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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耻的新四军篇(一):“皖南事变”中三个叛徒的可耻下场
作者：张必虎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九千将士除两千余人突出重围，有两千余人战死，有一千余失散、失踪，有四千余人被俘。在被俘的将士分别被关押江西上饶集中营、江西铅山等地，他们在监狱中仍坚持斗争。在被俘的人员中有极少数人由于对革命失去信心，在被俘后叛变、变节，成为国民党顽固派的爪牙。而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这三个营团级干部的叛变，则给新四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最终，这三个叛徒也得到了应有的可耻下场。
被新四军枪毙的赵凌波
赵凌波，四川泸县人，1908年生。早年参加川军，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参加红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后，任红二十五军经理处政委、第223 团政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边区的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 师政委，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开始后，先任八路军第115 师344 旅687 团副团长，后根据中央安排，赵凌波到新四军工作，被派往新四军任第3 支队参谋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赵凌波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1941 年1 月，新四军军部北撤时，赵凌波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1941年5月，将介石给顾祝同发了密令电：继续“剿办”皖南一带新四军。同年8月11日，顾祝同给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发了关于成立“铜南繁泾绥靖指挥部”电文：“……. 查铜、南、繁一带匪风日炽，奸伪时思蠢动，亟应彻底清剿，以靖地方。业经另调五十二师成立‘铜、南、繁、泾绥靖指挥部’，负责清剿，据电前情，特复知照。”五十二师随即开到铜、繁、南一带，接替川军新七师。绥靖指挥部成立后，叛徒赵凌波当上了反共副专员，紧跟该部在繁昌我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地区，专门从事策划清剿活动。我谍报人员侦悉后，即报告了七师师部，曾希圣政委、傅秋涛代师长很重视这一情况，一面用电报报告军部；一面派侦察参谋李务本同志率侦察员，化装成便衣，设法活捉赵凌波。
1942年5月，赵凌波化装后潜入繁昌湖阳冲我新四军驻地，冒充是皖南事变中被俘，才从国民党牢狱里逃出来寻找部队的，企图侦察我军情况，便于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偷袭、消灭我军。但他被我五十七团二连指导员董南才同志认了出来，并被护送到无为县东乡白州五十七团团部，这样，他就难以脱身了。傅师长看了梁金华团长的电报后，即令当时在五十七团团部的李务本同志带侦察班，名为“护送”（为了麻痹赵凌波，没有捆绑他），实乃押送他去无为县北乡大俞家岗七师师部。并拟在适当时机，派得力干部和精干武装，押解他去军部审判。不料，拂晓，押解到石涧埠附近路旁休息时，赵凌波突然向黄洛河据点奔逃。李务本同志发现后，立即带侦察班追捕。赵凌波一面仓皇逃窜，一面大声嚎叫：“李务本，我和你今日无仇，往日无怨，何必这样逼我，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李务本同志回答说：“赵凌波，不要跑，跑就打死你。”赵听后反抗拘捕，当场被侦察员开枪打死了。事后，李务本同志报告了师部。师首长派人去实地验尸后，报告了军部。
投黄河自尽的赵希仲
赵希仲，1903年出生于陕西长安县。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学习时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期满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部军需处任见习官。1927年1月调到湖北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任第二区队区队长。同年5月参加中国工产党。6月，调回陕西，到临潼县陕军甄寿山部，任教导营学生队区队长。该部有我党秘密的军旅支部，赵希仲是军支主要成员之一，从事党的地下兵运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春调到陕西兰田西区委，后转达到共青团长安县委，都做党的工作。1929年秋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宋哲元部军法处看守所，赵希仲在敌审讯中，经不起利诱威胁而叛党，旋即被释放。1931年由毛太谷介绍到杨虎城部警备第一旅重机枪连任上尉连长，1935年与红二十五军作战时被红军俘虏转达而参加这个部队，任军部教导军事教员。1936年随军到达陕北后，调瓦窑堡军政干校任军事主任教员，同年7月9日由军事教官胡道传介绍，第二次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任红军大学步兵学习校军事教员，1937年春升任主任军事教员。1938年冬调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任教导总队训练部长、副总队长，新四军军部北移时任第一纵队参谋长。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赵希仲随队突围中被国民党顽军108师俘虏。敌人发现他是新四军重要干部，除急电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功外，同时派出重兵将他押送到上官云相总司令部。赵希仲自以为革命已经没有前途，贪生怕死，叛变了党，向顽敌供出新四军在皖南的人数、武器装备、军事行动及新四军许多领导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学历和特征等大量重要情况，因而受到优待，成了敌人的座上客。1941年春，赵希仲与赵凌波一起，由敌军用汽车“护送”到江西上饶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同年6月，赵希仲与赵凌波一道自动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声明称“深自反悔，今已彻底觉悟”，“正式退出该党，与该党脱离一切关系，今后决心信仰三民主义，愿在中国国民党暨总裁领导下，努力抗战建国，誓死不渝。”同时，赵希仲与赵凌波办了书面的自新手续。嗣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司令部电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准予自新”。
赵希仲叛变后，上饶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即委任他为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主要从事对被俘人员的教育感化工作。赵希仲找了集中营“军官大队”、“特别训练班”的“学员”（特务对被囚人员之称谓）中的熟人和老部下王聿先、史进、王羲亭、田经纬、邢济民等十余人个别谈话，劝导自首。遭到的是怒斥、漫骂、冷笑和讥讽，个别谈话毫无结果。接着，又到铅山县石塘的“步兵第二大队”，分别向被囚的新四军战士，通过公开讲演、个别谈心、自由访问、走走看看，费尽心机，进行整整一周的劝降活动，可是“顽固分子”却未改变立场，特务和赵希仲只能狼狈而退。
1942年4月，上饶集中营的“军官大队”、“特别训练班”奉命撤并，对外公开名称改为“战时青年训导东南分团”。5月，日军进攻浙赣线，逼向上饶。东南分团于6月5日从驻地周田村出发，往闽北转移。全体被囚革命志士，在特务和荷枪实弹的宪兵押解下，冒着酷暑烈日，艰难地行进着。当在石塘镇宿营的6月7日深夜，赵希仲乘教官组其他政治、军事教官们熟睡中，偷开宿营地后门逃了出来。
赵希仲逃离“东南分团”后，开始到处流浪，当流浪到浙江金华时，因言语不同，形迹可疑，又无良民证，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而被逮捕，交日本通讯队服苦役，后转送日军义乌工作班搞杂务，并帮助记伙食账和帮办文书，半年后获释。1943年2月，流落到义乌做小生意。同年6月，别人介绍他到杭州河坊街三友饼干店做摇面机工人，不久又被特务抓去，并押在警备部，以“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被判处死刑，因证据不足没有批准执行，一直关押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1946年初，以政治犯被释放出来，辗转回到长安县老家。到老家后，国民党“中统”特务把他看作是共产党“匪犯”，打算逮捕他。赵希仲闻风后逃到甘岷县，惨淡以营小本买卖过日，直到当地解放返回老家。
1950年，赵希仲隐瞒了叛党、叛变革命历史，由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介绍再次参加革命，由中共西北分局统战部送到陕西高陵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调到甘肃兰州西北新华公司任副经理。新华公司改为农具制造厂后，改任秘书科秘书。经过1956年内部肃反运动，赵希仲的叛党、叛变革命问题初步有所暴露，组织上撤销了他的秘书职务，就地监督劳动，做些工具清点收发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赵希仲惶惶不可终日，在1968年8月的一天深夜，投黄河自杀身亡，结束了他不光彩的一生。
被人民政府处决的刘厚总
刘厚总，湖南耒阳人，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并担任乡赤卫队队长。1934年，刘厚总任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刘厚总表现得相当勇敢的，但对党组织派政治委员来游击队加强领导不满。1938年4月，刘厚总随湘南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
刘厚总起初任新四军军部特务营副营长，因严重违反群众纪律，1938年9月被送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刘厚总对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很不适应，一再要求回南方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新四军军部北移时，刘厚总随军部转移。
项英是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厚总偶然相遇，时间是1941年1月16日傍晚，地点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英并不认识刘厚总，听说他是副官处的，才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了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了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刘厚总下山后，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了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害了项英、周子昆。刘厚总转身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刘厚总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厚总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厚总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刘厚总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了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
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了一笔钱，让他回原籍。但刘厚总最终未敢回原籍。刘厚总先到在江西省九江市一个盐铺当伙计。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已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解放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厚总就去江西新余县的一个湖南老乡开的兴记盐铺当了管账先生。1952年7月28日，刚从部队下来的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人员开会，宣布对住在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立即逮捕。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宜蕃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蓦然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这引起黄宜蕃的高度警惕。黄宜蕃觉得此人像自己当年在新四军里给周子昆副参谋长当警卫员时，常常见面的项英副军长的副官刘厚总。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可耻的新四军篇(二):新四军的前身
新四军的前身 ---- 南方红军游击队
(2015-06-22 08: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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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争
红军游击队
项英
游击区
陈毅
分类： 走进历史
1938年春，項英（前左4）、陳毅（前左3）张云逸、叶飞等參加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部分干部在南昌合影。
研究抗战中的新四军，首先要研究新四军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其前身，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新四军正是由这支殊荣的部队改编而来，并在此基础上传承和不断壮大发展。从中我们可以感悟到，新四军的发展历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史。当下，研究新四军，部分人不愿触及三年游击战争，主要原因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片面认为，这一时期，不属于抗战阶段，特别是三年游击战争各游击区，地域上分布面广，负责人众多，难以细研深究，全面把握。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龚楚（后叛变）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留下红24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其中伤病员有2万多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坚守阵地，掩护转移。中共中央赋予留守部队和人员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域之间的“三角地区”，作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春，是红军和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阶段。一开始，红军游击队没能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实行战略转变，开展游击战争，而是继续打阵地战。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进攻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红军主力长征前剩下的宁都、长汀、瑞金、归化（今明溪）、于都、会昌等县城及重要集镇，到1934年11月底均落于国民党军之手，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陷于极度困难之中。
2、突出重围，开展游击。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中央分局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必须彻底改变斗争方式，并多次致电中央，要求给予具体指示。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2月5日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英为主席，等等。中共中央还向苏区中央分局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项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立即召集中央分局会议传达讨论，并同陈毅等一起研究精简机关部队、改变斗争方式的部署。陈毅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陈毅的意见被采纳。会议确定中央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3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干部立即分散转移去各地领导斗争，有病的去各地就医。随后，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兵分九路向外突围。
3、疯狂清剿，殊死斗争。在突围过程中，各路都遭到很大损失，贺昌、阮啸仙、何叔衡、毛泽覃等相继壮烈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九路突围虽然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但也保存了分区进行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历尽艰险，到达赣粤边中心区域油山，与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会合。随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部分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共汇集300余人。这样，项英和陈毅便确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赣粤边游击根据地。他们将赣粤边地区分成5块游击区，将在赣粤边的红军和游击队分成4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闽北地区、闽东地区、闽粤边地区、皖浙赣地区、浙南地区、湘南地区、湘鄂赣地区、湘赣地区、鄂豫皖边地区、闽中地区、鄂豫边地区、琼崖地区等，都紧密依靠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以上15块游击区，分布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8个省的160个县。
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特殊斗争。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清剿”和保甲制度的控制，各游击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无法得到及时的指导，不了解斗争全局和党的政策的变化，只能独立支持，各自为战。这对游击区的领导者是个严峻的考验。由于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又是发生在曾经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复辟的地方封建势力同国民党军队互相勾结，疯狂地进行反扑。对南方游击区，国民党蒋介石一直视为心腹之患，他们不仅以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兵力，围困和“清剿”红军游击队，而且采取阴险的瓦解和隔离政策，实行“连坐法”，以至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力图隔绝游击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斩尽杀绝。
敌人的“清剿”给南方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他们长年战斗在荒山野岭之中，过着“天当被，地当床，树皮野菜当干粮”的生活。陈毅在《给罗生特同志的信》中深有感触地说：“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整年整月的时间，我和我的同伴都没有房子住，在野外露宿。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我们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是我们生活的常规。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我们对付的办法是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术达到了最精采的阶段。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也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伟大革命力量。”
在非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南方红军游击队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的斗争精神，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壮歌。各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都采用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利用各省边界地区的有利地形，以山地为依托，避强击弱，昼伏夜击，化整为零，集零为整，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开展对敌斗争。
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同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还要同内部的动摇分子作不懈的斗争。原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1935年春带领红24师71团从于都南方突围，到粤北乐昌、湘南宜章附近后，可耻地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决定利用这个叛徒，便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卫队，要他到北山来破坏红军游击队的指挥中枢。10月中旬，龚楚将他的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带到北山天井洞，骗取了在这一带活动的红军游击队的信任，后借开会之机，残杀了许多游击队干部。指挥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原中共湘赣边省委书记陈洪时、皖浙赣边区的特委负责人王弼等也先后叛变。这些叛徒对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规律及战术都非常了解，因而危害很大。当时在南方游击区坚持斗争的指挥员们处境极端危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为了鼓舞指战员们的革命斗志，战胜各种困难，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项英和陈毅以很大的注意力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们经常对指战员进行理想信念、革命前途和革命气节教育，积极提高指战员的素质，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牢固树立依靠人民群众的观念，同时，处处以身作则，充分发挥个人的表率作用。正是这样，他们在残酷的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队伍，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4、曙光乍现，接受改编。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方游击战争开始进入向国共合作抗战转变的阶段。这时，蒋介石虽然已经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却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加强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清剿”。各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清剿”继续进行有力的反击，另一方面经过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的领导人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进行复杂的政治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队逐步停止进攻。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终以国民党“清剿”的失败而结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经过艰难的谈判，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为一个新的军，提议以叶挺任军长。叶挺建议用“新四军”的番号来命名这个新组编的军队。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8省境内14块游击区（广东省琼崖地区除外）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初期，它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吸引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邻近根据地周围，钳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的战略转移，并给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在尔后的三年中，它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革命武装。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汇合成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为华中敌后抗击日寇的主力军。
2015年6月18日
可耻的新四军篇(二):新四军的前身 ---- 南方红军游击队
可耻的新四军篇(三):可耻的桂系
桂系的消亡
桂系是指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先后以广西为统治基地，以广西籍军政人物为主要代表的军阀统治集团。按代表人物来分，可分为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以及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
1920年，旧桂系欲消灭孙中山指挥下处于潮汕的粤军。第一次粤桂战争，又称“两广战争”爆发，双方激战至1921年6月，桂军失败，陆荣廷被迫宣布下野。旧桂系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粤军攻入广西，摧毁了旧桂系的政权。 1924年初，陆荣廷与沈鸿英发生激战，陆荣廷部下李宗仁与白崇禧趁机发兵攻打陆荣廷，攻占了陆荣廷的大本营南宁市，最后陆荣廷不得不逃到了上海，陆荣廷的势力消灭。随后，李宗仁与沈鸿英争夺广西的控制权。战斗至1925年，李宗仁消灭沈鸿英的势力，统一广西。此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势力控制了广西全境，其势力又被史学界称为“新桂系”，以区别于陆荣廷的“旧桂系”。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动衡宝战役，此战消灭新桂系主力部队第七军和其他部队约五万人。白崇禧指挥新桂系部队退入广西。随后第四野战军以长距离迂回追击作战攻入广西，将新桂系十余万部队消灭。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在衡宝战役后，知大势已去，于是避居美国，后于一九六五年七月投向中共；白崇禧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广西后，逃往台湾；无路可走的新桂系残余，被迫在广西境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活动，后在五十年代中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铲除。
抗日战争中的桂系
抗战初期，李宗仁即打定主意，欲保存实力
1936年9月，“两广事变”平息，桂系与蒋介石实现和解，但矛盾依旧。12月，当李宗仁听说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后，曾打破滴酒不沾的习惯，满饮了一杯白兰地，高兴地说：“蒋公这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蒋公也只有一死方能平国人之义愤！”
但“全面抗战”已经启动，李宗仁也只能高唱“焦土抗战”，不过并无与日军硬拼的打算。淞沪会战开始后，“李宗仁和他的幕府中人都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淞沪靠海又无险可守，必难取胜；同时敌人正一鼓作气，以我的劣势遇敌的方张之势，亦无胜利把握，不如养精蓄锐，到战争中期方将主力投进去，那时敌人已‘再衰三竭’而我则休整已久，不但取胜有把握，则牺牲也可以减少。李宗仁打算坚持这个主张，决定托词不到前线。”
李宗仁本想驻守广西，后因白崇禧来电劝说而放弃。白告诫李：“如再迟迟不发，年来吾人抗日救国主张何以见谅于国人？”——“两广事变”，打出的就是“北上 抗日”的旗号。白同时告以蒋允许桂军扩编的承诺，李宗仁才同意命第七军和第三十一军赴上海，自己往南京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由此，桂军在原有14个团的基础上，招募新兵10万人，扩充为40个团。桂军2个军的番号，扩编为5个军，组成第十一（李品仙）、十六（夏威）和二十一集团军（廖磊）。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参加了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随枣会战等大战，损失颇大。其后，桂系再度改行李宗仁早先保存实力的方针。
在第五战区，桂系致力于收拢杂牌军，尽量不与日军交战
抗战期间，李宗仁主持第五战区，其主要扩充手段之一，是积极收拢杂牌军，并与日军保持“互不侵犯”的默契。
对杂牌军，李宗仁的态度是多多益善，“反蒋有作用的就欢迎”
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下辖的大都是“杂牌军”，有西北军，也有川军。此时李宗仁就“乘机团结杂牌军队，延揽各派系人才，扩大自己声势和实力。”第二十二集团军属川军，装备落后，二战区阎锡山、一战区程潜都不愿接纳。白崇禧发电报询问李宗仁要不要川军，李回答：“诸葛亮用草人尚能胜敌，五战区欢迎川军。”
刘汝明是冯玉祥旧部，在投奔李宗仁后，被委以重任。西北军的另一个将领庞炳勋有六个团的兵力，但中央只拨给四个团的供给。李宗仁知道后，一面帮庞说情，一面给他拨了六个团的供给。
李宗仁为招揽西北军将领，在樊城、老河口等地专门修建宾馆，准备好鸦片和赌具。出身广西，曾在冯玉祥、宋哲元手下任职的黄建平作为李宗仁的使者，消除桂系和西北军之间的隔阂。1941年，汤恩伯要收编米文和部（原石友三属下），结果在黄建平的引荐下，米文和被李宗仁收容。五战区保留了米部原有建制，并发放了充足的粮秣补给，以致“米文和感激得老泪纵横”。米文和的六十九军与刘和鼎的三十九军挂着军的番号，实际加起来不足两个团，且将老兵衰、装备破烂。但李宗仁也对他们礼遇有加。
李宗仁常说：“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在李手下负责情报工作的庞盛文回忆，“实际上反蒋有作用的就欢迎，就任用就给钱。长官部有许多的挂名高参和参议，他们是座上客，什么具体任务也没有，实际上都是说客，都是使者……为团结各方面而工作的。”
1945年初，李宗仁调任汉中行营主任，行前“他仍然做了巩固他的成果的工作，到各处去一一告别，并带着黄学邨、尹冰彦到了樊城，住在天主堂内向孙震话别了三天，并召见了他所认识的人，带着微笑与他们谈心。”“他走后，军队中绝大多数军官、士兵和鄂西北老百姓都说刘峙不如李宗仁”。
川军师长王澂熙回忆，李宗仁在第五战区“费尽心机地同蒋介石各演各的戏，下功夫协调各方和团结杂牌部队，以求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保住五战区的地位为首要任务。”
对日军，桂系与之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
1944年，驻扎在合肥东南的伪军团长陈俊之，希望与桂系在皖东的指挥官第7军副军长漆道徵商谈“防共”。日军制定的协议内容为：“第一部分是互不侵犯，说明双方各自据守现有阵地，不得侵入对方防区，也不得袭击对方部队。第二部分是共同‘防共’，内容包括：1、双方交换有关新四军的军事情报；2、任何一方和新四军作战时，另一方有责任出兵相助。第三部分是物资交换，要皖东供应日方革麻、花生、杂粮等，日方供应食盐和其他日用工业品。”
参与了这次谈判的伍焕松回忆，为了不担“汉奸”的名声，漆道徵没有在协约上签字，但桂系与日伪军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后来“有一次新桂系的一O五二团入侵新四军驻地被击溃。那些逃经淮南北端的日军防地的桂军伤兵，都由日军收容进碉堡去医治，伤愈后又送到桂军驻地。”“又一次，驻炯炀河的日军偶然进入桂军防地，被桂军截击，打死小队长一名和几个士兵。驻合肥的日军岛田部队长就大发雷霆，说桂军不守协约，袭击日方没有战斗准备的不对，要桂军惩办所属部队指挥官并向他道歉。”
后来，桂系漆道徵方面还和汪伪政权的安徽省长林柏生谈判夹击新四军。1945年5月，新四军出兵进攻漆道徵所部，漆道徵一面向李品仙求援，一面“催日军出兵夹击新四军”。日军得悉后，就结集人马，“作战斗准备，直接威胁新四军侧后的安全。因而新四军不得不迅速结束战斗，抽回兵力，以防日军的袭击。”
桂系在安徽与日军有秘密往来，当不是空穴来风。时人回忆，“李宗仁是在东西地区谣传同日本搞‘局部和平’的风潮中，被蒋介石架空去汉中任行营主任的”。
为巩固广西、争夺安徽，李宗仁还积极地与中共合作
抗战中，桂系暗地里继续坚持反蒋立场，故在广西、安徽大量安置中共党员，以此营造“民主”形象的同时，并利用中共，为桂系的扩张和反蒋，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李宗仁在第五战区大量任用中共党员，“文化工作委员会完全被共产党操纵了”
在第五战区，中共党员钱俊瑞负责战区文化委员会，胡绳、范长江主持《鄂北日报》，刘士衡为潢川青年军团教育长，其他倾向中共的作家姚雪垠、臧克家成为长官部秘书，救国会的李公朴曾到第五战区讲学。李宗仁重用的刘仲华，“有人说刘为潜伏的共产党人，但李仍以刘为亲信，并常派刘向各方奔走”。
事实上，因为1939年秋，中共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项乃光的叛变，李宗仁已知道中共在第五战区的组织情况。李宗仁采取的态度是默许，他“对长官部内部和军队中的一些人政治身份和态度都了如指掌，但对何基沣、张克侠、陈启东等照样信任。甚至同他形影不离的亲密朋友刘仲华也是共产党人。”
蒋介石安插在第五战区的复兴社成员张元良，密报重庆说：“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完全被共产党操纵了。”蒋介石下令撤销这个文化委员会，李宗仁索性将五战区的中共党员安排到“战时干训团”当政治教官。张元良要李宗仁逮捕这些共产党，李说：“现在不是抗日吗？周恩来还在负责总政治部工作，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桂系势力扩张到安徽后，李宗仁为排斥中央军势力，选择与新四军合作
1938年2月，李宗仁就任安徽省主席，标志着桂系势力扩张到了安徽。国民政府曾命汤恩伯将安徽税收划归中央。李宗仁呵斥汤说：“你不能干涉安徽的事情！委员长的命令也不行！我回重庆向委员长说要不想抗战，我就把军队撤回广西去。皖北货检是五战区的经济命脉，任何人莫想染指，别的省可以由你处理，安徽的事你不能管！”
当时安徽局势复杂，为对抗蒋、日的觊觎，李宗仁选择同中共、新四军合作。曾任安徽民政厅长的陈良佐回忆，“在大别山里有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在活动，领导人是高敬亭。新桂系在大别山的部队和这支人民武装不但没有发生冲突，并且还互相交换情报；对于敌人情况，新桂系部队掌握很少，大多是高敬亭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供给的。大江南北的交通，新四军派有专门部队维持，经常畅通无阻；新桂系的部队却没有这个本领，所以新桂系的军政人员渡江，常靠新四军的掩护。”
桂系后方根据地广西，在抗战期间已成为中共人员在西南活动的大本营
在桂系的支持下， 1938年11月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建立。广州、武汉失陷后， 中共即计划地将从沦陷区撤退出来的进步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转移到桂林。如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管文化宣传）将其所辖的三分之一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迁到桂林， 组成桂林行营第三科。
中共领导的《新华日报》广州分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生活书店、新安旅行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分会等， 就是先后迁到桂林或是在桂林建立的。 周恩来、叶剑英等曾多次到访桂林。
中共也在实际上帮了桂系的忙。1939年， 桂系筹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 蒋介石乘机派亲信参与， 在广西发展势力。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则派了一批中共党员进入广西三青团， 协助桂系抵制蒋介石势力的渗入。
即使在皖南事变后，桂系对所任用的中共人员，采取的也仅是“以礼相待”、“送客出门” 的办法。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在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无法脱身时， 桂系三大领袖之一的黄旭初派了省政府的一部小汽车将李克农送出桂林。夏衍也是通过黄旭初购买到飞机票才离开桂林的。
抗战后期，为保存实力，即便是在广西，桂系也不愿与日军死战
抗战后期，桂系出于保存实力的目的，在安徽、广西的历次大战中，再没有拿出桂军主力与日军硬拼。这使得战后桂系有资本同蒋介石继续抗衡。
在安徽，桂系将主力龟缩于大别山，致日军仅凭数千兵力竟能横行无忌
桂系在安徽大别山区的军事力量，除了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还包括大量的游击部队和保安部队。桂系把第二十一集团军收缩在大别山区，把游击部队部署在大别山外围地区，担任大别山外围地区的游击任务。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桂系的这种部署，明显怀有保存桂军实力的目的 。
譬如，1942年底，日军以几千兵力进攻桂系大别山。结果，日军竟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人而攻占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立煌（今金寨），并且在摧毁立煌后，又穿越大别山，进人豫南。此即“立煌事变”。
在广西，桂系也未全力应战，“只要能保存实力，胜败始终置诸度外”
李、白常吹嘘，“日本如侵略广西必遭失败”，事实上，日军在广西几无败绩。桂系的少将参谋陆学藩回忆，1939年桂南会战中，桂军主力“夏威集团军在白崇禧亲自指挥下，有权使用部队，尽量使用别的部队，不动用自己的部队。夏威集团军始终……打些风流仗，看着敌人，可打可不打，因此未受到丝毫损失。争夺激烈，死伤惨重之昆仑关，是第五军和其他部队，这都是白崇禧保存实力的做法。”“他的目的，只要能保存实力，胜败始终置诸度外，实系民族罪人。”
王世杰在1940年的日记中评论白崇禧，“白键生日昨在参政会报告，谓今后战术将采游击战，以节消耗，并谓因我军缺乏制空权，敌对敌军绝不能固守一点或一线。白氏所言虽亦在理，但有过甚其词者。予觉此公为政客式军人，在作战时似缺乏勇气，去年湘北之役，几因此公而失败；南宁之失，彼实不能不负责任。”
1944年9月，日军第二次进犯广西，桂柳会战开始。 蒋介石原令桂军第三十一、四十六军两个军防守桂林，但白崇禧怕损失掉桂军老本，将主力部队调离阵地，只以两个师及其他零星部队约2万余人防守桂林。由于桂系意图保存实力，不肯力战，导致桂林、柳州、南宁、梧州等都很快沦陷。当时广西99个县市，被日军占领了75个。
桂平反攻战时，中国方面本处于优势，但因为白崇禧为避免桂军在第一线作战而遭受损失，将桂军配置在粤军第六十四军的后面，以致影响战局，使桂平日军得以集中全力对付正面，让敌人援军安然渡过浔江。
日军蹂躏后的桂林
参考资料：沈奕巨《广西抗日战争史稿》、《柳州文史资料（第1辑）》、《徐州史料（第3辑》、《桂林文史资料（第25辑）》、《新桂系纪实》及续编、程思远《政坛回忆》、黄启汉《国民党桂系见闻录》、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陈存恭《徐启明先生访问记录》、张宪文《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莫济杰等《新桂系史》、陆炬烈《新桂系与新四军关系新考》、谭肇毅《蒋桂矛盾与桂林文化运动》、赵万钧等《抗战中的桂系》、曾佩涵《新桂系在皖南及其与蒋介石嫡系的矛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