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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右军篇一:王右军原文|翻译|赏析
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遇羽客，爱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翻译 王羲之曾经官封右军,性情清朗天真,潇洒的风韵超脱风尘
你在浙江山阴遇到一个爱养鹅的道士,对他养的鹅欢喜异常
你为他快速挥毫写下道经,笔法精微,出神入化
写完,大笔一扔,赶着道士回赠你的白鹅群,头也不回,更别说答谢主人了
赏析 这首写得不错,一定是喝过茅台后写的,比写西施好!看来李白爱酒不爱色.
把王羲之清真潇洒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这是一个关于王羲之的故事:
王羲之爱上了一个道士养的鹅(我猜一定不是一般的鹅,应该是天鹅,不然王羲之怎么会没有钱买呢?),就想用玉饰换一只,道士不干,道士要求王羲之为他写一部道经,然后就把整群的天鹅送给王羲之.
以现在的经济眼光看,王羲之亏大了,他的这幅字可以价值恩多的天鹅.
此诗好就好在最后一句: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一个活脱脱天真潇洒的形象就这样展现我们面前!
扫素写道经,一个扫字用得相当入神,使读者如亲眼目睹!
王右军篇二:“王右军”考论
“王右军”考论
吴大新/文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述魏晋人物，1130则遗闻轶事，有43则说到王羲之。在提及王羲之时，多称“王右军”。由于这部“名士教科书”影响颇大，此后“王右军”便成了王羲之的特称而世代相传。
那么，这“右军”究竟是何名物？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右将军也好，右军将军也罢，又具体是个什么官？是否领兵征战？王羲之是怎样成为
“右军”又怎么来当“会稽内史”的？来到绍兴兰亭的游客，千百次地提出类似的问题，但少有人能准确、具体解释。本人在写作《红月亮——〈兰亭序〉解读》一书过程中，也曾反复纠缠于此，并作过较为具体的考辩，今试为言之，恳请方家指正。
一、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
王右军之“右军”，文献记载不一。一云“右军将军”，一云“右将军”，今多从《晋书》作“右军将军”。我将唐以前的历史记录大致罗列一下：
1、
记为“右将军”的：
南朝宋何法盛的《晋中兴书》：“王羲之，……累迁为右将军。”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释道敬者，本琅邪胄族，晋右将军王羲之曾孙，避世出家。”
南朝梁代所见《王氏谱》：“凝之，字叔平，右将军羲之第二子也。”“肃之，字幼恭，右将军羲之第四子。”（见《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条、“排调”篇“苻郎初过江”条刘孝标注引）
南朝梁代所见《献之别传》：“（献之）祖父旷，淮南太守。父王羲之，右将军。”（见《世说新语?德行》“王之敬病笃”条刘孝标注引）
《陈书?始兴王伯茂传》：天嘉二年（561），“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将军王羲之及诸名贤遗迹。”
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
唐何延之《兰亭记》：“《兰亭》者，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
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今古独立者，见乎晋会稽内史右将军琅琊王羲之。”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 “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敢致书司空高平郗公足下……”“维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将军王羲之记”。
2、
记为“右军将军”的：
北朝魏王愔《文字志》：“王羲之，字逸少……累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见《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言王右军”条刘孝标注引）
唐《晋书?王羲之传》：“……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唐张怀瓘《书断》：“王羲之，字逸少……累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总的看，唐以前几乎都作“右将军”，唐以后，《晋书》正史一出，“舆论一律”，多作“右军将军”了。十分不解的是，《晋书》的“总编”是房玄龄，但据唐卢元卿《法书录》，在鉴定“逸少书一卷四帖”时仍作“晋右将军会稽内史”，而跋尾题署的名单中就有房玄龄！唐以后作“右将军”的尽管是少数，可注意的是宋朝桑世昌《兰亭考》详列兰亭之会四十二人名单时，首者俨然为“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
3、
我的推断：
从现有文献来看，断王羲之为“右将军”似较正确。六朝人记载王羲之官位的《晋中兴书》、《王氏谱》、《献之别传》、《高僧传》、《采古今能书人名》及《文字志》中，只有《文字志》作“右军将军”。《文字志》作者王愔系北魏书家，对江左职官制度并不了解，讲的又是书法，并非专门的人物传记，且误将右军父王旷之“旷”写为“矿”，似不够严谨，有北人“道听途说”南人之嫌。《王氏谱》则是专门的人物志，故可信度较大。
上述推定，还是泛泛而论。现在，我们换个思路，从王羲之一生的仕历，结合晋代的官品来考证，可能比较使人信服。
纵观王羲之一生，先后曾任10个职位：（起家）秘书郎；会稽王友；临州内史；征西将军（庾亮）参军；征西将军长史；（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拜）护军将军；（迁）右将军；（出）右将军（或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这10
个职位，从品位上说，计四个级差。查《通典?职官十九?晋官品》可知：秘书郎为第六品——临州内史为第五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为四品——护军将军为三品——右将军仍为三品（会稽内史则为五品）。
这样就清晰了。问题的焦点在于：王羲之若为右军将军，则与前官、死后赠官难相衔接。第一，王羲之从三品的护军将军出任三品的右将军、会稽内史，完全正常。而如果是“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就降为四品了，这种安排不大可能。第二，《晋书》本传称，王羲之“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金紫即金章紫绶。《晋书?职官志》云：“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者，品秩第二。”一般而言，魏晋优礼大臣，死时赠官只“晋”一级。因此，二品的赠官只能给三品的右将军，不能给四品的右军将军。第三，两晋门阀，子承父位。王羲之长子玄之早卒，次子王凝之沾了父亲的光，他的最后官职是“左将军、会稽内史”（见《晋书列传第五十》）。左将军与右将军是同一系列、同一品位的。这样，王羲之“右将军”与王凝之“左将军”也合上了。
现在我们再来读王羲之自己写的《临河序》：“右将军司马太原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孙承公即孙统，时官“右将军司马”，而这个“右将军”，就是王羲之本人！
结论：王羲之应为右将军。
二、右军将军、右将军究竟是怎么一个官职？
1、右军将军是晋代宿卫皇宫的禁卫军将领。
《晋书?职官志》释右军将军如下：“左、右、前、后军将军，案魏明帝时有左军，则左军魏官也，至晋不改。武帝初又置前军、右军，泰始八年又置后军。是为四军。”这是说，右军将军与左军将军、前军将军、后军将军相对，合为“四军”，因而称之为“四军将军”。
四军将军职典皇宫宿卫。南朝宋刘道荟《晋起居注》：“泰始八年，置后军将军，掌宿卫。”此其强证。西晋初，有“宿卫七军”之说。《晋书》、《宋书》职官志皆云：晋武帝初，省领军将军，“使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前后左右、骁骑七军营兵，即领军之任也”。这里的“二卫”，指左卫将军、右卫将军；“前后左右”指左军将军、右军将军、前军将军、后军将军；他们与骁骑将军一起，组成了宿卫七军，由中军将军（领军将军）统帅。左卫、右卫将军负责宫城核心即宫殿的保卫，左右前后四军将军则负责宫城内及宫城门的警戒。因此，右军将军是晋代保卫宫城的禁卫军将领之一。
由于右军将军职典宿卫，故位置机要。熟悉西晋“八王之乱”的读者知道，杨骏与贾后政争，杨氏速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左军将军刘豫、右军将军裴頠支持了贾后；后来，赵王伦又是利用“领右军将军”的机会向贾后发动宫庭政变的。
2、右将军是汉以来主征讨的重号将军。
右将军是相对于左将军、前将军、后将军而言的，合称为“四将军”。《后汉书?百官志一》引蔡质《汉仪》曰：“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将军，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杜佑《通典卷二十八?职官?武官下?将军总叙》云：“汉兴，置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车骑将军、左右前后将军，皆金印紫绶，位次上卿，掌京师兵卫，四夷屯警。”
《史记》卷一百十一述卫青击匈奴云：“其明年春，大将军青出定襄，合骑侯敖为中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谵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斩首数千级。”可见，右将军在汉代是野战军的统帅之一。不过，那时非常设，故《后汉书?百官志》云：“左、右、前、后将军，皆主征伐，事讫皆罢。”
三国时，因魏、蜀、吴长期对峙，征伐不休，难以“事讫”，故左右前后将军几乎成了常设。蜀汉猛将张飞就是右将军。太和二年（228），蜀军东征，魏明帝命右将军张郃率五万大军阻击，在街亭与马谡相遇，大败之。诸葛亮怒斩马谡，并从丞相自贬三级，“为右将军”。右将军之名，此后似乎成了如今“五虎上将”之一那样而赫赫有名。
西晋时，左将军、右将军、前将军、后将军并不常置，但它属于“重号将军”，不同于一般的杂号将军。“右将军”之名往往冠之于在外征讨的重要战将。武帝征吴，唐彬作为前锋，战功显著，诏彬为“右将军”（《晋书?唐彬传》）。西晋末，陈敏在江南征叛，也授“右将军”。东晋沿之。其立国之初，王导为右将军。直到晋末，桓玄篡位，前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讨之。（见《晋帝纪十》）。
3、左、右、前、后既是一个方位概念，也是一个排序概念。
左、右、前、后原来是一个方位概念，“中央”或主帅坐北朝南，则东为左，西为右，南为前，北为后。西汉京师三辅中有左冯翊、右扶风，就是分别辖长安之东、西二个行政区。所以，就原初意义，汉代的左将军、右将军、前将军、后将军，是按主帅打仗的阵法来排列的，后来则演变为按征讨四方的方位分别称之；而晋武帝设左、右、前、后军四军，则表示其兵营分别卫戍宫城的四个方位。
后来，左、右、前、后又加入了大小排序的内容。汉代是尊“右”的，“无出其右”、“右姓”、“右族”、“豪右”等概念就形成于汉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云“位在廉颇之右”，是说蔺之地位较廉为高。颜师古注《汉书?周昌传》曰：“是时尊右而卑左，故谓贬秩位为左迁。”因此，汉代右将军位在左将军之上。三国时，左右前后的排列次序为：前、左、右、后。到了两晋，则以左、右、前、后为次了。
三、右将军与右军将军究竟有什么不同？
南开大学教授朱铸禹先生是治《世说新语》的权威。在《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王子敬病笃”条中，朱注云：
《晋书?王羲之传》记王羲之职为“右军将军”，《晋书?职官志》有左、右、前、后军将军，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作“晋右将军王羲之”。作“右将军”当是“右军将军”之省称。
朱先生称“右将军”为“右军将军”之省称，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右将军与右军将军虽一字之差，却完全是二个系列的将军。两者的差别十分明显：右将军作为野战统帅之一，始于汉代，右军将军作为禁卫军将领，则始于西晋；右军将军主宫城内宿卫，，右将军虽也典禁兵，但主要是对外征伐；右军将军是四品，右将军是三品（详见《通典?晋官品》）；右军将军是银印青绶，右将军是金印紫绶。
简单说，右将军与右军将军在东晋差一个品位。《晋书?列传三十四》云：秦献王司马柬“拜左将军，领右军将军。”官高而仍旧职者曰“领”，左将军领右军将军，就是三品的左将军兼任四品的右军将军。桓伊将军在世时任右军将军，死时“赠右将军”，大概就是给他“提”了一级。
东晋时，右将军与右军将军皆为中央直属武官。在晋代皇帝出行的仪仗队中，它们都列在其中，着武冠，均“鼓吹一部，七人”。无论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至少到东晋永和时代，均为实职，均为实际的领兵之官。《晋书?职官志》云：“其卫、镇、四军如五校，各置千人，”可知其时右军将军所领的营兵有一千人。这也可从《晋书?桓伊传》中得到印证：桓伊与谢玄等打胜了淝水之战，“以功封永修县侯，进号右军将军”。后拜护军将军，“以右军府千人自随，配护军府”。
到了南朝宋、齐、梁、陈，尤其是梁以后，将军之名逐渐虚化，最后变为位置大臣的优崇名号了。来看岳飞之孙岳珂的叙述：
自宋、齐、梁、陈、后魏、北齐以来，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此正如国初军制皆以御史为品秩，谓之“加宪衔”也。梁制，虽亲王起家，未加将军不开府、不置佐吏官，可见一时以此号为重，然其实未尝将屯(兵)，亦虚名耳。
《辞海?中国古代史分册》释“右军”如下：“魏晋至南北朝，置中军及左右前后军各将军，但非常设，亦非实际领兵之官。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因而有王右军之称。”
用职官称呼，古人相沿成例。以“王右军”称王羲之，如同“杜工部”称杜甫。这似乎没有错。问题在于王羲之任的并非右军将军。至于“魏晋至南北朝”，跨时300多年，其间将军名号繁多，其职授变化多矣，岂能概而言之？《辞海》的这种解释，不仅十分空泛，并且很不准确；“非实际领兵之官”也太笼统，显然缺乏具体的历史分析，说南北朝可以，说魏晋便错了！
四、右将军可以简称为“右军”吗？
右军将军简称“右军”，似乎很顺；右将军简称“右军”，好象勉强。其实不然，甚至恰恰相反。
《晋书·郭默传》：
朝廷将征苏峻，惧其为乱，召默拜后将军，领屯骑校尉。……会峻死，围解，征为右军将军。默乐为边将，不愿宿卫。及赴召，谓平南将军刘胤曰：“我将御胡而不见用。右军主禁兵，若疆场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将卒无素，恩信不著，以此临敌，少有不败矣！”
按：“征为右军将军”应是“征为右将军”之误。郭默先已为“后将军”，与右将军同一品级。此人骁勇难驯，朝廷在苏峻之乱刚平息时，不可能给其左迁。查《晋书·成帝纪》，果如此：“十二月壬辰，右将军郭默害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刘胤。”
在郭默任后将军时，《晋书·温峤传》载其讨苏峻檄文云：“后将军郭默、冠军将军赵胤、奋武将军龚保……郭后军、赵、龚三将……”。这里，前面称“后将军郭默”，后面径直简称“郭后军”，说明“后将军”可简称为“后军”。同理相推，东晋时左将军也可简称“左军”、右将军也可简称“右军”。如王凝之曾任左将军，《幽明录》称：“晋左军琅邪王凝之夫人谢氏，顿亡两男，痛哀过甚，衔泪六年”。王羲之曾任右将军，因而有“王右军”之称。
继东晋之后是南朝宋，其职官基本沿用东晋制度。宋代称右将军也习惯简称“右军”。《宋书?文五王传》载：孝建三年，广陵王刘诞反于广陵，沈庆之往讨之。刘诞奉表投之城外，有“右军、宣简，爰及武昌，皆以无罪，并遇枉酷”云云。这里的“右军”指南平王刘铄，“宣简”指刘宏。刘铄曾为“右将军”，本传失记，但《宋书?杜骥传》有记：其兄杜坦于元嘉中尝官“南平王铄右将军司马”；《宋书·范晔传》亦记：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右将军南平王出镇”。可见，刘铄任的是“右将军”，但刘诞则以“右军”简称之。
值得注意的是，两晋时前军将军、后军将军、左军将军、右军将军等“四军将军”，属官中置司马、功曹、主薄，但不置长史，而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等“四将军”是置长史的。《九家旧晋书辑本》载：“陶猷字恭豫，璜从孙。王导以江东俊望，请为右军长史”。时王导任的是右将军，此“右军长史”是右将军长史，此“右军”即右将军之简称。《晋书?孙绰传》叙孙绰仕历，谓“王羲之请为右军长史”，不仅从另一个侧面，铁证了王羲之任的是右将军而非右军将军，而且也说明东晋时右将军一般简称为“右军”。
五、右将军、右军将军的混乱是如何造成的？
历史上许多人往往将前后左右将军与前后左右军将军混淆，尤其是唐以后。其中的原因，主要出在杜佑的《通典》上。《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史，后世影响很大。《通典?职官十一?武官下》“前后左右将军”条，将《晋书?职官志》释左军、右军、前军、后军将军等“四军将军”条与《宋书?百官志》释左、右、前、后将军等“四将军”条合而为一，加以等同，给后世引用者制造了混乱：
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来复置。晋武初又置前军、左军、右军；泰始八年，又置后军，是为四军。……大唐无。
公认为权威的《通典》如此差错，以致后人一错再错，也就不奇怪了。
事实上，《晋书》中混淆右将军与右军将军之类的错误就很多。前述郭默是一个例子，其它尚如：
1、《晋书·桓伊传》谓桓伊“右军将军”，但在《晋书?忠敬王遵传》中，则称“右将军桓伊尝诣遵”云云。
2、《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八月丙辰，省右将军官”，当为“省右军将军”之误；五年六月，“罢镇军将军，复置左、右将军官”，错误同样；泰始八年，“置后将军，以备四军”，此处之“后将军”，显系“后军将军”之误。
3、《晋书?舆服志》之《中朝大驾卤薄》，说的是天子出行时的仪仗队，第五行“次左将军在左、前将军在右，并驾一”，左将军应为左军将军、前将军应为前军将军。后面“次后军将军在左，右将军在右”中，“右将军”应为右军将军。
4、《晋书·惠帝纪》称“左将军刘预”，而在《裴頠传》中则称“左军将军刘预”，后者为是。
5、《晋书?成都王颖传》：“左将军王舆杀孙秀”，而在同书《惠帝纪》中则曰：“左卫将军王舆……禽伦党孙秀。”这里又将“左将军”与“左卫将军”相混了！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混乱，可能与“大唐无”有关，即唐朝以后右将军也好、右军将军也罢，都不再见于当朝制度，虽一字之差，但其区别再也没人清楚了。而我们现在读到的《晋书》是唐朝编的。北宋《太平御览》之“职官部”，右将军等“四将军”所引史料，既有为此诸职者，又有为右军将军等“四军将军”的，说明当时已完全混淆了。胡三省注《通鉴》，竟然说四将军即四军将军：“魏晋以来官制，左、右、前、后将军，是为四军”。此后，人们多承《世说新语》的称呼，左一个“王右军”，右一个“王右军”，至于“右军”为何物，再也无人深究，有时甚至是“两存之”。《建康实录》卷八永和十一年条就是这样自相矛盾：，一头载其拜“右将军、会稽内史”，一头又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称病去官”
六、王羲之是怎样当右将军的？
记录王羲之为“右将军”最有价值的一条史料，来自距王羲之时代最近的南朝宋何法盛的《晋中兴书》：“王羲之，……累迁为右将军。不乐京师，遂往会稽。”这一史料，保存在《太平御览?职官部三六·右将军》之中。它提供给我们最有价值的信息是：王羲之并不是如《晋书》所传的那样，苦求宣城不成，“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就是说，将军与内史不是同时任命的，而是先“累迁为右将军”，因“不乐京师”才去做会稽内史的！其二，“会稽内史”前，其军号是“右将军”，不是“右军将军”。
那么，王羲之是怎样成为右将军的呢？
1、在迁右将军之前，王羲之任的是护军将军。
咸康五年（339），随着王导、郗鉴、庾亮等开国元勋的相继去世，东晋士族新一轮角逐开始了。
桓温取得了镇荆、江上游之势，朝廷感到难制，于是起用了大名士殷浩，欲与之抗衡。殷浩势单力薄，又欲借重大族，便再三请求王羲之出山。《资治通鉴》云：“浩以征北长史荀羡、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羡为吴国内史，王羲之为护军将军，以为羽翼。”时在永和三年底或永和四年初。
护军将军是两晋时期仅次于领军将军的中央禁卫军高级将领。两晋时中央禁卫军主要由以下组成：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是为“六军”；前军、后军、左军、右军，是为“四军”；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是为“五校”。在这六军、四军、五校之中，级别最高、权力最大的是六军中的领军将军和护军将军。《南齐书?百官志》有“诸为将军官，皆敬领、护”之语。领军将军统领左右卫、骁骑、游击及左右前后四军，但不再有自己直属的兵营；护军将军统领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五校”，并有自己的直属兵营。护军将军府置长史、司马、功曹、主薄、五官等，受命出征，还置参军。
东晋时护军将军职授主要有三：一是负责京师卫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护军将军者，军卫要职，与领军并掌禁兵者也”。按晋、宋职官志，领军将军掌“内军”，负责宫城内宿卫；护军将军掌“外军”，负责宫城外京师内的防务。护军将军不仅有直属亲兵千人，而且统领禁卫军中的五校各千人。因此，其时王羲之将军统率着一支六千人的军队。这一点可在《晋书·王敦传》“护军屯金城六千人”一语中得到印证。二是职典武选，即“主武官选”。护军将军相当于军队中的“吏部尚书”（参见《魏略》）。三是点校兵员。从《晋书·邓攸传》可知，护军将军负责料校“中外兵数”。王羲之的《护军教》也旁证了此点。
2、迁右将军之时，王羲之负责京师要塞之防务。
护军将军有“上直之劳”，不仅军务繁忙，而且“参副朝右”（《晋书·周凯传》），在朝政中位列显要。但王羲之本人志在做恒温、殷浩之间的调停人。《与殷浩书》讲得十分明确：“若蒙驱驰，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此处欲“宣国家威德”的“关陇、巴蜀”，时乃桓温之势力范围。
王羲之是一个固执的人。在授护军将军之后，仍在坚持已见，再三推辞护军之职。于是，朝廷便迁他为右将军。
东晋时的右将军，主要负责石头城的防务。《晋书·明帝纪》：“右将军卞敦守石头”。《晋书·周札传》：“转右将军、都督石头水陆军……王敦举兵攻石头，札开门应敦”。石头即石头城，是东晋首都建康最重要的军事要塞。宋《六朝事迹类编》云：“石城，建康之西。孙权沿淮立栅，又于江岸必争之地筑城曰石头，常以腹心大臣镇守之。……诸葛亮论金陵形势云：钟山龙盘，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正谓此也。”
东晋首都建康分三大组团：中为台城，在今鸡鸣山南，是皇宫和中央政府（台、省）所在地；东4里为东府城，在今通济门附近，乃宰相、王公等住地；西9里为石头城，在今清凉山、长江边上，就是诸葛亮所称的“虎踞”之地。
因石头城在皇宫之西面，“西”与“右”相应，故镇守之将称为“右将军”。《老子》云：“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魏晋流行老庄文化，所以“右将军”之称对于一个领兵打仗者，心理上也更易接受。右将军虽与护军将军同为三品，但地位更为优崇。右将军不仅负责石头城之防务，也有对外征讨之任。迁王羲之为右将军，既满足了殷浩借王氏大族威慑桓温的需要，也满足了王羲之寻机被使、“宣国家威德”的愿望。
3、在迁右将军之后，王羲之曾“苦求宣城”。
《晋书·王羲之传》云：“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可事实上，王羲之是由护军而迁右军，再“苦求宣城”的。那么，为什么要“苦求宣城”呢？这里隐藏着一段鲜人为知的门阀之争。对此，北大田余庆先生有非常精到的分析。本人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上对这一过程也有详细的叙述。
简单说，东晋时的宣城不是孤立一郡，宣城作为扬州江东一郡
与江西诸郡乃至侨置的豫州是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战略军事区域（“都督区”）；这一区域是京师建康的西南门户，直接抗衡着上游荆、江的压力，当年王敦造反、苏峻祖约动乱，首先就是占领这一地区；这一区域由于具有夹长江而扼建康之势，曾是王、庾二族激烈相争之地，尤其是王允之与庾怿，搞得你死我活。因此，王羲之所谓的“苦求宣城”，是以退为进，其真实动机是：
首先，王羲之苦求外放，理由同郭默。当年郭默拒任右将军，理由是“右军主禁兵，若疆场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王羲之“不乐京师”是假，“乐为边将”是真。
其次，王羲之苦求宣城，学的是当年庾亮。《晋书?成帝纪》：咸和四年三月，诏护军将军庾亮为“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庾亮此前，也是护军将军，也是苦求，也是宣城。宣城意味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王羲之“苦求宣城”，决非想做“宣城太守”而已。
再次，为王氏谋取更大的军权。田余庆先生指出：东晋是“士族专兵”，而且“以军权谋求门户利益，本是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之一”。琅玡王氏时第一代死亡略尽，第二代中被田余庆先生评为“企图以军事实力维持王氏家族利益最后一个”的王允之，永和中也已死，其余出众者王彪之、王恬、王洽等基本守在京师做朝官，或守在三吴王氏传统势力范围之内。一句话，“入相”的很多，“出将”的很少。王胡之本吴兴太守，永和五年石虎死，出为西中郎将、司州刺史、假节，但“未行先卒”。此时令誉最高的是王羲之，他以右将军之身苦求宣城，就是想接过王允之的旗帜，“企图以军事实力维持王氏家族利益”。
七、右将军会稽内史是否仍然掌兵？
王羲之为什么会来到会稽？《晋书》本传称：“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意思似乎是王羲之无心于政治，才来到“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的会稽。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
其一，如前所述，王羲之本来是“苦求宣城”，志在出镇建康西南门户乃至北伐前线的豫州。其二，“（王）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晋书》本传）。王述与右军齐名，两人“情好不协”，王羲之“代”王述为会稽内史，是否十分情愿？其三，“不乐京师”的原因，主要还在当时的政治斗争。时殷浩与镇上游的桓温已成一对冤家，殷浩引王羲之“以为羽翼”，使右军处于夹缝之中。
所以，真实的情形应该是：右将军王羲之“苦求宣城”不成，王述丁忧，会稽内史出缺，暂由王羲之“代”之。
那么，曾历江州刺史、护军将军的王羲之出镇会稽，是否“屈就”呢？其“右将军”，是否还为“实际领兵之官”呢？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东晋行封建，诸侯设王国，所在之郡守称“内史”。永和时代，会稽为宰辅司马昱的封国。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引韩康伯《王述碑》云：“述迁会稽太守，……关河之重，泱泱大邦。”东晋时会稽辖境比今之绍兴市要大得多，钱塘江以东包括今萧山、宁波、舟山等均属会稽。所谓“关、河之重，泱泱大邦”，其实早在东晋初元帝就说过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
时会稽乃三吴腹心，可谓东晋战略大后方。苏峻之乱后，东晋一度曾想迁都会稽。永和年代，东晋北伐，军粮很大程度上仰仗于会稽。所以，一般的郡守，秩二千石（月俸米120斛），但会稽内史是“中二千石”（中，满也。月俸米180斛）。因此，由三品官出任会稽内史，在东晋比比皆是，王羲之并不委屈。
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东晋的行政体制，分都督区、州、郡国、县四级。都督区是一个跨州、郡的军事建制，都督就是一个战略军事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东晋分为八个都督区：扬州都督区、荆州都督区、江州都督区、徐州兖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交州广州都督区、益州宁州雍州梁州都督区、会稽都督区。以郡国的地位而为方镇者，只有会稽内史一职。会稽内史都督的区域是浙东五郡：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基本覆盖了今浙江省及安徽西南部。通俗地说，右将军、会稽内史就相当于如今“第八大军区司令员”。
正因为会稽内史为一大方镇，故每当朝廷有重大军事行动，往往派遣重要官员出守。“太宁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谋起兵，乃迁（邓）攸为会稽太守”。（《晋书·邓攸传》）咸和元年（326），“时将征苏峻，司徒王导欲出（王）舒为外援，乃授抚军将军、会稽内史，秩中二千石。”（《晋书·王舒传》）待苏峻之乱发生，“会稽内史王舒以庾冰行奋武将军，使将兵一万，西渡浙东。”（《通鉴·晋纪十六》）
因此，右将军、会稽内史是一个军、民并治且以军事为主的官职，王羲之在会稽，仍为实际领兵之官。我们从孙绰的传记以及兰亭会上的名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时右将军、会稽内史下设二府：一为右将军府，掌军事，孙绰是右将军府的“长史”；一为郡国府，理民事，魏滂是郡国府的“功曹”。
其实，以“右将军”而领会稽内史的，在王羲之以前就有先例：东晋初，周札本为“右将军、都督石头水陆军事”；王敦之乱后，“迁右将军、会稽内史”（《晋书·周札传》）。王羲之由镇守石头城的右将军而右将军、会稽内史，与周札的情形基本相同。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王羲之，其本来面目是一个军人，故当世也好、后世也好，都以“王右军”称之。只是其能书之名太大，盖过了其将军之身。至于“右军”为何名物，至今还少有人真正研究过。
王右军篇三:王羲之《书论》及译文
王羲之書論及譯文(2010-02-03 20: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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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書論
王羲之《书论》载于朱长文《墨池编》等书。其论既承卫铄,又继蔡邕,重要的是“字居心后”,“意在笔前”之“心”、“意”之说。 “心”、“意”指的是意会、意趣、情韵、情致。“势”指的是由此“心”、“意”引申而来的对于所书字形的具体审美要求。“势”的把握,就是字的形体的动态美的创造,就是书法主题个性的充分展示,无论是临摹、构思还是创作都是这样。王羲之以“意”评书,这是书法艺术走向独立、自觉在理论上的反映。原文： 夫书者,玄妙之伎也⑴,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⑵。大抵书须存思,余览李斯等论笔势,及钟繇书,骨甚是不轻,恐子孙不记,故叙而论之⑶。夫书字贵平正安稳。先须用笔,有偃有仰,有攲有侧有斜,或小或大,或长或短。凡作一字,或类篆籀,或似鹄头⑷;或如散隶,或八分;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蝌蚪;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欲书先构筋力,然后装束,必注意详雅起发,绵密疏阔相间⑸。每作一点,必须悬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后曳。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或竖牵如深林之乔木,而屈折如钢钩;或上尖如枯秆,或下细若针芒⑹;或转侧之势似飞鸟空坠,或棱侧之形如流水激来。作一字,横竖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成。第一须存筋藏锋,灭迹隐端。用尖笔须落锋混成,无使毫露浮怯,举新笔爽爽若神,即不求于点画瑕玷也⑺。为一字,数体俱入。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⑻。强弱不等,则蹉跌不入⑼。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新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仍下笔不用急,故须迟,何也?笔是将军,故须迟重。心欲急不宜迟,可也?心是箭锋,箭不欲迟,迟则中物不入。夫字有缓急,一字之中,何者有缓者?至如“乌”字,下手一点,点须急,横直即须迟,欲“乌”三脚急,斯乃取形势也。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若直笔急牵裹,此暂视似书,久味无力⑽。仍须用笔著墨,不过三分,不得深浸,毛弱无力⑾。墨用松节同研,久久不动弥佳矣⑿。
注释： ⑴玄妙:深奥微妙。伎:通“技”。 ⑵通人:谓学识渊博贯通古今的人。志士:有高尚志向和节操的人。 ⑶存思:用心思索。李斯等论笔势:相传秦相李斯曾著《笔妙》论势:“书之微妙与道合,然篆籀之前不可得而闻矣。”叙:记述。 ⑷篆籀:篆书及籀文。籀文,周代文字,即大篆。鹄头:大雁的头。相传古代的一种书体。 ⑸详雅起发:详雅,安详温雅。详,通祥。起发,出发。开始提笔写字。绵密疏阔相间:谓稠密开阔相间隔。指字的结体及章法安排,有疏有密,疏密相间,乃为佳作。 ⑹上尖如枯秆:上头尖锐像枯瘦的秸秆。下细若针芒:下边细如针尖。 ⑺爽爽若神:爽爽,俊朗出众的样子。意为俊朗清新若神明气爽。瑕玷:玉上的斑点或裂痕,比喻小毛病。 ⑻虚纸:柔弱的纸。强笔:毫毛强硬的笔。 ⑼蹉跌:失势,相差。不入:不合。 ⑽直笔:即纵笔,指用笔急率。 ⑾著墨不过三分:著墨不得超过三分。此意为着墨处不过笔十分之三,当保持笔毫的强力。 ⑿松节:松树结疤。因其中含有油脂,可使墨色更有光泽。
译文： 书法,是种深奥微妙的技艺,如果不是学识渊博通达且有大志之人,是学不到手的。大抵作书必须用心思索,我看李斯等人论笔势的文章,及钟繇的书法,很有功力,我担心子孙们不能记取,故作此文,记述并加以讨论。 书法,贵在平正安稳。首先要会用笔,有偃有仰,有攲有侧有斜,或大或小,或长或短。大凡写一字,或类似篆籀,或类似鹄头;或有如散隶,或近似八分；或者如虫食木叶,或者如水中蝌蚪;或者如壮士佩剑一样雄健有力,或者如妇女一样婉媚纤丽。书写要先构筑筋力,然后才可装束,必须注意安详温雅,疏容相间。作点画须悬手,作横画收笔时要先下按,然后拖笔出锋。每写一字,要用多用笔意:有的横画似八分,下笔又如篆籀;有的竖画如深林乔木,屈折之画又如钢钩有力;有的落笔尖如枯秆,竖画收笔细如针芒;有的转侧之势如飞鸟坠空而下,有的棱侧之形如流水转弯激来。一字中,纵横笔画要相关联;一行中,上下之间要连气通声,最要紧的是注意存筋骨藏锋毫,隐灭笔锋毫端的痕迹。用尖笔须落锋浑然天成,不使毫露显得漂浮怯弱,用新笔要俊朗出众如有神明,不必过分计较一点一画的瑕疵。每写一个字都要吸收各种书体的笔法,写整幅字,就要每个字都各有笔意,切忌相互雷同。纸质柔软的,用硬毫,纸质硬的,则用软毫。强弱不当就会导致笔法蹉跌,失势不合。 凡作书贵在沉稳庄静,立意在动笔之前,写字在动笔之后,未写之前,构思就已成熟了。但下笔仍然不要着急,这是为什么呢?笔是将军,所以须要谨慎稳重。心要急不宜迟缓,为什么呢?心是箭锋,箭发出去不要迟缓,迟缓则中物不深。字有缓急,那么,在一字中,缓急又体现在那里呢?如“乌”字,下笔一点,就要点得急,接下去的横直笔就要缓慢,最后一钩出锋也要迅疾有力,这种急与缓的安排,也正是为了体现“乌”字的体势形态。每逢作书要多迟少急,多曲少直,多藏少出,多起少伏,这才是书法。如果纵笔急忙牵引束裹,乍看好像是书法作品,久一回味就感觉毫无笔力了。用笔着墨方面,不要超过十分之三,免得浸墨太深使毫弱无力。墨要和松节一道研磨,越是耐磨的墨当然越好。
《长风帖》临摹本，纸本，纵27.5，厘米，横40.9厘米，11行，102字，草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长风帖》又分称《长风帖》、《贤室委顿帖》、《四纸飞白帖》。
释文:
每念长风，不可居忍。昨得其书，既毁顿，又复壮谓，深可忧。知贤室委顿，何以便尔，甚助，耿耿，念劳心。知得廿四日书，得(叔)虎廿二日书，云新年乃得发。安石昨必欲克潘家，欲克，廿五日也。足下以语张令未? 前所经由， 足下近如似欲见。今送致此四纸飞白，以为何似?能学不?
王羲之章草《寒切帖》，纸本。天津巿艺术博物馆藏。
《寒切帖》又名《廿七帖》、《谢司马帖》。唐人勾填本，有乌丝栏。纵25.6厘米，横21.5厘米，草书五行，五十字。卷尾有董其昌、娄坚题记。此帖宋代曾入绍兴内府，明代流入民间，明韩世能、王锡爵，清王时敏等递藏，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书法艺术珍品。 其中“谢司马”应为谢安。谢安为王羲之至友。谢安于升平四年（公元360年）出山为桓温西司马，时41岁。此信应写于此年，次年，即升平五年，王羲之逝世。因此，此书应是王羲之晚年书写。 此帖书体遒勁妍润，沉著流動，写时好像毫不费力，体现王羲之晚年书法高度成熟，水到渠成，极致妙处。正如唐人孙过庭说：“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平和，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所以能够“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
释文： 十一月廿七日羲之报：得十四、十八日书，知问为慰。寒切，比各佳不？念忧老久悬情。吞食甚少，劣劣！力因谢司马书，不一一。羲之报。
《上虞帖》草书，唐代摹本，硬黄纸本，纵23.5厘米，黄26纸本。现藏上海博物馆。
《上虞帖》系唐摹本。前隔水有北宋徽宗赵佶瘦金书"晋王羲之上虞帖"月白绢签。钤有南唐"集贤院御书印"半印、“内合同印”，北宋“政和”、“宣和”、双龙、“内府图书之印”，“政""和”、“宣”“和”连珠等朱文鉴藏印记。曾经南唐内府，北宋宣和内府，明晋王府、韩逢禧，清梁清标等鉴藏。
释文：
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 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 修龄来经日今在上 虞月未当去重熙旦 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 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 甚令人耿耿
王羲之《汉时帖》
王羲之《其书帖》
王羲之《旃罽胡桃帖》敦煌石室临本
王羲之《瞻近龙保帖》（唐人临本）
延伸阅读（一）右军之师：卫夫人与王廙
世人都知道卫夫人（272-349年）是王羲之的书法启蒙之师最早的文字记载，见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晋中书院（郎）李充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 羊欣的“书法早随子敬，最得王体”（庾肩吾《书品》），是王台之的再传弟子；也是传扬"王书"的功臣。他说卫夫人是王羲之的老师，当然可信。但是，王羲之的族孙王僧虔的《论书》闭口不提卫夫人和王羲之，说到王廙（276-322年）时涉及到工羲之的书法师承，他说： 王廙右军叔，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 王僧虔明确说到王羲之向王廙学过书法，肯定了王廙在东晋前期的艺术地位。他不提卫夫人是王羲之的老师，是不是要排卫尊工呢？好像不是。他还明明白白地说自己的"亡高祖丞相（王）导，亦甚有楷法，以师钟、卫，好爱无厌。"他提出王羲之书法学王廙，不过是指出曾经的事实。那么，壬羲之学书阶段的老师，除卫夫人外，还有他的叔父王廙。 在后来的书法文献中，梁朝庚肩吾《书品》只提"王廙为右军之师"，唐朝张怀瓘《书断》提卫夫人而不及王廙。但世人谈到王羲之的老师，知道卫夫人的多，却忽略了王廙。 卫夫人出自河东安邑卫氏，王廙出自琅琊王氏，都是当时著名的书门。卫氏书门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三国曹魏的卫觊，他擅长古文、鸟篆、隶、草，与钟繇的书名相当。西晋时，卫氏有卫瓘、卫恒父子是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此后的士族书门，比如清河崔氏宗尚卫派，范用卢氏师法钟书，而王导是兼师钟、卫两派。琅琊王氏成为书门，应该始自东晋的王导、王廙这一辈，晚于卫氏。 有意味的是，王书流派的传人羊欣说，卫夫人"善钟法"，这样说会不会是门派的原因，或者以为王羲之的老师理所当然是钟派圈内的人物，我们不得而知。卫夫人与卫恒同族而不同支则是事实。她的经历，《书断·中》略有记者：卫夫人名鑠，字茂猗，延尉（卫）展之女弟，（卫）恒之从女，汝阳太守李矩之妻也。隶书尤善，规矩钟公。云："碎玉壶之冰，烂遥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右军少常师之。永明五年卒，年七十八。子克（充），为中书郎，亦工書。 《晋书·卫恒传》说卫展乃卫恒的"族弟"，可见卫展、卫鑠兄妹是河东卫氏的另一支。《书断》的记载有两处讹误一直相传，需要订正。其一，既然卫展是卫恒的"族弟"，卫夫人应该是卫恒的同族"女弟"，而不是"从女"。其二，卫夫人不是"汝阴太守李矩之妻"，这个李矩是平阳人，兵家出身，东晋前期是北方的流民帅；卫夫人的丈夫是出任过江州刺史的李矩，是江夏郡的冠族，《晋书·李充传》有记载，江夏李氏也是书法世家。 卫夫人的书迹，《淳化阁帖》卷五有正书《急就帖》，经来朝的书论家鉴定，是伪作，不足据，我们只能借助"善钟法"的记载和钟繇的传世书迹来揣摩卫夫人的风范了。王廙的书迹，《淳化阁帖》卷二收刻五帖：《甘四日帖》是伪作；正书《祥除帖》和《昨表貼》是"传钟法"；《七月》字字独立，笔画沉厚，有章草遗意；《嫂如何》行笔流畅，体态与后来的二王草书相近。这四帖保存了王廙书法的大致模样。 王羲之的书法师承，无论是师法卫夫人，还是向王廙取法，都是钟派。 （刘涛）
延伸阅读（二）“书圣”的生平和思想
晋代王羲之有“书圣”之称，其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俱入神妙之境，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 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字逸少，琅玡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后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父王旷，历官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羲之幼时不善于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晋大尉郗鉴选中他为女婿，“坦腹东床”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见《世说新语·雅量》）。朝廷公卿着重王羲之的才器，屡屡召举为官，他都辞谢。后为征西将军瘐亮参军，累迁长史，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会稽”。后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己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抒。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与王羲之同时的书法家瘐翼、郗愔都声名卓著，王羲之自谦还赶不上他俩。传说瘐亮曾向王羲之求书，羲之回答道：“（瘐）翼在彼，岂复假此！”瘐翼在荆州时，见人们竟习王羲之书体，不以为然，曾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但后来瘐翼见到王羲之答瘐亮的章草，才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瘐翼态度的改变，正是王书不断从一个层次向更高层次攀登的反映。王羲之能自拔于流俗，不断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他的创造与发展，伴随着自我生命的发展、价值理想的完成和实现。如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论书启》）虞（龠禾)也说：“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瘐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论书表》） 王羲之既有洒脱漂亮的外在风貌，“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又有富赡的内心世界。晋代玄学盛行，崇尚老庄哲学，因此，他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响。晋室南渡之初，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辞官归隐后，山阴道上行，山川相映发，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远采药石，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接纳自然万物之美，去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印证到书艺上，正如《书断》所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王羲之的《兰亭》诗写道：“仰视碧天际，俯瞰禄水滨。寥阒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评析道：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诗句：“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宗白华认为“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我们正可从上述的剖析中体会和领悟王羲之的书魂。
延伸阅读（三）
真伪参半的右军书论 传世王羲之“书论”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这些“书论”曾载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韦续《墨薮》，宋朱长文《墨池编》、陈思《书苑菁华》，明汪挺《书法粹言》，清冯武《书法正传》等。这些“书论”同样是真伪交杂，或谓羲之自撰，或谓他人伪托，后世多有辨析。比如《笔阵图》撰者是王羲之还是卫夫人，书史上就有不同看法。孙过庭、朱长文认为系王羲之自撰，而张彦远、陈思则归诸卫夫人。今人多认为是卫夫人作。虽然真伪参半，但犹应确认其价值。如系王羲之真作，其价值自不待言，即使是伪托，时间也甚早，大抵在六朝，而且伪作者对于羲之书法、书论颇有研究。后人以这些书论衡鉴右军书法，也常得印证。这些资料揭示了王羲之的“书论”价值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技法揭秘。如《笔势论》凡十二章：创临章、启心章、视形章、说点章、处戈章、健壮章、教悟章、观形章、开要章、节制章、察论章、譬成章，论及技法诸多方面。从用笔言，论及藏锋、侧笔、押笔、结笔、憩笔、息笔、蹙笔、战笔、厥笔、带笔、翻笔、叠笔、起笔、打笔等方法和笔势。从结体言，若笔画“作丿字不宜迟，＼不宜缓”等；若配合“二字合体”，则“并不宜阔，重不宜长，单不宜小，复不宜大，密胜乎疏，短胜乎长”；若大小，则“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从布白言，则论“分间布白，远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稳。当须递相掩盖”，等等。和前此的传世书学理论相比较，显然王羲之书论中的技法论内容更为广泛而系统化。 二、书法创作论。首先，王羲之多次将书法创作比拟为一场鏖战。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卜〉》云：“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稍也，墨者銮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在《创临章》中也有相似的说法。战争是一种多方面的较量：装备、工事、谋略、士兵之素质、将帅之才能。书法创作类此，除笔墨纸的精良外重视“心意”、“本领”、“谋略”，用心意操纵“兵法”，才能出奇制胜。此论对后世影响颇巨。唐太宗就在其《论书》中以自己布阵击敌之战事悟通书法之理。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更是将战事与书法连类譬喻。其次，王羲之强调创作中的“意在笔前”、“书须存思”。《启心章》云：“夫欲学书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则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其三，书法创作的进阶，《创临章》云：“始书之时，不可尽其形势，一遍正脚手，二遍少得形势，三遍微微似本，四通加其遒润，五遍兼加抽拔。如其生涩，不可便休，两行三行，创临惟须滑健，不得计其遍数也。”创作在一遍又一遍中艰难跋涉，然又不限于遍数，以终诣美善滑健为胜，其四，书法创作的魔方变化莫测。《察论章》云：“临书安帖之方，至妙无穷。或有回鸾返鹊之饰，变体则于行中：或有生成临谷之戈，放龙笺于纸上。彻笔则峰烟云起，如万剑之相成；落纸则椑楯施张，蹙踏江波之锦。”《书论》云：“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以上所引，都是王羲之的经验之谈。 三、揭示书法美学原理。首先，书法讲究意象之美。王羲之论点画之美，则云：“夫著点皆磊磊似大石之当衙，或如蹲鸱，或如科斗，或如瓜瓣，或如栗子，存若鹗口，尖如鼠屎。如斯之类，各禀其仪。”（《说点章》）论“戈法”，则应“落竿峨峨，如长松之倚溪谷，似欲倒也，复似百钧之弩初张。”论“屈脚”，当“弯弯如角弓之张”；“立人”，如“鸟之在柱首”；“足宛）脚”，如“壮士之屈臂”；“急引急牵”，如“云中之掣电”。他又说：“凡作一字，或类篆籀，或似鹄头”，“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科斗，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而且，“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或竖牵如深林之乔木，而屈折如钢钩：或上尖如枯秆，或下细若针芒；或转侧之势似飞鸟空坠，或棱侧之形如流水激来”。其次，书法讲究“形势”之美。《节制章》云：“字之形势不得上宽下窄；不宜伤密，密则似疴瘵缠身；复不宜伤疏，疏则似溺水之禽；不宜伤长，长则似死蛇挂树；不宜伤短，短则似踏死蛤膜。”“形势”求其郁勃的生气，在健全的形体躯壳中吐露生命的光焰。他还在《健壮章》云：“行中廓落，如勇士伸钩，方刚对敌，麒麟斗角，虎凑龙牙，筋节拿拳，勇身精健，放法如此，书进有功也。牵引深妙，皎在目前，发动精神，提撕志意，（光刂）光剔精思，秘不可传。”王羲之就是这样，在书法中赞扬壮怀斗志，催人奋发！ 四、剖示书法的哲学思辨。右军书论深入至“道”、“气”、“阴阳”等中国哲学范畴，书法思辨也用这些范畴运思而至玄妙：《记白云先生书诀》云：“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这和蔡邕《九势》所言“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相互呼应。且对阳气、阴气之特征作出了阐释。王羲之的书论富于哲理思辨，如对内外、盈虚、大小、疏密、长短、缓急、强弱等等对立统一的关系，都有精要的阐述。曾云：“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用笔则须“有惬有仰，有敬有侧有斜，或小或大，或长或短”（《书论》）。论草书，则须“缓前急后”，其字体形势钩连不断，但“仍须棱侧起复，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论纸与笔，则云：“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强弱不等，则磋跌不入。”（《书论》）书法艺术的高妙正在于其深层始终编织着一张辩证思辨的网络。因此，继王羲之之后，一千六百多年来书圣之学薪火相传，历代书法家殚思竭虑地从主体内省式的体验、经验中去吐丝组构，显示出惊人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也可说是继承了这个深层次的思辨方式。【摘自中國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