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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培德书院国际学校:做独立学校，而非私立学校 —专访培德书院总校长钱志龙
对话人_王阳 记者_李文星 编辑_王桂茹 摄影_蕫德 设计_胡婷
培德书院位于北京顺义区的罗马湖畔，《留学》到访时，适逢北京刚遭遇过千禧年后最强冷空气的侵袭，罗马湖十里冰封、略显萧杀，也有几眼清水从冰面的破口处汩汩冒着，似是一股底蕴的力量。坐落在旁的培德书院，由外望去庄严沉稳又谦恭平和，仿佛正安静地等待着访客的到来。
直到钱志龙校长与《留学》团队分别握手，大家围坐在茶桌旁慢饮畅谈的时候，培德书院真正的温度才缓缓流露出来。其实不仅仅是天然原木的温暖建筑，这里更有钱校长以及在培德书院工作的所有人的教育情怀和坚守。
本期《总编对话录》，就带你了解钱博士引人入胜的人生经历以及不忘初心的教育情怀。
“ 母语者在我眼里只是美国的农民”
2014年11月，曾有一篇题为《熊掌和鱼：略带偏见的中西方教育比较》的公益讲座被几百个公共微信号和网站广泛转载，粗略估计阅读量不下千万次。这次讲座也引发了质疑的声音：一个中国教育体制的受益者怎么反过来批判中国教育；当年的北大保送生怎么对着中国教育摇旗呐喊？别人也许不会，但他是钱志龙。“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出了一点意外，”在问及当年保送北大的钱志龙为什么会选择出国的时候，钱校长这样打趣地描述，“说起来还是很有戏剧性的，当时我很快就有可能选上北大学生会主席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马哲课的老师给了我一个挂科。”
在北大，竞选学生会主席有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绝对不能有挂科，更何况是马哲。但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他就是不喜欢马哲老师那种上课靠点名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而马哲老师因为他多次旷课而痛下杀手，成为学生领袖“报效国家”的梦想破灭。当年那份骄傲的自尊心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今日说起，这事儿却成了钱校长的笑谈，“如果没有她，我可能走的路跟今天完全不同，我应该更喜欢今天的我”。
“仕途断了，那就出国去看看，”钱志龙说，“出国留学本来就是我的一个计划，但是我没想到引爆点是这样”。竞选的失利正好坚定了钱志龙出国留学的决心。那个年代几乎很少有自费出国这一说，大家都是自己去申请奖学金，而为文科生提供全奖的大学少之又少。然而钱志龙是一个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想要什么的人，When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先出去再说。
接下来的几年里，钱志龙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修了传播学的硕士，在夏威夷大学修了文学硕士，最后拿到了南加州大学的教育学博士。期间，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他换过专业，炒过老板鱿鱼，放弃过奖学金。为了谋生，他做过助教，助研，做过家教，翻译，在学校食堂打过工，甚至在华人的公司打黑工。后来他又在夏威夷的东西方研究中心接受过亚太地区领导力培训。那为期半年的培训课程，对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个领导力培训课程专门招募亚太地区的学员去更深层次的理解泛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和教育，也接触到了整个亚太地区的文化。“因为四十几个学员来自三十几个国家，所以对整个亚洲文化和各自的风土都有了广泛的了解。”
2007年，“island fever”症状逐渐加重，钱志龙“miserably missing fall”,他决定要圆了他一直有的纽约梦，“说走就走”，没有任何准备地背起行囊降落到了肯尼迪机场。在纽约的这一年里，他尝试了很多工作—去美国智库之一的亚洲协会做顾问，去胡适先生办的华美协进社教中文、教书法，卖字画，当美国中文电视新闻主播??这些虽然并不是他最终想要的工作，但这些经验对钱志龙个人的成长却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最后，他来到了洛杉矶，在罗耀拉大学创建了“中英双语教师培训项目”，为加州的主流中小学培养了一批双语教师。
也就在这时，钱志龙才真正进入到了双语教学的实践领域，但他仍不满足，他不仅要有培养教师的实践，而且想要有直接面对学生的一线教师经验，于是他去面试了一家私立国际学校一个中文部主任的工作，结果没想到对方学校把另外一个职位一起给了他，那个职位就是小学校长。当被问起作为一个华人是怎样教美国人学英语的时候，钱校长会心一笑，打趣地说，“在中国，大部分的中文母语者都是农民，他们会的只是生活口语。在美国，我教的是学术英语，所以我把那些母语者当作是美国的农民，自信就来了。”
“好成绩却是你不可承受之轻”
作为一个曾经的学霸，钱志龙却不鼓励现在的中国孩子做学霸。他总喜欢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What is your dream（你的梦想是什么）?”美国孩子的回答总是多种多样，有天马行空，也有脚踏实地的；而中国的孩子中有一半会摇头说不知道，另一半会挥舞着小拳头告诉你说想上北大、想上哈佛。“好不幸！”钱志龙感叹说，“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批评孩子，外面的环境就是这样，他们的家长就是这样。”
2012年，钱志龙回国了。2013年，他加入中国传媒大学，负责培训学院所有国际教育、培训及交流合作项目，把他所知道的真正的留学告诉中国的家长们。在美国做校长的时候，经常有家长来跟他讲述他们自身的经历。钱志龙把那些故事称为“学霸家长的切肤之痛”。曾经有一位家长这样对他哭诉，“我的孩子看上去真的很优秀啊，上的伯克利大学，读的国际金融，拿了一份白领的工作，有着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是感觉这个孩子已经不再是我的孩子了。全家吃火锅的时候他要吃披萨，全家回国的时候他不愿意回国，好不容易拉回了国他也是满眼的嫌弃，满嘴的批评??”钱志龙认为这样的孩子就是失掉了最本质的东西—中国心。他说：“现在的许多国际学校不过就是一所坐落在中国的外国学校，其宗旨就是让中国的孩子去迎合他们，去被同化，这样的教育是顾此而失彼的。”
家长们想让孩子早点去上国际学校，一方面是想让孩子早点“脱离苦海”；另一方面可以早点进入国外的教学体系，将来留学出国会更顺畅。钱志龙理解这个逻辑背后父母的苦心，但他觉得这个逻辑过于简单和片面化了。他认为家长们只看到了硬币的正面，而硬币反面的代价却被忽略了。孩子的英语虽然流利了，过着所有西方的节日，养成西方人的生活习惯，非常自信、自由、充满了想象力。但代价是什么？他们对中国的一无所知，他们对中国的美好无从了解，他们对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不感兴趣。“这个代价可能不容易被量化，但最后必会成为中国家庭的不可承受之轻。”钱志龙如是说。
“我们不挑孩子，但是挑家长”
钱志龙曾经在文章中谈到自己与培德书院的相遇，他用的词是“终于有一天”。2014年的一天，钱志龙“终于”遇到了培德书院，他的灵魂和理念像一列特殊的火车终于驶上了合适的轨道。钱志龙说他虽然是培德书院的校长，但是培德书院也让他成长。在培德，校长不仅仅是校长，老师不仅仅是老师，家长不仅仅是家长，孩子也不仅仅是孩子。整个学校暗合了道家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一个理念，两位校长，三位一体。一个理念是“根深中国，盛开国际”，两位校长分别是钱校长和曾校长，两人分别代表西方的和东方的视角和格局，而三位一体就是老师、家长和孩子三者完美合作、协调统一。而道和万物，便是由初衷来，到希望去。
聊到老师、家长和孩子的统一时，钱志龙略显激动。他说，“我首先要好好感谢家长，是家长们的信任给了我无穷的信心，让我义无反顾地去做这件事情。”培德书院不挑学生，但挑家长，不仅仅是要付得起学费的消费者，而更是需要志同道合、愿意一起探索实践的同行者。钱志龙将家长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觉醒型，他们的教育观点与培德价值理念完全合拍；第二种是苏醒型，是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但还未找到出路的；第三种是装睡型或沉睡型，是还没想清楚教育的核心目标是什么，他们也听不进素质教育的理念、把“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套用在教育问题上。而显然培德希望录取的是第一类，想帮助的是第二类家长。
在教师的培养上培德也下了非常大的功夫。钱志龙引用了梅贻琦先生的话，“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培德书院培养了一个个梯次的老师，老师在授课之余也有很多的留白时间，可以更好地去充电和自我成长。他们首先学习孩子要学的茶道、书道等雅文化课程，举手投足之间形成培德统一的行为标识。这样，孩子们只需跟着大人一起成长，被老师的言行耳濡目染，既学到了知识，又养成了心性，保存了觉知。
在培德，孩子不仅仅是学生。孩子从天然的环境中感受自然、从传统的礼节中学会知止敬虔，他们赤子的心灵往往能够最快地感知到这些无形的知识，在这方面，他们比大人有更好的感知力。而老师的作用，就是把孩子们的感知秋收冬藏，梳理好他们的赤子情怀再以理性的方式告知他们，最终和他们一起成长。钱志龙在为大家斟上一杯茶之后淡然地说，“要让孩子知道，泡茶奉茶是一件多么优雅，多么风雅的事情，不刻意，不做作，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温度，谦卑和服务他人的种子就悄悄埋下了。”
“慢慢来，可能后发先至”
在“更高、更快、更强”的21世纪，培德提出“求慢、求难、求少、求拙”的治学态度，是有点考验家长心量和胆量的。“求慢”体现在培德的农耕和木工课上，课程的目的不是要孩子学会农耕或木工的技能，而是要让他们以眼观心、体悟自然，花很长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他们可以更好地体悟二十四节气，理解匠人精神，在漫长的过程中他们学到的是一种情结、一种领悟；“求难”是一种相对于过度鼓励的态度，不给孩子一人发一枚奖牌，也不鼓励与其他同学去攀比成绩，只是不断的去提示他还有可以增进的细节，时间上并不着急，但每天争取都做一个新的更好的自己；“求少”是教会家长和孩子不拿一种吃自助餐的心态去对待知识和课程，以耳濡目染代替塞填灌输，吃饱但不吃撑，学校给了孩子许多留白的时间，孩子学会更自主地决定他们想要学什么，并且让他们把吃到的东西都能有效地消化；“求拙”的第一层意思是让孩子少一些小聪明、小伎俩，因为小聪明会耽误大智慧。另外学校让孩子回归本真，认识事物最真实的面貌，不把学校打扮的五彩斑斓，让他们以赤子的灵魂感悟生活的本道，然后更好地回归自己。
在国内现在被扭曲的普世价值观里，在当代急功近利的教育体制中，家长也难免会担心孩子将来吃亏或落后于人。从这里毕业的孩子走出去该怎么办？他们能否适应社会竞争？会不会因为受挫而一蹶不振？钱校长承认孩子在走出培德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不适应，所以我们也从小就开始培养他们的生存能力、批判性的思维能力，乃至面对挑战时的抗挫力。钱志龙说，“我们并没有让孩子生活在绝对安全的真空里，而是让孩子更好地了解竞争的本质。在未来世界，考试第一绝对不算赢得了人生。”
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钱志龙也谈到了了他对私立学校的理解。在美国，私立学校并不把自己叫私立学校，而叫独立学校，那么什么叫独立呢？钱志龙引用一位退休的老校长的演讲，“第一，它可以独立于社会正确或不正确的价值观；第二，它可以独立于政府英明或不英明的教育政策； 第三，他可以独立于家长们正当或不正当的诉求。”一所独立学校，一所敢于做一些尝试的实验学校，能够生存下去，能够有持久生命力的唯一可能就是坚持这三个独立，不然，你就会被家长绑架、被普世价值观绑架，那就做不成了。”
可能正是这种另辟蹊径、与众不同的坚持，也让钱志龙对工作、对生活感到无比的快乐。他每天迫不及待的赶去学校，回家后还是牵挂着孩子们的生活点滴，这些快乐是培德书院给他的，也是在教育之路上追奔梦想给他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种“求慢、求难、求少、求拙”的精神不仅仅影响了孩子们，也让钱志龙和培德书院的每一位工作者都深深受用。不忘初心的钱志龙，正是以这种方式诠释着年少时的梦想。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高中毕业的时候，虽然钱志龙获得了北大的保送名额，但是当时改革大潮毫无预警的涌来，他的父母成了上海第一批的下岗工人，根本交不起北大区区1500元的学费。这个关键时刻，他的高中班主任施开来老师，在自己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帮他支付了北大四年的学费。说到这些钱志龙不禁有些哽咽，“那些学费我早就连本带利还给老师了，可有些东西是一辈子也还不清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钱志龙小学、初中和高中经历的三位好老师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大爱的种子，他在美国转了一大圈最终回到故土，回到教育的起点，偶然中其实也有一种必然。钱志龙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投身教育的初心就是想把当年那些好老师传递给我的温度继续传递下去。培德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也就是要在每一个孩子心中埋下感恩的种子、种下爱的希望，有了这两样，无论将来面对怎样风雨，他们的生命都将会充满成长和治愈的力量。”
本文原文在《留学》杂志2016年第3期上“总编对话录”栏目发表
钱志龙博士简介
培德书院国际学校总校长
道禾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中国学中心（TBC）董事会董事
惠灵顿（中国）国际学校理事
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学术顾问
第二篇培德书院国际学校:培德书院
培德书院
父母成长传习会第一会 07/13 人师与教育的奥秘
一位教师说，请给我们讲讲教育。
他说道：
没有人能够启悟你们，除了原先已在你知识曙光中半睡半醒的事物。
走在圣殿阴影下、行于其追随者中的导师，传授的不是他的智慧，而是他的信念和爱。
如果他的确睿智，就不会命令你们进入他智能的堂奥，而是引导你们走向自己心灵的门户。
因为天文学家能向你们讲授他对太空的理解，但却无法赋予你们他的感觉。
音乐家能为你们唱出响彻四方的旋律，但却无法赋予你们捕捉这旋律的耳朵，或回应这旋律的歌喉。
精通数学的人能谈度量衡的领域，但却无法将你们引向那里。所以一个人想象的翅膀不能借给别人。
Kahlil Gibran 纪伯伦
培德书院《父母成长传习会第一会》
传习会内容含：学校教育、父母教育新观念、文化教育、国际教育等……，共七次传习会。
7月13日 第一会
将由台湾道禾教育基金会、书院、实验学校幼儿园、小学部、中学部；北京德泮书院、教育馆创办人；北京培德书院执行长
曾国俊先生谈《华人教育下一步？第一讲》
台湾教育专家 颜于玲女士探讨《家庭教育对孩子学习的影响与实践方案分享》
如果你也与我们一样关心中国教育的下一步与孩子未来的教育，欢迎您参与培德书院《父母成长传习会第一会》，让我们一起共学共享，迈步前行，走出一条华人文化教育迎向世界的大道。
日期：7 月13 日
时间：14:30 - 17:30
地点：朝阳区草场地艺术区46D
素元设计公司二层
报名与预约专线：132-4116-8381 袁老师
注意事项：
因场地之故，《父母成长传习会第一会》仅针对家长开放，提醒爸爸妈妈请勿带您的孩子一起参加，不便之处还请见谅，谢谢。
第三篇培德书院国际学校:钱志龙：中国味的国际教育还是国际化的中国教育？
演讲嘉宾:培德书院国际学校总校长钱志龙博士,去年11月份因为一场《熊掌和鱼》的演讲红遍整个国际化教育圈子。钱博士说,他只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以一个教育者的身份亲历了东西方教育20多年的视角,做了一个“略带偏见”的当代中西方教育的比较。
以下为钱志龙博士的演讲内容:
今天很高兴过来,因为在座的这些被邀请的学校都是我最爱、最认可的学校。刚才安校长提到了去年11月份我做了一场《熊掌和鱼》的演讲,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以一个教育者的身份亲历了东西方教育20多年的视角,做了一个“略带偏见”的当代中西方教育的比较。当时一位热心的家长把我的PPT拿去做成微信,一下子就疯了,两个月之内就传播了一千多万次,有三四百个盗版和转载。
当时有两种声音,大部分人算是跟我同时代的吧,有很多共享记忆,说挺客观的,很有共鸣。但也有一些人说你明明是一个保送北大的学霸,为什么要反咬一口,大肆批判中国的教育。我做了几个澄清和更正。第一,我并不是体制内教育的受益者,而只是个幸存者。很多孩子跟我付出了一样的代价和辛苦,并没有得到我一样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第二,我用相对典型的例子形成鲜明对比,不是为了打压和踩低中国的教育,而是希望用这种反差去唤醒大家对教育基本问题的思索。第三,我批判的是以应试教育为纲的当代的教育,因为办学目标出了问题,教学方法和评量方式出了问题,而中国教育的本质和内容,是毫不逊色于西方的。
所以,为了更加清晰的表明我的立场,我又做了一场演讲叫“古典中式教育与西方教育的不谋而合及殊途同归”。其实我当时在美国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需要引用很多西方的教育理论,现在的教育界是被西方教育家主导的,Piaget啊,Vygotsky啊 。我们经常引用他们的教育理论,但很多时候把这些理论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你会感觉似曾相识,你再把它翻译成古汉语的时候,会发现原来几千年前孔子、孟子已经说过了,而且说得更精准,更优雅。
归根到底,跟核物理不一样,教育不是一个门槛很高的科学。它也不是真的像我们坐在这边的华山派、少林派,这些掌门人在一起,有很有门户界限和差别的行业。好的学校里好的东西其实是差不多的,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学校的东西,他可能在另外一个学校也会看得到。大道至简,只要你真正的尊重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尊重了孩子成长的基本规律,在座这些学校你去任何一所,只要你进的去,都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后来我觉得还不够,又做了一场演讲,因为很多家长觉得三千年前的东西离我们有点远,那我们就看近一百年,我们就回到民国时代。读读民国教育史会发现其实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真正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他们一百年前说的那些话放在当今的现实、当今的教育圈子里面仍然是字字珠玑,振聋发聩的。回过头再看这些相貌英俊,学贯中西,大气早成的教育家们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先上的私塾,打的国学底子,青年时期再留洋,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然后再回到中国,开创了中国当代的教育。
现在家长问我有关教育的问题,他们通常只关心孩子上哪个学校比较好,哪个学校的国际课程更好,孩子报考的大学排名多少,学什么样的专业更容易找到工作,说得难听一点,都是些狗苟蝇营的问题。我有时候反问他,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问一问你的孩子最喜欢什么,他的热情和梦想到底是什么。他能够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做些什么。可能这就是大师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区别。
有些家长说钱先生你讲的东西太遥远了,跟我的关系不大,你太理想主义了。好,即使我收起北大人的嘴脸,我们不谈理想,不谈家国,我们就谈一谈到底什么是国际化?到底什么是国际化的教育?全球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我个人的理解,是一群人,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带他们自己的母语,带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习惯聚在一起,彼此互通有无,互相欣赏,这才是国际化的真正的价值。
我真的很担心有一个局面发生,很窘迫的局面。就是当一个中国的孩子,非常不错的孩子,去了美国留学(课程),上很好的学校。有一天他在一个国际化的社群里面,当有人问他:You are from China,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 country? Oops, I know nothing about it. 你是从中国来的,跟我说说你的国家吧?不好意思,我对它一无所知,因为我从小就上的国际学校,我从小说着英语(精品课)长大。这种文化身份认同感的缺失其实真的是一件蛮丢脸的事情,如果你不能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只是英文说得不错,没人会真正欣赏你。
我也回顾了一下我自己发展成长的历史,我发现我三十出头在美国加州硅谷做一个国际学校的小学校长,不应该是因为我的英文说的比他们母语者还要好吧?不应该是因为我的学历比较高吧?那时候我还没拿到博士学历。归根到底董事会四轮面试最后全票通过决定聘用我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看中的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可以带去一个美国校长带不去的东西。
2012年,我抱着在美国学到的宝贝,结束九年留洋生涯回到中国,开始辗转找寻适合我的土壤,我的用武之地。在体制内的教育圈,我格格不入,撞的头破血流；去大学,我发现想要出国的学生急功近利,家长们觉得钱能够搞定一切；在国际教育圈,虽然是如鱼得水,我也是摆脱不了我刚才说的那种遗憾。我们的孩子讲着非常流利的英文,过着所有西方的节日,享受着Burger 和 Pizza,对中国,对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越来越失了兴趣和情感的连接。
而那些国际学校也不是特别看好我,他们更希望请一个长得像David 和Malcolm 这样的校长。我不服,为什么呢?他们做的事情我都会做啊。有一个董事长终于有一天说了一句大实话,长成那样的校长,家长们一般不敢惹。那倒是也有些道理,那就算了。
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了培德书院,一所非常与众不同的学校。在北京后沙峪罗马湖畔,一所美轮美奂的校园,带着浓浓的中国风。我见到了创办培德书院以及培德书院的母校台湾的道禾实验学校的曾国庆先生。当时他穿着一身布衣唐装,我当时是西装革履,我们俩坐在一起很像保皇党和维新派要打架的感觉。但结果我们不但没有打起来,而发现我们要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默契度非常高,而且是取长补短,各有所长。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断了根,所以我们不得不从台湾借回火种来,把曾先生台湾20年的经验带到大陆,希望它能够在北京接上它的地气,长出属于中国大陆的东西。
第一次来我们学校参观的人都会说怎么一点不像一个学校,好象一个美术馆、博物馆、民俗文化馆,那就对了,我们就是这样规划学校的。环境是孩子的第三位老师,尤其是在萌学阶段,孩子们不是靠教出来,而是靠熏染出来的。而且我们想要熏染的东西是一个中国孩子,一个东方的孩子该有的基本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标准。在一个优雅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所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在所有人都在谈高效、高速、高产的时候,我们提出求慢、求难、求少、求拙的办学理念,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把这些东西字面翻译成英文给老外看,他们说你这是什么邪教组织的口号?在跨文化传播领域,这个叫文化缺省,Cultural Vacancy,这些是东方人才有的东西,我们自己才能明白的东西,你翻译不了。即使翻译也得用一个故事去解释。
我们有读经课,每天早上诵读30分钟的经典,他们不光是读《弟子规》、《三字经》,而是读《四书五经》。来参观培德客人走进教室,一看是繁体字,竖版,很多字都不认识,然后就脸上三根线,逃出去了。你真的想来参观我们学校,我建议你7:30来,《菁Kids》的主编来拜访我们两次都错过,最后第三次他们准时7:30来,听一听7、8岁儿童朗朗的读书声,《四书五经》的读书声,是一种享受。你会说,嗯,这才是中国的学校。
琴棋书画诗香茶,这些都是基本的中国元素,不是我们指望把孩子们一个个培养成古琴大师或者是书法家,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通的,他们找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一个通道,他可以深进去,再长出来,他可以长成一个带着中国人文气息的知识分子。这是我们并不那么急功近利的一种期待,是一种熏陶,由艺入道的熏陶。我们这代人从小是用很廉价的学生用笔,拿旧报纸写毛笔字。为什么我们现在都不写毛笔字,就是当时的感觉让我觉得很Low。我们的孩子,不管几岁,用的是大抓笔,用的是宣纸,最好的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让他们觉得,写毛笔字,学习书道是件很快乐、很风雅的事情。
在我们的六艺手工作坊里,孩子们可以为他们全家打造专属的筷子。把方的磨成圆的,再把圆的磨成方的,这不就是在学几何吗?他们用双手,以此得来的经验知识远比从课本中学到的套装知识记忆更深,更贴近生活。通过长时期每年的手作的方式,孩子们培养的是耐心,审美,以及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我们也教茶道,很多人觉得茶道很装,但是茶道不同于茶艺,不是要穿得美美,用昂贵的茶具,做秀场的东西。我们学的是生活茶道,让喝茶成为孩子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要死记硬背那些关于茶的知识和分类。他们通过泡茶,奉茶的整个过程,学到了敬虔知止,学到了谦卑,学到服务他人,那这节课就没白上。
我们拜天祭地,有四季庆典,并不是要复古,也不是要让我们孩子穿越回汉朝,虽然我今天因为隆重,穿的稍微有点穿越(笑)。我们的本意是希望孩子们理解中国人不是没有敬畏心的,中国人不一定有宗教但是有信仰的一群人。我们学会感恩,学会敬畏。淮南子有云: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谁说中国人不环保?只是当代的中国人忘记了而已。
我们孩子每天先不上课,先种地,每天的农耕课是他们的第一节课,让他们先感受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什么意思。我们学校的泔水桶,我可以担保是全中国最小的泔水桶,因为我们没有浪费。孩子们因为劳动,知道了珍惜。我们诺大校园只请了两个阿姨,孩子们不农耕的时候就跟着老师一起洒扫教室。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我们的操场没有奥林匹克尺寸的塑胶跑道,我们操场故意设计成不平坦的,有坡度的,孩子们可以光着脚丫跟真正的草皮进行亲密互动,运动量只会更多,不会更少。他们在和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学会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他们也会跌倒,我事先告诉家长们孩子们肯定会跌倒,会受伤。但只有他们跌倒了才能学会爬起,3岁的时候这一跤不摔,10岁会摔得更惨,10岁这跤不摔,30岁再摔将一蹶不振。受伤的过程当中,孩子们自然学会了保护自己。从3岁就开始爬树的孩子,不会从树上摔下来,相信我。
我们不会去买任何昂贵的绚丽的套装的塑料玩具,我们让孩子们从小溪边、山野里找到他们能玩的玩具,培德的孩子不会哭着喊着让妈妈给买乐高玩具,因为他们在大自然中能找到所有他们玩的玩具。
我们的山水学课,既不是登山,也不是郊游,甚至不要求老师们刻意的去教孩子们记住每棵树的名字。我们每两周就有一次全天的山水学课,我们的口号是“一年一座山,一年一条河”,不是要孩子们去征服一座座高山。我们希望他们从四季的变化中去感悟大自然的力量,拜自然为师,跟自然对话。有些时候,全程是禁语的,我们希望孩子们不要像我们这些手机没有电了就惶惶不可终日的大人们一样, 我们希望孩子们从小学会独处,培养与自己对话的能力。
培德吃的是有机蔬食,我们有全北京甚至全中国最有机最健康的食堂,因为学校食堂是由我们的家长来料理的。这些会持家的妈妈们,能用最低的价格找到最好最有机的食材。妈妈、奶奶们亲自下厨帮着厨师一起给我们全校80多个孩子70多个大人们做两餐两点。做饭的人心中有爱、有温度,吃的人是能感觉到的。消费有机食物本身不是为了炫耀你的消费水平,更多时候我们在教育孩子什么是有机食物,教育他们,我们人类在消费地球的时候,为地球带来多少的伤害,这才是有机生活的根本内容。
我们也知道现在的教育出了很多问题,但大多数时候不能怪学校。我在美国做了三年小学校长,开除过三个孩子,至今历历在目,耿耿于怀。他们其实是无辜的,8,9岁的孩子哪有什么坏孩子?都是因为家长的离异、分居或教育理念不同,造成孩子无所适从,人性人格的分裂,成为大人不幸的投射,成为他们的牺牲品。真正需要教育,需要帮助的有时候不是孩子,而是我们大人。所以培德书院打出“三代塾”的概念,大人跟孩子一起学,一个书香门第的形成不是你把学费往这一搁,把孩子往这一仍,回头来收货就可以了。这不是淘宝店,就算今天是双12,我们不负责送货。教育是要你做父母的亲自参与,跟我们并肩作战的。你交多贵的学费,也不能把自己当成是消费者,而是我们学校的同盟军,这是我们对家长们的要求,他们在签录取通知书也签一份家长志愿者协议书,每人每月至少6个小时。
有人说你们的学校那么复古,那么传统,何谈国际化?刚才华校长和我已经把国际化的定义给大家解释非常的透彻了,国际化不是有外教,讲外语(课程)就是国际化。我们聊的是国际大事,用的是国际化视野去看问题,这些都是国际化的元素。而且,其实我们非常国际化,我们在幼儿园给每个班级配了一个中国主教,一个助教,一位艺术教师和一个外教。外教的工作不是教英文这个科目,而是用外国人的身份,以母语者的身份陪着这些孩子一起长大。像欧洲的孩子生来就能说3,4种外语一样,我们给孩子创造一个天然的双语的成长环境。我不会去在那么小的年纪去考他的词汇量和语法,重点是这些孩子们对英语和中文有相同的亲近感和安全感。他们不会怕说英文,不会觉得跟外国人说话很紧张、很害羞,他们从小就见过这个世面,真正的国际化是让孩子们觉得自在。
最后,培德书院地方很小,我们年纪也很小,但是我们梦想很大。因为这里至少聚汇了三个男人的梦想。董事长李亚鹏先生的梦想是要光复盛行中国千年的书院文化,我们的执行长,台湾教育家曾国俊先生的梦想是让华人教育在世界教育之林占一席之地。我的个人梦想是希望把西方教育的精华融入到中国的教育实践中,让我们的孩子可以不用付出母语和文化母语的代价去获得一张所谓的世界竞技场的入场券。不管他们将来拿什么颜色的护照,在哪个国家定居,他们都可以很自信,很自豪的站在世人面前,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讲他们自己的故事,讲中国人的故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