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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关系篇1: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始末！
《揭秘：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始末！》
毛主席与恩维尔·霍查
1966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
邓小平
恩维尔·霍查
图阿尔巴尼亚空军装备的歼击6、7等飞机基本上是中国援助的
中国政府1954年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而大批援助则在1961阿苏关系破裂以后提供，“文化大革命”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是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交的。中国政府从1954年开始向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 1960年6月，在共产党、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会议期间，惟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 中阿双边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国对阿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突出拔高。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五大”。康生向大会宣读了贺电。会场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一恩维尔(霍查)”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从此，“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一毛泽东，哥俩同根生”的歌声响遍“山鹰之国”的四面八方。 中国进行“文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世界上表示支持的惟一执政党。
阿尔巴尼亚装备的中国歼7战机
中国对阿援助基本情况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 1966年，阿党政领导人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并频繁地派高级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
同时，阿也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中国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元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
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1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
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 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而霍查却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竞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
耿飚大使如是说： 1969年5月16日，耿飚任驻阿大使。耿飚在回忆录中所述：“我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我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值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
开始时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 耿飚强调说，“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同时指出：“阿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用来修建烈士纪念碑，阿尔巴尼亚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万多个，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个。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霍查接见中国女劳模
中阿关系出现裂痕
1969年9月，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逝世，阿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葬礼。霍查任命政治局委员马尔科为团长。李先念告诉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将前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马尔科当即问李先念：“如果您和柯西金打照面怎么办？”“如果他向我伸手，我也向他伸手，因为我们两国有外交关系......尽管我们两党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我们已经邀请柯西金在从河内返回莫斯科时在北京停留，他已经接受了邀请。”而马尔科则神色茫然。他用密电向霍查请示：如果遇上苏联总理怎么办？ 霍查命令：不! 马尔科还转达了李先念的问题：恩维尔同志是否愿意于l0月份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 地拉那又发出一个大字：不!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同我产生严重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3条机密消息使霍查十分不安：
第一条：中国共产党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
第二条：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霍查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完蛋的真情。
第三条：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他惊讶得无法沉默。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消息，霍查于8月上旬，致毛泽东一封上万言的长信，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霍查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因为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从此，中阿之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霍查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否认当代基本矛盾；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说不结盟国家的理论主张是“中庸”路线，是“调和矛盾的路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说“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就在中阿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新馆，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等于使馆全天候都处于被窃听状态。我驻外使领馆中发现这么多窃听装置，是罕见的。
阿尔巴尼亚装备的中国武器
邓小平叫停援阿
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
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
报告认为:“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作用就那么一点点。从全球战略考虑，我们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
1978年7月7日，中方公布了外交部照会。作为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中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
霍查白天对我大谈友好，夜里写日记时却发泄不满，甚至大骂中国。他于1962年初至1977年底期间的有关中国的“政治日记”，以《中国纪事》为书名分两册出版，于1978年1月党内发行、1979年9月公开发行，同时还翻译成外文发行到国外。
比如：他在阿国庆节前的讲话中的一段是这样讲的： “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和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而在该选集1980年再版时改为这样：“修正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
又如，原来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都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而新的说法是：“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 霍查把“中国共产党”统统删掉了！
阿尔巴尼亚陆军装备的中国援助的步兵武器
邓小平一向以果断强硬著称。在归还香港问题上，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毫无余地说“在主权问题上是不能谈判的”；在越南屡屡侵扰中国边境时，对日本客人说“要教训越南”；在面对阿尔巴尼亚的以怨报德，决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邓小平叫停援阿时隔不久，邓小平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的以怨报德，决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1978年7月7日，我公布了外交部照会。
霍查于是 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攻击说“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
说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
诬蔑我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指责我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 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
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
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中国对阿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国百姓的同情。
恩维尔·霍查
恩维尔·霍查1908年10月16日生于吉诺卡斯特的一个穆斯林家庭。1930年中学毕业后，到法国蒙培利埃大学学习自然科学。1936年回国，在科尔察中学任教，并开始与当地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成为领导人之一。1939年意大利侵占阿尔巴尼亚后，组织群众进行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
1941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8年改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时，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之一。1942年任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会议主席团委员。1943年为民族解放军总部政治委员。
1943年至1954年任党中央总书记。1944年5月为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10月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政府，任政府总理。1946年至1953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1954年起任党中央第一书记至逝世。1955年起任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他兼任人民军总司令。
1985年4月11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总司令恩维尔·霍查逝世。
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关系篇2: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缘何走向决裂？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缘何走向决裂？
少年时代，我们都很熟悉一批歌曲，其中两首是歌颂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牢不可破”的友谊，“北京-地拉那，中国-阿尔巴尼亚，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国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战斗的友谊，是经得起疾风暴雨的考验。” 那时候，我们颂扬这个欧洲小国是“山鹰之国”，是“社会主义明灯”。1967年，正上中学的我，曾经被组织站在长安大街上，手中摇着一束绢花，向着慢慢驶来的敞篷车上的主宾二人——周恩来和谢胡高声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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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来访的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在周恩来陪同下乘车驶向钓鱼台国宾馆。
毛泽东会见阿劳动党总书记恩威尔．霍察。
那时候，美国、前苏联，还有一大帮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帝国主义集团”；原来的兄弟印度、古巴、东欧多国，因为投靠苏联，成为“修正主义集团”。而我们的“朋友”是北朝鲜、越南（在中苏间左右逢源）、红色高棉，还有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与三大国保持均衡关系）。后来，北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都和中国掰了，都说中国是修正主义，好比中国过去说前苏联是修正主义一样。北朝鲜金氏最小人，把志愿军纪念碑都拆了，后来为了再向中国要钱要物才重建此碑。1978年，中越开战，双方死伤惨重。阿、罗也改换门庭，不再坚持原信仰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酒肉朋友易翻脸。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有这种意味呢？只有共同的利益，没有长久的联盟，多没劲啊！回想过去，年少懵懂的我对广播、报刊上宣传的“共产主义”曾经信仰过，心向往之，整天不是刻苦学习，就是拼命干活，忽略了自己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有独立头脑的人，那时我与周围的多数人一样，一心想成为一颗拧在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让革命所向披靡，以便早日实现消灭贫富差距、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大同社会。 1968年和1976年，两次幸遇高人指点，我较早地从那场世纪迷梦中清醒过来，主动拒绝参与76年四五民兵暴力镇压活动，积极参与了一些应该挺身而出的正义活动。此生不容易上当受骗了，不会再当奴才了，要当一个有自觉性的公民！今后要继续努力学习，不怕讽刺与辱骂，保持独立人格和理性思考。 打肿脸充胖子 中国政府l954年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大批援助在1 961年阿苏关系破裂以后提供，"文化大革命"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当时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却随意堆放在露天地上，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到他们这样严重糟蹋援助物资，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人对此不理解，私下说了句"打肿脸充胖子"，遭到了批判。当中方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你们再给嘛。"时任驻阿大使耿飚说："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l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指责中国“与敌人会谈” 1971年秋天，三条消息传到地拉那。一，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罗博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二，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罗博大使说，所有这些消息是从其他国家驻华大使那里听到的。霍查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得到关于这一极其重要事件的大道消息。他一直等到l972年7月，才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的事情。三，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l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l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于8月上旬，以阿党中央名义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万言长信，全面阐述了阿的立场，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 霍查在当时属于绝密的信件中将中美会晤称为"与敌人会谈"。信中还说："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 对“三个世界”理论的公开批判 霍查在他后来出版的日记中埋怨说，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严密封锁，不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和当年赫鲁晓夫一样越轨：其实，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尼克松访华可能产生误解．周恩来总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 随后，阿主要领导人对中方先进行内部指责，继则公开影射，进而阿媒体发表不点名批判文章。阿方不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中美关系的改善，说中共搞机会主义，而且批判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77年7月7日，阿党报根据霍查七大报告的论调，撰写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攻击"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 "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社会主义明灯”熄灭了 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 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 报告认为："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作用就那么一点点。从全球战略考虑，我们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 1978年7月7日，中方公布了外交部照会。作为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l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中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
阿方目的是想赖账 阿“一号”领导人在他晚年，不仅给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政敌“定性”为“中国间谍”，而且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事实正好相反，阿在为中国大使馆兴建的建筑物里，安放了一个个**，居心何在？我方对其安放**的行为，并未提出交涉或予以曝光，而是按照我方一向具有的“大国心态”，不加声张地拆除了之。 稍后，阿就干脆诬蔑我们“破坏”经济，给阿“造成巨大损失”。这些话，连他们的老百姓都不相信。阿主要当权者的目的就是要赖掉欠中国百亿元人民币的债。中国多年提供的贷款，阿当然不会还，就只能记在账上了。这可不像我们当年欠苏联的债，我们是勒紧裤腰带去还的啊！1978年对阿断援后，中国的专家全部撤回，使馆的人员大部分也撤了。刘新权大使回国“休假”未再返馆。中阿两国就剩下“表面上”的外交关系。至此，中阿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冰冻而多雪的“冬天”。——来源于青岛新闻网
阿尔巴尼亚陆军装备的中国援助的步兵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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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空军装备的歼击6、7等飞机基本上是中国援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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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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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查接见中国女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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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 ：东南欧国家。在巴尔干半岛上，临亚得里亚海。面积287万平方千米。人口330万(1992年)。首都地拉那。境内多山。地中海气候。工业在经济中占主要地位，世界主要铬矿石生产国之一。 国名：阿尔巴尼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Albania) 。简史：阿尔巴尼亚人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古老居民伊利亚人的后裔。公元９世纪以后，分别受到拜占庭帝国、保加利亚王国、塞尔维亚王国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１１９０年建立独立的封建制公国，１４１５年遭土耳其入侵，被土耳其统治近５００年。到１８世纪，在阿尔巴尼亚人聚居区周围逐渐形成了两个民族群体，并形成不同的书面语言，居住在什昆河南部的托斯卡人主要从事农业，由于地理和交通条件较好，所以经济文化较为发达。１９世纪下半叶，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日渐高涨。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２８日宣告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奥匈、意、法等国军队占领，１９２０年阿再次宣告独立。１９２４年成立资产阶级政府，１９２５年成立共和国，１９２８年改行君主制，索古为国王直至１９３９年４月意大利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被意、德法西斯占领（１９４３年德国法西斯侵入）。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９日，阿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夺取政权，并解放全国。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１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１９７６年修改宪法，改称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１９９１年４月通过宪法修正案，改国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治：１９９０年阿人民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取消宪法中规定阿劳动党是唯一的政治领导力量的条款，确定阿是政治多元化的法治国家；阿公民有成立党派和政治组织的权利。总统为国家元首，由议会秘密投票选举产生，每届任期５年，可连任一届。总统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提名任命部长。 与中国关系：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３日，阿中两国建交。２００４年９月，纳诺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发表联合公报。这一盏欧洲共产主义明灯，耗费我们中国人不少的油。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关系一、两国政治关系 1949年11月23日建交。 建交以来的重要交往有： 1956年8月，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率党代表团参加中共八大。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代表团。 195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率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阿。 1957年5月，阿人民议会主席马尔科率阿议会代表团访华。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 1958年9月，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卢库率阿军事代表团访华。毛主席会见了代表团。 1959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阿。 1959年9月，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阿党政代表团访华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庆典，并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 1960年6月，应刘少奇主席的邀请，阿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刘少奇主席设宴欢迎，毛主席接见了列希一行。 1961年1月至2月，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率政府代表团访华，同李先念副总理率领的中方代表团举行会谈，签订了中阿通商和海运条约、中国向阿提供贷款的协定以及相关议定书。 1961年11月至1962年1月，阿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奇率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 1963年12月至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首次对阿进行正式访问。中阿双方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举行了会谈。 1964年9月至10月，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国防部长巴卢库率领阿党政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毛主席、刘少奇主席等会见了代表团。 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阿。 1966年4月至5月，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阿党政代表团访华。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等同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毛主席接见并宴请了阿代表团。 1966年6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第三次访阿。 1967年1月，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巴卢库率军事代表团访华。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卡博、中央委员什图拉访华，考察和学习中国文化大革命经验。毛主席接见了两代表团。 1968年9月，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巴卢库率党政代表团参加我国庆活动，并进行访问。周恩来总理和我军方高级领导人同阿代表团举行会谈。 1968年10月，阿部长会议副主席查尔查尼率领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先后同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1969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阿，参加阿国庆25周年庆祝活动。 1970年9月，阿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奇率阿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 1972年11月，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率军事友好代表团访华。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同代表团举行会谈。 1973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率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阿。阿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和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接见代表团。 1975年6月，阿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查尔查尼率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理接见，李先念副总理与代表团举行会谈。 1991年1月，阿外长马利列访华。这是自1978年中阿关系恶化后来华访问的首位阿政府高级官员。 1993年2月，阿外长塞雷齐访华。李鹏总理会见，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与之会谈。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贸易协定、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1993年6月，阿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普利库率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等分别会见，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同科举行会谈。 1993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对阿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近20年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阿。 1994年4月，阿人民议会主席阿尔布诺里率阿议会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自70年代以来阿议长首次访华。 1994年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率代表团访阿。阿总统贝里沙、议长阿尔布诺里分别会见了代表团。 1994年10月，阿国防部长茹拉利率军事代表团访华。这是近20年阿国防部长首次访华，标志着中阿两军关系的恢复。 199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布赫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对阿进行友好访问。 1996年1月，阿总统贝里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30多年来阿最高领导人首次访华。江泽民主席同贝举行会谈，并签署了两国联合公报。双方还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广播电视总局合作协议》。 1996年3月，阿内务部长穆萨拉依率阿内务部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了两国内务部合作协议。 1998年11月，阿外长米洛访华。胡锦涛副主席会见了米洛外长。唐家璇外长同米举行会谈。 1999年7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访阿，同阿外长米洛举行了会谈。阿总统迈达尼、总理马伊科、副议长多克莱分别会见了王英凡。 1999年9月，唐家璇外长在出席5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同米洛外长举行了友好会晤。 1999年9月，阿议会对外政策委员会主任戈多率阿议会代表团访华。李鹏委员长会见了代表团。 1999年12月，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阿总统迈达尼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江泽民主席同迈达尼总统进行了会谈。李鹏委员长和朱镕基总理分别会见了迈达尼总统。唐家璇外长同随团来访的米洛外长共进工作午餐。 2000年9月，唐家璇外长出席第55届联大期间在联合国总部会见阿外长米洛。 2000年10月，阿副外长朱菲来华进行两国外交部磋商，刘古昌部长助理与朱菲进行会谈，外交部杨洁篪副部长代表唐家璇外长会见了朱菲副部长，外经贸部副部长张祥、全国人大外委会副主任委员蔡方柏也分别会见。 2000年12月，唐家璇外长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正式访问，同阿外长米洛进行了会谈。阿总统迈达尼、总理梅塔、议长吉努什分别会见了唐外长。两国外长签署了中国政府向阿提供无偿援助的换文。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 二、两国经贸关系 中阿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混委会于1990年召开第一次会议。近几年中阿贸易额分别为：1996年977万美元，其中中方出口为730万美元，进口为247美元。 1997年贸易总额为664万美元，均为中方出口。1998年贸易额为884万美元，比1997年增长33％，均为中方出口。 1999年贸易总额为1040万美元，比1998年增长17.8％，均为中方出口。2000年贸易总额为1432万美元，比上年增长37.7％，均为中方出口。 三、在文化、科技与教育方面的交往与合作 1998年11月阿外长米洛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1998年至2000年文化教育交流计划。1999年阿派出2名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赴阿进修1人。目前阿在华学习的留学生共9人，另有1名阿尔巴尼亚教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 四、 重要双边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联合公报（1996年1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联合公报（2000年12月5日）
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关系篇3: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
[提 要]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建交65年来，两国关系大起大落，几经波折。在中阿关系跌宕起伏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始终是影响中阿关系走势的主因。中阿关系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应客观看待对阿政策和援助；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决定外交政策；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中国应充分发挥传统友谊在推动中阿关系和“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
[关 键 词]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中国对外援助、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 叶皓，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中图分类号] D829.5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2014）6期0041-10
1949年11月23日，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建交。数十年的风雨历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阿关系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内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外交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素无往来到亲密兄弟，从海内知己到势同水火，中阿关系的曲折大多不为人知。在两国建交65周年的今天，解析这段尘封的历史，无论对外交历史的研究，还是对当今外交的启示，都不无裨益。
一、中阿关系的时期划分
新中国成立后，阿尔巴尼亚是首批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65年来，中阿关系大起大落，几经波折，大致经历以下五个阶段。
（一）建交初期(1949-1954年)
1949年11月23日，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建交之初并未在对方首都互设代表机构，彼此交往甚少。每遇阿方有重要节日或纪念活动，中方往往派中国驻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使节作为代表前往地拉那致贺。中方派往东欧国家的演出团体也仅酌情分出部分演员，象征性地赴阿尔巴尼亚访演。此后，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中阿两国共同利益不断增多，渐行渐近。在双方领导人的亲自过问下，两国于1954年就互设使馆达成协议，并于同年互派大使。在中方酝酿首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人选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徐以新，并要求有关部门尽量简化审批程序，从速派遣徐大使赴任；阿方也迅疾任命资深外交官奈斯蒂·纳塞（后曾任阿外交部长）为首任驻华大使。中阿关系逐渐热络，双方开始互派留学生。应阿尔巴尼亚政府请求，中国开始向阿提供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
（二）亲密期(1955-1971年)
1955年5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苏南两国关系趋于正常化，苏阿关系初显裂痕。此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日趋严重，频繁对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指手画脚。阿劳动党担心丧失经济独立、沦为苏联附庸，对苏疑惧加深，为此后阿苏决裂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中苏两国关系也趋于恶化。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批评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发轩然大波。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和无情批判令中共无法接受，两党关系因此被蒙上一层阴影。此后，苏共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更引发了中方的不满。1958年后，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事件，[1]致使中苏矛盾升级。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两党代表团激烈交锋，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力排众议，表态支持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相互认同的基础上，中阿两党迅速走到了一起。此后在多次国际共运会议上，中阿两党团结一致，与苏共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因此彻底激怒了赫鲁晓夫。1960年至1961年，苏联先后单方面撕毁对中、对阿经济、军事援助合同，撤回全部援中、援阿苏联专家。1961年底，苏联中断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当中苏关系、阿苏关系跌入冰点时，中阿关系迅速升温。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数目惊人的物资和贷款，使阿得以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两国高层互访不断，且礼遇规格极高。周恩来总理先后于1964、1965、1966年三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受到阿方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阿国高层也频繁访华，阿总理穆罕默德·谢胡1966年访华时，中方安排首都北京百万群众夹道欢迎，盛况空前。
1966年5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为世界上唯一对“文革”表示支持的执政党。1966年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把阿尔巴尼亚形容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将中阿关系比喻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更是效法中国，在阿国内发动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与此同时，国际共运内部分歧冲突加剧，1968年苏联纠集华约组织成员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招致中阿两党同声谴责，阿随即宣布退出华约军事联盟。中阿两党、两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问题上高度一致，更将中阿两国关系和中国对阿援助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三）破裂期(1972-1985年)
出于遏制苏联在亚洲势力扩张的共同考虑，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双方利用多种场合和渠道进行接触，向对方传递出和解的信号。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此事在阿尔巴尼亚引发强烈“地震”，阿劳动党表示强烈反对，中阿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出于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日益加深的疑虑和否定，阿劳动党决策层做出种种不合情理的过激反应，中阿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1973年后，两国双边来往大幅减少，访问规格不断降低。1974年10月，阿总理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强烈要求已处于经济崩溃边缘的中国，在阿尔巴尼亚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提供高达50亿人民币的贷款。此时的中国早已力不从心、疲于应付。由于援建项目进展缓慢、援阿物资久未到位，阿劳动党内部谴责中国“已完全堕落成修正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愈演愈烈。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的相继辞世以及中共粉碎“四人帮”、纠正文革错误等做法加速了中阿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关系的全面倒退。1977年7月，阿尔巴尼亚党报《人民之声》在霍查授意下发表题为“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社论文章，罗织罪名、大肆攻击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视其为中国联美抗苏、谋求在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中称霸的途径。阿主要领导人更是屡屡诬蔑中国援阿是“破坏”阿经济的“别有图谋”之举，中阿关系全面、公开破裂。
1978年7月，中国政府正式照会阿尔巴尼亚当局，停止对阿经济、军事援助，停止支付现金援款并撤回所有专家，中阿关系彻底跌入冰点。1979年起，阿尔巴尼亚中断了同中国的一切交往，双方勉强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外交”。
（四）正常期(1986年-2011年)
中阿关系的“冬眠”状态一直持续到1985年霍查去世之后。随着阿国内“反华”声浪逐渐收敛，新一届阿尔巴尼亚政府明确表示出同中国发展正常外交关系的意愿。1989年11月，两国签订建立中阿经济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的协定。1991年1月，阿外长马利列来访，成为自1978年两国关系恶化以来首位访华的阿政府高级官员，一度中断的两国外交关系逐渐恢复。此时经历政治剧变后的阿尔巴尼亚，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彻底摆脱了过去的隔绝状态，中阿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交往逐渐增加，但较之历史上的密切时期则大相径庭。此后，中阿两国关系发展较为平稳。
（五）发展期（2012年至今）
2012年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正式启动，为中国同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中东欧国家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中阿两国关系从此步入快速、稳定发展的新时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赴阿考察投资，2013年贸易总额达4.42亿美元，增长22.44%，中国已成为阿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文化教育交流进一步扩大，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北京歌舞团、南京民乐团、中国武术代表团相继访阿演出，中国画院代表团、江苏名家代表团先后赴阿举办画展，地拉那大学孔子学院落成，汉语课教学进入阿中小学，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语广播调频台在阿落地。随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阿两国关系正日益焕发出新的活力。
二、中阿关系亲疏的原因
回顾中阿关系的大起大落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始终是影响中阿关系走势的主因。在中阿关系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两国缘起于意识形态，也缘灭于意识形态。
（一）中阿亲密的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铁托支持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建立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2]建国后，阿同南斯拉夫关系一度十分密切，铁托曾计划把阿纳入南斯拉夫版图，成为第七个加盟共和国，但这一计划被斯大林发现并制止。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发表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后，阿迅速与南共反目，参加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围攻，和南斯拉夫中断外交关系。自此，阿尔巴尼亚全面依附苏联，苏联替代南斯拉夫开始对阿提供经济、军事等全面援助。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全面否定斯大林，而阿劳动党领袖霍查左倾思想严重，极为崇拜斯大林，在阿国内坚定奉行斯大林主义，极力维护个人崇拜和集权统治，对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同时，苏联调整了对南斯拉夫政策，苏南关系逐步缓和，使阿尔巴尼亚感到被苏联出卖。反观中国，毛泽东是斯大林模式的坚定拥护者，因而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深恶痛绝，也对苏联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时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感到强烈不满。出于同苏联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维护斯大林模式的共同目的，中阿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达成了高度一致，加之两国同苏联决裂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陷于孤立境地，共同面临着外援中断和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携手合作也在情理之中了。
（二）中阿反目的原因
中阿两国因共同的意识形态而走近，同样也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分道扬镳。早在中阿关系蜜月期，双方亲密表象下就已开始涌动愈益增多的不和谐暗流。1957年，南斯拉夫因在不结盟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得到中共领导层的高度赞赏，中国同罗马尼亚保持友好关系，中国认可南斯拉夫为“社会主义国家”等举措，均遭到阿领导层的强烈反对。1964年赫鲁晓夫倒台后，中方决定派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阿方却对中方修复同苏联关系的举措深恶痛绝。珍宝岛事件后，应苏方要求，周恩来总理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举行会晤，中苏间军事对抗的紧张局势得以缓解。在阿共授意下，阿舆论媒体就此事公开影射中国，对中方在反修斗争中向苏联“妥协”进行猛烈批判。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导致了中阿关系的破裂。随着美苏大国间攻守态势的变化，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亦发生着根本的改变。特别是进入70年代后，中美关系逐渐向好，政治色彩浓重的对外援助已然成为一种负担，极大地拖累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鉴于此，中国开始逐步调整国家战略，由以安全利益为核心向以经济利益为核心转移，并提出对外交往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在此背景下，对罔顾国力、畸形外援的拨乱反正成为中共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必然选择，而此时阿尔巴尼亚在对外政策上仍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线，对中美关系改善无法容忍，认为中方已经堕落、变质，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对中方调整外援政策、减少对阿援助的做法大加指责，恶毒攻击；此后中共粉碎“四人帮”、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等更被阿视为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之举。
综上所述，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阿双方意识形态产生了根本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关系的破裂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如果说阿尔巴尼亚历史上和南斯拉夫、苏联反目分手还有主权威胁这一原因的话，和中国的反目分手则可完全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分歧。
三、经验教训
中阿关系的演变折射出我国外交理念的深刻变化——即从国家利益拘囿于意识形态到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其间有诸多经验教训可供借鉴。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中阿关系史进行客观、全面的认识，有助于正确理解当前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阿关系所蕴含的经验教训如下：
（一）客观看待对阿的外交政策和援助
自上世纪60年代初阿苏关系破裂后，中阿关系迅速升温，中国开始代替苏联成为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援助国。在国内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不惜代价，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竭力援阿。这些外援使当时困难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至今仍饱受诟病，连同当年援越等被网民称为“勒紧裤带”、“打肿脸充胖子”。如何正确看待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阿关系和对阿援助是我们今天必须正视的问题。
50年代末期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冷战对峙格局下顽固的意识形态壁垒以及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令中国进一步感受到来自美苏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在此形势下，发展和加强中阿友好关系成为中国打开外交新局面的基本立足点。客观来看，阿尔巴尼亚当年曾在国际共运内部为中国仗义执言，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牵头提案、多方奔走、不遗余力，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积极支持中方原则立场，这些义举对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应该心存感激。
由此可见，当时的对阿关系和对阿援助是中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于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考量，而运用于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工具和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抚今追昔，今天我们应该秉持历史、理性、客观的态度，正确看待那一段历史和对阿援助，认识到经济援助是国家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手段。我们作为国际上的大国，通过外援结交朋友，履行一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这是无可厚非的。国家在发展的时候需要对外援助，在困难的时候也需要它，因而不能用民粹主义、虚无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它。片面强调我国对外援助的情感因素，不利于当前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也不利于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
（二）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决定外交政策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而国家利益是国内利益的总和和国际利益的一部分，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内涵不同。意识形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利益的实现，但意识形态不能代替国家利益。此外，国家的意识形态并非一成不变，是会随着领导人思想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而国家利益却是国家间关系的根本立足点和永恒追求，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因此，意识形态对国家间关系的操控只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作为建立国际关系的准则，罔顾民族与国家利益的行为不符合国家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起初以意识形态划线处理对外关系，最终带来对外关系上的闭关自守和经济发展上的落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及时调整政策，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仅不吸取中国的经验教训，反而对中国的做法大加指责，一味固步自封，在“一切以意识形态为纲”的漩涡中越陷越深，完全与世隔绝，最终落得个亡党误国的结局。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呈多极化态势，但不同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差异依然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促使世界各国间利益交织愈加紧密的同时，也使得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影响更为频繁，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依然严峻。作为国家利益的外在体现，外交政策不可能完全摒弃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在尊重他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淡化意识形态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尤为必要。只有暂时搁置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以平和理性的心态求同存异、共谋发展，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据统计，中国对阿援助的近二十年间，经济、军事援助项目总值高达100多亿元人民币,[3] 成为当时驱动阿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当时经济和技术仍比较落后的背景下，很多援阿项目已远远超出中国的能力范围，使得中国国民经济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超出国力的外援也难以为继，当中方援助力不从心时，双方互相埋怨，最终反目为仇。
历史证明，国家利益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动力，是一国实施外交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自然也是实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础。无论是援助国还是受援国，只有充分尊重彼此的核心国家利益，理性认识国家间利益的平衡点，求同存异、合情合理、双方共赢，才能推动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发展。经济援助国要重义轻利，多予少取，但一定要量力而行，追求可续长效。
结语
时至今日，中阿关系已经走过65个年头。在这65年中，两国关系经历了大起大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也留下了传统友谊这笔宝贵财富。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中国需要广交朋友，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像阿尔巴尼亚这样曾接受中国大量援助、与中国传统友谊深厚的国家正是中国广交朋友、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理想之地。
中阿两国关系尽管历经了大起大落，但两国当年的亲密关系在阿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中国当年对阿的无私援助使得今天阿国上下仍心存感激。至今，许多阿国民众仍时常追忆上世纪大量中国专家远渡重洋、投身阿尔巴尼亚生产建设的动人场景，并对中国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守纪赞不绝口。阿朝野和社会各界也对当年阿中关系破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致认为当时阿主要领导人应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阿东南欧研究所所长比蒂奇和前驻华大使穆奈卡曾专门研究阿中这段关系史，以大量史实论证了阿中关系破裂的过错全在阿方，并强烈要求阿政府公开对中国说声“对不起”。阿议长梅塔也曾多次表示：如果当初阿领导人能抛弃极左思想，效仿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阿尔巴尼亚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肯定成了欧洲的“小中国”。由此可见，对华友好的种子随着中方的援助播撒在阿人民心中，延续至今，历久弥新。对华友好已成为阿国朝野和社会各界的共识，这为今天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阿政府十分欢迎中国企业来阿投资，在能源、旅游、矿产、农业、基建等各领域全面对华开放；阿企业也更愿意选择中国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因为曾在阿国困难时期施以援手的中国人更值得他们信赖。
总结历史，告别过去，放眼未来，我们相信，在中阿双方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促进下，中阿两国合作将会取得更大发展，两国传统友谊定会薪火相传。
【完稿时间：2014-10-15】
【责任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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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8年8月3日，赫鲁晓夫在中苏领导人会谈中提议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长波电台并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毛泽东认为上述提议涉嫌侵犯中国主权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予以断然拒绝。
[2] 阿劳动党原名共产党，1948年在斯大林建议下改名为劳动党。
[3] 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