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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石生将军篇(1):朱德、周恩来谈范石生
朱德、周恩来谈范石生
——访革命前辈侯方岳老先生
作者: 郭军宁
范石生是极大地帮助过共产党，为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都做出重大贡献的孙中山先生亲自授予上将军衔的国民党元老。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深知其人，他们曾就范石生的人和事和老革命侯方岳先生有过长谈。
我是《朱德与范石生》（国家重点图书，中央统战部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一书的作者，对范石生将军是比较了解的。该书出版一年之后我得知，除了范石生的亲属外，还有一位比我更加了解熟悉范石生将军的人，他就是革命前辈侯方岳老先生。
侯老是四川省广安县人，1915年 11月出生， 1930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三任地委书记，一任成都市委书记，1941年，周恩来派他到云南省任省工委2号，开展建党、建军和统战工作。1949年春，他代表云南省工委参加华南整军会议，同年秋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1950年至1955年他受到错误的处罚，被撤去省委代秘书长、省边疆工委副书记、办公厅主任等职，降为省历史研究所所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工作了30年，直至离休。1997年初，当我同华文出版社签订写作《朱德与范石生》的合同时，侯老已经写完了书名为《朱德元帅的挚友范石生将军——孙中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的书稿。
他还是令人尊敬的田家英先生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2002年10月16日，我有幸来到昆明医学院附一医院高干病房，拜访了这位令人尊敬的革命老人。
一、“范石生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我是上午9点走进侯老病房的，只见侯老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当范石生的亲侄（过继范石生为子）、昆明工学院的范家参教授对他介绍了我之后，侯老马上热情地说：幸会、幸会。我认真读了你写的《朱德与范石生》，写得很好，范堃（又名范木兰，范石生之长女）的代前言也写得很好。请坐，请坐。
在他的病床边坐下后，我说：侯老，我是1996年底开始写《朱德与范石生》的。当时范堃告诉我说省里的老干部侯方岳一直关心范石生的事情，一直为范石生一家鸣不平。可是因为我公务缠身，没有机会拜访您。很遗憾。
侯老说：你书中对范石生在1927年慷慨援助朱德红军一事写得准确生动，很不容易。
不等我说客气话，侯老就对我回忆起1949年朱德总司令对他说的一席话：
1949年4月23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庆祝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及解放南京的跳舞晚会，我参加了。周恩来副主席叫我去跳舞，我说：我是土包子，不会跳。我与邓大姐谈云南革命战争问题。休息时朱德总司令过来，经邓大姐介绍，朱总司令得知我八年在云南省从事党政军工作，建成4个支队，发动六次武装起义的情况后，即关切地问范石生家属情况，然后说：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经过三个多月激战，剩下的红军号称一千多人，实际只有七百多人，当时缺衣粮弹药，十分困难，幸得范石生无私援助一个团（千余人）的装备，发两个月的军饷，使情况有了根本好转。我们隐蔽于范石生部队中，照样打土豪，范石生也不加干涉。不久特务告密，范石生秘密派一个连，送来银元四挑，弹药八挑，通知我赶快率部队离开。临出发前，范部另一个营坚决要随我部离去，范也不加干涉。范即离开韶关，去广州养病。于是我们带领这支部队领导湘南十县暴动。部队发展到万余人时，我们将万余人装备良好的部队，带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朱总还说，我这一辈子遇到最慷慨无私的援助，就只有范石生这一次。否则，很难说能剩下几个人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
侯老转述的朱总司令的这一席话，我相信完全是真实的，这不仅由于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专节写过此事，陈毅、粟裕等老前辈说过此事；不仅有范石生的老部下写文章讲过此事，我还亲耳听到给何长工写传记和回忆录的国防大学里面的康景海政委对我讲过这件事。
康政委1987年时告诉我，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派何长工出山联系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并设法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结果何长工在广东省韶关以北的犁铺头镇找到了朱德。何老在向他讲述革命经历时告诉他，在犁铺头，朱德很动感情地对他说：“由于范石生的帮助，我们才能在此落脚。要不然人就可能打光了。”何老还说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
侯老说：对于范石生慷慨援助朱德红军，我一直认为此事非常重要，我们党不应该忘却。我还要强调两点。第一，当时是一片白色恐怖。由于共产党大搞农民运动、过火斗地主等原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北伐军军官站到了国民党右派一边。范石生部队中的很多官兵也认为共产党是土匪。当时范石生奉李济琛转发蒋介石的命令，率部赴粤北和湘南追剿南昌起义军。但他得知朱德部队消息后，不仅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反而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救助了朱德红军。他在关键时刻做出如此义举，不是像过去某些人的文章所说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和他一生正直仗义的人品有直接关系，也是他对孙中山事业无比忠诚的思想反映。
我完全赞成这一看法，我说：是啊，他援助朱德部队是有正确的思想为基础的。
侯老说：你不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朱总司令1924年初夏在柏林同周恩来分别时曾经对周恩来讲：滇军将领中范石生、杨蓁两个最可靠，并请周派干部进入范、杨的部队中工作。这是1941年10月中旬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红岩新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亲口对我说的。
怪不得呢,我说：我在书中写了1926年“三二0事件”后共产党人被迫退出了第一军，范石生偏偏在这时通过周恩来，接纳了十几名共产党的干部到他的部队里面，正式同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原来这件事和朱德有很大关系。
这不仅与朱德有关，侯老说：也同范无比地忠实于孙中山政策有很大关系。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杨希闵（当时驻广州的滇军总司令）背叛了孙先生，站到唐继尧一边反对广州国民政府。而范石生却出兵广西，联合李宗仁等同唐继尧大战，粉碎了唐继尧的野心。后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全面清党，范石生却说：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也不要了，还谈什么国民革命？真是挂羊头，卖狗肉!范根本不执行清党命令，保护了部队中的十几名共产党员。直到部队1935年被蒋介石解散之前，他一直同共产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共产党员一直在他的部队里活动。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范石生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执行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我说：的确如此。可惜，我写书时没有把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这个观点写进去。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范石生援助朱德红军这件事，意义重大。侯老按照他的思路往下说：朱毛会师时，朱德带去了一万多人，其中有参加过北伐的北伐军骨干，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只有两千人（实际是一千出头),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所以，当时朱德的名字排在毛泽东之前，叫朱毛红军。朱德也说了，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后来的湘南暴动和井冈山会师。那么，没有井冈山会师，中国革命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范石生在危难时刻帮助了红军，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接着侯老的话，我又发挥了几句：近年出版的党史书里只说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经历艰险上井冈山，根本没提得到范石生帮助一事。另外，对湘南暴动的评价也不够。党史书上着重宣传的是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可是三大起义很快就失败了。湘南暴动是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举行的，武装部队发展到近二万人，还建立过湘南工农兵政府。
侯老赞同这个看法，他说：范石生帮助起义军的事应当得到高度评价，湘南暴动的意义也不应低估。可历史往往是成者为王，败者受诬。历史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以后才能真正写好。
二、“范石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将军"
接下来，侯老对我说起范石生的为人及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所做的贡献。
现在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这也是你书中没有的。侯老说：1926年朱德从国外回国后，曾在上海秘密约范石生见过一面，他们长谈了一次。这也是1949年4月朱德总司令对我说过的。
朱德回国后，他通过周恩来通知王德三（范石生部队中之中共负责人）转告范石生到上海同他见面。范见到朱德后，希望朱德到他的部队当军长，自己退后，朱德谦辞。范又要求朱德任其参谋长，朱德说：周恩来、胡汉民、蒋介石已商量决定，派我去四川万县杨森部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代表，去劝说杨森与吴佩孚决裂，支持国民革命北伐军进攻湘鄂，任务艰巨。你军里周恩来、王德三已派有一批人来，不管他们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青年，希善待之。朱德还说：我不在你部胜似在你部。杨森狡黠甚，争取他十分困难，但他据有川东及鄂西二十余县，拥兵五六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不可不去。
对于朱德的婉拒，范石生表示了理解，范石生对朱德说：请玉阶兄相信，我范石生守信义，爱部属爱百姓，坚决支持孙大元帅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果蒋介石背叛革命，我也一定同你合作。如违此誓言，天人共诛我，君亦可诛我。
难怪朱德在危难中得知范石生就在附近的消息会那么高兴呢。以后写《范石生将军传》，我一定把他们这次重要的会唔写进去。我很兴奋。
侯老接下去说：范石生向朱德的表示并非虚言，他说到做到。他的一生值得世人称道，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范石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将军。根本不是反动军阀，更不是势利小人。
解放以后我们党的舆论宣传一直很左，似乎只要是国民党军官就都是反动军阀。其实，早年范石生和朱德一样，他们都是立志为民主共和献身的热血青年，他们水平相当意气相投才结为金兰之交，为了实现民主共和，他们共同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反对唐继尧的讨伐。唐继尧复辟之后，朱德出国了，加入了共产党。范石生和杨希闵等人率领部队打到广东，参加了重建与捍卫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多次战役战斗。范英勇善战，屡建功勋，受到孙中山的高度赞誉。孙中山表扬说：“军中有一范，顽强心胆颤”，说他 “功在国家”，并亲自授予他上将军衔。范将军的父亲被唐继尧害死后，孙中山在广州设灵堂公祭，并为之亲题碑文：范禹门太公之墓。
我插了一句：当时范石生是广州滇军的第二号人物，是滇军第二军军长，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杨希闵只是中将。但是孙中山在1923年底却授予范石生上将军衔。他是我所知道的得到孙中山亲自授予上将军衔的唯一的人。可见，孙中山对他战功的肯定和高度的信任。
侯老说：1924年国共合作后，孙中山为了统一军政财政，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筹饷总局，任命范石生为广东政府财政委员兼筹饷总局督办，整个国民政府的薪饷都由范石生负责筹集，范石生的权力相当大。它说明，孙中山不仅对范石生高度信任，还相信范会理财、不贪污，非常地倚重他。
我又插了一句：督办这个职务，我原来搞不清楚，辞典上也没有说明白，只说是督促办事的人。其实，它的意思和总督、督军差不多，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最高长官。
是的。范石生任职督办后对孙中山的事业更加忠心耿耿。他不仅采取果断措施，为统一广东财政做出重大贡献，还将自己部队管辖的赌捐局、航政局和烟酒税局等筹款大户全部交给政府。孙中山去世后，杨希闵帮助唐继尧争夺大元帅位，但是范石生依然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出兵拒唐，表示出对孙中山事业的忠诚。
我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范石生总能做出正确的抉择，站在正确的一边。
侯老说：关于范石生的为人，你在书中也写到了一些，比如在贵州行军途中，范石生下达不许践踏禾苗的命令，非常注意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军官和士兵有病，他就亲自为官兵诊脉开方，公费抓药，治好了许多人的病。范石生的医术很高，在庐山行医时，范石生治好了不少达官贵人的疑难病症，如宋子文、宋美龄乃至宋庆龄的风湿病。宋子文、宋美龄、宋庆龄多次请范去南京上海给他们治病。宋美龄甚至要送给他一架飞机以便经常飞往宁沪。范石生以养不起飞行员而婉谢了。宋子文、宋美龄每次就诊后都赠予几十元大洋，范将军倒是收下了，用以帮助退役下来自耕而食的十几个老兵。
我说：范石生给宋子文等国民党要人治病的事，我在回忆文章里也看到一些，但因写作视角的关系，这类事没有写进去。
侯老说：范将军从少尉排长一直升到上将军长，可他并没有多少积蓄，没有在香港存款。1927年他慷慨地送给朱德万元大洋，极少的积蓄在庐山又用于建“五一新村”和施药了。回到昆明后，军事参议院的薄薪只领到七成，难以维持家计，所以只有挂牌行医收取诊费。我在昆明时，还特意去蒲草田及王家桥农村看了范将军的私宅。都是些土木结构的房屋，比国民党一般团长的公馆差得多。我当时就想，周公所言不虚，范将军的生活确实很简朴。范将军行医收费低廉，基本上是按病者经济条件开处方，遇贫苦患者则免费诊治，对赤贫者还施药费。1938年夏昆明急性霍乱流行，急者五六小时上吐下泻而死，慢者二三日死，整个昆明非常恐慌。范将军显示出了高明的医术，吃他方子的病人，两三小时就止住了吐泻，二三日就恢复健康了。当时被称为神医。所以，范石生被刺惨死以后，到蒲草田范宅祭悼者有上万人，挽联祭幛千余幅。
说到这里，侯老拿出他抄录的宋子文(1924年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的祭文给我看。文笔生动感情充沛：
昆明蒲草田范石生家属礼鉴：
惊悉石生将军，不幸遇刺身殉，五内俱裂，落魄丧魂！特汇法币肆万，作治丧补助金。敬希节哀，保重金玉之身！附发悼词，以充祭文：
石生将军，善于用兵。逐陈讨沈，复我羊城。迎回元帅，卓著功勋。
不爱钱不怕死，既爱兵又爱民。秋毫不犯，市廛不惊。
精于岐黄，医术精深。药到病除，著手成春。起我沉疴，康我身心。
救国救民，中华精英。救死扶伤，平易亲仁。如弟如兄，薄己厚人。
无官作风，更爱人民。横遭疾女石，贬官降薪。躬耕垄亩，医病救人。
闻惊天地暗，雨泣山河震。
魂游珠江波澜壮，灵绕五岭草木新。
馨香祷祝，含笑天庭。
这篇祭文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范将军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他的客观评价。
范石生着上将礼服照
三、"范将军1939年在昆明被害，是蒋介石的阴谋"
范石生将军1939年3月遇刺身亡，他的被刺是一桩历史悬案。刺杀范将军的凶手杨维骞、杨维骧是范石生金兰之交杨蓁之子，作案后他们说是“子报父仇”，国民党政府也这样认可，但是范石生的亲属、好友和中国共产党却另有看法。所以我将话题引到这里，问：侯老，您对范石生之死怎么看。
侯老说：范石生之死的性质，我们的云南地下党及周恩来副主席当时就有明确的看法。我可以详细地告诉你。
范石生被刺这件事是云南地下党负责人马子卿告诉我的。那是1941年8月，当时我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学习，他到重庆向南方局卸任。马子卿明确地告诉我范石生被冤杀是蒋介石的阴谋。范将军被刺后，他说他到现场观察，只见遍地鲜血，围观者甚众，咒骂凶手的声音不绝于耳。街谈巷议，都说范军长爱人民、爱士兵，尊老爱幼，救济贫民，万人受其惠。当时他还主持召开省工委会议，决定以“沈公维”名义向范将军送花圈，并秘函告之中共南方局。
接着，侯老向我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对他说的一些话。他说：1941年10月，领导决定我到云南工作，要我和马子卿一同参加南方局讨论云南建党建军问题的会议。一周后，周公同我细谈了三天，他向我解答了一系列问题，周公对我交待的事项中，有一项就是照顾范将军的遗属问题。周公说：范石生将军是国民党中爱人民、爱士兵，忠实执行孙中山政策最好的将军，他未清共、反共，未杀左翼青年；他曾冒巨大风险，救援三支工农起义军。方岳到云南后，可从侧面了解一下范将军遗属的情况，如生活上有困难，要间接帮助之。
周公还详细地对我谈了他对范石生被刺的看法，周公说：范将军与朱德总司令是辛亥革命故旧，他们有金兰之交。1927年南昌起义失利后，朱总司令率部转战，面临饥寒交迫弹尽粮绝的巨大危险，范将军鼎力相助，掩护和帮助了处于困难中的共产党部队。蒋介石与范石生的关系极恶，蒋知道范部长期有共产党人员潜伏，也知道范援助了朱德部队。蒋痛恨范石生曾经两次羞辱他，又恨范将军通共，但因范将军与国民党内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黄绍竑、李品仙、何健、朱培德、李济琛、陈济棠等友善，不敢随便杀范将军。就以范剿共不力，降其军职，从上将军长降到少将师长而羞之，最后将他的部队解散。范将军脱离国民党军队，孤身回乡，给蒋介石有了下手的机会。1939年范将军在昆明被害，是蒋介石的阴谋。
谈到这里，周公特别说：蒋介石极狡猾，刺杀了左派邓演达、杨杏佛、史量才，杀后又命缉凶。杀其重用的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又立即飞赴武汉祭之而抱永泰之子痛哭。
周公还说：1939年3月范石生被害，夏天我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1940年从太行回延安的朱总司令还和我谈到范石生被害一事，他心中十分难过。我把云南地下党的同志对范将军被害所报告的情况告诉了朱总。我和朱总都考虑到了照顾范将军的遗属问题。
周公还动情地对我说：据云南省工委的同志反映，范将军归田后，以行医为业，维持一家人生计，生活极俭朴，家住城西及郊区。你到昆明后要去看一下，或托人看望其家属，以党的经费照料其遗属的生活。
周公又对我说：范为何不起义呢？这不怪范公，而怪我党干部不力，未作好基层工作，如马曜（现91岁）等在范军部活动六年，而不深入团、营、连作基层和士兵工作，而蒋介石对所有非嫡系各军、各师都派有联络参谋长，监视极严。抗日战起，范将军回昆，殊不智也。龙云视范为死敌，龙云军从广西邕宁惨败溃滇，龙云差点被活捉，视为奇耻大辱，而范将军豁达大度，以为已消前仇。蒋介石故意纵其特务、青红帮散布流言蜚语，如“龙云不驯，蒋将以范代龙”，故意激怒云南王，寻机杀范，而范不觉。杀范将军后，仅闻宋子文等人寄丧葬费，未闻蒋介石令汇丧葬费。
听着侯老这大段回忆，我不禁感叹侯老的记性，脱口而出：侯老，您记性真好。
我的确记性好。自1930年以来，我就逐渐养成了凭脑记的习惯。今年我已八十七岁，仍能默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和周公几次重要教诲。我曾多次受到周公表扬。
转回正题，我说：周总理总能明察秋毫，他作出“范将军被杀是蒋介石的阴谋”这种肯定性的判断，一定不会错。
侯老说：前面我已说过，云南省工委已将范将军遇害情况向周公作过汇报，马子卿也将他的看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他说：因当时中共南方局给云南地下党确定的方针是积蓄力量，隐蔽精干，等待时机，对范将军被冤杀一事，云南地下党除了了解情况向上级汇报、送花圈外，没有采取其他行动。范将军被杀的1939年春天正是国民党反共高潮发起的初期，也是国民党特务特别猖獗的时期。《报刊文摘》刚刚刊出一篇文章，说的就是特务头子陈立夫要一个人以子报父仇的名义去刺杀杨虎城将军，但因陈果夫认为时机不成熟，当时放弃了。后来他们秘密地将杨杀害于重庆渣滓洞。
杨维骞杀范石生，也是以子报父仇为名。这份报纸我一定要找来看看。我说。
侯老说：杨维骞兄弟一直否认现场还有第三个凶手，以此证明自己是子报父仇。其实，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即使有第三个人，也可以说是子报父仇，为了报仇请人帮忙嘛。法庭也没有必要为此掩饰。他们如此掩盖真相，恰恰证明他们心中有鬼，是和反动政府勾结在一起的。
我说：从发案及结案处理的情况分析，此案是一起政治谋杀案。旧法院、旧警局故意草率收尸，侦缉无作为。杨维骞说只有他一人开枪，旧《云南日报》也说是一个人，但车夫看见是两个人的开枪；旧《云南日报》说杨维骞开了三枪，检察庭验尸后说是四伤，但是装殓范石生的两个工人证明范身上共有十二伤。杀人者应当偿命，况且被杀者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杀人凶手更应是死罪。我看过旧法庭的宣判书，宣判书并没有说此案的性质是子报父仇，也就是说，没有说明轻判的理由，但却只处杨维骞有期徒刑九年零五个月，杨维骧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还缓刑三年。没有理由的如此轻判，古今中外都少见。这些证据都能证明，旧法庭和杨维骞是串通一气的，他们在竭力地掩盖真相。
侯老说：杨维骞被关了五年，国民党政府就以子报父仇为名将他特赦释放了。这说明蒋介石政府对他的袒护包庇，他们也是串通一气的。杨维骞并没有向国民政府、法庭以及报界提供范石生杀他父亲的证据。他根本拿不出真实证据。他到底坐过多少时间的牢这还待查，有人说他只坐了十个月的牢，后来就一直在家。
我说：杨维骞被释放后即到国民党的国防部工作，还可能在蒋介石的侍从室任过职，那些地方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进去的。实际上，杨维骞早就是国民党反动阵营的人，他刺杀范石生时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学生，此前他还上过国民党政治大学。由他出面杀害范石生，足以说明这起谋杀案的政治性质。
四、"杨蓁不是范石生主使打死的，是徐德师长带领哗变的团营长和士兵在雨中打死的。"
侯老接着我的话题继续说：范石生被害案的性质决不是简单的子报父仇。中国近代史上以子报父仇为由实行谋杀的案例有好几起。大军阀孙传芳和张宗昌的被杀就是子报父仇，当时民众拍手称快。孙传芳和张宗昌不仅罪恶滔天，而且的确杀了那两个杀手的父亲。但是范石生杀害杨维骞父亲的说法却是恶意编造。杨蓁不是被范石生所杀，这样的话是朱德、周恩来、杨赛轩（滇文史馆员）、金汉鼎（国务院参事）、李文汉（省文史馆副馆长、馆员）、唐用九（文史馆长）等许多人亲口对我说的。也是徐德师长在法庭上供认的。
1941年10月13、14、15三天，周副主席亲口对我说：杨蓁不是范石生主使打死的，是徐德师长带领哗变的团营长和士兵在雨中打死的。杨蓁之死的消息传到广州，特别是范将军将杨蓁之遗体灵柩运到广州时，蒋介石乃至粤籍部分将领就散布流言硬说杨蓁将军是范石生指派兵打死的，要告诉杨将军夫人教育儿子长大了要子报父仇。1939年刺杀范石生是蒋介石的阴谋。
朱总司令在1949年多次对我说过杨蓁被杀一事。朱德说：范石生与杨蓁都是我的知心朋友。杨蓁耿直而欠委婉，忠厚而不讲策略，善于攻敌而不善于团结中下级官兵，清高廉洁而不善团结同僚，疾恶如仇而不善于助人改过，操之过急，遭致惨死，太可惜了。石生热爱子弟兵兼有两面性优点，故善待官兵，屡次转败为胜化险为夷。
并说：1927年12月在韶关，范石生和我对杨蓁之死谈过多次，谈得很详，我也调查过，确实不是范石生指使人打死的。当时他身失自由，面临全军瓦解。凶手行凶后即逃逸，无法惩办凶手。再提追查凶手，全军立即溃散，他自己也生命难保。
朱德还说：范石生讲义气，重友谊，决不是卖友求荣的人。如他要卖友求荣，取我之头交给蒋介石，岂不可得十万大洋赏金吗？他如执行蒋介石密令，包围歼灭我部，因轻重机枪众多，我部突围的活人也不会多。范石生如此拒不执行蒋介石密令，而且秘密通知我安全撤离。不仅《送别辞》情深意厚，而且预见人民革命的道路虽十分曲折，最后一定胜利，充满了对人民革命胜利的希望。范石生给我们工农起义军充足的衣被弹药医药，大义凛然，慷慨备至。如此隆情高谊，在国民党将军中范石生是算第一。如此高尚品德，怎么会指使官兵打死自己的亲密朋友呢？
范石生不仅对我带领的部队如此宽厚，对井冈山下来被冲散了的起义军、对宜章、汝城一带的农民起义军，也未追剿，而是收容，补充弹药让其转移。这不是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义军吗？而我们的左派动稚病者不以将军为友，反以他们的部队为敌，遭致"八月失败"，这是战略性的错误。方岳以后回云南，要对杨家、对人民多作解释，消除范、杨两家怨仇！
我说：对于杨蓁之死，我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在书中有所记述。后来我在《李宗黄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和黄绍竑写的《五十回忆》三本书中看到他们回忆杨蓁之死的记述。李宗黄原来是范石生所部参谋长，杨蓁来了以后范让他去担任混成旅旅长，他是国民党元老，是孙中山先生派到范石生部队的人。李宗仁、黄绍竑当时是和范石生联合作战的友军首长，是桂系第一、第二号人物。他们在回忆中都说杨蓁是因为操之过急，处罚不当，致结众怨，为其部下所刺杀。他们不是范石生提拔的军官，一个是孙中山派去的，另两个是桂系首领。他们对杨蓁被杀之事的回忆肯定可信。李宗黄在回忆录中对范石生的评价并不高，但他仍然比较公正地写到："杨蓁之子由人唆使以子报父仇为名公然枪杀，而且血案不了自了。"这句话说了三个意思，其中"以子报父仇为名"的话实际上也有杨蓁不是范石生杀的意思。
侯老说：朱老总对我讲了范石生的为人，从人品上看，范石生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他们是生死之交的金兰兄弟啊，而且同在一起参加护国战争，还共同参与了反对唐继尧的讨伐。唐继尧复辟后，杨蓁携巨款逃往香港，他的部队就瓦解了。是范石生将杨蓁请到自己的部队让他担任师长，后又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的。杨蓁也尽职尽责出了大力。那么好的朋友，没有利害上的冲突，又没听说他们闹过矛盾，不可能自相残杀。
我说：范木兰告诉我，1970年通海大地震，范石生出身地关圣庙夷为平地。70岁的王召德老人（范当年的勤务兵、通讯员）就在范石生出身时的青香树下的岩石旁边盖了一个窝棚，为他守灵，直到91岁去世。能够得到下属如此爱戴和敬重的人，很少有。
这件事我也知道。顿了一下侯老继续说：朱老总和范石生、杨蓁都是生死兄弟，彼此了解。朱总对他们二人的评价不会错的。杨蓁性耿直，疾恶如仇但刚愎孤行，先后与蔡锷、唐继尧、顾品珍、李烈钧、杨希闵等关系不睦。杨蓁被杀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性格过于粗暴。他虽有能力，但其部下不一定对他心悦臣服。他被唐继尧打败后，其部队就烟消云散了。范石生却不同，江那大败后，他依然能收拾残部，重振旗鼓。
我说：在书中我记述杨蓁被杀的原因时写得并不充分。当时杨蓁见工事没修好，就集合全团官兵训话。他将该团团长罚跪在工地上，又将该团上司徐德师长叫来，当众辱骂，甚至说："你与我官阶一样，看我能不能将你杀掉"。走时还限令部队在规定时间内修好工事，否则还要严办。
侯老说：从回忆材料看，杨蓁的确性格暴躁，苛刻寡恩，部下对他积怨甚深。江那之战前他将团长罚跪，大骂师长徐德，是被杀的直接原因。由于朱总司令要我做杨蓁亲属的工作，建国以后我又长期兼任主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与云南省文史馆长期协作，征集滇军史料商议写《滇军志》，接触滇军老人数十甚至近百人，谈及范、杨二将军事不下百次。百分之九十九的滇军老人都认为杨蓁将军之死，决非范将军指使，还有人讲其中有唐继尧的奸细在进行煽动。为了做杨家工作，在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寒日，我约杨维骞、杨维骏兄弟到工人新村干休所2-4号围着火盆谈话。我向他们说明以上情况，希望他们消释前嫌，不要仇视范家。我说范家不只石生将军死了，其胞弟也被冤杀了，范家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杨氏兄弟没听劝告。
我说：杨家兄弟拿不出范石生杀杨蓁的确切证据，不顾那么多人所述的事实，只凭猜测。他们一定很心虚。他们是要掩盖刺杀范石生的真相，为自己解脱。
侯老说：这就是他们不听劝告的原因。
五、"朱总司令嘱咐我晚年有暇时，要写本《范石生将军传》"
谈话至此，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将话题转移到侯老身上。我说：侯老，听说您在土改运动时受到错误处分，官越做越小。
侯老激动了，他说：要不是我在土改时抵制左倾错误，云南土改中的冤假借案还要增加一倍。
停了片刻侯老才恢复了平静的语气：当时我向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进言，说云南没有北方那样的还乡团，有血债的地主不多，对他们不应当采用一律镇压的手段，而应保护开明士绅。我还在文山州广南县壮族聚居的板茂等四个乡作了试验性的和平土改，未杀一个地主。结果被斥为右倾，一度被撤消了领导职务。幸好有周公保护，我只被降了二级。周公建议我做云南少数民族和东南亚的研究领导工作，中央给编制和经费，不受云南省预算的限制。当时由于在土改中不同意过左做法，云南地下党中有一批人挨整，有的被整死，有的人连降五级。同他们相比，我算轻的。
我说：我们党过去总犯左的错误。土地改革虽然从总体上讲是正确的，但有老干部告诉我，当时纵容勇敢分子滥打滥杀的事情也出了不少。有些老干部一直心存内疚。
侯老说：范石生的胞弟范贻孙就是在土改中被冤杀的。他是个残疾人，行走不便，无缚鸡之力，性格又懦弱，一直靠范石生供养。范石生遇刺后，他名义上是范石生财产的管理人，但当家的是范石生的母亲和妻子。土改时，范贻孙被农会以恶霸地主的罪名枪毙了。其实，范贻孙顶多算一个破落地主，他在旧社会连保甲长都没当过，人称"吃洋芋的地主"，更谈不上有血债，怎么可能是恶霸地主呢？其中的原因是农会要把范石生划成恶霸，由于范石生已经遇刺身亡，就把范贻孙作了替罪羊。可惜，我从1950年开始就遭到打击，没有能力保护范石生的亲属。
我说：这件事范教授已经对我说过了。解放后，范石生一直背负着反动军阀的罪名，他的房产被没收，胞弟被冤杀，弟媳被关押，女儿也被隔离审查一年多，还受到其他一些不公正对待。这太可气了。而且，不管什么人写关于范石生的文章，杨家兄弟就跳出来大加责难，他们说了很多污篾范石生的话。直到今天，我们党依然没有以一个正式的形式给范石生作出公正的评价，说来让人心酸。
侯老说：关心照顾范石生亲属以及给范石生公正评价的事，是朱德总司令和周总理的指示，也是他们的心愿。朱总司令1949年嘱咐我晚年有暇时，要写本《范石生将军传》，以慰两死者之灵。他说：对两将军之优点都要充分肯定，要劝说范、杨两家和好，捐弃前嫌。朱总司令的嘱托我一直铭记在心，所以退休以后，尽管我疾病缠身，又要忙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写完了这本《范石生将军传》，但是，由于经费等问题，此书未能出版。说着，他拿出厚厚的一叠书稿给我看。
在我翻阅书稿的同时，侯老继续说：朱总司令不仅嘱咐我要写《范石生将军传》，要关照范石生亲属，还亲自做了一些调查。他曾请陈赓司令员关照范家，陈赓派人看望了范石生亲属。朱总司令还于1950年给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将军写信，说范石生将军对人民、对中国革命贡献很大，要加以照顾。所以减租退押时，范贻孙没有受到冲击。可是1950年秋全省农代会后形成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极左思潮，各级政府无力控制农会。而农会中混进不少勇敢分子胡作非为。他们不顾正直农民的意见，也不请示报告，硬把范石生划作恶霸地主，范石生早已遇刺身亡，就把范石生的胞弟范贻孙当成恶霸地主镇压了。后来又把范贻孙的妻子蔡欣雅抓去劳教。
我说：听说蔡欣雅是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当时是大观产妇所所长。范石生被害后，她靠行医一直供养范石生的母亲和她的三个子女，是一个很好的人。
侯老说：1957年，朱委员长来昆明，住震庄宾馆，他除了会见不少云南辛亥革命老人，还特意召见了范、杨二将军的亲属。会见杨蓁的女儿时明确说明杨蓁不是范石生指使所杀，是师长徐德伙同那几个团长所为。说范军长无法控制，范军长无罪。劝她转告其兄弟捐弃前嫌。会见范夫人张泽玉及其长女范木兰时，朱委员长对范石生多所赞扬，询问一家生活，还告诉他们，我已对杨家的姑娘说过，你们杀错了人，你父亲不是范杀的。这是朱委员长关心范石生做的又一件事。
最后，侯老说：范石生被冤杀，至今得不到公正评价，范石生亲属遭迫害这些事，还是有一些知情人的。一贯反共的人幸灾乐祸，说范石生是罪有应得，谁叫他帮助共产党匪徒来着，活该，是报应。一些进步人士则认为，云南地方恶势力太猖狂了，中央怎么也不管一管。尽管过了那么多年，我们党还是应当管一下的，范石生毕竟是在历史上做过重大贡献的人，而且周公、朱总司令都有话。现在我们党在政治上已经纠正了左的路线和观念，给范石生以公正评价已经水到渠成，不能再拖了。
我说：我回去以后一定尽量呼吁，争取促成这件事。
说到这里，我向侯老表示了告辞和感谢之意。侯老将他写的关于范石生的厚厚一叠书稿和他近日赶写的一份材料送给我。并说，他还要写一些回忆材料，免得把重要的史料带到棺材里去。
范石生将军篇(2):周恩来，朱德评价范石生将军是中国共产党人忠实的朋友
朱德周恩来评价范石生
“范石生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朱总还说，我这一辈子遇到最慷慨无私的援助，就只有范石生这一次。否则，很难说能剩下几个人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
80多年前，朱德率领以南昌起义余部为主要骨干的湘南起义军1万多人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影响深远。这一事件与范石生有很大关系。朱德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范石生的帮助，我们这支部队“很可能就打光了”。那么，范石生是何许人也？他如何同共产党结盟，又是如何给予朱德部队极大帮助的呢？
范石生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始于1926年
范石生是孙中山十分倚重并亲自授予上将军衔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他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1926年春天，范石生向当时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提出要求，请他派得力政治骨干到16军，帮助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开展政治工作。周恩来欣然答应，马上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王懋庭(又名王德三)，将在广州的云南籍共产党人赵贯一(赵薪传)、王振甲(王西平)、韦济光、夏崇先、马季唐、饶继昌、李静安、向镇弼以及广西人余少杰等派入范部，建立了党组织，组成第16军政治部。他们分别担任秘书、科长、股长以及下属部队的党代表。(马伯周：《范石生》，《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页)
当时国共合作形势渐趋严峻，先于范石生部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李宗仁第7军、唐生智的第8军等部队，在改编时都没有接纳共产党人。3月20日，蒋介石还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迫使250多名共产党员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1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在那样的时刻，范石生却要共产党人到他的部队里工作，足以说明他同共产党人合作的诚意以及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真心拥护。而共产党在16军内建立政治部、设立党代表这一事实，说明此时共产党和范石生之间已经建立了正式的统一战线关系。
范石生与朱德的交情更是非比寻常，早在云南讲武堂同学时他们就结下金兰之交，正如朱德所说：“我们始终心心相印。”1926年7月中旬，朱德由苏联回到上海。7月下旬，党组织派朱德前往四川万县，以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去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从此时直到8月上旬这段时间内，朱德约范石生到上海，他们秘密地会见了一次。
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上将
朱德回忆说：“1926年我从国外回国后，通过周恩来通知王德三转告范石生秘密到上海同我见面。我们相见后长谈了一次。范希望我到他的部队当军长，自己退后，我婉拒了。范又要求我任其参谋长，我说：‘周恩来、胡汉民、蒋介石已商量决定，派我去四川万县杨森部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代表，去劝说杨森部与吴佩孚决裂，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攻湘鄂，任务艰巨。周恩来、王德三已派一批人进入你军，不管他们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青年，希善待之。’我还对他说：‘我不在你部胜似在你部。杨森甚狡黠，争取他十分困难，但他据有川东及鄂西20余县，拥兵五六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不可不去。’对于我的婉拒，范石生表示理解，他对我说：‘请玉阶兄相信，我范石生守信义，爱部属爱百姓，坚决支持孙大元帅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果蒋介石背叛革命，我也一定同你合作。如违此誓言，天人共诛我，君亦可诛我’。”(侯方岳：《周恩来、朱德关于范石生将军的谈话追忆》，《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第8l页)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久，蒋介石清党的命令下达到了16军。对此命令，范石生置若罔闻，根本不予执行。共产党照旧在16军内活动，共产党的组织在16军中完好无损。(严中英：《范石生事略》，《云南文史丛刊》1985年第1期，第38页)这样坚决地抵制蒋介石命令，努力保护共产党人的行为，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绝无仅有。
周公说：范石生将军是国民党中爱人民、爱士兵，忠实执行孙中山政策最好的将军，他未清共、反共，未杀左翼青年；他曾冒巨大风险，救援三支工农起义军。
朱德还说：范石生讲义气，重友谊，决不是卖友求荣的人。如他要卖友求荣，取我之头交给蒋介石，岂不可得十万大洋赏金吗？他如执行蒋介石密令，包围歼灭我部，因轻重机枪众多，我部突围的活人也不会多。范石生如此拒不执行蒋介石密令，而且秘密通知我安全撤离。不仅《送别辞》情深意厚，而且预见人民革命的道路虽十分曲折，最后一定胜利，充满了对人民革命胜利的希望。范石生给我们工农起义军充足的衣被弹药医药，大义凛然，慷慨备至。如此隆情高谊，在国民党将军中范石生是算第一。
范石生将军篇(3):朱毛井冈山会师幕后的关键人物：范石生上将
朱毛井冈山会师幕后的关键人物：范石生上将
没有范石生的帮助，朱德起义军难以取得湘南起义的胜利；没有范石生的帮助，或许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
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上将。(原文配图)
孙中山致范石生的信。(原文配图)
80多年前，朱德率领以南昌起义余部为主要骨干的湘南起义军1万多人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影响深远。这一事件与范石生有很大关系。朱德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范石生的帮助，我们这支部队“很可能就打光了”。那么，范石生是何许人也？他如何同共产党结盟，又是如何给予朱德部队极大帮助的呢？
范石生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始于1926年
范石生是孙中山十分倚重并亲自授予上将军衔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他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1926年春天，范石生向当时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提出要求，请他派得力政治骨干到16军，帮助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开展政治工作。周恩来欣然答应，马上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王懋庭(又名王德三)，将在广州的云南籍共产党人赵贯一(赵薪传)、王振甲(王西平)、韦济光、夏崇先、马季唐、饶继昌、李静安、向镇弼以及广西人余少杰等派入范部，建立了党组织，组成第16军政治部。他们分别担任秘书、科长、股长以及下属部队的党代表。(马伯周：《范石生》，《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页)
当时国共合作形势渐趋严峻，先于范石生部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李宗仁第7军、唐生智的第8军等部队，在改编时都没有接纳共产党人。3月20日，蒋介石还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迫使250多名共产党员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1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在那样的时刻，范石生却要共产党人到他的部队里工作，足以说明他同共产党人合作的诚意以及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真心拥护。而共产党在16军内建立政治部、设立党代表这一事实，说明此时共产党和范石生之间已经建立了正式的统一战线关系。
范石生与朱德的交情更是非比寻常，早在云南讲武堂同学时他们就结下金兰之交，正如朱德所说：“我们始终心心相印。”1926年7月中旬，朱德由苏联回到上海。7月下旬，党组织派朱德前往四川万县，以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去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从此时直到8月上旬这段时间内，朱德约范石生到上海，他们秘密地会见了一次。
朱德回忆说：“1926年我从国外回国后，通过周恩来通知王德三转告范石生秘密到上海同我见面。我们相见后长谈了一次。范希望我到他的部队当军长，自己退后，我婉拒了。范又要求我任其参谋长，我说：‘周恩来、胡汉民、蒋介石已商量决定，派我去四川万县杨森部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代表，去劝说杨森部与吴佩孚决裂，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攻湘鄂，任务艰巨。周恩来、王德三已派一批人进入你军，不管他们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青年，希善待之。’我还对他说：‘我不在你部胜似在你部。杨森甚狡黠，争取他十分困难，但他据有川东及鄂西20余县，拥兵五六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不可不去。’对于我的婉拒，范石生表示理解，他对我说：‘请玉阶兄相信，我范石生守信义，爱部属爱百姓，坚决支持孙大元帅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果蒋介石背叛革命，我也一定同你合作。如违此誓言，天人共诛我，君亦可诛我’。”(侯方岳：《周恩来、朱德关于范石生将军的谈话追忆》，《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第8l页)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久，蒋介石清党的命令下达到了16军。对此命令，范石生置若罔闻，根本不予执行。共产党照旧在16军内活动，共产党的组织在16军中完好无损。(严中英：《范石生事略》，《云南文史丛刊》1985年第1期，第38页)这样坚决地抵制蒋介石命令，努力保护共产党人的行为，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绝无仅有。
主动致信中共，要在广东接应南昌起义部队
1927年7月，16军奉命出师北伐。途经汝城时，范石生派兵捣毁了土匪头子何其朗的老巢，收缴了他的200多条枪，还从监狱里解救出朱良才等农运骨干(《风雨盘然——朱良才上将回忆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此事再次证明，在腥风血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范石生是支持工农运动、愿意帮助共产党的。8月，部队来到了湘南重镇郴州。
8月1日，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得此消息，范石生经过慎重考虑，给南下的起义军写了一封信，说他准备在广东接应起义军，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起义军于9月5日在福建长汀时收到了范石生的这封信。(刘学民：《朱德与范石生的统一战线》，《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
范石生急切地盼望着起义军的回信，密切地关注着起义军的动向。不久却传来非常不幸的消息：起义军主力在潮汕一带战败，损失惨重；朱德率领部分兵力在三河坝同钱大钧部激战后转移。
面对共产党的严重失败，范石生没有动摇。无法同共产党领导机关取得联系了，他就设法寻找朱德的部队。他毅然派遣本军某团上校参谋长、当年朱德的同窗好友敬镕，前往粤北、赣南等地寻访。可是敬镕从湘南到赣南，再回湘南，走了一个多月，始终未能找到朱德。范石生心情焦急，烦躁不安。
此时，共产党也想到了同范石生的统战关系。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写道：“南昌起义军，部队南下时，恩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发生联系时用。”(《朱德选集》，第395页)
朱德于10月2日率2000余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11月上旬，他们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江西崇义县西南的上堡，这时部队只剩下800人左右了。在这里，朱德又一次整顿了部队，“使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部队的给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时隆冬季节即将来临，大家穿的还是‘八一’起义时那身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是没有着落，尤其严重的是枪支弹药和被服无法得到补充。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同志曾多次在一起商议这些问题，但都没有找到办法。那些天，朱德同志吃不下，睡不着，坐不住，成天为这些关系到部队生存、壮大的问题焦急忧虑”。(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
有一天，朱德意外地从报上看到范石生军长率国民革命军16军从广东韶关移防到同崇义接邻的湖南郴州的消息，兴奋不已。他同陈毅等人商量后，写信给范石生，希望同他合作。
过了不久，朱德收到了在范部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送来的范石生的亲笔信。信中写道：
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立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提论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同上)
寥寥数语，范石生便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得淋漓尽致。考虑到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怕因收留朱德部队事机败露而遭蒋介石暗算，有些犹豫，而曾曰唯所在汝城又是朱德当时驻地上堡至16军郴州军部的必经之地，于是他在信的结尾写道：“希望枉驾汝城到曰唯处一唔。专此恭候。”(同上) 其意是要朱德先去做曾曰唯的工作，并同他商量他们二人在何时何地会面以及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等事宜。
范、朱达成三条协议，朱德部队成建制地隐蔽在范军中
得知朱德已到汝城，不等朱德前来郴州，范石生就亲自赶到汝城面见朱德。朱德提出三个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他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朱德选集》，第395页)经过短暂交谈，双方达成三条协议：一、同意合作后朱德部队的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二、红军改用16军47师140团的番号隐蔽起来。朱德化名王楷，任47师副师长兼140团团长。三、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武器弹药和被服。这后两条协议还是范石生主动提出来的。朱德起义军和范石生16军的武装反抗蒋介石的统一战线就这样顺利地建立起来了。
范石生说一不二，办事雷厉风行，很快运来了可以装备一个整团的军需物资。朱德后来说：“他接济我们10万发子弹，我们的力量又增强了，他还一个月接济万把块钱、医生、西药、被单……”(朱德自传，手抄稿本)当时在范石生身边的严中英回忆道：“范对我说：这支部队现在还穿着单衣短裤，没有盖的。天气这么冷，就得先把棉服军毯运去。我从侧面了解，范对这部红军是按照一个团的军需物品和粮饷等予以补充的。”(严中英：《南昌起义后朱德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侧记》，《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在合作期间，朱德以16军总参议的身份不时同范石生会晤，与他共同探讨当时重大的理论、政治和军事问题。在朱德的帮助下，范石生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加深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识。
范石生曾拿《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论》这两本书让部队的教官看，他说：“马克思的学识很深，辩证法更不易懂。你们年轻人脑子灵活，细细琢磨会懂得的。”他不仅让自己部队的教官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还邀请朱德到军官团讲演，让中下级军官听其灌输共产主义、马列学说。
这段时间，范石生还做了三件帮助共产党的事， 甚至准备和朱德公开树起反对蒋介石的大旗。
范石生任由朱德在当地联络和发展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范石生同意朱德的建议，将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张子清、伍中豪营编为第141团，将何举成带领的湖南宜兴、汝城农军200余人编为第16军特务营，并且给他们提供给养和装备。这里，就有三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隐蔽在范石生的部队里。为统一领导，朱德等人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16军军委，由陈毅任书记。朱德还召集郴县、耒阳、宜章、资兴、汝城、乐昌、仁化、始兴等县的党组织代表开会，准备在12月中旬举行湘南暴动。
范石生任由朱德在仁化、曲江等县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在仁化董塘，朱德部队配合各乡农民自卫军逮捕了土豪劣绅33人，处决了其中27人。接着，粉碎地主武装的反扑，并一举攻下仁化县城。朱德部队还曾一举消灭了清水塘地主武装，将反动民团的武器统统送给了农民自卫军，将地主恶霸交由他们发落。(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土豪劣绅跑到广州，向广州行营主任李济深报告，李打电话给范石生，“你部有共产党，要查究”，但他不予理睬。(范木兰：《范石生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122页)
范石生还任由朱德率部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甚至准备和朱德公开树起反对蒋介石的大旗。广州起义举行之前，中共北江特委传来广东省委指示，要朱德率部参加。他们途经韶关，请范石生拨给广州的车皮，范石生一口答应。只是临上火车时因得悉广州起义失败而中止。此后，朱德和范石生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以及所属部队的实际情况，“决定把部队拉到广东雷州半岛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向桂越、滇越边境发展，扩大革命力量。”(李奇中：《朱德同志与湘南起义》，《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76页)李奇中在犁铺头整训之时是朱德起义军教导大队队长。他和朱德接触密切，是最有可能得知这个极其重大的秘密决定的几个人之一。
范石生大义送朱德，其情其义其恩其功重如山
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下令要范石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逮捕朱德。接到蒋介石密令，范石生考虑再三，决定让朱德暂时离开，躲过眼前的灾难。随即，他给朱德写了封信。当时情况紧急，况且戎马倥偬几十年，范石生的这封亲笔信未能保留下来。但是34年之后的1962年，朱德仍十分清楚地记得这封信中的主要内容。他在那年6月同陈奇涵、杨至诚等同志谈话时充满感情地说：“我们临走时，范石生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诚意。我记得大意是：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朱德：《从南昌起来到上井冈山》，《朱德选集》第396页)
朱德部队离开时，范石生又派人送来了几万元现洋和一批枪支弹药及军需装备，连同过去送给朱德起义军，张子清、伍中豪营和工农革命第3师第1团余部的各种装备，可以武装一个整师。当时，16军政治部科员吴登云和其他部分官兵二百来人，也跟着朱德一道走了。
朱德部队在大雨滂沱中离开之时，有人建议：马上派兵追击，并与附近驻军联络，将红军包围消灭。但范石生未予理睬，按兵不动，连装模作样的追击令都没发。事后，范石生以“朱部叛变”上报蒋介石，了结此案。并且称病前往广州养“病”去了。
朱德部队离开之后，于1928年1月5日攻占仁化县城，并在董塘帮助仁化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4团。又于1月12日发动湘南起义。起义军利用范石生按兵不动的有利条件，一举打垮了湖南军阀许克祥的五个团，俘敌千余并获大批战利品，建立了宜章、郴县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武装力量发展到一万多人，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还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开辟了大好的革命局面。湘南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义失败之后不久取得胜利的规模最大的起义，其意义“可与三大起义相提并论”。(刘学民：《论朱德和湘南起义》，《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4月)
4月下旬，朱德率领以南昌起义余部为主要骨干的湘南起义军1万多人到达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从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实行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光辉道路。
从以上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朱德起义军得到了范石生慷慨无私作用非凡的帮助。没有范石生的帮助，朱德率领的这支革命火种难以保存下来，“很可能就打光了”；(侯方岳：《周恩来、朱德关于范石生将军的谈话追忆》，《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没有范石生的帮助，朱德起义军难以取得湘南起义伟大的胜利；没有范石生的帮助，也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作者郭军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