桂东、桂北地区土匪的指挥中心。为彻底消灭瑶山之匪，人民解放广西军区集中约14个团的兵力，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省委副书记何伟统一指挥，围剿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及土匪武装。1951年元旦前后，各路剿匪部队相继开到指定的集结位置后，瑶山会剿前方指挥部立即部署千里封路、封江，控制所有陆路、水路。1950年1月初，数万剿匪部队和民兵严密封锁了瑶山外围的所有公路和浔江、桂江、柳江3条水路，封锁线长达500多公里，各路口、渡口、山道、隘口警戒森严，2万多船只全部集中管制。包围圈内的土匪组织了40多次突围均告失败，被歼灭5600多人。随后，会剿部队和地方工作队在瑶山周围10多个县展开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霸、反特和收枪活动，以摧毁土匪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断其兵员、武器、给养、情报来源。1月8日夜，各部队统一行动，多路奔袭，向瑶山外围土匪发起总攻击。土匪被迫由大股化成小股，分散潜逃。剿匪部队采取“匪变我变”对策，以分散对分散，在继续严密封锁的同时，反复进行拉网式扫荡。经过10多天的搜剿，歼灭土匪1.3万余人，其中“广西游击联军”总司令黄品琼等顽固匪首被解放军围困冻饿而死。至1月底，瑶山外围地区大股土匪被歼灭，少数股匪则窜入瑶山腹地。2月2日，前方指挥部组织13个营的兵力，分路跟踪追击，以瑶山腹地的金秀、老山、圣塘山、罗运等地为中心，进行奔袭合围，步步压缩缩小包围圈。经10多天战斗，歼灭股匪800多人，并将土匪的组织体系全部打乱，余匪到处流窜，主要匪首也只带少数亲信藏匿深山。根据匪情变化，剿匪部队实行分片包干，在瑶山腹地驻扎清剿，组织群众开展对土匪的监视、揭发、规劝活动，形成了群众性的剿匪运动，使土匪无处藏身，土崩瓦解，先后有7000多匪徒投降自新。至1951年2月底瑶山会剿结束，共歼灭土匪3.8万余人；主要匪首全部落网；缴获各种炮89门，轻重机枪186挺，长短枪4万余支。瑶山剿匪的胜利，扭转了广西剿匪的局面，为在广西全境肃清股匪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明山剿匪；
大明山地跨武鸣、宾阳、上林、那马等县，是国民党溃败广西前潜留匪特武装，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的主要地区之一。1951年2月6日，人民解放军南宁军分区组织约7个营的兵力，采取包围封锁与进剿穿插相结合的战法，对大明山之匪展开进剿。25日前，剿匪部队首先集中主要兵力，对大明山外围股匪展开进剿。经几次较大规模战斗，歼匪大部。土匪伤亡惨重，匪势大减，残匪窜入大明山山中。进剿部队随即派出几个连队进山跟踪追击土匪，反复扫荡、搜剿。在剿匪部队的军事进剿和政治攻势的震慑下，土匪走投无路，人心惶惶，众多匪徒向剿匪部队或人民政府投降自新。至3月14日战斗结束，共毙、俘、降匪5800余人。
九万大山剿匪；
至1951年初，梁庆春、夏建廷、林茂权、韦家思等36股土匪约1100余人，仍盘踞于九万大山余脉柳城、罗城、融县地区。1951年3月，在人民解放军第52军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以柳州军分区（由第49军第146师兼，下同）第436团为主力，开始对九万大山之匪实施进剿。3月17日8时，战斗打响。柳州军分区首先协同地方政府，组织县区武装和民兵对九万大山外围及沿江实行层次封锁，防止土匪外窜。第436团则按预定部署，从南到北展开，向山内穿插扫荡，搜剿土匪。但因土匪在剿匪部队搜剿前已有计划地分散潜伏，第436团初战战果甚微。鉴于土匪已分散活动，剿匪部队也改编战术，从大部队搜剿改为以班、排为单位，深入民间发动群众提供匪情线索，继续清剿分散潜藏的土匪。九万大山剿匪至4月上旬结束，剿匪部队共毙、俘、降匪1000余人。虽有少数匪徒漏网继续潜藏，但再不敢活动，九万大山匪患基本平息。
融县东南剿匪；
至1951年初，廖世祥、黄世勋、黄启荣等35股股匪、1500余人，仍麇集于融县东南部沙子、三睦、上泗浪、桥头一带，并继续扩扩充匪势。1951年3月，柳州军分区第438团采用外线封锁、内线清剿与分割围歼的战法，对该地域股匪展开进剿。3月17日，第438团以4个连，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共600余人，完成对股匪各据点的包围封锁。19日上午，战斗打响。第438团1营合击盘踞在沙子、三睦地区的廖世祥、罗泽鹏股匪；第438团1营2营合击盘踞在上泗浪地区的黄世勋、黄启荣股匪；第438团3营经古雨、良老向北分路搜索前进，至桥头、上泗浪等地配合2营行动。战斗开始后，因阴雨绵绵，山路崎岖难行，加之土匪已经有计划地分散流窜，仅3营8连在古雨全歼廖世祥股匪，其他营、连均未能捕捉到土匪踪迹。据此，第438团指挥部决定将部队分散行动，发动群众，反复搜剿，并在土匪出没地设伏及派出“飞行队”捕捉流窜之匪。至4月5日战斗结束，共歼匪1800余人。
三防、香粉剿匪；
至1951年3月，地处大苗山的广西融安县三防、香粉至贵州从江县南部一带，仍聚集着匪“桂中指挥所”总司令梁庆春为首的土匪数千人，为桂北一个重要匪巢。是年4月5日，柳州军分区第436团、宜山军分区第521团和贵州独山军分区第153团1个营、镇远军分区第149团1个营，联合会剿该地区之匪。剿匪部队首先对土匪实行外围封锁，继而分进合击，直插匪巢。因匪已有准备，奔袭部队均扑空。匪首梁庆春率匪千余人向南窜往柳城地区时，被外围封锁的部队发现，遭到强有力地阻击。梁庆春南进无望，被迫率部分散逃入深山，继续与剿匪部队周旋。发现土匪踪迹后，会剿部队随即全面铺开，向土匪活动区域进行拉网扫荡，反复奔扑，并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配合下，逐个山洞、窝棚进行搜剿，同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土匪。经剿击，大部被围困土匪被歼灭或投降。5月17日，会剿部队2个营，在1000余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对香粉以北灵王山、元宝山、九魂山之匪展开围剿，又歼灭土匪4400余人，梁庆春等主要匪首无一漏网。至此，“桂中指挥所”总司令梁庆春匪帮覆灭。
三江剿匪；
至1951年3月，广西三江县仍盘踞着以伍英、石世佑为首的“桂北区反共救国军”、“湘桂黔边区反共救国突击军”等股匪1600余人。土匪以三江县城以及邻边的贵州黎平县野勤和湖南通道县以南地区为活动中心。是年4月15日，柳州军分区第438团、桂林军分区独立团和第441团1个营，湖南会同军分区8个连同时进发，远距离、多路奔袭匪主力盘踞的三江县城。各部队克服山高路险、气候恶劣等困难，经两天一夜长途行军，按时到达三江县城外围集结，迅即完成了对三江县城土匪的包围。经一天一夜战斗，歼灭匪首石世佑以下800余人。随后，剿匪部队一部就地铺开搜剿，一部转兵追剿伍英股匪。在大湾，剿匪部队又歼匪500余人。匪首伍英及匪纵队司令王文伯率亲信200余人流窜至合水、和平一带山区。第438团2营连续几昼夜追剿扫荡，生擒匪首伍英，击毙王文伯，全歼残匪。至5月初三江战斗结束，共歼灭土匪1500余人。
天峨、南丹剿匪；
天峨、南丹为桂西北匪情较为严重的地区，1951年3月，以“黔桂边反共救国军”司令黄景芬为首的8个纵队，大小58股万余土匪盘踞于此，并长期占据天峨县城。1951年4月5日，人民解放第174师（兼宜山军分区）统一指挥所属部队2个团和第52军第214师2个团，对天峨、南丹地区股匪进行围剿。首先由第214师第640、第641团分别进剿南丹境内及南丹、思恩交界地区之匪，由第174师第520、第522团分路奔袭天峨县城并负责剿灭天峨境内之匪。由于土匪活动地域广，剿匪兵力少，包围圈过大，致使土匪乘隙到处流窜，匪首黄景芬则率1000余人偷渡红河，北窜贵州。据此，会剿部队及时调整兵力部署，以部分兵力机动于土匪主要活动地区，伺机对匪实行突然奔袭和多路阻击，防匪流窜；主力部队则铺开发动群众，搜山捉匪。数万群众参加剿匪，配合县大队和民兵，不分昼夜逐山、逐洞搜索土匪，歼、俘原国民党宜山县县长董国忠以下匪徒700余人。在群众性搜剿捉匪活动的震慑下，土匪无处藏身，众多匪徒投降自新。至5月底，天峨、南丹地区股匪全部肃清，计毙、俘、降匪9000余人。匪首黄景芬以下1000余人窜入贵州独山以东地区后，被贵州军区剿匪部队全歼。
桂西剿匪；
至1951年3月，桂西百色地区尚有土匪70股、1万余人，主要活动于西林、西隆、田西、东兰、风山、凌云及桂滇黔边一带，曾先后袭击13座县城，并一度盘踞于西隆、西林2座县城。1951年4月，广西东部剿匪告一段落后，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及第21兵团决定以第53军为主，组成桂西联合剿匪工作委员会和剿匪指挥所，统一领导和指挥第219师全部、第217师一部以及南宁、百色军分区部队，共6个团，开始对桂西之匪展开进剿，云南、贵州军区也派出13个营的兵力配合进剿。4月15日，各部队按战斗部署向预定目标分别展开。由于地域辽阔，无法形成严密的封锁包围，土匪乘隙分批流窜。剿匪部队调整战斗部署，全面铺开，搜剿分批活动的股匪。数日内，第219师在包干区内歼灭土匪1000余人；百色军分区独立团歼灭“桂黔边反共救国军”联合指挥官陆飞鹏以下100余人；第649团亦在东兰、风山一带歼灭土匪500余人。至5月底，大股土匪基本被消灭。“反共救国军”第七集团军参谋长温武、“中国解放人民救国剿共军”越桂边前敌总指挥黄兆辰等均落网，桂西最大匪首“反共救国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吴中坚被击毙。此后，各部队广泛发动群众，继续搜剿残匪，并与云南、贵州军区友邻部队密切配合，几度合围窜入外省之匪。至9月底，又歼灭“反共义民军”副司令卢森林等匪部。桂西会剿共歼匪1.3万余人，是广西大规模军事进剿的最后一役，至此，广西境内的大股土匪基本肃清。
田西、凌云、乐业、凤山剿匪；
1951年4月，桂西会剿展开后，遭受沉重打击的“反共义民军”副司令卢森林、“反共救国军”第31军军长钟日山等股匪于5月中旬窜入田西、凌云、乐业、凤山4县交界的玉洪、嘉犹、浪平、罗楼一带，与当地土匪会合，共约1400余人，继续负隅顽抗。6月9日，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第53军驻百色指挥所组织第217师第649团、第219师第655团2个营。南宁军分区2个团和百色军分区独立团各一部，共9个营 的兵力，在云南军区部队的协助下，对该匪展开围剿。战斗开始后，各部队一面将土匪盘踞地区严密封锁包围，一面发动群众拉网搜剿，并组织小分队反复奔扑，土匪无以立足，纷纷落网。6月12日，第649团8连将匪第29军参谋长吴昌槐所率残匪数十人包围于凌云县东荣乡一山洞内，8连集中火力摧毁匪前沿工事和洞外障碍，并利用自新之匪入洞劝降，吴昌槐以下匪众41人及20余名匪属被迫投降。“反共义民军”副司令卢森林率随从3人窜至凤山猛干附近山谷中，第649团2个班前往包围，200多名群众深夜冒雨协助搜山，将卢森林等4人全部活捉。经半个月的包围搜剿，除匪军长钟日山率200余人漏网外，余匪大部被歼灭，计毙、俘、降匪1100余人。
桂滇边剿匪；
1951年4月，桂西会剿展开后，麇集于西隆、西林地区之“反共救国军”第七集团军迅速瓦解，由军长杨登鹏、黄昆山、钟日山、李继超率领的股匪1000多人先后向广西、云南边境逃窜，并勾结云南土匪，采取此剿彼窜的方式，分散游弋于西林、广南两县交界之八达、龙潭、古樟等地。1951年6月25日，股匪数百人分别围攻驻龙潭、别里的人民解放军第219师小分队。6月下旬至7月上旬，第219师派出2个营，与云南文山军分区部队配合，两次进剿和夹击该匪，歼匪一部，匪大部溃散于深山丛林或化成小股流窜。会剿部队旋即展开搜山，至7月底，歼小股散匪2000余人，但主要匪首均未捕获。8月初，根据侦察情报，第219师抽出6个连的兵力，与文山军分区的1个营再度会剿龙潭、平安寨、平山地区，歼灭李继超股匪300余人，李匪在逃窜中被击毙。9月，广西、云南两省部队又协同作战，在马蚌、那岩地区全歼匪第9纵队100余人，并击毙匪第31军军长钟日山，争取匪第29军军长黄昆山自新。至此，流窜于桂滇边之股匪基本歼灭。
恭城剿匪；
1950年1月26日，以原国民党退役军长钟祖培为首的恭城县“反共救国军”，在恭城地区发起暴乱。暴乱之匪首先攻占县城外围嘉会、栗木、和平等乡政府，继而全力围攻县城，先后抢劫民户200余家，焚毁民房100多间，残杀人民解放军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201人。当时，驻县城的武装仅有人民解放军第49军第145师1个排及市侦察队5人、恭城县大队部分战士、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共80多人。在县委书记田继舫的统一领导下，一面派人突围送信向主力部队求援，一面组织既有力量实行重点防守。战斗持续5天5夜，土匪多次进攻均被打退。1月30日上午，人民解放军平乐军分区与驻湘南第46军第137师派出的增援部队赶到，四面合击暴乱之匪，歼灭土匪500余人，余匪大部溃散，少数随匪首钟祖培窜入瑶山。平乐军分区组织10个连的兵力，追剿逃窜的暴乱之匪。在进剿部队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流窜、潜伏于县内外的股匪、散匪纷纷落网或主动投降，恭城暴乱被平息。
广西剿匪篇2:广西“剿匪”往事(1)
广西“剿匪”往事(1)
1949年底至1952年底，发生在广西境内的大规模剿匪作战，是建国初期的重大事件。
1949年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做了一份《敌土杂武装情况调查》，1950年1—3月，又做了一份《匪特综合材料》的调查报告，这两份调查材料一致认定：当时广西境内只有土匪24股，共3550人。土匪人数远远低于匪患猖獗的东北和湘西。
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西剿匪作战却出动正规作战部队两个兵团、4个军、17个师又1个团，其中10个师为久经战阵的精锐主力师，加上地方部队和武装民兵，投入广西剿匪总兵力超过百万。
广西剿匪作战历时3年之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发表的剿匪战报，3年剿匪作战共歼灭广西境内的土匪万人（统计时间为1949年12月至1952年12月）。
这个数字，实在令人惊骇！广西剿匪作战时间之长，相当于全国解放战争的时间，歼灭的土匪总数，几乎相当于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解放军歼灭的国民党正规军的总人数。（淮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个兵团22个军约万人。）
根据以上的数字，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年之间，广西又经历了一次不同形式的解放战争和相当于淮海战役的大决战？
这个数字，实在令人惊骇！广西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么多土匪？根据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全国人口统计和1948年广西省政府公布的广西全省人口总数为万人。从1949年底至1952年底广西的总人口大概也就是1500万吧，如果按1500万人口这个总数除以51万土匪，则大约每30个广西人中，便有一人当过土匪。如果再扣除婴幼儿和老病不能行动者，那么比例数还要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境内的土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匪呢？既然解放初期广西军区司令部发布的权威调查数字认定当时广西境内仅有土匪24股3550人，那么这51万多土匪又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呢？既然是乌合之众的土匪，又怎么能够抗拒把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打得丢盔弃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达3年之久呢？
建国初期的广西土匪，不是一般的土匪，他们被定性为“政治土匪”。
到底什么是“政治土匪”呢？
对此，毛泽东一语道破天机，他对从国外归来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说：“德邻先生（李宗仁字德邻），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对于毛泽东的说法，不仅李宗仁不知所措，便是连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大惑不解，他问毛泽东：“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
周恩来回答得更有意思：“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介石集团’。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蒋匪’，我们也被回骂成"匪’，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
真正冲破这个“骂来骂去”历史怪圈的，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设计师邓小平。他以雄才大略的襟怀，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从此，在台海两岸的新闻媒体和文书公报中，“政治土匪”这个特殊的怪名词，在国共斗争充满腥风血雨的半个多世纪后，终于销声匿迹了。
60年过去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解放战争结束后，发生在广西境内这场国共双方历时3年之久、惊心动魄的最后的大决战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开篇 说乱论匪 概述
土匪问题是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土匪横行，国人谈匪色变。当时闻名全国的有东北三省的绿林各帮土匪；山东有著名的恶匪刘黑七；河南有驰名豫西的匪首张寡妇；湘西有巨匪姚大榜；江西有悍匪曹麻子；川陕边境上则有山大王王三春；云南滇西有凶匪张结巴；珠江三角洲有杀人不眨眼的“大天二”，还有浙闽一带臭名昭著的海匪等等名目繁多的匪类。
当然，也有由匪发迹而成为一方军政大员的特殊人物，奉系首领张作霖和老桂系的陆荣廷是两个典型的代表。张作霖出身“绿林”，当过胡匪，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在他当上“督军”、“大元帅”之后，无论是当时的一些官僚、军阀还是平民百姓，都称他为“胡帅”。
老桂系首领陆荣廷，也是“绿林”出身，在越桂边境上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后来受清廷招安成为清军的一名将领，辛亥革命后当上广西都督，北洋政府时期官至两广巡阅使，是广西、广东的最高统治者。
据说，在北洋政府召开的一次军政大员会议上，张作霖和陆荣廷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发生激烈争吵，为了比个胜负高低，双方便到大院中，要当着与会者的面比试枪法。有好事者拿出12个酒瓶子摆成一排，让张作霖举枪击之。张大帅一口气连发12枪，弹弹中的，12个酒瓶子一一被击得粉碎；好事者又摆上12个酒瓶子，陆荣廷也弹无虚发，一枪一个，将酒瓶子全部击碎。张、陆二大帅武艺不相上下，还是分不出高低。
好事者又提议，请张、陆两大帅当众比一比谁身上的伤疤多，多者为胜。
张作霖一听便将胸膛一拍，用东北话骂一声：“妈拉个巴子的，比就比。”说罢将衣服裤子脱掉，身上只剩下条内裤。陆荣廷也不示弱，用广西壮话骂一声：“姆蒙栽（他妈的），比吧。”也当众脱掉外衣外裤。张、陆二帅赤身裸体，让那好事者当众数点着自己身上的伤疤。
数毕，陆荣廷身上有伤疤26处，张作霖身上有伤疤24处，陆略胜一筹。
张作霖急了，忙要脱下内裤，说：“我那个地方还有两块伤疤！”
副总统冯国璋见状忙出来打圆场说：“英雄不问出身，壮士不计伤疤，哈哈哈！”此事虽属坊间传闻，但亦可见张、陆二人“绿林”积习难改。
旧中国匪情十分复杂，由兵变匪者有之，有良民而为匪者有之，由匪变兵者亦有之，甚至由匪而官者也大有人在。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匪情也大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之。
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广西土匪。民国年间广西的土匪也闻名全国，但与各地土匪也大同小异，于是便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1949年到1952年广西的匪情上。终于发现，这期间的广西土匪与历史上广西及全国各地的土匪大不相同：这是一群“政治土匪”。也许读者会问：土匪就土匪，怎么还有“政治土匪”呢？有！
广西确有“政治土匪”，而且能量不小。为了让读者对“政治土匪”有所认识，有必要把民国年间广西的土匪情况先做个介绍。
要说广西土匪，还得从民国年间说起。
说乱论匪 民国十年，匪乱广西（1）
1921年夏天，南方的雷雨随着珠江口外的海洋季风，席卷着两广大地。刚刚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即下令讨伐反对革命的桂系陆荣廷集团。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奉命率三路大军和海军内河舰队进攻广西。桂军战败，陆荣廷下野，从广西龙州经越南逃往上海蛰居。随着统治广西十年、统治广东五年的陆荣廷的下野，广西自辛亥革命以来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打乱，八桂大地随即进入了持续数年的匪乱时期。
粤军入桂，广西各地揭橥号称“自治军”者甚多。其成分相当复杂，有陆荣廷残部，有地主豪绅武装，也有土匪、惯盗、流氓乘乱踞地称雄。他们互不统属，自设关卡、开赌、开烟馆，甚至自行任命县长，自印钞票，强迫民众使用。社会秩序大乱，贼匪蜂起，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痛苦不堪，谈匪色变。当时有两句民谣：“宁作太平狗，莫作乱世民。”活生生道出了民国十年广西的这场大动乱。
1921年11月，广雄电轮由梧州开赴桂平，中途被匪枪击，船沉没，溺死者百余人。
1921年农历7月21日，匪首陈飞鼠率匪众数百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藤县太平圩，打死民众4人，打伤数十人，焚烧天利号铺户，劫去布匹、蚕丝、金银细软等物资折款达25000多银元，掳去男女20余人，索要赎身钱二万余银元。
1921年冬，匪首牛角六勾结岑溪股匪李文桂，共约700余匪众，在藤县波塘盘踞3个多月，杀害村民70余人，劫去大批物资。
1921年冬，岑溪县匪首黎日荣率匪众闯入新圩圣堂小学，掳去教师、学生70余人，标价勒赎，因被民团追剿，逃遁时将所掳师生全部用棍打死。
1921年11月中旬，岑溪匪首黎华率匪徒抢劫黎坪村，烧死民众8人。当月下旬，匪首黄七带匪徒数十人抢旺村，烧死民众21人。
1921年秋，匪首覃文明、覃文贤纠集匪众300余人，从罗城县南部向天河县境骚扰，随后攻入天河县城，县长苏龙恂惊恐逃命，匪盘踞天河县达两月之久。匪贼除将当地民众的粮食和猪、牛、鸡、鸭吃光外，还对被其抓获之男子施行吊打等酷刑，迫其家人交钱赎身，没钱交就被开膛破肚取肝，用瓦片煎吃。抓的妇女则强奸、轮奸，然后强迫为匪做饭。匪贼撤走后把这些妇女掳走，一部分被强迫为匪妻或卖到附近县与人为妻，一部分卖到柳州、桂林等地为娼。
贼匪罪恶，罄竹难书！
粤桂战事结束后，孙中山大总统率领随员经西江入桂，准备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进取中原，统一中国。1921年11月27日，孙中山大总统赴桂林途经平乐。是晚，平乐县长王永炀及荔浦、修仁的士绅晋谒，报告各属之匪情，请求孙大总统暂留部分粤军维持地方治安。孙大总统即命随行之杨团长带一个连留下清剿匪乱，保卫地方，解除民众疾苦。
孙大总统抵达桂林后，当时桂林附近各乡村匪患猖獗，民不聊生，桂林民众乃到王城向孙大总统报告，请求剿除匪患。孙大总统即命王乃昌为大本营桂林安抚处督办，着王率领官兵，切实调查，妥为安抚，务期化莠为良，消除匪患。
鉴于广西各地股匪猖獗，社会动乱，孙中山在繁忙的政务之中，对剿灭广西股匪十分关切。1922年1月5日，孙中山大总统命令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派兵肃清抚河沿岸土匪，并在平乐县设弭盗振新总局，赶办联防团，以补兵力不足。随后，孙大总统又电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派粤军师长兼江防司令魏邦平为广西剿匪督办。魏邦平率1000多粤军分乘6艘电船抵达梧州，水陆并进剿匪，又命江汉、江大、江巩、江固等兵舰入桂助剿。1月15日，孙大总统电令各将领分头剿匪：粤军前敌总指挥叶举负责南宁等地；许崇智负责桂林、平乐等地；刘震寰负责思恩、柳州、庆远等地；何国良负责龙州等地；魏邦平负责浔州、梧州等地，统限一个月内肃清广西股匪。
说乱论匪 民国十年，匪乱广西（2）
孙中山大总统在半月之内连续数次电令各路将领剿匪，足见广西匪患之严重程度。
转眼到了1922年初夏，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迹日彰，擅令入桂粤军回粤。孙中山北伐受挫，不得已，乃将北伐大本营由桂林迁往广东韶关，准备改道江西北伐。孙中山在回粤前夕，于1922年4月8日，命令随行各军集中梧州待命，另派关国雄为桂林清乡督办，驻桂林剿匪清乡。
随着粤军和孙中山北伐大本营的撤离，广西各地更陷入无政府状态，盗匪猖狂之程度，达于顶峰。
孙中山一离开桂林，各地的土匪帮口（又称馆口）闻讯，即聚集桂林城郊，地方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这危急情况下，桂林总商会遂觅得熟悉帮口者数人，出城郊与土匪各帮口接洽。土匪帮口要求入城“保护地方”，并要求总商会筹集粮饷。桂林各界集议，佥以无力抵抗，只好开城欢迎各路匪帮入城，人民纷纷逃到深山躲匪。
土匪进城，人民进山，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顿成恐怖的匪患世界。
1922年夏初，寨沙（旧榴江县）冯广隆、冯广泰股匪进犯修仁、荔浦，修、荔两县县城和县郊居民均被劫掠一空，2000余青年妇女被匪掳走。
从民国十年（1921年）开始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广西是匪贼的天下。匪帮们到处打家劫舍、拉参勒赎、拦路抢劫、勒收行水、打单勒索、奸淫烧杀、无法无天，人民遭受了空前的劫难。鉴于篇幅，下面仅介绍几个较典型的匪巢和匪帮。
大容山匪巢
大容山属勾漏山脉，地跨玉林、北流、容县和桂平等四县，纵横百里，山高林密，是桂东南最高最广的大山，也是该地区最大的令人恐惧的匪巢。
土匪对被抢到大容山的男男女女，都要施以难以想象的拷打和监管。
土匪抢掠人质勒赎，名曰“拉参”。
土匪对男“参”的监管和拷讯十分残酷。在大容山匪巢里，土匪设置一间专门监管男“参”的小房名曰“猪舍”。当抓到男“参”投入“猪舍”时，问明男“参”在家排行第几，然后便把该男“参”称为猪某。如被抢拉上山的男“参”李五、张六，土匪即叫李五为“猪五”，叫张六为“猪六”。土匪把人变成“猪”，关人的房子叫“猪舍”，“猪舍”里竖立着百余条木柱，每条木柱上又缚上一条铁链，铁链上又加串上一个竹筒。每“参”套上一个铁链圈于颈上，像乡村中的屠狗人用的拉狗筒，足上则加一木闸夹住。开饭时，土匪对“参”点名大呼“猪某、猪某”，点过名之后，才给饭食。
“参”被拉入匪巢，先后经过拷讯，以便摸清“参”们的家底，作为“赎参”时讨价还价的根据。当土匪对“参”们家中的田地、房产、猪牛数问清后，便写信通知“参”的家属，备款来赎。如果在拷问中，“参”们不如实招供，土匪即点燃“仙香”数支，放在“参”们的面部、胸背、小腿等处点烧，直烧得“参”们疼痛难忍，如实招供。北流县有位家境并不殷实的黄五爷，被抢劫上山为“猪”，土匪通知其家属，备款3000白银来山“赎参”。黄五爷全家难以筹集此笔巨款。“赎参”时限一过，土匪便将黄五爷推入一个巨大的木甑用火蒸熟，于夜间把木甑连尸体扛抬到黄五爷的家门外面。次晨，黄五爷之子开门外出，见门前停放木甑一个，揭盖一看，竟是自己的父亲，吓得昏死过去。
说乱论匪 民国十年，匪乱广西（3）
对掳来的女“参”，匪首令其脱光衣裤，裸体让匪众观看，然后再定出底价，让匪徒投标，谁标的价高，便可将该女“参”领去作临时夫妻。当该女“参”被蹂躏几日后，匪首再写信通知其家属持款来赎，到回赎时，匪首仍将当日的投标价款酌退给标得的匪徒。
大容山的土匪最崇敬的偶像是“五祖师”，匪徒们将其尊之为圣神。“五祖师”的来历，现已无从考证。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日，匪徒们便举行隆重的祭祀“五祖师”活动。这天，匪徒们或将拉上山的经拷讯后认为没有油水的“参”或将逃跑被抓回的“参”杀死示众，再装入大木甑，用火蒸熟，取出蒸尸敬祭“五祖师”，然后分而食之。
大桂山匪巢
大桂山坐落于平南县丹竹、安怀之间，方圆40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山里有条数里长的深沟，两岸悬崖峭壁，树林荫蔽，藤蔓覆盖，岩下沟边是条狭长的石巷，土匪栖息其间，外人看不见，枪炮打不着，放火烧不进，是著名的天然匪巢。
民国十年（1921年）间，大桂山里啸聚匪众三四百。他们分设十多个帮口，各有头目。小抢劫各自行动，大抢劫则合伙进行，有时利害冲突，又互相火拼。著名的匪首有陈飞鼠、鸭春堡、电火星、黄十九等。
大桂山匪徒打家劫舍，拉参勒赎，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
大桂山土匪除抢劫财物、拉参勒赎外，还威迫人民拜会，勒交保护费。匪帮派出骨干分子四处活动，到处宣称他们的帮口已经“遍地红”，会众势力如何如何浩大，如果再不入会，身家性命难保，以此威胁民众入会进帮为匪。对拒绝入会进帮的人，则绑架残害示众，杀一儆百。在那既无公理，又无国法，身家性命朝不保夕的时期，不少民众为求安宁计，无可奈何只得入会进帮。
大桂山匪帮的拜会，有一定仪式。入会者均需履行拜会仪式。拜会仪式设一会堂，称为“忠义堂”。堂中央挂一关公画像，像前摆设一条长香案，案上燃香烛等物。香案旁，置一大缸。匪帮首领自称“老头子”，资格老的匪首称“老胭脂”，“老胭脂”陪同“老头子”坐于香案旁的大缸边。会堂外的头门、二门均有彪形大汉匪徒数人把守。拜会开始前，入会者进门，守门匪徒大声喝问：“来者何人？”入会者报了姓名地址后，守门匪徒又喝问：“来这里干什么？”入会者答：“投军吃粮。”入会者过了这两重门，方能进入忠义堂宣誓。
匪帮宣誓也别具一格，由“老头子”和“老胭脂”向新入会者监誓，誓词为“吐露本会秘密，雷打火烧，全家死绝”，“有反悔，七孔流血，不得好死”，“违反本会章程可杀全家”。这种宣誓仪式一般安排在天黑之后进行，直到天亮。宣誓后由“老头子”和“老胭脂”提出各种恐吓性的考问，经过一夜的恐吓威胁，使入会者戴上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宣誓考问完毕，才在花名册上记上入会者的姓名、籍贯、年龄。入会者还需向老头子缴纳会费，并向香案旁那口大缸中倒入事先带来的米。会费及米的数量，一般是事先由“老胭脂”视入会者的家庭贫富程度而预先规定好的，于宣誓时带来。天亮便杀公鸡，饮鸡血酒，歃血为盟。
歃血为盟亦有仪式，“老头子”将盛满血酒的碗高高举起，高呼：“饮杯红花酒，寿元九十九！”众人附和跟随，然后将碗中血酒一饮而尽。仪式结束后，由“老胭脂”对新入会者讲授本会标记、暗号，以资识别及联络之用。
说乱论匪 民国十年，匪乱广西（4）
大桂山匪巢的匪徒们信奉的是“五祖天竺国老爷”。匪巢的中厅设有神坛，神坛的正面书“敬祝前后五祖天竺国老爷坐镇”，两旁的对联是“五祖堪成兰祖凤，三代曾吞鲁代人”。匪徒们每次大队外出行动，必焚香点烛，在神坛前祈祷一番。
大桂山匪徒们最隆重的节日是农历正月初十，这天是“贼日”。按地方风俗有“一龙、二虎、猪三、狗四、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兵、十贼”之说，初十这天是做贼的节日，所以匪徒们在神坛上点燃一双高三尺的巨大蜡烛，众匪徒齐集大厅内，屠猪宰羊，①鸡杀鸭，一齐向神坛叩拜，然后大吃大喝，欢庆匪节。
大桂山的土匪们为什么这么看重自己的节日——贼日呢？仔细想来，也有些道理。身在乱世，他们既不能成“龙”变“虎”，又不甘心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更不愿永远当牛做马，想做一个真正的人，过着人过的日子，安安稳稳地种“谷”也不可能，当兵又没人要，于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便只有一条路：铤而走险当贼去了。
可悲的是，他们又没有机会碰上洪秀全，参加一个“拜上帝会”之类的什么团体组织，那样打土豪分浮财便是农民起义的革命行动了，弄得好，“龙”虽然不能成，或许还有“虎”可当呢？然而命中注定，他们一辈子只有当贼做匪的资格，别的什么节也没资格过，便只有过他们自己的节日——贼日了。但匪们也是非常坦率的，既然这一辈子“逼上梁山”做了匪，便认定自己是匪，任由人抓，任由人杀，任由人骂，他们并非像一些明明干着匪类勾当的人，不但不承认自己是匪、反而骂别人是匪，干的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匪类勾当，却又偏偏要在寨子上竖一杆大书“五祖天竺国”的杏黄旗。
恐怖的抚河
府江（今称抚河）自古称为畏途。旧《昭平县志》有载：“盎有一升米，莫溯藤峡水”，“囊有一陌钱，莫上府江船”。民国十年后的几年，人称抚河为恐怖的河。匪首黄老鸡（藤县人）聚集匪徒，盘踞在昭平、蒙山交界之深山中，时常行动于水陆交通要道。
抚河的上、下仰滩，是河道间极为险要之地，滩长水急，江狭壁陡，两滩连接相距不过百十米远。帆船航行，靠水手撑、纤夫拉，十分艰难，不得不在两滩相距的缓流之间停泊歇息，以便撑上上仰滩。因此，上、下仰滩之间便成了土匪拦路抢劫的极为有利的地段。
民国十一年的十月间，有一个外国女传教士，带着一名中国年轻女侍，从梧州乘客船溯江上桂林，途经抚河。客船行至古袍乡辖内的上仰滩尾，下仰滩头处，照例停泊歇息。
这天，匪首黄老鸡带着三名匪徒，来到两滩之间“打生意”，他忽见船上有两名美貌的女人，特别是那名红头发、白皮肤、高鼻子、蓝眼睛、身材高大丰满、穿戴很标致的外国女人，直引得他垂涎不止。他抽了抽那扁鼻子，叫声：“小的们，老子这回要发洋财了！”
黄老鸡手一挥，身后的一名匪徒举起腰上的牛角号“嘟——”地一吹，几十名匪徒呼啸而至，一袋烟的功夫，便将客船上的财物抢掠一空。那名外国女传教士和她的中国女侍，一起被掳进了匪巢。
黄老鸡的匪巢在离抚河田冲口不到十里，四周悬崖峭壁，古木参天。山顶最高处叫天鹅塘。出口处狭窄险要，丸泥可封。
女洋人传教士被掳入匪巢的消息，传到昭平县长耳中，他吓了一跳，心知土匪不好惹，洋人也不好惹，忙派人进入匪巢，会见匪首黄老鸡，请求释放女洋人传教士。黄老鸡说：“女洋人在我这里，过得很好，只是她随身带来的牛奶、白糖、鸡蛋吃完了。你们最好给她送些牛奶、白糖、鸡蛋来。”县长的代表见黄老鸡并无释放女洋人之意，忙劝诫道：“你们拉外国人，这是件大事情呀，而且是件国际交往的大事，引起外国干涉就不好办了。”
黄老鸡把桌子一拍：“老子管她什么外国人不外国人，我的兄弟为了过生活才行劫，拿钱来赎我就放人，否则，就让她当我的压寨夫人！”
县长代表探询地问：“要多少赎金？”
黄老鸡把两个手指一伸：“不多，20000元东毫！”
县长代表讨价还价地叫苦：“昭平是个穷县，拿不出这么多钱呀，是否减一半？”
黄老鸡把桌子一拍一板敲定：“那好，你拿10800元东毫，一个月内交足银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代表回去禀报县长，县太爷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但县府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除了东筹西凑外，只得暂向县内富户和商行借了一笔巨款，一个月内将女洋人传教士赎了出来。女洋人传教士和她的年青女侍，带着一身“鸡虫”（疥癣）离开了匪巢。
事后，县府为了还清这笔债务，就在全县课粮征税中摊派，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民众不满，编出“土匪抢洋人，官府勒黎民”的歌谣传唱开来。
说乱论匪 新桂系剿匪治省（1）
民国十四年（1925年）6月，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在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持下，以3000人马起家，消灭了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的五六万人马，又击败了滇军唐继尧的十万大军，统一了广西。
李、黄、白面对的是一个被三年战乱和匪患蹂躏得千疮百孔、残破不堪的广西，要稳定政局，必须首先剿灭股匪，平定匪患。而且李宗仁起家于玉林五属，横跨玉林、北流、容县、桂平的大容山匪巢，自然是首先要扫荡的目标。
“杀鼠猫”大容山荡匪
玉林一带，匪势猖狂，六万大山、大容山股匪四出劫掠，如入无人之境。
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大容山匪首梁川（匪名“烂豆豉”）竟往六万大山匪巢与匪倡议联合行动，围攻玉林，同年八月，“烂豆豉”闻知玉林罗冲村民众拒绝拜会进帮，即率匪众攻入该村，除洗劫一切财物外，并将全村老幼100余人杀尽，抛尸村边池塘，塘水尽赤。
福绵村士绅唐某，蓄有一美婢，甚是宠爱。大容山匪首“石头螺”闻知，派人下山向唐某索要该美婢为压寨夫人，遭唐某拒绝。“石头螺”大怒，即率匪徒强攻入村，拉去唐某的美婢和唐的两名儿子入山。唐某只得将毫银12担送入匪巢赎回两个儿子，美婢则被“石头螺”强占为压寨夫人。
罗冲村、福绵村被洗劫后，附近士绅被迫通匪济匪，一时间绅匪不分，匪势更为猖獗。玉林五属一带，交通断阻，商旅不行，百业凋零。无论通衢大道还是偏僻乡村，每日上午十一时以前及下午四时以后，远路行人绝迹，中午必须有团丁护送才敢出行。玉林城入黑时东南北三城门紧闭，西门半掩仅允一人通过。远近乡村则天未黑即关闸闭门，家家户户，无论贫富皆提心吊胆，夫妻相望，母子相抱，连大气也不敢出，人人静候大祸降临……捱到天明，乡村城镇中便盛传昨夜哪村哪家被抢，哪户哪人被“拉参”，恐怖气氛弥漫城乡四野……
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宗仁派团长刘志忠率一团人马驻扎玉林剿匪。
刘团长初来，不知土匪之狡诈，出兵进剿，连连扑空。某日，众士绅在城内府园集会，请刘团长演讲剿匪之办法，刘团长急得连说：“冇办法！冇办法！”众士绅无不沮丧。“刘志忠演说——冇办法！”因此成为玉林一带的口头禅，广在民间流传，致使匪氛更涨，匪焰更炽。
李宗仁得知刘志忠剿匪“冇办法”，便加派参谋长黄旭初率林畅茂团坐镇玉林，指挥刘志忠、林畅茂两团进剿土匪。
黄旭初抵达玉林后，在刘氏家祠设立剿匪保安司令部，分别征求士绅富商及当地官员对剿匪的意见。他认为绅匪不分，是玉林五属匪患的特点，要剿灭土匪，首先必须坚决打击为匪作伥的劣绅才能使绅匪分家。黄旭初派出密探，侦知北流新圩四里局局董梁占元、高山允晓丹、霞山黎有柏及陆川山村温聘三、温珍祥等一批劣绅通匪济匪与匪分肥。民国十四年春节凌晨，黄旭初突然派兵包围上述劣绅之家，将众劣绅一律枪决。黄旭初此举，杀鸡儆猴，使地方士绅不敢再通匪济匪，逐步澄清了绅匪不分的局面，同时也打掉了贼匪的据点耳目。
黄旭初绥靖地方后，即部署进剿大容山和六万大山匪巢。鉴于大容山、六万大山地形复杂，匪贼散居，分兵进剿，难收实效。黄旭初决定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他大张声势，扬言要首先进剿六万大山，派兵在该山四周设点囤粮，调查入山途径，迷惑六万大山匪贼。六万大山贼匪闻讯后，不知是计，乃纷纷向大容山转移躲避，以图逃脱打击。黄旭初得知两山匪贼齐集一山，即分兵三路，秘密向大容山进剿。一路由容县、北流交界的天平岭进入大容山区，经金鸡、交子、木横城等地越过六连冲直捣匪巢，这是佯攻路线；一路由北流新圩进入大容山区，经三塘、高垌进攻匪巢，这是主攻路线。这一路，由于事先捕杀了通匪劣绅梁占元，无人给匪通风报讯，因此进军十分顺利。第三则由玉林的大塘进入大容山区，直扑匪巢。三路大军，分进合击，抵达匪巢时，匪帮们尚在梦中。剿匪大军以山炮猛轰匪巢，将其摧毁，匪徒们闻声惊惶四窜，部队一路追剿，荡平巢穴，擒杀匪首“烂豆豉”、“石头螺”等，一夜之间，为患多年的大容山、六万大山的股匪剿灭尽除。
说乱论匪 新桂系剿匪治省（2）
黄旭初荡平大容山、六万大山的匪巢后，将投降的匪首90余人全部枪毙于玉林八角楼外。不久又将前来投降的木薯八、木薯十等股匪30余人全部用火烧死于吴家一空屋内。
针对逃匿的散匪，黄旭初四处布告缉拿，最高的赏格白银500元，最少的悬赏20元，被悬赏通缉的贼匪达2000余名。布告对贼匪指明出路，如愿改过自新，归家务农者，可由士绅二人担保，或报案缉拿其他匪贼者，一律免罪。又布告今后凡有通窝济庇者，与匪同罪，一律枪决。于是地方正气伸张，匪患平息。
玉林绅商民众无不拍手称快，送黄旭初一个不雅的雅号：“杀鼠猫”。
大做特做斩草除根
民国年间的岑溪县也是一个闻名的匪患之县。民国十三年（1924年），匪首黎二率匪徒抢新开、新塘、上林、河三等乡村，最后打入严容庄屋驻扎。黎二传令，凡被其占领的乡村，均受其统属，勒令民众一律向他缴谷或缴银，违抗者格杀勿论。
黎二攻入严容庄屋后，以一大屋为囤粮之所，贮藏各村送来“赎参”的粮谷700余担。他以庄屋作囚牢，将抢回之男女各“参”，一律用拉狗筒顶住喉头一一囚禁。男子被囚于楼上，女子被囚于楼下。楼上楼下，紧闭大门，各凿一墙洞，洞与被囚者各加缚一长索引出房外，匪手执索头，不时扯动，以察被囚者动静。
黎二分别在河三合水告示，招各村被捉者之家属限期持银来赎。被捉者之家属，思亲心切，见告示后，只得忍气吞声，壮着胆子，硬着头皮，先来探望亲人。当家属来至楼墙下时，只能从一个个狗洞中看见亲人，莫不心如刀绞，失声痛哭。黎二洋洋得意地喝令匪徒，从楼里拖出一男囚示众。男囚被长索紧捆，拉狗筒紧顶喉头，上身赤条条，伤痕累累，一块烂蚊帐布遮着下阴，惨不忍睹，前来探亲的，一个个吓得面如死灰。黎二对探视者恶狠狠地宣告：“人都还活着，你们看见了吧，两日之内不赎，就等着收尸了！”
这是黎二给探视者的“见面礼”。送过了“见面礼”之后，黎二还“设宴”款待前来的探视者。
黎二的“宴”不同于其他任何宴席。他把探视者“请”于屋内坐下后，喝令匪徒在每一位探视者的面前送上一大碗生姜，强令探视者吃下。探视者被迫吃下一大碗生姜，直辣得钻心。这便是黎二发明的“宴”——见也辣，吃也辣，以此向人炫耀其手段之毒辣凶狠。
探视者“赴宴”之后，匪又令其“观宴”。匪徒从囚笼中拖出一“参”，宣布此“参”家人不按时来赎，现将其心肝做下酒之菜，说罢将“参”放翻于地，在胸中凹处左右各划一刀，再用力踏上一脚，心肝“嘭”地迸出，那血淋淋的心脏仍在怦怦直跳。匪徒一刀割下，丢入烧热之锅中，煮熟，饮酒食之，猜拳喊码，毫无顾忌之色。
民国十四年（1925年）李宗仁派韦云淞为剿匪司令，率所部1000余人和驻藤县的余志云团一部，进驻岑溪剿匪，司令部设在岑溪中学礼堂。
韦云淞奉令后，在梧州召开近200人的岑溪留梧同乡恳谈会，韦云淞在会上征求岑溪人士的意见：“现在岑溪土匪猖獗，匪乱危害极深，总司令命我率部入岑剿匪，为荡平匪患，我准备大做特做，诸位有何高见，敬请赐教。”
岑溪人士对匪患深恶痛绝，大家一致表示：“韦司令，只要你做得正确，不管怎样做，我们都全力支持。无论是谁，哪怕是我们的亲戚好友，如查明确实是窝通济匪的，应办则办，该杀则杀，绝不要宽恕。”
说乱论匪 新桂系剿匪治省（3）
韦云淞在岑溪人士的支持下，走马上任，即出安民告示：“本司令奉命入岑剿匪，布告乡绅士民，凡窝通济匪者，不管是豪绅贵族士庶贫民，一经查明真赃实据，杀无赦；凡缴械投诚，立功赎罪者，则一概宽大，许以自新……”韦云淞布告一出，即派人四出密察，侦知岑溪最大的窝通济匪者为劣绅李拔三，即下令将其逮捕，并查封窝通济匪的据点樟木圩仁和隆铺，逮捕老板李萼廷。逮捕李拔三、李萼廷的消息传出，民众无不拍手称快。
李拔三被捕后，其家属除托四面八方的上层人物向韦云淞说情外，又挑了3000块银元向韦云淞行贿。韦云淞连人情带贿礼一并严厉顶回，于次日下令将李拔三绑赴刑场枪决。第二天也将仁和隆铺老板李萼廷枪决。
韦云淞捕杀李拔三、李萼廷后，与匪有瓜葛的地主豪绅吓得远逃他乡，沉重地打击了土匪的气焰，挖掉了土匪的耳目神经。县内有一士绅，北京大学毕业，人呼“工科举人”，曾任县长。一次土匪抢劫罗顶村被民团击退，民团追匪时捉回一女子，“工科举人”擅自主张，将该女出标，标给另一男子为妻。韦云淞查知此事，命人将“工科举人”传至司令部。
韦云淞指责“工科举人”：“你身为读书人，又当过县长，竟如此胡作非为，现值剿匪时期，此种行为，自是瓜田李下，实属匪类行径，罚坐牢20天！”韦云淞命其将所标卖女子所得的几百元白银和任县长时捞得的2000元白银作罚款，全部批给岑溪中学建一图书楼，该楼于匪患平息后建成。
韦云淞剿匪大做特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将匪首李茂之、孔善甫、李风光捕杀。将窝匪者曾子寅及其为匪的儿子曾铁红一同枪决。一时间岑溪境内正气大张，邪风大灭，民众纷纷检举揭发匪贼，报告匪情，韦云淞因此对土匪之行踪了如指掌。
军队四出剿匪，每日均押解大批土匪回城，军法处日夜审讯，凡证据确凿者，即格杀勿论。刑场上每日杀人的号声不绝于耳。土匪受到孤立，匪徒们为了苟全性命，一时间互相残杀，用猪笼或畚箕挑着自己同类的首级到剿匪司令部邀功抵罪。由于切断了地方劣绅的通、窝、济，匪徒们弹尽粮绝，藏入深山者均饿毙。
有些狡猾的匪徒，企图蒙混过关，自己绑上自己到剿匪司令部，谎称是被土匪拉的“参”，是从匪巢逃出来的。韦云淞请当地民众辨认，查出是匪，即令枪决。3个月之后，便荡平了为害多年的岑溪匪患，使社会秩序基本安定下来。
枪杀赵老大
新桂系上台，严厉清剿土匪，经过一年多的剿抚，广西匪患基本平息，再无大股土匪危害，政权稳定，人民得享一时之粗安。可是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蒋桂战争、粤桂战争相继爆发，新桂系战败，李、黄、白下野逃往海外，广西于是又发生了民国史上的第二次大匪乱。
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韦云淞剿匪中漏网的岑溪大匪首黎日荣，趁广西政局动荡，县政松弛之机，带领残匪从境外潜回岑溪。同年10月8日，黎日荣率匪徒数十人，抢劫永业区立大新小学。校长陈香菊在危急之中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手持铜锣爬上学校房顶，鸣锣呼救，被匪徒击中身亡。黎匪劫走大新小学学生20余人。当地民众闻讯赶来营救，被匪射死数人。县翰林陈竹铭悲痛不已，书一挽联痛悼陈校长，上联为：
说乱论匪 新桂系剿匪治省（4）
“国贼未除，民贼又起，读书与耕稼俱难，四十年设帐大新，竟至以身殉学。”
民国十八年（1929年）农历9月22日夜，曾在昭平县抚河上打劫外国女传教士的匪首黄老鸡，勾结藤县匪首金刚砂、刘勾鼻聚匪众数百，攻掠古龙村，烧死民众59人。土匪盘踞古龙村半个多月，奸淫妇女，阉割男子生殖器，割人耳鼻，手段极为残忍，令人发指，受害民众100余人。黄老鸡匪众撤离时，放火焚烧民房百余间，抢劫肉猪耕牛500余头，被匪抢去的其他财物无法统计。
民国十八年（1929年）农历11月，匪首钟八率匪徒百余人攻入宁明县那堪乡那驮村，抓了10名青年妇女，令其脱光衣裤，分别蹲在10张独凳上，让匪徒一一观看。钟匪又抓来10多个男性公民，用铁丝穿透鼻子，系上一条草绳，让匪徒们拉着游玩。同年农历11月14日，钟八股匪攻陷思乐县城，杀害县长邬士华，思乐一县尽为钟八控制。
民国二十年（1931年），新桂系重新上台，李宗仁、白崇禧严令各地清乡剿匪，务将匪患平息。此时新桂系第二号人物黄绍竑脱离了广西，到南京投奔蒋介石去了。白崇禧取代黄绍竑，任桂系军队副总司令，主管全省清乡剿匪军事。白崇禧是个铁腕人物，对土匪更是深恶痛绝，亲自下令各地清乡司令，对匪首及首恶分子，一经捕获，不论他是什么人物，有多大靠山，皆杀无赦。他亲自带领部队，进入上思县平福圩，指挥剿灭十万大山股匪。
白崇禧任命师长陈恩元为桂北清乡司令，督剿桂北几县股匪。这个职务，原来任命的是周祖晃。周祖晃当时年过四旬膝下无子，其母闻知周要出任清乡司令，这是个杀人的差事，恐怕其子杀人过多，有损阴德，担心香火断绝，便阻止周祖晃出任此职，周遂向白崇禧请求他调。白崇禧也颇知人善任，论杀人的手腕，周祖晃远不及陈恩元，便改调师长陈恩元出任桂北清乡司令。
陈恩元其人不但枪法极准，且武功极隹，他在腿上绑数十斤铁砂，居然还可以追上飞驰的汽车，且胆量过人，杀人不眨眼。他出任桂北清乡司令后，骑一匹高大的黑马，带随从数十，出入桂北各县，无论黎民百姓还是土匪劣绅，但闻陈恩元到，莫不胆战心惊。陈恩元杀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便是讲“民主”。每逢各地抓获匪徒，他一到场，便集合当地民众，由民众投票，凡得票超过半数者，即杀无赦。
这天，有人向他报告：赵老大还在抢劫，以自己家的房屋当库房，将抢劫得来的贵重财物全部收藏在家中。陈恩元听了把桌子一拍：“杀！”报告情况的人忙提醒陈恩元：“这赵老大可是白副总司令的胞兄啊……”陈恩元又把桌子狠狠地一拍：“清乡令已下了半个月，他还敢抢，管他是谁的胞兄，是天王老子也要杀！”
陈恩元轻装简从，独自一人，只带一支德造驳壳枪，下乡查处赵老大去了。
白崇禧姓白，为何他的胞兄又姓赵呢？原来白家早年家道贫寒，白父将其长子过继给赵家为嗣，因此白老大便成了赵家的赵老大了。这赵老大并不安分，又恃乃弟发迹显贵，手握兵权，便在乡里胡作非为，民众敢怒不敢言。他乘社会动乱，贼匪横行之机，也想捞上一把，反正有其弟做靠山，谁也不敢拿他怎样。没料到清乡司令陈恩元到家造访，既不骑他平日常骑的那匹令人生畏的高大黑马，也不带杀气腾腾的卫队，一身唐装打扮，敞开的对襟衣衫，露出插在腰上的一把快慢机驳壳。赵老大心里好生纳闷，忙上前迎接，笑着问：“陈司令，今日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寒舍来了？”他也不待陈恩元回答，便命老婆：“快去杀鸡杀鸭，我要陪陈司令喝两杯！”
说乱论匪 新桂系剿匪治省（5）
陈恩元也不落座，只是拍了拍插在腰上的驳壳枪，冷冷地问：“赵老大，你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的吗？”
赵老大见陈恩元面带杀气，心里不由地一愣，吞吞吐吐地说：“陈司令光临寒舍，必有赐教……”
陈恩元点了点头：“赵老大，我已查实你为匪罪行，证据确凿，今天我是专门来杀你的。你去告诉大嫂，让她给你做一顿好菜，你喝完三杯酒我就枪毙你！”
赵老大夫妇大惊失色，“扑通”一齐跪在陈恩元面前，乞求看在白崇禧兄弟的面上，免一死。陈恩元将驳壳枪放在桌上，挥了挥手，命赵老大老婆：“大嫂，快去做菜吧！”
赵老大老婆将酒菜端上桌，战战兢兢地给丈夫斟酒，赵老大喝过三杯之后，“砰”的一声枪响，陈恩元便将赵老大毙了。
陈恩元回到桂林，知道此事干系重大，立即打电报到南宁向桂系总参谋长叶琪报告，说桂林发生巨案，请叶总长即到桂林坐镇处理。
总参谋长叶琪外号“叶矮子”，为人精明强悍，现时已奉白崇禧之命主管全省剿匪工作，他接到陈恩元这个没有具体内容的电报，不知桂林到底发生了什么巨案，因此不敢怠慢，星夜驰赴桂林。叶琪到了桂林，陈恩元即向他报告枪决赵老大之经过，并出示赵老大抢劫的罪证，听从叶琪处理。叶琪知陈恩元捅了马蜂窝，他如何敢擅自处理此事，便又即回南宁，向副总司令白崇禧报告。白崇禧听了，一声不吭，他虽恨陈恩元杀兄之仇，但又不能处置陈恩元，因为这一切命令皆是他亲自下达的。他处置陈恩元，便是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今后军令政令如何贯彻执行？白崇禧除了暗暗为其兄哀悼之外，便只能对陈恩元怀恨在心。
转眼间抗战军兴，桂系势力进入安徽。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驻军安徽，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军政事务繁忙，他很希望广西方面能派一得力之人出任安徽民政厅长，分管政务。论资历能力，陈恩元是首选之才。白崇禧权衡半天，觉得抗战爆发，连蒋介石都不记前嫌，请他出任副参谋总长，对陈恩元的杀兄之仇，也就宽恕了，他提升陈恩元出任安徽省民政厅长，协助廖磊工作。没想到陈恩元正准备赴任时，却突然患病吐血不止，不能赴任。白崇禧闻知不禁拍手称快：“天有眼！天有眼！你陈恩元到底遭报应了！”
陈恩元既不能赴任，白崇禧便命陈良佐去安徽当了民政厅长。
陈恩元在桂北清乡剿匪，除杀了一大批该杀的土匪劣绅外，当然也还杀了不少被他污蔑为“匪”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失败退出大陆后，陈恩元在香港隐居，与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为邻，陈、许两人双手都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据说后来中共统战部门给陈、许两人写信，希望他们回来。他们当然是不敢轻易回来的。后来，陈恩元由香港移居台北，在大陆曾经显赫一时的白崇禧此时已失去行动自由，陈恩元在茶余饭后，便毫无顾忌地向广西同乡子弟讲述了上面这个任何文献都没记载过的故事。笔者照实录之，以备查考佐证。
县长招安李妹妹
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剧变，是产生匪类的温床。从日寇侵桂到投降的一段时间里，广西股匪又乘机活动。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1日，年仅三十出头的韦瑞霖奉省主席黄旭初之命，出任平乐县长。当时正值抗战胜利后，桂东北一带发生粮荒，社会秩序混乱，土匪横行，抢案迭生，平乐县问题也十分严重。当时盘踞该县大同乡山区的匪首李妹妹，常率匪徒行劫。从平乐二塘到恭城莲花圩一带，道路曲折，山势险峻，中间周塘、三圳口、和风洞、油界、石墙坳等地段，经常受李妹妹股匪拦路骚扰抢劫，搞得人心惶惶，社会极不安宁。
说乱论匪 新桂系剿匪治省（6）
对于匪首李妹妹其人，民间有各种传闻，有说她本是一位良家女子，长得十分标致，有几分像《红楼梦》中的林妹妹，因被强人掳入匪巢受侮，沦落为匪，后学得一手好枪法，且才干出众，遂被匪徒拥立为首领；有的则说，李妹妹本是一彪形大汉男匪首，杀人不眨眼，为了迷惑官府悬赏追杀，故改一女性名字……韦县长当然没见过这个到底是男还是女的匪首，但身为一县之长，不除匪患何言政绩？他准备调集民团警兵围剿李妹妹，不管匪首是男是女，剿灭了再说。但韦县长听说，前几任县长，一到任也是调兵遣将，不但没抓到李妹妹，反而损兵折将，李妹妹股匪竟越闹越厉害，弄得整个平乐县不得安宁。韦县长权衡再三，决定将围剿改为招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9月初，韦县长亲率警兵20名，由县城步行到大同乡，寻找李妹妹。找了几天，也没找到李妹妹的踪迹，只是听说10天前李妹妹股匪窜到湖南江华一带行劫去了。找不到李妹妹，韦县长只得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留在大同山乡，嘱托当地山民设法将信转交李妹妹。韦县长在信中劝李妹妹改弦更张，接受县府招安，招安后，韦县长保证其生命安全，如愿意，可留在县长身边工作，并希望与李妹妹见面长谈云云……
大约半个月后，大同乡乡长打电话到县府向韦县长报告，说昨晚在乡公所大门上插着一封信，今早开大门才发现，原来此信是李妹妹写给韦县长的，已派专人将信转交县府。韦县长接到李妹妹的复信，见字迹灵秀，信的内容大意是：钧函拜悉，顿开茅塞，妹妹愿听县长良言，改恶从善，盼晤面赐教，若县长大人有此胆量，可速来大同山区一晤……
李妹妹给韦县长回信的消息，顿时在县政府内传开了，有的说，这回李妹妹给县长下战书了；有的说，这是李妹妹的诡计，欲诱捕县长，进行巨额勒赎，县长绝不可去，以免中贼奸计。县参议会的议长、县党部、县商会会长、书记长等平乐县的头面人物，均纷纷前来劝阻，要韦县长切不可去。此时住在平乐榕津的前广西省长张一气则专门乘班车到县城，劝韦县长断不可去，张说：“土匪是不讲信用的，一旦县长出事，我们全县都有责任呀！”
韦县长说：“若我不去，则是我失信，我不亲自去劝说，李妹妹是不接受招安的。武力进剿又非上策，如此则二塘乡、大同乡一带民众，不能安居乐业，我身为县长便是失职。”
韦县长分析道：“估计李妹妹不会杀我，我的根据有三条：一是我在平乐县长任上年余，未贪污，未杀人；二是我没做亏心事；三是去年我争取到大批救济粮，救济了全县五万多人，没有这批救济粮，全县至少要饿死几千人。李妹妹若要杀我，我便要当面问他们，我犯什么罪，做过什么坏事，他们为什么要杀我，我相信李妹妹是不会随便杀我的。”
韦县长讲得有理，且又坚持要去大同乡山区与李妹妹会面，进行劝说招安，大家无法劝阻，只好怀着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心情，听候结果了。
大同乡油麻冲山区，由于股匪经常出没，令人恐惧的山道上，行人绝迹，野草没径，山林里除了几声鸟鸣，没有任何声响。山里寂静得使人背皮发麻。九月的山道上，骄阳如火。远处的山口，有几个人正朝山里走来。山腰的一棵大树上，有一个穿黑衣的人向进山的人瞭望，他数了数，进山的人共有7个。
说乱论匪 新桂系剿匪治省（7）
这7人，便是韦县长和他的随从人员。
韦县长穿一件白竺布衬衫，头上戴顶宽边草帽，走在最前头，他身后是大同乡张乡长，再后便是5名腰上各插一把快慢机驳壳的保镖，其中4名是县府军事科张科长特地选派的枪法极准的射手，另一名是张乡长的贴身驳壳兵，枪法也很好。7人中，除韦县长一路谈笑风生外，其余6人都十分紧张，那5名保镖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只鸟从林中飞出，他们也要听上一阵动静。
走了约摸10里，来到一个险峻的弯道上，对面忽地闪出一个穿黑衣的人，5名保镖都不约而同地拔出手枪。韦县长平和地问那人：“你是李妹妹吗？”那人哈哈一笑：“韦县长，你带五六名武装人员进山，是找不到李妹妹的。”韦县长又问：“我一个人去，能找到李妹妹吗？”那人看了看文质彬彬、说话随和的韦县长说：“你一个人去，一定可以见到李妹妹。”
韦县长毫不犹豫地回头对张乡长说：“你们就在这里等我，到天黑我不回来，你就回乡里去打电话报告县府，即派武装前来搜山。”
张乡长紧张地答了声“是！”眼巴巴地望着韦县长随那穿黑衣的人向深山走去。
韦县长跟着那人走了10多里，来到一片茅草地前，那人将手指放在嘴边“嘘——”地吹了一长声口哨，路边草丛里倏地跳出一人。韦县长看时，只见那人约三十五六岁年纪，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穿一身黑香云衫衣裤。头戴一顶白色通帽，剽悍中却又透着几分灵秀潇洒。那人脱下白通帽，向韦县长行了一个鞠躬礼，然后自我介绍：“韦县长你好，我就是李妹妹。”
韦县长“啊”了一声，伸出手去与李妹妹握手，说：“请你的朋友们一起出来谈谈好吗？”李妹妹说了声：“好。”忙将手指放在嘴边，吹了一声长哨，草丛中跳出了7条腰插短枪的大汉，他们一一向韦县长自报姓名：“黄麻子、王蚂拐、李铁牛……”
韦县长也和他们一一握手，问自称黄麻子的大汉：“你脸上没有麻子，为何叫黄麻子？”
那大汉哈哈一笑：“报告县长，我的麻子长在屁股上！”
李妹妹呵斥黄麻子：“跟韦县长讲话要有礼貌！”
黄麻子打一个立正：“是。”
李妹妹指着前面一棵大树说：“太阳大，莫晒着县长，我们去树荫下谈。”
韦县长和李妹妹等9人坐在树荫下，开始交谈。韦县长问李妹妹：“你们一共有多少弟兄？”李妹妹说：“就我们9人。有时与恭城、富川、永明、江华那边的伙计合伙行劫时，有七八十条枪。”韦县长又问：“你们九位在平乐杀过人没有？”李妹妹说：“我们没有杀过人，只抢劫耕牛、财物，韦县长不信可以调查。”
韦县长说：“没有杀过人好办，现在抗战胜利了，国家要建设，人民求安宁，希望你们改邪归正，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不要再干打家劫舍的绿林勾当。”
李妹妹说：“我们听韦县长的，愿在韦县长身边做工作。”
韦县长说：“你们愿在我身边工作我欢迎，不过县府编制有限，仅能安插两人。”
李妹妹和他的兄弟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李妹妹、黄麻子两人留在县长身边工作，其余7人回家种田种地。韦县长问他们，回家种田种地有什么困难要县府帮助可以提出来。他们说有困难互相帮助解决，不要县长操心。
谈话至此，韦县长站起来，说：“你们今天就跟我出山去吧！”
李妹妹想了想，说：“过几天我们再去吧。”
韦县长怕他们变卦：“为什么今天不去？”
李妹妹说：“前两天晚上，有一股恭城来的土匪，在大同乡抢走了两头水牛，我带弟兄们去夺回来交给原主，再到县城见县长！”韦县长见他们有立功要求，忙说：“好，我回县府等你们。”说罢和李妹妹等人一一握手道别。
两天后，李妹妹果然从土匪手里夺回了那两头水牛，送到大同乡公所交还原主后，和弟兄们一同到县府向韦县长报到。韦县长褒扬他们为平乐民众立了功，当即任命李妹妹、黄麻子二人为县府侦缉员，其余7人将武器缴给县府后回家种田种地去了。李妹妹、黄麻子当了侦缉员后工作十分卖力，又很有一套缉拿盗匪的办法，从此不但平乐匪患平息，连邻近县份的土匪也不敢轻易再到平乐骚扰。
说乱论匪 政治土匪——一个历史的怪圈（1）
1949年10月1日，刚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毛泽东主席，随即向林彪、叶剑英、陈赓、张云逸、李天佑等解放军将帅发出一次又一次严厉的电令，限期平息广西匪患。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动正规作战部队两个兵团、4个军、17个师又1个团，其中10个师为主力师，加上地方部队和数十万武装民兵，开展了历时3年的广西剿匪作战行动。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的剿匪战报，3年剿匪作战共歼灭广西境内的土匪万人（1949年12月至1952年12月）。
这个数字，实在令人惊骇！广西剿匪作战时间之长，相当于全国解放战争的时间，消灭的土匪，则相当于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歼灭的国民党军队的总数。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又经历了一次不同形式的解放战争和相当于淮海战役的大决战？
这个数字，实在令人惊骇！广西土匪之多，多到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根据1948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的公布，全广西人口总数为万人，1949年底至1950年初，全广西人口也不过1500万左右，如果按1500万人口这个数字除以50万土匪，则大约每30个广西人中，便有1人当过土匪，如再扣除尚在襁褓中的婴幼儿和老病不能活动者，那么比例数还要高！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1949年12月31日做的《敌土杂武装情况调查》和1950年1—3月份的《匪特综合材料》统计，当时广西境内只有土匪24股共约3550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的土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匪呢？
这50余万土匪又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呢？
既然是乌合之众的土匪，为何能抗拒把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打得丢盔弃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达3年之久？
答案始终被历史的落尘厚厚地封压着。
有关历史著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广西土匪分为三类。
广西匪患相当严重。据解放初期不完全统计，公开活动的土匪就有218股，共计9万多人。主要由3种成分组成：
（一）国民党溃退前夕有计划有组织留下来的正规武装、行政人员和特务。主要有：桂北军政区司令周祖晃，副司令霍冠南所部5000多人，活动于桂北的百寿地区；桂北纵队司令莫敌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桂北的永福地区；桂西军政区司令莫树杰所部2500多人，活动于桂西北的南丹地区；桂东军政区司令甘丽初所部1000多人；桂中军政区司令王景宋所部700多人，活动于平乐、瑶山地区；桂南军政区司令罗活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大容山区；滇桂边区司令张光玮所部2000多人，活动于百色西北地区；“龙州对讯督办”姚槐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中越边境固边、九特一带，以及桂绥游击第二支队司令林秀山，第八专区专员罗绍辉，靖西专员赖慧鹏等部共10000多人在边沿地区活动。上述正规武装共3万多人，是广西土匪的骨干力量。
（二）反动的地主武装。广西的地主阶级是一支真正拥有反动武装力量的封建统治阶级队伍，他们是广西土匪的基础力量。
（三）惯匪（即经济性、职业性的）。惯匪是广西土匪的急先锋。
上述三种土匪，以恶霸地主为社会基础，伪军官为指挥，特务为军师，伪军为骨干，蒋介石集团为后台，是一伙经过训练的政治土匪，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别动队。（引自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剿匪》之《概述》第2—3页。1991年9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一章 “总体战”序幕 白公馆紧急会议（1）
1949年10月16日。桂林。
夕阳如血，映在黄昏美丽的榕湖水面上，晚风吹过，水面像洗涤着一匹巨大的染血的红缎。
白崇禧公馆坐落在榕湖边。
白崇禧刚刚主持召开过广西省在职和退职的高级军政人员紧急会议。
他在会上说:“来犯的共军第四野战军并不可怕，三十五年（1946年）春，我们在关外有5个美械军。四平街一战把林彪打垮了，旋克长春。如果我们一直打，打到哈尔滨、满洲里、佳木斯，把他们打完了。把东北民众组织起来，把头一等的军队调回关内打聂荣臻，这是完全不同的剿匪军事。”
说到此处，白崇禧激动地拍打起桌子来。
原来，白崇禧在四平街将林彪击败后，正下令国军乘胜直追到佳木斯、满洲里，欲永除后顾之忧。不料此时杜聿明来到前沿指挥部把蒋介石的手令交给白崇禧，着令将军事交给杜聿明继续指挥，并令国军不得越过辽河。据报长春附近尚有穿便衣的苏联红军6000，以免引起冲突。
白崇禧接令后心中大为不满，即由沈阳飞南京向蒋介石力主在东北军事方面应作犁庭扫穴之举，否则后患不堪设想。蒋介石不置可否地说：“这个，这个，6月1日，国防部成立，我已任命你为国防部长，准备接事吧，你的想法，我交给杜聿明去办。”
白崇禧说完四平街又说青树坪，接着引入正题，大讲他的“总体战”。他命令参谋，将自己的军事著作《游击战纲要》分发给各位高级军政人员。
那小册子尚散逸着油墨的气味，看来是突击印刷出来的。
白崇禧说：“二十八年（1939年）冬，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我组织军训部编撰了这部《游击战纲要》，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根本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
白崇禧说：“为适应"总体战’之需要，现已将全省划为6个军政区，编组6支"反共救国军’。推行"一甲一兵一枪’的办法，实施空室清野，将共军可能经过的路线纵深50公里横贯25公里的地区，变成一无所有的真空地带。”
白崇禧最后说：“大家准备穿草鞋上山打游击，决与共匪周旋到底，我们有美国人的援助，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白崇禧开完大会接着开小会。
他在白公馆里分批召见他的各位亲信骨干。
白公馆里一间密室，正面墙上挂着3幅画像：中间是孙中山，左边是李宗仁，右边是白崇禧。白的外甥海竞强站在门外，将需要召见的亲信骨干分批引进密室，一批10人左右。
白崇禧开始训话：“国民党腐败无能，已临崩溃前夕。我们为了维护本党之威信，就要在孙总理的精神下，从整理党务着手，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党务，这样才能提高本党之威信。有了严密的组织，实行"总体战’才有把握与共产党作斗争。现在我们组织成立一个"三民主义实践同志会’，希望大家参加进这个组织来，共同为发展这一组织而努力！”
白崇禧说完，海竞强随即把“会章”发给大家阅读。“会章”内容，主要是“反共救国”实行“二五减租”和“限田制”。这些内容，从蒋介石下野那天起，白崇禧便构思成熟了，李、白与蒋介石斗争多年，偏重军政，白崇禧认为，欲取蒋介石而代之，则非要有组织不可。因此，他从武汉退至长沙后，“三民主义同志会”这一组织便酝酿成熟了。
第一章 “总体战”序幕 白公馆紧急会议（2）
待骨干们阅读完“会章”后，海竞强将“会章”收回，每人发一份入会登记表，要大家亲自填写，填写后盖章上缴。填表毕，每人发一张誓词。亲信骨干们面对孙中山、李、白画像立正宣誓：“余以至诚效忠职守，如违背党纪，愿受最严厉的制裁……”宣誓毕，亲信骨干们刺破手指，在誓词上盖下一个个鲜血淋淋的指印，以示效忠。
白崇禧与亲信骨干们一一握手。
亲信骨干们回去如法炮制，要部下入会宣誓效忠李、白。
白公馆的会议还在继续进行，白崇禧像一台会议机器似的日夜不停地运转。
白崇禧召开军事会议，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夏威和各兵团司令官、军长，刚任命的桂北军政区司令官周祖晃、桂西军政区司令官莫树杰、桂中军政区司令官王景宋、桂东军政区司令官甘丽初、桂南军政区司令官罗活、黔桂边区军政区司令官张光伟等高级将领出席会议。
白崇禧说：“共军要压我们在广西境内决战，这个仗迟早总是要打的，至于决战的时间、地点和形式那就得由我们来定了。”
围绕与共军的决战问题，白崇禧下达一个又一个的军事部署：马拔萃军长的五十六军由正规军化整为零，分散于边沿山区准备游击活动；国防部华中视察组的两旅精锐部队改编为“反共救国军粤桂边区纵队”，在粤桂边区进行游击战；总统府警卫队装备精良的3个团划归黔桂边区军政区指挥，在黔桂边区打游击；桂林绥靖公署直辖部队分别进驻中渡四十八弄、象县大瑶山边沿一带山区，迅速建立游击根据地。
白崇禧要求各军政区司令官，除每个军政区编组一个“反共救国军”外，专区编一个师，县编一个团，军政区司令官兼军长，专员兼师长，县长兼团长，军政合一，所需兵员及枪械在各辖区内就地征集。在正规军转出本辖区后，各军政区要一方面监督各县实行坚壁清野，一方面开展游击作战，等待反攻。各军政区要选择一至三个“根据地”作为指挥机关的依托，要做到能守，便于空投，弹药充足，储备半年以上粮食、盐巴及救护用的药品器材。各区所辖之部队，要立即进行“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游击战术训练，建立各专区、县、区、乡之间的普遍情报网，培训谍报人员，作长期斗争准备。
白崇禧指令桂北军政区长官周祖晃和桂西军政区司令官莫树杰分别汇报本辖区内实施“总体战”的情况。
周祖晃说，桂北军政区策定的作战计划是，在共军进入广西后，“反共救国军”新三十七师以兴安、灌阳境内之大瑶山区为东部根据地，“反共救国军”新三十九师以永福县属从化山区为西部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相机袭扰湘桂沿线城镇，掐断桂柳交通线，以策应邕柳主力作战。“反共救国军”新三十八师则在三江、罗城一带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严密控制湘桂水陆通道。各专区所属各县，实行坚壁清野，留置一部地方部队，在所辖县境内不断袭扰共军，使其不能在境内立足。军政区直属部队及独立第一团在百寿县山区建立根据地，支援各地区作战。必要时，转移至中渡县属四十八弄山区，指挥桂北辖境内游击作战。
白崇禧满意地点了点头。
桂西军政区司令官莫树杰说：一、组织“反共救国军”，桂西军政区准备建立游击根据地，长期抗击共军，本辖区内人口多的大县编一个团，在百寿县人口少的小县两县合编一个团，所需营、连、排军官由各县在各军官中选拔充当；所需经费、被服、装备由各县自行筹措，限12月15日前集中各县县城编成部队。二、建立游击根据地，各县在所辖境内，选择一至二个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山区作为游击根据地。各根据地最少储备半年以上粮食；在必要的地点构筑必要的工事，阻塞道路；并积极发动民众作好坚壁清野准备，以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根据地要选择好空投的场所，设置标志，以利空投补给。
第一章 “总体战”序幕 白公馆紧急会议（3）
桂西军政区司令部现在宜山，必要时，迁至南丹。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南丹、天峨游击根据地的反共武装力量，将南丹县、天峨县划分为四个联防区，每个联防区设主任一人，指挥本联防区的地方团队作战，并对邻区互相支援。
白崇禧点了点头，随即命令莫树杰：“桂西军政区一旦由宜山迁至南丹，即令工兵从宜山以西直至贵州独山之间，将桂黔铁路、公路所有桥梁、隧道、涵洞和车站、车辆一律彻底破坏，免资敌用！”
莫树杰愣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副长官夏威见白崇禧只顾部署游击战，忙提醒道：“游击战是我们日下战略重点的转移，但通观全局，广西如果弃守时，我华中十几万正规军撤往何处，宜应早作安排。”
白崇禧胸有成竹地说：“这个问题我已考虑好了，我们就近可退入海南岛，以海南为基地，振兴反共复国之大业；必要时还可退入越南，在中越边境立足，以待时机。”
10月19日，白崇禧在公馆召见华中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座上客还有三位神秘人物。那三位神秘人物是：越南人武鸿卿、黄南雄、刘德忠。武鸿卿为越南国民党党长，拥有若干武力；黄南雄曾为亲日派，日本投降时随日军在台湾，后请何应钦将军援救，才得恢复自由；刘德忠曾事越南保大皇，后为所弃，其人有江湖气。白崇禧与李品仙、黄旭初和三位越南人秘密策划了桂系军队必要时退入越南境内行动。
不久，白崇禧召第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到公馆密谈：“张军长，你在龙州住了很久，也读过书，认识的同学和朋友不少。我派你率领第四十八军开往龙州预为部署，防止我左翼被共军占领，以保障我们后路的安全。并在龙州多收罗有为的青年，最好是精通越语和熟悉越南的地形、风俗习惯的青年，一旦进入越南时，将这批青年分发到各连队里去应用。你即准备一切，日内即开始行动，沿柳州、南宁向龙州移动。一俟你到达龙州，自然有人与你接洽，将来入越的路线和补给问题等等，当可了解。”
张文鸿奉命而去。
11月5日，白崇禧在白公馆召开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夏威及参谋长徐祖诒、副参谋长赖光大、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第十兵团司令官徐启明、第十一兵团司令官鲁道源。
白崇禧审时度势，决定华中部队正规军5个兵团向南行动，到钦州转运海南岛。
11月22日，四野占领广西省会桂林。
11月25日，四野占领柳州和梧州。
12月2日上午8时，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在南宁主持广西省政府委员会第1006次会议，决定省府迁移龙州。午间，南宁市面已不安，市民惊慌，店铺关门。黄旭初再召集省府各厅处长会议，决定省府职员由省府警卫大队长黄循富亲率所部护送乘船溯左江西上，各厅处长则随黄旭初乘飞机前往海口。黄旭初将省府现存银元8000元发给警卫大队后，于当日黄昏率各厅处长乘飞机飞往海口。他在飞机上回望邕城，感慨万端。
第二天，白崇禧在警卫大队长黄循富的护送下，到南宁机场乘飞机飞往海口。
白崇禧所部在向南行动中，全军覆没。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第七军军长李本一、第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被俘，第一二六军军长张泽湘率残部向中越边境逃窜；第十兵团司令官徐启明被俘后逃脱，残部由副司令官谭何易及副军长王佐文率领逃向中越边境；第十一兵团司令官鲁道源只身逃脱；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率残部退至中越边境隘店；第十七兵团司令官刘嘉树率残部退至中越边境平而关。
白崇禧所部渡海登陆海南岛不成，其残部便只有退入越南一途了。
广西剿匪篇3:广西剿匪(1)
广西剿匪(1)
1949年12月，广西全省解放，李天佑被任命为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主管军事。
（1）剿匪被毛泽东批评为“最差”
广西是桂系经营多年的老巢，国民党特务和土匪成灾。刚刚解放之际，社会一片混乱，1950年新年一过，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钟祖培煽动群众闹事，纠集几千名土匪恭城暴乱，高喊着“反北老”、“反征粮”，聚众攻打县城，抢劫公粮，闹了个“新年乱”。
在湖南的友邻部队的驰援下，李天佑平息了恭城暴乱，并且擒住了匪首钟祖培。
谁知恭城平暴后，平乐、玉林、柳州等地发生规模更大的土匪暴乱。几百股土匪，聚集了9万多人马，声势浩大。李天佑派兵围剿，在3个月内，剿灭土匪4万，剩余的5万多人马才溃散，有的逃进了深山和岩洞里。3个月后，美军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广西，土匪们以为美国佬又来帮助蒋介石了，匪乱发展到最高潮，全省102个县土匪蔓延到了97个县，500多人被杀，公粮2800多万斤、牲畜26万多头被抢。土匪如此猖獗，李天佑天天剿匪，忙了个不亦乐乎，但是，土匪还是多如牛毛，剿灭不尽。
广西严重的匪患终于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8月份，他亲自起草一份电报，严厉批评说：“广西是全国剿匪工作成绩最差的一个省”，“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的缺点”。无疑，主抓全省军事的李天佑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李天佑戎马征战20多年，指挥打仗几乎是不打则罢，打则必胜；为什么这次剿匪“成绩”这么差呢？其实，这并不能完全怪他本人。关键是广西省委对待土匪的政策出了问题，在政策上，省委对土匪“镇压不力”，存在“宽大无边”的偏向。恭城暴乱的土匪头子钟祖培罪恶累累，在抓住后只是教育释放了事；其他匪首也是抓了就放，释放后，他们更加变本加厉，重聚匪众。另外，省委规定每县只杀一个首恶分子，而且只能由省委批准，而实际上罪恶深重的匪首很多，一地只杀一人，民愤难平，群众也发动不起来。因此，尽管李天佑天天忙于剿匪，全省土匪却“愈剿愈多”。为了帮助广西纠正剿匪工作中的缺点，11月10日，毛泽东又亲自来电，限期广西省委要在1951年5月1日前完成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5日后，他再次来电，毫不客气地说：
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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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批评使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党委大为震动，他们立即召开常委会，既做检查，又研究今后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并且电报毛泽东。几天后，毛泽东又回电说：“同意你们对广西工作的初步检讨和方针计划，望照此去做，取得成绩，以利主动地应付时局。”
毛泽东4封电报，就是4道金牌战令！他的批评和鞭策，使李天佑大受触动，说：“打了一辈子仗，没想到却在这土匪问题上摔了跟头，毛主席的批评像鞭子抽打着我！”他连夜制订了《广西省委四个月剿匪计划》和《全剿瑶山土匪计划》。
计划制订好后，为了实现毛泽东“在1951年5月1日以前完成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的要求，他又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栗在山，带上3名参谋、一名秘书和一个警卫排，离开南宁，乘吉普车前往贵县，亲赴剿匪第一线。
（2）与四平对手联手剿匪
李天佑在桂东南地区重点指导剿匪，声势所指，土匪闻风遁逃。
一天，他突然接到省委通知：为了加强剿匪兵力，毛泽东派解放军21兵团53军来广西协助剿匪，先遣师219师已到达南宁，兵团司令员陈明仁率领后续部队也即将到达桂林。李天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亲赴桂林迎接陈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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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陈明仁并不是别人，而正是他昔日战场上的老对手。在东北战场上，他率东北野战军1纵同陈明仁指挥的国民党军71军多次交锋，特别是在四平攻坚战中，陈明仁守城，他攻城，两人针锋相对，大战三百个回合，最后打成了个平手。有趣的是，在四平攻坚战后，国民党四平“守城功臣”陈明仁反被蒋介石明升暗降剥夺了兵权，调离了四平城。一年后，李天佑在四战四平中一举夺胜，打了个大翻身仗。
本来两人可以说是“缘分已尽”，从此各奔东西。谁知1949年陈明仁和程潜在湖南长沙举行和平起义，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昔日的对手竟然殊途同归了！这次两人在桂林相会，知情人不能不说是极具戏剧性的一幕。
宴会上，李天佑举杯祝酒，对陈明仁率部来桂参加剿匪，表示热烈欢迎。他风趣地说：
“我们是老相识了，彼此了解，希望这次合作得很好。”
“没想到几年前我们还是兵戈相见的冤家！这次有幸在李司令麾下效劳，一定尽力。”陈明仁说。
“哈哈，不是冤家不聚头，老冤家现在成新亲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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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两人自然地谈起当年的四平之战。陈明仁无限感慨地说：“你的部队真狠呀，我颁布了不知多少遍《十杀令》，还是拦不住溃兵啊！打仗我不如你呀！”
“四平一战，我也是豁出去了呀！我们都死了1万多人呀！陈司令员也是少有的将才！”李天佑说，“你在湖南起义，对人民有功，这次来广西，又是为人民立新功呀！”
“毛主席派我来广西，就是让我们联手唱好剿匪这出戏！”
“毛主席4道金牌令，这次派你到广西是一个激将法呀！我李天佑再不把广西的土匪灭了种，就对不起他老人家了！”李天佑说。
“哈哈……”
随后，李天佑详细地向陈明仁介绍了广西剿匪的情况，并授陈明仁全权指挥桂西北部队剿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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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后，陈明仁上书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的信任，坚决完成剿匪任务。”毛泽东收信后说：
“冤家变亲家，对手变同志，看他李天佑如何唱好这出戏！”
原来，毛泽东派陈明仁入桂，果然有激将李天佑之意！
（3）受到毛泽东嘉奖
在李天佑、陈明仁的正确指挥下，地方党组织大力协助，广大军民哪里有土匪就往哪里追，原来嚣张得不得了的土匪在很快如同丧家犬，死的死，逃的逃，自首的自首，广西剿匪很快局势逆转。
李天佑亲自指挥瑶山剿匪，2月底胜利结束，前后历时50天。主要匪首杨创奇、甘竟生、林秀山被活捉，韩蒙轩被击毙，其他骨干分子全部被歼，无一漏网，38万多名土匪全部被剿。大瑶山获得了彻底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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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李天佑指挥部队回师桂西北，收回了放弃的地区。
与此同时，陈明仁在桂西南剿匪也卓有成效。
1951年4月，广西共歼灭土匪33万多人，其中，军（纵队）级以上匪首190人或被捉或被毙，收缴各种武器38万余件，李天佑终于如期完成了毛泽东规定的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为此，毛泽东两次致电进行嘉奖。
剿匪工作完成后，37岁的李天佑升任广西军区司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