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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新故事]现代文明礼仪的小故事
程门立雪 程颢、程颐兄弟俩都是宋代极有学问的人。进士杨时，为了丰富自已的学问，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跑到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后来程颢死，他自己也有40多岁，但仍然立志求学，刻苦钻研，又跑到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 于是，他便和他的朋友游酢一块儿到程家去拜见程颐，但是正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坐着假睡。这时候，外面开始下雪。这两人求师心切，便恭恭敬敬侍立一旁，不言不动，如此等了大半天，程颐才慢慢睁开眼睛，见杨时、游酢站在面前，吃了一惊，说道：“啊，啊！他们两位还在这儿没走？” 这时候，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了，而杨时和游酢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
有记者访问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教授，您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儿学到的呢？”，“在幼儿园。在那里，我学到了令我终身受益的东西，比如说，有好东西要与朋友分享，谦让，吃饭前要洗手……”我们完善自己的文明修养也一样，并非一定要有什么了不起的举措，而是要从身边吃饭洗手这些小事做起。养成文明的习惯，使文明的观念从意识层次进入无意识层次，使文明贯穿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从小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很多同学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文明礼仪。可是看见校园中随处丢弃的饭盒，饮料瓶，听着某些同学口中吐出的脏话，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呢！难道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么？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自己却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社会教育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这“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就要告别不文明的行为。 ＝＝＝＝＝＝＝＝＝＝＝＝＝＝＝＝＝＝＝
我们不必埋怨这个社会的文明水平不高；不必怨艾自己的力量太单薄，对社会的影响不大。试想一下，面包里的酵母不是很少吗？可是，单凭这一点酵母，不是就把面包发起来了么。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应该做这个时代的酵母，让自己的酵素，在这个社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同学们，让我们行动起来，“新世纪新时代，新国家新文明”，不要让文明下，不要让文明只在纸上出现，要让它活跃在我们当中，让文明无所不在，让我们做文明的主人，让“文明与我同行”！
我们需要文明生活 六年级 王炳相 常言道：“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可是，我却给妈妈当了回老师，而且用我的实际行动影响我们全家。用妈妈的话说，我不仅改变了妈妈，而且通过改变妈妈，改变了妈妈周围的人，包括她的同事。 事情追溯到前年冬天，天气已经非常冷了。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我们全家乘车外出看电影。因为奥运会官员到北京考查，北京的街头到处都摆着各色塑料花卉，冬日里让人感到了一丝暖意。我们在车里吃着零食，听着音乐，惬意极了。快到东直门时，妈妈将装有废物的垃圾袋顺着车窗就投向外面，我急忙制止已来不及。我要求爸爸把车开回去捡起垃圾，可妈妈说车已经无法返回，再说路上车那么多，如果回去的话撞车怎么办？妈妈甚至说下次改掉也就罢了。可我坚决不干，最后爸爸终于把车开了回来。妈妈找回了扔掉的垃圾。虽然耽误了好多时间，但全家都认为我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回家的路上，机场高速路两边的树上挂着好多不同颜色的垃圾袋，全家人都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从此以后，我们全家人都以实际行动成为“讲文明、护环境”的大使。上周，我们全家去爬香山，赏红叶，带了好多食物去野餐。野餐之后，大家分别将垃圾收好，背着下山，到有垃圾桶的地方才扔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家里再也不用我监督，都会自觉所为。妈妈更是用实际行动让我感动。她经常会在公共场所将地上的垃圾捡起，扔进垃圾桶。 讲文明、讲礼貌，需要的是人人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我们是国家的小主人，我们有义务去帮助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去学习文明、实践文明。因为我们今天有了丰富的物质生活，更需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成为强大的、高度文明的国家，文明才能受到更多人的敬仰。 有一次，我在电视里看到欧洲文明古国德国，在号召全国人民讲文明、讲礼貌，找回日耳曼民族古老的礼仪。同时，举例讲了一个老奶奶经过马路，路上虽然只有她一个人，但她依然等红灯变绿灯才走。老奶奶回答说：“我怕楼上的孩子们看到后，以为红灯是可以通行的。”我把这个故事送给所有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你们的言行对我们是多么重要，当您有不文明的行为时，想想您的孩子吧！想想我们是古老的文明古国吧！ 我要用亲身经历的这件小事告诉同学们，我们的言行也是可以影响改变大人的！不信你试试吧！让我们都成为讲文明懂礼貌的中学生吧！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更美好，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强大。
二：[文明新故事]巫术·科学与文明 科学的新故事
巫术·科学与文明 科学的新故事作者：（波）雅各布·布朗诺斯基
出版日期：1991.02
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
页数：196
所属分类：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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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术、科学与文明
科学的新故事
三：[文明新故事]陕西的新故事
“我喜欢浏览异地的夜色。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北方小城，三十万男女白天奔忙在大街小巷，夜晚就在那一孔一孔绿的红的蓝的粉红色的的窗帘里头蜗居，于是就创造出这个北方小城不同于北京和广州的独自的色彩和氛围。哦！这是金关市的夜色。”
这段话来自陈忠实1986年的小说《到老杨树背后去》，读到它时，王向荣正在我电脑里唱道：“三十里的鸣沙四十里的水，五十里的山路看妹妹”。王向荣被称作陕北歌王，我在电视中见过他的样子，有一张戏剧化的面孔，透着过人的精明和倔强。
对我而言，陈忠实和王向荣在这个夜晚交汇了，此时，我正坐在榆林市航宇路的伊威大酒店的432房间里，一边喝汉斯啤酒，一边阅读、听音乐。
这是奇妙的体验。如果两年前，读到陈忠实的这篇小说，我会嘲笑他的语言上的陈旧笨拙，对城市一厢情愿的理解，更不会耐心的去听王向荣的那种粗犷、并偶尔艳情的抒情，来自陕北的、被红色意识形态和张艺谋电影所夸张的陕北符号——信天游、腰鼓、窑洞、黄土高坡和白羊肚头巾——都让我觉得粗糙，不正是这些农民式的审美在20世纪后半叶侵蚀了中国，将江南所代表的精致、敏感扫除一清。1940年代初的延安的思想教育模式，不正是将那些来自上海、南京、北京的知识青年，塞进了黄土中清洗他们的头脑，很不幸，这些不仅是黄土，还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教条。
但是，这个夜晚，我感觉自己情绪的逐渐转变。我强烈的想理解，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到底拥有一个怎样的内心世界，他们对于生活拥有何种想象。
我来到陕北一周了。最初的目的是如此的明确，也充满了成见。在西安向北550公里的榆林地区，是全球最大的煤产区，就像伊威大酒店门口的城市简介上所宣称的——榆林是“中国的科威特”。在过去三年中，因为煤炭价格的暴涨，这里盛产暴发户。地下沉睡的黑色矿石，长期不被人们所珍惜，每个乡村都曾有自己的简陋的矿井，人们爬到井下，采出煤块，用来取暖、修葺猪圈、厕所，在雨天铺垫泥泞的道路，如果城里的亲戚需要，可以随意拉走。但现在，它的每吨价格上涨到将近300元，每一块如今闪烁着人民币的光辉。那些昨天还在卖豆腐，赤着双脚的人，因为无意中拥有了煤矿，今天就变成了亿万富翁。他们操着鼻音浓重的陕北话，在北京、上海、西安购买成单元成单元的住房、把车展上的新品一抢而空。在榆林狭窄的街道上拥挤了名车，突然涌入的金钱，改变了人们的内心。
但当真的开始在榆林住下，和那些身经这些变化的人交谈时，就意识到这种理解多么表面化。就像我对于榆林的沙漠的印象，她始终有一种错位感。
毛乌素沙漠的确像是海滨浴场的沙滩，它不是试图吞噬城市与村庄，而是默默的忍受城市的扩张。这辆丰田ＰＲＡＤＯ在榆林城的西沙开发区行驶了十几分钟。成片的混凝土楼房，化工厂的烟囱、六车道的公路、被刷成黄色的吊臂车、铲土机，四处可见，它们日渐延伸的地方，在十年前都是一片黄沙。我们的车绕过水塘，开进了黄沙之中。植被依旧随处可见，沙柳、臭柏、低矮的杨树、杂草，它们掩盖着黄沙。车停下来，我意外的发现，从前我们都说绿洲点缀在沙漠中，如今却是沙漠被包围在植被中。这两平方公里的黄沙，像是被掉队的士兵，它随时被新力量所吞噬——它可能继续延伸的工业大道，也可能是植被自由生长。毛乌素沙漠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温顺，它宣称自己是沙漠，却储存在大量的地下水，在过去的六天里，它还不间断的经受着降雨，不管多弱小的植物都敢于挑战它的冷酷，我看到了５公分高的杨树联成一排了，突兀的生长在沙面上。雨后的下午，蓝天白云，四周空旷，穿过一片杂草和梯田，你可以看到铁路桥和通向包头的省道。这一小片的沙漠，变成了榆林城的玩具，就想那些大城市的游乐场和动物园。它提供安全的新奇感。它适合于恋人的到来，黑夜在此观察星空，喝啤酒，听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
这种错位感也发生在这些暴发户身上，很多人带着尊敬的口气谈起高乃子，他是陕北最著名和最神秘的人物之一，据说是个彻头彻尾的粗人，因为他经常把自己的名字写成“高刀子”。每个人都在谈论他，并且都拥有自己的版本。但是，大多数人的口气平静，他们相信高乃子拥有一种过人的品质，他对朋友忠诚，对别人慷慨，这种忠诚与慷慨，使得他变成了阿甘式的人物，在过去五年煤炭业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中，获取了斐然的成功。他的个人财富在５年的时间里激增到或许６０亿。这些数字不置可否，但他肯定是陕北的能源奇迹的化身。
就像海湾国家可能陷入“石油的诅咒”一样，今天的陕北也可能陷入“煤炭的诅咒”。他们通过挥霍储存上万年的能源（它也属于自己的子孙），而获得迅速的繁荣，并被这种繁荣所毒害——他们缺乏动力去创造真正的社会进步，而满足于不劳而获。他们还可能污染掉未来几代人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矿区的神木、府谷的富豪不正不断外迁到西安和其他大城市吗，他们期待自己的子女生活在另一个地方，而不是故乡。
但除去这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我越来越期待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与情感的连续感。“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也许陕西不利条件最多”，曾是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的领导者的O.J.特德在1938年写道，“的确，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个大财富，50年前的回民起义（1862—1873年）以后，她就如同其地图形状一样，像个要死的乞丐无力的躺着。”
我不知道，今天的陕西人读到这段话作何感想。一般情况，他们喜欢将自己的地图形容一个“跪着的兵马俑”，而非“要死的乞丐”。历史变化总是充满着不测，六朝古都的西安曾是中国最强盛时期的象征，到了1930年代初，它所在的省份却成了最落后与多灾多难的地区，接着它又变成了中国革命新的起点，而如今它的故事却是一段新的暴富。
只有我踩过了汉中、西安和榆林这三个城市的土地时，我才真正意识到陕西的复杂性。关中平原将陕西省一分为三，关中是最富裕的地区，是中国北部和中亚之间的天然走廊，它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而穿越过秦岭之后陕南则是另一个世界，它像是四川，而不是北方中国。而陕西北部则在漫长的岁月里都是贫瘠的代名词，或许正式这种贫瘠使得它收容了远到而来的红军，一直到1945年之前，这里的共产党军队，表面看起来和明朝末年的李自成的起义军没有太多的区别——他们都鼓动那些贫困者，起来抗拒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他们也都容易在底层人民中寻找到同盟者。
在过去三十年中，陕西像所有的地区一样，经历着城市化、商业浪潮、社会变革，这些新力量的席卷。或许因为贫困得太久，又拥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传承，她的转变更带有某种标本意义。就像她在文学上的表现，来自陕北的路遥、关中的陈忠实、陕南的贾平凹，像是中国人内心变化的三面镜子，在他们身上，城市与乡村、人与土地、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总是特别显著。
“一孔一孔绿的红的蓝的粉红色的的窗帘”，是陈忠实的城市想象，就像路遥的小说里永远是乡村男孩对城市女孩的渴望，或是贾平凹即使试图在书写城市，写出的也是一个物产更丰沛的乡村……他们摆脱不了那股土地的味道，但是他们同样传递了各自定义的希望、梦想与尊严。
对于我试图了解的煤矿老板也是吧，你可以嘲笑他们的品位不佳、思维的单调，但是他们试图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渴望却是真诚的——尽管在此刻，美好的标准常常就是昂贵。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你看到他们身价过亿，却仍旧保持着从前的吝啬和土气，他们少年时代是这样的，今天也仍旧如此，他们的出手阔绰，经常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像我的很多计划一样，最初的命题很快就演变成了一个过分宏大的计划。我期待对于陕北的探究，拥有更丰富的层次。它不再是一群暴发户的故事，而是一代人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所做出的真实反应。我喜欢赫尔曼•黑塞的这句话：“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他自己，他还是世上诸多事件相交汇的一点，这个交汇只有一次，而这一点独一无二，意味深长，卓越超绝。”
我即将准备描绘的故事就是榆林市几位年轻人的故事，他们是陕北的新故事。这个故事也会提到很多陕西的历史与人物，记忆与现实，它们共同构造这些年轻人生命的交汇点，使他们既独一无二，又蕴涵了整个时代的颜色、声音与味道。
