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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政府经济学]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实际上，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的研究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提出的许多观点和思路应该说也是极有价值的。
一、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定义
对于公共政策，学者们多从行政学或政治学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例如，行政学的鼻祖，美国学者伍德罗。威乐逊（Woodrew Wilson）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1]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受国外公共政策研究发展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国内学者开始更多地使用公共政策这一概念。
在经济学的论著中似乎很难发现有关公共政策的定义，经济学家也很少在公共政策的定义上发生争论，但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每一个原理都与某种公共政策有一定的联系， 经济学家无疑也是最关心公共政策的一群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在他那本脍炙人口的《经济学》序言中就提到：“经济学首先是一门活跃的、发展的学科。在每个时代，它必须解答正出现的难以理解的事物，并与公共政策的当前困境作斗争。”[2]
虽然，经济学家们十分热衷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其实并没有公共政策的位置。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尽管都十分重视政府公共政策问题，但通常都是将它作为经济成长的一个外生变量来对待的，或者将它视为一种给定因素可以被省略或剔除掉。也就是说，政府实施公共政策对经济过程影响虽然重要，但它毕竟是一种外来的干预。正是因为在需不需要、需要多少这种外来干预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才会有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针锋相对的旷日持久的争论。
应该说，新制度经济学对此的分析却有独到之处。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在经济分析中，没有制度因素和制度变迁的进入不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作出满意的解释。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人们过去只注意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自然要素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后来发现，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这些要素的增长速度，于是人们开始关注技术，把这种超过的部分说成是技术的贡献。但通过对技术变化过程的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变迁，同样也受到某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因素就是制度。制度不仅推动了技术的变迁，而且在促使人们认识到技术变迁所蕴含的潜在利益方面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专利制度、政府资助研究与开发的制度等，都是技术变迁的重要原因。所以，制度是经济增长和发展更为优先和更为基本的因素。可见，政府的公共政策不仅不应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外生变量，而且从现代的观点看，公共政策还是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的内生变量。
按照舒尔茨的解释，制度是一种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经济规则，即凡是用来规范人类活动的规则就是制度。所以，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于个体和集体选择集的制度安排结构。”[3]公共政策不过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制度（institutional），而且通常是一种与非正式制度相区别的正式制度。因此，制度分析的基本原理同样也适用于公共政策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公共政策就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在一定时期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通过政策成本与政策效果的比较，对社会的公私行为所作出的有选择性的制度安排。在这一定义中，我们之所以强调政策成本与政策效果的比较，是因为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和值不值得承受。这就是说，一项好的公共政策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美好的设想，而要取决于这种公共政策的成本社会是否可以而且应该承担。
二、公共政策经济学分析的原因
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会热衷于公共政策的分析呢？如果说，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分析本身就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政策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是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其他方面的公共政策，如一些社会政策、政治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等，为何也成为了经济学分析的热门领域呢？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首先，实施任何公共政策都会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因而必然面临着利益选择问题，而利益的权衡取舍正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是一门有关决策的科学，它要研究人们如何作出交易决策；如何在工作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如何决定投资和储蓄等。在经济学中，经常会举出“大炮和黄油”的例子，分析人们如何在加强国防和提高生活水平之间作出的选择。而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其实也是政府对各方面的利益权衡取舍的结果。如果公共卫生资源是既定的，政府将更多的钱用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时，就要减少对其他方面的卫生投入；政府控制环境污染而对有关企业实行管制时，虽然会使人们享受到清洁的空气和水源，但却会减少企业所有者和工人的收入。所以，公共政策的运行机理通常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
其次，经济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而且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将各种经济政策纳入其分析范围。例如，经济学可以通过农产品供给和需求弹性的分析，对政府实施的农产品保护政策作出评价；可以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出发，对政府的就业政策提出建议；可以根据拉弗曲线，对政府的税收政策提出批评等。实际上，经济学分析与政策分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很难将二者绝然分开。所以，曼昆说：“当经济学家努力去解释世界时，他们是科学家。当经济学家想要改善世界时，他们是政策顾问。”[4]虽然，经济学中涉及的主要是政府的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的逐步成熟，显然会增强经济学家将它们运用于其他领域的信心，即使是那些看似与经济活动并不相关的领域。经济学家常常坚信，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学科能像经济学那样适合对公共政策进行缜密的研究。
再次，随着现代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经济学家们在不少过去被认为经济学无法涉足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研究成果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会进一步激起经济学家对涉及面极广的公共政策的研究热情。例如，经济学家利用著名的公共选择理论证明了存在着一个与一般商品市场极为相似的“政治市场”。在政治市场中，选民们是消费者，他们的需求要靠民主体制生产的产品来满足；而政治家的职能则如同市场经济中企业担负的职能一样，他们要把公众的需要理解成是集体产品并寻找供应这些产品的各种途径。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也假定，政治家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不像企业那样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选票最大化。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正如现实经济不大可能出现完全性的竞争市场一样，民主政体有时也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对社会需要作出反应。这就是说，正如存在着市场失灵一样，也存在着政府失灵。既然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在政治领域取得成功，用它来分析教育政策、科技政策、公共卫生政策同样也应该得心应手。
最后，经济学家们热衷于公共政策的分析当然还与他们希望显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有关。实际上，“几乎没有哪一个负有使命感的社会科学家甘愿与公共政策的制订无关。”[3]4经济学家当然更是如此。作为经济学家，常常有一种“经邦济世”的使命感，自然不能不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倾注极大的热情。虽然经济学家在提供公共政策的方案上常常不能让人满意，以至于美国总统杜鲁门曾为此而烦恼，希望“找个独臂的经济学家”，以免他在判断问题时总是说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学家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和范围毕竟要超过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在美国，从1946年开始，总统一直得到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指导，而且还从许多政府行政部门的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建议，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帮助设计税制；劳工部的经济学家分析工人和求职者的数据，以帮助制定劳动市场政策；司法部的经济学家帮助实施国家的反托拉斯法。[4]31在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经济学家也十分活跃，在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经济学也在这些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政府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医疗卫生经济学、规制经济学等。
三、公共政策经济学分析的逻辑
为什么需要有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产生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公共政策有其存在的理由，公共政策的限度如何界定。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任何制度的产生和选择都是人们对其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的结果，人们选择的依据是某种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净收益。比如，科斯在分析企业的起源时认为，企业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企业产生是因为企业降低了交易费用。如果没有企业这样一种制度，而按照市场的方式来组织各个环节的生产，必然会使交易费用大大提高。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企业在组织各个环节进行生产时，其交易成本已大于以市场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就说明企业的规模已经过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其规模不可能无止境地扩张。
科斯曾举过一个著名例子：一个农夫忽然有了一个新的牧牛人邻居，从此他的庄稼就总是被牛啃吃。习惯的思维认为：政府或其他组织应该出面阻止牧牛人的“不作为”。但科斯指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或很低，市场会解决这个问题。也许农夫付钱给牧牛人让他停止放牧；或者相反，牧牛人付钱给农夫，让他停止耕作。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取决于粮食和牛肉的相对收益比。但是，不管结果怎样，都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这个例子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产权问题都需要由政府公共政策来解决，关键在于选择某种公共政策时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在很多情况下，由市场来解决可能效率会更高。
由此可以推论，公共政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选择公共政策来解决问题，较之于由市场或企业自行解决问题，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较低。正如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许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之下时更是如此。以可能影响许多从事各种活动的人的烟尘妨害问题为例，其行政成本可能如此之高，以致于在单个企业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能的。一种替代的办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不去建立一套有关各种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调整的权利的法律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以及什么是必须遵守的。”[5]可见，按照科斯的观点，政府的公共政策只是一种在市场、企业解决问题时社会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替代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和实施一定的公共政策可以降低这种社会成本。反过来说，如果一项公共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成本比市场、企业自行解决问题时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还要高，这种公共政策显然就是无效率或负效率的。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公共政策要受到成本和收益的制约，其范围必然会有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公共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有些公共政策之所以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公共政策可能超出了它的限度，是一种多余的或过度的公共政策。科斯认为，“假定由政府通过行政机制进行管制来解决问题所包含的成本经常很高（尤其是假定该成本包括政府进行这种干预所带来的所有结果），无疑，通常的情形是，对带有有害效应的行为进行管制的收益将少于政府管制所包含的成本。”[5]15根据科斯的观点，当政府的公共政策的收益低于其成本时，这种公共政策就不应被采用。这时解决问题可以利用市场，也可以利用企业，或者什么也不采用。
可见，公共政策的限度可以用制度均衡来描述。所谓制度均衡就是现有的制度供给在可选择的制度安排集合中是净收益最大的。此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公共政策，其限度或者说其实际供给的约束条件，就是制度供给的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等于制度供给的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这就是说，如果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说明公共政策还可以进一步扩展，以获得潜在的外部利润；如果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则说明公共政策已经超出了限度，某些公共政策已是多余的，或者一些过时的和无效的政策仍然空占其位。
当然，如何具体界定公共政策的限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似乎也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公共政策是直接针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产生的，所以，具体确定公共政策限度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正如科斯所说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般都有过高估计政府管制的优点的倾向，但这种观点即使成立，也只不过是建议应减少政府管制，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分界线应定在哪里，似乎必须通过对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际结算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尽管如此，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政策的分析仍是十分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阐明了公共政策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市场失灵和企业失灵并不是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充分条件。如果公共政策不符合上述逻辑，即使出现市场失灵和企业失灵，也并不意味着必须用公共政策来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伍启元。公共政策（上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4.
[2]（美）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四版）[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1.
[3]（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92.
[4]（美）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9.
[5]盛 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4.
篇二:[政府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复习资料
《政府经济学》复习资料
第一章
一、名词解释
1、政府经济是一种与企业、个人经济活动相对应的经济行为，即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配置及其宏观经济管理。其中，政府财政分配及其提供公共服务在政府经济活动中居核心地位。(0707考)
2、政府经济学是专门研究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配置及其宏观管理规律的学科。
二、单项选择题
1、政府经济的主体是(A)
A、政府B、企业C、个人D、行业协会
2、政府经济的依据是(B)
A、道德劝说 B、社会公共权力 C、财产所有权 D、法律制度
3、政府经济的目的是(A)
A、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B、追求商业利润 C、满足官僚享受 D、维护阶级统治
三、多项选择题
1、政府经济学的学习方法包括(ABC)
A、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B、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
C、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 D、矛盾的分析方法
2、政府经济的形式主要表现为(ABC)
A、政府收入 B、政府支出 C、宏观经济管理 D、政府间转移支付
四、简答题
什么是政府经济,如何理解政府经济,
政府经济，是一种与企业、个人经济活动相对应的经济行为，即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配置及其宏观经济管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政府经济:(1)政府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各级政府(2)政府经济的客体是参与部分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分配，并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3)政府经济的形式主要表现为政府收入、政府支出以及宏观经济管理。(4)政府经济的依据是社会公共权力。
第二章
一、名词解释
1、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在有些领域不能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达不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也就是达不到经济学所讲的“帕累托效率”。 (0701考)
2、竞争失灵: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也称之竞争失灵。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市场往往达不到完全竞争状态，而是存在垄断，即不完全竞争。至于垄断的具体情况，还可进一步划分，主要包括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
3、信息的不对称:通常是指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易的双方，由于所掌握的信息量不相等，不能有效开展公平竞争，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扭曲。
4、社会公平:是指社会成员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
5、经济公平:是指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
6、自然垄断:有时也称之为天然垄断，是与某些商品和劳务自身的特点有关，即这类商品和劳务在由一家企业提供时其成本比由多家企业提供时低，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具有明显的自然垄断特征。(0707考)
7、洛伦茨曲线: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人们通常用洛伦茨曲线衡量收入差距，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状况。洛伦茨曲线由统计学家洛伦茨提出，用累积的一定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与这部分人口所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来表示。
二、单项选择题
1、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下产品的供给量和价格，与最优供给条件下的供给量和价格的关系是(C)
A、供给量偏高，价格偏高 B、供给量偏高，价格偏低
C、供给量偏低，价格偏高 D、供给量偏低，价格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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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部正效应指的是(D)
A、社会净收益大于个人净收益，产品产量偏低
B、社会净收益小于个人净收益，产品产量偏高
C、社会净收益大于个人净收益，产品产量偏高
D、社会净收益小于个人净收益，产品产量偏低
3、政府履行资源配置职能是使资源利用在(B)
A、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或内移动 B、生产可能性曲线内移动
C、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动 D、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移动
4、我国现行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是(B)
A、公平与效率兼顾 B、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C、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D、公平与效率相机抉择
三、多项选择题
1、下列项目中属市场失灵的领域有(ABC)
A、公共安全 B、医疗卫生 C、法律秩序 D、个人计算机
2、政府失灵的原因包括(ABCD)
A、政府决策信息的有限性 B、市场及主体行为控制的有限性
C、对政府机构控制的有限性 D、政治程序实施中的有限性
3、政府履行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目标包括(BCD)
A、干预、调节国民经济运行 B、物价稳定
C、充分就业 D、国际收支平衡
4、政府经济活动的效率要求包括(AB)
A、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资源的配置效率
B、政府通过对市场和微观经济行为调节，引导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C、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安全性 D、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合意性
5、公共资源的特征有(AB)
A、稀缺性 B、使用不受限制 C、充足性 D、使用受到限制
四、简答题
1、如何认识市场失灵与政府经济的必要性,
1、一般而言，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在有些领域不能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达不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政府凭借社会公共权力介入市场失灵的领域，强制性地矫正市场失灵的根源。
2、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有哪些,(0807考)
2、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收入再分配(2)经济稳定和发展(3)资源配置
五、论述题
1、怎样认识收入差距与公平、效率的关系,
1、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关系。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描述了收入的分布情况。对于收入差距有个量的问题，一方面市场的效率要求必然会产生收入差距，另一面，出于对人们有关收入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的要求，又要求政府将这个差距维持在人们意愿的范围之内。即基于对公平和效率的综合考虑，收入差距既要满足效率的要求，又要防止差距过大对公平带来的冲击。政府决策时可形成公平与效率的不同组合，如我国目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
2.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有限性。(0801考)
1. (1)政府决策信息的有限性。
(2)市场及主体行为控制的有限性。
(3)对政府机构控制的有限性。
(4)与立法机构协调的有限性。
必须展开来写，见教材35页
3(论述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二者的不同政策组合。(0701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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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考 理论联系实际，论述政府经济活动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0807考) 1. (1)公平。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阶级，以及不同的个人，都有不同的公平观。一般指人们从既定的概念出发对某种现象的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效率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中投人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能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产出成果，就称之为资源配置效率高，反之，称之为效率低。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2)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又具有一定替代关系。基于对公平和效率的综合考虑，收 人差距既要满足效率的要求，又要防止差距过大对公平带来的冲击。
(3)政府决策时可形成公平与效率的不同组合，如我国目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 还有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策选择，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选择等。
第三章
一、名词解释
1、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消费的非排他性、效用的可分割性、消费的强制性特征。一般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和个人来提供，主要由政府来提供。
2、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向一个额外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成本为零。消费者对某一物品的消费，不会减少或影响其他消费者对同一物品的消费。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并不对生产成本产生影响。
3、俱乐部物品:可能发生拥挤的公共物品，布坎南称之为"俱乐部物品"。当消费人数低于拥挤点时，该物品是非竞争的，而当消费人数超过拥挤点时，这种物品的消费就变成竞争的。
二、单项选择题
1、下列商品中性质属纯私人物品的是(C)
A、道路 B、教育 C、皮衣 D、医疗卫生服务
2、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在消费量上的区别是(A)
A、社会总消费量=每个消费者的个人消费量。
B、社会总消费量=每个消费者的个人消费量之和
C、社会总消费量>每个消费者的个人消费量之和
D、社会总消费量每个消费者的个人消费量之和
3、在公共物品提供的过程中会出现(A)
A、免费搭车的问题B、逆向选择问题
C、委托代理问题D、劣币驱逐良币问题
4、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分析中，个体是(D)
A、价格接受者和产量调节者 B、价格接受者和产量接受者
C、价格调节者和产量调节者 D、价格调节者和产量接受者
三、多项选择题
1、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区别在于(AB)
A、消费的非竞争性B、消费的非排他性 C、消费的竞争性D、消费的排他性
2、混合物品包括(ABCD)
A、无排他性或弱排他性，但有一定竞争性的物品
B、有排他性，但非竞争性的物品
C、可能发生拥挤的公共物品 D、无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物品
3、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形式总的来说有(ABC)
A、私人的完全供给 B、私人与政府的联合供给
C、私人与社区的联合供给 D、政府和社区的联合供给
四、简答题
1、简述公共物品的公共供给方式及其理论依据以及其他供给方式。(0801考)
1、公共提供是政府通过税收方式筹措资金用于弥补产品的生产成本，免费为公共提供产品，用于公共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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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萨缪尔森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实现排他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因此，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比市场方式即通过私人提供具有更高的效率。
此外，公共物品还可以通过混和供给、私人供给等方式供给。
2、简述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可能性。
2、当公共物品满足下列条件的时候，由私人供给公共物品便存在可能:
(1)私人供给的公共物品一般应是准公共物品。
(2)准公共物品的规模和范围一般较小，涉及的消费者数量有限
(3)在公共物品的消费上必须存在排他性技术。
(4)有一系列制度条件来保障
第四章
一、名词解释
1、外部效应: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外部性)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有益的影响(收益外部化)称为外部经济性，或正外部性;有害的影响(成本的外部化)称为外部不经济性，或负的外部性。
2、庇古税:在存在外部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向有关企业或个人课以相当于他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的罚款或税收，外部成本就成了有关当事人的内部成本，他们在决策时就会考虑到这些成本，从而避免效率损失。由于这一纠正外部成本的方法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首先提出的，所以又叫做庇古税。(0701考)
二、单项选择题
1、外部效应的产生是因为(A)
A、产品和劳务的成本、收益绕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他人的利益
B、产品和劳务的成本、收益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他人的利益
C、产品和劳务的成本绕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他人的利益
D、产品和劳务的收益绕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他人的利益
2、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是(A)
A、交易成本为零或很低 B、交易成本很高
C、交易价格很低 D、交易价格很高
3、下列属于科斯定理解决外部性办法的是(C)
A、征税B、财政补贴C、排污权交易D、排污收费
三、多项选择题
1、下列行为属于生产外部性的有(ABD)
A、兴修水利 B、治理环境污染 C、沿街居民在自家阳台上养花 D、安装路灯
2、非市场方式解决外部性的方法有(ABC)
A、罚款或收税 B、财政补贴 C、公共管制 D、产权界定和保护
3、通常情况将外部性分为(ABCD)
A、生产的外部经济性 B、消费的外部经济性
C、生产外部不经济性 D、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
四、简答题
1、什么是公共资源问题,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1、公共资源有着如下两个特征:一是资源的稀缺性、一是其使用上不受限制。由于使用上不受限制，没有人对新加入使用者造成的外部效应负责，使得公共资源的使用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小于个人收益，进而造成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资源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产权归属不够明确.
2、阐述科斯定理的含义、意义及局限性。
2、科斯定理的含义是:在产权明确、交易成本为零或很低的前提下，通过市场交易可以消除外部性。“科斯定理”强调产权的重要性，认为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关键是界定和保护产权。只要产权已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拥有产权都能带来同样的资源最优配置的结果，这可通过双方之间的谈判自然地实现，产权赋予不同的人，只是会带来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同。科斯还认为，即便外部效应涉及到多方，即使不把公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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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权赋予单个的一个人，市场也可以自动地纠正外部效应。科斯定理”的结论，是建立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基础上的。然而，市场交易中存在成本，这是不容忽略的事实。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
第五章
一、名词解释
1、公共选择:一般是指在政府经济活动中，如何通过政治程序决定公共物品生产、供给等问题。其基本原理是，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用于非市场的政治领域。
2、直接民主:是指社会成员以投票等形式，直接参加公共物品生产和供给决策，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事务管理。
3、投票悖论:在投票选择中出现有悖于日常逻辑推理的现象。如在A、B、C三个方案中，A和B选择，A以2:1的票数获胜。在B和C的选择中，B以2:1的票数获胜。然而，在A与C的选择中，C又以2:1的票数获胜。因而，无法确定最后获胜的方案。如果根据一般的推理，A优于B，而B优于C，则一定是A优于C，而上例中的结果是C优于A。(0801考)
4、票决循环:在投票选择中出现的无法选择最优方案的现象。如在A、B、C三个方案中，A和B选择，A以2:1的票数获胜。在B和C的选择中，B以2:1的票数获胜。然而，在A与C的选择中，C又以2:1的票数获胜。因而，无法确定最后获胜的方案。如果根据一般的推理，A优于B，而B优于C，则一定是A优于C，而上例中的结果是C优于A。如果上述配对投票能一直进行下去，则会出现A和B选择，A获胜，B和C选择，B获胜，A与C选择，C获胜，B和C选择，B获胜，??，这样不断循环下去，出现了“票决循环”的现象，但无法在A、B、C三个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
5、阿罗认为，一般来说在多数原则下，要找到一个满足民主社会公共选择所有标准的集体决策规则是不可能的。不能指望一个民主社会能够做出一个前后一致的决策。该结论被称之为阿罗不可能定律。
二、单项选择题
1、公共选择理论的创立者是(B)
A、马斯格雷夫 B、布坎南 C、费尔德斯坦 D、维克塞尔
2、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对象是(A)
A、政府决策 B、企业生产决策 C、个人消费决策 D、劳动者劳动决策
3、对于一个公共产品提供量有高、中、低三种选择，A、B、C三个人的偏好如下:对A而言----高>中>低，对于B而言-----低>高>中，对于C而言-----中>低>高。这三个人中偏好属于多峰偏好的是(B)
A、A B、B C、C D、B和C
三、简答题
1、简述中位选民理论的内容。
1、所谓中位选民，是指他的偏好落在所有选民偏好序列的中间。中位选民理论是说在多数裁定原则下，假定选民的偏好是单峰的，则选择的结果是由中为选民的偏好决定的。 2、简述阿罗不可能定律的内容。
2、在多数规则下，一般来说，要找到一个满足民主社会公共选择标准的规则是不可能的。不能指望一个民主社会能够做出一个前后一致的决策。该结论被称之为阿罗不可能定律。
四、论述题
在直接民主制度下，试分析全体一致原则和多数裁定原则的利弊。
在直接民主制度下，全体一致原则的优点是，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应，也可达到林达尔均衡。即每个社会成员都按照其所获得公共物品边际效益的大小，来承担自己应分摊的税收或费用，公共物品供给量可以达到最具效率的水平。但其缺点是该原则存在两个问题:(1)假定人们在投票时是诚实的，每个人都能真实地表露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要;(2)找到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税负分担比率可能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与全体一致原则相比，多数裁定原则下存在对少数人利益的损害，构成一种决策成本，特别是在简单多数原则中更为明显。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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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政府经济学]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谈谈性交易应否合法化
（按：“MPA”是“公共管理硕士”的简称，为在职非脱产硕士研究生，其学生来源大部分是在职公务员。《公共经济学》是他们的必修课程，其内容是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分析政府的行为与政策。本文的作者不愿透露姓名，故隐去。） 2014年，东莞市首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扫黄行动。紧接着，作为紧挨着东莞的邻居同时也是广东省会的广州市当然也不甘示弱地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大规模扫黄专项行动。而我，作为**区公安分局的一名人民警察，也被抽调到了这个专项行动中。在这次行动中，我们打击查处了许许多多的涉黄场所，也抓获了大批卖Y女（在下文我会统称为性工作者）、嫖客及“皮条客”（即性工作者与嫖客之间的中介人）。表面看起来成绩斐然，但实际上我们却发现，各个场所在被查处并勒令整改过后等风声过后又会重操旧业，而各城中村中的“站街女”及招嫖卡片更是屡禁不止……因此，在行动过后，我一直在思考到底在中国应不应该实行卖Y合法化呢？在学习了公共经济学里的一些相关理论后，我试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个人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而“人会作选择”是经济学上的“惯例”。每个人所做的选择都是为了在局限的情况下给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性工作者作为一个“自利人”，面对从事卖Y这一行业的风险，如：感染性病、不孕不育、被法律处罚、被歧视等等，但其仍然前赴后继地加入此行业，即使被抓捕处罚后释放了还是会换个地方继续进行。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在这些性工作者的认知中，卖Y所能获得的利益比其面对的风险成本要高。同样道理，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人、有稳定工作固定收入的人都不会成为性工作者，因为在她们的权衡中，卖Y的收益减去风险成本后的净收益并不是其在当前条件状况下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所以，除非是强迫卖Y，否则从事卖Y行业应该是一个“自利人”在其现有的认知中对自己当前处境和发展方向所做的一个“利益最大化”选择。 其次，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简单来说，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和供给产生市场，而市场的存在并不会因为法律的禁止而消失。卖Y行业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纵然中国明文规定了卖Y嫖娼违法，但色情行业市场仍然在城市的阴暗面蓬勃发展着，甚至在一些城市（如东莞）更是成为了众所周知的“秘密”，很多时候政府对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我们可以看看东莞市的色情行业发展历程：80年代以来，东莞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了大陆连接港澳台的一个中转站，为港澳台资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东莞瞬时成为了“世界工厂”，由于全国各地前来打工的工人、常年离开老婆孩子来东莞投资的台商、港商及谈生意的人集聚于此，这些正值壮年的男人必然会有大量的性需求，于是东莞的色情行业便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并自主地根据不同价格的需求划分成不同层级的市场，即使政府时有打击，但由于需求和供给旺盛，东莞的色情行业一直长盛不衰，发展至今，东莞已俨然成为了“中国性都”。东莞的例子也是中国现在很多城市的发展缩影，随着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业化的推进和城镇化的发展，全国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打工，卖Y行业的存在也使部分单身或者夫妻分隔异地的性需求得到了合理的宣泄渠道。 最后，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说。交易费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所提出，是指达成一笔交易所要花费的成本，也指买卖过程中所花费的全部时间和货币成本，包括传播信息、广告、与市场有关的运输以及谈判、协商、签约、合约执行的监督等活动所花费的成本。后来经过张五常教授的发展，从广义上来界定交易费用，其范围确实很广，它还包括律师、金融制度、警察、经纪人、企业家、经理、文职员、佣人等的收入，也就是说，除了那些与物质生产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成本以外，所有可想到的成本都是交易费用。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卖Y合法化与否所造成的交易费用的差别。首先，政府打击卖淫行业的成本有多大呢？潘绥铭教授在其著作《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一书中“禁娼的成本有多大”一章中提到这样的数据：“从1982 年以来，被抓获的嫖娼卖淫者已经达到210 万人次。在全国12亿人口中，这210 万人次只不过占到0.18％；在全国城市人口中也不过占到0.44％；即使只计算15 岁到55 岁的“性活跃期”内的城市人口，也仅仅占到0.73％。1993 年在华中某城市的边缘地区，为了打击个体旅店中的嫖娼卖Y活动，1 名公安人员和两名联防队员总共花费了68 个小时，使用了“蹲坑”（守株待兔）、跟踪、取旁证等多种方法，才证据确凿地抓获了两个嫖客和1 个暗娼。也就是说，为了证据确凿地抓获一个嫖娼卖Y者，平均需要一个公安人员有效地工作7.5个小时。如果按照笔者1994 年对总人口的调查，那么在南方那个600多万人的大城市里，就有大约12 万人实际上参与过嫖娼卖Y或者类似的活动。这就需要警察工作近90 万个人工时，才有可能把那里的嫖客与暗娼基本抓光。也就是说，必须有375 个警察，别的什么都不干，全年满负荷地工作300 天，专门去抓才行。可是实际上每年只有251 个法定工作日，所以需要450 个专职的、全力以赴的“风化警察”。按照当地1993 年的平均工资水平，仅仅在这一个城市里，国家每年至少要拿出600 万元，才能支付这种专职警察的工资，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经费和设备费用。”请注意，这些数据仅仅是1994年的，而且仅仅提及警察方面，事实上真正投入其中的人力物力远超于此，况且现在的卖淫行业对比其时更是远远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政府而言，打击卖Y行业需要相当大的“交易费用”，而获得的结果却是收效甚微。而对于性工作者来说，政府的打击使得她们要付出巨大的转移成本和精神负担成本，同时她们中的许多人也不得不依附于一些从事非法活动的娱乐场所甚至黑社会，这样她们也要为此付出很大一部分的信息费用或者“保护成本”。在2014年的行动中，我在给多起卖Y嫖娼案件做笔录的时候也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即嫖资中的大部分最终落入的是娱乐场所或者“皮条客”的囊中，而性工作者自己只能获得剩余的小部分。而对于嫖客来说，由于色情行业的非法性决定了其缺乏政府的监管，即色情行业的经营场所不可能像常规的餐饮场所那样拥有政府颁发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公示》，而色情场所或者“皮条客”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自然也不可能时常让性工作者到正规医院体检，而由于这些信息的不透明性，嫖客会有很高的风险感染性病，这实际上也是嫖客付出的“信息费用”。相反，若卖淫合法化，政府会节省很大部分本用于扫黄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通过颁发特许经营证及将卖Y行业纳入税收，也可以给政府财政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而由于政府的适当介入，色情行业经营场所规范化，既减少了黑恶势力滋生的温床，也为性工作者的人身权利提供的一定的保障，还可以通过监督强制每隔一定时限对性工作者体检，大大降低性病传播的风险。 综上所述，从事卖Y行业是性工作者作为一个“自利人”在相对理性地判断了当前处境而做出的选择，我们对此应该给予尊重；色情行业是市场根据供给和需求关系产生的，并不会因为政府的禁止而消失，甚至从一定角度来说，它是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禁止卖Y所需要的“交易费用”远远比卖Y合法化要大，而且收效甚微。所以，我认为，正如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既然卖Y行业这个市场已经存在而且无法根除，那我们的政府何不转变一下思路，试将其合法化呢？反对将其合法化的人最担心的问题应该是道德沦丧，然而中国古代一直对此也是持开放宽容态度，却也未见中国的传统礼仪道德就因此崩坏沦丧啊。我们可以参考中国古代或者是现代其他国家对色情行业的法律政策，实行卖Y非罪化、强制许可制度或者界定红灯区等，将这个看似洪水猛兽的大敌驯服成能提供羊毛羊奶的绵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