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江西】
杨尚奎一:[转载]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回忆毛主席
原文地址：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回忆毛主席作者：包包
[align=center][b]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回忆毛主席[/b][/align]
［ 作者：佚名 来源：新华网 2005-2-4 值班编辑：黄红梅 ］
--------------------------------------------------------------------------------
2003年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飘扬的红色旋律中，江西人民以各种方式，掀起了一股缅怀伟人的热潮。因为我们深知，虽然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但是他的伟大思想和伟人风采依然铭刻在我们心中。
毛主席称江西人“行”
水静，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及夫人有过密切的交往，有机会深入了解领袖们的感情世界，并与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在毛主席诞辰110周年之际，水静老人热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深情诉说她和毛主席交往中的一些趣事。
穿过种满花草树木的院子，走进简朴温馨的客厅，记者一行见到了水静老人，老人精神状态很好，让人感觉不出她已是75岁高龄且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老人坦言，因为身体原因，很少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省内《信息日报》是第一家。
谈起她第一次与毛主席面对面交谈时的情景，老人记忆犹新。那是1959年3月下旬，她随杨尚奎书记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随后的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此之前，她已经见过毛主席，但没有交谈过，一直梦想着能跟毛主席说说话。
机会终于来了，会议期间一次晚宴上，她与毛主席邻座，心想“毛主席就在旁边，能跟他说说话，那该多好啊！”当时陈正人看出她的心思，便从邻座走过来，拽着她的胳膊将其拉到毛主席跟前，介绍给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很客气地和她握手，并示意她坐在身边，然后拉起家常。主席问她哪里人，还没等水静回答，主席就说：“你知道吧，江西、湖南是亲戚，所以湖南人叫江西为老表。”“你们江西人行呀！”主席又笑道：“晋朝的时候，江西出个许真君，湖南出了条孽龙。起初许真君斗不过孽龙，后来孽龙还是被许真君降服了，你知道这个故事吗？”“听说过。”水静说，“南昌西山万寿宫前有口井，当地人说，孽龙就锁在里面。”“是吧，还是江西人厉害呀！”主席笑着说。
水静老人说，和主席一起说话，就像在和一位慈祥、和蔼的长辈聊天。当记者问水静一生中与毛主席见过多少次面，老人显得有些为难。她说，由于工作及其他原因，与主席接触得太多，已记不清多少次，但每一次见到主席都非常高兴，毕竟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因此，每次与主席谈话时，除了荣幸与自豪感之外，仍然摆脱不了像演员怯场般的心情，有点害怕。怕什么呢？因为主席知识十分渊博，生怕回答不了他所提出的问题。而主席也似乎了解到这点，从来不问她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中的问题，也从来不问古往今来的历史纠葛，总是聊聊家常，说说典故或开开玩笑。
与主席讨论“水静”二字
毛主席性情幽默，谈吐诙谐，让人忍俊不止，对此，水静感触尤深。水静回忆，第一次见面时主席问她姓什么，她说：“姓水，江水、河水的水”主席诧异：“噢，还有这个姓呀！”后来，一次舞会上，主席和几个文工团员闲谈时，问他们是否知道她的姓。由于不认识，都说不知道，主席便说“她姓五行之一，金、木、水、火、土里的一个。”“姓金”、“姓木”，大家猜了几遍都没猜到，最后还是毛主席笑揭“谜底”：“她姓水，没想到吧！”
让水静最不能忘怀的，还是主席曾和她认真地讨论过“水静”二字是否符合“辩证法”的问题。也是在上海开会期间，有回看戏，毛主席也去了。中途休息时，她和杨尚奎恰好坐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问她怎么会叫“水静”呢？主席说水是动的，不是静的，叫“水静”违反辩证法，大海大浪滔滔，江河波涛滚滚，哪里是静的呢？此前她曾看过《静静的顿河》，就对主席说，水也有静的时候，苏联有部小说就叫《静静的顿河》。有动就有静，动和静是一对矛盾，这还是从主席的《矛盾论》中学到的，所以这个名字没有违反辩证法。毛主席听了连连点头，笑道：“有道理，有道理，如果没有风浪，西湖的水也很平静。”说完这些，意犹未尽的老人又向我们回忆起毛主席笑释“三姐妹”的故事。
不知是年龄相近、性格相似、兴趣相投，还是什么特殊的缘份，她和林佳楣（李先念夫人）、余叔（曾希圣夫人）特别要好，经常聚在一起。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她们三个人几乎形影不离。这一点被毛主席发现，每逢他要去游泳时，总会邀请她们一道去。
有一回，主席看到她们又依偎在一块，便笑着问道：“你们三个人这么好，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三姐妹”你看着我，我望着你，还真答不出来，谁也没仔细想过这件事呀。
“因为你是水（指水静），你是鱼（指余叔），鱼当然要和水在一起。”主席不等三人提问，便继续说道：“你这个林（指林桂楣）呢，是两棵树，树离了水就会枯黄。所以嘛，你们就分不开了。”说得大家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请主席写“跃进”刊名
水静老人思维敏捷，如数家珍，一谈就是一个小时，连一口水也没喝。在记者提议后，她带我们在庭院稍许小憩，又娓娓向我们讲述记忆中的毛泽东。
她说，凡是见过毛主席尤其是与毛主席谈过话的人，不论其职业性质如何，文化层次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不会觉得自己卑微、渺小。因为主席从不在交谈对象面前显现伟大，他是以一个普通老者的形象与人交往。或者说，主席总是让你分享他的伟大，总是力图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他平等相处的人，他对人尊重，待人平等。
1959年7月，江西省委办了一个理论刊物，取名为《跃进》，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莫循当时找到杨尚奎，想请他出面请中央领导人物题写刊名。当时毛主席就在庐山，是个好机会。
杨尚奎答应了莫循，但杨尚奎还是找到水静，把这件事交给水静办理。刚开始，水静觉得自己既不是宣传部门的干部，又不是刊物的负责人，怕碰钉子，不好开口。后来再仔细琢磨杨尚奎的用意，再想想毛主席待人的态度，便答应了。
于是，在一次到主席住处和他的秘书谈事的时候，水静看到主席正坐在门口的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和卫士聊天，有说有笑，心情很好，便乘机提出让主席给《跃进》题写刊名。当时主席开玩笑说这两个字不好写，水静同样开着玩笑说，主席的字龙飞凤舞，在主席的笔下没有难写的字。主席吸了口烟，点点头答应了。
大概过了四五天，毛主席就派卫士送来了写好的刊名。那张十六开的宣纸上主席用毛笔书写了两个正楷的“跃进”，其中一个“跃进”的旁边，划了两个圈，显然是主席比较满意的。但让水静万万没想到的是，随着这张题字，主席还附了一封信，内容是“水静同志：遵嘱写了两个字，不知可用否？”
当时她是既兴奋，又激动。没料到主席这么快就写好了，而且办得那么认真，还写了信。信中还使用“遵嘱”、“可用否”这样的谦词，这体现了一个伟人对普通同志的尊重，当时确实让她感慨万端，沉思了良久。
见证毛主席贺子珍庐山见面
1959年夏，中央在庐山开会。繁忙国务之余的毛泽东想起了此时住在南昌、曾经与他患难与共十载的贺子珍……
穿越时空的隧道，水静老人清晰地向记者讲述了40多年前由她亲手“操办”的事。那是1959年7月7日中午，杨尚奎很郑重地说毛主席要见贺子珍，要她和朱旦华专程回南昌去接。第二天接到贺子珍上山后，她便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按照毛主席的安排，次日晚上9点，水静坐杨尚奎的车送贺子珍到达毛主席的住地“180”号楼（即“美庐”）。当时是主席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出门迎接，两人一左一右搀扶贺子珍进屋上二楼。
毛主席和贺子珍在楼上长谈一个多小时，水静一直在值班室静候。因贺子珍情绪激动，谈话一结束，卫士搀扶贺子珍下来，主席便把水静叫上楼，交代她第二天送贺子珍下山，并叮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由于贺子珍在谈话时拿了三瓶安眠药，主席担心出事，又特别要求水静“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最好回去就办”。回到住处，水静陪着贺子珍不离左右，在谈话中见机行事，巧妙地取走了安眠药。两人倾心交谈，躺而未眠。高度亢奋之中的贺子珍向比她小20岁的水静叙说她与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到延安的家庭风波；从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到回国后的种种遭遇。整整说了一夜……
水静说，贺子珍在庐山的头尾三天里，自始至终只有她全程陪着，除此之外身边没有其他人，当时毛主席对这件事非常谨慎，即使杨尚奎都没去看贺子珍，为的是缩小知情面。这是毛泽东和贺子珍自1937年底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重逢，也是他们自1927年在井冈山相识以来的最后一次见面。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说的人越来越多了，贺子珍成了一些文章作者的热门题材，许多报告文学陆续问世，关于贺子珍庐山见毛主席一事是必不可少的章节。然而有的文章任意给贺子珍“增加”护士、女伴，还“设计”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交谈对象，甚至描述贺子珍听到彭德怀用“雷鸣般的吼声”和毛主席“争吵”；彭德怀出来的时候，还“很紧”、“很久”地与贺子珍握手。有文章还说，毛主席那天晚上请贺子珍吃了饭，喝了酒，然后又趁着“皎洁”的“明月”，陪贺子珍观赏庐山夜景等，这些都是凭空杜撰。作为一个知情人，水静觉得有必要有责任予以澄清，以正视听。水静老人认为，写老一辈革命家，写贺子珍这样的老同志，写他们走过的坎坷道路、对生活的态度，是好事，但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
“当小孙子问我毛主席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千百万红卫兵高呼‘万岁’的毛泽东，而是那个穿着打了补丁的印度绸衬衣，蹬着圆口布鞋，慈祥和蔼，有说有笑的毛泽东。”这是水静在一篇回忆毛主席的文章中写下的文字。
当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我们问水静老人，在同毛主席的交往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我的荣幸就在于，我认识了一个感情丰富、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毛泽东。这不仅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反而更使我感到他的伟大！”
（编辑：钟烈亮）
杨尚奎二:原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深情忆光美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新中国最传奇的女性之一——王光美，13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消息传来，令江西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悲痛不已。19日，本报记者兵分三路，走访了与王光美相识相知的朋友，聆听了一段段关于王光美的故事。
“往事如烟哪。”19日，原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坐在自家书房里，谈起当年好友王光美辞世，不由发出慨叹。
在水静的手边，放着一本《王光美访谈录》，这是前两天中央文献出版社刚给她寄过来的。读着光美的访谈录，忆起往日与光美在一起的日子，水静唏嘘不已。
看报章惊悉好友逝世消息
18日上午，记者拨通了水静家的电话，提出其好友王光美去世，信息日报想前往采访。她一口答应了。
19日上午，记者如约叩开了水静的家门。穿过一条长廊，在一个满是书籍的书房里，记者见到了水静。她正端坐在沙发上等着记者，手边放着一本全新的《王光美访谈录》。水静告诉记者，她是18日看报纸才得知王光美辞世的消息。这几天，她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作为王光美生前好友，她立即致电王光美的家属，表达了自己的悲痛和怀念之情，并请代她献上一个花圈。
王光美的秘书王小苏一听到水静的名字，马上就说：“我听王奶奶说起过您，而且王奶奶还阅读过您写的回忆录。”听到这些，水静的视线模糊了。
在庐山，水静向光美借裙样
水静告诉记者，王光美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谈起她和王光美的相识，得追溯到1959年3月，那时中央在上海锦江饭店开一个工作会议，就在开会期间，水静认识了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年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王光美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参加此次会议,水静和王光美之间已经很熟悉了。
水静回忆说：“那时，我和光美一见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似的。”在说这话时，水静的嘴边泛起一丝笑意，仿佛温情的回忆又让她回到了那个年代。她讲了一个例子——有一天，王光美穿了一条绿色的连衣裙，式样简单，朴素大方。水静和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夫人余叔觉得挺好看，便商量着要照这裙子的款式也做一条。水静便跟光美说了，光美热情地邀请她们到她住的“124”别墅，说笑一番之后，水静把那条裙子借了出来。
临走之前，光美说：“少奇在家，你们去看看他吗？”于是王光美把她们领到少奇办公室。少奇一见她们来了，便放下正在看的文件。当知道她们是来借裙子样子时，便笑道：“女同志呀，都是爱美的。你们年纪都很轻，应该穿得漂亮些嘛！”
到1961年中央在庐山第二次召开工作会议时，少奇仍然住“124”别墅。当时杨尚奎和水静就住在隔壁的一幢小楼里，两家仅一墙之隔，一扬手就可以打招呼。因此，互相来往就更多了。会议结束前，杨尚奎和水静带着孩子，去看望少奇和光美，同时也是送行。这一天中午，少奇和光美一定要留他们吃饭。少奇对庐山石鸡很感兴趣，一边给他们夹菜，一边夸石鸡味道不错，少奇和尚奎互相讲了许多革命故事给孩子们听。饭后，两家还在一起合影留念。可惜的是，这张珍贵的照片在“文革”期间遗失了。
王光美与刘少奇的八个孩子和睦相处
水静告诉记者，王光美是一个非常贤惠的母亲。水静和熟识光美的同志都特别钦佩光美的贤淑品德。当时，她与少奇身边共有由三个母亲所生的八个孩子。这是一个传统难题，但光美都处理得妥妥帖帖，井井有条。这么一大家子人和和睦睦，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十分幸福。
“文革”以后，水静与光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那时大概是在1977年，水静对王光美说：“你真是受难了！你的一切情况我都听说了，真是苦不堪言啊。好了，不提了，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接着，光美和水静哈哈大笑。
作者：张珺 王辰
来源：信息日报
编辑：王凯
杨尚奎三:文革前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回忆困难时期
以下是文革前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回忆录中的一段：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每个家庭最操心的莫过于粮食。当时，全国有好些省灾情非常严重，饥荒到处横行，已经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到1960年，这种悲剧没有一点收敛的迹象，而且还有继续发展之势。作为全国几亿人总当家的周总理，思想是如何沉重，心情是如何焦急，那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听说总理和主席一样，几个月不吃肉，饭吃得很少，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年四五月间，我随尚奎到北京开会，就感到总理心事重重，眉宇间深藏着一种忧郁之色。星期天休息，我们打算去看看朋友，忽然接到通知，说总理想和华东的几位书记个别地谈一些问题，希望不要出去。这样，我们就在房间里等着，一边猜测总理谈话内容。尚奎皱皱眉头说，这个八层事粮食问题。 大越是10点办钟，总理到了我们房间，用客气的，商量的口气对尚奎说：去年全国有好几个省都遭受了灾害，估计今年形式也很糟糕，所以中央粮食问题也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目前，北京，上海粮食库存都已经空了，调进不够市场供应，如果不马上调进一批粮食救急，象这样的大城市一旦粮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就不得不象你求助了，谈到这里总理说：江西已经调出10亿斤粮食，做出很大得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很困难，但是和别得省比较起来，你们还是好得，所以今天特来和你们商量，能不能在调出2亿斤，支援中央，救救然眉之急？ 总理讲得真挚恳切，通情达理，尚奎也非常感动，但是，江西问题也不小，江西问题怎么解决呢？ 但是，这两年我们的困难很大。1958年，许多地方顾了炼钢铁而误了农业，结果或者是增产而减收，不少稻子烂在田里；或者是晚稻缺乏管理而歉收。1959年大灾，江西也未能幸免，1960年的情况又不大好。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个别县还出现了饿死人的问题。虽然我们及时发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防止进一步恶化，但我们一点也不敢大意。“要是今年又歉收，明年再遭灾怎么办？要准备最坏的事情发生。”尚奎说。 “你的想法很对，尚奎同志。”总理叹口气说，“老天不听我们的，有人又趁火打劫，又是逼债，又是切断援助。是的，要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所以在中央调走10亿斤粮食之后，我们又重新调整了用粮计划，压缩了群众的粮食定量，”尚奎接着说，“富裕的地方，还可以勉强吃饱；困难的地方，那就要靠‘瓜菜代’了。这次来京开会之前，我到临川县一些公社看了一下，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呀……” 尚奎的声音哽咽了。农民吃不饱饭，他感到不安、有愧，不管这场饥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不管谁该负主要责任。 “在山东，红薯叶子都吃不上哟!”总理很难过地说，“问题是并不止一个山东。” “江西应该比山东那些地方好，它历来就是个出粮食的地方。”尚奎说，“也正因为如此，江西用粮也一直比较宽裕。农民喂猪、养鸡都习惯用粮食。可现在，人都不够吃了。” “你们干部定量多少？”总理问。 “在粮食情况最好的县，干部最多定量为24斤。”尚奎说，“在猪肉、食油、禽、蛋之类都少到几乎没有的时候，一餐一斤米，就像吃根冰棒一样。干部直喊饿，我们不让喊，不让发牢骚。他们嘴一闭，牙一咬，挺下去。”他的眼眶又潮湿了。 “江西的干部，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总理说，“都是好同志。”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让中央知道江西的情况。”尚奎继续说，“我们既要识大体，顾全局，又要考虑江西这个鱼米之乡的群众对饥饿的承受力。至于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总理既然提出来，我们说什么也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统一一下认识，就是再勒紧一次裤带也是要给的。” “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总理高兴地笑了，说：“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接着又扶着尚奎的肩膀说，“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再加压了!”他知道尚奎的肩头压力，体谅尚奎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