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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东北土匪势力排序:揭秘真实的东北土匪
揭秘真实的东北土匪：那些黑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东北土匪在整个民国时期大体可以分三种。 第一种是纯土匪，即红胡子。 这种匪多则数百，少则十余，主要勾当是砸富户、抢买卖、绑人票、打官兵，其间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1915年，吉林省浑江县匪首“冰上飞”在抢劫时，发现一个老太太手上戴着金戒指，但撸不下来，便用刀砍下老人的手指一道拿走。 1924年匪首王林手下匪徒在蚂蚁河架了一个姓魏的姑娘。姑娘的父母为赎人，卖血凑钱。等凑够了赎出女儿，姑娘已被匪徒糟蹋，投河自尽。其父失血过多而死，其母悲愤之下上了吊。好端端一个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 第二种是武装土匪。 这种土匪大多有政治背景或目的。或为报复社会，或为报复官绅;有的借土匪发展势力，希望招安做官;有的投靠日军，为虎作伥;被人民政权土改清算的，要搞阶级报复;被国民党委任军衔的，死心塌地破坏革命。关于这种土匪，下文还要介绍。 第三种叫棒子手。 这种土匪没有枪械，仅以木棒劫道;人数少，有时1人，有时数人，时聚时散。他们打劫对象多是单身行人、小户人家。大股的土匪又称“溜子”，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和规矩。其总头目叫“大当家的”或“大掌柜的”，内部呼为“大哥”。其下有二掌柜。再往下有“四梁八柱”，四梁分里四梁、外四梁，合起来即为八柱。下面一般匪徒称“崽子”。 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炮头是执法行刑的，他必须“管直”(枪法准)，百发百中。在和敌人交锋时，他能在关键时刻一枪定夺大局。粮台管粮食、蔬菜的储备、供应，到百姓家就食时，还要检查该户有无传染病，食品是否有毒。水香负责分配站岗、放哨。每砸开一个窑(攻下一个地方)，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卡子(哨兵)。翻垛的，是溜子里的军师、参谋长。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行动前，他要占卜凶吉;遇险时，他要祈神庇佑。 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掌柜、花舌子、插签的、字匠。秧子房就是票房，是关押人票的地方。其掌柜的大都心狠手辣，催票时割耳朵、割鼻子，毫不手软;过期不赎票，也由他和手下人撕票。花舌子负责给苦主家送信、讲价。这种人一要善于查明苦主家底，二要巧言善辩，要对方拿出更多的钱来。插签的，也有叫稽查，主要负责勘察打劫的目标、路线，保证万无一失。字匠主管文墨。给苦主写信，与外界的文字交道，都由他负责。有的字匠还会刻印、模仿他人笔迹等。 由于各个溜子人数多少不一，规模不等，所以这八柱也有互相兼任的，或省略的。有的溜子因马匹众多，又专设“马号”，主管马匹车辆等。 东北土匪有许多行话、黑话，反映了其组织内部的规矩和忌讳，也反映了匪徒们的心态。例如，干土匪称作“吃打饭”，长期干这一行叫“挂住”，打劫叫“开差”、“砸窑”，劫道叫“别梁子”，杀人叫“插人”，分钱叫“挑片”。他们忌讳“死”字，故称死了为“睡了”，睡了则称“躺桥”;又忌“犯”字，故称吃饭为“啃付”;忌蹲大牢的“蹲”字，故点灯叫“上亮子”、“点明子”，放火叫“放亮子”。犯了这些忌讳，轻则受打骂，重则被杀。曾有一次，一个小孩见一个男人在吃东西，便问：“你在吃包谷吗？”那人竟勃然大怒，说：“不，我吃的是木头！”这男子便是名土匪，因为包围的“包”字也在忌讳之列。 东北土匪还有一种黑话，叫“三番子”。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写到杨子荣进威虎山时，记载了很多。像“蘑菇溜哪路？什么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等，均属此类。 “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传播，全国各地甚至连3岁小儿也都会说上几句土匪黑话。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东西，既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内容，也有一些随机应变的问答。 例如，问：脸红什么？答：精神焕发。问：怎么又黄啦？答：防冷涂的蜡。就属于这一类情况。这种三番子非有三年五载为匪的经验，是不能透彻地掌握其诀窍而灵活运用的。杨子荣能在剿匪斗争中迅速掌握、运用，充分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 东北土匪中的一些首领往往带一个小铜佛，据说叫“达摩多罗”，是他们的“上帝”。黑龙江着匪谢文东就是这样，他经常供上铜佛，打卦起课，决定凶吉。许多文艺作品中表现的匪首，在匪群中都是八面威风、颐指气使。其实，据当过胡匪首领的人交代，匪首带领胡匪就像带领胡狼，时时提心吊胆。因为不仅有的头目可能不服大掌柜，随时可能篡权;便是一般的崽子，被惹急了，也会马上动刀动枪，不顾后果的。 所以一般的匪首都是少言寡语，一则显得城府极深，一般匪徒莫测其高深，只有敬畏之份;二则可以暗自盘算谁可能有异志，谁的言行反常，该采取什么对策等。许多匪首一辈子都没有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在大群匪徒的簇拥之下，孤独地活着，孤独地死去。东北匪首一般都有一个绿林报号，反映出该匪首所处的时代特征、习俗和意向。 例如，“战中华”、“战九洲”、“战北省”、“东边”、“中霸天”等，反映了土匪的狂妄野心;“绿林好”、“青山好”、“松江好”等，反映了土匪活动的地域环境;“草上飞”、“云中雁”、“穿山甲”、“常胜”等，则反映了土匪的幻想、愿望。有的用匪首的姓名、绰号或去掉姓氏后的名字做绿林报号，如“老北风”、“小白龙”、“刘二敢子”、“(孙)长海”等。也有的用该股土匪的特点做报号的，如吉林浑江地区匪首曲振广手下50多名匪徒，行走如飞，即自报“滚地雷”;“白马张”则显然因为匪首姓张，常骑白马。 土土怕一两个人的小匪伙也要有个报号。路上相遇，各股自报家门，是仇人，捉对厮杀;是友好，相安无事。砸窑时，也向村民报号，一则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二则也借此扬名，吸引不逞之徒前来投奔。 东北胡匪常有些规定，哪些是不可以抢的。例如：喜丧事、邮差货郎、走村行医、算命摇卦、鳏寡孤独、大车店、棺材铺，均在规定之列。民国初期，着名的马胡子、绿林报号“白马张”曾亲自订过13条纪律，约束部下。其中规定：本山主发飞马牌香烟为标帜，在外地吸此烟者，即须互相援助，违者立斩;关东毗连外国，对洋人不仅不能开差，且须暗中保护，免惹无谓的外交事件;凡愿入山为么者(匪中排行最小者)，须本山20人以上介绍，并认某人为师，经师切实保证，方可入山;本山为膺介(其他股匪)所侵扰，须尽力援救，违者重罚;泄密者杀无赦;抽签执行死刑者，虽骨肉至亲不能宽贷，如有退缩或纵放，杀无赦;开差所得九成开拆，二成归公、一眼线、四公摊、一奖赏此次出力人员、一抚恤历年伤亡弟兄家属;入山为么者，另可正当谋生，但医卜星相皆不得为，尤不能为官，入山又为官者，杀无赦。 =北的土匪没有那么多，三人中有一个是不现实的。东北土匪有着自己的鲜明个性，和别的地方土匪有很大不同。他们都是占山为王，基本成为一股常驻势力，一般冠军也不怎么去缴。各庄各户有什么事有时也要去求他们帮忙。他们一般不肯和老百姓过不去，几样主要靠绑票，砸窑获得，基本面对的是有钱的大户人家，尤其是那些比较吝啬，名声不好的。尤其是自己家有护院，有枪支的----号称响窑。砸响窑，并把家中重要人物，比如大掌柜的绑走，然后所要赎金，要枪。这是他们主要的生存方式 匪首很牛，一般人当不了；普通土匪，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要入伙，首先一点就是胆子必须大。新人入伙，土匪黑话叫“过堂”。“过堂”的仪式极为苛刻：“叫来人在头上顶个葫芦或酒壶之类，朝前走去不许回头，走到百步左右，大当家的举枪射击。只听‘咣’的一声，那头上的东西碎了。这时，大当家的派人去摸摸他有没有尿裤子。如能挺住就叫‘挺硬’，可以入伙。” 土匪在中国很早就有，尤其是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土匪，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影响之大，称得上历代之冠。这里面又数东北土匪最有名。 有人考证过，民国时期，东北土匪最多时有枪支180万条之多，这是什么概念啊，这数量可相当于两百个军的装备啊。另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统计，抗战结束时，整个东北有土匪10万人左右，有些地区整个村子几乎都被土匪控制了，基本上属于“三人行必有一匪”。 这些土匪里，有些人是真的凶残成性、无恶不作；但是也有有情怀的土匪，他们劫富济贫，打日本鬼子，甚至为国捐躯，他们的存在，为这段灰暗的历史抹上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土匪有多凶残？ 近代以来，东北匪患为啥这么猖獗？当然你可以说与东北人进击的日常对话“你瞅啥？”“瞅你咋地”有关，说着说着就干起来了。但还有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局势。从清末至民国，东北地区各种打仗，社会动荡不安，政府管控能力被严重削弱，有这么得天独厚的“优势”，东北匪患就这么一点点的兴起了。 在落草为寇的人中，有一批人确实是被“逼上梁山”的，但主要的还是为了钱和色。据说，东北土匪中流传过这样的歌谣：“当响马，快乐多，骑着大马把酒喝，搂着女人吃饽饽（乳房）”。这都是有实打实好处的。 抢劫和绑票是东北土匪的主要活动，也最真实地展现出匪徒的凶残一面。 1936年，一个叫王志超的人票被吉林匪首“中山好”绑架，据他后来的回忆，他和另外几名人票被关在阴森的地窖里，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放风（出外大小便），除此之外有了大小便也不许出去，所以有的人实在憋不住，就只能拉在裤兜里。有时候渴得实在没办法，只好硬挤点尿，尿在衣服上，再拧出来，用舌头舔舔来解渴。 按照规矩，绑票之后，五到十天，大当家得派人去人票家里送“海叶子”（信件），要是对方家里不痛快交钱，那就坏了，人票基本就会被各种拷打折磨甚至直接被撕票。 当时，一名姓张的人票家里没来人交赎金，“中山好”将这个人票衣服扒光，绑在板凳上灌辣椒水，肚子鼓起来之后，再用杠子把水压出来，直到把这个人票折磨死为止。 类似残忍的行为也发生在抢劫中。比如在1915年，浑江一带土匪“冰上飞”一天抢劫到了一个老太太家里，发现人家老太太手上戴个金镏子，但光捋又捋不下来，于是直接用菜刀活活把老太太的手指剁了下来。 在那个年月，惹了土匪可绝不是闹着玩儿的。1927年，吉林临江地区有个12岁的小牛倌，晚上东家对他说：“睡觉时小心点，当心土匪！”小牛倌不知天高地厚，开玩笑地大声说：“土匪来了怎的？还能把我xx（生殖器）割去？”没想到这话竟然全被土匪听见了，第二天小牛倌就失踪了。后来东家和乡邻在村外沟里找到了他的尸体，生殖器真的被土匪割掉了。 如果是女性落在土匪手里，受到的折磨会更惨。1935年12月，吉林浑江地区汉奸土匪孙玉礼把一名抗联家属妇女抓到八道江审问，孙玉礼先是同日本兵将这名妇女轮奸，然后强迫抓来的20多名群众再轮奸她。最后，该匪竟然用烧化的蜡烛油浇在她下身上，将这名妇女活活的虐待死了。 还有更惨的，有半路遇见土匪也被无端杀害的。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匪首带队出来抢东西。走到半路碰到一个孕妇，她就跟男匪打赌说：“这老娘们怀的是小子还是姑娘？”那个男匪头说：“一看那样子就是个姑娘”。她说：“我说是个小子”。然后女匪说不信我给你打开看看。说完，女匪过去把那个孕妇一脚踹倒了，“哗”地就把她肚子给划开了，把婴儿从肚子里拎出来一看，是个女孩，“哗’地给扔了。跟男匪说了一句：“晚上我陪你睡觉。” 其实，土匪不仅仅对外人凶残，也有对自己下狠手的。东北土匪“一枝花”王桂珍，有一个三岁的孩子。上阵之前，她拎起孩子的小腿，“喀嚓”一声就给毙了，只是为了上阵时不让孩子成为念想，亲生孩子，说杀就杀了。 土匪“北霸天”杀了自己的大老婆, 原因竟是“匪首逼着她随队东奔西走, 可她的一双小脚根本就无法跟上这些男人的脚步, 北霸天看着她晃晃悠悠的样子, 气不打一处来，就开枪把她崩了。” 这样的土匪谁不怕啊。 当土匪要艺高人胆大 但是，如果你认为土匪只会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没啥真本领，那就错了。对于东北土匪来说，马术和枪法是最重要的生存技能，因此匪首往往都是精通此二技的人物。著名爱国将领马占山早年曾经落草，传说其骑射技术精湛，激战中骑在狂奔的马背上任意自如，可以脚挽马蹬，身体藏在马腹一侧，将头从马项下探出，准确地射击目标。 正因为一些匪首精于骑射，其绿林报号也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如“双镖”、“打得好”、“快枪林三”，说明枪法好；“草上飞”、“一股风”，说明动作敏捷；还有一些报号，为的是表现自己“造福于民”：比如“南来好”、“三江好”、“大家好”。土匪们在夸自己这上面也是蛮拼的。还有一些描述个人特征的，比如“滚地雷”，就是说这个土匪身上总藏着地雷，谁惹了他，二话不说就把地雷扔出去。 匪首很牛，一般人当不了；普通土匪，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要入伙，首先一点就是胆子必须大。新人入伙，土匪黑话叫“过堂”。“过堂”的仪式极为苛刻：“叫来人在头上顶个葫芦或酒壶之类，朝前走去不许回头，走到百步左右，大当家的举枪射击。只听‘咣’的一声，那头上的东西碎了。这时，大当家的派人去摸摸他有没有尿裤子。如能挺住就叫‘挺硬’，可以入伙。” 除了胆大，新人还必须学会说土匪的“黑话”。 出于忌讳的心理和甄别他人的需要，东北土匪有一套独特的隐语，俗称“黑话”。比如，土匪管杀人叫“插人”，分钱叫“挑片”。他们忌讳“死”字，称死了为“睡了”，睡了则称“躺桥”；忌蹲大牢的“蹲”字，故点灯叫“上亮子”、“点明子”，放火叫“放亮子”。“吃饭”、“喝茶”这样的日常用语是他们所忌讳的，因为“饭”与“犯”同音，“茶”与“查”同音。 这套黑话体系，是混迹匪众中的必备技能，关键时刻甚至关系到个人生死。例如《林海雪原》中，杨子荣与土匪的这段对话，如果不了解内情的人，就会像听天书一样： 土匪：蘑菇，你哪路？什么价？（什么人？到哪里去？） 杨子荣：哈！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找同行） 杨子荣：拜见三爷！ 土匪：天王盖地虎！（你好大的胆！敢来气你的祖宗？） 杨子荣：宝塔镇河妖！（要是那样，叫我从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 ...... 假如杨子荣事先没有学习“黑话”，恐怕一上来就毙命当场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东北土匪也会拜自己的“祖师爷”，就是达摩老祖，因为达摩位列十八罗汉之一，而十八罗汉相传又从事“劫富济贫”活动，故被土匪尊敬。有经验的镖师如果遇到土匪，会先停镖车，喊句“达摩老祖威武！”土匪一听，便不为难了。 土匪也抗日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尽管落草为寇，但土匪多少仍然有一些敬畏之心。而在日本人侵占东北时一些土匪的奋勇抵抗，则让人看到了他们在嗜杀成性之外的热血豪情。 活动于辽西的匪首“高老梯子”高鹏振是这样号召抗日的：“此次起义的目的在抗日救国，非比当年为匪，除了向民间收枪收马之外，应当不抢不夺，现已国破家亡，吾人发财何用！”真实展现了土匪心中的一份民族大义。 据统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有土匪约6万余人，几乎都投入了抗日。他们中的很多人战死疆场，如高老梯子高鹏振、双龙李向荣等，有的土匪在被日军俘虏后表现的英勇不屈，例如“朝阳队”首领孙朝阳被捕后，日本人劝其投降，他慨然回答：“我孙朝阳热心救国，今不幸为奸人所骗而被逮，国土未复，壮志未遂，殊为可惜，至于个人生死早置度外，今日惟求速死以报我国家民族耳!”敌人见他不肯投降，施以酷刑，百般折磨达半年之久，最后将其杀害。 日本投降后，东北土匪多接受国民党的委派和收编，抗拒中共部队，成了具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土匪。从1945 年11 月开始，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组成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开始了对土匪的大规模清剿。到1947 年夏季，东北土匪累计被消灭十万余人。到了1949 年3 月，东北的土匪被彻底消灭。 至此，因时代而生的东北土匪，终因时代的大变迁而消亡。
第二篇东北土匪势力排序:为什么东北土匪叫“胡子”？山东的土匪叫“响马”？
这段时间，一部《少帅》让很多人知道了胡子，也纷纷纳闷，为啥东北土匪叫胡子呢？还有人说，记着山东的土匪叫做“响马”？都是杀人越货的主，为啥称呼这么多呢？
东北土匪叫胡子与地缘有关
说法一：抢东西在深山里挥霍，时间一长胡子就长了
北方的土匪多啸聚深山老林，为的是防止政府和地方武装清剿，隔段时间出来打家劫舍一番，然后又在老巢挥霍，时间一长胡子长得长了，又没有时间打理，自然就都长着乱糟糟的长胡子，所以当地人一看这种长相的人就是土匪，赶快跑吧，时间一长，“胡子”就成了土匪的别称了。尽管后来土匪知道了这一点，拉了个理发师入伙，好让匪友们注意公众形象，以免打草惊蛇，但为时已晚，一直延续至今。
说法二：胡子来源于“胡人”
《汉书·匈奴传》曾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
其实，“胡人”的说法出现很早，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战国策》），既有胡服，那么穿胡服的定是胡人了。
西汉政治家贾谊在《过秦论》中，也有“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句子。这里的胡人，指的是匈奴人，或者说主要是指匈奴人，也包括那些敢和汉室作对的其他少数民族，比如东胡，它因居于匈奴人之东而得名，也就是匈奴人东边的胡人。东胡的后世，便是鲜卑人和乌桓人二族。
胡人，狭义也就是指匈奴人，后泛指北方游牧民族，而东北为主要居住区。
“胡子”之称起于明代，来源于汉人对北方夷族的称呼——“胡儿”,夷族常越界南侵掳掠，后来便沿袭称强盗为“胡子”；也有说盗匪抢劫时戴面具挂红胡须以遮耳目；还有说，俄国老毛子经常越过边界烧杀抢掠，俄国人常留大胡子，久而久之，中国的土匪也就跟着沾了胡子的光,胡子成为泛称。
为啥山东的土匪叫响马？
响马一词原出于山东,一说自东汉以后,山东的土匪在马脖子上挂满铃铛,马跑起来,铃铛很响,故称土匪为响马；还有种说法认为他们在行动前习惯先放响箭示警 常骑马来去 故称响马。山东历史上多次农民大起义,也有人把响马称为英雄好汉的代名词。其实，许多响马队伍不是土匪，而是农民起义军。
东北胡子可分成三类
东北土匪在整个民国时期大体可以分三种。
第一种是纯土匪，即红胡子。
这种匪多则数百，少则十余，主要勾当是砸富户、抢买卖、绑人票、打官兵，其间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1915年，吉林省浑江县匪首“冰上飞”在抢劫时，发现一个老太太手上戴着金戒指，但撸不下来，便用刀砍下老人的手指一道拿走。
1924年匪首王林手下匪徒在蚂蚁河架了一个姓魏的姑娘。姑娘的父母为赎人，卖血凑钱。等凑够了赎出女儿，姑娘已被匪徒糟蹋，投河自尽。其父失血过多而死，其母悲愤之下上了吊。好端端一个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
第二种是武装土匪。
这种土匪大多有政治背景或目的。或为报复社会，或为报复官绅;有的借土匪发展势力，希望招安做官;有的投靠日军，为虎作伥;被人民政权土改清算的，要搞阶级报复;被国民党委任军衔的，死心塌地破坏革命。
第三种叫棒子手。
这种土匪没有枪械，仅以木棒劫道;人数少，有时1人，有时数人，时聚时散。他们打劫对象多是单身行人、小户人家。大股的土匪又称“溜子”，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和规矩。其总头目叫“大当家的”或“大掌柜的”，内部呼为“大哥”。其下有二掌柜。再往下有“四梁八柱”，四梁分里四梁、外四梁，合起来即为八柱。下面一般匪徒称“崽子”。
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炮头是执法行刑的，他必须“管直”(枪法准)，百发百中。在和敌人交锋时，他能在关键时刻一枪定夺大局。粮台管粮食、蔬菜的储备、供应，到百姓家就食时，还要检查该户有无传染病，食品是否有毒。水香负责分配站岗、放哨。每砸开一个窑(攻下一个地方)，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卡子(哨兵)。翻垛的，是溜子里的军师、参谋长。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行动前，他要占卜凶吉;遇险时，他要祈神庇佑。
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掌柜、花舌子、插签的、字匠。秧子房就是票房，是关押人票的地方。其掌柜的大都心狠手辣，催票时割耳朵、割鼻子，毫不手软;过期不赎票，也由他和手下人撕票。花舌子负责给苦主家送信、讲价。这种人一要善于查明苦主家底，二要巧言善辩，要对方拿出更多的钱来。插签的，也有叫稽查，主要负责勘察打劫的目标、路线，保证万无一失。字匠主管文墨。给苦主写信，与外界的文字交道，都由他负责。有的字匠还会刻印、模仿他人笔迹等。
第三篇东北土匪势力排序: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剿匪
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剿匪
黄金生
解放战争之初，国内有识之士一致认为，谁先取得东北，谁就可以得到全中国。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便向有关部队发出了进军东北的命令。东北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斗争过程，其中尤以清剿土匪最为复杂和激烈。
有枪便是草头王
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但在过去，东北的另一“特产”也举世闻名：土匪。早在清政府内忧外患时，土匪就已经乘势而起，正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东北土匪，又称“胡子”。东北土匪的发展有三个重要时期：一是在清咸丰时期。由于太平军起义，驻东北八旗军大部入关作战，造成关外兵力空虚，土匪乘虚崛起。二是日俄战争到日本侵占东北期间。由于连年战乱，上万股土匪蜂拥而起。三是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满洲国”也随之土崩瓦解。东北忽然间出现了政权“真空”。日本关东军宣布投降后，为制造混乱和减少当俘虏的人数，在8月19日宣布的 《第62号命令》中，曾指令“伪满洲国”的兵团、内蒙古的“蒙王”伪军以及驻绥远的伪军各部自行解散，造成10万伪军散落在东北各地。同时，日伪遗弃的枪支弹药也大量流散，造成了土匪活动的适宜条件。一时间，东北土匪活动猖獗起来，什么“花蝴蝶”、“草上飞”、“占天时”等蜂拥而起，四处作祸。当时民间有句顺口溜：“有钱的怕绑，有姑娘的怕抢，走路的怕劫，出门的怕攮。”普通老百姓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生活。
胡子“受封”变身国军
东北光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赶在共产党之前控制东北，派遣了大批特务等人员进入东北各地，并与各种帮会土匪建立联系。收编加委敌伪残余（伪官吏、警察、宪兵）、惯匪和被清算的地主恶霸，组成所谓的“地下军”、“先遣军”、“保安军”等，对各地土匪进行“接收”。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膨胀，最猖狂时达到25万人左右，为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兵力的2.5倍。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之多，先后加委敌伪残余、惯匪和地主武装，“总司令”和“总指挥”32个，“军长”33名，“师长”158个。国民党收编这些无恶不作的武装势力，目的在于阻止共产党进入东北，所以这些土匪并未因国民党的收编而有所约束，仍旧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共产党进入东北后，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时，一些恶霸地主为了“报复”和“翻把”，也与土匪勾结，破坏土改，打击中共建立的基层政权。同时，他们又与“家理教”、“一贯道”等封建迷信组织相串通，欺骗、驱使某些群众参与其中，更加扩大了土匪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匪患对中共在东北立足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
剿匪是北满决胜的一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鉴于东北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开展工作。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5年9月在沈阳开始工作，彭真任书记。为加强北满广大地区党政与军队工作，中央又决定成立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11月16日，中共北满分局在哈尔滨成立。陈云任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高岗任副书记兼北满军区司令员。
北满是匪患的重灾区，切身感受到土匪祸害的陈云到达北满后，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认为剿匪乃“当前急务”，“是北满决胜的一环”。为此，他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提出抽调正规部队到北满、西满剿匪。1945年12月28日，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他要求“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 。
1946年2月，东北局先后派刘转连、宴福生率领的三五九旅和杨国夫等率领的渤海军区第七师奔赴北满，剿匪力量明显加强。
1946年3月，苏军逐步北撤回国，蒋介石开始向东北大举增兵。5月，我军被迫从四平、长春撤退。为数约两万左右的土匪乘我军主力忙于正面作战、后方较为空虚之机，在松江、嫩江、合江等地又乘势复起。东北各地相继出现“牡丹江暴乱”、“通化暴动”等事件。5月下旬，就在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向松花江北转移途中，有一天联军总部保卫部门给他送来一份急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某副科长携机密文件，在特务的诱使并在一股土匪的接应下，叛变投敌……” 四平失利已使林彪深感不安，此时又发生了自己直接领导的部下投敌叛变之事。接到这封电报后，林彪坚决地说：“岂有此理，东北要想巩固，必须消灭土匪和特务。”
1946年6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四平战役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把克服东北当前危机、转变危局的中心环节，放在了“彻底剿灭土匪，解决土地问题”上。
砍断“四大旗杆”
在北满的广大地区中，合江是匪患的重灾区。盘踞在此的土匪数量最多，头目最大，活动最猖獗。其中尤以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等四大股匪为最，人称“四大旗杆”，每股都麇集千余人。他们都是政治土匪，翻云覆雨，大多起初接受我方收编，后又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也有先受国民党加委，后再受我方收编，尔后又反叛的。
1946年9月22日至30日，主持合江工作的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合江军区军政干部会议，提出剿匪的“三猛战术”，即猛打猛冲猛追，并调在延安时期就积累了剿匪经验的贺晋年任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任政治委员。同时加强了剿匪力量，用于剿匪的部队达2.1万人，开始了活捉匪首、清剿“四大旗杆”的战役。
贺晋年带领指战员数次横跨牡丹江，追击顽匪于林海雪原中。1946年11月20日，“四大旗杆”中影响最大的所谓第一杆匪首谢文东，被贺晋年的追剿部队追到穷途末路，几百人马或死或降，最后孤身一人被生擒。
张雨新，外号“张黑子”。“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寇，残杀过许多抗日志士。日本投降后他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被委任为“东北第十五集团军挺进军中将、总指挥”。11月下旬的一天，贺晋年等在剿匪指挥部意外地从俘虏中发现了张雨新的副官。据他交代，张雨新活动在三道通以西的深山里。得知消息后，贺晋年立即决定派三五九旅八团某连二排排长刘淑彦率领三十余人搜剿。藏在窝棚里的张雨新知道已无路可逃，只好束手就擒。
另一巨匪李华堂也在12月中旬在窜至大盘道沟堂子时，与我军执行送电台任务的一个通讯连遭遇被俘，但李华堂乘人不备脱身逃走。8团的一名参谋带着4个骑兵急驰而追，在一个草甸子里发现了李华堂，再次将其擒获。没想到半路上马受惊将车拉翻滚下山坡，李华堂即被摔死。
老惯匪孙荣久，外号孙快腿。“九一八”事变后效忠日寇，残害抗日志士，恶贯满盈。“八一五”后，曾一度被我军收编，随即又投靠国民党特务分子。
1947年1月，三五九旅骑兵团在消灭李华堂股匪后，即进至勃利一带追剿孙荣久股匪，经六天六夜穷追猛打，已将其大部歼灭。3月26日清晨对孙荣久栖息的猴石山搜查，在山腰的一个木屋里将孙荣久和他的副官擒获。
捉匪首、挖匪根、清匪患
从1947年1月后，剿匪斗争进入到肃清残匪、散匪、捕捉匪首和挖匪根的时期。经过5个月的反复追剿，到1947年5月，东北解放区的匪患基本肃清，那些臭名昭著的匪首均被捕获。
辽沈战役前，经过三年多的剿匪斗争，匪患被基本肃清。但在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南下之后，一些地区仍存有尚未来得及肃清漏网的国民党的残余武装以及残存的少量地主土匪武装。为此，1948年9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发布第15号匪情通报，要求各地应进一步组织力量，迅速督剿。1949年1月15日，黑龙江、合江、嫩江三省联合召开剿匪会议，要求彻底消灭残余土匪。
东北解放区剿匪斗争的胜利，有力地保卫了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了根据地，为日后的全国各解放区剿匪提供了经验。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