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湖北】
地上湖北佬篇一:“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就是“不服周”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就是“不服周”
易中天先生在他的《读城记》里，把武汉人的精神，归纳为“不服周”。此语一出，引来天下汹汹。此公曾剽窃我的朋友尹宣先生的作品，现在尹宣死了，我虽然对易先生此剽窃行为不感冒，但作为武汉人，对易先生的这个归纳还是十分认同的。易先生在他的大作中同时对“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俗语也作了诠释和称赞。不过，可惜这次易先生没能品出，“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让国人争辩不已、褒贬不一的俗语的来处和本意，其实就是“不服周”。
首先，我们来谈谈“不服周”。武汉是湖北的省会。湖北这个地方，历史上属楚地。在湖北人的口中有句俗语，谓之“不服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楚人啊，他不服周天子的管束！这个不服周的最好典例，当属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了。史载：“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桀有乱德，鼎迁於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於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姦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你看
，这个楚庄王啊，真是胆子超过了体重！他居然敢去问周天子的使臣，周天子的九鼎它有多重啊？其言下之意是，我楚庄王打算把它据为己有，知道轻重后好准备运回去呀。九鼎就象国之玉玺一样，谁拥有了它，便拥有了天下，成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这就是“问鼎中原”这句成语的由来。后来楚灵王在春秋之时（公元前530年），楚顷襄王在战国之时（公元前281年），都曾经一再地“问鼎”，你看这些湖北人的胆子有多大！
再来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九头鸟是什么？众说纷纭。我今提出一说，它其实就是九鼎的代称。九鼎，别名“三翮六翼”，意思是它的形状有三个躯干六只翅膀。今人对九鼎的认识仅限如此。无任是古典文献还是考古发现，至今都未见过对九鼎形状的其它描述。其实不要说今人，就是楚庄王那会，也是只闻其名不见其形的，否则也不会有楚庄王问鼎这一说了。因此我根据三翮六翼这一描述，大胆推测：其一，此鼎是一只鸟形的鼎，因为它的形象是三翮六翼；其二，九鼎之九，是因为这只三翮六翼的鼎上铸有九只鸟头！所以此鼎被称为九鼎，而九鼎就是三翮六翼九首的九头鸟形状。
我想，楚庄王当初虽未亲见九鼎，应该是听说过它的形状的（但不知轻重）。所以，他仅向王孙满打听它的轻重。当王孙满支支唔唔的不给正面答复时，楚庄王这个湖北佬大怒而言曰：你这小子不要向我封锁（屏蔽）九鼎的信息！（九鼎再重也不过是一只鸟沙，不管它有几重，充其量）我楚国把楚军的鹰嘴钩上的喙折下来，就足以铸一只这样的（鸟）鼎了！
面对楚庄王的“不服周”，王孙满也无可奈何，只好悻悻说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所以天下人在听到此事以后就说，天子手上的九头鸟，（吓不倒）地上的湖北佬啊！再到后来，由于湖北佬在几百年中一次又一次的问鼎，此话也就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慢慢就变成了“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啦。
你看，“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经我这一考证，是不是就和“不服周”成了一个意思？可惜易先生只是半个武汉人，所以他这一次没有品出来。据说现在易先生去品“蜀文化”了，不知以后易先生品到“楚文化”时，会不会再来次“艰难的一跃”，把本人这一妄说也“改说”成他的创见了。
地上湖北佬篇二: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抵不过一个安庆佬？
“安庆人很坏？安庆人不是坏，其实可以说是比坏还要更深一层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大家都听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吧：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安庆佬。说的意思是湖北人精明但是却不如安庆人，而且是三个都抵不上一个，说明了安庆人在做生意乃至为人方面的精明过头，不适合做朋友，只要沾到安庆人的边，就一定离不开勾心都叫耍手段，所以说安庆人是中国的犹太人。
此处该有
看了这么多
我权当你在夸奖我们安庆人
我权当你在夸奖我们安庆人
我权当你在夸奖我们安庆人
据传，天上九头鸟...安庆佬这句话始于清代，已有两三百年历史，那时候安庆人确实了不得，文坛出了霸主桐城派，梨园也出了徽班，三下五除二就把昆曲赶下马。还出了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与康乾盛世相始终。
徽商当中肯定也有不少安庆人，不然近现代皖籍大商人何以多安庆人，而不是徽州人？
如近代与张謇齐名的大实业家周学熙、现代香港纸业大王姚国安等，连黑社会组织安庆人也不放过，清帮原名就是安清帮，起源于安庆帮，是江上一帮安庆水手弄起来的。
安庆人这么厉害，湖北人与安庆为邻，自然感受到了某种压力。
其实，清代类似这样的评论很多，足以显示安庆人在各个领域的整体实力，诸如“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安庆色艺最优！”“无石(牌)不成班！”、“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等等。
直到近现代，安庆人也没把湖北人放在眼里。
湖北黄梅发大水，一帮灾民流落到安庆唱采茶调，被好事者发现了，觉得有意思，七弄八弄，与本地曾流行的徽调、青阳腔相融合，结果成了20世纪最疯狂的戏曲剧种———黄梅戏，完全可以与安庆人早先创造的京戏所引起的轰动效应相媲美。
湖北人看了又眼红了，说黄梅戏是源于湖北的，要把它请回娘家去。安庆人倒也挺大度，好像是腻了，也没什么意思，心里却暗想：你湖北人请回去容易，要学会安庆话却不是一下子事。
还有一件事，也发生在安庆人和湖北人之间。
大家都知道陈独秀气象比较豪放，晚年还在宣称自己愿意说极正确的话，愿意说极错误的话，就是不愿说不对不错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
那一回陈独秀和一个朋友大声聊天，不知怎么就说到湖北没出什么大学者，不像安徽汉学家、宋学家林立，正说到兴头，隔壁冒出一个人，正是湖北人黄侃，他很不服气，跟陈独秀骂起架来，很伤人。
意思是安徽固然多大学者，你那样子绝对成不了大学者；湖北固然没有什么大学者，我这样子倒还有可能。弄得陈独秀一肚子不快活，悻悻而走。
后来他们两个倒挺有缘分，都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一个搞新学，一个搞旧学，都不是简单的人，但还是搞不到一起来。
湖北人文最盛的是黄冈地区，黄冈教育特厉害，高考年年湖北第一，在整个中国差不多也数一数二。
安庆与黄冈紧邻，高考也是年年安徽第一，高峰时期差不多占全省三分之一。
新儒学黄冈出了熊十力、徐复观，有野狐禅味道；安庆则出了方东美、余英时，气象肃穆，学风纯正。新儒学代表人物也就那么十来位，安庆、黄冈占了一小半。
另外，黄冈出了李四光，安庆出了邓稼先，一个找石油，一个造原子弹，都是新中国的脊梁，又扯平了。
中国象棋湖北有柳大华，围棋安庆有号称“南刘北过”的刘棣怀，都是旷代高手。
现代文坛湖北出了新写实派女作家方方，池莉；安庆也不示弱，不仅出了天才少年诗人海子，还出了先锋派代表作家潘军。
娱乐圈湖北出了个大美女徐帆，安庆则出了田海蓉、李小璐，四小名旦占了两个，名气虽没徐帆大，但比徐帆年轻，属新新人类。
看来，作为皖江文化最西边堡垒的安庆，确实不辱使命，有那么一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世世代代精英辈出，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九头鸟”后话的“三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安庆佬”，是一种善意的评价，也是皖江文化流露出的一种自信。
地上湖北佬篇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九头鸟”的比喻，有褒有贬。褒义是说他的聪明、能干；一般的鸟只有一个头，与有九个头的鸟打交道，当然不是对手，很难缠。有人用“狡黠的机智”来区分湖北人的“聪明”与其他省人的不同。比如说，广东人如果想要骗你钱，一开始就骗，中途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举例一个杯子原本是5块钱，但广东人一开始想骗你就卖10块钱，但湖北人是一开始用8块钱卖你，让你觉得比较便宜而与他成交，然后中途趁你不注意时搞点小动作，换一个只值4块钱的破杯子给你。或许就是这种小动作，让人觉得湖北人难缠、奸诈。武汉的所谓有钱人也扣扪得让人从心底瞧不起.因此.我不喜欢鄂东的湖北人.也不愿去冬冷夏热的武汉.更不愿与排外和欺生武汉的小市民“汉板板们”一般见识.
然而.这次来武汉，是为了跑一趟省政府对街的教育厅.给我家公子改签毕业生派遣证，这是他落户和工作到深圳所必需的.车到武昌.早早就给我住小东门的小妹发了个短信.希望借宿一晚.可等了半天才收到回复.不是情理中的欢迎.而是“可以”二字.虽然大热的天.我顿生寒意.武汉人待客之道.刚刚开始领教了.
晚上6点，我拎着手包走出武昌站，望着城市的万家灯火，车水马龙，一片茫然。习惯了宜昌的乡音，乍然间，听着满街的“汉语”，一时还难以适应。操着有些晦涩的普通话，向广场上摆摊的小贩打听了一下大致的方位，便走向了小妹所住的小东门方向。小妹好象忘了我来访.没点音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还有些许忐忑，我仍旧进入了小妹所住的金沙小区。老婆交待.过亲友家门而不入.招人闲话.
武汉.传说中的“火炉”，蒙着一层神密的纱，正如那晚混浊的夜幕。小妹家似“火炉”，我汗流不止.小妹并没开空调的意思.我只好使劲抽着自带的香烟.尽量装着若无其事的瞎聊.至到一个多小时后.当老总的妹夫接上晚自习的外甥女回家.妹夫打开了空调.送来徐徐凉风.我的心境才慢慢好起来.
待睡下了后.才想起今天因为太忙于跑大学去办手续.午饭都忘了吃呢. 待妹妹家都入睡了.我又悄悄的下楼外出 .上街买了点吃的，草草打发了饥肠辘辘的肚子，方才回屋躺下.武汉哟.房子真不错.总觉得少了些人情味.武汉这地方的风气如此.
我第一次到武汉.记得是95年进武汉冶金大学进修，至今一幌十多年了.当年听班里的同学们讲了“生动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他略带诙谐地说，初来乍到，或许慢慢地就会知道武汉有“三多”，一个是“老子”多，一个是“婊子”多。当然，最后一个“板妈养的”多，他没好意思说出来，我是听身边的某些本地学生“嘟囔”出来的。由此，这“三多”成了自己心中对武汉的最大玄疑，直到切身体味。
每次走在街上，听着几乎充斥街道的“老子”和“婊子”，听着那确实难以适应的“汉骂”，对这个城市真的无法说出“喜欢”二字，甚至充满了厌恶。尤其是每次坐公交车的时候，随着司机那毫不讲章法的“狂飙”，听着售票员那歇斯底里的叫喊，你的心会提到嗓子眼儿，似乎进入了一场战争。记得有一次，车走到中南路，拥挤的人群中，女售票员和一位同样火爆的女乘客“擦枪走火”，爆发了一场空前的唇枪舌战，一时间，唾沫星子翻飞，骂声不绝于耳，我和同学叫了几次“买票！”，女售票员理都不理，继续战斗。害得我和同学被动地“逃”了次票，直到我们下车，“战火”仍未停息，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离开车的那一瞬间，我竟然有了想逃离这个城市的冲动。直到进修结束，这个印象都始终无法改变。
后来. 走进社会，接触的武汉人越来越多，虽然企业远在宜昌.单位仍有许多当年上山下乡的武汉人，但都是属于“铁饭碗”，工作与生活的空间几乎限于一个工厂，上班下班，基本上近似于上楼下楼，过于狭小封闭的生活空间，让我很难与“武汉”隔绝，有时候，看着别人能够坐公交车上下班，都近乎羡慕。减少了接触社会的机会，当然也逐渐远离了“老子”和“婊子”“板妈养的”。身边的武汉人，也不是那么“面目狰狞”，似乎还都是和颜悦色，除了街边过早时，那些“老汉口”们听着我一口的普通话，还有些揶揄神色外，一时间，天空似乎又明朗起来，对身边的武汉人感觉，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改变，甚至有了些许喜欢的成份。每年的春节，他们回老家住一段时间，竟然有点思念的感觉了。后来才发现，那段的体会有点类似“温水煮青蛙”，因为很少有机会去别的城市，没有比较，沉浸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慢慢地也就失去了“知觉”。
再后来，随着外出的机会越来越多，去过的城市也越来越多，无形中的比较，和生活的体验，让自己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那点对这座城市的好感，几乎又消失殆尽。武汉人最早的开放先驱，不是有史料记载的那些大人物，而是来自乡村土地上的农民。武汉人知道，几百年前的武汉不能叫大武汉。如今的大武汉，大部分的根须是从乡村移植来的，而这大部分的大部分，来自黄陂乡下。武汉早有说法：无陂不成镇。黄陂在外地的人多，是个事实。黄陂人在外省，被视为湖北人，黄陂人在异域，被视为中国人。无论他们在哪里，作为湖北人性格中“狠气”属性是存在的，也是显明的。 说到两句话。一句是：黄陂的锯匠，成双成对的。再一句是：黄陂烧窑卖瓦的，扎在一把的。这说明黄陂在外的手艺人也多。这也是一种“狠气”。。“九头鸟”是中国的一个经典。作为湖北人的黄陂人，影响湖北人，也融入湖北人。其性格中欠缺的一面，也是相当突出的。湖北人烂熟的一句话，叫“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这话的起因，据说是说黄陂编的帽子是尖顶，孝感编的帽子是绞了边的，而汉川编的帽子既绞了边又是尖顶。人们用这个起因，挖苦黄孝一带人奸狡的一面。
奸黄陂 狡孝感 又奸又狡是汉川 不怕奸不怕狡就怕遇到天门佬 10个天门佬比不上一个沔阳苕.前几年的一个事，汉川人在棉花里掺石头沙子卖，被央视台曝了光，这奸狡的话题又多了起来。人们开口说这话，也是作为一面镜子：为人莫奸狡.湖北人喜欢窝里斗，好比九个头相互争食，但胃只有一个，其实哪个头吃都一样。1994年经营湖北菜的“九头鸟餐厅”打入北京，并发展成连锁品牌，享誉京城。不料，其中三位经营者却在去年另起炉灶，开起“九头凤”餐馆，和“九头鸟”打起了对台。“九头凤”不仅在名称上与“九头鸟”相近，在菜色口味、餐厅装饰、经营管理、相关宣传等方面都与“九头鸟”有着相似之处。最后，二者还引发了商业知识产权的纠纷。
先说说公交车吧，武汉公交车那种近乎野蛮的“速度”暂且不提，单就不报站名这一项就让人头痛不已，好在自己对武汉还不算陌生，可怜的是那些初来乍道的外地人，望着路边呼啸而过的一个个站牌，脸上是一片茫然，好不容易“斗胆”问了一下司机，肯定是问几声不会被理睬，一旦司机被问急了，噼里啪啦冒出一连串的“汉语”，足以把你“噎”回座位，等战战兢兢一头“扎”下车，随着破旧车门“咣当”一声响，保证身后还会传来司机一句莫名的“汉骂”，让你下次看见公交车保证两腿发软。甚至包括那些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往往是三五成群，叽叽喳喳跳上车，弄得一车人不安神，这且不说，不时从他们口中嘣出的“汉骂”，也会让你目瞪口呆，真的是“教育”从娃娃抓起。还有那过站不停，或者是停在马路中间下客，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顺便也比较一下，且不说北京、上海、深圳那些城市了，就是像厦门、长沙、郑州这些城市，自己每次有机会总是会去体验一下他们的公交车，感触还是颇深，至少在规范和秩序方面，武汉的公交还真的差距太远。记得有次在郑州，一位乘客从后门上了车，司机硬是把车停在路边，让那位司机从后门下来，再从前门上来，才继续开车。而在武汉，在没有普及无人售票车之前，前后门乘客一拥而上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叹为观止。
再说的士吧。武汉的的士司机，似乎是全国牢骚最多，最没有耐心的了。每次“打的”，总能听见司机嘴里骂骂咧咧，似乎旁人欠了他什么东西一样。每遇稍有堵车，就会立马绕道，或者从人行道“横”行过去，或者干脆逆行把对面的车也全部堵死（当然，在这方面武汉的公交车更是当仁不让）。在下班的时候“打的”，如果正逢司机交接班的高峰，那你可惨了，几乎百分百地被拒载，若是一概不拉也就罢了，往往是大部分司机还停下车来，问你到哪里，一旦和他交车的地点不同向，就一踩油门，一溜烟跑了，弄得你空欢喜一场不说，还白费了口舌。坐到车上也是，总要为了行车路线和司机讨价还价一番，在的士司机眼里，巴不得全市没有一个红绿灯，似乎全国就他一人时间最宝贵。只要路上有红灯，巴不得把灯一口吞掉，嘴里喋喋不休，让你坐在边上，无由地怎么就有一丝愧疚，似乎给完钱后还欠司机一个人情似的，忐忑不安。
最后说说武汉的路。走遍全国，再找不出第二个比武汉更加混乱的马路，宽阔的马路，简直就是一个集贸市场，到处是乱穿马路的行人，到处是横七竖八不进站就停靠的公交车，还有到处“见缝插针”的的士，踩着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招摇过市，甚至沿着马路中间的双黄线练习骑车技术的各色人等，那叫一个“乱”啊，乱得你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即使你规规矩矩地沿着斑马线过马路，看着两边呼啸而至，丝毫没有减速意识的车辆，保证你的心跳立马可以达到120。大一点的十字路口，基本既无过街天桥，亦无地下通道，过条马路，要等两、三个红绿灯，一时间你也忽然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行人横穿马路了。仔细想想那个号称全国最长的最豪华的江滩公园的地面铺的笔直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理石、花岗石、水磨石，想想那横跨长江的五、六座大桥，你就奇怪这个城市难道就真的穷到建不起几座人行天桥和地下行人通道吗？钱都用在了“面子工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也只能往后靠一靠了。城市的“乱”，根源在哪里？值得深思。。。为何自古以来就浸染在商业文化之中，且又有“九头鸟”聪明的湖北人，就是形成不了如明清时期享誉全国的“徽商”、“晋商”、“潮商”等大商帮呢？明清十大商帮没有“鄂商”的踪影，现在又是上海、浙江、广东的商人出风头。这其中蹊跷值得探寻。
武汉，其上市公司的数量仅次于闪闪发光的上海，但自1985年以后，湖北的发展相对滞后了，现在人们经常用“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来形容湖北经济发展的现状，如今的湖北人在心态上也有些失落--南方发财、北方当官、西部大开发沾不上边、中国经济的第四增长极又落在东北，无论哪一桩都没自己什么事。
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不出门是个福人。在外过得好的人，也总还是想家的。家是灵魂的住所。所以有“落叶归根”说：人类遵循自然的一个天性。
终于到了第二天早晨，随妹夫的车来到省政府对街的教育厅.妹夫招待我吃了碗牛肉面后.我速去办理了毕业生派遣证.尽快登上了离去的汉光高速车.回头望这个城市，始终还是无法融入它，甚至总想离开它，既是人生的悲哀，也是这个城市的悲哀。对这个城市，真的是厌恶多于欢喜，面对它，只能是一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